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清兵书

《阵纪》

明代兵书。何良臣撰。何良臣字际明，号惟圣，浙江余姚人。生卒年不详，据本书序跋和书中内容推测，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间。他善长诗赋，热爱军事，“自结发从戎海上”（《阵纪·后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他曾说：“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阵纪·后序》）可见他对军人这个职业是很赞赏的。但由于明廷军政腐败，这位有胆有识的将才却长期没有得到重用。在“知阵无所事阵”的苦闷中，“辄寄之歌咏，以畅发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为不得为之情”。（《阵纪·后序》）所以他的诗词具有浓郁的军人风格，张应登说：“诵其诗，纪律严明，有正正堂堂之势，登坛对垒，旗鼓相当者不数也。”（《阵纪·跋》）由于他有军事才能，自“握管从戎，辄投辄效”（《阵纪·序》），逐渐受到重用，被召为幕僚，参与训兵，运筹诸边要务。后因立战功，升为偏裨将，最高官至蓟镇游击将军。其著作除《阵纪》外，还有《军权》、《利器图考》、《制胜便宜》。

《阵纪》是何良臣潜心研究兵法和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其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据书中引有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对戚继光浙闽用兵方略的评论来推测，其成书的上限应在《纪效新书》的成书时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之后，其下限应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以前，因为书后有黄道月明万历己丑（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仲春序和张应登明万历十七年（1589）五月跋。

《阵纪》共四卷、六十六篇，其篇目如下：

卷一：《募选》二篇；《束伍》四篇；《教练》三篇；《致用》二篇；《赏罚》四篇；《节制》三篇。

卷二：《奇正虚实》四篇；《众寡》三篇；《率然》二篇；《技用》十五篇。

卷三：《阵宜》三篇；《战令》五篇；《战机》三篇。

卷四：《摧陷》一篇；《因势》二篇；《车战》一篇；《骑战》一篇；《步战》一篇；《水战》三篇；《火战》一篇；《夜战》一篇；《山林泽谷之战》一篇；《风雨雪雾之战》一篇。

《阵纪》是讲选练和作战的兵书，内容较为充实，有将士的选拔管理和教练，也有战场指挥和奇正虚实的运用；有兵器的形制性能和配置，也有阵法的种类和变换；有旗鼓烽燧指挥、通讯、报警系统，又有赏罚条格和战场纪律规定；既讲一般情况下的作战问题，又讲特殊天候、地形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既言练艺，又言练胆；既有对古代兵法的继承和阐发，如他指出：“孙子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河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无不奇，善用正者无不正。’正此谓也。……有等庸将派定伍队，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皆非也。”（《奇正》）又有对前世兵家观点的匡正，如他批评大军事家李靖的“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似亦误矣。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奇正》）；既有对明廷腐败军政的揭露和抨击，又有变革图强的见解，如他批评明廷，“今也，将吏惫于监司中制之烦，士卒疲于科克工役之苦，偏裨困于谋求奔走之劳。”“将乏良能，兵无练锐。”（《率然》）又进言“臣于是而知斯时也，非商鞍之变法，不可以言守国，非尉子之连刑，不可以言治旅。”（《率然》）既有对前世军事制度的追述，又有对明代军事制度的记录，如他在讲到军队编制时，除追述周制外，详细记载了明代军队各级的编制人数：“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余皆仿此。”（《束伍》）总之，它既有军事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阵纪》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治军、作战指导和军事哲理三个方面。

在治军方面，重视军队的选练，“众非精选，无以得用”。（《募选》）在具体选募中，主张“募贵多，选贵少”（《募选》）。他认为，“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募选》）以人的精神品质为首要选募条件，“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反对选“城市游滑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强调因人而选，因长授职，如年高衰惫，“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者，又当别选为司教、司战。乖觉晓事，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者，宜充哨探巡察。胆力倍人，精神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之长”（《募选》）等。他还参照《六韬》用人思想，根据每个士卒的不同特长组织各类型的专门部队，如异术队、敢死队等。主张明耻教战，“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要求全军懂得所谓荣辱廉耻，以战死为光荣，以退逃求生为可耻；将士之间要情同父子，义若兄弟，亲密无间，生死与共。当然这在封建阶级的军队里只能是一种愿望和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认为诛贵大，赏贵小，“能行诛于贵里，下赏于微贱，则威自伸，而明不翳。故杀及权幸，赏及牛童者，谓不论贵贱，不预恩仇，示至公也”。（《赏罚》）强调赏真罚实，防止私下捣鬼，要求将帅亲自调查，以“耳目见闻”为实。

在战略战术方面，战略上主张“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认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赏罚》）而“奋力抵敌，或因救护而致重伤，或带重伤而复得敌级，并获敌中利用器具之类者，为下功”。（《赏罚》）这无疑是继承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对奇正的阐述详备而且有新见解。他历数诸家对奇正的认识以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奇兵变化无常，正兵也可变化无常；奇兵和正兵相互依存，又可相互变化，奇兵可作正兵用，正兵亦可作奇兵用，要视战场情况而定；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正、奇、伏三者的辩证关系，“正兵如人之身，奇兵如人之手，伏兵如人之足。有身而后有手足也，三者不可缺其一。三者能俱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故三分其一为奇伏，然伏出于奇者也，奇又出于正者也。善用伏者，自无处不伏耳。岂独以丛林草木陵阜间可伏耶”。（《奇正》）“众寡”是兵家必谈的问题。《阵纪》对“众寡”问题的论述重“众寡”的运用，认为“识众寡之用者胜”。“用众，宜整、宜治、宜分”，“用寡，宜固、宜轻、宜锐。”他还认为众寡也是可以变化的，“莫以土地广大，兵马繁盛，就为众也。但分守处多，便无处不寡矣”。（《众寡》）对骑战、步战、车战、水战、火战等战术都根据明代的实战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车战，他根据明代战争的特点，提出“非车无以致远，非车无以行制”，“不可以车为无益于军用也”，“欲挡胡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胡马之锐，非车击不可；欲逐套卫之虏，非车攻不可；欲弥隙塞罅，而却胡马之不入，非车守不可；欲出塞开边，以建不世之业，非车行不可”。（《车战》）他总结明代海战的经验，提出：“洋海之战，所虑风涛不时，又虑迷失向往，当以斗建为正，加四时定之，知所进退矣。”（《水战》）在军事哲理方面，他继承了古代兵家优秀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敌情是在不断变化的，用兵的要诀在于因敌转化，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他注意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他在讲训练时，既强调练技，又强调练胆；在讲赏罚时，指出“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人心不劝，罚轻则人心忘惧；赏重则人心侥幸，罚重则人心无聊”。（《赏罚》）在讲兵器时，强调兵器短长要适度，“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易钝，钝则不济”。（《步战》）朴素地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转化，指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而且似乎包含着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在他看来，将士如果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英勇作战，便能进发出强大的力量，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获得生的希望；如果个个都有侥幸偷生的念头，那么就必然士气低落，丧失战斗力，而被敌打败。所以，他说：“夫一人必死，足敌十夫；十夫必死，足敌百夫；百夫必死，足敌千夫；千夫必死，足敌万夫；万夫必死，天下莫当。”（《摧陷》）《阵纪》是明代一部比较优秀的兵书。对中国军事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讲理论不流于空泛，讲制度不失之于繁杂，“凿凿足当实用，非徒拾前人咳唾，堇堇盗浮声也者”。（《阵纪·序》）它“切切以选练为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比较实用。明代著述兵书称多，然多为掇拾汇集之作，这更显得《阵纪》之可贵。正像纪昀评论的那样：“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捃摭陈言，横生鄙论，如汤光烈之掘阱藏锥，彭翔之木人火马，殆如戏剧，惟良臣当嘉靖中海滨弗靖之时，身在军中，目睹形势，非凭虚理断，攘袂坐谈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犹为切实近理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阵纪》现存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墨海金壶》本、清道光《珠丛别录》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惜阴轩》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瓶花书屋》本、清同治《半亩园》本、清咸丰《长恩书室》本、清抄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

《兵法百战经》

《兵法百战经》，简称《百战经》，由《兵法百战经全卷》和《兵法百战经下卷》两部分组成。“全卷”以“王鸣鹤曰”开篇，其中有些思想与《登坛必究》相同；“下卷”卷首则称：“是辑酌古宜今，汇集诸家之精粹，诚兵法之大成，以为卫民之一助也。”而且没有“王鸣鹤曰”字样。卷首均著录“淮阴王鸣鹤编订，古吴何仲叔参辑”。由此推知，“全卷”应为王鸣鹤所著，“下卷”系由何仲叔所辑。

《兵法百战经全卷》有如下细目：地利总说、圮地、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选能、两翼游兵、火攻药法、骑射、安营机要。“全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述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各种地形的特点及作战方法。“全卷”第一句话就是：“王鸣鹤曰：我先知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接着列举了《孙子》中提出的圮地、死地、通形、挂形、支形等各类地形概念，以吴子问，孙武答的形式，阐述了敌我双方陷入上述地形条件时的作战方法。如在“死地”作战，若我陷死地，要深沟高垒，示我有备，安静勿动，以隐蔽我军实力；然后杀牛燔车，犒赏士卒，填井毁灶，打消侥幸偷生的心理。这样全军死战，必锐不可挡，转败为胜。若敌居死地，则要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动摇其斗志，并在生路两侧埋伏精兵，在要道隘口布署精骑，乘敌逃跑进行截击，必获全胜。二是记述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和考选弓弩、鸟铳手的方法及标准。强调统军作战，务必选拔搜揽各方面的人才。主张要像春秋战国时那样，“虽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延见庭养，以为己用”。对于有特殊才能的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要求将帅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世之为将者，贵有将才，尤贵有将德。”对于鸟铳手的考选记述很细致，从铅子、火药、火绳、铅子袋到瞄准、射击都有具体规定。三是记述了明代的游兵战法和军中赏罚制度及指挥旗号。所谓游兵，就是在军队左右两翼的前锋，各设一个头队，即侦察分队，由骁将统领，负责侦察敌情，搜索伏兵，应付突然事变。头队中实行逐级论功行赏，一队之中如果赏多罚少，队长领红顶签、赏少罚多，队长则领黑顶签。主将则根据红、黑签赏罚队长。四是记述了明代火器种类及炮火药、水火药等火药配方。该书记载，当时“火器二百六十余种，皆有稗于实用”，按其用途分，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陆器，有水器。提出用器在于“合宜”；制器在于便利使用，如战器利于轻捷，攻器利于机巧，埋器利于爆击易碎。五是记述了骑马射箭的要领和训练、检验足力的工具及方法。有歌诀，如马箭歌诀等。有图式，如马箭式、步箭式等。六是阐述了营垒的重要性。王鸣鹤认为，“张军宿野必有营垒。营者，三军之家也。止而无营，犹人之居无屋宇、墙堑，一旦盗贼窃发，何以押御耶”。他还提出，要巩固营垒安全，形势、米粟、赏罚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上下相亲，人和为要”，“无事忧为有事之防”。七是总结了明军刘家河惨败的教训，提出加强“正兵”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刘家河之败的原因是“既不能用奇，而又自弃其正”。建议先定什伍之法，“五人为伍，以上递相连属，以至于将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应，虽极仓促，只须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健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在内，为马、步、战兵之数”。

