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 亚历山大 征战世界拓展地理空间司马子长 壮游神州记述经济差别

亚历山大挥舞战争的利剑，东征西战，却无意间拓展了地理空间，人类不再是井底之蛙。普通地理学的体系初具雏形。司马迁足迹遍及东方中国，并完成了千古绝唱《史记》， 对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上一回我们说到了人类的先民，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想象，以及一些粗浅的感性知识，来认识我们这个地球的。

而说着说着，时光便流到了亚历山大大帝时代。

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的这个年代，地理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便是空间知识大大扩展了。

亚历山大在公元前 334 年开始远征，引导他的军队穿过小亚细亚、叙利亚到埃及，并进入西瓦绿洲，然后又由叙利亚到巴比伦，进入波斯高原，到达里海边，又向南进入锡斯坦地区，越过印度河，直到印度河口。

到这又分为两队回国，他自己穿过炎热的马克兰沙漠，用喜马拉雅山的木材造成的舰队，则沿海岸从水道走。

这次亚历山大的远征，在扩大地理概念方面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为了考察从印度到波斯间的海路，亚历山大的一位手下大将曾奉命探查了印度洋沿岸，其后又作了环绕阿拉伯半岛的航行。后来，亚历山大又去探查里海，以期解决里海与其他海洋的连结问题。

与此同时，在亚历山大时代已经就各地间的距离和行军路线等等以官方文件的方式奠定了统计的基础，这项统计不管在军事上、科学上或是贸易上都一样有用处。

在亚历山大远征中随行的人员很完备，包括了各门知识的学者：自然科学家、测量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等等。

测量学家测量了亚历山大军队所走过的路程，并用日晷仪不太正确地观测了地理上的纬度。这一切为后来地理学者在制作地图的工作上打下了更为牢固的基础。

亚历山大每征服一个地方，便组织一个探险队来熟悉当地边区的情况。当时希腊人的世界，因为这位著名的希腊人竟扩大了将近三倍：人们所知道的不光有波斯和印度，还有中亚细亚各国，和直到伏尔加河为止的西徐亚人的地方，以及欧洲中部的各国。

亚历山大曾讲到他本人的降生就是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埃及的一位国王，也是一位魔法家，因亚梦神附在身上而潜入了亚历山大母亲的住处，这样，亚历山大似乎就是亚梦神的儿子和埃及法老的后代了。

亚历山大远征波斯，因此也就好像是向征服埃及的波斯人复仇似的。 亚历山大远征的记载有着许多冒险故事的性质：亚历山大曾经到过大人

国、小人国、食人国、丑人国，到过有着异乎寻常的动植物的奇异的地方， 还游历过许多极乐的国家等等。其中很多地方说到了印度的奇迹和它的“赤裸裸的圣者”婆罗门。

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在附近的区域内也曾再度征战，但是，关于征战的情形却很少流传下来。

这时有两位使节的旅行大大增加了后人的地理知识。麦加斯悌尼大约于公元前 290 年，作为国王的使者前往后来的印度孔雀王朝的祖居地，这个国家的首都濒临恒河岸，那里是印度文化的中心。

这是希腊人由他的报告所认识的第一个真正的热带地方和第一个文化完全两样的地方。

另一次出使旅行，则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脚下的地方。

人们的地理知识也由埃及扩大了。红海里也开辟了航路，它一边伸展到瓜达富伊角，另一边伸展到阿拉伯南部民族的国土，即今日的也门。由这里取得印度的产物，这些产物长期以来都由海路运来，但是，在这条路上好像也没有特别增加了什么。

在内陆地区，知识是沿着尼罗河上游前进的，不久就到达了现在位于青尼罗河流域的喀土穆。关于白尼罗河发源于诸大湖的事，他们只是得到了一些模糊不清的信息。

大约在同一时期，即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军在东南部扩大了地理知识的时候，在有人烟地区的另一面，地理知识也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像西班牙、高卢、德国西北部、北意大利等地方，也渐渐为人所了解。

值得一提的是，皮塞阿斯的航行，是很重要的，他有可能是抱着经商的目的去的，可他却是一个在科学上，尤其是在天文学上很有成就的人，人们认为他的航行是第一次科学的发现航行。

因为他所发现的和报告的情形，都是非常的稀奇古怪，所以上古时代的长时间内，都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大骗子，直到好久以后，他才逐渐地被世人所承认。

他旅行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寻找锡和琥珀的产地，因为这两样东西，因为腓尼基人的广为传扬，很久以来已经成为贸易货物了。

