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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辉煌历史
- 严亦峻说：“全面扩大宣传介绍我国出口商品；更广泛地邀请港澳以及东南亚部分近东地区的华侨和当地民族商人参展；以顺利开展今后工作，争取更多成交。”
- 周恩来指示说：“我们每年两届交易会，是一个交流经验促生产的好机会”。“要把交易会作为推动国内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
- 《注意事项》规定：在日常生活中接待外宾应该态度和蔼，举止大方，言语行动要彬彬有礼，不得随便嬉笑，举止轻浮，绝对不得与外宾谈恋爱。
新中国开始举办广交会
1956年11月，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名义，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
这是新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除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人民日报》当时发表社论，阐述了展览会的重要意义。这次展览会成为创办广交会的预备会，也就是广交会的前身。
进入21世纪，各式会展在广州遍地开花。但在当年，新中国初建物资交流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实行敌视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
在当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多个，中国的对外贸易处于初始阶段，约占四分之一的对外贸易额是与当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进行的账式贸易。
而此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但进口所需的外汇却很难得到。
怎么打破西方封锁，获得外汇？新中国领导人苦苦思索，当时想了许多办法。
在1955年、1956年两年间，在广州先后举办的内贸、外贸相结合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两次“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便是新中国获取外汇的一个重要渠道。
在当时，这4次物资交流会也只是试探性的做法。想不到却博得满堂喝彩，参会的国内外客商相当踊跃，每次交流会均成交上千万美元。
香港远大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欢，是几乎每届广交会必到的“老广交”。
他与广交会结缘，可追溯到1956年在文化公园内举办的以展示农产品为主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
李欢后来回忆说：
当时的物资交流会的对象主要以港商为主，也有少数东南亚客商参加。
这4次规模不等的物资交流会，凭借着广东与港澳和华侨联系紧密的优势，在推动外贸发展及其出口创汇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955年10月3日开幕的“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进行了将近两个月，原定成交指标为2000万港元，而实际完成了3500多万港元，大大超出了预期。
连续几次物资交流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鼓舞了人心。
当时，原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中南外贸局局长、曾担任广交会第一至第十九届秘书长严亦峻就想，既然小型的办得不错，何不办个大型的？把全国各行各业的外贸公司都集中到一个展览会上，请外商来洽谈，当面成交，发挥整体的效应，给国家争取更多的外汇，支援国家建设。
当时，严亦峻在广州担任外贸部驻广州特派员，就把这个想法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讲了，陶铸也大力赞成。
严亦峻考虑再三，终于在1956年6月中旬，以个人名义向外贸部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主要内容写了广东省在1955年、1956年的展会情况，说明展会的作用。
电报写道：
以前许多港澳同胞对国家有误解，但是自从他们参加了前几次交流会以后，看法有所改变，成交量也越来越多。
同时，严亦峻还列举了4条举办展会的益处。关于展会的益处，电报中写道：
1、全面扩大宣传介绍我国出口商品；
2、更广泛地邀请港澳以及东南亚部分近东地区的华侨和当地民族商人参展；
3、熟悉东南亚市场，收集情况，以顺利开展今后工作；
4、组织交易谈判，争取更多成交。
最后，严亦峻以举办全国性展会的4大益处，建议外贸部当年9月、10月间，在广州举办大型的全国性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
这个建议经外贸部同意试办后，上报国务院，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和批准。
国务院9月上旬下发电报，同意这个建议，同时通知各部委予以支持。
从发出申办电报到展览会开幕，仅用了4个多月时间，这种效率即便在后来也是毫不逊色。
于是，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在外贸部和广东省政府的双重领导下，以中国贸促会名义主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中苏友好大厦举办。
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
当时办得十分隆重，许多参加的外国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一个周末晚上还进行了烟花表演，表演在广州原中苏友好大厦前的象山上进行，象山就是现在的中国大酒店。当时，现场气氛十分热烈，在场的外宾们巴掌都要拍“烂”了。