《兵法百战经下卷》的细目有：军誓、定惑、符契、乡导、金镜捷法淘金歌、年局起例、月局起例、日局起例、时局起例、太乙起例、测水平器、水军营法、兵夫列船。“下卷”内容较杂，多为用历法推算吉凶祸福，是封建糟粕。其中讲到古代的战斗动员、稳定军心的教育、水军战阵营法等尚有些参考价值。它公开声称，军中进行祭祀等迷信活动是“以权佐政”，巩固军心，鼓舞士气。它记述了当时的战船战斗队形，并认为战斗队形应随水域的不同情况而变化，“港有湾曲阔狭，当风隐风之不同，随港形深浅难拘一定之势”。

《兵法百战经》是产生在明代末期的一部兵书。它篇幅较小，约8000余字，但涉及到军事的许多方面，而且图文并茂，附图20幅，比较适宜当时粗通文墨的军人学习。它还能结合明代的军事特点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阐发，尚有一些参考价值。不过本书编排较乱，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有的本应标目的内容没有标出来，杂在其他类中，名不符实。该书刊本著录为“板藏南阳石室”。

《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一部佚名兵书。该书原是抄本，于1941年最先在分阝州（今陕西邻县）一个书摊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1941年土纸翻印本前言）。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用土纸翻印。然而此本流传不广，已往公私藏书目录均未见著录。1961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叔和的《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文中说：“十几年前，我在成都一个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土纸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一个手抄本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小字‘秘本兵法’。”1962年无谷作了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印行，才使这部濒临失传的古兵书重现于世。

“三十六计”之称来源于“三十六策”，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中华书局点校本487页）之后，《南史》、《资治通鉴》均有此记载。“三十六计”之名虽然出现很早，但是《三十六计》作为一部兵书却不会成书太早。由于缺乏可靠证据，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详考。然从早期史籍均不见著录和其系统以《易》演兵的内容方面推测，估计约成书于明、清之际。

《三十六计》不分卷。全书共分六套三十六计，前冠一段总说文字，后附一段残缺的跋语。具体篇目如下：

总说

第一套胜战计

第一计瞒天过海

第二计围魏救赵

第三计借刀杀人

第四计以逸代劳

第五计趁火打劫

第六计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

第七计无中生有

第八计暗渡陈仓

第九计隔岸观火

第十计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

第十三计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欲擒故纵

第十七计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

第十九计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混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

第五套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假痴不癫

第二十八计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走为上

跋（残缺）

六套计中，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是处于优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是处于劣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每计的名称多取之于广为流传的成语典故，形象易记。每计的顺序是先出计名，次作解语，再加按语。解语前半部分多引自兵法，后半部分多引自《易经》，理性较强，比较难懂。书中自称，“解语重数不重理”，认为，“理”只能说明设谋定计的一般规律，而“数”才能解决具体实际问题。按语又是对解语的阐释，一般先理论上阐述，后举实例相参证，较易理解。如第十六计“欲擒故纵”的按语，先解释“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穷寇勿追’，亦即此意。盖不追者，非不随也，不迫之而已”。然后引武侯擒孟获事参证，“武侯之七纵七擒，即纵而蹑之，故展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若论战，则擒者不可复纵”。

《三十六计》可以说是集古代兵家“诡道”之大成，专讲军事谋略的兵书。由于它以《易经》的阴阳燮理，推演兵法的奇正、刚柔、攻守、进退、主客、虚实等的相互转化，所以，全书含有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在“总说”中就指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从“数”与“术”、“阴”与“阳”的辩证关系，推演出了计谋的运用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不可生搬硬套和预先凭空安排。这就为全书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辩证方法。它在每一计的解语中都能注意到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转败为胜；还注意到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认为“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意思是当战争的形势发展到必然会有所损失的时候，要用局部的损失来换取全局的胜利。全书还贯穿一条战略战术原则，即形势不利不要冒进，敌人强大时不要硬攻。形势对敌有利时，要“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敌人“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书中还谈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计谋的关系，认为“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规，有阵例可循，而其中变化万端，诙诡奇谲、光怪陆离、不可捉摸者，厥为对战之策”。意思是关于战争之事，内容极其繁多，例如强国、练兵、选将等等，但战争有一定规律可循，作战的经验也可以取鉴，借以获得教训；然而战争中的对战之策，即阴谋奇计却变化多端、光怪陆离、不易掌握。所以它指出：“‘三十六计’者，对战之策也，诚大将之要略也。”将帅需潜心研究，因时、因地、因敌制变，恰当运用“攻心夺气”等战场的一切诡诈奇变，以实现“胜之转机”的目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本书辑录三十六条计谋汇编成书，只是借用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安排它的所谓每套六条，一共六套，六六三十六条计谋。并非军事上的计谋只有三十六个。实际上，正如本书跋语中指出的，战争中的计谋变化万端，光怪陆离，不可胜数。本书只是对古代部分计谋的概括归纳。二是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说当处于完全劣势，面临败亡的时候，“走”是上策，而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高明的一策。这从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以避魏的战（事见《南史·檀道济传》）和本书的按语诠释中都能得到证明。它实际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按语中说，当敌势全胜，我不能胜他时，出路只有三条，一是降，二是和，三是走。投降是彻底失败；媾和是一半失败；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三十六计》总结了以往战争中施计用诈的实践经验，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至今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例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偷梁换柱”、“美人计”、“苦肉计”等计中反映的封建割据战争中那些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思想内容。内容编排上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三十六计》现存版本有：成都兴华印刷所1941年土纸翻印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1962年内部印本、炮兵学院训练部1963年译注本、济南军区司令部1964年翻印政治学院印本、武汉军区司令部1973年和1978年抄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注本（社会科学丛书本）。解放军出版社1981年出版了李炳彦的《三十六计新编》，删去了原书的“按语”和“跋语”，每一计增加了“新解”，增补调整了一些古代战例，增加了一些近代或现代战例。

《练兵实纪》

明戚继光撰。明隆庆二年（1568）五月明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他到任以后，上疏痛陈边备废弛、边军“七害”，“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3页），并针对蓟州一带地形的三个特点，提出车、步、骑战，“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军纪，革除弊政，改进兵器，修建敌台，建立车营和辎重营，使蓟门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遂为诸边之冠。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6页）《练兵实纪》就是他在蓟门练兵守边的经验总结和真实纪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倾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人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但只言“教练已经二年”，未说明具体成书年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登坛口授》载：“时帷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年即明隆庆四年（1570），断为写成于明隆庆五年（1571）。据今人考证，戚继光练兵始于隆庆二年（1568），其成书时间当在隆庆四年末或隆庆五年初。《杂集》六卷写成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收入《练兵实纪》当在万历年间。

《练兵实纪》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协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训练。针对北方地形和敌情，提出改革编制，增设车营和辎重营，并提出车、步、骑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思想，记述了协同作战的方法。改革兵器，扬长避短。指出敌人力壮，专用刀，善骑马，我方的刀必须长于敌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着敌身上，必先砍着他的马头。所以规定，我方各项器械必须各长彼一倍，敌善用弓矢，我则用远射火器火箭、鸟铳、喷筒制敌。提出要灵活布阵，“各随地制宜，如地不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为准，并不相拘。”（《练营阵第五》）在训练方法上，提出要分层次训练，“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凡例》），并对将帅和平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诵，只记大意即可；将帅则须条条款款诵熟；将帅必须背诵练卒条款，而士卒不必背诵练将条款。还制定了鼓励背诵的措施，“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代戏乐者，有赏。”（《练胆气第二》）对于触犯军法者，若能背诵五条，免打一棍。

在训练内容上，特别重视学习兵法理论。认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练将第九》）它还规定了学习内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读先讲《孝经》、《论语》、《孟子》白文，《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丰富历史知识；最后讲授《大学》、《中庸》大意，以修身养性。它还重视练心，要求使将士把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登坛口授》）这样上下同心，就能达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主张以练胆为先，对于“艺高人胆大”这句谚语有新的认识，认为“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储练通论》）重视后勤训练和物质保障。戚继光针对以往官军因无辎重常常失掉战机的实际情况，提出“师行粮从，军事所先”（《车步骑解》），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八匹，并规定了辎重营的编制、训练方法，绘制了辎重营阵图。认为“辎重无失，便为奇功”。（《练营阵第五》）重视政治训练。他认为“将有本，心术是也”。（《练将第九》）所谓“心术”，就是政治素质，即“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练将第九》），具体提出要有志向，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牢记货利、刚愎、骄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传为民杀敌而死，虽死犹生的道理，指出：“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练将第九》）还反复强调拼死作战则生，侥幸偷生则死的道理。它强调军队要尊重人民，将帅要尊重士兵，注重维护人民和士兵群众的利益，反对扰民和向士兵乱派公差杂役，规定：“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及将妇女人营者，军法从事”。（《练营阵第七》）认为将与卒虽位有贵贱，但身无贵贱。反对下级对上级“惟惟奉命，甚至增美其说”。（《登坛口授》）强调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书中对将帅的品德、战术和技术修养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它认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所以要求先要训练好将帅。它主张兴办武庠，即军事学校，对各级军事统帅进行系统地正规训练。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弋、铤、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北敌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储练通论》）它还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求“将官先以舍生为本”，“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习武艺学兵法，“必自身率始”（《练将第九》），“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储练通论》）等等。

关于书中的迷信问题。《将官到任宝鉴》等篇中确实有利用时日吉凶预测人事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内容，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书中又明确规定：“禁妖妄，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练胆气第二》）并声明：“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将官到任宝鉴》）这说明作者并不相信迷信，他收录这些内容，目的是让将帅掌握，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以达到“定众志而作气”的目的。

《练兵实纪》是明代以讲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它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大量使用后，军队编成的变化和训练作战的特点，“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绩，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四库总目提要》）因此，它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练兵实纪》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刑蚧刻本、明天启二年（1622）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许乃钊刻本、清咸丰甲寅（1854）光霁堂刻本、清光绪乙未（1895）上海醉经楼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瓶花书屋本、京都琉璃厂刻活字本、抄本、多种铅印本等。抄本十卷，与刻本内容不同，子目为：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合营、行营、下营、禁令、兵法、练艺、练器、训谕、条教、图解。

