四、受命危难——中俄伊犁改定条约谈判

中俄双方虽然都做了战争准备，但并非不存在以谈判解决争端之心。而且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害怕战火燃起会对他们国家在华利益造成损失。但是让中国接受《里瓦吉亚条约》，英国又不甘心，一向与俄国争夺在华利益寸步不让的英国，采取了暗中支持清政府修改《里瓦吉亚条约》以箝制俄国，同时压迫清政府不要“走极端”，通过对俄的让步以求和平解决争端。就这样，在西方列强，尤其英国的影响下，中俄两国确定了重开谈判，改订前约的方针。

清政府中了解国外情况又善长外交谈判的人才实在是凤毛麟角。李鸿章一向是清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重用的大臣、但他极力主张接受崇厚所签条约，不能委派。在出使外洋的官员中郭嵩焘资望最高，但因出使三年受到诬谤，归国后不问朝政。历史的重任就这样落到了曾纪泽身上。

曾纪泽当时任英法公使一年多了，以临事谨慎，不惧不燥，了解西方情况而著称。当他于 1880 年 2 月接到了清政府任命他为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改定《里瓦吉亚条约》时，感到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向他袭来。他深知担当此任的艰巨和处境的困难。

困难之一，《里瓦吉亚条约》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虽然清廷没有最后批准，但作为中国的谈判代表已签字，俄国沙皇已签字，并且俄国民众及其它国家都已知道。现在要废除不用，重新讨论，对一向狂妄自大的沙皇将是沉重的一击，使他感到受了侮辱，他岂能善罢干休。困难之二，英、俄两国一向表面友好而背后相互猜疑，两国在华利益之争越来越厉害。现在曾纪泽以英、法公使兼任使俄大臣身份前去谈判，凡事不顺利时，俄国人亦会怀疑是英国在背后指使，无形中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困难之三，对于派曾纪泽出使俄国担此重任，清朝官员褒贬不一。有支持他的人，如左宗棠、张之洞，更多的是表示怀疑，如李鸿章认为派他去是“殊欠斟酌”。还有人甚至提出，曾纪泽平日与西方关系好，总是宣传西学，让他去谈判怎么能胜？只有杀了崇厚才能使曾纪泽畏惧。

面对来自各方的困难和压力，曾纪泽没有逃避，毅然接受了任务。他决心克服重重困难，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辜负国家对他的重望。

伊犁改定条约的谈判是否能取得成功，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是关键的一环。曾纪泽将英、法公使的各项工作做了妥善安排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中俄谈判前的准备工作中。

曾纪泽首先仔仔细细地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俄、英、法三个国家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俄国因前一段时间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虽然取胜但人力财力都有很大损耗。尽管它对中国作了战争准备，一般不会贸然发动战争。为了探听俄国的虚实，曾纪泽想方设法利用他在巴黎、伦敦的各种关系收集情报。他从伦敦政府官员那里得知，对已经签订的《里瓦吉亚条约》重新议订，俄国的内部有分歧：“布策诸人虽坚持各条不肯放松，而俄国皇帝与其外部丞相吉尔斯实有和平了结之意。”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新疆，左宗棠手握重兵严阵以待，

使沙俄感到，既使打起仗来，他们也不一定会胜利，那样既丢了伊犁也丢了许多在华利益。

英国与俄国在新疆长期竞争，不希望俄国在华势力过度膨胀。清政府拒绝《里瓦吉亚条约》符合英国利益，但不希望中俄开战，英国对华贸易占它整个对外贸易的 75．5％，如果发生战争，必然会使英国受到严重影响。

法国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中俄战争会使俄国将兵力从欧洲调向中俄边界，从而放松了对法国宿敌德国的牵制。

曾纪泽了解到这些情况，就巧妙地利用英、法、俄三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借助英、法制造舆论，使当时国际舆论都倾向于谈判桌上解决中俄争端，使俄国感到无形的压力，不愿招来各国的不满，同意接待曾纪泽，重订新约。使事情向着有利于中国方面发展。