那时的烟花表演与现在不一样，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当时放了很多，有“仙女散花”、“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等极具中国传统典故特色。
比如三英战吕布，两个彩色纸扎的人形公仔相互舞动，身上喷出焰火，活生生的三英战吕布仿如就在眼前。最后，还有热闹的载歌载舞表演，老外看得如痴如醉，有些还兴奋得跳起来。
由于办得非常成功，展览会结束后，决定暂不撤除展品，继续开放参观。
在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顺利举行的同时，严亦峻又积极建议外贸部每年都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
一次又一次的好成绩，坚定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心。
不久之后，中央做出指示：
像这样集中展出，当面洽谈，看样成交的成功做法要继续办下去。
经批准，1957年4月25日，由中国各外贸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幕。
当时，展馆面积只有1.8万平方米，广交会租用的展出面积约1.4万平方米。
中苏友好大厦即为现在的广州交易会5号馆机械大厅。当年第一、第二两届交易会出口总额为8687万美元，约占全国当年创汇现汇的两成。
当年广交会的举行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在第一届广交会的开幕式上，除了敲锣打鼓舞狮子，还有红绸舞、秧歌舞等歌舞表演，市民围了个水泄不通。
其实，那时大家都不知道交易会是怎么一回事，剪彩仪式一完，大家都拼命往大门里挤，想先睹为快，一天下来，许多人连皮鞋都被挤破了。
参加广交会的机会很难得，人们翻箱倒柜找出自己最好的衣服参加广交会。男人一般穿西装，女人则以连衣裙居多。
参加过首届广交会的老广交，广州轻工出口集团的退休职工梁永淞说，自己当年花了半个月工资，特意在香港买了一套西装参加广交会。
有了胜利的第一届，从此以后每年春、秋两季广交会开始定期举行。
其实，首次广交会的展品，还是上年展览会的东西，做了一下调整、补充而已。
自此，广交会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广交会横空出世，从而一步一步迈向了百届不息的辉煌。
交易会之所以落户广州，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1949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在继续南下深圳时，却未跨过深圳河。
历史档案显示，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的地位，毛泽东做出了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
而广交会，便是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方。
若干年后，通过香港到广州，成为港澳、东南亚商人要到中国做生意的唯一渠道。
广州独特的地域优势，加上广州本来就是千年商都，商业氛围浓厚，并有多次承办展会的经验。因此，广交会能在广州扎根，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和几代人的努力，并发展成为了“中国第一展”。
周恩来关心广交会
无论历史的长河怎样流逝，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周恩来对广交会的重视与关怀。
周恩来曾经先后6次到过广交会，他为广交会工作所作的批示更是不计其数。透过老广交们的回忆，人们可以看到周恩来为发展我国对中国外贸易事业所做出的丰功伟绩。
广交会的创办以及它的两个“特殊时期”，都得到了周恩来的精心呵护。
在建国初期，国家建设所需的大量物资因缺乏外汇无法解决，急需寻找一条扩大对外贸易的渠道。这时，外贸界人士在总结广东物资交流会经验的基础上，建议凭借与港澳客商联系密切的优势，在广州举行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
这个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重视与支持，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从1957年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届定期在广州举行。
1958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
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并深入人心。所以，周恩来不但促成了广交会的诞生，而且是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的第一人。
在“三年困难”时期，出口物资紧缺，货源受到影响，周恩来亲自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领导支持广交会。在周恩来的重视与支持下，出口货源基本得到保证，广交会年出口成交保持在2.7亿美元的水平。
广交会自创办以来，长期为两个问题所困扰。
一是展馆场地太小，一是来宾接待能力不足。广交会曾3迁其址，其中两次得到周恩来的关怀。
1958年秋，周恩来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在侨光路2号原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参观出口商品时说：
展馆太小，应建一座大馆。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同意建大馆，并提出将位于海珠广场新建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列为广州市建国10周年大庆项目之一，在9个月内迅速建好，于1959年秋交会投入使用。
当时，中央为此拨出一万吨钢材，分别给陈列馆和羊城宾馆两项工程使用。羊城宾馆即后来的东方宾馆。
