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

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与“大达”对举。显然是指一些不合大道的琐屑言论，与我们今天的小说概念不同。其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了“小说家”之称，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把民间流传的奇事异闻、神话传说等看作小说，无疑又跨进了一步，较接近后来的小说了。

小说的产生，可以溯源很早。大约产生于秦汉以前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在一些子书里，夹杂着不少寓言故事，它们是小说的萌芽。在汉人的著作中，被称为杂史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已富有小说的意味。始见于《隋书·经籍志》的《燕丹子》，近似于小说，而著作者和产生的年代都难于考定。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小说形成并逐渐繁荣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小说作品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从内容看，大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谈鬼神怪异的“志怪小说”，一类是汜录人物轶闻琐事的“轶事小说”，或称“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的大量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是与当时的封建迷信思想盛行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仍，故宗教迷信思想极易传播。腐朽的士族阶级不敢正视现实，他们或佞佛，以求精神麻醉，或信道，妄想羽化登仙；而面对人生种种磨难的劳动人民，一方面把摆脱饥饿、贫困和死亡、寻求安定、幸福生活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缈的鬼神身上，另一方面，也常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地表达出来。正因如此，所以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层出不穷，保存至今的有三十余种，而以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人。少始知学，博览典籍，是著名的史学家。西晋末年任佐著作郎，赐爵关内侯。东晋时，曾任史官，又任山阴令，始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干宝喜阴阳术数，搜集了许多“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故事．撰成《搜神记》三十卷。原本已佚，今本二十卷，为明人所重辑，已非原貌。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写此书的目的是“明神道之不诬”，故当时人称他为“鬼之董狐”（《世说新语·排调》）。因其相信鬼神之实有，故书中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宣扬了宗教迷信思想。但由于作者撰写态度较为严谨，故事来源广泛，所以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取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被官府枉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李寄斩蛇》记述东越庸岭有一条大蛇，经常为害，地方官吏庸碌无能，招募奴婢送给蛇吃，已经有九个女子送掉了生命。这时李寄决然应募。地用咨团饭把蛇引出洞口杀死，并人穴将九女髑髅一一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厂它指出了怯弱致毙的可悲，说明只有英勇机智的斗争才能除暴去害，求得生存。《干将莫邪》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此长大后，为父报仇。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嗔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搜神记》不仅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基本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代表了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水平。像《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等篇，其结构完整，情节之曲折变化，描写细致生动，人物形象之鲜明，语言之疏宕，确已粗具短篇小说之规模，远非当时一般粗陈梗概之作所能相比。

《搜神记》之后，优秀的志怪书当数刘义庆的《幽明录》。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当有他门下的文士参与编写。

《幽明录》亦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而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总的发展趋势一致。

爱情主题在民间故事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它们所描写的爱情是悲苦的，也是执着的。《幽明录》中的《庞阿》写石氏女见庞阿秀美，产生了爱悦之情，她的神魂就常到庞阿的室中。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的故事，虽是离奇，抒情性却很强。

除以上所述，较好的志怪书，还有十六国时代王嘉的《拾遗记》，多述历代遗闻；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内容与《搜神记》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以神怪为主，文辞清丽，叙事委曲，是其所长。《阳羡书生》一则，演化佛经中的故事，幻奇之极。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当时迷信思想极盛的社会里，也产生了少数对鬼神表示不敬的故事。《幽明录》中的《阮德如》篇，写阮德如在厕所里见到了一个鬼，他镇定地笑着说：“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就羞惭而退。《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写宋定伯夜行遇鬼，毫不畏惧，并且从容机智地麻痹它，最后捉住了鬼所变成的羊，还用唾沫唾它，使之不能变化逃走。它写出了宋定伯的大胆，也写出了他的机智。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给后代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唐代传奇小说、沈既济的《枕中记》就源于《幽明录》中的《焦湖庙祝》，明清以后的小说和戏曲，都从六朝志怪小说中吸取了不少故事题材和情节。其次，中国小说史上说狐道鬼这一流派的形成，也肇始于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均与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唐话本与唐专奇

