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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一、酒泉基地
- 钱学森说：“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
- 盖杜柯夫说：“我觉得，根据你们中国的经济技术状况，我们建议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
- 肖华说：“苏联来了40多个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人员和他们对上口。”
中央决定研制导弹
1956年2月，初春的北京，寒意尚未消退。在中南海怀仁堂，新中国数十位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将领，听取了刚回国不久的我国导弹专家钱学森的汇报。
在会上，钱学森向领导们介绍了导弹的概况、导弹在国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美国导弹研制的情况。
钱学森向中央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提出了发展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
钱学森建议中国要尽快着手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建立起以“两弹”为主体的国防体系。他的提议触动了在座的领导们。
领导们心里很清楚，当时的国际局势，距离朝鲜战争结束已经3年的时间，但是台海的局势并不稳定。
尤其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的核战略，炮口直接对准了苏联和中国。
此时的苏联早就打破美国的核垄断，正在积极发展核武器。但是我国的军备还停留在常规武器阶段。
尽管意识到国防上的这些迫切需要，但是对于我国能否在短时间内造出“两弹”来，有些领导还是表示了疑虑。他们问钱学森说：“咱们能办得到吗？”
钱学森说：“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
钱学森的报告在不久后就得到落实，中央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未来12年的科技发展规划，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项工作。
国内各个主要科研机构也都积极而认真地准备着，共有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制定出了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规划共拟定了57项重大任务，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是其中最重要的两项规划。
同年4月，中央成立了由聂荣臻任主任、钱学森等任委员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的航空和导弹事业。
5月，周恩来又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同意并责成航空工业委员会，组建导弹管理机构国防部五局和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6年10月8日，在聂荣臻元帅的主持下，在北京西郊空军466医院的食堂里，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同时任命钱学森为院长。
刚成立的研究院急需大批科技人员，然而，当时除了钱学森外，国内还没有什么人接触过导弹。
于是，中央决定把一些从事科研工作时间较长、工作和导弹有关联的人员调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作为基础成员。
1957年9月，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以别尔乌辛为团长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就导弹新技术的援助问题，进行了谈判。
10月15日，中苏双方就谈判结果签订了《新技术协定》，简称“10月15日协定”。
在这个协定中，苏方承诺在1957底至1961年底，向中方提供包括“P2”导弹在内的几种导弹样品及相关的技术资料，并派遣导弹技术专家帮助中方进行仿制。
决定建设发射基地
1957年12月底，根据中苏“10月15日协定”的协约，苏方给国防五院运来了两颗“P2”导弹，和一套地面发射控制设备。苏方还派来了一个“P2”导弹缩编营，负责对我国测试、发射和操作“P2”导弹的人员进行专项训练。
与此同时，五院提出了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问题，提议一边研制导弹，一边建设靶场，二者同步进行，否则等导弹研制出来后，没有一个可做试验的地方。
9月25日，按照国防部长彭德怀的指示，总参谋部批准成立了“靶场筹备处”，并授予“0029部队”代号，张贻祥任靶场筹备处处长，吕琳为副处长。