《兵机要诀》

明徐光启撰。是一部新发现的失传兵书。此书撰于明万历年间，曾刊印过：后失传。康熙二年徐光启之孙徐尔默撰《文定公集引》，称徐氏所撰《选练百字括》已刻已毁，《选练条格》未刻而佚。徐光启十二世孙徐宗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搜集到一些新的徐光启文献，拟出版徐光启新集。从上智编译馆第三卷三、四合期（1948年3、4月间）所刊拟议出版的徐光启新集目录中发现，内有《兵法选练百字诀》、《火攻要略》、《制药》、《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六篇（均为《兵机要诀》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献也随之散佚。60年代初王重民先生编辑徐光启集时因没有找到上述文献，仅列其目待访。1982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其中就包括了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兵机要诀》，为嘉庆九年甲乙（1804）抄本。《军事卷通讯》特发了一则消息。上海的专家学者闻讯赶到北京，在莫将军热情支持下，很快将此书整理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中出版。

徐光启（1562～1633），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军事家。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崇祯五年（1632）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崇祯六年（1633）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为了对付后金崛起，明廷特命徐光启“总理练军事务”，训练新兵保卫京师。在这期间他结合军事实践，深入研究军事理论，撰有军事著作多种，并汇编《大明一统九边险要韬略世法》等军事丛书，还将其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有关军事的奏疏等辑为《徐氏庖言》（国内已佚，原书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据书目著录，未刊而佚的军事著作还有《兵事厄言》、《兵事疏》、《军事或问》等。

《兵机要诀》，在《徐氏宗谱·翰墨考》中误作《兵机要略》。新发现的抄本题“云间徐光启子先父著，虞山单侃景略父评”，单侃眉批十余条。全书共计六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如下：

《总诀第一》，卷端题《兵法选练百字诀》，即徐尔默《文定公集引》所说的《选练百字括》，亦即《徐氏宗谱·翰墨考》所载的《百字诀》。名为“百字”，实为一百零五字，如果将“臂力”、“营阵”各算一字，也有一百零三字。共分学兵之要三、养兵之要三、教兵之要三、学艺之要三、选士之要四、勇之凡四、选胆之略三、练胆之略三、选智之略三、选力之法三、选捷之法三、技之凡五、远技之法三、长短技之法三、相士之法三、身材八字、战之品三、守之品三、和之品三、练士之法八、阵之法五、列阵之法四、进退之法二、兵阵之形十、兵法要八等二十五组，每组多为三字成诀，亦有二字、四字、五字、八字、十字成诀者。每字都有独立的含意，有的并进行简略诠解，如“学兵之要”的“想”解为“沉思曲想”，“讲”解为“学问遍知”，“养”解为“治心治气”。有的未有诠解，但是言简意赅，如将“兵法之要”概括为“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八个字。

《条格第二》，卷端题《兵法条格》，其中包括《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三篇，是徐光启结合练兵实践，对《选练百字诀》，的具体化和条格化。《练艺条格》强调了练艺的重要性，规定了士兵需练习的各种技艺及具体要求。指出：“练远器先铳炮次弓矢”，“练长器先长枪次狼筅”，“练短器一刀二棍三镰四钯，俱长九尺以上。”《束伍条格》细分为伍艺、伍号、伍约、伍书，制定了军队的组织、管理和纪律规则，规定同伍五人和四伍长互相保结，严禁脱逃。《形名条格》规定军队的指挥号令、标识，包括服章、旗帜和金鼓。强调“齐众若一”，“众人共一耳，共一目，共一心”。

书后附有《火攻要略》和《制火药法》。《火攻要略》分别介绍了新式火器以及使用这些新式火器的胜敌之道。《制火药法》介绍了练硝、练硫和制炭的新方法，其关键是硝取其清、硫求其净、炭择其轻。还介绍了火铳（粗药）、鸟铳（细药）和火门药方等。

《兵机要诀》较集中地反映了徐光启在练兵方面的军事思想。他主张养兵要少而精，“少（所以饱）、饱（所以好）、好（所以少）”，这是他设计的养兵良性循环系统，阐明了少、饱、好的辩证关系。主张练兵从单兵练起，“凡练士，先练一人始，一人有五体即伍法也。护首手必应，举手足必随，即常山蛇势也。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备在一身，因而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为哨，五哨为部，五部为营，布阵变，化出没总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法尽在其中矣”。重视练艺。他针对项羽的“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指兵法）”，批评说：“此不知剑法，亦不知兵法也。”明确指出：“练士之法首技艺。”练艺注重实用，反对于实战无用的花架子，指出：“目今教练诸艺，不及尽学全套，只须除去花法，专练实用。”甚至平时军营活动也强调从军事需要出发，禁止刺绣、结网帽、赌博等，而用射箭、打统各色武艺，投石、超距、跖墙、打球之戏用以决赌者不禁。重视练胆，其要领是怒（杀敌者怒）、耻（明耻教战）、习（艺高胆大）。主张长短兵器都要掌握，认为长短兵器各有所用，“兵法不论短长，用得着时，便为救命立功无上之宝”。尤其是重视先进军事技术的运用。明代后期，火器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新式火器，徐光启不仅亲手辑录新式火器和火药的资料，而且反复强调：“方今制敌利器，火器第一”，“非火器莫能御敌也。”他还重视训练中的奖惩升降，明确规定：“以胜负为赏罚，积赏罚为升降。”

《兵机要诀》是一部失而复得的明代重要兵书，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和军事史料价值，而且它保留的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具有科技史料价值。

《兵机要诀》嘉庆原抄本由莫将军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据此本影印。另外，明崇祯九年（1636）山西绛州韩霖编的《守圉全书》内辑有《选练条格》，分选士、练艺、束伍、形名及营阵五篇，其中《选士》与《选练百字诀》有很大部分相同，而《练艺》、《束伍》、《形名》与《兵法条格》有关各篇内容基本类似，由此可见，两书系出同源。《守圉全书》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为国内孤本。

《海防图论》

《海防图论》又称《海防图说》、《海防论》等，是明代关于海防的兵书，旧题胡宗宪撰，实际是由胡宗宪汇编而成。这在胡宗宪的序言中说得很清楚：“凡耳目所历，哨探所传，无微不核，无细不综，因汇次为《海防图论》，凡若干篇。”经核对，自“广东要害论”至“山东预备论”辑录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见《郑开阳杂著》）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所以，有的版本又著录为郑若曾撰。《辽东军饷论》由明万世德补辑，《日本考略》由明殷都补辑，但其资料都源自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论》。胡宗宪在给《筹海图编》所作的序中说：“余既刊其（注：指郑若曾）《万里海防》行世。”据此推测，《海防图论》当即是《万里海防图论》。题郑若曾撰是正确的。

《海防图论》主要篇目有：海防图、广东要害论、琼管论（原作琼馆守御论）、广福通番当禁论、福洋要害论、福洋五寨会哨论、福宁州论（原作福宁州守御论）、广福浙兵船当会哨论、浙江四参六总分哨论（原作浙洋守御论）、舟山论、浙直福兵船当会哨论、苏州水陆守御论（原作苏松水陆守御论）、江北设险方略论、江淮要害论、山东预备论、辽东军饷论（《万里海防图论》，亦有是篇，文字有所不同）、日本考略。本书铅印本后附《阵纪》八篇：战令、战机、摧陷、水战、火战、夜战、山林泽谷之战、风雨雪雾之战。以《武经七书》的言论为根据，阐述战场律令、战机选择和各种天候地形条件下的作战特点。

《海防图论》以地形和倭情为依据，论述了沿海各地的战略形势和在抗倭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加强防御的措施。其总的防御思想是御之于远洋，歼敌于近岸，各省联合防御，协同会剿，内外夹持，水陆兼备。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强鱼船管理，除掉内奸，使倭寇失去耳目和向导；占领海上要害岛屿，封锁倭寇必经之路；分哨和会哨紧密结合，尤其要加强防御接合部的会哨，堵塞一切空隙；在沿岸港口设水陆把总和游兵把总，既能水上击敌，又能在陆上堵截歼敌；组织团练乡兵，使处处有御倭之兵。每篇之后有辑录者的评论，如“苏州水陆守御论”后，针对原文提出的“调募客兵不如调土著之兵，可调习而有常；官造战船不如雇民间造私船，皮坚久而省费”的主张，评论说，“苏松海防所依赖者，无过兵船。第招募客兵亦未为不可，至于战船民造，实为坚久，是当永为例云”。

《海防图论》是明代的重要海防文献，所提出的御倭方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序》可知，此书在嘉靖年间刊印过，称《万里海防》，此刊本今不可见。万历年间刻本改称《海防图说》。以后被《兵垣四编》、《长恩书室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丛书收录，均题《海防图论》。

《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九章）。这部兵学巨著是由茅元仪历时十五年撰成。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好学不厌，博览群书，尤“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年方十岁，他的家乡吴兴遇大灾荒，太守集议赈荒，官吏及富户无人敢应诺，独有未成年的茅元仪请求倾尽家藏粮食数万石，以救济灾民。他熟悉古今用兵方略，对九边阮塞要害，口陈手画，了如指掌。面对后金政权崛起，狼烟频频，明廷政治腐败，国运衰落，激起了发奋学习，探讨“治国平天下”方略，著书立说，以振兴明朝武备的雄心壮志。他寓居南京，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代国防形势，倾注十五年的心血，撰成了《武备志》这部古代兵学巨著，于天启辛酉（1621）刻印成书。自此，这位年轻学子声誉鹊起，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他曾出塞视察红螺山，七天不见烟火，随从都面无人色，而他仍从容不迫。并到江南募集舟师战舰，为孙承宗筹划了辽东水军的部署。不久，孙承宗遭排挤去职，茅元仪亦被削籍，告病南归。崇祯帝即位后，茅元仪赴京向新帝进呈《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列朝诗集小传·茅待诏元仪传》）然而却被权臣王在晋等所中伤，以“傲上”的罪名被放逐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8）冬，后金骑兵进逼京师，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和二十四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击退后金军，解除了京师之危。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先被权臣所忌被解职，后受辽东兵哗之累，充军福建。辽东军情紧急，请求募死士勤王，遭到权臣阻挠，悲愤纵酒而亡。茅元仪文武双全。明清之际学者称赞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方以智：《流寓草》卷七《酬茅将军》）。他一生著述宏富，据《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任道斌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其著作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等60余种，数百万言。但由于屡遭禁毁，多散佚。

《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辑评体兵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分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典故，如在《孙子·行军篇》“仗而立者”下注“依兵仗而立”；文旁有批点，用“○”表微妙处，用“”表示紧关处，用竖空心线“”表示一篇纲领，用竖黑线“”表示分段条目，用“”表示隐微处；文上有眉批，或赞扬，或批判，不拘一格，如在《孙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上批道：“千古阵法，概此一语。李药师稍窥其端，其余名将犹堕云雾中。”《武备志》完备的体例，不仅表明了著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为读者把握全书的重点提供了线索。