唐代通俗文学

话本小说是唐代通俗文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它的产生，向上可追溯到隋代，《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云：“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与玄感说一个好话。’”侯白是隋初秀才，曾以儒林郎修国史。这里“说一个好话”指讲一个好故事，足见隋代已经出现“说话”的形式。发展到唐代，进人一个新的阶段，据唐人文献记载，玄宗晚年喜好“说话”，表明“说话”已深入宫廷。特别是从敦煌遗书发现明确题为“话”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话”，原作“画”）、《叶净能话》以及《师婆漫语话》、《说阴阳人漫语话》的记载，进一步证实唐代已经产生同变文有别的话本小说。也就是说，当变文从佛寺禅门走向民间，佛经神变故事逐渐为世俗内容所代替，民间说话艺人逐渐取代俗讲僧的时候，“说话”因更易于招徕听众，显出比“转变”和变文更大的优越性。这的话本小说渐渐成为有意识的创作活动，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以致我国西部边陲敦煌地区都在传抄着话本小说。

唐代话本小说主要见于敦煌写本，有的残损严重，甚至难以卒读。仅就残存内容来看，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些方面，强烈谴责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和人们灵魂深处的丑恶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人们的理想、意愿和要求。但是，其中也有某些消极落后的思想内容，或鼓吹封建的“忠孝”观念，或宣扬佛经教义的迷信思想，或夸张虚无缥渺，神奇怪诞的情节，往往起到消蚀人们斗志，维护封建秩序的作用，因此，对具体作品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唐代话本小说在情节结构、表现手法和语言运用方面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已显示出一定的艺术特色。

上述话本作品大都源于一些零散简略的历史记载或民间传说，经过说话艺人反复渲染和巧妙构思，编织得周密细致、跌宕起伏，饶有情趣地把人们引向神奇的艺术境界。如《叶净能话》描写叶净能降伏岳神、送还张令妻事，同《太平广记》卷三七八的“李主簿妻”条；叶净能智斩妖狐，巧救康太清女事，同《朝野佥载》卷三的“凌空观叶道士咒刀”条；叶净能蜀川观灯事，同《幽怪录》“广陵观灯”条；叶净能与唐玄宗畅游月宫事，同《龙城录》记“唐明皇梦游广寒宫”条等，皆有因袭之迹可寻。但是，《叶净能话》作者充分利用说话铺陈叙事的特点，集一系列小故事于一篇，把叶净能刻划成一位“绝古超今、化穷无极”的道者。作者在描述这些奇异故事时，不是作松散的组合，而是利用唐明皇“倾心好道，专意求仙”、“频诏净能于大内顾问”、“净能时时进法”为主线，把它们一个个串联起来，形成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作者叙述这些故事时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利用生动的细节描写，错综的矛盾冲突，把一些小故事写得娓娓动听，并逐渐糅合进叶净能“造化须移则移，乾坤要止则止”的道教法力之中，产生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唐代话本小说在表现方法上还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夸张，通过虚幻的情节结构，把人物放到光怪陆离的幻想里加以艺术的描绘，使人物形象具有传奇色彩。如《庐山远公话》巧妙安排下“山神造寺”、“潭龙听经”和“造一法船，归依上界”等虚幻情节，进一步突出慧远是一位“能知人家以前三百年富，又知人家向后二百年贫”的得道真僧的艺术形象。《韩擒虎话本》最后设下天曹地府迎候韩擒虎为“阴间之主”的情节，都是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加强人物形象理想化描绘的初步尝试，为后代小说的人物描写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

唐代话本小说重在讲说，故以散文叙述为主，虽然还残留着骈语的痕迹，但已初步摆脱浮艳繁缛文风的影响，创造出一种文白兼用、质朴炼达，接近口语的文学语言。

唐代话本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表明我国短篇小说创作在唐代已经呈现出新的面貌，比起汉魏六朝以来形式疏略、类似短札杂记的志怪小说有了较大的发展。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这话虽是对唐人传奇而言，用于敦煌话本同样合适。鲁迅对敦煌遗书中的《唐太宗人冥记》、《秋胡》等小说十分注意，他认为“用白话作书者实不始于宋……仍为唐人之作也”。敦煌遗书内《庐山远公话》等话奉小说，生动说明小说创作在唐代已经进人新的阶段，已逐渐成为有意识的创作活动。这些作品体式结构上“人话”、“正话”等特点，也进一步证实宋元话本并不是突然繁荣起来的，而是唐代话本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唐代传奇

