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现代兵书

《国防论》

作者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号澹宁。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外交家。

蒋百里出生于浙江石硖镇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蒋光煦（字生沐）是当地著名的藏书家。蒋百里少时即有神童之誉，17岁中秀才。时值甲午战后，中国为蕞尔小国日本战败，蒋百里以为作为一个爱国男儿，仅凭三寸毛锥难以救国，遂毅然投笔从戎，于1901年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初在日本初级武学堂城城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思想上倾向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并组织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发行、编辑《浙江潮》，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其间还与蔡锷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1905年，以步兵科第一名的成绩毕业，鉴于在日本六年的学习经验，他认为中国以后国防建设的重点应在东北地区，所以回国后即答应盛京将军赵尔巽之邀，出任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帮助练兵，但因受守旧派的排挤，加上有“中国国防当取法乎上，当今之世，德国陆军最强”的认识，所以同年又赴德深造，在德国第七军任连长。德国著名军事学家、《战略学论》的作者伯卢麦对他期予厚望，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军事家，这也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

蒋百里从德国留学归来后，适逢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即以29岁的青年军事家身份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决心在这个造就近现代军事干部的摇篮（另两个是北洋武备学堂、黄埔军校）大展宏图，培养振兴国防的军人。但因北洋政府的各方阻扼，大志难伸，遂自杀以示反抗。被救后，整个二十年代，他奔走于各派军阀之间，力劝他们与革命派组成联盟，促成中国的南北统一。国民党建立政权后，他被蒋介石奉为“军界泰斗”，成为名贯全国的军事家，但因不是国民党员，一直被明尊暗抑，未得实际职权，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他敏锐地指出东北已成为远东的大火药库，日本侵华已蠢蠢欲动，中国应当急起整顿国防，但不为当局所重。“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他同情爱国学生，开始重点研究建设现代国防的理论。1935午，奉命前往欧洲考察西欧诸国的战时总动法，次年回国，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海战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必须以空战为主导，所以中国国防建设应以建立空军为重点，因为日本侵略在即，惟一快而又有效的办法就是发展中国空军。“七七事变”后，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呕心沥血宣传抗日，宣传军事理论，以期尽快造就抗战的军事人才。终因病累交加，赍志以殁。死后被国民革命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

蒋百里被视为近代军事天才，他多才多艺，尤以军事学驰名海内外。一生以倡导建设现代国防为职志，精心研究军事理论。尤其能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收外国军事理论精华，在融汇中西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著述丰富，研究范围颇广，其主要著述有《孙子新释》、《军事常识》、《国防论》等。其中尤以《国防论》最能代表他的中心思想。他认为，战争是交战双方政略冲突的结果，而政略是由国家根本利益、基本国策决定的。国防的基本力量是由兵力、武力、国力三个层次构成的。从根本上说，兵力之源在于武力，武力之源在于国力。武力是加以军事的组织和锻炼的国力，包含着国民的素质以及经济的各个部门。国力则是人力、地理环境、物质生产力、工业和政治五者的综合体。在国力综合体中，政体和制度又是关键的“原动力”，所以要增强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和义务兵役制。这样，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也有保卫国家的义务。至于如何建设国防，这是他孜孜以求潜心研究的重点，并提出了许多建议。他主张在国防建设中要贯彻“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的一致”，建立“既能吃饭又能打仗”的国防，这是他国防经济思想的核心，得自于他对古今中外各民族兴亡史的考察。在具体措施上，他指出要使国防经费投向有利于国民产业的方向，使国防经费有益于国民生产的发展。军用民用结合，国营与民营并举，通过长期不懈努力来建设、发展国防。又提出要立足本国，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重视新武器的研制。军事工业的布局和国防交通的布局要加以统筹安排，以便在战时有效抗击外国入侵。在国防教育方面，他认为对军人不仅要进行纪律教育、军事知识教育，还要特别提倡爱国主义。

蒋百里还在《国防论》中提出了中国国防应以自卫为原则。其书问世于抗日战争前夕，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的性质、前途，作了充分估计。认为“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提出对付日本的惟一办法，就是在军事上反其道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蔽；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并提出未来抗击日本侵略应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地，逐渐东进。这些看法，总的看来是十分合理和正确的。

应该说，蒋百里的军事论述，尤其《国防论》一书，集中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优秀成果，所以当时即驰名海内外，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国防论》一书初版于1937午春，由大公报社刊行，收集了他自1913年以来所作的关于国防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论著，包括论文、讲演、意见书、序言等。全书共6篇，约10万字。1945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二版，共收7篇，7篇题目是《国防经济学》、《最近世界之国防趋势》、《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二十年前之国防论》、《十五年前之国防论》、《中国国防论之始祖》、《现代文化之由来及新人生观之成立》。

