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

1.叛变投敌

李士群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1927年，李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了革命。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本来奉中统之命“潜伏南京”，但贪生怕死的他却在南京沦陷前逃到了汉口。

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让李士群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会亡，于是把目光投向敌人。他逃到汉口以后，又躲过中统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去了香港。

李士群一到香港，便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搭上了线。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日本在上海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边。李到上海后，清水让他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满口应允。就这样，李士群完成了从投身革命、叛变投敌到成为大汉奸的全过程。

2.军统和中统的暗杀计划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在1939年正式成立后，除了镇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外，为了确保汪精卫伪政权，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双方的特工人员在南京、上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李士群曾在中统里干过，他手下的那帮喽罗也多出自军统或中统，他们对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行动方式十分熟悉，在争斗中屡屡得手。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经过李士群软硬兼施，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陈立夫对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但因种种原因都没能得手。

就在陈立夫为李士群大伤脑筋之时，一日他忽然接到中统特务赵冰谷带到重庆来的一封信，这封丁默邨写来的信使事情出现了转机。

丁默邨原是中统上海区的特务，后投靠汪伪，当上了李士群主持下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在这期间，李、丁二人发生了矛盾，且积怨日深。后来，两人又为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结下了新仇。

丁发誓要干掉李，他指使其弟丁时俊于1940年暗杀李士群，因射击技术太差，未能命中。李士群以牙还牙，在这年的5月，乘丁时俊去南京夫子庙喝酒时，派出便衣寻衅斗殴，用酒瓶将其击伤致死。从此之后，李、丁二人积怨更深。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露出失败之相。丁默邨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便向昔日的中统上司陈立夫写信，请求“悔过自新，效命中央。”就在陈立夫接到丁默邨悔过信的同时，戴笠也收到周佛海请他转交蒋介石的自首书，表示要将功赎罪。这两封信使得陈立夫与戴笠大喜过望，他们分别密电周、丁二人，务必设法翦除李士群，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以此考验他们的自首诚意。

周、丁二人接到重庆方面的密电后，便开始积极准备。经商议，谋杀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邨从旁协助。

为除去李士群，周佛海可谓绞尽脑汁。他先是指使李的对头罗君强下毒，李没有上钩。接着又让丁默邨向外散布谣言，逢人便讲李士群清乡毫无成绩可言、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发了大财等等，企图以此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干掉李士群。

3.死于日伪之手

恰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而他的继任柴山中将对李不听使唤、桀骜不驯早已不满意。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冈村满口答应。

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这天，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说是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洗尘，也借机调解他与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

李士群知道自己结怨很多，所以一般在外边的应酬，他很少参加。这次李本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在去之前，李士群做了一些准备。他与随从相约，到了冈村家什么都不吃，连香烟也不抽。还跟一起去的保镖打了招呼，如果过了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冲进去。

到冈村家后，李士群以自己患痢疾未好为由，坐在席上任何东西也不吃。冈村也不勉强，一边与李说着话，劝他与熊剑东和好，一边与熊劝酒吃菜。

席间的谈话似乎很投机，熊剑东坦诚相见，向李承认了自己的不对，希望今后能携起手，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对外。说着说着，冈村给李敬了一支烟，又给他打开了汽水。

熊剑东的一番话使李士群很受感动，他觉得老这样坚持，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不快，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拿起酒杯高兴地与冈村对饮起来。

这时，有个日本女人从厨房捧出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太太，擅长做这种牛肉饼，今天听说李来了特地下厨，请赏光尝一尝味道。

端上来的牛肉饼只有一碟，李顿时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敢吃，他把碟子推给了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去，笑着说：“冈村太太是专门为你做的，我怎敢掠美。”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这时，冈村的老婆用盘子又托出3碟牛肉饼，在冈村、熊剑东和随李士群一起去的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因为4个人面前都有了，李也就不好再推了。

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4人，所以分成1、3作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他反而不高兴了。”冈村的一番话，说得在座的都笑起来。李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俗，经冈村这么一解释，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席上，其他3人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吃了三分之一。这时的气氛十分融洽，谈着谈着，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李要夏仲明下去告诉楼下的保镖，楼上相安无事，时间过了也不要上来。