12月30日，根据中苏不久前签订的《新技术协定》，以盖杜柯夫少将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达北京，帮助我国进行导弹试验基地的勘察定点工作。
1958年元旦刚过，吕琳和苏联靶场设计专家乌斯留在北京，研究靶场的机构编制，张贻祥则率领勘察人员，和苏联专家组一起登上飞机，首先对东北海拉尔、索伦和华北赤峰、二连浩特一带进行空中勘察。
飞机高度很低，不时被气流冲击得上下起伏。
飞行中，盖杜柯夫一边透过舷窗看着机翼下冰天雪地的隆冬景色，一边问张贻祥说：“勘察靶场，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是搞什么类型的，不知道你们是搞综合的还是搞单一的？”
张贻祥心想，鬼才懂呢。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先给我说说，哪样叫综合的哪样叫单一的？”
盖杜柯夫说：“综合的就是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导弹试验的综合性靶场。单一的么，就是把这些拆分开了，放在不同的地方搞。”
盖杜柯夫接着说：“我觉得，根据你们中国的经济技术状况，我们建议你们建设综合性靶场。”
张贻祥说：“那么，像这样的综合性靶场，我们应该搞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
盖杜柯夫说：“在我们苏联，靶场的领导和部长起码是中将、少将。处长要大校、上校，下面的技术人员都必须是大学文化程度，起码需要一千人左右吧。”
盖杜柯夫停了一下，摸一把发红的鼻子，又说：“噢，靶场还需建一个很大的机场，能容纳一百架飞机那么大的。”
张贻祥“哦”了一声，说：“搞这么大的工程，施工力量一定很大吧？”
盖杜柯夫说：“是的。第一期工程大概需要两万人，后面的第二期工程也得三万人，少了这个数不行。”
过了几天，东北、华北地区的勘察工作基本结束，张贻祥回到北京后，向陈锡联汇报了勘察情况，并把盖杜柯夫的话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末了，他长出一口气说道：“陈司令，这么大的事，技术又那么复杂，我可是干不了。请你向军委反映一下，怎么干，请军委考虑。”
当天晚上，彭德怀把陈锡联和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召到了他家里。落座后，陈锡联把张贻祥和专家组勘察的情况作了汇报。
随后，陈锡联说道：“东北和华北这几个地方看来都不符合要求，下一步我们准备去西北地区看看。”
彭德怀放下手中的茶杯，问道：“东北、华北这么大的地方，都不符合？依据是什么？”
陈锡联说：“我们和苏联专家在一起研究过了，如果以索伦或二连浩特作为靶场，导弹向西发射时，就要飞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上空。”
“另外，索伦是山区，二连地区又严重缺水，还靠近包头矿区，条件不是太理想，我们想再看看西北那边的情况。”
彭德怀思忖片刻，对陈锡联说，“你们先去勘察吧，事先可以向兰州军区打个招呼。”
陈锡联又将盖杜柯夫对张贻祥所说的意见向彭德怀作了陈述，最后，他说：“彭部长，张贻祥说他干不了，我看导弹这玩艺儿，我们炮兵也搞不了。”
彭德怀站起来，来回踱了几步，说：“既然这样，那就考虑让二十兵团回来搞个兵团架子。靶场建起来后，可能在炮兵建制，也可能不在炮兵，这事随后再定。”
“你现在主要负责勘察工作，要集中精力选好点，考虑周到一些。这可是件大事啊！”
陈锡联接受任务后，又被周恩来召到了中南海。周恩来询问了勘察情况后，叮嘱说：“西北地域辽阔，但是各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复杂。这些地区都是少数民族，一个是乌兰夫，一个是赛福鼎，你一定要先和他们商量通了再搞。”
陈锡联踏勘西北基地
1月上旬，聂荣臻先后4次召集黄克诚、宋任穷、赵尔陆、刘杰、万毅、陈锡联、陈士榘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研究综合导弹试验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的建设问题。
会议研究决定并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
1、成立以黄克诚为主任的导弹靶场建设委员会，领导导弹靶场的建设工作靶场的建设工作。
2，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九兵团为基础，组建核武试验基地的各级领导和办事机构。
3、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为司令员兼政委，曾旭清为副司令，黄文明为副政委，负责“两弹”基地的勘察、选址和施工，同时还负责导弹靶场的设计和施工。
1月18日，陈锡联、王尚荣、孙继先、张贻祥以及苏联盖杜柯夫专家组一行50余人，登上了一架苏制伊尔-14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
越往西，天地便越显得深远而广大。中午时分，勘察组飞抵兰州，决定以兰州军区司令部作为自己的大本营。
接下来，他们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空中勘察，飞机每天从兰州起飞，主要目标是银川地区、甘肃民勤地区和鼎新以北的额济纳地区。
