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思

1920年，道格拉斯·诺思出生在美国麻省剑桥市。

诺思的小学及中学教育不断被转学打断。他先在渥太华读小学和中学。1933年全家迁回美国时，他又进了纽约的私立学校，然后是长岛，然后在康涅狄克，最后在华林福城的朝特学校完成了高中教育。这时他的爱好是照相，并且在一次大学和高中学生的国际竞赛中赢得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七名奖。

诺思考上了哈佛大学，但由于他父亲被聘为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西海岸分公司的领导，而举家迁往旧金山。诺思受其影响转而进了伯克莱的加州大学。在那里，他成为一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许多学生活动。他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反对希特勒侵略苏联。

在加州大学，他主修三门课：政治科学、哲学和经济学。他的成绩平平，平均“C”以上。战争期间，他得到了三年安心读书的机会，并且在读书的过程中产生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愿望。

在经济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诺思认识了所罗门·法布利堪，那时他是国民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主任，在1956—1957年，他作为一名副研究员在该所度过一年。诺思说：“在我的一生中那是极重要的一年。我不仅熟悉了来往于该所的大多数主要经济学家，而且每星期有一天在巴尔的西蒙·库兹涅茨一起，所做的工作导致我对美国自1790年至1860年的支付平衡的早期主要定量进行研究。”

1966—1967年，诺思去日内瓦作研究员时，他主要研究美国经济史中的问题。《1790至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是此项研究的成果，也是诺思出版的第一本书。

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和变革》中他放弃了制度有效的观念，并且尝试解释“无效的”规则为何存在和继续。这联系到一个很简单而仍是新古典的国家理论，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国家能产生不鼓励经济增长的规则。诺思对此仍不满意，并且开始寻找有志于发展政治经济模型的同事们。于是，1983年诺思离开了他待了33年的华盛顿，而迁往圣路易斯，那里有一群优秀的青年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在尝试发展政治经济学的新模型。在那里诺思创设了政治经济学中心。

诺思在1990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革和经济成绩》。在那本书里他开始认真怀疑理性公设。“显然我们必须能解释为什么人民做出他们所做的选择，为什么共产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能塑造人民做出的选择并且指导长时期经济发展道路。人们不深入挖掘认知科学，设法理解心灵得到学问和做出选择的方式，就无法了解意识形态。”从1990年起，他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了解人民如何做出选择，在什么条件下理性公设是一个有用工具，在不确定性和模糊的条件下个人如何做出选择是我们必须对付的基本问题，以便社会科学能向前进展。”

诺思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划时代贡献，得益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深入研究。他吸收了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教授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并将之运用于经济史的分析，从而一举获得了两个方面的显著成就：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理论的杰出代表，另一方面使自己成为新经济史学派的执牛耳者。诺思及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的兴起使经济史学本身彻底改观，引发了经济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他的经济增长理论正是这场革命的一个突出成果。因此，探讨诺思的经济增长理论，必须从他在经济史学领域的研究入手。

早在1961年发表的《1790—1860年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中，诺思就集中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因素。虽然当时他采用的还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但他并没有去着力完善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而是另辟蹊径，大胆运用科斯的研究成果，力求以制度因素解释经济增长。在1968年10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中，他对海洋运输成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统计分析后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变得更完全，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因此发生变化的情形下，通过制度变迁也能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实现经济增长。

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一书中，诺思成功地运用了产权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在该书中，他明确地指出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考虑制度因素的狭隘性，认为有必要冲破这种狭隘性去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诺思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相似性，即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是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的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前提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变迁，反之则相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他指出，在美国经济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都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里，诺思还只是比较笼统地看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没有深入到制度内部对制度结构进行更加精辟的分析，因此他的经济增长理论还只是一个雏形。诺思发表比较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是以《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出版为标志的。

完整的诺思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产权为基本概念，以制度变迁为核心，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严密理论体系。这一完整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的核心部分是用制度变迁的主要参数即产权制度来解释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基本上都一致认为技术变革是近代西方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

诺思异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增长的见解，这就是：“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而他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才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而要保持经济组织的效率，就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因此，诺思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命题是：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思的上述有关经济增长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意见。诺思反思了自己的观点并对原来的论点了进一步的修改补充。诺思以产权为核心，给他的经济增长模式补充了以下内容。

首先，是关于国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认为，国家是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单位，因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正式规则（特别是有效的产权界定）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变更或维持的，因此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的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

其次，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理论。诺思指出，任何经济中的正式规则或产权都是由国家制定和维持的，可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制度结构？为什么有的制度结构并不能为其社会成员提供有效的激励以有助于经济增长呢？答案在于社会成员或公众的“精神模式”，亦即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而政府政策中反映的恰恰是深藏在公众的精神模式或理念中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引起公共政策的差异以及在劳动态度等价值观念上的广泛差异。所有这些必将构成经济增长当中最为困难，也最无从下手解决的精神制约。

值得一提的是，诺思在1992年出版的《交易费用、制度和经济绩效》一书中特别指出：任何经济的增长都是由该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组织以及它们中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还指出：也许我们从来不会找到制约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但是我们越是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制定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就越大。诺思以此给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插上了无尽探索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