《武备志》共由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他非常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他还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兵诀评》）后人在引用这段话时往往掐头去尾，只取中间一句，来证明《孙子》是古代“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是不符合茅元仪本意的。茅氏是将《孙子》与先秦其他五家兵书相对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茅氏评说仍有偏颇之处。不可否认，《孙子》的成就最高，但其他五家也各具特点，都在不同的方面对《孙子》有所发展。

《战略考》，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茅元仪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战略考·序》）所以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他并非有记必录，而是有严格的标准：一、不是讲战略的不录，“非略弗录”；二、不是奇略不录，“略非奇不录”；三、要能启人心智，“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要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战略考》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如马陵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等等。

《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强调要详细，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阵”下又分94个细目，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本来古人量地制阵，出现方、圆、曲、直、锐之形，可后来有人便“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阵·序》），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如果废掉，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故谱而存之，鲜有删铲，阵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阵·序》）“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部分，详记士卒选练之法。有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水兵的编伍，赏罚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军资乘》，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部分组成。类下又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现将子目抄录于下：营：营制（下设十八个细目，记李靖等立营方法）、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乡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入伐、受降、符契、旌旗、器械（下设三十三个细目，记弓矢刀剑等兵器）、祭杩；攻：措置条件、器具图说；守：城制、约束、需备、措应、器式、堡约；水：水利、水平、战船、济水、禁涉、海候；火：制火器法（下设三十七个细目，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用火器法（下设五个细目，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火器图说（下设四个细目，记各种火器图式）；饷：屯田今制、屯田水利、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米盐、宴犒、矿砂、医药；马：相形、相毛、齿诀、刍水、医药、禁忌、简别、结束、驰骤、征调、厩牧、贡市、虏产。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从攻守器械、火器火药、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其中仅火器即达180多种。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不仅如此，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一种龙头多发火箭）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候”部分占风、云、雾、电、海潮等内容与《占度载》的占验内容不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有一定实用价值，如“占雾门”用雾相预测天气：“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蒙，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

《占度载》，九十三卷，由占、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天，记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占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太乙、奇门、六壬、杂占、选择、厌禳。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如“天色惨黄为风”等。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等。

“度”即度地，记兵要地志。子目有：方舆（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详讲内地）、镇戍（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详讲边疆）、海防（下分二十七个细目，有“日本人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兵险考等，详讲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详讲江河）、四夷（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详讲周边属国）、航海（讲航海所到诸国，即所谓声教）。茅元仪认为曾公亮《武经总要》“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而于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缺如也”，“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详与沿革，旁及山川，则太矣，而于关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占度载·度·序》）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内容，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以及航海用《过洋牵星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备志》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1）广收博采，内容丰富。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又“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顾起元《武备志序》），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四方搜讨传借，私访秘图写本。“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宋献《武备志序》）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2）选材精当。强调资料要可靠，不凭道听途说；讲实用的问题，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载·度·序》中说：“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不敢据稗而信也；贡献不通于大国者，不敢信耳而传也。”紧紧围绕武备选材，如在《战略考》和《占度载·度》序言中规定：“非略弗录”；“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故不敢详”等。注意选录最新资料，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3）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唤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交待《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4）评论精炼概括，既讲历史沿革，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如在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阵练制·练·教艺·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传，程宗猷革新古弩机，创造出腰开弩，力可达三十六钧（合当时1080斤），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营”的上方批评说：“今御虏者，全用挑壕法，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卷七十眉批）（5）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连研究阵法的专著《续武经总要》都未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6）图文并茂。全书附图738幅，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说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山川河流的概貌。（7）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便于互相参照。如《军资乘·战·器·弩·序》指出：“其详则见于练制中。”《占度载·度·序》指出：“若漕河，见于饷，不复再。”这样读者便可到《阵练制》中去查找弩的资料；到《军资乘·饷》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呼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误国误民。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足饷尤先务”（《军资乘·饷·序》）。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士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阵练制·练·悬令》）在国家防御方面，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人自为守”的战略方针，指出：“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虏资粮于我，故我必清野，始可与虏战。有堡始可以清野。虏人自为战，故我必人自为守，始可与虏敌。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军资乘·守·堡约·序》）对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于海”。（《占度载·度·海防·序》）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度·江防·序》）对于攻与守、盛与衰、强与弱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认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军资乘·序》），“善守者，使不得攻”。（《军资乘·守·序》）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明廷振兴武备，指出：“贡市者，体极尊，名极美，而财日浚，备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则彼强，故张皇六师，非黩武也。”（《占度载·度·四夷·北虏考·序》）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清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和《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明天启元年（1621）刻印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多悖碍字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补遗一》），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清初，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因书名页下印有“莲溪草堂藏板”，故称为莲溪草堂本。此本撤掉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唤、宋献、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清廷取得政权之初，尚无暇顾及禁书，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因为，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如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唤序中的“东夷小丑”改刻为“域中小丑”；张师绎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等等。并抽掉了李维桢序。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并刻成了墨围，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内容。日本宽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此书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和“茅待诏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书中对清“违碍之语”加墨围代替，《女直考》亦被删掉。清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另外，还有抄本行世。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它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几经翻刻，广为流传，说明它影响深远。在国外，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而且于1974年以和文出版发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未有深究，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如他评论《三略》说：“本太公所作，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袭《续武经总要》、《武编》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虎钤经》的记载，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

《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作者不可考，概成书于明万历初年。全书共12卷，152篇。每篇先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引用古代战例或历代兵家言论加以佐证。《草庐经略》内容丰富，对战争目的、战略战术、治军用将、阵形阵法、武器制造、阴阳占卜、屯田粮饷等均有论述。既是对传统军事理论的继承，又体现出对明代战争经验总结的时代特色。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

《草庐经略》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抄本、乾隆抄本、清《粤雅堂丛书》本、《申报馆丛书续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和民国新建出版社印行本（更名为《中国兵学理论》）等。

《投笔肤谈》

旧题作者西湖逸士，生平事迹不详。

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刻本。该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生活年代应在明洪武以后，万历以前。该书卷端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有人认为《投笔肤谈》的作者很可能是何守法。

《投笔肤谈》共分上下两卷，十三篇。各篇目为：本谋第一、家计第二、达权第三、持衡第四、谍间第五、敌情第六、军势第七、兵机第八、战形第九、方术第十、物略第十一、地纪第十二、天经第十三。它按每篇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连贯，自成体系。每篇之前有解题，概述本篇内容和与上篇的关系；文下有注解，既有文意训释，又有战例参证，增加了其价值。

《投笔肤谈》现存版本有明刊《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军事科学出版社《投笔肤谈译注》本等。

《投笔肤谈》理论色彩很浓，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在战争观方面，《投笔肤谈》主张慎战、义战，以战止战，救民于水火而又不劳民。它特别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指出了战争危害民众的五种表现：“三时弛务，妨民之农。隶籍充伍，妨民之业。军需辎重。妨民之财。擐甲冠胄，妨民之力。鼓行搏斗，妨民之生。”它认为只要进行战争，这五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主张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要尽量减少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它主张“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最理想的方法是：“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它还认为用兵的关键是合乎名和义，主张师出有名，进行义战。它说的“义”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目的是收揽人心，但也有维护民众利益的一面。它主张自己一方面要首先打起正义的大旗，而把恶名加给敌人。

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先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图制胜敌人。认为“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它强调行军时要警惕敌人截击，驻军要防备敌人逼近，前进要考虑退路，在国外作战要照顾国内。对敌作战主张乘敌之隙，强调要等待敌人出现破绽时再进攻它，没有可乘之隙，宁可长期相持也不莽动，以免陷于被动。

《投笔肤谈》重视人心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它在论述了攻防形式和机变以后指出：“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所以，它特别强调争取敌我双方的人心，要求“可使敌兵知吾之仁，而不可使吾兵知敌之仁。可使吾兵知敌之暴，而不可使敌兵知吾之暴。”因为若使我军知道敌人仁慈，就可能引来军队溃散。它也从争取人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极力反对临阵用刑罚威吓士卒，战前用杀戮显示威严，认为这样做“足以失士之心而激之变”。

在治军方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它认为“且三军之势，如人一身。大将，心也；士众，四体百骸也。”它认为将帅有能在庙堂之上出谋定计的儒将，有能在战场上折冲千里的武将，有通晓天文地理、文武双全的大将，他们都是“国之柱石，民之司命”，“君王”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将帅，并要给他们机断行事的指挥大权。它还重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要求上级关心爱护下级，下级拥护上级；将帅要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并要身先士卒，关心爱护部下，严格治理军队，防止军队骄纵，玩忽职守等。

《投笔肤谈》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经济上要有力量，天下一切飞翔的、潜藏的、运动的、静止的有形之物，都是用兵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都应该了解、掌握和利用。它认为用兵要首先了解敌情，既要通过间谍获取情报，又要根据敌人的动态获得变化的情报。它明确指出，阴阳占卜是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它又认为阴阳占卜军中不能废，因为可以辅助用兵，用以迷惑敌人。它初步认识到了战争是一种剧烈变化的事物，注意到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及其相互转化，对于敌我、攻守、进退、难易、虚实、利害、胜败等战争中的各种矛盾能够从两方面阐述问题。

《投笔肤谈》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军事问题的兵书，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但也要看到，它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它一边反对相信阴阳占卜，称其为“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又认为“亦有自然之天命”，“天命之不可违，而非人谋之所能为也”。

《武编》

《武编》是继北宋《武经总要》之后，在明代后期成书年代较干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对古代军事技术记载较多，大多为《武经总要》以后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军事技术问题的论述，则侧重于对传统火药理论，以及诸多火器的形制构造与使用方法的阐发，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被其后问世的兵书所转录，也有一些内容为其他兵书所不载，具有补缺的作用。

《武编》系唐顺之所辑。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今属江苏）人，生于正德二年（1507）。青少年时博览群书，嘉靖八年（1529）进士，会试第一，为翰林院庶吉士，曾以郎中身份督兵浙江，与胡宗宪等共同抗倭，屡破倭寇，以功升右佥都御史，代凤阳巡抚。他博闻广识，通天文、乐律、地理、兵法、数学，人称荆川先生或唐荆川。嘉靖三十九年逝世。有《荆川先生文集》、《广右战功录》等十多种著作传世。崇祯年间追谥为襄文。

《武编》辑于嘉靖期间，作者在生前并未刊行，只有抄本传世，为秣陵（今属江苏南京）焦澹园收藏。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始由武林徐象标曼山馆雕版印行，清代有木活字本、抄本传世。《武编》体例略如《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6卷。军事技术内容散见于各卷之中，以前集卷五最为集中。