1959年国庆前夕，一座高10层、展场面积3.45万平方米的新展馆，在海珠广场落成，第六届广交会乔迁新址。
在20世纪70年代初，广交会场地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按照周恩来的批示，以中苏友好大厦为基础扩建广交会新馆。新馆建筑面积11万多平方米，于1974年春迁入。
在解决来宾接待问题上，周恩来作过许许多多的批示。1972年11月3日，他在新华社反映广交会期间外宾住房、饮食、车辆问题的清样上批示：
此三事非解决不可，即使只剩下半个月，也不能马虎。
同时，周恩来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在听取外贸部关于广交会情况汇报时又说：
宾馆还是不够，商人还睡帆布床，不要大意。
周恩来指示广东省委，“抓紧解决这些问题”。
为解决广交会接待用车，1972年经周恩来指示，从北京调来100辆轿车，并配备司机。
1972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广交会一份情况报告上批示：
最好省、市委一般委员合为一组两人，都分到一个单位去服务，做出示范作用。省、市党委的书记、主任、常委，如能分到各单位临时检查，一两天去一次，就更能收效。
如何，请酌！
在周恩来的具体关怀下，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都亲自抓交易会的服务工作。广州市的交通业、旅馆业等也因此得到长足的发展，外宾接待能力有了改变。
广交会在国际贸易界人士中有很高的信誉，这与周恩来的精心培育是分不开的。
1971年春交会，有外商反映我们的外贸企业不能认真履行合同。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批示说：
今年春交会闭幕后，各省市、各总公司的同志不要马上走，要很好进行总结。
有一些外商指出我们不能按合同交货，贸易函电迟迟不复。各省市争着成交，成交后又不认真履行合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这样对外影响不好！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交不行。
1972年10月22日、23日，周恩来在看了秋交会第一期简报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广交会货源不足，希望有关省市大力支援的报道后，周恩来连续作了两次批示。由于周恩来的重视，广交会的出口货源得到保证，1972年秋交会和1973年秋交会，出口成交额分别突破10亿美元和15亿美元。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军区礼堂接见广交会代表时，强调要重视出口商品的质量。周恩来批评了犀牛牌衬衣等一批质量不好的产品，并指示，离春交会还有5天，有问题的产品都要马上撤。质量问题非抓紧不行。
周恩来说：“要把劣质的生产厂子淘汰一些，改进以后还可以让他们搞。”
由于周恩来的重视，广交会一贯奉行“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和“重合同、守信用”的原则，因而受到国际贸易界人士的广泛信赖。
利用广交会信息、产品、技术、人才集中的机会，开展调查研究和经验交流以促进生产，这是周恩来一贯倡导的。
1970年4月26日0时30分至4时15分，周恩来审查了春交会展馆。
在茶叶土产馆，周总理问，茶叶亩产多少？交易团负责人答不出来。总理说，做外贸工作的人要了解生产情况。要通过每年两届交易会，促进国内生产。临走时，周恩来又指示说，交易会要办学习班，要交流经验。外贸要促内贸，促生产。
1970年7月，周恩来在接见一机部所属工厂代表时指示：
我们每年两届交易会，是一个交流经验促生产的好机会。
要把交易会作为推动国内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1971年春秋两届交易会，组织了全国100多个生产科研单位赴会，并与国外60多家厂商进行了座谈。
这次活动获得了一批有重大参考价值的资料，广泛了解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最新科学技术。以后，还组织了多次各种形式的经验交流。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利用广交会进行交流学习，对促进国内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周恩来的这些教诲，对广交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对广交会的关心可谓细致入微。周恩来几次来广州都到广交会，广交会秘书长严亦峻几处都陪同了。
周恩来在广交会边看边问，尤其关心出口成交、合同落实情况。一旦发现问题，马上指示有关部门着手解决。
一次，某涉外宾馆发生了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在周恩来的及时指示下，卫生部长迅速从北京带了3批医生到广州处理这一事件，由此可见周恩来对广交会的关心程度。
老广交张清华对一件小事记忆犹新。
他说，有一年，周恩来来到广交会视察，当时交易会的出入证是一枚纪念章，进展馆之前由一位交易会领导给周恩来戴上。由于这位交易会领导当时年纪也大了，手比较笨拙，而纪念章背后的别针又小，因此他给周恩来戴了几次都没戴上去。
周恩来当时就说：“这个纪念章用别针是不是太麻烦了，今后我们可以做个出入证，插在上衣口袋里就简单多了。”
从此，广交会的出入证告别了纪念章时代。
还有，参加过广交会的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广交会会所的铁围栏是透光、平顶的，为什么？这在当时全国各地的建筑物围栏几乎是很少见的。其实，这也与周恩来有关。
当时，广交会设计的铁围栏是尖顶带矛头的。当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说广交会会所是外商活动场所，建筑物不宜搞得那么森严，并亲自指示修改图纸，把它筑成现在这样透光、平顶的铁围栏。
大到汽车，小到出入证、围栏，周恩来的管理工作真正做到了细致入微。
这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广交们，在几十年后还感动不已。