曾纪泽的第二步工作是仔细研究有关伊犁问题的资料，确定谈判的具体方案。

曾纪泽找来有关伊犁地区所有地图、资料，中俄有关伊犁交涉的文件，仔细研究了伊犁的历史和地形地貌。经过反复的思考，他认为这次谈判主要在划界、通商、赔款三个方面进行。在三方面中权衡利弊（bì），划分边界是最重要的，边界一旦划分将永久不变，因此应当特别慎重，并当全力以赴，百折不回地争得利益。通商条款次于划界，因为通商条款可以随着形势改变，只需要将中国权益过分丧失的部分加以修改。与前两条相比，赔款所占份量最轻，如果更改边界对中国有利，只能对赔款适当增加。深入研究了谈判内容，曾纪泽对谈判的结果大致有了估计：“此事纵办得顺遂，大约界务稍有更改，则兵费不能不加。商务系俄人所最看重者，必不能全行驳改。”经过曾纪泽的多次反复说服，清政府基本确定了收回伊犁、酌情允许通商、增加赔款的方针。其目的就是在对俄国作一些让步的基础上，减少损失，收回伊犁全境，换回部分主权。

曾纪泽的第三步准备工作是尽量减少谈判的障碍。

曾纪泽建议清政府对崇厚的治罪不要太重。因为“惩使愈重，则辱俄愈甚，改约愈难”。谈判的目的是争取改约，而缓和中俄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有利于在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清政府听从了曾纪泽及英、法等国的建议，在曾纪泽到达俄国之前，将崇厚“暂免斩监侯罪名，仍行监禁”。为中俄谈判扫除了一点障碍。

曾纪泽授命于危难之际，可是他勇于克服困难，在短短的三四个月中，积极筹划谈判准备，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为他最终出色地完成使命奠定了基础。

对于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总理大臣们没报太大希望。他们承认，曾纪泽赴俄改定条约的谈判难度超过崇厚数倍，即使总理大臣处理该事，也未必得心应手。因此，在曾纪泽赴俄谈判出发前密电他：假如谈判不顺，可以暂缓讨论，待以后再商议。可是曾纪泽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样做俄国也不会默然的废除《里瓦吉亚条约》，并且对中国不利，中国重兵屯在伊犁边境，进退不能，边界一天定不下来，国防就一天不能稳固。主张在通商条款上酌情让步，争取收回伊犁全境。他满怀信心地赴任，曾给即将离任的公使邵友濂写了一首送别诗，表示自己要“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曾纪泽知难而上，是何等伟大的爱国精神！后来在谈判改定条约的日子里，他就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挽回了部分损失，维护了国家利益。

1880 年 7 月，曾纪泽带领一行人到达俄国。到俄后的第一件事，是向沙皇递交国书，以便确定他的驻俄公使地位，然后才能开展重订条约之事。俄国对曾纪泽的到来态度冷淡，俄国外交部长格尔斯对递交国书一事，直拖了两个星期才安排曾纪泽与沙皇会面，与接待崇厚相比差之千里，可是曾纪泽并不放在心上。

作为外交官曾纪泽不仅谨言慎行、不卑不亢，而且还思维敏捷，能言善辩。

中俄双方代表在初次会谈中，俄外交部长格尔斯、驻华公使布策等人“面冷词横”，用带着轻蔑的神情说崇厚是“特派头等使臣，全权使宜行事”，你曾纪泽只是二等公使，不称全权大臣，那么“头等所定，岂二等所会改乎？” 俄代表用这样的语言拒绝与曾纪泽商谈。曾纪泽义正词严地回答：“使臣无论头等二等，均无可以故违其国家之意而专擅自便者。订约必侯批准，自是天经地义。”布策等人被驳得哑口无言，又开始历数中国加罪崇厚，增兵设防都是错误的，声称“势难再议新约”。对于这样的开端，曾纪泽早有准备，他料到会谈开始肯定要为难他一番，但只要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和平改约是能够实现的。

曾纪泽善于在艰难的谈判中灵活地运用策略，以重订条约减少损失，侧重边界问题为原则。

在会谈之初，曾纪泽了解到俄国认为中国对崇厚治罪，是“引为大辱”，以后将崇厚的罪由“斩监侯”减轻为监禁，“疑为暂缓论决，更不满意”。曾纪泽感到赦免崇厚的罪名，与他谈判能否成功密切相关。为了能在谈判之初营造一个较好的气氛，他在三天内三次电告总理衙门，清朝廷准许赦免崇厚。8 月 12 日，清政府宣布将崇厚免罪开释，顾全了俄国的颜面，对会谈起到了作用，俄国同意正式与中国就《里瓦吉亚条约》的修订举行会谈。

