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回 潮落潮起 技术革命造辉煌浪奔浪涌 美日两国奏华章

新技术革命导致人类重新考虑工业布局问题，促使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现代地理学家深受影响，其重心明显地由自然走向人文，由整体地球表面走向区域差异。

话说历史的车轮轰隆隆地开进了本世纪中叶，我们所居住的家园，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新技术革命大潮的洗礼，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甚至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都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我们沐浴着新技术革命的万道霞光，一路走，一路笑，创造人类文明永远的辉煌。

信息工业、新材料工业、新能源工业等等，这些新技术革命的宠儿，如大潮迭起，不断拓展人类的视野。这些宠儿，没有哪一个不是以新兴技术的不断突破作为自己的特点，以电子计算机和高度知识化为自己的基础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那些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由于人们所需求的物质的和心理的不断变化，促使新工业的部门在生产规模、人口流动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同传统工业部门产生越来越大的差异。

在过去的岁月里，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希望拥有别人所拥有的东西。而今天，人们所要的变得空前的广泛，空前的多样化，无论是衣食住行这些物质方面，还是似梦似幻的精神方面，人们所孜孜以求的，就是希望得到那些别人还没有的东西，以显示卓越不凡。

所以，在工业布局上，规模越来越小的生产（有些是为个别需要而生产）， 正在逐步替代传统的产品单一的、大规模的生产，以大公司为主干的工业结构，正越来越多地被许多小工业群体的结构所代替。

就拿美国为例吧。在著名的硅谷。大约有 5000 多家大大小小的公司，其中，不足 200 人的，就占 75％以上。1950 年，美国新诞生的企业有 9．3 万个，而到 1984 年，美国新诞生的公司，就有 60 万个。从 1969 年到 1976 年，

这些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才 4 岁。

这些小企业充分适应了当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便于由少数人不断地进行新技术的开发，一旦开发成功，便投入批量生产，一旦开发失败，便悬崖勒马，做其他方面的开发研究。

新技术革命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多品种少量生产具有充分的可能性。由于半导体元件，特别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高速度发展，实现了微机处理和自动控制，自动工作系统也从昔日的理想变为今天的现实，新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线的改变，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得以完成，从而使得多品种少量生产不仅有利可图，而且利润可观。这一切都十分有利于小工业群的大量出现。

同时，新技术革命主要依靠尖端技术与科学、小型量轻的电子原件。 例如，从铜线向光导纤维发展，从石油向氢能发展，从电子向光发展，

从无机物向有可能进行再生产的有机物发展，从高温、高压的重金属催化剂向常温、常压的水质催化剂发展。

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新工业部门，所利用的主要资源，大多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石英和硅。

硅是制作集成电路的一种主要原料，在地壳中的分布率高达 25．7％，

在自然界中，硅主要以二氧化硅和硅酸盐的形式存在，提取也是十分方便的。在新工业部门中，原料费用所占的比重也是越来越低。

据日本有关方面透露，1981 年，日本九州集成电路工业，把高纯度硅加工成集成电路，每吨最高售价可达 25 亿日元，其原料费仅占 100 万日元左右，

仅占其销售价的二千五百分之一。航空运输费用仅占 10 万日元左右，占售价的二万五千分之一。

新工业生产，主要依靠研究、开发和智力投资，所以现代工业其实也就是人才工业，现代工业的分布，可以少考虑，甚至不考虑原料的产生。日本的各方面原料都相当匮乏，但这并没有影响其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这同近代工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近代工业发展中，工业企业绝大多数， 都是建立在煤铁综合体附近，或者干脆像日本那样，填海造陆，把自己所有的工厂都罗列在沿海地带，仰仗其现代化的巨大港口和大船输入原料，然后再把经过加工的产品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形成大规模的临海工业基地。

而新工业则主要利用高速便利的航空运输，甚至只要有水便足够了，从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临空（机场）型工业。

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几乎什么重要原料都不具备的美国圣克拉拉谷地，完全凭借当地密集的知识结构，如大学和研究机构，便拥有了数千家工厂，建成世界著名的硅谷；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附近的平原区建成硅原；日本的九州岛建成世界著名的硅岛；北京的中关村也依靠当地林立的高等学府，建成了电子一条街，尤以四通电脑等电脑公司而闻名于世。

新技术革命也带来电子计算机的革命，而且，这种革命的速度之快，也足以令人震惊。对人类每时每刻所生产出来的大量信息的迅速处理的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紧密而又完美的结合，使我们的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有人形象地喻之为“地球村”，世界各国之间的互相依赖也越来越强。