原广交会办公室主任邓仰尧还清晰地记得，在1967年春交会开幕后的第二天晚上，当时他在宿舍刚睡着，就有同事来敲门，说有重要任务。
邓仰尧后来回忆说：
当时搞得挺神秘的，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分派我只是在会馆7楼的毛主席著作馆前站着。不一会，周恩来来了！在陈列着毛主席著作的展台前，周恩来向广交会的领导指出，不要把毛主席的著作摆在太突出的位置，展台里也要多摆放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在做出指示后，总理还和我们工作人员一一握手！
说到这里，虽然已是几十年的事情，邓仰尧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周恩来曾先后6次来到广交会视察参观。
而一直在外联处工作的叶招凤老人，在讲述总理的6次到来时，简直如数家珍。
叶招凤说：“第一次是1958年秋，周恩来陪同金日成参观交易会，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这么近距离地看到了总理，都觉得有点难以置信。第一眼看到总理，我就觉得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风度翩翩。”
“第二次看到周恩来是1965年，当时我的孩子都已经3岁了。”叶招凤回忆说：
这年总理是陪乌干达的总理来的，一天晚上我刚从托儿所把小孩接到办公室，正准备回家，就听说周恩来会来视察。
一听总理要来，大家都不愿走了，于是我就带着孩子在办公室边加班边等，就为见敬爱的总理一面。
总理一到，就主动跟加班的同志们握手，并致以慰问，等走到我这里时，他还摸着小孩的脸蛋，笑着说：“小朋友，你也是来加班的吗？”
周恩来每次来，说的每一句话，叶招凤都铭刻在心，这些经历是她终身难忘的幸福回忆。
制定接待外宾注意事项
在交易会期间，接待外宾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而接待人员也有着严格的纪律。
广东省纺老员工李志中是为数不多的亲历首届广交会的人士，后来他回忆起一些广交会上的趣事时说：“第一届广交会，我们有幸参加，公司领导号召大家要穿得好一点，因为参会人员代表了国家形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的广交会，接待外宾要遵守严格的外事纪律。外宾的礼物一概不能收，就连一支香烟也不能接。但连一支烟也不能接似乎不太礼貌吧，于是广交会的领导们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业务员们带着中华牌的香烟，如果外宾递过来一支三五牌香烟，接待人员就回一支中华牌香烟，这样便互不相欠，达到了既不失礼又不收外宾礼品的目的。
由于工作刚开始，许多具体规定都是领导口头制定，没有明确的书面规定。因此，在1958年的秋交会前夕，交易会编印了一份《接待外宾人员的仪表、礼貌等注意事项》，提出了几点接待人员在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
这份《注意事项》中规定，在日常生活中接待外宾应该态度和蔼，举止大方，言语行动要彬彬有礼，不得随便嬉笑，举止轻浮，绝对不得与外宾谈恋爱。
在路上遇到熟悉的外宾时，应该打招呼，并脱帽握手，但交谈时不要问外宾到哪里去和吃过饭没有。
对女宾要处处表示尊重和照顾，行走时让女宾先上、下车下楼时男子先下，上下电梯时，让女宾先行。在电梯中遇有女宾，男子应该脱帽。吸烟时也要先让女宾并替她点火，如女宾不吸烟，也先问女宾是否反对。
由于当时我国没有制定正式的礼服，因此男子常用的礼服为黑色和藏蓝色的中山装、白色衬衫、黑色皮鞋；而女子应当尽可能的穿旗袍或者裙子，服装的颜色，白天应该穿浅色的，晚上应该穿深色的，鞋袜颜色要和衣服的颜色调和。如女子穿长筒袜子，一定要用肚袜带吊紧，不要在腿上形成皱折或者在腿上套松紧带。
《注意事项》还提醒，在任何场面中，如发现自己服饰有不妥之处切勿慌张，应沉着冷静，利用适当的机会，从容改正。
《注意事项》要求接待人员要对于对方国家的一般情况，习惯风俗，信仰爱好，禁忌避讳等，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如房间的安排对西方国家外宾的房间号码，应该注意避免13号。此外，对吃素食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外宾的饮食、餐具，更应加以注意，以免引起误会。
而外宾在参观游览时，他们自带照相机要照相应当事先联系好，避免发生带了相机不让照相，照了要扣胶卷的事情。
业务来往之间，饭局是常有的事情。但在那个年代，不能与外国人太亲密，但客户请吃饭怎么办呢？领导们说，如果客户要请吃饭的话，必须向上级汇报，要有科长以上的级别领导一起陪同。并且客户请一顿饭，你们接待人员也要回请他们吃一顿饭。所以，当时为了避免出现问题，吃饭这些事情最好还是能免则免。
当时，客户很喜欢到十三行那里的利口福酒家吃饭，常常是中午外宾请吃饭，接待人员便在晚上随即回请客户，李志忠说：“绝对不能占客户的便宜。”
但是，即便是请吃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今天看来，饭桌上谈生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在广交会开办之初，正逢国内的生活物质非常紧缺的困难时期，那时要请外宾吃饭也必须先打个报告，领导批准了才能请。除此之外，陪客人员的比例和标准也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在第一届广交会上，大会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宴客的一点意见》的文件，里面记载了广交会开办之初，有些交易团铺张浪费的现象。
文件里这样写道：宴会是搞好客户关系的方法之一，但我们发现有些单位在短短的时间里，宴客开支已经超过千元，有些交易团请了，口岸公司还要请，合营公司也要请，甚至个别单位以10多个干部陪一个客人。有些陪客的主人比客人多好几倍，有些单位的负责同志几乎每天都有宴客的节目，有些准备的酒菜过于丰富，往往吃不完。还有些单位的同志一去洽谈室就喝茶抽烟，拿了就记帐，据说洽谈室的烟，客人用的并不多，大部分都是自己同志吸掉了。
此外，还有的外商说：“生意做不成，要饿肚皮；生意做成就有人请客。”
而澳门商人抱怨道：“香港人资本大，生意多，中午、晚上、每天都有人请客；澳门人生意少，则另眼相看。”