1．唐传奇的兴起与发展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升的时期，也是文化艺术获得长足发展和繁荣的时期。除诗歌外，小说亦如此。唐代是我国小说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小说到唐代，发生了质的飞跃，产生了“传奇小说”。唐代传奇即是唐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这乃是一种新文体。它不仅在唐代硕果累累，且为后代所效法，成为文言小说的一个重要流派。尽管这是流传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小说，而不是市民小说，但其成就与影响却是巨大的。这种变化，开始了我国小说创作的新时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就其所达到的成就来说，确可与同时代的诗歌相媲美。明代桃源居士谓“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小说在此以前，一直是“记异”、“记事”，是对鬼神或人事的忠实的“记录”；唐代就不同了，小说发展到了高级阶段，作家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小说不再是“记实”，而是要“虚构”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奇突破了史传文学记实的影响和束缚；就是那些取材现实或有生活依据的故事，经过加工和“虚构”，也因而具有了空前的艺术魅力。“传奇”是我国小说的一种体裁，它用传奇手法来“传写奇事，搜奇记逸”。其中既有志怪的内容，也有现实的内容。传奇有什么特点呢？它文辞生动华艳，情节委婉曲折，结构首尾完整，表达一定的思想观念。

“传奇”之名，盖始于中唐。宋代曾编《类说》，收元稹《莺莺传》，即称为“传奇”，故“传奇”应为中唐时的称呼。晚唐作家裴铡，把自己的小说集径直名之曰“传奇”，就像殷芸把自己的作品起名“小说”一样，是用一种体裁的名称，作了自己小说集的专名。在唐人眼光看来，并没有把它们视之为“传奇”，也没有把他们当作“小说”，而只是用新手法来写传记文而已。只有我们近代人理解的传奇文的含义才是较为科学的。

“传奇”这一名称，后代却发生了变化，因传奇的题材多为戏曲所吸收，亦即传写异人奇事，故南宋和金以“诸宫调”为“传奇”，元人把杂剧称为“传奇”；明清时代称南戏为“传奇”。这与传奇的含义有关，但已从小说名称变成戏曲的名称了。

唐代传奇体小说的产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艺术本身发展规律导致的必然的结果；一是现实经济、政治和文化综合影响的产物。

中唐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高潮时期，也是唐传奇的繁荣时期。两种文学同步发展，原因是它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唐代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提倡写以《史》《汉》为楷模的明白畅晓、浅显易懂的规范古文。韩愈、柳宗元就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生动浅显的古文，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创作，而且古文和传奇两者的关系已密不可分；有些古文作品本身就属于“传奇体”，有些传奇作家本身就是古文作家。这个特点，是由传奇体的特征决定的。

唐传奇的发展，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初盛唐时期。这是唐传奇的形成时期，也是六朝小说向唐传奇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从题材上看，仍以志怪为主，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已有较大变化，由六朝的证明神怪之不诬变为驰骋才华。在结构、规模和表现手法等方面也均有明显的发展和提高，比较重视追求离奇的故事情节，手法铺陈夸张，而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不大重视。唐初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和张鸶的《游仙窟》为这一时期传奇的代表作。因初盛唐时期，多数文人致力于诗歌创作，传奇的作家和作品都较少，相对显得寂寞，成就有限。

中唐时期。大约从唐代宗到唐文宗，这是唐传奇的繁荣时期，作家多，作品多，名作多。鲁迅曾说：“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唐宋传奇集》叙例）从题材看，由以志怪为主走向多元化，诸如神怪、爱情、时政、历史、侠义等，并且相当多的优秀作品直接反映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题材，而尤以爱情题材为多。从作家的创作动机看，则主要是面向现实，抒情达意。在艺术技巧上，除追求情节曲折、描写生动、文笔流畅外，更加自觉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即更突出了“传”的特点，成功地塑造了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把唐传奇的创作推向了成熟，推向了高峰。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李朝威的《柳毅传》等，为其代表作。