他也出航过直布罗陀海峡，然后转向北沿着欧洲向西海岸航行。他也曾抵达过英格兰，他可以说是英格兰的最初发现者，他有可能到达过英格兰岛的北端，因为其南北呈长形伸展的地理特征，他知道得怪清楚的。

在这里，他曾听说过一个远在北方、大约需 6 天航程的图莱岛，这个岛从这时候起，在人们的思想中便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有些人认为这个岛就是冰岛。也有一些人设想指的是设得兰群岛。还有一些人以为最好假定这个记载是指挪威中部。

不久，随着知识在空间方面的扩展而来的是科学的深化。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战中取得了不少地区和居民的种种考察资料，并从这些资料中取得了最大的科学成果。当然，他的这些学说未免有些琐碎和拘泥。

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尤其是由于指出地球的影子在月食时永远是圆的，大地的球形便视为可靠的事实。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被后人严重地曲解了，被变成了僵死的经院哲学。

亚里士多德的地理知识散见于他的许多著作之中，但是主要的载于《气象学》、《论宇宙》、《论万物的诞生及其毁灭》、《论动物的习性》、《论植物》等著作中。

在他的这些著作中，包含有科学上第一个著名的、从运动特性最一般的假设出发来建立宇宙起源的学说的尝试：地球是由较为笨重的物质组成的， 它不能运动，而应固定于宇宙的中心。

它是球状的。上层的宇宙是宇宙的最完整部分，那就是包括着恒星的天穹，它属于不变化的超越自然界，它固有其纯粹的圆周运动。

在下层，须注意的是，这个下层不光是空间意义的下层，月球下的宇宙里有行星的球体，它包括有太阳和月球，其中一切都在变化．这是较为粗糙的四行，也就是火、风、土、水的活动领域。

亚里士多德认为，上层的球体引导着下层的球形，因此个别的行星具有较为复杂的和不大完整的，即非圆周的运动。行星的运动对地球发生极大的影响。

它影响冷热的变化和与其有关的万物的诞生和消灭；影响一种物质转变为另一种物质；影响物质从宇宙（地球）的中心转移到地面及其相反的转移。地球上这种循环的变化，是地球趋于完整并接近于不变化的途径。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学说曾被他的同时代人采用过，并且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无论在西欧，还是在阿拉伯人那里，当时都给整个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印上了它的痕迹。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说具有严格的以地球为中心的特征。

在他看来，地球的中心停留于绝对的静止状态中。为了解释太阳、月球、行星和恒星的显著的运动，他制定了一个为数极多并且分布复杂的球体体系，其数目不下于 55 个球体。

同时，为了解释行星运动的特点——每个行星仿佛都与某些球体相联系，而那些球体都各有其固有的运动，且彼此的运动在速度方面也各不相同。亚里士多德毫无保留地采用了关于地球为球形的学说。

他首先为这个原理提出了确切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即使在现在关于宇宙的初级课本中也被经常引用。

亚里士多德一面援引哲学家们关于地球形状的见解，一面指出在他的时代里有许多人不相信地球为球形。

他们所根据的理由是：在太阳或月球升降时，发光体的视面与地平线的平面的交叉线是直线而非曲线。依照反对者的意见，假如地球是球形的话， 其交叉线应当是曲的。

亚里士多德对这个意见作了反驳。他认为太阳与月球距离我们十分遥远，因此，人们看得到的视面的面积很小，不可能把曲线与直线分辨出来。亚里土多德认为月蚀的现象使人观察到月球上的地球阴影的形状，这就

是地球之所以为球形的最重要的证据。而月蚀之发生是由于地球位于太阳与月球之间，所以月蚀的部分就是地球的阴影，而这个阴影常常是完整的或部分的圆形，这种现象只有地球是球形才会发生。

当观察者从北向南移动的时候，比如说从希腊到埃及，天空状态的变化或天极的转移都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这一切不光证明地球的形状是圆的，而且还证明地球的球体是不大的。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之下，这样微小的迁移并不能引起如此显著的感觉的。

地球呈球状这一观念，所导致的结论就是：太阳光线投射于球面上各个不同点的投射角所造成的发光和发热的差异，成为气候带的存在原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热带是生命的剥夺者，因为太阳的直射光线发出难以忍受的炎热，足以烧毁一切植物。亚里土多德在他的《气象学》里谈到风和暴风雨的发生，谈到气象、地震以及海洋的涨潮和落潮，并且企图阐明虹的

现象。

亚里士多德还援引关于动物的地理分布事实，指出非洲的象与印度的象的相同之点，按照他的说法，这就显示两个相距较远点的距离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断言，由于地球的球形和陆地的长度不大，在