为此，大会要求各单位领导同志抓紧一点，防止浪费，注意节约，建立必要的宴客制度。并提议在适当时期，各交易团联合起来举行简单的宴会或酒会。
到了1958年的第四届广交会，大会就建立了严格的宴客制度。在这届秋交会前的1958年10月23日，大会制订了《各交易团宴客的安排办法》的文件。文件要求，为防止一客多请的现象，各交易团需要宴客时，由大会交际处服务科作综合安排。此外由于副食品供应紧张，为便于各酒楼做好准备，各交易团请在宴客前一天填写请客名单送服务科，以便及早安排。
而在定菜与开支标准上，文件要求主客比例原则上不超过4比6。例如客人6人，主人4人；客人3人，主人两人。请客标准则是每人不超过人民币4元，烟、酒、水果除外。这个宴客办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被废止。
曾经参加过18届交易会的广州轻工出口集团老职工骆毅强回忆说，当时要生意谈成了才允许请客商吃饭，而请客的程序是先填单，并注明人数、开支等，然后送上级报批，领导批准后才能请。
“适可而止，又不失国体，是当时宴请外宾的基本原则，”骆毅强说，“当时请客吃饭，饭桌上聊得大多是产品在国外的销路，很少拉家常。”
还有与外国客人做生意，要注意国别问题。曾在首届广交会上负责接待港澳和东南亚的客户的老广交梁永淞说：“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客人，你都能与他们做生意，要遵守‘国别政策’。比如美国、日本、韩国，那时还没有与中国建交，所以即使有生意，也不能随便与这些国家做。”
那个年代的广交会，国家外经贸部派出的有专门的“对美贸易小组”、“对日贸易小组”等各个工作组。国内的进出口公司要与这些国家做生意，要把合同送给这些“贸易小组”审查，没有问题才能与外商签订。直到1972年以后，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外交正常化后，各个进出口公司才开始有自己做生意的权利。
1958年6月19日，外交部召集外贸部、公安部、总参警备部和中国国际旅行社等单位开会，讨论了对来华日本人的控制问题。随后，外贸部发文禁止广交会私邀日本商人。
这份题为《关于对来华日本人控制问题的指示》的解密档案记载着：
根据过去来华日本人的情况，如收集情报，刺探我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替蒋美特务做联络工作，收买发展情报员等特务活动，以及最近我国与日本断绝贸易关系等情况来看，今后对日本人入、过境和入境后的管理，应从严对待。
在当时的会议记录摘要上，还明确了1958年秋交会邀请外商办理入境、居留、旅行和出境手续的办法：
凡来自设有我国外交代表机关的国家的外商，不分国籍，均可凭交易会请帖向我驻该国领事馆或代办处，办妥由深圳入境到广州的签证后入境。
而对于应邀参加广交会的和我国尚未建交的资本主义国家商人，由广东省外事处发给目的地只限广州的“外国人入境证”，并贴好照片，来华事由一栏写明“参加出口商品交易会”，并不需要写有关其护照各项。外商凭此“外国人入境证”入境，出境时由公安部门发出境证，我检查站可不管其所持护照情况。
为客人提供最优质服务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非常紧张。当时一切都要节约，连一颗钉子都不能随便乱用。
在交易会筹备期间，工作人员利用三角板、木头、钉子等材料，在广交会中隔开一个个空间作为展馆。闭幕后为了节约，服务员就将一根根钉子从木头中抽出来，把木头木板和钉子分别放好，留着下一届交易会再使用。
一位老广交回忆，当时交易会开馆虽然一年只有两届，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但为了厉行节约，一到闭馆，大家就赶紧到展馆内起钉子、砍木头，废物利用。
这位老广交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一件趣事，她回忆说：
有一次我蹲着从木板上拔钉子，用力太猛，一屁股就坐到了后面木板的钉子上！现在很多人想到这件事还经常笑我。
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寻常老百姓十天八天吃不到肉，是极稀松平常的事情。然而，即便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即便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广州人还是坚持拿最好的东西招待客人。
除了最好的食物，最好的住宿，最好的服务，热情礼让的广州人，还喜欢带着交易会的客人看表演逛公园。这便是广州人一贯的待客之道。
当时的交易会来宾分为内宾和外宾，其实也就是后来的参展商和采购商。老广交刘宽智回忆说，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国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非常紧张。广州城市居民的副食品和粮油供应也日渐紧张。
大概是在1959年的4月，广州规定老百姓一律实行凭票购买猪肉、牛肉、羊肉和鲜鱼等。后来连猪肉供应都没有了，蔬菜供应量也减少了。
但是，为尽地主之宜，交易会内宾每人每天供应猪肉由5分钱的标准增加到一角钱，即约一两猪肉，香皂、肥皂、香烟等商品的供应量，都给予适当照顾。而这一两猪肉是广州集全国的力量，能够拿出的最好的待客东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交易会就等于广州的节日，不能让外国客人看到我们商品短缺，特别是一些蔬菜、肉类的供应部门，千方百计到全国各地去组织货源，交易会一开会就投入市场”。刘宽智说，所以对于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自然是“广交会一开幕就高兴”了。
比如羊肉、鱿鱼这些东西，平时市场很少供应的，交易会期间就会摆出来。
此外，为了准备物资，当时的蔬菜公司每到广交会，都会派出采购员到全国各地搜罗各种蔬菜，例如黑龙江的土豆、甘肃酒泉的洋葱、天津大白菜、山东的大葱、河南的蒜头等。
而且，来宾住宿都安排在当时广州条件最好的地方。广交会老员工张清华说，日商以外的外商一般住在爱群大厦，华侨安排在华侨大厦，港澳同胞住在南方大厦等地方。
再就是出行，都热情礼让，是广州人的待客之道。广交会老员工梁炯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州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当时每一辆三轮车上都写着来宾优先，由于一般来宾衣服上都别着鱼尾签，很容易辨认。