据权威人士统计，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互相依赖程度，如果 1960 年为 0 的话，1976 年就变成了 67。在不发达国家中，以中东地区对外依赖性最大，如果 1960 年为 0，则 1976 年就是 324。发达国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依赖程度，以日本增加最快，如果 1960 年为 0，则 1976 年就是 168。

地球的越来越小，人与人之间联系的越来越紧密，以及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使得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与协作生产越来越加强。

比如袖珍式计算机，其中微处理硅片来自美国，在新加坡、印尼或阿尔及利亚装配，钢制外壳来自印度，计算机运到横滨再把日本制的牌子给钉上去。

再比如，英国、法国、前西德和西班牙 4 个国家，于 1984 年 3 月 12 日， 同意联合制造有 150 个座位的 A－320“客中客车”项目。在这项联合生产中， 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将负责制造机翼；前西德布洛姆公司将负责制造部分机身、机翼的活动部分和尾翼的垂直部分；法国的航空和航天工业公司将负责制造座舱和机身，并负责最后组装；西班牙飞机制造公司将负责制造尾翼的平行部分。

随着经济的加速度发展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各个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都偏重于非物质生产的第三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仍以物质生产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

以日本为例。1890 年，日本第一产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 48．4％，第

二产业占 15．3％，第三产业占 36．3％，第一产业占绝对优势。

1980 年，日本第一产业占 3．6％，第二产业占 38．4％，第三产业占 58．0

％，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增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总产值中，各类产业比率，1949 年，农业占58．6％，工业建筑业占 25．8％，运输业和商业占 15·6％，以农业占绝对优势。

1982 年，农业占 28．1％，工业和建筑业占 64．4％，运输业和商业占 7．5

％，以工业占绝对优势。综观世界形势，我国也应该加强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使它的产值逐渐成为社会总产值的主体。

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进入 70 年代以后，主要发达国家逐步加强发展知识密集型工业。

例如，1950 年日本知识密集型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 26．8％，1980 年增加到 47．2％。在对外贸易中，密集型——专指知识密集型产品——1955 年只占出口贸易总额的 16．8％，1981 年则增加到 70．4％。1980 年，美国输出额中的知识密集型工业产品占工业出口额的 77．7％，前西德占 69．4

％，英国占 64．l％，法国占 63．2％。

在机械工业发展中，与新技术革命有关的电子工业和精密机械工业发展更快。

美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宇航工业、测量和控制用仪器销售值从 1973 年的 210．3 亿美元，增加到 1982 年的 1031．2 亿美元，增加了 3．9 倍。1982 年，美国宇航工业销售值达 613．7 亿美元，为造船工业的 6．2 倍。

工业的知识密集型化，使工业实现自动化与电子化，大量减少了原料的耗散，也大量减少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公害。全球正在逐渐倡导并发扬以科学技术为发展的动力和基础。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发达国家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大增，其中科技、管理、服务人员的数量增加最为迅速。早在 1955 年，美国工人中白领工人，包括科技、管理人员的总数就超过了蓝领工人，即生产工人。

第三产业人口中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事信息的工作人员增加迅速，如计算机程序编制人员、教员、职员、秘书、会计、股票经纪人、经理、保险公司的人员、官员、律师、银行家和技术专家等信息工作人员，1950 年占美国职业人口的 17％，如今已增加到 60％。

美国在 70 年代共提供了 1900 万个就业机会，工商业部门提供 11％，其中工业提供 5％，89％的就业机会是非商品生产部门提供的。

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高，不得不用更多的人搞饭吃，填饱肚子。我国目前至少有 2／3 以上的职业人口从事农林水产业，这说明了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

第三产业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人们逐步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从事科技、教育、运输、商业等非物质生产。

第三产业人口的劳动成果又大大促进了第一产业部门和第二产业部门的发展。

以美国为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每个农民能养活 60 人左右，虽然职业人口中第一产业人口仅占 3．5％，但所生产的农产品除满足本国需要外，每年尚有 20—30％的农产品输出。

新的技术革命标志着人类将进入信息社会，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客观

发展规律的必然产物。

中国随着科技、生产的发展，人口的产业结构必将产生重大变化，我们将时刻关注着这一变化的发生、发展。

新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促使人口向着新区，如中国的深圳、浦东、珠海、海南等特区，也就是适合新工业部门发展的地区移动。人口的大量移动，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景观。

以美国为例。60 年代以后，西部和南部阳光地带新工业部门的发展，使许多电子工业、军事工业都建在南部和西部的温暖地带，加上这些地区地价比较便宜，有较多的廉价劳动力，经过开发，交通也很便利，这些有利条件， 都进一步促进了西部的硅谷、南部的硅原的建设。