李士群赴宴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钟，家里还有客人在等他。李向客人打了个招呼，连忙跑进卫生间抠喉咙，想把冈村家里吃的东西吐出来，可能是时间太长的缘故，没有吐出来。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中了阿米巴菌毒。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到了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病人到了这时，就无法挽救了。

没过两天，李士群已奄奄一息，临死前他对人说：“我干了一生特务，没想到到头来却被日本人算计了。”

李士群是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伪政权盘踞上海时期沪西“76号”特务魔窟的头子。在汪伪集团中，他历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长、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从1938年附逆发迹起至1943年中毒身死，前后5年，际会风云，炙手可热，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

4.“76号”魔窟

李士群年轻时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回国后加入中统，抗战前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曾被租界捕房逮捕，不久获释。上海、南京沦陷后，撤回重庆。至1938年，只身来沪，与日方搭上了关系，为日方刺探情报，从事间谍活动，同时拜上海青帮有名人物季云卿（名瑞庭，无锡人）为老头子，利用青帮门徒，增强自己的势力。这时他住居大西路67号，平日深居简出，行踪诡秘，不大在外露脸，但日本宪兵队便衣警探和驻沪领事馆人员，常出入其门。

当时沪西环境相当复杂，成为各种犯罪分子的孳生场所。

李士群与开设好莱坞、华人俱乐部（六国钣店）、荣生公司、利生公司等大赌窟的流氓恶霸朱仁林、顾文达、钱国栋、吴四宝、潘三省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做下许多危害人民的罪恶勾当。

不久，李通过日方关系，获得日本内河轮船株式会社的许可，在苏州北路998号开设大福运输公司，代客装运上海、无锡、常州之间的货物运输，自任董事长，经理为马叔涛，业务由陆鸿泰主持。几个月后，大福结束，改归陆鸿泰负责，更名为大福驳运公司，每月盈余，仍然送至李处。

比李士群稍晚一些时候，中统特务丁默邨从香港到了上海。他和李士群、唐惠民都是抗战前的朋友，当下三人密谋组织秘密机关，从事政治活动。因李士群原与日方有渊源，遂于1939年春，由李士群之妻叶吉卿出面，向上海银行经租处租到沪西越界筑路地区忆定盘路（现江苏路）95弄10号大洋房一座，对外称作“叶公馆”，雇用大批流氓作警卫，由日本宪兵队拨给枪支，专为日方刺探情报，迫害爱国人士。他们对外并无正式名称，内部由丁默邨主持，李士群与唐惠民副之。

叶公馆成立后，开始招兵买马，各色各样的亡命之徒，纷纷投奔门下，土匪、恶霸、惯窃、强盗应有尽有。吴四宝的门徒张国震、沈忠美、邱大宝等尤为活跃。他们除收集抗日情报、暗杀爱国人士外，仗势兴风作浪，绑票勒索，贩毒走私，到处寻衅滋事，鱼肉人民。当时租界里层出不穷的绑架暗杀案件，就是他们干下的罪恶，著名的《大美晚报》、《华美晚报》等报馆被炸，也是他们一手造成。租界当局明知这些案件出自叶公馆主使，但一则该处属越界筑路区域，管辖权力受到限制；二则他们有日本宪兵队作后台，投鼠忌器，奈何不得，虽然租界当局经常把红色警备车停在弄口，无非掩人耳目而已。

不久，叶公馆扩大组织，日本宪兵队拨给军管的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大花园洋房作为新址。这所洋房，原属国民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所有，沦陷后由日军管理。于是他们正式成立“特工总部”（简称“76号”），由丁默邨任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分任副主任。又成立“警卫总队”由李士群兼总队长，吴四宝（改名世宝，字云甫）为副总队长，张鲁为参谋长，叶吉卿为财务主任，吴四宝之妻佘爱珍为经理主任，“76号”前沿马路华村20多幢三层楼房以及对面75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逼迁移，这些房屋即占为特工总部的办公处和宿舍。

警卫总队的枪械来源有两起。一是由日本宪兵队用大皮包装来，都是二、三号驳壳枪和6寸手枪，约有60支，由李士群转交张鲁接收，经范雨人造册后拨给警卫总队使用。又有一起是在伪警政部成立后，由部拨交旧式步枪100支，在南京三叉河装上惠民兵舰，由特工总队常驻南京区的日本宪兵曹长大桥护送至沪交给“76号”。