《武编》虽然对兵法理论阐发不多，但是《武编》前集卷五、卷六对军事技术理论的阐发，却开了明代后期兵书的先声。

前集卷五

本卷主要论述各种火器、冷兵器的制造与使用方法，大致反映了自《武经总要》刊印之后，至嘉靖三十九年唐顺之逝世之前，各种火器、冷兵器及战车、战船的发展概况。

1．无敌神牌，始见于《武编·牌》，但以《武备志·军资乘·器械五》的记载最为完整。大型牌面以木为框，用竹编成，下部绘有虎头图形，虎口张开，上部竖立3支枪锋。整个牌面安于一辆大独轮车前。行军时，可由6人肩之而行，张开使用时，可以掩蔽25人，从牌后发射火铳、火箭。此牌既可作为战车布列为“车城”，阻挡敌骑之冲突，又可以火器射敌，是一种攻守兼备的火牌。

2．保生牌，是一种盾牌与小铳相结合的火牌。千子铳盾牌背面安置15个小铳，内装火药与铅丸，铳口通过牌面射孔向外，铳后火门各通出一根火信，并将它们联束一起，用机械式点火装置相接。作战时，士兵左手执牌，右手持刀同敌搏杀，看准时机后，即拨动机械装置，将15枚弹丸一起射出，击杀敌人。

3．千子铳，《武备志》称千子雷炮，炮管用铜制造，长1.8尺，口径0.5尺，内装用毒火药法制造的众多生铁片，用杵压实。炮身用铁箍扣于四轮车上，车前端安一块隔板以隐蔽炮身。遇敌时突然发射，铁片四散飞击，敌“顷失其命而不自知所终”。

4．水底雷，以大将军（即火炮）为之，埋伏于各港口。遇贼船相近，则动其机，铳发于水底，使贼莫测，舟楫破而贼无所逃矣。用大木作箱，油灰黏（应为舟念）缝内宿火（即藏有火种）。上用绳绊，下用三铁锚坠之。此记载表明水底雷是一支密封于大木箱中，借助机械式击发装置，点火发射，击穿敌船，使之沉没的一种击穿式水雷。

5．飞悬神铳，是一种用于“固守城池”的火铳，铳身安放于城墙下有洞口之处，使铳口通出城墙外。每隔10个垛口安放一支，铳身有火线连于城上，由守城士兵控制发射装置。当敌兵前来攻城时，守城士兵扣动发射装置，将弹丸射出，击杀敌人，“此为形而示之以无形，伏而疑之以无伏，兵不劳而城可守也。”明军使用的弓这种构造形式的火铳，其他兵书没有记载，但从发射过程看，当是一种用机械控制点火发射的先进火铳。

6．迷眼火沙，“以诸般毒药为之，置于长枪之首，占其上风，贼中火器（毒）气，则目即盲。”可见这是一种在枪筒口部充填致毒性火药的喷筒，主要是点火喷射毒性烟气熏灼敌人，其构造与作用大致同金军使用的“飞火枪”相似。

7．弓，《武编》卷五在“弓”和“弓制”中，对弓的制造和射箭技术作了详尽的论述。明军使用的弓除了沿袭宋以前的弓以外，又有许多新品种：槽梢弓、槽坝弓、大梢弓、小梢弓、开元弓，西番木弓，还有陈州弓、交弓、桑木梢黑漆弓、黑漆弓、桑木梢雀桦硬弓、雀桦弓、黑漆沙鱼皮弓等，它们大多是强劲的硬弓。

8．弩，《武编》卷五在“弩”中，对弩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作了详尽的论述。由于明代枪炮与火箭等火器的增多，并由于床子弩等重型弩“费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战”等原因，所以便废弃重型弩而保留轻型弩，其中有神臂弩、克敌弩、双飞弩、窝弩、蹶张弩、腰开弩、诸葛弩、苗人竹弩、宣湖射虎竹弩等。其中苗人木弩、苗人竹弩、宣虎射虎弩所发射的弩箭都醮有毒性药料。

9．枪，《武编》卷五在“枪”中，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枪的使用方法，并认为“枪杆（以）蒺藜条为上，柘条次之，枫条又次之，余木不可用”。又说：“枪制，木杆，上刃，下樽”，分步兵枪与骑兵枪。明军所用长柄枪的种类甚多，有长枪、长头枪、短头枪、矛式枪、铁钩枪、龙刀枪、钩镰枪、燕尾枪、凤头枪、蛇枪、飞枪等。

10．刀，《武编》卷五在“刀”中，对使明军使用的弩用长柄刀的刀法论述甚为详尽。明军使用的长柄刀大致有钩镰刀、偃月刀、象鼻刀、仰月刀、合月刀、三尖两刃刀、骑兵雁翎刀、斩马刀、长倭刀、腰刀、手刀等。偃月刀与钩镰刀大致相似而稍窄，主要用于操练。象鼻刀的刀尖弯曲如大象之鼻。仰月刀的刀刃如凹向月牙横置柄端。合月刀的刀刃如凸向月牙横置柄端。三尖两刃刀是刀头有三锋且两侧开刃的刺砍兼用刀。骑兵雁翎刀供骑兵在马上砍杀敌军士兵。斩马刀刀头较长，刀刃弯曲较少，主要用于劈斩敌军的马腿。长倭刀系仿倭刀所制。腰刀长3尺，重10斤，短柄长刃，刀刃的弧度较大，为明军佩于腰间的护体兵器。手刀是沿用宋代的短柄护身刀。

11．“火药赋”，《武编》卷五在“火”中认为：“五材并用，火德最灵……锸锋利镞，力尚有穷，而火焰之精，无坚不溃。”此处所说的“火”，是指火药燃烧后产生的“火”。明军使用的长柄枪明军使用的长柄刀明代后期的兵书，从《武编》到焦勖于崇祯十六年（1643）成书的《火攻挈要》（又名《则克录》），都对配制火药的原材料硝石、硫磺的提炼，火药的配制技术，硝、硫、炭在火药组配中的作用，作了全面的论述。它们借用君药、臣药、佐药、使药，即“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等中医术语，来阐述古代火药配方中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在迄今已经发现的资料中，可知唐顺之是创立或阐发这种理论的先躯者，《武编·火》中的“火药赋”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佐证。

“火药赋”称：“虽则硝、硫之悍烈，亦藉飞灰而匹配。验火性之无我，寄诸缘而合会。硝则为君而硫则臣，本相须（相互协同）以有为。硝性竖而硫性横，亦并行而不悖。惟灰为之佐使，实附尾于同类。善能革物，尤长陷阵。性炎上而不下，故畏软而欺硬，臣轻君重，药品斯匀。”此赋高度概括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硝是氧化剂，在火药中起主导地位，故为君。硫磺性质活泼，是还原剂，居辅助地，使火药具有爆炸作用，与硝相辅相成，故称其为臣。木炭粉是助燃物料，居辅助地位，使硝石在燃烧后迅速释放大量的氧气，使火药产生燃烧作用，故而称其为佐使。“火药赋”还指出：如果三种原料提炼不纯，选取不佳，互相之间组配不当，就会产生种种弊端，并明确指出：硝材提炼不纯，则君主地位不明，火药不佳：制药粗劣，虽多亦少，制药精细，虽少犹多，配比不当，失其调剂，若硝、炭含量过少而硫偏多，即君主和武臣偏弱而文臣势大，则火药虽能速爆，但发火不猛，若硝、硫含量过少而炭偏多，即君主和文臣偏弱而武臣势大，则火药虽能燃烧，但爆发力弱，若缺少硫和炭，即没有文武二臣的辅佐，则国将不国，而火药也就会因为不能燃烧和爆炸而不成其为火药了。“火药赋”还指出：硝、硫、炭在火药中所占的比例不同，所制火器的用途也各异。

12．飞空神沙火，唐顺之在“火”中，还论述了以硝、硫、炭三种物为基础，再加上不同的物料，配制成上百种不同用途的火药及其配制工艺和技术，并首次提出了返回式火箭“飞空神沙火”的制作和使用方法，后被《武备志》所载，改称为“飞空沙筒”。箭身用薄竹片制成，连火药筒共长7尺。供起飞和返回用的两个火药筒，颠倒绑附于箭身前端的两侧。起飞用的火药筒喷口向后，其上面连接另一个长7寸、径7分的火药筒，内装燃烧性火药与特制的毒沙，筒顶上安有几根薄型倒须枪，构成战斗部。返回用的火药筒喷口向前。3个火药筒的药线依次相连，放在“火箭溜”上发射。使用时，先点燃起飞火箭的药线，对准敌船发射，使箭身的倒须枪刺扎在篷帆上。接着，作为战斗部的火药筒喷射火焰与毒沙，焚烧敌船的桅帆篷索。当敌人救火时，因毒沙迷目，难以入手。在火焰与毒沙喷完时，返回火药筒的药线被点燃，引燃筒内火药，借助火药燃气的反冲力，将飞空神沙火反向推进，使火箭返回。

13．沙洗铳炮，《武编·火》记载：“长久不打的铳炮（即后面所说的枪炮），恐其骤打而炸也，挖地窖丈余，先用火烧坑，以铳使沙石打洗内外，净入坑中。（铳炮）内以泥涂覆薪烧炼，俟其冷取出，复用桃艾汤洗，以牛或羊猪血涂内外，仍入坑炼之。”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铳炮内外始终保持润滑待用的状态。

14．“手把铳歌”，由于明代前期手铳的发展，装备手铳的士兵越来越多，于是训练士兵使用手铳的技术便成为常规的军训内容之一。为便于士兵记忆，所以编了一首“手把铳歌”：“一装枪，二捻线，三装药，四马子，五投至子，六打三槌，七插箭，八行枪，九听号头别别响，单摆开锣响，点火摔钹响，收队。”这首歌描述了从装填弹药，到射毕收队的全过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训练场景。

15．“战夷法”，《武编·夷》指出：中原四边的少数民族各有不同习俗，常有袭扰中原之事发生。因此统兵将领在奉命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必度其俗之强弱，能之长短，常以我之长，击彼之短，料其所好而诱之，因而所恶而攻之”，作战时可用“强弩利刃之铳，足以抗之”。

前集卷六

本篇主要论述战车、战船的形制构造及作战布阵之法，列举了多种战车、战船之名。为了抗倭作战，书中还列出了“太仓往日本针路”、“太武回太仓针路”、“日本往太仓针路”、“太仓往日本针路”。所谓针路，就是当时用罗盘针指示方向的航海水路。此外，还论述了军需、矿产、解救药毒等问题。