1978 年与 1960 年相比较，全国雇佣人数增加 59．l％，而上述的南部阳光地带和西部地区，增加率几乎比全国高一倍。工业雇佣者，全国增加 18．6

％，而工业发达的东北部减少 11％，西部和南部地区增加数约为全国平均的三倍。

无需置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移动，是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也是地理学家所必须面临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当然，由于人口和城市的畸形集中，也相伴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地域面积只占全国的 14％， 却拥有全国 51．1％的工业产值（1981 年）、50．7％的工厂数、65％的商品零售额以及 50％以上的人口。

生产和人口过于稠密的结果，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环境污染与公害严重化，导致地价昂贵，交通拥挤，住房与水电的严重不足，防灾防震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同时，在条件不利的地区，尤其是贫困边远地区，出现了人口大量外移， 土地荒芜，经济发展迟缓等社会问题。

据 1981 年统计，日本被政府规定为贫困地区的市町村数达 119 个，总面积达 16．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 44．1％，人口只占全国的 7％，平均每平方公里为 49 人，而全国平均为 310 人。

新技术革命发展尖端技术产业，与传统的重工业、化学工业不同，传统的工业消耗资源，能源多，运输量大，必须集中于重要资源产区和沿海便利的港口，而新的尖端技术产业，轻薄短小，不受原料、能源与运输条件的约束，可自由选择厂址，所需的土地与投资相当于同类规模的传统工业部门的六至十分之一。

这样一来，可以在过去不发达地区，例如美国硅谷、硅原，日本的硅岛等地，建立尖端技术产业，建设新型的“产”、“学”、“住”三位一体的中小城市。

三位一体的城市在日本称为“技术密集的城市”。

新建立的中小城镇，例如美国的硅谷，或者在原有中小城市边缘形成尖端技术为主的企业集中街区，例如日本的硅岛，也就是建立产、学、住一体化的街区，使城市具有生产的先进性。

这样的城镇，使尖端的产业各部门与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紧密结合， 建立科研、生产的先进系统。

这种新城市所谓的“产”，指的就是在尖端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产业， 如电子、新能源、光学、生物技术及医疗保健方面的新产业，以及与这些新

产业密切相关的企业和支持新产业活动的金融、流通、运输和服务事业。 例如，日本“富山尖端技术密集型”城市的八尾新工业区，主要集中新

金属、高分子材料、高机能树脂等新材料工业，大力发展以新技术装备起来的工业用机器人、超精密技术、油压技术、超高压技术、电子零件加工等企业。

所谓“学”，指的就是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也就是为开发新技术而设立的进行基础研究、培养人才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其他的教育研究机构和附属设施。

如日本富山尖端技术密集城市，对这里的富山大学、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和县立技术短期大学，除扩大和增设新学科外，准备建立国立高冈短期产业大学。

为了开发和促进科研和情报交流，建立富山开发财团、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尖端技术交流中心、体育交流中心、国际产业样品展览馆等科研机构。所谓“住”，就是指住宅、居住区。包括上述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的

职工宿舍，以及为职工服务的文化、娱乐场所和商场等服务中心。例如日本富山尖端技术密集城市，在依山傍水的太阁山丘陵建立住宅区。除各类住宅外，还建立了一整套的服务设施。

日本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城市称为“代表 21 世纪的生动活泼的中心城

市”，并于 1983 年起执行“技术城市法”，从法律上加强和促进新城市的建设。

这种新技术城市，多以人口 15—20 万的城市为中心，在其周围建立新城

区，面积以 1500—2000 公顷，人口以 4—6 万最佳，目前，日本已确定了 19 个这类新城市。

这类新城市的建立，分散了原来畸形集中的“高峰形”工业，转变成分散与成片的“高原形的工业”，调节了过密和过疏地区的发展的格局，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同时，这类新城市建立尖端技术据点，提高了地方的科学技术与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新城市增加文教设施，为培养人才、发展地区文化教育起了重大作用。

如果说古代地理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近代地理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而现代地理则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

现代地理学是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表面看作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它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充分描述各种各样的地理现象内在规律，并预测其演变的研究领域。

现代地理学的核心是以人为主体的环境、空间、区域方面的学科。

现代地理学具有特定的研究领域，本身构成一个系统，同时，这一领域的特有内在规律的揭示，是其他科学所无法替代的，而采用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才足以使这一领域内的规律得到确定性的解释。