“鱼尾签”是早期广交会的证件，是布条式的，末端剪成了鱼尾巴的形状，所以广州人将这些“布条”戏称为“鱼尾签”。当时交易员佩戴的“鱼尾签”是浅褐色的，上面写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几个黑色小字和“交易员”3个大字，只有编号，没有姓名，再盖上交易会的红色印章。参会客人的“鱼尾签”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一样，就是“交易员”改为“来宾”两个字。
来自香港澳门的广交会客人比较喜欢乘坐公共汽车，广州市民看到“鱼尾签”后就会主动让座。
曾担任过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副总经理的刘采鹏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广交会曾出现过用车紧张的情况，外商乘车十分困难，要在会场外排很长的队。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从北京调配了88辆国产轿车运往广州，并派来了最优秀的司机。后来这一车队被外商们誉为周恩来派来的友谊车队。
除了吃、住、行这些日常必须服务外，广交会还配备了大量的服务员，专门为来宾服务。许多市民都有这样的经验，在给越小的绣花针穿线的时候，因为精神越专注，手就会抖得越厉害。广交会洽谈室里首次斟茶倒水中，这种“颤抖”事例也比比皆是。
从1958年起担任广交会服务员的麦桂环说，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只有每年两次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一般老百姓见到老外的机会并不多。
尤其是早期的广交会，都要向湛江、河源等地借调许多“外援”，来自山区的服务员第一次见到高大勾鼻的外国人，竟然不敢过去倒茶。
麦桂环后来回忆说，新服务员双手捧着茶杯出发，每步都战战兢兢，杯子因手颤而发出“叩叩”响的清脆声音。首次斟茶的服务员走完这个坎回来，“一摸手指，竟然都是凉的”。
即使这样，能在广交会工作还是令人羡慕的。1961年秋交会期间，麦桂环听到有个市民经过交易会羡慕地说了一句，“能进去工作就好了”。
麦桂环说，实际上交易会里面工作的待遇并不高。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交易会工作人员的工作餐确实要比外面好。服务员早餐起码有面包。交易会里面有个小卖部还有牛奶供应，但限于病号才能配给，比如有肺病的病号每人可配半斤鲜奶。她说：“在交易会的饭堂中，我们也吃过蔗渣粉。”
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内外来宾，每届交易会开幕前，服务员都要接受培训。培训分为两个部分，先是服务要求、外事要求和纪律要求等理论学习，然后做斟茶倒茶等实际示范。
当时服务员主要在洽谈室做茶水招待，要眼勤、脚勤、手勤，客人一到，马上倒上茉莉花茶，敬上牡丹牌或中华牌香烟。
茶水招待还有次序的讲究，欧洲等地的外宾要女先男后，港澳来宾则是男先女后。
除了日常服务，还有安全服务，广交会还有专门的保卫员。1957年，17岁的麦桂环被广州市劳动局派到首届“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做保卫员，开始了为广交会服务的35年生涯。
在当时，开广交会最重要的就是保证政治上的安全，保卫员要防止特务来进行破坏。每次广交会，都会有不少台湾特务等扮成来宾来打探情报。所以，每天开馆前要检查周围特别是墙角等，有没有定时炸弹等易燃物品留下。闭馆后，要检查洽谈室的桌子底下有没有可疑物品，因为当时的桌子底有可放物品的小角落。
广交会结束后，许多展品都不拆走，留在原地进行陈列，展览会变成陈列馆供广州市民参观。这时，身为保卫员的麦桂环主要工作重心转为防小偷流氓，不让他们对陈列品搞破坏。
广交会上外宾如云，为了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喝了茶后不拉肚子不中毒，服务员每天都要做不少功夫。除了茶杯日日消毒，还要时常检查茶里有没有被投毒，特别是在重要人物参观的时候。
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到广交会后喝的看似普通的一杯茶，背后却花了不少心思。
当时得知胡志明要来10层的广交会馆参观，服务员先是把茶杯消了几遍毒，还想出了一个测试茶里有没有毒的办法，不是像武侠小说里说的用银针，而是用象牙筷子。
纯正的象牙筷放进茶里，如果不变黑就没问题。在临要端茶的时候，服务员最后一次放进象牙筷，筷子纯白如昔，这才安心地把茶献上。
可见，要做好当时的服务，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说明了我国人民对广交会的极大重视。
广汽公司陪伴广交会成长
1956年，为了配合广州市日益发展的商业、外贸和旅游事业，迎接即将在广州举办的首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市政府根据周恩来的建议，组建成立了广州市汽车公司。
这是继北京首都汽车公司之后，国内最早经营出租汽车的公司之一。
“广汽”建立之初只有60多辆营运车辆，全部是从外国引进的奔驰、王子、汉巴、华沙、伏尔加、摩力士等欧洲名牌轿车。
其中最高档的要数当时广州市唯一的一辆奔驰轿车，只有国家元首级别的贵客才够资格乘坐。
在当年，车辆和司机的数量较少，每逢重大接待任务，车队总会忙得不可开交。
在交易会期间，虽然司机很忙很累，但却很自豪。每次把乘客送到宾馆、饭店后，司机可以享受4毛钱标准的一菜一汤和白饭随便吃的用餐待遇，而且还可以从公司获得每次3毛钱的误餐补助。
因此，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出租汽车司机是为人尊敬和向往的职业，被誉为广东“三宝”之一。广东“三宝”指司机、医生和卖猪肉的。
1966年第十九届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汽首次派出5位女驾驶员到广交会接待外宾，改写了广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和历届交易会一直是男司机独领风骚的历史。