日本宪兵队还在“76号”里成立了一个名叫“梅机关”的指挥机构，对外称为顾问。特工总部南京区则由南京日本宪兵队本部特高科长（后调上海北四川路宪兵队长）的藤冈英雄负责指挥。这里常驻日本宪兵特务班一班，有班长马场准尉和曹长、军曹等七八人，南京区每天收集的情报，都要向特务班汇报，对外行动，事前要和他们取得联系，才得执行。

伪国民政府“还都”时，汉奸大员都由他们协助保护。南京区的职员宿舍，由日方供给，门上悬挂“南京日本宪兵队特务班宿舍”的牌子。南京区直辖的芜湖、镇江、蚌埠三个特工站，则由特务班各派宪兵一人常驻。

被一般人目为魔窟的“76号”，大门日夜敞开，武装守卫，戒备森严。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上书“天下为公”四个大字，院内高竖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民党国旗，内部另辟一室，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这些都是做幌子的。

“76号”的主要工作对象是镇压沦陷区的抗日志士。被捕的人，先由吴四宝手下的亡命之徒非刑逼供，惯用的有灌水、抽打、上老虎凳等酷刑。其他区、站、组的情况也是如此。

特工总部成立后，为避免租界当局注意，请领汽车执照时，都用私人名义，内有用岳光烈（财务科长）名义领照的一辆，1940年春，“76号”人员乘该车在租界内有所行动未遂，执照号码为捕房抄去。某次岳光烈乘该车去戈登路（现江宁路）立泰银号途中，为戈登路捕房连人带车关进捕房。岳的同事孙时霖前往探询，也被扣留，并将司机名老李者用电刑逼供，要他招出在租界内的绑架案件。后由“76号”向捕房疏通，才取保释放。事后听说，“76号”曾被戈登路捕房敲去一笔很大的竹杠。此后，“76号”有几辆汽车出事，无法再在上海行驶，曾运至南京区使用。

这一时期，重庆也有军统中统的“上海区”人员留驻上海，与“76号”勾心斗角，互施报复。季云卿（李士群的老头子）、曹炳生（法租界捕房督察处长）、陈明楚（特工总部南京副区长）、余王介（特工总部无线电台长）等，都因与“76号”关系密切，被对方暗杀。季云卿被杀地点，即在成都路季宅附近，算是给“76号”的一次示威行动。季死后，一应丧仪都由李士群负责，并对季妻金宝师娘始终敬如上宾，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转道昆明到越南河内，发表艳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三原则，停战言和”。这时日方一手扶植的南北两个傀儡政权（以王克敏、王揖唐为首的“华北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温宗尧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因资望不孚，作用不大，因此以“南北统一，恢复国民党政府”为饵，诱汪上钩，派人与汪秘密接洽，一拍就合，即由日方护送汪秘密来到上海。汪在来沪前，先派陈春圃到上海，与丁默邨、李士群等联系，布置汪精卫来沪后的安全和警卫问题。陈春圃住在“76号”，李士群乘机大献殷勤，极力招待。不久汪精卫到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内，对外严守秘密，李士群命张鲁兼任警卫总队第一大队长，挑选身强力壮的警卫人员100余人，驻在该弄弄口洋房内，负责汪精卫的安全。

汪精卫到上海后，首先发动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准备，不久汪系机关报《中华日报》即在沪复刊。该报在抗战前本由曾仲鸣主持，曾随汪离开重庆，在河内被暗杀，此次则由林柏生主持。复刊后的《中华日报》大量散播汉奸言论，汪本人也不时为该报写文章。他在所写的《举一个例》一文中，曾公开宣布，南京未陷落前，蒋介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试探日方媾和条件，现拟继续寻求和平途径，以此证明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和平，和平未到绝望关头，决不放弃和平等等。这篇文章的发表，曾在沦陷区人民中引起很大的反感。