从空中看下去，位于内蒙古西端的额济纳一带地形开阔、平坦，人烟稀少。勘察组经过分析比较，确定将勘察的重点就放在这里。
额济纳历史悠久，是东西石器文化的连接点。先秦时将此地称为“流沙”或“弱水流沙”，秦汉以后称为“居延”。元朝统一中国后，在此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额济纳一名即由此演变而来。
勘察组乘飞机对酒泉周围的祁连山、中蒙边境、居延地区进行了反复空勘，在研究确定了将额济纳青山头一带作为选场重点后，又换乘汽车，沿弱水河长驱几百里，将近日落时分抵达青山头的绿园。
举目四眺，但见东南方向的狼心山拔地而起，野性十足。向西是连绵不绝的青山群峰，寸草无生，裸露着铁灰色的山体。
南北两面，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黑戈壁，天地间灰蒙蒙的，混沌一团。身旁的弱水河由西南而来，再折向东北，弯弯曲曲地铺展开来。
孙继先坐下来，脱下鞋倒着里边的沙子，说：“这一带地形倒是不错，可惜就是有些太偏僻了。没有居民区作依托，将来靶场的困难肯定不会小。”
盖杜柯夫却显得很兴奋，他抹了把脸，拍拍翻译夏铭智的肩膀说：“告诉他们，苏联的火箭发射场也是建在这种地方的。我看这里就很好，也便于保密。”
陈锡联则没有表态。当晚，勘察组决定宿营在绿园。绿园是他们后来给这个地方取的名字，当时只有几栋还没建好的平房和几间土坯房。
大家好不容易熬到天亮，起来一看，勘察组人人身上都盖了一层厚厚的沙子。抖完了身上的沙子，眼窝里、鼻翼间和耳朵里尽是细沙灰，拍都拍不净。
大家简单吃了点早饭后，勘察人员又骑着骆驼，一直到了中蒙边境，详细踏勘了这一带的交通条件、地形地质、气象气候、水源、电力供应、通信联络、资源资料及附近居民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经过综合考虑，初步作出了将鼎新以北地区定为场址的结论。随后，勘察组又返回绿园，确定了靶场发射阵地、技术阵地、燃料库以及电厂和生活区的概略位置。
那么，就是靶场的指挥中心究竟放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盖杜柯夫认为，应该放在弱水河东南方向的开阔区域。而孙继先则认为，历来兵家安营扎寨都很有讲究，应该在靠近弱水河的地方建立。
孙继先则说：“靠河不行，洪水一来，将造成灾害。此外弱水东南为硬戈壁，地形开阔，也便于建设。”
盖杜柯夫对孙继先连连摇头，涨红了脸大声说：“马谡失街亭，主要原因就是失去了水源。靶场建成后，这里就是中枢部位，也是主要生活区，没有水源怎么生存？”
孙继先一挥手，对盖杜柯夫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双方争执不下，各自扭头走了。
后来，盖杜柯夫想了想，觉得孙继先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他在野外打了一只黄羊，亲自动手宰杀，请孙继先来喝酒。几杯酒下肚，两位将军又和好了。
导弹试验靶场的场址基本确定下来之后，陈锡联一行又飞往乌鲁木齐，准备到新疆的南疆一带选择弹着区。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赛福鼎打过招呼。
为了选择一块既不是沙漠，又不是山区的开阔地作为弹着区，勘察组连续对南疆一些地区进行了勘察，并详细了解了所选弹着区的人口分布、与酒泉之间的距离、交通运输、通信联络等情况。
当时，新疆地区还没有详细的地形图，飞行员仅凭一份小比例尺地图飞行。
为了找一块合适的地方，盖杜柯夫常常指着地图上某一区域，指挥飞行员这样飞，那样飞。陈锡联他们以为盖杜柯夫懂得这些，所以也没在意。
有一次，盖杜柯夫在图上看着是一块平坦区域，就让飞行员飞到这个地区看看，结果飞机却钻进了一个山谷。
两侧的山峰危崖耸立，峡谷又窄又长，看不到出口，机上的所有人员顿时全都紧张起来。当时的情形是，飞行员稍有不慎，飞机就可能撞在山上，机毁人亡。
好在飞行员十分老练，技术过硬，在山谷中转了很长时间后，终于钻出山谷，脱离了险境。这一下，盖杜柯夫可着实吓得不轻，从此以后，再也不指挥飞行了。
1月28日至2月7日，海军司令员罗舜初和孙继先会同苏联专家，又接连勘察了上海、葫芦岛、秦皇岛、旅顺和威海几个地方。
经过反复比较，择定在东北地区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海上分场的场址，陈士榘、罗舜初和孙继先在专家组制定的靶场配置图上签了字。
几天后，陈锡联首先将勘察报告呈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一边翻看着报告，一边问道：“乌兰夫和赛福鼎是什么意见？”
陈锡联说：“我已经跟他们两个都讲好了，他们都没意见。我们还开了个会，都研究过了。苏联专家对这个地方也很满意。”
彭德怀说：“好吧，你们都研究过了，我同意。”随后，在报告上签了字。
2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选择导弹试验靶场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并交中央书记处处理。后又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审核。最后确定：