物以稀为贵，“五朵金花”成为了第十九届交易会最紧俏“商品”，最受来宾欢迎。
“五朵金花”张新云、冯倩儿、钟少芬、李丽如、丘月园，从此也成为广州交通战线的光辉形象。
当年，一位参加交易会的加拿大来宾，为能乘坐上中国女出租汽车司机驾驶的小轿车，搁下生意不做，宁愿在华侨大厦门口等上一个多小时，终于坐上了钟少芬驾驶的出租汽车。
上车后，这位加拿大来宾不是马上到交易会谈生意，而是要求钟少芬带他绕圈子游广州，目的就一个，饱览中国女出租汽车司机驾车的英姿。
“五朵金花”之一的李丽如还遇到了一件趣事。
10多名交易会来宾置斯文于不顾，蜂拥而上，挤向她的车。最后，李丽如只好一辆车同时载了3个不同目的地的客人。
“广汽”车辆发展到1970年的时候，仍只有100多辆营运车，宾客们想要坐车极不方便。
1972年，广交会甚至出现了大量外宾缺车用的尴尬场面。
在当时，为了缓解“广汽”的运输压力，中央立即从上海等地抽调一批国产上海牌轿车前来增援。
当时，小汽车在中国是标准的奢侈品，开小轿车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所以司机远没有那么普遍，中央虽然从各地抽调100辆车，但光有车还不行啊，还需要从全国抽调司机。
因为时间非常紧迫，所以各地的司机都是坐飞机抵达广州，汽车则由火车运来。
1973年，周恩来特批增购200辆日本丰田皇冠等车辆加入广汽，并从部队中抽调一批曾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军人充实司机队伍。
由于是接待外商，所以对司机要求很严格。
当时要求司机必须要根正苗红，才能给外商开车。当时抽调来的很多都是22岁、23岁的帅小伙子，身材高挑，都是1.7米以上的个子。
走在宾馆里，服务员们都目不转睛地看半天。有的刚从战火弥漫的前线退下来，就被立即抽调过来进行交通接待工作。
在1978年春交会之前，外商住的宾馆里都有个出租车调度室，调度室贴着收费表，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都是定点、定线、定价目。
在当年，出租汽车停靠在人民大厦、广州宾馆、流花宾馆等服务点等候调度，由乘客到站点办理租车手续，再由调度员根据乘客的需求向司机派单出车，司机不得中途载客。
为了方便外商坐车，在1978年春交会期间，广汽借鉴香港模式，推出了“招手即停”。
与此同时，收费方式也发生着变化。
1978年以前，每一趟接待任务结束后，司机会根据里程表来计算出车辆本次的行走公里数，然后进行收费。那时，不论车辆的型号、大小，一律统一是每公里5毛、6毛不等，价格会根据市场的变化有升有降，并不固定。
1979年，广汽在300多台出租车上试用计价器，广汽把当时的出租汽车分为了甲、乙两等，甲等车为3公里打表，起步价为1.35元，每公里价格为0.45元；乙等车同为3公里打表，起步价为1.5元，每公里价格为0.35元。
1979年，广汽又进行了第二次车型改换，以进口车为主，牌子较杂，主要是丰田、本田、日产、五十铃、铃木等。
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广交会在蓬勃发展，广州出租汽车行业也迎来了春天，出租车辆剧增了近10倍。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限制进口车，广州开始大规模选用夏利，还有少量桑塔纳普通型。
从1996年起，捷达车成为出租汽车公司首选，全市出租汽车统一车身颜色，其中市区出租小汽车的车身主体颜色为红色、车顶为浅银灰色，县级市的出租小汽车车身主体颜色为黄色、车顶为浅银灰色。
2002年4月春交会，广汽开始推行“星级服务”，星级司机可根据不同乘客使用普通话、广州话和基本英语，受到中外客商好评。
2003年8月广州出租汽车改色，千辆车以上一级企业可以自选颜色，五彩缤纷，并采用桑塔纳2000、红旗或其他1.8升车型等。
广交会受到外宾真诚欢迎
香港《大公报》编印的“1958年香港经济年鉴”中，有一篇名为《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经验谈》的文章，文章对参加广交会的意义，办理入境手续、业务成交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报道，文章表明了香港以及其他国家的客商对广交会的欢迎态度。
这篇报道首先介绍了到交易会谈生意的很多好处。文章中说，回国参加交易会是进一步了解祖国建设成就，增进对祖国正确认识的良好方式。
因为住在海外，祖国许多建设成就虽然可以耳闻，但不如目睹来得具体而深入。而且耳闻的一些东西中，不少是某些别有用心的谣言，与事实是完全相反的。
不少经常回国的工商界人士有这样的普遍观感，你上半年回国所看到的城市，无论在北京、广州抑或其他城市，下半年回去，你所看到的城市面貌，已经和上半年所看到的有很多地方已经不同样子了。如建筑物的增加，马路和街道的修理，绿化面积的扩大，车辆增多，市面更加繁荣等等。
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祖国的旧面貌在迅速的改变，每回国一次，都增加一次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
文章还报道说，不少侨商回国省亲探友，参观交易会前不知道祖国有这么多的产品可以出口，原来没有做生意打算的，参观后觉得祖国的产品品种很多，质量好，价钱低，因而也就和国内各对外贸易公司做成了不少生意，达到了爱国又利己。
交易会是采取展览与交易结合的方式，凡是可以供应出口的商品都一一展出，客人可以根据需要和销售的可能随意选购。
在交易会当面看样洽谈的方式，是可以收到扩展业务，充分交换意见的效果。这样对经营者有很大好处，使经营者担受的风险较少，利润相对较有保障。如果你对某些样品有表示怀疑的，在广州口岸的还可以看大样后再成交。
文章还提到，参加交易会手续非常简便，只需凭交易会请帖就可以优先而顺利地便利入境手续，每次交易会都在深圳设有接待站，安排办理转车到广州的一切手续。在到会参加交易期间，交易大会还备有多色多样的文娱节目，供宾客们在业务繁忙之余，能够尽情的娱乐。
广交会安全渡过非典期
广交会规模日益扩大，商品质量与时俱进，马来西亚海鸥集团也相应追随其发展而发展。可以说，没有广交会的奶水滋养，海鸥没有可能如此茁壮成长。
马来西亚海鸥创立后30年来，每届派出代表，从未中断。进入21世纪，更是每届必派出七、八位代表，这充分说明海鸥对广交会的忠实。
2003年4月的第九十三届广交会，由于当时正处于非典恶疾流行，人心浮动，海鸥还是派出董事经理陈凯希，到广州采办名优新特产品。
