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外交部的军事工作

1939 年 3 月，图林全家离开了吉尔福德镇，此后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搬迁动荡之中，直至战争爆发。大家难得见到图林：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只能在放假时偶尔回家团聚，因为一宣战，他立即应征到外交部通讯部当了一名临时文职官员。虽然图林曾参加过国民军，但是作为“后屋的小伙子”却不允许入伍。开头甚至连他的行踪都要保密，但后来透露出他是在布莱奇雷区的布莱奇雷公园工作。对其秘密工作的性质，过去不曾有过任何暗示，后来也很少披露。

在通讯部，人们早就了解到了图林的各方面能力，他在那儿以“那位教授”或简单以“教授”而知名。他住在申里河区的王冠饭店，离布莱奇雷大约三英里远。那里善良的女店主非常关心他，平时像母亲一样照顾他，还常常在穿着方面提醒他注意。图林自己叹息其他一些在布莱奇雷工作的人衣着太寒酸，并抱怨他们穿破了衣服“还不补”。

图林常常在四周邻近的地方来回散步。显然，他张望篱笆和水沟时的好奇样子引起当地一位反间谍人员的怀疑。一次，碰巧图林一连两天都去同*; 个地方散步，结果后一次去的时候，他发现两名警察已经恭候他多时了。图林把身份证掏出来，可是上面没有签名，因为正如他所坚持说的那样，图林曾一度被告知在自己的证件上什么都不要写。经过一番讯问才搞明白他是外交部的雇员，于是调查也就到此为止。“教授”差一点儿被逮捕的这件事成了通讯部的一个大笑话。

空袭期间，图林在掩蔽部里自己动手编了一副手套，他没有什么编织法作指南，全凭自己的想象，可是织到手指尖处就无计可施了。结果每天他从申里骑车出发时，常常戴着那副指尖上拖着毛线头的手套，直到办公室里一位好心的姑娘出于同情，替他织好线头为止。图林发现自己在布莱奇雷附近骑车容易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是患急性花粉热，但他发现自己的防毒面具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使他免受花粉的威胁。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采用这一发现。对图林来说，合乎逻辑的做法比常规惯例更为重要。

在《皇家学会会员传记》中纽曼教授已经提到那辆出名的布莱奇雷自行车及其不可靠的车链子。图林弄清了脚蹬子转“X”圈后链子就会脱落，于是骑车时，他先数好已经转了多少圈，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链子不掉下来。然而这样数起来太麻烦了，他就在车上安上了一个小计数器，在链子快掉时就能得到警告。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他发现脚蹬子转的圈数、链子的节数和链齿数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关系表明，每一个受到轻微损伤的链节转到同某个弯了的齿相接触的位置时，链子就会脱落。其实把这个齿扳直了，车子也就修好了。换一位自行车修理工来干，五分钟就能修好。

1942 年 9 月，图林得到通知，让他随时准备去美国，但实际上一直到 11 月份他才出发。抵达美国后又遇到一些麻烦：他被告知除了外交信使袋里的东西，不许带其他任何文件。经过进一步考虑和互递纸条后，图林通过了检查。

1943 年 3 月以前，图林一直呆在美国，他似乎借机访问了普林斯顿，并且可能在美国看到了有关计算机进展的某些东西。返回英国时他乘坐了一艘驱逐舰或类似的什么军舰，在大西洋上由于风浪大作而饱受颠簸。

图林在布莱奇雷的工作圆满完成后，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执行需要发挥

他创造性工作方面特殊才能的任务。一位当时也在那里工作的朋友在信中写道：“我还清楚地记得图林曾为‘低级班’讲的课，当时他利用晚上给我们上了一系列电子管理论课⋯⋯他具有能把困难课题讲得深入浅出的出色天赋，因而深受大家欢迎。”对于他的表达能力似乎有不同的看法。纽曼教授说图林的著作一般不易读懂；而甘迪博士和其他人都强调图林有简化问题的天才。

虽说图林为了锻炼身体曾经练过一点长跑，但到战争快结束时他才较为认真地练习起来。作为一个从事秘密研究的人在全团的一英里赛跑中获胜，引起的轰动确实使人难忘。负责这个团的军官这样详细叙述了下面这件事： “我得到通知，一位图林教授为执行特珠任务将要到我们这里待一段儿时间。我就安排他在食堂里用餐，在一间小旅馆住宿。图林对这种与士兵同甘共苦的生活并不介意，很快就安顿就绪，而且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成了‘自己人’。他总是很沉静，但随时都准备同甚至像我这样无知的人讨论他的工作。我纯粹是行政人员，根本不懂技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举办的一个游艺会上安排了一些运动项目，要求军官们报名参加。当图林报名参加一英里赛跑时，可以想象出来我们是多么惊讶。我们宁愿把这看作是为我们捧场，可是到了那天，‘教授’（图林也以这个称呼为大家所熟知）竟非常轻松地首先到达终点。后来，他离开我们去搞一个新型的电脑，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但是大家都为与这样一个可爱的同食堂吃饭的伙伴分手而感到非常可惜，他受到各级官兵一致的喜爱和尊敬。”

图林是为打赢战争而集体做出贡献的一个小组的成员，他由于在战时服务出色，获得大英帝国荣誉勋章（O．B．E．）。因为健康欠佳，英国国王未能当面授勋，这枚勋章是随着一封信一起寄给他的。

战争结束后，图林又出国执行外交部的任务。该使团的一位成员追述说： “当时每天最后一顿饭是在下午 5 点，而第一顿饭是在早上 7 点。晚餐后我们看见图林拿了一片厚厚的面包，大大方方地在上面涂满黄油和花生酱，庄重地、不紧不慢地嚼着。看到我们询问的目光后，他解释说：‘这会儿我并不饿，但考虑到明天 7 点之前可能会饿。’”像通常那样，他对实际的讲究要优先于对一般惯例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