印度与赫克利斯之柱外边的海岸之间，很可能发现热带的大陆。由此看来， 亚里士多德是海洋论的代表者。

而人类的第一次真正的大地测量，是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所谓西马夏的测度工作。此后，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后半期，有埃拉托色尼的比较完善得多的大地测量。

他一方面测定亚历山大城和锡内（即今日的阿斯旺）的纬度——他相信这两个地方位于同一经度上，因而就确定了它们的纬度差，另一方面，大约是由当时的地图确定它们在地球上的距离。

于是，他可以计算纬度一度的长度，从而计算地球的大小。

用于绘图的资料也增加了。人们逐步学会了由测量极星的高度来确定纬度，尽管确定的纬度数量还很少，但却已在彼此相距很远的地方进行，误差几度的事情是常有的。

经度的测量只能在每天天快要黑的时候才能进行，这样确定的经度数量不多，并且多半有很多错误。

测定地面距离的方法也更精密了。直到这个时期，只是按照旅行的日程记明地区的距离，可是一日旅程的长度因情形不同而大有差别，因而亚历山大大帝及其后继者便派遣特别的计步者，去测定道路的长度，并据以编制路线图。

第一张新图是季凯阿尔赫编绘的，显然还没有使用投影技术，而是一张平面图。

第二张是埃拉托色尼的图，他是从他的测度出发，把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天文和地面测量结合起来。他的图成为其后一切古代地图的基础，也至少可以说是一个起点。

当然，后世也有人对这张图作了严格的批评，认为人们不能根据地面的测量，而只能根据天文定点测量来绘制地球的图形，这不仅指地理纬度，而且指地理经度。

这位叫做喜帕恰斯的学者由此得出结论：地球地图的设计仍然为时过早，人们应该等待，地理学家应该把他们的工作完全贡献给天文学的准备工作。

当然，这种批评是极其苛刻的。我们知道，在经验科学中，知识是逐渐接近真理，日臻精密的，不能以几百年后或者甚至几千年后才能制成真正准确的地图而自慰。

如果这位生活在公元前 126 年前后的学者能够由墓中复活，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地图作一个彻底的批评，那他会发现，大多数欧洲以外的国家的地图，就是今天也仍然缺乏他所要求的天文学的精确性，以至所确定的某些重要地点的位置和实际位置比较仍然有很大的出入，且不说个别地区的地图完全只能根据地面测量来绘制。

生活在公元前 275—195 年的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作为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哲学家和诗人而闻名于世。

埃拉托色尼对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与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第一次使用“地理学”这一名称来代替以前所使用的那些术语——“地志”、“海志”和“陆志”。诚然，他把“地理学”这一名词用在狭义方面， 即仅仅用在地球的图解方面。

而只是到了后来，“地理学”这个专门术语才从拜占庭人获得了“科学描述地球”的意义。

埃拉托色尼是数学地理学的创始者。他测量了黄道的倾角，并求出它等于 23°51′19″。他把这个测量方法还应用到另一件更为艰难的事业上，即企图测定地球的大小。

埃拉托色尼在亚历山大港曾利用时间测量器——圭表（一种挖空的半球，其状如碗）来进行测量，这种时间测量器是用雕刻成凹状的半球体和置于其中的木标组成的。这个木标把阴影映在圭表的内侧面上，按照这个阴影的长度可以测定出一个太阳日的时间。埃拉托色尼根据这种阴影的测量作出他的计算。

他知道，在夏至日的正午时分，太阳光直射到最深的井底，也就是说这时候太阳位于正天顶。日晷仪和圭表上都没有阴影（指西厄那）。

而在同一个时辰，在亚历山大港，日晷仪却能显示出阴影来。埃拉托色尼也观察了那里日晷仪上的阴影的长度。

然后他论证说，如果能测定阴影的长度与圭表上的大圆周的比例数，那么这个比例数应当等于西厄那与亚历山大港间经线上的弧对地球的整个经线上的圆周的比例数。埃拉托色尼求出了这个比例数等于 1/50。

埃拉托色尼的另一个重要功绩，是根据新的比较正确的资料制成了地球上有人居住地区的地理图。埃拉托色尼由于利用亚历山大港图书馆的资料， 而熟悉了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远征亚洲以后所积累起来的，以及由无数希腊水手和商人从各国得到的所有一切资料。

从这些资料中，可以就当时地球上已知地区各地的距离和其相应的位置，得出大概的结论，并按照地理纬度，把这些地点安排于天文学上所测定的某些点内。

因为当时科学设备的不够，经度的测量还没有进行过，这时纬度的测量也是非常不准确的。

埃拉托色尼创立了普通地理学的完整体系，并且在那本《地理学概论》著作中加以说明，同时还附有一张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当时世人皆知的世界地图。

