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资源、环境危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席托尔巴有句名言：冷战结束了，环境问题一跃而成为世界政治议程的榜首。这句话深刻地表达了国际社会对环境的关注，环境问题已经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来。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许多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领导人都参加了，这说明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极大重视。

早在 1987 年，联合国就通过了关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这标志着人类对人口、资源、环境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方的缓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减少。世界人口激剧增多，资源在开采下也变得枯竭，环境在不断恶化，人类的生存面临着危机，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障碍，而且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将成为未来人类所面临的严峻主题。

在人类的生存面临危机的时候，各国的科学家、政治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环境危机达成一种共识，努力去寻求解决这种危机的办法。

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夫人声称：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是人类面临的除核战争以外最大的问题。由于核战争以及世界大战面临的可能性愈来愈小，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认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生态平衡已成为 20 世纪后期我们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英国《独立报》认为，环境灾难将取代核恐怖而一跃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

生态危机是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温室效应”加剧、臭氧层遭到破坏、酸雨污染、森林锐减⋯⋯，已扩大成区域性、国际性甚至全球性问题。例如，一面丧失其表土，需要进口更多的粮食，这样就增加了另外一些国家土壤的压力；一国大气污染，导致邻国受到酸雨的危害；而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几乎涉及到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环境危机是一种发展危机，并不仅仅局限于公众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危机。

人类应当采取共同行动。人类只是一个愈来愈小的地球，严重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作出抉择，是持续发展还是自我毁灭？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布朗教授认为：“为了改变世界环境恶化程度，人类应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它将使其它领域获得的成绩变得毫无意义。”令人不安的是，不少国家仍不惜重金扩军备战，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也浪费了宝贵的自然资源，对人类构成巨大的威胁。布朗等人呼吁，如果不能以合作代替冲突，就无法逆转全球经济和环境恶化的趋势。

回顾人类历史，人们曾经对生存与发展进行过多次较有影响的探讨。在 60 年代，西方一些著名人士，在他们的论著中，把世界未来描绘成一

派繁荣景象，而忽视了繁荣后面所造成的危机感。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在 1967 年和魏纳合写了一本《公元 2000 年》，1976 年和他人合写《今后的 200 年》，1982 年出版的《正在到来的繁荣》，把未来人类的前景描绘成光辉灿烂的一片。

然而，与此相反，西方石油危机，环境日益恶化，局部战争时有发生，能源在日益枯竭，人口在不断膨胀，这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许多有志之士对人类的未来作深层次的思考，从人口、资源、环境、能源、粮食等方面

作全面细致深入的分析。

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格勒曾以《经济学家和人口问题》发表演讲。他认为人口绝对不能超越物质的界限。

安·厄利奇和保罗·厄利奇于 1970 年和 1971 年两年连续出版了《人口、资源、环境》、《人口炸弹》、《怎样成为一个幸存者》三本书，论证他们曾经提出的“经济灾难”的存在。从生态角度看，地球已经完会不能忍受盲目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地球哺育了人类的能力已经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地球飞船”已经达到充分的载荷，甚至已经超载，并且有失去控制的危险。特别是在人口继续增加时，随时有可能发生瘟疫，战争⋯⋯甚至促进人类死亡。

对人类未来的发展真正作全面、深入研究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福雷斯特尔和他的学生兼助手丹·麦多斯，他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建立一门新兴的工具学科——系统动力学，他们从量的方面对影响人类生存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粮食等多角度，对世界的未来作了详尽的描述。

《增长的极限》是他们研究结果的一部分。这本书出版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增长的极限》是建立于福雷斯特尔的系统动态学之上。所谓系统动态学乃是研究一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一定时期以后的动态行为或动态结果。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经济增长因素的共同特点是指数增长。

麦多斯认为人口、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五种因素的年增长量都是按指数增长方式增加的。

人类的增长必然要引起粮食需要的增长，工业生产的增长引起自然资源耗竭速度越来越快，而造成环境污染也在不断加深，这些都属于指数增长的性质。如果人口增长和工业产量增长得不到一定的控制，那么人类迟早会面临着危机。