以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为我国第一个陆上靶场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的名义，签发了命令：
以孙继先中将、栗再山少将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
至此，对内称作“东风”的中国第一个导弹综合试验靶场秘密建立。
开始建设酒泉基地
1958年3月，朝鲜新安州车站，停着一列军用列车。当地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依然阴沉沉的，不见一点天晴的迹象。
和往常一样，车站的人很少，一群灰麻雀扑拉拉地从头顶飞过去，又折回来，使得这一带更显得格外冷清。
火车启动了，速度逐渐加快，急速旋转的车轮裹挟着一阵阵风雪，向鸭绿江对岸疾驶而来。
在靠中间的一节车厢里，坐着志愿军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和他的几位随行人员。肥大的棉军装裹在身上，使他们都显得有些臃肿。
就在一天前，志愿军杨勇司令员通知孙继先立即从朝鲜回国，孙继先问回国干什么，杨勇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军委点的名，要他回国后去找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
打了这么多年仗，孙继先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首长在下达指示时竟说不清楚的事，他不禁暗自纳闷。
到了北京，孙继先没顾上休息，便匆匆忙忙赶到总部，向肖华报到。
刚一见面，孙继先就急切地问：“又要打仗了？”
肖华笑着回答说：“这回不打仗。但任务比打仗不轻。你们二十兵团很快也要调回来。”
孙继先习惯性地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下要领受的新任务。肖华见状，忙朝他摆手道：“你先别往本本上记，先听我把话说完。”
肖华顿了顿，接着说：“苏联来了40多个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人员和他们对上口。有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的导弹专家，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就让你来搞。”
就这样，孙继先就算是正式上任了。
同年4月，为了加快发射场的建设，经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研究决定：
抽调人民解放军一个兵团，作为组建发射场的基础，同时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上将任司令员。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二十兵团立即选出精兵良将，奉命开拔，取道山海关挥师南下。
不久，工程兵在司令员陈士榘的亲自率领下，进驻西北荒原。铁道兵和特种工程部队陆续拔兵出山，昼夜向西挺进。通信兵、汽车运输部队也从四面八方赶赴西北会师。
与此同时，分布在西安、重庆、沈阳等地的炮兵院校，也紧急选拔精干人员集结北京。全国全军各工业工程大学也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将高材生选送到这支建设大军中来。
为此，对中国军事动向一直进行尾随追踪的美国谍报机关向白宫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
中国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此后不久，一向清冷孤寂的戈壁滩上，一夜之间，突然矗立起了一片片黑压压的绿色军帐，10万官兵迅即拉开了中国从大漠走向太空的序幕。
这里是横亘千里的祁连山脚下的巴丹吉林大漠。这是一个已经被无数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多次涉足和反复描述的、极其神秘的地方。
在这个神秘的版图上，有一个看起来极为渺小的城池即酒泉。
相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兵出征匈奴，大获全胜，凯旋后驻军河西一带。汉武帝为了奖赏他的功劳，特颁赐御酒一坛。
霍去病为了和将士们共庆胜利，便将这坛御酒倾倒于山泉之中，尔后舀起水酒与大家豪饮。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霍去病，便将这个地方称为“酒泉”。
当时，身处大漠的建设大军们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
有文这样记载说：
茫茫沙海上，除了工程兵修筑的一条专线铁路，和孤零零的一幢设有浴池、舞厅的专家招待所外，几乎一无所有。
几万大军的吃、穿、住、用，一时都难以解决，部队机关只能借宿在一座喇嘛庙里。
1960年，情况变得更加严酷。首先是苏联撤走全部的援华专家，然后是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于冷漠的沙海之中，亟待完成的工程束之高阁。正在试验的项目被迫中断，导弹的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被苏联专家们纷纷卷走。