1．车，唐顺之认为，“凡战，卒不如骑，畏其凌残也，骑不如车，畏其冲突也。”在以冷兵器作战的时代，步兵不如骑兵，骑兵可以骑战马驰聘，践踏敌营，骑兵不如战车兵，战车兵可推车冲突敌军战车，敌莫能当。他列举历史上以战车取胜的战例，认为车战耗费少而战果大。他以南宋魏胜创造的如意战车为例作了说明：南宋兴隆元年（1163），魏胜创制成数百辆如意战车，数十辆炮车和弩车。弩车上安兽面木牌，备大枪数十支，前面与两侧垂挂毡幕软牌以御矢石。每车用2人推毂，可蔽50余人。行军时，可运载辎重器甲。驻营时，可环而为营，相互扣联挂搭如同有足之城，敌军骑兵不能近，箭镞不能伤。列阵时，如意车在外，以旗帜作为屏障。弩车当阵门，其上安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矢可远及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放火石炮，可远抛至200步。与敌军对阵时，便在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时，刀、斧、枪手便出而突击。交战时，便出骑兵从两侧掩击。万全车获胜时，即拔阵起营，实施追击。敌骑败退后，官兵即可入阵稍事休息和修整。可见这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战车。魏胜所采用的车步骑协同作战的战术和技术，也是中国古代军事技术史上的首创。魏胜所创战车的样式上奏朝廷后，朝廷下令诸军按其式样，广为制造，颁发使用。

唐顺之又例举了明代陕西总制秦绽于弘治十五年（1502）五月创制的独轮全胜车。该车车高5.4尺，厢阔2.4尺，前后通长1.4丈，车上有2名士兵放火铳，车下有4名士兵，既推车又放火铳，重约240斤。若遇险阻，可用4人肩行。上下前后以布为甲，以遮挡矢石。同敌作战时，先以5～10车冲击敌阵。车前有敌，则以首车向前射击，后有追敌，则以尾车向后射击，冲入敌阵，则各车从两厢向左右射击，其余各车，或犄角夹攻，或截敌退路。

嘉靖年间，唐顺之又组织人员将原万全车改制一窝蜂成新型的万全车。“其制，轮高三尺一寸，轮辕长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足钉以圆铁轴，行则悬之左右箱，各广九寸五分，于上安熟铁佛郎机八及流星炮或一窝蜂一，上马架用安铜铁神枪一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铁铳一，飞火枪筒一，四角插倒马长枪、开山巨斧各二，斩马刀、铁钩各一，并火药铅子，掀镢、鹿角等器，通不过重一百五十余斤。箱前树兽面牌，绘以狻猊之像，及旁各挂虎头挨牌，战则张之以蔽矢，两车相连可蔽三四十人，每车二人推之挽之，二人翼之。”此外，唐顺之还提到了当时创制的屏风车，百足火龙车、独战千里车等多种战车。开山斧唐顺之不但改制了万全车，而且提出了战车与兵器合为一体的守边理论。他指出，作战时可用车“随地形环布为阵，军马居中，敌远则施火器，稍近则施强弩弓矢，逼近则用枪斧钩刀短兵出战。敌败则马军出追，遇夜则用火箭。敌骑围绕，则火器弓弩四面各发，势如火城，敌不敢逼进。退所向无前，敌不敢遮……马步兼用，长技并使，战守皆宜，诚可万全取胜。止则环列为营，旁施鹿角，联以铁绳……虽不能追奔逐北，星驰霆击，然摆列边墙，以遏敌入，据扼险要，以邀敌归，占据水头，以据敌马，诚可化弱为强，以寡敌众，修边耕获，具有用以防卫。”唐顺之时，北方边患频繁，游牧民族的骑兵常乘隙驰突而入，袭扰长城以南的农耕民族，威胁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故他建言此策，以保边境安全。此策虽尚属粗浅，但却是以车器结合、车步骑结合守边理论的创言者。

2．舟，唐顺之在《武编·舟》中搜集了多种战船的资料。

鸳鸯桨船，是将两艘战船用活扣并联的双体战船。船体各长3.5丈、阔9尺，船上无桅，两侧各安桨8支。船面上建有活动舱棚，棚外用生牛皮蒙裹，两旁开有箭眼、枪孔，内藏士兵，既能摇桨，又能作战。临敌时，撤去舱棚，迅速将两船分开至敌船两侧，以枪炮火箭射敌，夹攻敌船。

子母舟，是一种大船内包藏小船的战船。母船三眼铳屏风车长3.5丈，前部2丈如一般战船，后部1.5丈无舱无底，只在两侧安有船板，中藏一小船。船头安有狼牙钉，船面竖一桅，两侧各安2支桨，既可借风扬帆，又能划桨航行。前部船舱内备有茅草、薪柴、油、麻与火药等纵火之物。作战时，将母船钉附于敌船上，而后点着火药，燃烧纵火之物，将母船与敌船一起烧毁。与此同时，母船上的士兵立即换乘小船返回本营。

车轮舸，明后期的车轮舸都装备了不少火器。船体长4.2丈、阔1.3丈，外设虚框各1尺，内安4轮，轮头入水约1尺，由士兵踩动，击水而进，航速较快。船体前部平头，长8尺，中舱长2.7丈，后尾长7尺，尾部上翘，上建舵楼。中部舱面建有木室，前后贯通，中有大梁，上覆活动木板，自两边伏下。每块木板长5尺、阔2尺，下部安有转轴，如同吊窗一般。作战时，先从木室内向敌船施放火药箭，同时用毒龙喷火神筒喷火，鸳鸯桨船子母舟车轮舸待敌战斗力削弱后，舱内士兵一起掀开木室上的覆板，立于船面上，以旁牌作掩护，向敌船抛掷火球、标枪，并以钩拒等兵器钩攻敌船，最后歼灭敌军。

破船舸，“用大木五根，各长三丈余，将木居中凿空，仍补平，厚以麻黏舱之，前后横栓，串锭一处，加筏势，两边六轮。上作船舱，轮轴在内向前，平头长1丈，舱长1.5丈，尾长7尺，安舵楼。前平头上安破舟铳，其铳如神枪样，枪头如荞麦样，用纯钢极快利，头长3寸，后杆长4寸如枪，安置铳内。凡一舟前用3具，约木头与水颇相平，约与船相近，舱内点放火线，其枪经打入船内，连发3铳，其船必沉。”

《武编》的兵法理论，集中在备边与防倭作战方面。军事技术理论主要集中在火药配制、火器制造与使用技术方面。

1．提出了安定边境的战法

唐顺之认为：聚居于边陲的各少数游牧民族，在衣食、文化、器械、地理条件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常袭扰中原农耕民族。为了安定边境，用兵必不可免，因此统兵将领必须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性，技能的长短，这样才能以长击短，取得胜利。北方与西方的游牧民族善于弓马骑射，惯于使用弓矢、刀铤，见利便进，不利则退，不在乎进退荣辱，常藏匿于险峻之地。因此，必须以利诱之竞进，而后以伏兵击之。如果在旷野平原上作战，就要用强弩在远处射击他们，用奇兵战胜他们。南方各游牧民族善用标枪、旁牌、飞刀、环刀、木弩作战，也应出奇制胜。唐顺之由此得出结论：在同北方游牧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马；在东方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船，在南方同少数民族作战时，当先制其标牌。

2．提出了“破倭三计”的战法

唐顺之认为，袭扰我沿海的倭寇多是小股作战，他们惯用的伎俩有三：其一，常用“伏兵之计”，当官兵进剿时，他便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股，藏匿在土堆、草丛、沟旁、寺庙等处，待官兵接近时便伏兵四起，使官兵眩惑纷错，一时无措。因此，同倭寇作战时，必先以向导探明情况，严防中其伏兵之计，当倭寇来袭时，可以佯败诱之入伏，而后击之，当其溃逃时，可追则追，可止则止，不能轻率深入。其二，常用“诱兵之计”，即用锡块充作银锭，连同其他财物扎成包裹，抛掷于战场上，诱使官兵前去抢夺，他们便乘机攻击官兵。因此，要严令官兵不为所动，一股作气，将他们消灭。其三，常用“诡兵之计”，即先以奸细探知我兵服色，而后大量仿制，穿在身上，混入我兵阵中，再突然脱去伪装，露出本色衣服，袭击官兵。因此，在同倭寇作战时，官兵必须在临战前才换上衣服，使倭寇来不及伪装，其奸计也就不能得逞了。

唐顺之破倭“三计”，虽不是大规模剿灭倭寇的主要战法，但也是一种以奇兵协同正兵作战的谋略运用。

3．提出了多种火药的配制工艺和理论

《武编》所记新创的火药有：迷眼大沙、行烟、猛烟、天火球、月落香消球、天坠、千里胜、烂药、麻药、一窝蜂喷筒火药、一把莲火药、火箭头白火药、净江龙慢火药、火龙口火药、药信、蜂窝火药、风火火药、水火药、先天风火药、一柱香等。书中还叙述了不少火药的配制方法，以及它们的杀伤作用。

4．阐发了古代火药的诸多理论问题

主要有：用君臣佐使的关系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地位，论述了硝硫炭在火药中的火攻特性与作用；用文武二臣辅君之理比喻硝硫炭在火药中的配比关系，利用硝硫炭的不同比率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利用原料性能的特点配制成不同用途的火药。与此同时，书中还用比喻的方法阐发了火药力学的几个问题：口敞则火散而力缓，口撮则火拘而力急，如人开口舒气则无力，撮口出气则有力。药箭出管难则行远，出管易则行近，如射箭后手放箭扣紧则有力，扣松则无力。炮声细则响而震耳，声宏则散而不震耳，如乐声，管声入耳深，鼓声入耳浅。

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火药理论的阐发，虽然还比较朴素，而且是用比喻的方法说明经验性的结论，其理论的高度还显得不足，但它却反映了明代军事技术家，在对火药理论探讨中所取得的可贵成果。

5．叙述了与兵器制造者有关的技术和工艺问题其一是制造兵器所用钢材的冶炼技术和工艺要求，其中包括铁的产地，铁质的精粗优劣，制造刀、铳等兵器所用优质钢材的冶炼工艺等。其二是对火药配制的工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合药不厌精，碾药不厌细，锤打不嫌多，筑虚最所忌。药能精制，以少为多。其三是制造鸟铳的工艺。其中包括：炼坯，煮筒，钻铳心，锉磨，打制照星火门，镶照星火门，锉铳、磨錾、帮镶，钻火门，打钻修通条，制木枪托，旋底螺丝等。

《兵经百篇》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广昌人。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他还深明西方算学，著有《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等。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经百篇》又名《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字》、《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清道光六年（1826）成书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喽、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酉书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本书的完璧本。其与文编本所不同的是，下篇“术”字为“衍”字。孰对孰误？一种意见认为“衍”对，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范围，故以“衍”名篇，取诸推阐无尽之义，文编本系由“衍”“衡”（术的繁体字）形似而致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术”对，其理由是“术”字在《说文》里训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为用，以道为体，下篇28字始于“天”而终于“藏”，“天”为道之本原，而“藏”为道之归宿，以“术”名篇是正确的。