当然，假如没有 50 年代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大潮迭起，没有系统论思想的出现，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将始终是模糊不清的：笼统的地球表面、抽象的人地关系以及具体的区域。其结晶助长了分科的多元化和离心力加强，理论问题肤浅和区域研究公式化。

而一旦有了特定的领域，作为科学的地理学，其主要的任务当然是揭示其内在的规律，而不是仅仅去找一些其他科学的规律在一定区域内的相互联

系。

同时，地球表面多因素相互关联的自然、经济、人文现象，由于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就可以得到更确切的质和量的描述与预测。

现代地理学直接脱胎于传统近代地理学，它的内容是传统与创新的结合。

诸如区位理论，它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主流方向，它就是由经济学移植到地理学中的，并已在计量化方面获得成功。

其他的传统方向如人地关系和区域研究，在现代地理学大家庭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但它们无论从理论上或方法上，都正在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近代地理学从德国开端，从欧洲大陆向四周散播；现代地理学则自美国

发起，反过来影响英国和北欧。然后再渗入西欧、日本和东欧。

这一点，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度发展，以及传统地理学无法适应社会需要是有关系的。

本世纪中叶，老的环境派已经越来越跟不上新技术革命前进的步伐，景观派的理论体系还不够成熟，还继续在孕育之中，只有区域派在全世界的地理学界占据压倒优势。

区域派的大本营在美国，其理论的代表人物也在美国。因此，美国学者对区域派的批评和否定，就成了现代地理学出现的前奏。

1953 年，一位战时流亡到美国、在衣阿华州立大学经济系教经济地理的德籍学者首先挑起了反对区域这个框框的大旗。他反对把人类知识分成历史、地理和物理三类，他还认为地理学是区位来源法则的科学，就其特性而言是社会科学，应该建立地表一定外貌的空间分布规则。这位学者还认为， 空间分布的法则来自物理学和经济学。

无独有偶，战后初期的苏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见解：这就是当时自然地理中的物理过程派和经济地理中的生产配置派。不过，由于过程派过分重复地球物理学的工作，经济派的配置规律过分笼统抽象，从而导致苏联的现代地理学没有能够形成多大的气候。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首先在美国，然后波及欧洲，出现了地理学主要是人文分支定量化的高潮，被称为计量运动或计量革命。

美国的地理学定量倾向，二次大战后已有萌芽。早期的依阿华经济派， 着重于探讨经济区位现象间的相关性、相互内在联系及其组合类型。

随后的威斯康星的统计派，发表了《论美国大麦生产同气候的关系》论文，运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去鉴定气候参数对大麦产量的影响。

再后来，就是普林斯顿的社会物理学派，他们开始把自然科学规律用于研究社会现象，比如运用物理学的引力随距离衰减的定律研究人口的分布。这一学派还认为，社会量纲和自然量纲是相似的，并建立了社会物理实验派。受这一学派的提倡，本世纪 20、30 年代已有的经济学中的引力模式和以后的位势模式，在地理学中研究空间相互作用方面大为风行。

50 年代后半叶和 60 年代前半叶，美国学者引进了德国的中心地理论， 并进而开始了地理学计量化方面的工作研究。

他们把中心地理论的理论从数学上加以精确化，并应用于研究城市零售业的地理问题。

他们还利用线性规划方法解决交通网中的流向流量问题、仓库和工业的区位问题、空间价格平衡问题以及合理吸引范围的界限等。

他们采用了图论的方法，对美国州际公路网规划中的土地利用、空间类型、通达性计算进行研究。

与美国地理学计量化相互促进的因素，还有区域科学协会的成立和瑞典地理学计量化的影响，瑞典人早在 40 年代，就在人口和信息的空间扩散方面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式。

通过留学访问和出版物的交流，60 年代地理学的计量运动潮流不径而走。

首先受到美国影响的是英国。二次大战后，英国的地理系增加了一倍， 地理学的方向开始由土地利用转向城市规划和国际性问题。

这就使战前大学中教学的科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区域地理不能适应青年学生的胃口，一批年轻有为的地理学者也就应运而生，他们想方设法去改进地理学的工作方法，使其内容科学化、理论体系更完善，因而引进了计量方法。

地理学的定量化，在学科和地区上都是不平衡的。

从学科来看，最早是部门的自然地理，然后是部门的经济和人文地理， 至于区域地理，当前计量化还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像美国、加拿大、瑞典等国家，从当前来说，区位理论可以说已完全定量化了，但许多人文地理科目如文化地理、种族地理和政治地理等，仍然保存其传统的人文科学本色。