事实上，这一届的交易会，在会展领导人的精心策划下，把卫生保健做到了极致，提高到了最高水平，无论是的士、酒店乃至吃住等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
陈凯希一踏进广州市区，行人不见拥挤，气氛安祥，没有人戴口罩。的士司机表示，他的汽车每天洗刷洁净，一天两次内部消毒，抹擦亮丽。广州街道更是天天打扫，疏通沟渠，严禁吐痰，卫生干净可打满分，广州给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安全十足。
住进东方宾馆，也是窗明几净，员工在不断洗刷，一尘不染。侍应生精神饱满，一脸从容的态度，给人的感觉是舒适惬意。
在开幕当天，进入展场，广交会一切一如既往，展场展品井井有条，人流虽然比以往减少，但灯火通明，气氛很好，展品琳琅满目。参展参会者都没有戴口罩，一切都是正常操作，大家都自由走动，没有传说中恐慌的现象。
国内各省、市单位的踊跃参与，展馆无一空档，工作人员个个坚守岗位。虽然国外的商客是少了，与往届不能比较，但港澳的采购商还是踊跃出席，自始至终人数最多，到处都有人在忙着洽谈签约。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副主任胡楚生知道海鸥代表团来了，特地在办公室里接见。虽然忙碌，胡楚生依然笑容满面地迎接海鸥代表团，并进行亲切交谈。在谈话中，才知道胡楚生为了这届广交会，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因为事情实在太多，又恰好赶上非典，需要日以继夜的开会，打点工作，几乎事事都得亲力亲为。
令人感动的是，胡楚生还特别叫黄惠冰、王凌珍、马国勤和李德为等几位高级人员陪同，殷殷致意，并且吩咐同事务必照应海鸥的要求，安排海鸥在第六号贵宾室举行“马来西亚市场经商交流会”，为马来西亚做宣传。
当天交流会吸引了不少人，包括参会的国内外商家120人。黄惠冰经理说，连走廊都站满了人，这是一场罕见的热烈场面。
马驻广州总领事还特别到场致词交流，他鼓励中国厂商到马来西亚投资贸易，由于现场反映热烈，他还形容这是一场成功的交流会。
事实证明，第九十三届广州春季交易会虽是在非典时期，依然能够如期举行。对一场盛大的国际大型展览会，能及时做出危机处理，没有一丝马虎，显示了领导人工作认真周密，组织妥善稳当。他们尽职尽责，敬业乐业的工作精神，令人敬佩，也值得嘉奖。
在展会期间，没有发生一宗非典病例，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也写下了广交会从未间断的历史纪录！
信息化使广交会更成功
在百届交易会上，参展的企业和客商普遍反映，在这里信息查询更方便，信息传递更快了。
在交易会场里，随处都可以看到一些信息查询系统。另外，在交易会场里，还新增设了2500多个计算机网络终端，参展商可以方便地随时与客户联系。
广交会的信息化着实让老广交们感叹。梁永淞是参加过第一届广交会的老广交。当时他以广州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外贸业务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广交会时，他才28岁。
梁永淞他们参加第一届和第二届广交会时，和外商打交道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打电话，二是发电报，电报的费用比较高。为了减少电报字数，节约金钱，他们自己发明了一套符号系统，通过符号缩写，来说明外销产品的类型、款式。
梁永淞说：“我们签合同只能靠寄。50年代是邮寄，后来才有传真。打电话很贵，好几块钱一分钟。我们要打好腹稿才能通电话，不然费用很贵。70年代后期才有传真。还有电传机，这东西有点像电报，嗒嗒嗒打过来，就可以看见了，马上可以回复。但现在也不用了，现在我们用电子邮件，很方便。时代进步了。”
因为没有计算机，梁永淞当年打着算盘和外商谈价钱。他说：“最辛苦的是和英国人做生意，他们说英镑，不是10进制，一个英镑12个先令。一个先令3个便士，要搞一个本子来对照。没有计算机，我们要用算盘。后来有了手摇计算机。一摇退一格，7就摇7下。嚓嚓嚓地吵死了！20世纪80年代才有按键的计算机。”
在做业务员的日子里，最苦的时候还是去工厂催货。梁永淞说：“那时候，骑自行车是唯一的选择。最远的一次是从广州的长堤到白云山下的一间胶木厂，来回要3个小时，大夏天里，汗流浃背的感觉像洗桑拿。”
而经历了百届沧桑的广交会早已是今非昔比了。现在已经是信息化的年代，在交易场上查询情况或者与外界进行交流，真是太方便了。
一个参展客商说：“我想来查一下土特产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只是了解以后，然后再到他们的摊位上去看一看。因为这样方便一点，我们省得到处跑，很累的。”
在这里可以查到各展馆的资料，有关展商的位置，还有他们有关的出展、这次来展的商品。还有有关广交会这么多年来的信息，各展馆的信息，历史资料，还有各个配套设施，都可以在这里查到。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电子商务处处长谭实说：“作为一个更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展会，要现代化，必须通过信息化来带动，必须打造一张电子名片，这是一个必需品。”
在交易场地，参展人员不可能出去，而打国际电话的话，费用又比较高，而通过交易会场里新增设的2500多个计算机网络终端，可以轻松地收发电子邮件，上网。通过宽带网，费用比较低。客户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条件，参展商可以随时跟他联系。既不耽误参展，也不耽误跟客户联系，真的非常方便。
良好的交易环境，完善的服务措施，使广交会这个贸易舞台更具吸引力。大批的客商来到这里寻找商机。
浙江星月集团有限公司是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虽然才只有几天，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广交会特有的魅力。
浙江星月集团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施康进说：“我们平时在厂里的时候，一年接待的客户是不多的，大概只有一、二十位吧。到这里，我们每天都可以接到五、六十位客户，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