随汪精卫一起脱离重庆的周佛海、褚民谊、陈公博、梅思平等，都是在南京时的“低调俱乐部”人物（这名称是周佛海起的，他们认为抗战前途无望，和平才是唯一出路）。他们伴汪来到上海，赤手空拳，在日军卵翼下生活，而丁默邨李士群等握有一定的实力，因此，在汪精卫筹备所谓“还都”的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内中还有日方的牵线关系）。

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决定“还都”和“组府”方针。会议是在“76号”召开的，一班汉奸新贵，为了避人耳目，不走正门，都从“76号”的后门开纳路（现武定路）进出。汪在上海期间，还开了一个“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追悼在河内被暗杀的曾仲鸣和上海的季云卿等人。

5.狗咬狗的竞争

特工总部的丁默邨、李士群和唐惠民，勾结在一起，表面气味相投，骨子里勾心斗角，各有打算。三个人的个性和作风也不相同。丁默邨性情急燥，心地狭窄，动不动使出官僚架子。李士群则比较狡猾，外表和善，但居心阴险，手段毒辣。

外人听到李士群的名字，总以为是个杀气腾腾的彪形大汉，其实他五短身材，面貌清秀，一眼望去像“白面书生”。唐惠民另有一功，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因此三人招收党羽，扩充势力的途径也不相同。李着眼于利用金钱收买一批流氓和亡命之徒，当时“76号”的经费来源由江海关关税项下拨给，按月由日本宪兵队送去，由李妻叶吉卿保管，负责财务的是李的内侄叶耀先。经济大权操于李手，李便挥金如土，凡是投到他门下的，首先都可得到一笔巨款，名为“治装”。凡是愿意与之合作或接受指挥的，金钱地位，从不计较，因此，羽党日丰。如国民党上海区的特务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等，都为李所收买，死心塌地为李效力。苏成德投伪不久，即被委为特工总部的南京区长，伪府“还都”，兼任警政部的特种警察署署长，以后又调南京市警察厅长、上海市警察局长等职。马啸天初为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后调南京区长，“还都”后又任南京宪兵副司令。万里浪初任特工总部第一厅长，后调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

唐惠民的活动对象，大都是文教界人物。他曾拉拢明光中学校长汤增扬和徐则骧，汤等提出条件，为丁默邨拒绝，汤等表示不干。唐惠民即对汤、徐说：“你们既然不愿参加，还是赶快离开上海的好，否则对你们不利。”汤等即离沪。等到丁默邨派人去逮捕时，已逃逸无踪。李士群便在丁默邨面前挑拨，说是唐惠民事先通的风。同时唐看到李士群有所要求，丁默邨总是照办，而对自己的请求则百般留难，因此丁唐之间暗地摩擦，已非一朝一夕，更兼李士群从中挑拨，裂痕日深。

某次李、唐的孩子互相争吵，唐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推翻写字台，表示不干，接着又和叶吉卿大闹一场，唐的行动明系对李而发，李则装聋作哑佯作不知。不久，丁默邨要唐惠民去南京筹备特工总部南京区，派唐兼任区长，说是“汪先生即将还都，你的主要任务是到南京为汪先生开路”，其实这是李士群暗中使用的调虎离山之计，把唐惠民赶出了“76号”。

唐惠民到南京不久，李士群又用丁默邨名义电召唐惠民回沪，说有要事商议。唐一到上海车站，即被日本宪兵和“76号”人员押禁于北四川路新亚酒店，说唐在南京有擅自收编土匪等行为，同时改派苏成德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胡均鹤、萧一城为副区长。唐在新亚酒店被禁一个多月，经过疏通，才获自由。唐原住“76号”，获释后移居愚园路宏业花园。直到1940年李士群任伪警政部长时，才起用唐惠民为常务次长，从此唐惠民对李士群唯命是听，以部属自居，不敢再分庭抗礼。1941年5月，李兼任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兼驻苏办事处主任，唐亦兼任清乡委员会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李任伪江苏省政府主席，唐为省府秘书长，后调建设厅长，直至1943年9月李死时为止。