从地区而言，美国、加拿大、英国、瑞典等国家走在前面，德国、澳大利亚、荷兰、日本等国家紧随其后，亦步亦趋，法国、意大利则是老牛拉破车，步伐不快，前苏联一开始的时候，还不以为然，到了 60 年代末期，突然醒悟过了似的，加快速度，出现了大批的关于计量化方面的著作，大量与计量化活动相关的学术活动也层出不穷。

1964 年，国际地理学大会设立了地理学计量方法委员会。后来，又把美国的理论地理学报《地理分析》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从此，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定量化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一致的公认。而贯穿地理学各部门、各部分的另外一种方法论或研究手法，也就是所

谓的行为研究，也同计量化一样，伴随着行为科学的出现，在 60 年代后期逐渐发展起来。

行为研究同计算机科学和管理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对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一点，早已为社会所公认。

70 年代，从美国开始，地理学中的行为研究大为风行，而其目的，则在于使地理学实践问题中的决策更准确化。

与此同时，现代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新分支，也就是行为地理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地理学的行为研究与计量化不同，它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公认。

地理学中的行为研究，就是除了自然、技术和经济等客观因素之外，再考虑到人的行为，即控制其决策和行动的主观因素的作用。

所以，行为地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状态，包括人类的感知、认识、经验和行动等，是研究对地理现象空间规律影响的领域。

而目前的地理学，主要偏向于行为机制的研究。

行为研究中的环境感知研究，主要研究人如何认识和怎样衡量人类所居住的环境，以及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环境刺激后，人类对环境的反应态度和可能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

这种研究对于灾害性的自然环境特别重要，例如百年不遇的洪水、突如其来的地震等。

人们对于这些自然灾害的反应，主要取决于他们的习惯、知识、经验和各自的追求，而那些决策者对于一项规划和工程的看法只是从客观的自然和经济规律出发。

比如，一个地方经过一场大地震之后，由于能量释放，今后一段时间内， 再发生大震的概率会小，但居民的感知则不一样，他们大多数想离开这个地方而迁往别处。

再比如，洪水的防御措施，工程人员按照千年或是百年一遇的峰值来加以设计，但是老百姓对这一点，并不一定感到十分满意，这就是感知频率同实际频率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所以，政策不能只按一般的标准模式，而一定要考虑到人们的行为，并给予一定的安抚，包括提高工程标准和进行科学知识普及等。

行为研究中的空间行为研究，主要是从普遍性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对地理现象空间分布及其变化规律的影响，希望能够作出一个不同环境、不同地域里均适用的模式。

实际上，一些区位模式就是根据人们行为的普遍性制定的，这就是著名的距离衰减法则。只是当时并未认识到它们是符合了人们空间行为的一般规律，只是将它作为一种真理对待。

空间行为研究者们还于 1967 年提出了一个行为矩阵，并把它作为决策人的行为和区位关系的一般描述模式。

这一模式把人的行为这一主观因素客观化了，从而找出了经济人活动的规律性及其同理想区位模式之间的关系。

这一行为矩阵的纵轴和横轴，分别代表可提供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运用信息的能力。

同时，不同的决策人处于矩阵中的不同位置，他们对该项地理事物的决策是不同的，经济人处于矩阵的右下角，愈向矩阵的左上方，区位愈不合理。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众多的企业管理者掌握了更多、更好的信息，并且能够更有效果地利用它们。于是，在矩阵中向右下角集中。但这又会引起形成矩阵参数的变更，而出现新的行为矩阵。

总的看来，最优的空间区位是经常变化着的，只有在理想状态或偶然情况下才能达到经济人的最优模式。

而行为空间研究则是从特殊性的观点出发，来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类的行为对于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分布及其不停地运动变化规律的影响及其互相制约的关系。

类似的空间扩散研究，也是一种代表。

行为空间研究者们在作物新品种的空间扩散的研究过程中，首先把所研究地区人们的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把它装入设计好了的模式中，最后将其应用到类似的相邻环境中去，从而为大规模地推广新品种的步骤和措施作出决策。

时间——空间地理研究指的是个人或者集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行为旅程。这也是 60 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所提出来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框架结构。

真实，时间和空间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使人的活动受约束的根源之所在。人类无法摆脱时间和空间这双重的约束，只有眼睁睁地面对着这一切。

比如潜力的约束，如在时间上大自然要求人类每天必须具备八个小时的睡眠，这样才能保持充足的体力。而人类活动却在默默地呐喊着，渴望在空间上能够无限延伸下去，却有许多地方无力到达。人类在一定时间内必须要经受一定交通方式的控制。