《兵经百篇》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讲计谋方略，共收28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法篇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共收44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术篇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数、辟（一作闭）、妄、女、文、借、传、对、蹙、眼（一作目）、喽、捱（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经百篇》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和清代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认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所以，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无功之功乃为至功”。（《智篇·争》）即使战争真得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以将制将、不要听信谗言，“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治国行军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警。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提倡广开言路，倾听各类人员的意见，“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他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与国、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视关心爱护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谓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之外，对爱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法篇·恤》）。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乌可缓也”（《法篇·粮》）。并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的“因粮于敌”和檀道济的“筹粮沙”之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救一时，不能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法篇·粮》）对粮饷必须做到取之不尽，运输畅通，严密守护，节约使用，“故必谋之不竭，运之常继，护之维周，用之恒节”。（《法篇·粮》）《兵经百篇》在军事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首先，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认为“星浮四游，原无实应。”（《术篇·天》）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的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所以，它反对观天意，而主张观天象而用兵，并总结了恶劣气候往往是进攻一方喜欢利用的时机，提出：“疾风飒飒，谨防风角。众星皆动，当有雨湿。云雾四合，恐有伏袭。疾风大雨，隆雷交作，急备强弩，谨防敌突。善因者无机而不乘，善防者无变而不应。天未尝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它对术数完全持否定态度。所谓术数是指以种种方术，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人、军队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它认为战争胜负与术数无关，是人决定“气数”，而非“气数”决定人。指出：“兵贵用谋，何可言数。而数亦本无，风扬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坚潮停，亦是气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机或符，皆以人造数，而非有数造人，数系人为，天着何处。”（《术篇·数》）所以，它极力反对以占卜的所谓凭据、禁忌来决定军事行动，“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激”。（《术篇·辟》）主张以人事和时务来制定战争决策，“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动气哉”。（《术篇·辟》）但是，它又主张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梦占、谣谶等都可以用来鼓舞军心，沮丧敌人士气。其次，它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指出：“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它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如在讲到以计破敌时，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一破彼之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认为“动而能静，静而能动，乃得兵法之善”。（《术篇·静》）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已艺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

《兵经百篇》思想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不杂抄硬拼，语言也较简练，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具有一定军事学术价值，在清代后期有较大影响。

《兵经百篇》初以抄本传世，后被贺长龄、魏源收入《皇朝经世文编》，李鸿章收入《兵法七种》刊行。光绪年间浙江学堂教员侯荣逐字释义，并引战例相参证，于光绪三十四年由齐国璜整理出版。民国年间又有多种铅印本行世。

《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899年东渡日本，进入以梁启超为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辍学返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反清。起义失败后重新东渡日本，进入由大同高等学校改组的东亚商业学校。此时他痛心祖国风雨飘摇，决心学习陆军。1901年以自费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从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被李经羲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泸州（今泸县）、纳溪。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因病赴日治疗，不治逝世。后人辑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

《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胡，指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湘军首领。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阻击太平军，并出省作战，夺取武昌和田家镇。1855年败于太平军，退守南昌。1860年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伙同英法侵略军夹攻太平军，1864年攻陷天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胡林翼（1812～1861），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们同属“儒将”，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和作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他们有关军事言论的选录。

《曾胡治兵语录》编辑于1911年。这年春天，经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初到时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练处，整天手不释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附以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镇统钟麟同委托蔡锷编“精神讲话”教材，遂将《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印发新军官兵。

《曾胡治兵语录》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1917年作的序，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前十章主要讲治军，后两章讲作战。每章先选曾、胡有关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或对本章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提出对时局和作战问题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战守》之按语：“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边防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备于我，其兵器未如今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帮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灭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严密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篇序言，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军事论文。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名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印发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然蒋补《治心》一章，实为儒家修身养性之道，且冗杂离治兵甚远，大不如蔡锷所选精练。

曾、胡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反动成分，亦有虚伪之言。但他们同是书生从戎，“儒将”治军，熟悉历史和兵法理论，注意吸收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实践，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观点。在治兵方面，主张恩威相济，“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既强调仁爱士卒和民众，“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强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用兵“先明赏罚”，“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修养，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尤其重视智略，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对对人求全责备，主张用人所长，“用人不拘定一格，而熏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对将帅主张以诚相待，“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强调练兵要严格，以“养其精神，炼其体魄，娴其技术”。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久逸则终无用处”。在战略战术方面，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稳”。主张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也不可打无计划安排无准备的仗。强调行军以“稳”字为先。反对轻易踏险，轻用奇谋。强调“以静待动，先谋后战，稳扎稳打”。认为“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张后发制人，反对不能制人的“先发”，但是不是一概反对先发制人，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先发”、“后发”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来定，认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

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其言论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太平天国为“粤寇”，对曾、胡大加赞美，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应该批判，又应该曲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本书序言中，将曾、胡誉之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要人们“细加演绎，身体力行”，然而窥其本意，并非完全出于为曾、胡立言的动机，主要是有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借此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流传甚广。1917年于上海公开印行，梁启超亲为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补后再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收入出版。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1年中兴书店《古代兵经》本等数十个版本。

《乾坤大略》

明末清初人王余佑撰。王余佑，字介祺，自号五公山人，卒后其学生私谥文节先生，《自序》称己为献县（今河北献县）人，一说为直隶新城（今河北新城县）人（《中国人名大辞典》）。早年受业于孙奇逢（明万历进士），学习兵法，并随其征战。明朝灭亡，又从奇逢讲性命之学，隐居五公山聚众授徒，五公山人即由此而来。他虽隐居山野，“然性不平，好武健，雅不欲以腐木烂草掷此生平，虽巢栖薇茹，时一室叫跳，辄觉须眉如刀槊。故独慕陈同甫之好谈霸王大略。”“复熟览天下之大势，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败之机，……然后标为十目，各成一卷，摭以古事，定以今评。”（《乾坤大略总序》）撰成《乾坤大略》。此外还著有《八阵图》、《万胜车图说》、《兵民经略图》等。

《乾坤大略·跋》指出：“此非谈兵也，谈略也。兵则千百端而不尽，略则三数端而已明矣。”“至于选将、练兵、安营、布阵、器械、旗鼓、间谍、向导、地利、赏罚、号令种种诸法，如人之耳目口体一物不可少者，则各有专书，不在此列矣。”意思是本书不含军事上的具体问题，而只讲扭转乾坤的用兵方略，即“乾坤大略”。因本书按类汇辑历代战争战例，以为用兵的借鉴，所以，山西育才馆民国9年（1920）铅印本又题《兵鉴》。

《乾坤大略》十卷，补遗一卷。卷目如下

卷一：兵起先知所向；

卷二：兵进必有奇道；

卷三：初起之兵遇敌以决战为上；

卷四：决战之道在于出奇设伏；

卷五：乘胜略地莫过于招降；

卷六：攻取必于要害；

卷七：据守必审形胜；

卷八：立国在有规模；

卷九：兵聚必资屯田；

卷十：克敌在勿欲速；

补遗：佐胜之著，编中未录者，偶记于此。

《乾坤大略》是一部辑评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十卷挨次而进，各有深意”。观其内容，各卷之间互相联贯，自成体系。其体例与他书有所不同，全书之前有“总序”，每卷之前都有“自序”。去掉这些序文，便成为一部纯粹的军事类书。每卷围绕某个主题，辑录了较为丰富的历史上的军战史资料，如卷一《兵起先知所向》就辑录了纪信假扮刘邦诈降诳楚，大胜项羽等二十余条历代用兵故事。“自序”着重是对某个军事问题的评述，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下面按照原书的顺序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述。

兵起之先，强调要审敌强弱，选准正确的进攻方向，确定正确的战略部署。他认为，战争往往在瞬间决定胜败；优柔寡断，进攻方向不明，注定要失败。明确进攻方向以后，一要“进取”、“疾速”，“兵贵进取，贵疾速。进取则势张，疾速则机得。”（卷一自序）二要避实击虚，“敌弱或可直冲其腹；敌强断宜旁剪其支”，“乘势而趋利。”（卷一自序）这样，就能使敌惊骇万状，而我则军威大振。

兵进之时，强调奇正之变，主张以奇道取胜。他认为，作战“不得奇道以佐之则不能取胜”，“一阵有一阵之奇道，一国有一国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时正可为奇，奇亦可为正”，“夫兵进而不识奇道者，愚主也，黯将也。”（卷二自序）重视初战，主张要尽全力争取初战胜利。他认为，初起之兵“不得已而与敌遇，非战无以却之。盖兵即深入，则敌必并力倾国以图蹂荡我，恐我声势之成，此而不猛战疾斗，一为所乘，鱼散鸟惊，无可救矣。诚能出其不意，一战以挫其锐，则敌众丧胆，我军气倍，志定威立，而后可攻取以图敌”。（卷三自序）作战之时，强调出奇设伏。他指出，战争的情况很复杂，古有百战之说（如《孙子》的“百战不殆”，宋代的《百战奇法》等），其实远不止百战。但无论何种战争，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善于出奇设伏。所谓善于出奇设伏，就是能“用众以覆众，因弱而为强”。（卷四自序）乘胜略地，主张用招降之法。一场战争取得胜利，便成“破竹之势”，乘胜略地，扩张战果，无需继续用兵，“不烦兵也”（卷五自序），而以安抚招降为上。但招降之法，必须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对敌造成强大威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为，“胜则人慑吾威，而庇吾势，利害迫于前，祸福怵其心，故说易行而从者顺；若在我无可恃之形，而徒以虚言嬲众，是犹梦者之堕井，无怪乎疾呼而人不闻也”。（卷五自序）进攻战，强调要首先攻取要害之地，扫清进退障碍。他认为，“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则进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势相禁”。（卷六自序）敌若凭险反击，“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块也”（卷六自序），必置我于死地。他并总结历史教训说，“古恒有军既全胜，而一城扼险，制吾首尾，几覆大业者”。（卷六自序）进一步强调攻取要害之地的重要性。