《国防新论》

作者杨杰（1889—1949）字耿光，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外交家。

杨杰出生于云南大理，自幼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1905年，年仅16岁时考入云南陆军小学堂，因成绩优异，次年被保送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一年之后，又考取赴日留学生，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陆军。在日期间，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先后任贵州第1骑兵团团长，滇军第九旅旅长。此后又赴日本学习军事，192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日本天皇赠予宝刀。1926年，以国民革命军第6军总参议身份，参加北伐战争，立下了许多战功。1931年12月，就任陆军大学校长，在培养人才的同时，从事军事理论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杨杰呼吁加强国防建设抗击侵略，并加紧军事理论研究，探索建设中国国防的途径，力图改变现状，建设强大的国防以拯救民族危亡。1933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后又进攻热河，他作为第9军团司令官，指挥3个师在古北口奋勇抗击日本侵略军。“七七事变”后，受命率中国军事代表团以“考察实业”名义赶赴苏联，会晤伏罗希洛夫元帅，商议向苏联购买军火，改善中国军队装备以抗击日本侵略。此次出访获得了成功，国民政府晋升他为陆军上将，又任命他为驻苏大使。1940年，杨杰卸任回国，因他在苏三年，常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接触，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在思想上不断进步，所以蒋介石对他颇为不满，仅予以军事委员会高级顾问的虚衔，使之闲居重庆。抗战后期，他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因而受到国民党迫害，多次遭特务威胁，不得不转移到昆明，继续民主运动，宣传反对蒋介石内战的思想。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指导云南人民自卫军发动蒙自起义，并参予动员云南实力派人物卢汉起义反蒋。蒋介石对他非常恼火，必欲杀之而后快，多次布置特务进行暗杀。1949年9月，杨杰自昆明乘飞机往香港，拟由香港转往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不幸于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杨杰一生适逢灾难沉重的近代社会，目睹中国遭列强宰割，立志要振作中国军事，建立现代国防。为此，他自抗战前即潜心研究军事理论，写过《国防军事必读》、《战争抉要》、《蒙古骑兵之性质及使用法》、《欧洲各国军事考察报告》、《兵工业根本建设之计划》、《现代国防的基本条件是什么？》、《世界陆军军备》等论著。四十年代，又写了《国防新论》、《军事与国防》、《孙武子》等军事理论著作，阐发自己思考积累起来的国防观点和主张。其中尤以《国防新论》代表了他立足传统兵学、吸收外国军事理论精华，建立中国国防理论体系方面的重要贡献。

杨杰在《国防新论》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国防理论观点。关于国防的本质，他认为只要战争存在，就不能没有国防。因为国家组织在战争中并没有消亡，而是加强了，所以“要是在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还有阶级存在，要是这种文化还歧视、排斥并企图消灭另一种文化，要是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还进行着政治的压迫和经济的榨取……侵略战争在世界上仍旧不会从此消弭的。”“国防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种力量的结晶体，”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械化力量的增强，新式装备的出现，战争的总体性更明显，所以必须从事总体国防建设，才能使国家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为此，他主张改善政治，以加强社会的组织性，发展实业，增强国防实力，宣传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实行人民国防。总之，国防建设必须同国家其他建设同时并举，寓国防于国家建设之中。要重视“国防人”的培养，要立足中国现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中国国防，同时，也不可排斥必要的外国援助。

在国防战略上，杨杰在《国防新论》中提出，中国国防应属战略防御性的守势国防，面对敌人的“速决战略”“闪击进攻”，应该充分利用“时间与空间”，平时积蓄国力，包括人力、物力、军事组织及三者的综合效力，建立稳固的后方基地，拖得时间久了，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反攻，由被动转为主动。他还提出要以优势兵力和火力集中打击敌之的弱点，主张多打一些歼灭战，反对“徒博战胜之名”的击溃战。认为中国只要以上述方法，就可以以弱胜强，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杨杰《国防新论》中的观点，结合了中国当时的实际，适应当时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形势，所以其理论在当时有很大影响，对于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抗击侵略，加强国防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被誉为民国国防理论的代表作，丰富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宝库。

《国防新论》初版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刊印，时间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一时“洛阳纸贵”，所以次年由中华书局予以正式出版。1947年4月，国民党国防部新闻局又予重印，由新中国出版社总经销，仅新中国出版社就先后出了五版，共印行一万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伟大的军事著作，是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成的。它是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而写的。当时作者曾在陕北红军大学作过讲演。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也就是说，是为了总结战争经验，总结党内斗争经验，为了肃清和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而定的。