再比如联锁的约束，它要求一定的个人或者是集体在特定的时间内必须在特定的地方，如工人上班必须在工厂里，教师和学生上课时候必须在课堂里，住院医生和病人必须在医院里，等等。

再比如权威的约束，如规定某人必须按时上班下班，军人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等。

我们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对地理学定量化的猛烈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从右的方面来看，就是人本主义地理学，这一个学派根据自己的研究， 认为计量运动是一种如山一样的重负，它压抑了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主观能动性，破坏了其创造意志，这一学派大肆宣扬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地理学， 主张这世界是人的，地理学也应该去诠释人的所有物质的和精神的活动，而重点又在于对于人心的解释。

从左的方面来看，就是所谓的极端派地理学。由于 60 年代后期，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弊端，由经济的衰退而导致反战、妇女、黑人三大运动。所以极端派地理学认为应该首先检讨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成立了极端派地理学会，出版了极端刊物《对报》。他们归结了地理类型，这就是：中心内的社会矛盾、同自然环境的矛盾、中心间的矛盾、中心同腹地的矛盾。

伴随着新技术革命而产生的地理学的科学化，可以说是现代地理学的主要特征。

它主要包括解释途径的确定化、分析方法的模式化和研究领域的系统化等相互联系的方面。

尽管在近代地理学阶段，一些甚至是不少地理学家，都曾经宣称地理学是一门严密的科学，但是，地理学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现状，却让多数局外人士，甚至某些局内人士认为，它是一个半科学、半文学的知识领域。

50 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雄霸世界的美国和前苏联开展了一场带有较劲性质的科技战略技术竞赛。1963 年，美国科学院和全国研究理事会的地学部任命成立了地理学特别委员会。美国国家地学部对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三项要求：首先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使地理学被承认为一个研究领域；其次指出地理概念和地理的实质性课题，以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最后就是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估计出地理学作为一般科学进步的贡献的潜力。

同时，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地理学同其他科学分支共同担负的交接性问题，是充分论证地球表面，包括人与自然环境的浩大系统。

地理学首先是从时间中的空间观点去对待人与环境系统，它寻求解释自然环境系统在地表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人在其对自然条件与对他人的空间关系上，如何在地球上分布自己。

地理学传统上占据的“桥梁”位置，将它本身同自然与社会科学分开。其坚实可靠的野外观察传统，再加进去近来呈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的理论，诸如演绎工作，提供了越来越有力的知识结合，这是必须扶植的。

美国地理学家们还确定了四个课题领域作为地理学的尖端，这就是：自

然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区位理论。

显而易见，他们将地理学的科学化主要具体到区位方面。因为从当时来看，这个领域已大量运用系统观点和数学方法来提高其理论，从而也就使区位论实用化起来，被大量运用于区域和城市规划、工厂和仓库选址。

稍后，美国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于1969 年任命并成立了地理学六人小组。

地理学六人小组的主要观点是：经济、交通运输和城市地理的区位理论和分析已大量在地理学、区域科学和规划工作中应用。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是根源于大生产的发展、进行生产分布的类型描述。而当前，对不同经济活动， 诸如生产、流通、消费和市场等，提出更尖锐要求，促使地理学去研究分析性的空间内在联系。

于是，古典区位论被重新鉴定，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区位理论基础。

小组成员还十分推崇 50 年代末地理学中采用规范化模式开始的数学方法引入，并提出了地理学六方面的指导性研究课题：

一是空间分布及其相互联系，如农业土地利用和城市地域结构的区位分析；

二是流通过程，即交通运输系统中客货流的合理化、交通网发展的空间过程和通达性的度量与计算；

三是区划论，也就是协调区划综合性和组合性的不一致； 四是中心地系统，即城镇的聚落体系和商业服务格局问题；

五是空间扩散理论，主要指过程中类型通过时间的变化，如新技术传播、移民等问题；

六是环境感知，包括不同社会集团对环境和空间的感知及相应的行为研究。

自此以后，又经历了 1979 年的大辩论，计量化促进了美国地理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的扩大，已被大多数美国地理工作者承认。

60 年代中期以后，在地理学理论化和计量化的过程中，一门新的地理学科——理论地理学开始问世，结束了地理学长期以来没有基本理论的局面， 并给予计量地理学和应用地理学基本理论的指导。