埃拉托色尼在自己的著作中，清除了地理学的神话和传说，并删去了历史成份，而代之以自然地理学的成份。在埃拉托色尼的地图上，自然不能表现出东亚和北亚以及非洲西部和南部的真实形状，因为当时尚不知道这些情况。根据埃拉托色尼的见解，大陆的宽度超过其长度的一倍以上。他还正确地推测到大西洋是和印度洋相汇通的，因而人们可以从海道绕过非洲。

一般说来，埃拉托色尼认为未知的区域，即围绕在已知世界的周围的区域，是浩瀚的海洋，所以，也应当把他看作是一位古代“海洋论”的代表人物。

这时期一个重要的进步，在于开始理解山脉。季凯阿尔赫就曾经指出有一条巨大的亚洲山脉。这位大地理学家已敢于试作三角法测高，尽管他的测量得到了大大超过实际高度的数字，但是比完全靠不住的更为超出实际的估计，总是一个进步。

显然，这时还谈不到从地貌学来理解山脉。海岸的变动却是被理解了。陆地上的海生贝壳足以证明海洋的扩展。当时猜测过海峡的产生，并且争论着是否一切海面都同样高。

还有人研究过海潮的运动，而且认识到它和月球运动的联系。

在气候带的理解中，最先的学说是，只有比较窄的中央带是可以居住的。但是这个学说也逐渐站不住脚了，因为对陆地的知识扩大了，对印度的知识增加了，指出了热带的可住性。旅行家们还指出了寒冷地带的可住性。同纬度温度的不同还较少受到注意，只知道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递减的事实。

另一位杰出人物叫作阿基米得（公元前 287—212）的，对地理学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尽管他主要是以对人类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贡献而著称于世的，他的那句脍炙人口的格言就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翻转地球。”阿基米得曾经证明过，假如整个宇宙球以至恒星球都被砂料充满，其数

量仍能算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必须确定砂粒的大小、地球的周边、太阳的可见大小和真正大小、太阳和地球间的距离、月球的直径等等。

阿基米得认为，太阳的直径大于月球的直径 30 倍，而只及地球直径的

1/30。当然，阿基米得错了，因为太阳的直径实际是地球直径的 109 倍，而

地球的直径是月球直径的 4 倍，因此，太阳的直径是月球直径的 436 倍。 另一方面，阿基米得将这一修正的系数调整成整数而加以采用，从而得

出太阳离地球最远达 92500 万公里的结论。其实，这一距离确切地说是 14900 万公里。

阿基米得认为，地球与太阳间的距离是地球半径与宇宙半径间的比例中项。根据这一点，他将 92500 万公里，即几乎等于一光年的数值，作为宇宙半径的上限。因此，他断定宇宙内的砂粒数目，在任何场合都要小于 10⁶³。阿基米得所建造的“球体”原来是行星仪，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

古代的人们将这一设计看作是奇迹。

阿基米得利用这种技巧组成了一个体系，而借一种回转运动的方法能够造成各种星球的不同的回转，同时还能观察到每次回转时，月球在地平线上怎样让路给太阳，正像月球每天在天空中让路给它那样，也可以看到日蚀以及月球怎样逐渐隐没到地球的阴影中。

在另外一些证据中，我们得知“球体用铜制成，其内部设有无法看到的、显然用水力推动的发动机”，也可以观察出月的盈亏、行星的移动、日蚀和月蚀。

阿基米得也认为自己的这一发明有着重大意义，他甚至写成一本专著《论宇宙的构成》，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后继者的远征，尤其是由于认识了印度，动植物的知识大有增加。这些观察结果后来得到了塞奥弗拉斯特科学地整理。

在塞奥弗拉斯特的植物自然史的巨著中穿插着极为出色的植物地理方面的章节，说到波斯海岸生长的灌木，说到了一望无际的伊朗大沙漠，说到了印度的无花果树，还说到了喜马拉雅山高度较大地方植被的文化等。

在这部巨著中，还叙述了下面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亚历山大大帝由于印度河鳄鱼的出现，而认为这两条河都和尼罗河相连结。虽然这个结论被事实否定掉了，但却产生出动物种类统一的起源这个正确的见解。

除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使者和他的继承者的旅行报告，除了航行须知，除了历史著作中插叙的地理材料，这一时期还产生两部大而有系统的著

作，一部是季凯阿尔赫的，可惜已经完全散失，另一部是埃拉托色尼的，前面，我们对他的学说已经有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公元前二世纪末后的几十年里，在亚历山大城和希腊精神所及的别的一些地方，也还保存着希腊的科学。