有的苏联专家临走时，还扔下这样一句话：
中国如果自己能搞出导弹来，我们就回来买你们的专利。
于是，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便成了维持这支火箭部队生命的“口粮”。
由于定量就餐，吃不上蔬菜，又严重缺水，许多人都得了夜盲症、浮肿病。他们拖着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付出的都是吃奶的力气。
另外，由于资料图纸被苏联专家带走了，一切只有靠自己从头摸索。
科研人员没有电动计算机，只好连续24小时使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与此同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建设大军们的身份和地址，全由一个个的“信箱”和一个个的“号”给替代或遮掩了。
比如，他们明明住在酒泉一带，通信地址却是千里之外的“兰州市XX信箱”。以至于当许多家人去兰州寻找儿子或者丈夫时，找遍了整个兰州市也不见人影。
而且，所有的单位都不叫名字，全叫什么什么“号”。如基地机关叫“10号”，烈士陵园叫“9号半”等等。
甚至连那儿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堆土丘、每个池塘、每一块凹地，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号”取而代之。
于是，本来就枯燥无味的生活，再被这些枯燥无味的代号连缀起来后，就愈发显得更加枯燥无味了。
战风沙工兵抢建铁道
1958年初夏的一个晚上，6300名铁道兵被告知如下保密条令：
不得告诉任何人去哪里，不得告诉任何人去干什么，不准与家人通信谈及住址和工作内容。
随后，他们被一列军列一下子拉到了兰州一个叫“清水”的小站下了车。
与此同时，从兰州、北京、济南等铁路局抽调的数百名政治和技术都绝对可靠的铁路员工，也在一夜间突然“失踪”，秘密来到这里，开始了铁路全线的秘密施工。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修筑铁路，艰难与困苦可想而知。当时的铁路沿线没有人烟，没有水源，甚至连一片绿叶也不见。
突然而至的黑旋风，能将帐篷连根拔起。每当这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窝，铁道兵战士们只得十几个人趴在地上，一起用身子和双手死死拽住绳子，与沙暴搏斗。
吃饭时，由于风沙太大加之又在露天，大家只得几个人围在一起，各自扯起衣角挡住袭来的风沙，让一部分人先迅速吃完后，再换另一部分人吃。
尤其是在冬天，气温一般都在零下30度至40度，有的机车乘务员被冻得眼里的沙子能粘成一厘米长的串儿。但尽管如此，—年之后，一条伸向发射场的铁道还是全线铺通。
铺通后的铁路从此沟通了发射场与外界的各种联系，铁路线成了基地火箭将士们的生命线和希望线。
为了维护这条通向外界的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基地铁路，数千名铁道官兵和铁路员工在此战风斗雪，吃苦耐寒。吉传贤就是其中之一。
吉传贤，一个老实巴交的铁道兵。1959年的某一天，连长找他谈话说：“你这身军装就不用穿了，你改巡道工吧。发你一支枪，5发子弹，另外再加一只狗。行吗？”
吉传贤敬一个军礼，说：“行！”于是，他便脱下军装，穿上了铁路服，从此开始了巡道生涯。
从此以后，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白天夜晚，他出门巡道，总与狗为伴。
铁道沿线，常常骤然刮起狂风。每当这时候，他便将狗紧紧抱在怀里，趴在铁轨上，等旋风过去，再起来抖掉身上、头、耳朵和鼻孔里的沙子，继续巡道。
有时风沙太大，天气太冷，狗便趴在铁道内侧，任你怎样叫唤，就是赖着不走。
于是，吉传贤他便将自己从仅有的定量里省下的馒头掏出来，掰下一小块喂狗的嘴里，然后让狗跟着他，继续地往前巡走。
还有时维良，也是一个巡道工。因他长年住帐篷，白天夜晚都处于蚊子的围攻之中。
要知道，戈壁滩的蚊子大得出奇。如同有人所说，10只蚊子能炒一盘菜。一次，他被蚊子叮咬后，奇痒难忍，便用手抓破了皮，流出了血，结果得了败血症。
由于戈壁滩上缺医少药，加之治疗不及时，年仅34岁的他便撇下爱人和5个孩子，永远躺在了铁道线上。
他爱人为了把5个孩子抚养成人，先在车站卸车，后又去垃圾队当垃圾工。再后来，她实在撑不住了，也撇下5个孩子，和丈夫去了。
孟传发，一位1958年5月便在航天铁路工务段工作的工长。由于他所在的“点”荒凉孤僻，没有一个医生，除了他爱人外，也没有第二个女人。
所以，在他爱人第一次分娩时，他只好用一把带有锈迹的剪刀慌慌张张地剪断了孩子的脐带。再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也是用土办法接的生。
有一次，他带着3个孩子回老家大连探亲，爷爷和奶奶将3个孩子带去动物园玩，谁知3个孩子指着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叫“骆驼”。
回家后爷爷奶奶问他：“这几个孩子怎么都傻乎乎的，见了什么都叫骆驼，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
孟传发听了后直抹眼泪，说：“不是孩子们傻，是孩子们长年呆在戈壁，那儿除了军人和骆驼，他们什么也没见过。
1962年底，司令员孙继先调离酒泉基地，李福泽出任基地第二任司令员。