如果说美国地理学者的研究，还比较偏重于理论的探讨，而日本则代表了典型的东方思维特点，这就是注重实用，更加倾向于用地理学理论来诠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现代地理学适应日本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形成各人文地理学分支交错发展的形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地理学为军事侵略服务，多从事国外资源地理研究。战后面临粮食问题而转向农业地理研究。在经济高度成长时期大量进行工业地理调查与研究工作。从 60 年代开始研究环境污染与公害防治、国土开发和城市地理方面的课题。目前，日本地理学界又为振兴地方经济而进行综合性的地域问题的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日本地理界仍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很大发展，如在农业方面研究《东海道城市群中农业结构的变化》、《城市与鲜果疏通》筹。在工业方面有《东京圈的工作构造》、《工业开发与港湾》等。

随着日本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近年来许多地理学者转向第三产业即商

业、金融、服务业合理分布的研究。例如研究《关于大阪市中心地体系—— 小卖业、服务业指标》、《小卖商业的地域特性和超级市场区位》等。

人文地理各分支学科研究也深入进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地理的研究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地理学家。他们运用中心地论、城市系统论、社会地域分析等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如《城市内部的中心地构造》、《城市系统的模式》等。

近年来日本非常重视社会生活，表现在城市中生产用土地缩小，为社会生活利用的土地面积不断扩大。有人说地理学应由为生产服务转向为社会生活服务，城市地理研究必须进一步转向城市社会。

日本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应用地域构造理论来研究各种地理问题。

他们认为，只有对一个地域各种地理特性的开发利用可能性有了充分认识之后，才能进行各种社会经济开发利用的预测及其效果分析。由于地域内各种要素的变化以及外部条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就是说在确定地域发展方向时要遇到自然、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综合性问题，应用地域构造论，可以确定地域各部门最优排列组合问题。

城市问题是日本地理学家主要的研究之一。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从 60 年代开始，一些地理学家发表了大量的城市地理文章和专著，其中城市化一直是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近年来有的学者从农村角度进行城市化的研究，很有意义。

他们认为，城市化就是指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和转变的过程。从农业角度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地区生产渐变现象。

受工业发展与城市建设影响，日本农业生产，特别是商品化生产迅速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农产品需求结构，使畜产品、水果和高级蔬菜等以销售为目的的经济作物产量成倍增长，而水稻等大田作物生产量下降，20 年来，不仅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农业地理配置上也表现出大量农业商品生产向边远地区转移的倾向，显示了城市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总过程。

由于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使农业净产值在国内生产净值中所占的比重由 9．5％下降到 2．7％（1960—1980），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由 27％下降到 9％。

日本农业土地利用受城市化影响，一方面从普通集约化农业向为城市服务的商品化生产过渡，另一方面为农户自用的粮食生产土地粗放化，最后， 这一部分自给性土地首先转化为城市用地。

从劳动形态上来分析，城市化最初对农村家庭职业构成产生影响，一般是由于专业农户中的青年逐步转向城市谋生，使原来的纯属农业户家庭变为兼农业户，并且多数由第一种兼业过渡到第二种兼业。逐步推移结果使兼业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或决策人出卖土地，或自营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也转向城市，称之为脱农业化。

这种变化过程主要是由农作物的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和土地商品化引起农村的质变，是城市的广域化渐变的动态现象。

日本从 70 年代后期提出“技术立国”论，于 1983 年 4 月通过的《高度

技术工业集积地域开发促进法》。它不同于 1962 年制定的《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明确制定了建立高度技术工业，进行技术开发的条款，主张从以钢铁、造船、汽车、化学为中心的旧型产业结构转入尖端技术型产业结构，

创造新的国际产业分工。为此要寻找技术立国的据点，具体地说，就是建设技术城市。

技术城市的构想：首先，把导入型产业与内发型产业技术相结合，建立新型尖端技术产业结构。

例如，日本东北地方拟建的秋田技术城市，准备导入电子设备、集成电路、小型计算机、医疗电子机、产业用机器人等先进尖端产业；同时改造原有的半导体材料、发酵技术、能源开发与综合工程技术以及特殊作业机械等四个内发产业，作为技术城市的产业基础，形成新型技术集聚。

其次，建立和发展研究开发机构，利用头脑优势促进技术开发。

日本地理学家善于探讨新生事物，他们从一般城市土地利用分析深入到城市地下街的研究。所谓地下街是指拥有公用地下道，并设有商业、服务业店铺、事务所和其他公用设施组成的地下特区。

地下街的分布与城市土地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在城市最高地价的地点，城市商业区形成地下街。其次结合铁路、地铁等乘降中心等多形成地下街。一般乘降人员日平均 10 万左右就可建设地下街。由于地铁交通便捷， 地下街往往人流集中，商业十分繁华。