唐惠民离开“76号”后，丁默邨与李士群为了争夺权利，不时发生摩擦，矛盾日益尖锐。李不惜以金钱献媚日军，拉拢部属，人心都去丁向李，丁对李虽表不满，亦无可奈何。

汪伪政权成立前，安排伪职，明争暗斗，各显神通。丁默邨本想以原任特工总部主任，再兼警政部长，而以李士群、唐惠民分任次长，这样警政特工可以掌握在手。不料李士群钻营伎俩，远胜于丁，当汪精卫初到上海时，李即和公馆派的陈君慧、陈春圃等早有勾搭，接上陈璧君的内线，李妻叶吉卿又常在上海、南京的汪公馆走动，里应外合，使丁默邨望尘莫及。因此，伪国民政府成立，发表人事，丁默邨只当上社会部部长，连原来的特工总部主任也落了空，给李士群抢了去。警政部长一职，为了不使丁李之间矛盾加深，暂由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次长二人，一为李士群，一为邓祖禹，周佛海虽兼警政部长，无暇顾及，实权仍操于李手。不久，李调升部长，以唐惠民为次长，李如愿以偿，唐亦感恩不尽，而丁李之间矛盾激化，终致破裂。

从此以后，李士群更是一帆风顺，除任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外，又先后任伪苏浙皖鲁四省行营秘书长、清乡委员会秘书长、调查统计部部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丁默邨则做了四年多的伪社会部长，真到1945年5月，才调任伪浙江省长。

6.扰乱金融秩序，发国难财

周佛海在伪国民政府“还都”前，有必要依靠李士群在上海的势力加以庇护，李士群也需要利用周佛海的地位来增强自己势力，因此彼此互相勾结。周任伪财政部长后，为了扩充势力，在上海以伪财政部名义，办了一个税警学校，由罗君强任校长，随又成立税警总团，直属于财政部，粮饷装备都较一般伪军为优。周兼任伪警政部长，虽为过渡性质，但利之所在，从不放松一步。某次为统一制发伪警制服，周妻杨淑慧与李妻叶吉卿发生矛盾，杨要介绍周三宝承包，叶拟介绍上海美罗西服公司高维华承包，双方相持不下，各在自己丈夫面前挑拨是非，周李之间遂存芥蒂。

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后的4年中，币制尚未变更，沦陷区人民继续沿用国民党中（中央银行）、中（中国银行）、交（交通银行）、农（中国农民银行）和小四行中南、通商、浙兴、四明等银行钞票，伪华北临时政府发行的华北联合银行钞票，在南方并不通行。伪维新政府发行的华兴银行钞票，虽市面通行，但要按票面八折或九折计算，不久也告停用。

1941年1月6日，伪国民政府成立中央储备银行，总行设在南京。同月15日，在上海外滩设立上海分行。这个银行发行的“中储券”，票面分1元、5元、10元、50元四种，还有角分辅币，先在南京、上海两市与国民党“老法币”等价行使。是时李士群任调查统计部部长、警政部部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对在江苏省范围内推行中储券，起初采取拖延办法，后经周佛海暗中派人疏通，以中央补贴省经费名义，拨出一笔巨款交李士群收受，李士群才以省政府名义，通令各地尽力协助推行，并指示上海“76号”不择手段地对各银行施加压力，强令推行中储券。

中储券发行伊始，在上海进行得并不顺利，人民对汪伪政权毫无信心，不愿把金钱去换废纸，中国、农民等银行拒绝和中储行交换，各私营商业银行也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私营汇源银行接受收兑，不久该行经理季翔卿为国民党驻沪人员暗杀毙命，上海中储分行也为人施放定时炸弹，死伤若干人，上海金融界对此深有戒心，中储前途显见不利。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公共租界，周佛海即积极策划在上海收回旧法币代以中储券。李士群为虎作伥，令“76号”采取措施，在上海金融界制造恐怖气氛。如1942年3月22日，“76号”在沪西开纳路（现武定路）中国银行宿舍，一次逮捕了大小行员128人，监禁在“76号”。后来这128人，经金融界人士疏通，始获释放。此外，中国农民银行集体宿舍曾发生枪杀惨案，这也是“76号”干的。

在汪伪武力威胁下，上海各银行开始和中储行交换，收兑旧法币。1942年3月23日，中储行正式挂牌，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77元。这个比率维持了一月多，自5月20日起至26日止，中储行逐日提高牌价，最后规定旧法币100元折合中储券50元，为二对一之比。6月1日，伪财政部正式公告，凡一切债务、契约，均以二对一比例，用中储券偿付，先在苏、浙、皖三省暨南京、上海两市实行，民间旧法币由各地银行钱庄收兑至6月23日为止，逾期旧法币作废，停止使用。但由于民间仍抱观望态度，收兑一再展期。至11月1日伪财政部公布自11月1日起至30日止，为收兑旧法币最后期限，逾期没收充公，禁止民间保存。