但是另一方面，尤其是希腊成为罗马的省区以后（公元前 146 年），希腊的科学闯进了罗马，和罗马大帝国结合起来。希腊的学者持续着古代的传统，罗马帝国则在其版图内保障旅行的安全，这本身也提供了地理学的材料。

直到恺撒，即公元前一世纪中期，空间的知识仍然局限于地中海诸国。较精确的知识，开始时主要涉及西部地中海海盆，即北意大利、南法兰

西、西班牙。关于多瑙河下游诸国，以及外高加索等地的知识的增加，则是稍晚的事。

古代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喜帕恰斯（约公元前 150—126 之间），对于地理学的积极贡献，在于使天文学的定点方法精确了，并制成用以计算观察结果的辅助表。

但是，喜帕恰斯希望立即用天文方法作定点测量，尤其是大量确定经度， 却是不切合实际的，经过几个世纪，他的努力才有结果。

由于测量人员为罗马军队测量所通过的道路，更有人把这种测量汇记到旅行指南里，其中好像一部分是以表格的形式，一部分是以图的形式，这种地面的测量才取得了一种真正的进步。

地球仪产生于这个时期，这是文法学家马洛斯的克拉泰斯为证明某次迷航而令人制作的。喜帕恰斯设计了第一个地图投影，为的是尽量减少因大地是球形而引起的图形歪曲。

气候学上完成了一个重要的进步。

当时，有人经过考证认为，靠近赤道的炎热如焚的地带中，含有一个湿润凉爽的地带，于是这位老先生划分了七个气候带。这时候，气候对于人类的重要性被再次有力地强调。

这个时期，在地理学各派的争论中，旅行家的地志一派取得了相当的优势。这时候，地理学正在和天文学分离开来。一般人要求地理学家要有自己的旅行经验，并能够把地理的记述穿插到历史的描写中去。

斯多噶派的波赛多尼阿斯（公元前 135—50）现在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上古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他除写了一部打算作为波里比阿的续集并穿插着许多地理材料的伟大历史著作以外，还写了一部关于海洋的书，它好像是一部内容广博的地理学。朱里亚·恺撒（公元前 100—40），不仅作为一个古代大政治家，并且

也作为一位著作家而闻名于世。恺撒曾有两部巨著：《高卢战纪》和《国内战争记》。

《高卢战记》里描述了高卢、日尔曼和不列颠，这对地理学家来说，是很有兴趣的。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前 55—54 年，恺撒曾两次远征不列颠，两次横渡莱茵河，并按照他的建议，第一次在该河上架设了桥梁。

恺撒曾决定挖掘科林斯地峡，还企图凿通罗马至塞纳河间的运河，把台伯河和塔拉秦附近的海连接起来。

此外，恺撒还想放开粪溺的和贮水的沼泽的水，使其变成可供万人耕种的良田。他曾准备在当时被海水淹没的罗马近郊的海岸上修筑堤防，毁掉海岸上的水下岩石，修建海港和可供大船停泊的码头。

恺撒曾宣布改革历法：从前罗马每年为 355 昼夜，这就是较天文年少了

10 昼夜。为了消除这种差误，由增长公开宣布补足所差日数。

照那样计算日数曾造成这样的混乱，比如到冬季才开始庆祝收割节。恺撒曾于公元前 46 年聘用著名的埃及天文学家索集根，他曾向恺撒建议在罗马采用二百年前托勒密·埃维尔格特在埃及当政时所制定的历法。

恺撒审阅此项计划后，赞同他的建议，并在罗马帝国全境内颁行新历法。这个历法沿用至 1582 年始加修改，自该次修改后直至现在，仍沿用这个历法。

罗马元老院还根据恺撒的建议，由测地学家测量所有领土。元老院也把这项事业委托了天文学家索集根，他为了完成这个工作，曾延聘了许多埃及的测地学家。

首先在罗马的广场上建立起里程标，从这里开始测量。罗马的许多道路用石标划出里程，石标上注明距离主要地点的里程数字。

马尔克·韦普桑·阿格里帕对于测量事业的成功贡献颇多，并于测量工作完成后，曾搜集了所有材料，根据这些材料绘制了世界地图。这个地图是绘制在罗马练兵场上一个宫殿的回廊壁上的。

阿格里帕在这个图上作了注解，这个注解曾经长期地成为地理学上重要的资料。这个地图的抄本曾传到各大城市，也传到各文武官员的手里。其中一张虽然是最晚的抄本，但显然是地图的根据，世称《波依丁格桂图》。