地下街有供公众 24 小时通行的纵横交织的地下步道，构成地下街区，有多种出入口便于与地面联系。在大型地下街还设有广场、喷水池等各种休息场所供行人使用，形成与地面商店街无差别的城市地下交通用地。

地下街配置有各种店铺，其中饮食服务行业居多数。中午（l2～13 时） 和傍晚（17～18 时）形成步行者高峰时间，这些服务业大有人满为患之感。

由于地下街的地理位置好、交通方便，一些当地或外地有名的商店也拥到地下街设支店。所以地下街单位面积的租赁费用高于地面商业区 2～3 倍， 但仍有利可图。

日本是一个车的国度，一个大型商业区必须配置相应的停车场才能招徕顾客。大多数地下街，地下一层为商店区，地下二层为停车场。大部分停车场占用面积大于商业区营业面积。

从 70 年代到 80 年代初，日本地理学界也发表了有关人口变动、人口移动、劳动力和就业构造等方面的论著。

人口移动问题可以代表人口地理学的研究方向。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人口大量向三大城市圈移动。到 1970 年使占全国土地面积 10．4％的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国人口的 43．5％。

其结果使大城市住房困难，交通混乱，公害严重等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而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由于青年人外流，使地区活力明显下降，几乎达到无法维持地区生产的现象。

当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增长时期（70 年代中期）以后，人口流动方向发生逆转，出现由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定居的倾向。

从移动者年龄构成看，老年人的流动率略有提高，他们大多数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流入大城市圈，年老退休后又返回故里。

目前日本国民的生活价值观念已不再局限于金钱，而是追求于自然环境优美、宽裕的居住条件，有较好的文化、教育、医疗设施的城市或郊区定居。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交通通讯发达，使过去集中在三大城市圈的产业部门和各类管理机构，有可能向地方城市分散，给地方增加了就业条件和发展商业服务业的机会，引起人口由大城市向外移动。

人口高龄化问题也是日本地理学界颇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预计到2000 年时，65 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比重将上升到 15.6％。

目前日本人口平均年龄已接近 80 岁。因此建立“人生 80 年型”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形成人人都有家庭、地区、工作单位，实现自己理想的综合性社会经济结构，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课题。

日本自称经历了三次消费革命。即在 70 年代之前，在衣、食、住方面最

低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进入 70 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 90 年代以后，对生活已有充裕感者已达到 70％，基本上实现了物质需求，在此基础上，重点丰富精神生活。

于是充实教养，活用余暇，就成为丰富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对于文化教育资源再分配的研究，文化教育机构分布的研究，各种类型旅游点和观览路线的分析以及余暇圈构造的研究等，相应地增多起来。

从广义的地理学体系来说，中国自 50 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特别在农业、工业、交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在城市地理方面也有相当进展。

但是，同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地理学发展缓慢，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急需开拓拓新领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地理学。

商业是社会生产与消费间商品流通的组织系统，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商业批发采购供应站长期按行政区设置，近年虽有调整，但合理布局问题仍有待于继续探讨。

金融机构是非物质生产部门。在市场经济中，金融业银行是国营、集体或个人企业的重要信贷资金来源。现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也由财政部门拨款改为银行贷款，更加强了各类各级银行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因此，研究银行特别是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以及各级信贷、储蓄网的合理布局，探讨金融圈构造，就成为地理学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仓库是物资流通中的中转站，起物资蓄水池作用。在过去的城市规划中只按一般的仓库功能划出一块仓库用地。由于没有能够全面分析仓库用地的经济效果，不仅为城市带来一些干扰，而且给仓库的经营造成损失。近两年， 国内已经有人对城市石油仓库布局及管道运输问题提出研究成果。其他如冷库的布局、水泥仓库区位类型与加工站运输联系以及仓库与各类输送中心的集聚关系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研究消费地理的意义在于满足人民生活消费需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再生产作用，同时反馈指导物质生产部门、运输和商业部门，适应消费需求协调发展。

作为个人消费的最终基础是个人，它决定了消费水平。但是消费不光是经济现象，还受自然条件以及诸如文化水平、民族、宗教、习俗等方面因素的影响。

研究消费地理首先注意消费地区差别。对不同地域或城市的物价分析， 可得出消费价格的地区差别。各种人文因素的影响，会出现家庭、城市以及地域的消费结构的差异。对个人消费行为的研究，还要涉及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文地理学等一系列学科。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理学，要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更主要的是紧密联系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从实践中取得基础资料，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

究方法和新见解，促进我国地理学的迅速发展。附 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