晚唐时期。这是唐传奇的转变时期。这一时期传奇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前两个时期，但成就已不及中唐。从题材看，反映时事和爱情的题材减少，而反映侠义和历史的题材增多，神仙鬼怪的内容又重新成为热点。从形式上看，单篇传奇较少，且成绩平平，而传奇专集则大量出现。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晚唐的时局有关，又与作家的思想状态有关。反映神仙鬼怪、宣扬封建伦理纲常内容的增加，使传奇作品表现出明显的脱离现实倾向。艺术上，不仅俪词偶语增加，而且故事简略，手法趋于粗俗，表现出衰微的趋势。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传奇专集有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裴铡的《传奇》、皇甫枚的《三水小牍》等。

2．唐传奇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以唐人传奇的出现为标志。我国的小说最早渊源于远古神话和传说，先秦两汉以来的“野史”是神话传说向正式小说过渡的重要环节。其后，具有浓郁浪漫色彩的作品与专记“人事”的野史畛域渐分，前者在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神仙巫说之盛行，小乘佛教初传中土，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作品为多，“志怪”遂成六朝文学的重要特色。此外，还有或掇拾旧闻，或记述近事以表现“人间言动”为务的志人小说，如《吴越春秋》、《华阳国志》、《世说新语》等，虽然其中间或也有颖异之事，但整体风格已与志怪小说迥然有异。

由于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唐传奇在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地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其成就高于前人，存乎后世。

唐传奇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语言运用上。

唐传奇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画郎，这些人物各具个性，形象生动鲜明。如同为风尘女子，霍小玉之多情与李娃之重义固然不同；同为侠义之士，柳毅的文弱而威武不屈与钱塘君的刚烈而闻过即改判然有别；谢小娥的智勇双全、百折不回与红线的来去无踪、身怀异术也迥然不侔。作者善于运用环境描写，气氛烘托等侧面描写，以及人物言行的正面描写。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与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多是零章片断不同，唐传奇大都有巧妙的构思，完整的结构，有起始有结尾，情节有曲折有高涨。

唐传奇标志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并以其高超的艺术技巧，使之成为唐代文苑中的一朵奇葩。宋代洪迈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律诗可称一代之奇。”（《唐人说荟》例言引）唐传奇是否可与唐代律诗等量齐观，姑且不论，然其作为“一代之奇”则不为言过其实。

唐代传奇作家不但有意为小说，而且多能自觉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刻画不同命运的人物，展示社会的矛盾，大大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为中国古曲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康庄大道，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

唐传奇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方面的成功，使其成为文言短篇小说的基本体式。它采用史传文学的手法，完整描绘一个人一段乃至一生的经历，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格局。这种独具民族风格特色的文学形式，历代相承，对后世文言短篇小说如《聊斋志异》等，甚至对长篇文言小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白话短篇小说如《三言》、《二拍》等，在艺术手法上也多有借鉴。可以说，唐传奇为我国古典小说开辟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唐传奇在中国小说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不仅在创作方法、体制及艺术手法方面深深影响了后世，而且为后世的小说、戏曲、说唱文学提供了重要的题材来源。宋元话本中的《碾玉观音》、《三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不难看到李娃、霍小玉的影子；《聊斋志异》中的鬼狐花妖故事，在思想和题材上均受《任氏传》、《柳毅传》等影响；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均取材于《长恨歌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取材于《莺莺传》；尚仲贤的《柳毅传书》、黄帷楫的《龙绡记》取材于《柳毅传》等，不胜枚举。唐传奇中的倩女离魂、柳毅传书、黄梁一梦、章台柳等，已成为后世诗词常用的典故。唐传奇中的某些作品还流传国外，如《游仙窟》等传到日本，对日本物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宋话本

话本原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底本，只供说话人表演之用。“说话”是唐宋以来一种表演伎艺的名称，就是“说书”或讲说故事的意思。从事“说话”伎艺表演的人，称为“说话人”。