几乎与此同时，在古老的中国土地上，大约在公元前 126 年，也就是西

汉元朔三年，有一个叫做司马迁的年轻人，年方 20 岁，中断了宁静的书斋生活，离别了大都市长安，踏上了壮游祖国大地的漫长的历程。

前后共 20 年，司马迁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当时中国的各个地区。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巴山蜀水到东海南海，从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都市到边境少数民族的村寨蓬帐。

这次成功的壮游，不光为他成功地撰写《史记》搜集了许多素材，而且他在饱览祖国河山壮丽景色的同时，还细心考察了当地经济情况，认真调查了一座座城市、都邑的由来、发生、发展，力求从复杂纷繁的自然、经济文化中理出线索。

后来，在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从上古到西汉初年农林水产、采矿、手工业和交通的地理分布资料，特别是对地区经济差别和城市分布问题，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

司马迁在古城江陵，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沙市西北，渡过了长江，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美丽的江南。

那里地势低缓平坦，气候温暖湿润，江河湖泊星罗棋布，草木葱茏。司马迁对这些美丽的景色不禁赞叹不已。他赞叹这是个“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的好地方。

但是，当时的江南却人烟稀少，生产技术比较落后。这种情景，使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他所生活的、熟悉的北方。

比如，崤山以东的地区，人口的密度比江南要高出十多倍，土地肥沃， 乡间村庄非常多，水利工程灌溉着片片农田，冶铁场所铸造出大量农具，收获时节，谷物登场，粮仓丰实。

再沿着从龙门到碣石（今河北昌黎县北碣石山）作一番游历，又看到这里山丘起伏，高原连绵，草原茫茫，毡房散落，一群群的牛、羊、马匹如云

彩朵朵游移其间，这里便是辽阔的牧区了。

这一次南北壮游在司马迁眼前展现了一幅南北自然、经济地区差别的图景。

司马迁深切地感到，要繁荣经济，创造、积累更多的财富，就得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生产。

后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把全国分成了四个经济区域，即江南一个区，以及北方的崤山之东、崤山之西和龙门、碣石以北等三个区，记叙了各区不同的自然条件与物产，分别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

司马迁所作的分区，基本上是依据各地自然条件的特点，同时也注意人们利用、改造自然的不同情况，把自然和生产结合起来。这对于深入认识当时全国的农业状况，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是很有益处的。

在按区分析中，司马迁还发现：北方沂水、泗水之北，地少人多，常常遭受水旱灾害，自然条件较差，可那里仍然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桑麻养蚕事业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人们重视农业，注意农业技本的改进，逐步提高了向自然斗争的能力，变不利为有利。

由此可见司马迁或多或少地已经认识到，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有利或不利，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

空气、土地、森林和地下的宝藏，都是生产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切只有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加以开发利用。

人们只要不断提高生产力，增强向大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即使是自然条件差劣，也能够突破限制，向大自然索取更多、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因此，原来的分区界限不应当看成是一成不变的。

以早期地广人稀的江南地区为例，少数统治阶级过着奢侈无度的生活， 而广大劳动人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后由于中原地区人口的不断南迁，北方先进耕作方法的逐步推广，在人们的辛勤劳动下，到东汉中期的时候，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而且能够调运北方，到唐代中叶以后，南粮北调更是逐渐习以为常，江南农业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北方。

司马迁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显然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的作用、人的作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实际上开创了我国古代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分区记述农业生产状况的先例。

司马迁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除了调查各地的农业情况以外，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广泛调查、了解了许多城市、都邑。

当时，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比较大的城市有十来个，唯独其中有个名叫“陶”（故址在今山东旧定陶县治西北）的，成了号称“天下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城市，特别繁荣。

“陶”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其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司马迁来到这里，进行了实地考察。只见大街上，车水马龙，熙来攘往。又来到城边的济水岸头，只见水面上船来船往，络绎不绝，人们忙着从船上往下御货物，也有的忙着把货物装船，运到各个地方去。

司马迁翻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终于找到了原因之所在；陶之所以能有如此繁荣，主要是因为“诸侯会通，货物所交易也”。也就是说，陶地处交通要道，诸侯来往比较便利，货物交易在此集散，这一切，都为它提供了特殊有利的条件。

其实，陶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开始兴起。在生产技术比较低下的古代，

天然河道的通航，要比在陆地上修筑道路省劲得多，因此古代的交通，水路比陆路要便利得多。

陶位于济水沿岸，而济水同黄河及其大小支流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水路网。这个水路网的分布所在，在春秋时代本来有着许多诸侯封国，所以陶同这些诸侯国家的交通往来，自然是很方便的。