在正式会谈之初，曾纪泽没有把在国内与总理大臣们商议的改约条款和盘托出，他想了解俄国对和谈的真正意向后，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谈判。因此对中国改约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也是谈判起来不容易达成协议的内容全部提出，比如：全部交还伊犁；塔城、喀什噶尔边界按照原来的边界划分；领事只能增加嘉峪关一处等。但是在措辞上有的地方稍有改动，比如：塔城和喀什噶尔边界，虽然照原来的划分，如果确实有不能确定的地方，两国派官员去勘察确定。对于有些内容，在国内商量时没有涉及的，为了有利于谈判，曾纪泽就自行添上，比如：俄国在《里瓦吉亚条约》中侵占伊犁以西等地是为了安置移民，曾纪泽就提出准备与俄商量安置移民的方法。另外，还有许多运用灵活的策略的地方，比如：有的改约内容，在开始会谈时暂时不提出，而笼统的以“其余小处，应俟大端商有头绪再议”，而埋下伏笔。

尽管曾纪泽很有策略地提出了中国对修订条约的意见，格尔斯等俄方代表还是非常不满意，说：“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8 月 25 日俄政府召开专门会议，研究新的对华政策，会议确定三条原则：一，保持《里瓦吉亚条约》的基本原则，只能就其中的部分谈判；二，俄国可以放弃特克斯河流域，但中国必须增加赔款或调整另外地区的中俄国界；三、坚决要求中国人尽快了结一切争端，限一个月内结束谈判。谈判一开始，曾纪泽就陷入困境。格尔斯指责说：先前派头等钦差签订的条约，中国都不重视，这样的行为使俄国难堪而且受了损失。因此，拒绝和曾纪泽谈判，另派布策到北京直接与清政府谈判。沙俄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给“中国政府一个教训，是对

它拒绝批准在这里缔结的条约的惩罚”。于是，沙俄单方面中断了彼得堡谈判。

沙俄的行为，给曾纪泽在俄谈判增加了新的困难。当时，清政府得知布策要到北京谈判，惊恐万分，他们最怕那些带着枪、坐着船直接到北京的外国代表，中国的官员是“谈洋色变”，列强们看准了清政府的致命弱点，就用这点来进行威胁，使清政府妥协。果然，清政府为了达到在俄进行谈判的目的，大大降低条件，指示曾纪泽，只要与俄国议定的条款内容在《里瓦吉亚条约》的十八条之内，将来报奏清政府就能批准。而这样一来，使曾纪泽原来设想的通过谈判收回伊型全境及尽量减少中国损失的初衷难上加难。

曾纪泽的坚韧不拔精神，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格在这场艰难的谈判中充分显示出来。

1880 年 9 月，曾纪泽到俄外交部要求召回布策，并让俄放心“但有可让之处，我必酌量相让”。看到曾纪泽的新姿态后，俄外交部官员热梅尼认为“侯爵（指曾纪泽）和他的政府确实有和解的希望”。陆军大臣米留金也认为：“清政府真是被我们的作战准备和外交家们的建议吓坏了，非常愿意在彼得堡结束谈判，并赋予曾公使以最广泛的权力，只求不把谈判移到北京。” 俄政府见对清政府的讹诈奏效，就同意召回布策恢复彼得堡谈判。

10 月，中断了 2 个月的谈判复会，沙俄代表非常清楚曾纪泽的处境，不时地以曾无缔约全权，派使者到北京谈判作为讹诈手段，妄图使曾纪泽屈服，作实质性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换回已失去的权益，谈何容易，每谈一步对他都是巨大的考验。

首先谈判的是划界问题，这也是诸问题中双方分歧最大、争议最多的问题。

根据《里瓦吉亚条约》，俄国将得到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以及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湖以东地区，使伊犁成为三面环俄，难以守卫的孤城。这次曾纪泽要争的，是伊犁南部的特克斯河流域。布策首先提出，不能白白交还伊犁，要以“相抵之地”作补偿，逼问曾纪泽“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热梅尼也屡次提议“应由中国设法补偿”。沙俄强占了中国领土，交回时还要中国补偿，真是典型的强盗逻辑。曾纪泽坚决反对割让沿海土地作为沙俄交还伊犁的补偿，只同意让伊犁西边的一些地方酌情让给俄国以便安置从伊犁迁出的居民。俄国代表见曾不肯退让，就使出惯用伎俩，声称如果曾纪泽拒绝，那么谈判只好停止，改由俄国驻华代办凯阳德在京与总理衙门交涉，等一个月期满，将命目前在日本海指挥着 23 艘军舰的俄海军上将勒索夫斯基到北京会同凯阳德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且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谈判“若再迟延，不如打仗”。