麦多斯等人指出，他们的世界模型是一个系统动态学模型。其中的各个增长因素也就是该系统的元素。根据系统动态学原理，任何一个指数增长的元素或量都包含一个正向反馈环路和一个负向反馈环路。在正向环路中存在着使这个量增加得更多的因果关系。例如人口增长取决于平均生育率的大小和两代人之间的时间间隔。如果人口出生率不变的话，一个国家原有的人口愈多，那么，这个国家每年出生的人口数也愈多，这样必将造成人口负担。负向环路中的因果关系使这个量朝相反方向变化。因此，负向反馈环路能调节正向环路中的量的增加，并维持该系统处于某种稳定状态。例如人口的负向环路通过平均死亡率来控制人口的增长。麦多斯等人指出目前世界人口正向环路趋势减缓，但负向环路增长趋势大为减少，使得正向环路优势增加，造成人口急剧增长。

麦多斯认为，比人口增长还快的是工业产量的增长。它的正向反馈环路是一定的工业资本（指工厂、机器设备等）生产出一定的产量。工业产量的负向环路由资本折旧组成。麦多斯等人指出，70 年代初，世界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为 7％，人口年增长率为 2％。按照指数增长的原则，80 年代中，世界人均物质占有量将增加一倍。不幸的是，绝大部分工业产品的增长出自工业化国家，而他们那里的人口却增长很慢，其结果将会出现“富国愈富，贫国多子”的局面。

根据麦多斯的观点，要使世界在将来的某一天突然免于崩溃，就必须抵

制人口与工业资本的急剧增加。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使出生率与死亡率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每年出生的婴儿人数等于该年预计的死亡人数，从而使总的人口保持不变。同时也使工业资本保持不变。为了达到全球平衡，麦多斯等人认为自 1975 年起停止人口增长，1985 年起停止工业资本增长。即使如此，资源继续迅速消耗，迟早还要崩溃。

麦多斯的观点遭到了一批乐观派的反对。同时，也使更多的人变得更清醒，来关心地球和未来人类的命运。随之在 70、80 年代在全球掀起了一个以解决人类面临的资源、人口、发展为核心的运动，人们强烈要求制止那种需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为代价所取得的发展。这个阶段发表的一些重要的著名著作，如《只有一个地球》、《从一个地球到另一个世界》、《罗马俱乐部的系列报告》等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80 年代初，由西德前总理勃兰特、瑞典首相帕尔梅和挪威前首相隆德兰特为首的三个高级专家委员会，分别发表了《共同的危机》、《共同的安全》、《共同的未来》三个纲领性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提出了一些克服人类面临的危机、保持人类共同的安全及实现人类未来美好社会所必需采取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即为“持续发展” 战略。

在《从一个地球到另一个世界》中，对“持续发展”战略含义作了如下的阐述：“人类有能力使发展持续进行，也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而不危及下一代。持续发展的概念是有限制条件的，即受目前技术状态和社会组织以及生物圈吸收人类活动的能力和自然资源的限制。人类能够对技术和社会进行管理和改善，从而开辟通向经济发展新时代的道路。”

1987 年，联合国通过了由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提出的关系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策略和发展前景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共同的未来》，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持续发展的关注，从而成为一些国际组织和政府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指南。

在那个文件中规定了它的两个追求目标：一是最大限度满足人类各种健康的需求；二是保证人类生活和生产所需要的资源能永久地得以保持。

持续发展就是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调整技术和体制的变化方向，以确保和持续满足目前及今后人类的需求，保护土地、水和动植物种类资源，防止环境退化。

持续发展战略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就在于它改变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它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内在协调的发展战略，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它将对整个社会所有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进行全面的管理，并把它们同各部门的增长相联系。

树立持续发展观念首先要树立整体和综合的观念，应该把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因素结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地分析，而不是把它们割裂开来。如能源、人口、粮食、污染等一系列矛盾最终要纳入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并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影响因素。戈德斯密斯·E 在《生存的蓝图》中指出：“除非我们将这些矛盾看作一个整体，否则我们就不能意识到我们的困境。”此外，要树立整体全面的观点，政府将在其中起重要作用。在私人占有为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受看不见的手的控制，主要由市场机制直接调节，政府虽然在某种领域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以起主导作用。这样，市场的盲目性就不可避免，整体的综合观念就有可能被破坏。而单一的计划经