这本著作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系统地论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面的问题。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惟一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说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特征及由此产生的我们的战略战术。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最后详尽地阐明了战略防御、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诸问题，从而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基础。

这部光辉著作不仅论述了战略战术问题，而且研究了战争理论问题，研究了共产党领导战争以及方法论问题，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问题。对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体系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著作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主要论述了共产党人的战争观，亦即战争的本质、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等；论述了研究战争的方法论，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战争情况，找出战争的特点，引出战争的规律，制定战略战术，指导战争。

毛泽东强调，战争的指导者“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第1卷第690页）“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第1卷第708页）毛泽东在这部著作的第三章，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根据敌我双方情况，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重要特点：（1）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2）敌人的强大；（3）红军的弱小；（4）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根据上述四个特点，找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第1卷第711页）这部著作的第五章，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是研究如何指导战争的问题。（一）强调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积极防御的战略，是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思想。之所以提出战略防御问题，是因为当时战争形势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采取防御战略而不是进攻战略。防御有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毛泽东说，我们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积极防御是弱军对强军作战取得胜利的惟一正确的战略。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二）强调正确认识和实施战略退却与战略反攻。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对强势军队在一定条件下为保存自己而采取的一个战略步骤。其积极意义在于为转入战略反攻而创造条件。这个战略退却，也就是“诱敌深入”方针。这个方针从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中证明是正确的。而第五次反“围剿”则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讲战略退却，结果来了个大退却——万里长征。战略反攻是战略防御中的决战阶段，是依靠战略退却所造成的有利条件转入反攻，解决两军胜负问题。

这部关于战争战略问题的光辉著作，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研究战争，如何战胜敌人的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这部研究和指导战争的伟大军事著作，不仅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而且集中了古今中外的有益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这部著作的发表，为中国共产党和在它领导下的军队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同时，它对于我们党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不断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1938年5月写的一篇研究、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论著，同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讲演。

1938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着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究竟会怎样发展？是持久战还是速决战？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如何取得胜利？这些问题在许多人中间未能解决，特别是当时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更加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国民党内的部分领导人，一直存在着亡国论的思想，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所造成的战争失利，也使国内一部分人民产生了悲观的情绪。而国民党内的另一部分人，则鼓吹“速胜论”，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另外，这两种论调在共产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人存在侥幸心理和轻敌思想，幻想速胜；有些人则对抗战信心不足，悲观消极。因此。为了痛斥亡国论，扫除速胜论，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战，树立必胜信念，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并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这篇重要的军事论著。

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抗战以来的进程，全面系统地总结了10个月来的抗战经验，驳斥了各种错误思想和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性质、特点、发展规律和胜利前途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全文共21个问题。前9个问题，主要论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两个问题；后12个问题，着重从政治和军事上阐述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地考察和论证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及其发展过程。他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并最终决定战争的胜负。由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规定了日本能够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的而不能速胜，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敌之强的有利因素，必为其小国、退步、寡助等不利因素所减杀而发生相反的变化；我之弱，又必然为大国、进步、多助等有利因素所补充。因此，日本是不能横行到底的，中国决不会灭亡，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指出，亡国论和对抗战前途悲观的人，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而没有看到日本根本的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特点，不了解日本的短处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充分暴露出来，而中国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他们都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者。

在对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的各种因素，以及对这些因素在战争进程中的发展变化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科学地预见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必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阵地战辅助之。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即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一阶段末尾，由于敌兵力不足和我的坚决抵抗，敌在达到战略进攻终点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而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我之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辅之以运动战。这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是最艰难、时间最长，然而也是转变的枢纽时期。中国的抗战能否胜利，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是否丧失，而决定于这一阶段全民族的努力程度，中国将在这一时期由弱变强。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我之主要战争形式是运动战，而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则起战略配合作用。由于敌之野蛮和兵力不足，我之进步和土地广大，抗日战争将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概括起来，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上述论述，这是对战争发展趋势极其正确、科学的预测。

文章还进一步阐明了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首先，毛泽东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出发，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次，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施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指出在第一、第二阶段应是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反攻战。在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仅次于运动战，其战略作用有两个，一是辅助正规战；二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阵地战一般不会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第2卷第328页）此外，他还正确地解决了消耗战与歼灭战的关系以及决战等问题，指出：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用战役的歼灭战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持久战，以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他还根据日军在10个月侵略战争中所犯指挥方面的错误，指出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毛泽东提出“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第2卷第337页）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

文章还进一步论述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确地阐明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第2卷第338页）“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第2卷第297页）“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第2卷第340页）同时，毛泽东还强调，政治上动员军民，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只有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纲领告诉军队和人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军全民的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纲领。毛泽东在著作中准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及展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头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