以后随着江淮之间的邗沟，连接济水与泗水的运河，以及鸿沟的开凿， 进一步沟通了济、汝、淮、泗等几条河流，构成了一个广阔、方便的水路交通网，而陶恰恰又处在这个交通网的中间，所以，它能够迅速发展起来，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陶不仅地处交通枢纽，而且还位于富庶区域的中心地带。它的周围，平原宽阔而又肥沃，是崤山以东地区一片盛产五谷的地方，所生产出来的大量粮食，要靠济水岸边的陶来进行集散。

附近的齐鲁地区桑麻遍野，东边的临淄和西边的襄邑（今河南睢县）， 又盛产丝织物品，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陶的商品交易内容，使陶更显得繁荣昌盛。

二千多年前问世的《货殖列传》，毫无疑问地反映了许多经济地理的科学内容。我国地理学界，则称誉其是我国最早的经济地理名著。

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中山国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白狄建立的国家，初名鲜虞，后来才改名为中山。

狄最早活动在陕西北部，后来渐渐东移，到了今山西、河北一带。春秋时期狄的势力颇强，它讨伐过邢国、晋国、郑国，灭过温国，还救过齐国， 给中原地区以很大的震动。

公元前七世纪的后半叶，狄发生了内乱，分裂为赤狄和白狄。后来白狄在今河北省西部一带建立了鲜虞、肥、鼓三个国家。

公元前六世纪的后半叶，肥、鼓二国陆续被晋国灭掉，只剩下一个鲜虞。春秋末年鲜虞之名为中山国所取代。

公元前 414 年“中山武公初立”，六年以后，中山被魏灭掉。魏文侯先封太子击为中山君，后改封次子挚，挚死后子嗣为中山君，连续统治中山国20 多年。

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山国进一步接受了华夏文化。从中山王墓出土器物上面的铭文也可以看出，中山国对儒家经典《尚书》、《诗经》等都运用自如，这表明中山虽是由白狄建立的国家，但它大量接受中原文化后，已和华夏民族逐渐在融合。

魏灭中山 20 多年之后，公元前 378 年，中山桓公又复国。这时中山国开始移都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

平山出土的铁足大鼎铭文中称：“先祖桓公、昭考成王，身勤社稷行四方，忧劳邦家。”由此可见，桓、成时候，一心为国操劳，已为中山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对于中山国的疆域，史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战国策》和《史记》都说“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据考古调查，由安新县经徐水县向西有一道夯筑城墙痕迹，相传是燕国的长城，应是当时燕与中山的分界。

中山国南部疆域，《史记·赵世家》说，赵“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又说：“王军取鄗、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请和。”可知房子、鄗、石邑、封龙、东垣原来均为中山地。

可见中山国南境应在今河北省高邑县西南，因此中山国的疆域大致是北自现在的保定和满城的南部，南至石家庄地区的南部。

下面我们再简单谈一谈古老的夜郎国。

夜郎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古国。

汉武帝时派遣使者唐蒙到夜郎国，使其归附于汉，夜郎王问汉使者道： “汉与我相比，哪个大？”夜郎之地只不过是汉时一州，竟以为自己比汉朝疆域还大，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一成语的来历。

西汉时期，人们把散居在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其中以夜郎最大，在贵州省西、北部及四川南部一带地方。

相传第一代夜郎王是从竹中剖出的。有一女子在遁水边洗衣裳，水上漂来一个三节大竹，正好停在她脚边，并闻其中有号哭之声，剖而视之，得一男孩，抚养长大，该男孩竟文武双全，并自号为夜郎王，以竹为姓，又称竹壬。破竹所弃之处变为竹林。

夜郎到战国时，其势力已相当强大了。所谓“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夜郎最迟在战国末年已建立国家，有君长等政权组织。

司马迁的《史记》中说夜郎人“耕田，有邑聚”，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1975 年在贵州西南的兴仁、兴义县的汉墓中出土一具陶制的水田模型。在这个模型里，块块相连的田中水稻茁壮成长，灌溉渠道纵横交错，水闸上飞鸟昂首而立，池中荷花点点，游鱼尾尾，岸上树木参参，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反映了这里的人们对水利的重视和依赖。

据《汉书》记载，西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外侯俞之间相战。汉王朝派牂柯太守陈立去处理，他诱杀了夜郎王兴后，兴的岳父翁指率众反抗。陈立引兵破坏其水道，夜郎人大为震恐，斩了翁指的头献给陈立。夜郎国同内地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四川的特产枸酱就是由夜郎商人贩

运到广西广东一带的。而夜郎的特产筰牛、髦牛又常运到四川贩卖。

荀子名况（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370 年至前 227 前之间），是战国末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已有很大发展。例如在农业生产方面， 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是地学、数学、力学等学科发展的体现，而精耕细作又是农学、生物学等学科成就的应用。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派的精华部分，即所谓的自然天道观。