面对强盗们赤裸裸的威胁，曾纪泽不失外交家的风度，既态度平和又语气强硬地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获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余年亦能支持，想俄国不能无损。”沙俄想利用交还伊犁进行敲诈的计划落了空，也不得不缓和了对曾纪泽的态度。

曾纪泽在谈判中还表现出思维敏捷，善于利用机会为国争得利益。

他与格尔斯的谈判，开始时强调帖克斯川盆地（伊犁南面）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当格尔斯接受了他的要求后，他又列举其它 3 项，如嘉峪关设领事、松花江行船等也说是极重要的。当被布策拒绝后，他利用格尔斯在谈判喀什

噶尔划界时不接受他提出的“原定界限，不必改，无定界处，由两国分界大臣勘定”的建议，而提出要缓商这段划界的事实，立即要求，如果喀什噶尔划界缓商谈，松花江行船事也应缓商量，并援用互惠互利原则，周旋于格尔斯和布策之间，随时寻求空隙，相机反驳。最后，格尔斯允许将松花江行船专条撤废。

整个谈判过程，基本符合原来曾纪泽预期的结果，尽量挽回我国领土、主权，适当增加对俄的赔款。

在谈判赔款问题时，曾纪泽不轻易松口。俄国提出要中国赔偿兵费 1200

万卢布，（崇厚签约时提出赔偿 500 万卢布）曾纪泽坚决拒绝赔偿这笔巨款，

说：“倘要 1200 万卢布，中国情愿打一仗，再出此款。”又说：“中国与其无故出此巨款，不如打仗。”并且欲擒故纵地说：“与其出巨款，不如不要伊犁。”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争执，最后赔偿 900 万卢布。

谈判的最终结果，远远超出清政府的预料，不仅收回了伊犁南面战略要地和其它土地约 5 万平方公里，还减少了在喀什噶尔，塔城的边界损失和删除部分崇厚签约的通商条款。

为了使谈判结果最大限度地益于中国，曾纪泽可以说做到了呕心沥血。众所周知，外交无小事，尤其在两国谈判时，面对面地争得利益，稍有不慎就会丧失权益。曾纪泽深知责任重大，不敢有一丝松懈，他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次具体会谈。

在谈判伊犁、塔城和喀什噶尔边界时，他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所有中俄有关这段边界的界图，经过反复地研究，做到胸中有数，避免了在决定界址时发生错误。中俄伊犁条约大纲基本确定后，曾纪泽又在各条款内力争加入有利中国的详细字句，比如：中国应付俄国赔款折合英镑的汇率；从中国汇到俄国的汇费问题；赔款中请由中国给票折付商货的问题。他还对条款内的一字一句，悉心斟酌，力求明确翔实，以预防将来履行时可能发生的流弊。因为伊犁条约以法文为正本，他就亲自督导工作人员，仔细地校对。当时中国驻俄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不够，他不顾谈判的疲劳，亲自誊写汉文本的条约大纲。

曾纪泽在谈判过程中，既有态度强硬之时，也有语言风趣之时，比如他对重新订约是这样比喻：“一张白纸已涂了墨，现中国另换一张纸写字。” 对于谈判中一些细节问题，布策坚持不同意时，他笑着对布策说：“有许多事原来没有多大关系，可是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只是看表面。比如吃咖啡时，或有人先放牛奶，后斟咖啡，在明白人眼里没有什么区别，而固执的人，就以为大错特错了。”这番话说出后，布策也不由得笑了。

对于曾纪泽的外交才干，与他谈判的对手也不得不叹服。热梅尼说他“甚为骄傲，且对一般政治，甚为通晓”。格尔斯这位俄国的外交部长，自称从事外交活动 42 年，对曾纪泽的评价很高，说这次改约“实在是最难的事，而贵爵商议办理这件事，竟成功了，可见贵爵才智兼优能办大事”。他不仅称赞曾纪泽办事谨慎的态度，还说他的才智“不仅在中国出众，在欧洲也是少见”。

曾纪泽以他的聪明才智、坚韧毅力、严谨作风和报效祖国之心，奠定了他在外交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