在伪中储券推行过程中，李士群与周佛海互相勾结，在上海实行恐怖措施，肆意搜刮，又在人民头上欠下一笔血债。

7.搜罗爪牙，为非作歹

在上海沦陷期间，号称“沪西魔王”的吴四宝是江苏南通人，住居巨籁达路（现巨鹿路）同福里，在龙门路、马立斯一带，颇有恶势力，手下徒众甚多，由季云卿介绍与李士群结交。此人目不识丁，其妻佘爱珍精明强悍，手段灵活，吴对她不敢违抗，佘由季云卿之妻金宝介绍，结识李士群之妻叶吉卿，成为莫逆之交。1939年“叶公馆”成立，吴就介绍大批徒众参加，在上海干下许多危害人民的勾当。李士群见他手段泼辣，大为赏识。不久“76号”成立，吴改名世宝，担任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副总队长。李对吴视为心腹，吴也竭力报效，李的愚园路住宅以及保险汽车等，都由吴经办。李的侍从卫士，都是吴的徒弟，李在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的汽车司机，不是吴的亲友，便是吴的徒众，连李公馆的女翻译也是吴所介绍的。

吴四宝及其徒众有了李士群的凭借，变本加厉，无恶不作。沪西原是烟赌汇集之区，一时贩运烟土和制造白面（海洛英）的，都以吴四宝为护身符，肆行无忌，其他如绑架抢劫、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吴的徒弟张国震等，还惯在糖业市场兴风作浪，持枪挟制，操纵市价，要涨要跌，全由他们决定（那时人们一听“76号”，无不谈虎色变）。后来日方也看到他们干的勾当太不像样，深恐以后难以驾驭，逼使李士群进行整顿，李不得已，把张国震枪决了事，而吴四宝并不因此收敛。

当李士群还未组织“叶公馆”之前，西区大赌窟如华人俱乐部（六国饭店）等，已由吴四宝和李拉上关系，靠李与日本宪兵队及领事馆人员勾搭作护符，对李按月有“孝敬”。

“76号”成立后，吴四宝住进“76号”，每天公开收受沪西各赌窟和贩毒机关送来的“保护费”，答应由“76号”人员经常加以保护，但吴四宝对其部众，纵容包庇，事故仍不断发生。

上海在1941年12月日军未进租界以前，已经成为“孤岛”，但大批巨绅豪商，仍以租界为安乐窝。他们都是“汽车阶级”，汽车又都是最新型的，吴四宝的部分徒弟，便把抢窃汽车作为生财之道。他们惯用的办法是强抢硬夺，汽车到手，飞驶无踪，路上红灯全不理睬，巡捕拦阻即出枪示威。另一种方法是串通业主的司机，乘机盗窃，只要驶离租界，开进“76号”，即可安然无事。此项盗窃来的汽车，在上海开不出去，他们即勾通日伪机关，出具通行证，并更换汽车牌照，开至苏州、南京、蚌埠和苏北一带出卖，得价朋分。租界当局明知底细，也只得眼开眼闭，置之不问。

“76号”成立后，租界当局在沪西越界筑路与租界毗连地区，设置防御工事，不时有华捕、英捕流动巡逻。1941年春某日，佘爱珍随带保镖一名，乘车由极司菲而路转入静安寺路，适值“三道头”（英籍巡长，俗称“三道头”，因袖章上有三道横杠）抄靶子（拦路检查），佘车前进被阻。佘的保镖携有手枪，因无租界执照，恐找麻烦，先发制人，把三道头当场击毙。一时警笛乱鸣，巡捕齐集，佘车图逃不及，司机与保镖当场被击毙。佘爱珍急中生智，匍伏车厢，得以身免，当被带进捕房。事情闹得无法收场，后由李士群挽求日本宪兵队向租界捕房交涉，佘爱珍始获释放，案件也就了结。