防御战，强调要固守住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意义的战略目标。他指出：“能取非难，取而能守之为难；汛守非难，守而能得其要之为难。昔项羽委敖仓而不守，弃关中而不居，而卒使汉资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较著者也。他如陈稀之不知据邯郸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依旧京而守洛阳，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胜数，而独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为可笑。”（卷七自序）在国防后备建设方面，一是强调立国要有正确的方略和宏大的规模，改革旧制，创立新法，“朝廷之上置中书以总机务，疆场之外，建专阃以总征伐；经理度支，抚驭军民，适宽严之宜，得缓急之序；崇大体，立宏纲，破因循之旧格，布简快之新条，使人人辑志，处处向风”。（卷八自序）二是主张屯田，减轻民众负担，解决军队粮饷。他认为“百万之众，无食不可一日支”。（卷九自序）如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节，卒致米尽人散；而刘邦却以能食敖仓之粟，得以亡楚兴汉。“屯田一著，所谓以人力而补天工也”。（卷九自序）本书在最后一卷，论述了用兵全胜之术，主张在有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待机而动；反对死打硬拼，鲁莽从事。他以与虎搏斗作比喻，指出，斗虎“当设网罗，掘陷阱，围绕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将自困，若奋不顾身，径进而与之斗，鲜不伤人矣”。（卷十自序）斗敌与斗虎理同，“故欲克敌者，强其势，厚其力，谨其制，利其器，然后堂堂阵，正正旗，声罪致讨，而施戎索，乃全胜之术也”。（卷十自序）《乾坤大略》初以抄本行世。辰州秦聚奎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他在任职肃水时看到的抄本，往往事不归类，踌驳颇多。他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任职饶川时，王余佑之裔孙王懋亭茂才来饶，携其先人藏书数种，内有此书原本，因重校一遍，始知篇中错杂重复之处，为后人所窜入，而原书本来是融会贯通的。当时筹防吃紧，到处戒严，韬钤攻守之术，尤为救时良剂。于是，他据原本重录一份，与旧本相校，将后人窜入的十三条，删其重复，另记于后，以资参览。这就是所谓的秦校本。本书被收入《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宝兴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翻刻、山西育才馆于民国九年（1920）翻印。这些不同的版本，或以秦校本为底本，将窜入的十三条附于书后，如山西育才馆铅印本；或以旧抄本为底本，但在后人窜入的内容后面一一注明“秦校原本无此条”，如《畿辅丛书》本即如此。

《兵谋与兵法》

《兵谋》一卷，清初魏禧撰。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谋略的兵书。魏禧认为：“凡兵有可见，有不可见，可见曰法，不可见曰谋。法而弗谋，犹搏虎以挺刃而不设阱也；谋而弗法，犹察脉观色而亡方剂也。”所以，他很重视用兵之谋和用兵之法，便把《左传》中的有关“谋”和“法”的史实进行剖析梳理，综合归纳，编成《兵谋》和《兵法》二书。

《兵谋》概括出了《左传》中的三十二条用兵谋略：（1）和，上下礼让，同心和睦；（2）息，息民养战；（3）量，度量敌我；（4）忍，忍辱含垢，以图大谋；（5）弱，示弱骄敌；（6）弱而示之强，以震慑敌人；（7）致，调动敌人，迫于就范；（8）畏，敬畏，优而不恃，胜而不骄；（9）防，防敌谋我；（10）需，迟缓以老其师；（11）疾，急速乘敌之隙；（12）久，持久固守要冲；（13）激，抑制自己冲动，激怒敌人，使其暴躁，失去常态；（14）断，果断不疑；（15）听，倾听部众贤能的意见；（16）诡，诡诈，知人之诡，我以诡人；（17）信，信用礼节；（18）谍，间谍；（19）间，离间，间而挠之，间而离之；（20）内，内奸；（21）衅，间隙，乘敌之隙；（22）逼，以势逼敌投降，不战而胜；（23）与，与国，国家之间结盟共同抗敌；（24）胁，胁从，逼迫敌人听从我调动；（25）假，假借占卜、神鬼、物象等蒙骗敌人；（26）名，师出有名，执义循礼；（27）辞，辞令，以辞令赢得战争胜利；（28）备，戒备，未战备战，未败备败，有备无患；（29）法，赏罚之法制；（30）同，与士卒同甘共苦；（31）本，以民为本，修其本以胜敌；（32）保，保障胜而不败，保卫胜利果实。

每条谋略之后辑录《左传》中有关战例若干条，每条战例都一一注明了《左传》上的年份，便于查找。如“弱”条下辑录了“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夹注：僖廿八。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等十余条战例故事。从全书看，里面也夹有辑录者的观点，如“听”条下指出：“或听于众，或听于贤，或听于能，或听于尊；不听则败，听于私则败。”等等。

本书既是读《左传》的札记，又是讲谋略的兵书，对研究《左传》中的谋略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收录有此书，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谋跋》。

《兵法》一卷，魏禧撰。《兵法》是一部辑录《左传》用兵之法的兵书，其体例同《兵谋》，每法之后辑录《左传》中的有关战例故事，并注明《左传》中的年份。本书将《左传》中的用兵之法归纳概括为二十二条，即：（1）先，先声夺人，先发制敌；（2）潜，隐蔽袭敌；（3）覆，埋伏乘敌；（4）诱，示弱诱敌；（5）乘，乘敌不意，攻其无备、如乘于未阵，乘于半济等；（6）衷，分割包围；（7）误，多方误敌；（8）瑕，罅隙，攻敌薄弱之处；（9）援，声援，兵必置援以备不虞，且张其声；（10）分，兵必分道，以攻则奇，以守则固，以罢人则逸，以息民则不劳，以备不虞则不败；（11）尝，尝试，试探；（12）险，战必知地之险阻；（13）整，军容严整；（14）暇，示闲暇造成敌人判断失误；（15）众，示众慑敌；（16）简，简选精锐；（17）一，统一进退号令；（18）劝，激励士气，劝道有四，曰恩，曰威，曰忿，曰身；（19）死，拼死作战；（20）物，以物助战，兵之变无所不有，故物无所不备；（21）变，权变，因敌制变；（22）将，统率将领的方法。

该书把《左传》中的用兵之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为研究《左传》的军事思想提供了一些方便。此书收录在《昭代丛书丁集新编补》中，书后有吴江沈茂德《兵法跋》。

《防守集成》

《防守集成》，顾名思义，是关于防守城池的集大成之作。实际上它是乡兵团练防守县城土堡的兵书，与《金汤借箸十二筹》、《救命书》等属于同一类。原书题朱璐编次。朱璐，字玉泉，清末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人。他成年后喜欢搜罗阅读各家兵书，钩玄撮要，潜心探索，认为有价值的内容就抄录下来，分类收藏。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深恶痛绝，在本书序言中气愤地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文吏以徇私取巧为能，武弁以退却偷生幸免，而肉食者，复未能远谋，一旦有警，则万姓流离，四方震动，良可慨也。”清咸丰初年，他到福建做官，原想大干一番事业，可到任一看，那里“豪猾当权，贤能敛迹；兵无实用，饷尽虚縻；官弁伤亡，形同刈草；贼氛猖獗，势等摧枯；有城莫守，有隘难防；进退张皇，上下粉饰”。（《自序》）他为了尽职报效朝廷，便想以著书来挽救败局。于咸丰四年（1854）将平时积累的关于防守方面的军事资料，重加删订，分类纂辑成《防守集成》，刻印三百部，“权为救时之助，以尽涓（捐）报之心”（《自序》）。

《防守集成》共十六卷，十六篇，附图200余幅，约10万字。对于每篇的排列顺序，编者动了一番脑筋，都有一定的依据，具有一定的逻辑性。编者认为，本书以讲地方官弁防守土地为主，故以“城制”为卷首；有城不可无卫，故以“保卫”为卷二；既有城卫，不可不附民，故以“保甲”为卷三；既有民不可不教，故以“乡团”为卷四；有城有民不可不足食，故以“积贮”为卷五；内事既备，外患不可不知，故以“烽堠”为卷六；既知敌至，又必先据地利，故以“设险”为卷七；险阻既固，又必预为困寇之术，故以“清野”为卷八；野既清，而城中需用之物不可不备，故以“需备”为卷九；各物具备，更需器械以资捍御，故以“守器”为卷十；器械足资，则号令不可不明，故以“约束”为卷十一；令行必有禁止，故以“严禁”为卷十二；禁令严明，尤宜倍加谨慎，故以“慎防”为卷十三；布置周密，敌至临时措之方可裕如，故以“措应”为卷十四；各项具备，最终目的是为守城，故以“城守”为卷十五；又恐怕当今不知武略的人，或以为本书为纸上谈兵，空言无据，故以“引证”为卷十六。一至十五卷的体例相同，先有一段理论阐述，出自编者之手，是全书价值较高的内容。接着是罗列辑录的有关资料。一至十四卷均附载有图说，主要有城制图、防御工事图、阵图、防守器械图、武器装备图、旗帜图等。第十六卷“引证”系辑录的从先秦至明代关于防守城池的战例一百余条。

全书除卷前一段序文外，主要是辑录的资料，但也有编者补写的内容，“编中有武备诸书所未及载者，乃不揣鄙陋，以补其缺。”由于本书所辑资料均未注明出处，编者补的内容也未注明，所以究竟那是编者补充的内容，难以分辨。

本书与同类书比较，在编纂方面有些特点，一是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有关民防团练的内容，又删去了繁衍的部分，比较简练；二是注意揭露时弊，促进变革。编者在卷十五“城守”篇揭露当时官场，“文吏游谈而养尊，武臣恬嬉而宝身。闲雅雍容之习成，而慷慨果锐之气丧，一闻寇警，如浇冰水”。并声言“因录《城守》以救弊”。他还提出改革城制，学习西域城制，按营阵之法建城，大城包小城。这样一城破，其他城犹存。三是为便于粗通文字的军人学习，全书作了断句。四是所绘阵图，以兵器、旗帜代替抽象的符号，比较形象易懂。

《防守集成》成书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它所防御的对象，除了外国侵略者及所谓土匪外，主要是防农民起义，所以在政治上有它反动的一面。但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它所提出的一些防御思想，还是有借鉴价值的。对于守与攻的关系，它提出“盖欲善守，必明善攻。预知患端，方能捍患”，（卷二《堡卫》）“欲战必先守，欲守必先清野，欲清野必先坚壁。”（卷四《乡团》）要以战为守，积极防御，“所谓守者，非徒闭门不出，可幸保全也。必按境内山川形胜，何处可扼要，令重兵屯守；何处可分据，令偏师犄角；何处可伏兵挫其先锋；何处可游兵，绝其粮道；何处可设机，以陷敌于死地。能以战兼机术为守，则守固。断不可遽闭城隅，自投绝路。故善守者，必先自立于不败之地”。（卷七《设险》）它还总结了一些守城的规律，如“三道”（正道、奇道、伏道），“五败”（壮夫寡；小弱众；城大而人少；粮少而人众；蓄货积于外；豪强不用命），“三可力守”（外有援兵；人士劲勇，刍粟丰备；城池完固，民人富实），“三可决战”（外无援兵；人劲马壮，兵甲坚利，储蓄不备；城池不完，士民穷匮）等。对于各种防御工事的修筑标准，它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杀敌为准，“敌台、弩台，俱以杀敌为义，不能杀敌，无贵为台矣”。（卷二《堡卫》）该书有清咸丰四年刊本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