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就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和“万物”等运动着的自然现象。

而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是有自己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类社会统治者的好坏为转移，也不受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问荀子，“雩而雨”（“雩”是当时为祈雨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回答得很好，说：“犹不雩而雨也。”他的这种自然观是与天文学、地学等方面的观察研究取得的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针对西周以来对“天帝”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危害情况，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认为，无视人的作用，只考虑到天，自然了解不到万物的真实情况， 他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反对听天由命的天命观，他指出人类对于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只

要能够“疆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他进一步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封建社会时期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方面表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对于地理学的发展十分有利。

地图的测绘在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国地图学的发展，以这个阶段最为重要。

这时地图的测绘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规范，制图理论也已确立，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制图学科学方法论的建树时期。以后一直为我国制图学者所遵循，直到清初情况才有改变。

1973 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可以说明这一时期我国的测绘技术已经达到了具有相当水平的阶段。

地形图的主要部分比例缩尺约为 1／180000，地理范围包括现在湖南省湘江上游潇水流域一带，当时为诸侯国长沙国的南部。

这部分图的精度相当高，如果把这幅地形图与现代南岭地区的地形简图进行比较，可以看到深水（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经接近于现在的地图。

我们知道，潇水流域的地形是比较复杂的，因此测量地物的距离不能以人行的路线为准，需要求出水平直线距离绘图才能准确。

间接测算极高和极远，在西汉时主张盖天说的学者已经采用重差法。刘章在《九章算术注》中有用重差法解决间接测远、测山高、测城邑大小等问题。地形图的测绘已经开始利用当时数学的光辉成就，所以精度比较高。

地形图和驻军图的水系都用单线绘出，而且上游细、下游粗，与现代地图上的水系绘法基本相同。山脉在地形图上用闭合曲线加晕线表示，很像现在的等高线画法，可惜在后来的地图上很少沿用。

驻军图是一幅彩色地图，水系用田青色描绘。驻军图的山脉表示方法不如地形图，且不为后来所采用。地形图和驻军图上的地名都按政区等级分别注记在方框或圆框内。

当然，并不是当时所有的地图都具有这样高的水平，就如同一幅地形图， 其中五岭以南部分，就相当粗陋，而一般使用的行政区图可能都不很精确。

因此后世有人对这些地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都“不精审”， 即“不设分率”（比例尺），又不考证“谁望”（方位）。是“不可依据” 的。

这位叫做裴秀的西晋人主持编绘了《禹贡地域图》18 篇，在序言中提出绘制地图必须遵守六项原则，这六项原则虽然是前人在实践中已经做了的， 但裴秀把这些宝贵经验加以总结提高，明确规定“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谁望”、“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

（方取邪）、“迂直”（还取直）六条准则，从而建立了我国传统制图学的理论。

他要求地图要有比例尺，地物方位要准确，这些原则仍然是我们今天测绘地图所必须遵守的。我国土地辽阔，边境地区又多天然屏障。早期有关域外的地理知识大都在传入时几经中介，因而很容易带有神秘和怪异色彩。

到了汉代的时侯，由于政治、军事和宗教上的原因，有更多的人专由陆路和海路到国外去、人而增长了关于域外的地理知识，有关域外的地理知识是从汉代迅速发展起来的。

西汉王朝为了阻止匈奴的南下和通好西域诸国，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带）、西亚（伊郎高原、两河流域一带）和南亚（印度一带）的地理情况并写有书面报告。

《史记·大宛列传》就是根据张骞等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它们是最早记载中亚和酉南亚的地理专著。

这本著作对于当时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侯以及道路的里程等都有所介绍，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并为今天研究中亚一带的历史地理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史料。

自张骞等通使西域之后，沟通了我国与西方各国人民的联系，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交流。

由于我国是蚕丝之乡，丝绸织品极负盛名，为输出物品的大宗。丝绸在中亚、西亚以及罗马帝国备受欢迎，凡经营中国丝绸的商人无不获得优厚利润，沿途往返贸易丝绸者络绎不绝。

因此从长安西行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就成为联系东西方人民之间友谊，加深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信任、理解的“丝绸之路”了。丝绸之路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也可称为增进中国对外开放的意识，搞好古老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而且这也是必由之路。

从以上域外地理知识发展的情况来看，增加较多的是对中亚、南亚，即与我国西部有陆上交通可以往来的地区的认识。当时通向西方的陆上交通虽然也很方便，但与尚未应用指南针的海上交通比较，可能要安全一些。

但不知人类有了纪元以后，古老中国的这一艘年轻的地理航船，将会开往哪一个方向，整个人类的地理航船，又会往哪一个方向开。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