1942年春，李士群正在苏州忙于筹备汪精卫“出巡”清乡地区事宜，吴四宝忽为上海日本宪兵队逮捕，报上也登载“国府”通缉令，通缉吴四宝，说是“破坏和运”。李士群得讯，慌忙奔走营救，费尽口舌，好不容易把吴保释出来，但日本宪兵队指明要李士群带回苏州管教，不能让吴再在上海，李当然答应。临行时，日本宪兵队负责人对吴说：“李先生保你出去了，你吃点东西走吧。”当即给吴吃了一碗面。次日，李士群把吴四宝带往苏州，这时吴觉得肚子疼痛，不时腹泻，吴身体素称结实，不疑有他，到了苏州还去玄妙观烧香谢神，不料第二天即暴毙。

李士群对于吴四宝之死，不免感到兔死狐悲，从此对日方宴会存有戒心。岂知一年以后，李也同样死于日宪之手，从中毒到死亡，前后也是三天，和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8.自作孽，不可恕

1941年7月1日，江苏省的吴县、昆山、太仓、常熟四县开始“清乡”，伪清乡委员会成立驻苏办事处，李士群以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名义兼任处长。后来汪伪政权在江苏沦陷区，分四个阶段“清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七县为第一阶段，太湖东南一带为第二阶段，镇江、丹阳、扬州为第三阶段，苏北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为第四阶段），李士群是实际的主持者。

1942年1月1日伪江苏省政府改组，原主席高冠吾调往安徽，李士群继任省主席（1943年改称省长），同时，清乡机构结束，由伪省政府接管，号称“清乡省政一体化”。此时李士群一身掌握省政、清乡和汪伪统治区特工大权，又兼调查统计部部长和警政部长，锋芒毕露，气概不可一世。

1943年9月7日，李士群从上海乘早车回苏州，伪省府各厅处局长照例到站迎接，当时李的精神萎顿，沉默无言，出站后即乘保险汽车驶回护龙街822号住所。当天下午传来消息，说省长身体不适，大家认为或系路途辛苦所致，不足为奇。第二天，又传出消息说，他身体很不好，家属焦急，已向上海聘请名医来苏治疗。当天上海来了几位医师，都诊断不出什么病症，注射了许多针药，仍无疗效。其症像是周身大量出汗，干毛巾都来不及更替使用，并不时腹泻。

第二天早晨，李士群病危消息传至日本驻苏州部队，即由小林师团派了三位高级军医前来诊断，很快便断定说：“李省长是中毒，瞳孔已经放大，关节失灵，已无法挽救。”又说：“在我们本国，这种中毒的人也时有发现。凡是已发现中毒现象的人，首先要化验血液，要经过24小时的细菌培养，才能得出中毒的结论。但等到结论出来，病人都已无法救治，所以这样中毒的人是百死无一救的。”延至第三天下午，李气绝毙命，时年39岁。

李士群死后，伪省政府成立治丧委员会，料理身后事宜，并急电汪精卫报丧。第四天，南京派伪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来苏，代表汪精卫致祭，并参加入殓仪式。

过了几天，日本宪兵队忽然要根究李士群中毒消息的来源，并向李公馆办事人员和叶吉卿气势汹汹地追根问底，威胁叶吉卿说：“不可再说李先生是中毒，该说是病死的。”从此大家再也不敢提起“中毒”两字。据说先前日本驻苏部队和宪兵队并不知道其中的底细，俟后接到上级指示，搞清楚内幕，才有彻查中毒消息之举，否则小林师团派去的高级军医也决不会说李的病源是中毒了。

在停灵期间，不知是谁发起，通知伪调查统计部所属高级人员到李公馆集会，到会的有伪调统部次长后升部长的杨杰、次长夏仲明，上海政治保卫局局长万里浪，以及马啸天、叶耀先、胡均鹤、晋辉、唐克明等数十人。

接任伪江苏省长的是陈群。同一时期，伪淮海省省长郝鹏去职，由郝鹏举继任。当时社会上盛传着一副对联：上联是“陈群、李士群，去了一群，又来一群”；下联是“郝鹏，郝鹏举，你干此举，我干那举”。这副对联，对卖国求荣、残害人民的民族败类，表达了高度的愤懑和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