济亦会破坏持续发展的整体性态势。

其次，持续发展的特点应该是内生的。所谓“内生”就是发展主体自身所完成的一种变化。发展的主体当然是各个国家或一个经济相对独立的地区，发展的同时不但强调其主体内部的经济体系的自身演变，而且还强调在发展的同时注重其内部的文化价值体系，特别是各国人民自己历史地选择其社会制度，没有这种要求，所进行的发展也不能称之为持续发展。每个国家和经济集团必须称之为持续发展的，每个国家和经济集团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就是：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依靠那些在旁边指手划脚，要别人做这做那的人只能把事情搞得更糟。

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这是持续发展派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强调资源、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不仅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同时又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人是这个社会最根本的主体，把人作为研究的目的是持续发展观最根本的特点。因此，保持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不但有社会的需要，更应该有人的需要，这种需要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更应该包括与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致的一系列生态环境、文化和精神需要。

保持人类有限的土地资源，防止土壤的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自然资源，在现实的自然条件下，人类还不能离开土地而生存。土地资源不但为人类提供了居住条件，而且提供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粮食是靠土壤来生长的，牧场、森林、河流、矿藏、自然景观等都与土地息息相关。离开了土地资源，这些将不复存在或存在的形式就要发生改变。因此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成为持续发展的关键。

维护生态平衡，稳定生物系统。保护森林资源可以防止水土流失，防止全球变暖，从而对维护生态平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家们认为森林是维护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具有调节气候，提供氧气，防风固沙等作用。砍伐森林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导致动物种类减少。在中国，1962 年已有60 种野生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在今天已扩大到 300 种，其中包括著名的大熊猫。此外，森林的砍伐还将导致土地流失现象的增加，肥沃的土层被冲掉，从而增加了河流中的沉淀物。如我国的黄河，有些地方的淤积已使河床提高了 10 米，导致这个结果的直接原因，也是与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在黄河中上游沿岸地区大量砍伐森林分不开的。

稳定的生物系统是保护与人类休戚相关的生命之网，特别是保护物种，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植物。在生态圈之中，不论动物界还是植物界，都有一个生态链，一旦某一链条中断将导致数种生物种的灭绝。人也是生态链上的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持生物系统，保护动植物，其实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使得人类能够世代持续发展。

要合理开发和利用能源。可以肯定，人类的无限延续与现存的有限资源缺口很大。故此，合理而又有节制地利用这些能源当为人类的必然选择，同时还要大力开发一些新能源。可以肯定，今后人类解决能源危机的根本手段就是依靠科技进步。

为了推动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形成相互适应的良性循环，必须不断地促进社会资源结构的合理化，进而保护生态环境。

结构优化归根到底表现在投资结构的优化上，按照持续发展的要求调整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实行最佳组合。要增加能源、水源、原材料的供应能力，

增加技术进步的投资，走资源节约型的内涵增长型道路。遏制生态环境的恶化，培养新一代的新人，使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这个稳定的持续发展的社会应该给我们每一个成员提供满意的观念。在消耗自然资源和引起环境恶化的后果时，必须考虑其价值，并用具体切实可行的补偿手段来调整它。所谓“存量经济观念”就是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使能量和资源保护最大，使生态过程的破坏达到最小。持续发展所要求的社会价值体系强调发展和保护的统一，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要与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相适应。

总之，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人类未来可取的发展战略目标是：生存和持续发展兼顾，在生存中求取发展，通过发展来改善生存。

这种发展对于制止人口猛增，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是必不可少的，它所追求的不是短短几年的经济繁荣，而是寻求人类在长远未来中的永续发展。一个具有持续性、协调性的经济发展，与保护地球资源和环境不仅不冲突，而且是绝对必要的。

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类当前的选择。人类不是盲目塑造灾难的未来，就是自觉地建设美好的未来。未来的希望将取决于目前正在开始的以确保人类永久生存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决策、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更敏锐地察觉矛盾演化的趋势，更深刻地认识危机的基本特征，更努力地促进决策者和社会公众采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变革方式，保证合理的发展速度，适度的物质消费水平，高效的管理体制，从而缓解这些令人担忧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避免上述可能后果。否则，日益扩大的生态赤字，将使人类及其子孙后代被迫蒙受更大的灾难，构成国家安全乃至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