到了宋代说话文艺空前发达。在大城市里都设有专供表演用的瓦舍、勾栏。例如在东京的东南角即有三处瓦舍及五十余座勾栏，勾栏中最大的表演棚可容数千人。说话是勾栏内相当受欢迎的一种表演，据《东京梦华录》载，当时东京即有孙宽等人的讲史与小说等。说话人中还有以专说某一部书著称的，如说《三分》（即“三国”）的霍四究，讲《五代史》的尹常卖等。还有不能固定设场，只能走村下乡临时设场的，如陆游《小舟近村三首》中所描写的那样：“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话本的产生也有一个过程，最初由于社会文化水平及书写、印刷条件的限制，说话艺人并没有底本，说话内容只能口传心授，后来有了底奉，文字比较简略，只记录唱词、主要故事情节，说唱时再由“说话”艺人灵活运用，临场发挥，增添细节。

说话艺人师徒相传，在演出实践中不断修改加工，又有书会才人一面编写话本，一面又根据“说话”艺人在口头说唱中流传的话本，加以整理提高，才有了可供阅读的话奉。唐代时已有话本，但留传不多，随着宋代说话盛行，话本也大量产生，并被整理加工，刊印成读物，成为保存有说话艺术特色的书面文学。

小说话本可分为四类。飞为爱情小说，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等。二为社会问题小说，其中又以公案小说为主，代表作有《错斩崔宁》、《错勘赃》、《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等。三为豪侠小说，如《宋四公大闹禁魄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等。四为神怪小说，如《张古老种瓜娶文女》、《西山一窟鬼》等。四类中以前两类成就最高。

总之，小说话本大多数以市井平民为主人公，广泛地反映了宋金元时期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市民阶层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歌颂了他们为争取人身自由、自主婚姻所作的抗争，表达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理想与愿望。这些都是小说话本思想内容方面的精华。但是由于话本作者的思想比较复杂，有些作品存在着宣传封建迷信，因果报应等思想局限。

宋辽时期的小说话本一般都有煞尾，往往用四句或八句诗句为全篇作结。有时也有用词或整齐的韵语作结的。煞尾直接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由说话人（或作者）自己出场，总结全篇主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或对人物、事件进行评论。

小说话本除了保存着“说话”伎艺所特有的体制以外，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

首先，情节曲折，故事性强，是小说话本的突出特点。小说话本极重故事情节安排，在展叙故事时，努力做到有层次的介绍，并随时有意地为以后情节的发展进行铺垫，使情节发展自然而又井井有序，尽管头绪繁多，却能将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善于使用伏笔，造成悬念，增加情节的曲折性，取得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其次，运用生动的白话口语叙事状物，是小说话本的另一特色。小说话本中许多优秀的篇章，都成功地做到了用白话来描写社会日常生活，叙述骇人听闻的奇闻逸事，并用以抒发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它第一次用白话文来描写叙述社会日常生活，对当时社会上的人情世态，做出生动的描绘。如《碾玉观音》、《错斩崔宁》在这方面的成就都很出色。

再次，小说话本也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并善于通过对人物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物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具有个性的人物，如《错斩崔宁》中的刘贵陈二姐等。

话本小说在故事结构、人物刻划上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唐传奇又前进了一大步，开始趋向成熟。

在敦煌变文和唐话本中虽间有俗语，仍以浅近的文言为主，到宋元话本小说，才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后来我国小说、戏曲所普遍采用的白话文体，这时已经正式出现，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一个新的阶段。

除白话小说外，宋代还有很多文言小说，但其成就不如唐代传奇，更不如宋代话本。其原因正如胡应麟所评：“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色殊乏。”（《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九）这一特点在志怪类小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洪迈的《夷坚志》四百二十卷虽蔚为大观，只是太“偏重事状，少所铺叙”（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艺术成就较差，但去粗取精，终有一定的成就。

一些表现社会世情的小说也有一定成就。如陈世崇《随隐漫录》中的《钱塘游手》写南宋临安城中的种种骗局，沈傲《谐史》中的《我来也》写机智狡猾的神偷，都对当时的社会有一定的揭示意义。一些“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志怪小说写得也颇为精彩，如《西蜀异遇}写李达道与狐妖宋媛恋爱，并宣称：“然则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为异类乎？媛不可舍也。”其情节、形象、意境已接近《聊斋志异》的水平。

宋代话本除“小说”外，还有“讲史”。

讲史，亦称平话，篇幅较长，专讲历代兴亡的历史故事，“也是很受市民阶层欢迎的伎艺。“讲史”渊源于唐代民间讲说的历史故事。北宋时“讲史”伎艺已趋于成熟。《东京梦华录》里就记载了许多讲史伎艺的专业艺人，有“说三分”专家霍四究，说“五代史”专家尹常卖。目前已知的北宋讲史科目有《汉书》、《五代史》、《三国志》等，特别是说三国故事更深受群众的欢迎。南宋时“讲史”更加兴盛，艺人更多，题材也更为广泛。

讲史话本比起史书来更多一些民主性和反抗性，且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正像鲁迅所评：“讲史之体，是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大抵史上大事，即无发挥，一涉细故，便多增饰。”（《中国小说史略》）为了表达鲜明的爱憎和积极的愿望，平话还往往把历史人物理想化、类型化，因而富有一定的浪漫性和较强的感染力，正像苏轼《东坡志林》卷六所记：“涂巷中小儿薄劣，为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古话”，他们在听三国故事时“闻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又像刘克庄《田舍即事》所赞那样：“儿女相携看市优，纵横楚汉割鸿沟。山河不暇为渠惜，听到虞姬直是愁。”但讲史话本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不如小说话本，语言也较粗糙。即使如此，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许多重要的长篇历史小说都是从这些话本发展而来，如《水浒传》即由《花和尚》、《武行者》等平话及《大宋宣和遗事》而来，《三国演义》即由《三国志平话》而来，《封神演义》即由《武王伐纣平话》而来。

宋代的话本，无论是短篇的“小说”或长篇的“讲史”，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不仅使文学更接近于人民，而且还开辟了中国小说的新纪元。明清以来的短篇白话小说就是在宋代话本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更是元明以来长篇小说的前驱，《大宋宣和遗事》对《水浒传》的形成，有着重大而直接的关系。至于宋代话本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精神以及它的一些艺术特点，更成为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另外它也给元明以来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根据《错斩崔宁》改编的《十五贯》到今天仍旧在舞台上上演。

元代小说

元代小说是承袭六朝以来两种体制，即唐代传奇的文言小说和宋代话本的通俗小说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但主要成就在话本小说方面。

从说话艺术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分为短篇小说话本和长篇讲史话本两类。元代小说大多经明人修改，现存很少。陆显之编有《好儿赵正》，金仁杰编有《东窗事犯》。这些小说很难确定朝代，一般称为“宋元话本”。

保存至今的元代至正年间新安虞氏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十五卷，显示了元代在古典小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这五种平话是：《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全汉书续集》和《三国志平话》。这五种平话所叙史事，多系真假掺杂、虚实并行，但为后来的长篇小说的发展积累了艺术经验。

明代小说

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十分丰富，数量众多，留传下来的有五六十部之多，可大致分为四类：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

讲史小说有两种倾向，或成为通俗演义形式，或向英雄传奇小说发展。著名的作品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等。神魔小说最先出现的是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成就最大，其次是《封神演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世情小说中最著名的是《金瓶梅》，成就很高。到崇祯年间，描写世情的小说大抵都是才子佳人故事，如《吴江雪》、《王友玑》等。

话本在此时引起人们重视，文人模拟话本进行创作，后人称“拟话本”。最著名的是冯梦龙编著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继“三言”之后，凌氵蒙初所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也很有名。拟话本中有大量的商人、手工业者作为正面主人公出现，市井生活刻画精绝，女子在追求爱情方面显得大胆和自由。

清代小说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现代小说转变的时期。其中以《红楼梦》为最高代表。

曹雪芹像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以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最为著名。到雍正、乾隆年间，长篇小说大放异彩，出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

《红楼梦》是一部以爱情婚姻为主要题材的言情小说，但其艺术性及思想性上的成就堪称古典章回小说之最。作者曹雪芹，名雨沾，雪芹是他的号。曹雪芹的一生经历了家族由盛而衰的历程，而家境的急剧变化成为他写作的源头。小说共120回，后40回据说是由高鹗增补。

乾隆以后，章回小说较为著名的是李汝珍的《镜花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