李福泽，1914年生于山东烟台。16岁那年，李福泽只身一人，闯荡北平开始念起了中学。1935年，他又到上海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
毕业时，他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声称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父亲立即给他汇去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他却带着这笔钱跑到了延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又辗转回到山东老家打起了游击。此后，李福泽成了鲁南八路军一团的团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李福泽去了四野，在四纵队四十一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他又去了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早在我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组建时，被任命为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开始排兵点将，第一个便点了他李福泽。不久，李福泽被任命为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副司令员。按基地党委的分工，他负责分管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
每当周末或者平常碰上机遇，李福泽总是提着酒瓶，捧着花生米，找苏联专家一起喝酒。
等对方喝得迷迷糊糊了，人称“醉不倒”的他，便开始向苏联专家问这问那，“请教”导弹和导弹发射有关的问题。
不用说，这时候，迷糊中的苏联专家总是有问就有答，而且回答的问题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慷慨大方，全面深透。于是，喝酒，成了他一大重要使命和特殊的工作内容。
但对苏联专家本人，李福泽又绝对是真诚的。而且，为了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都照顾好专家们，他可谓良苦用心，费尽脑汁。
比如，苏联专家不爱吃冷冻肉，偏爱吃新鲜的牛犊肉。于是，他便特意跑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软磨硬缠，要了一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飞机，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运货，每周往返一次，送到专家餐厅里。
对基地的全体建设将士，李福泽更是倾尽全力，投以十倍的爱护与关心。
前面已经说过，在60年代初，是基地在最艰苦的岁月。由于缺粮，士兵们只好出去打沙枣叶吃。
李福泽知道后，心痛难忍，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一头闯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家里，请求杨成武一定要想法解决基地官兵们的粮食问题。
后来，杨成武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才使粮食问题部分得到解决。
1966年底，酒泉基地在新建发射场的同时，还接受了卫星地面跟踪观测台站的总体设计、设备抓总、基建和机构组建以及管理使用等任务。
与此同时，各个系统、各个岗位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各个研究所和对口工厂学习的任务也全部铺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聂荣臻受到冲击，基地领导机关也很快受到冲击。用李福泽的话说，有一种天下大乱、群龙无首的感觉。
1967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专门对酒泉基地下达了关于“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
紧接着，中央军委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军队开展“XXXXX”的八条命令》。
于是，基地广大将士、基地党委一班人团结一致，抵制各种干扰，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常指挥，维护了试验任务和各项工作的正常秩序。
1967年6月，为了建设全国的测控中心和观测网，基地组建了第六试验部。基地副参谋长乔平带领勘察定点后，开始了陆续的基建。
为了满足工程通信和数传的迅速、准确、安全、保密的需要，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由邮电部抓总的卫星测控系统第一期通信工程也如期完成。
该工程沟通了卫星7个观测点与中心站的有线通信网，共计建成通信线路3663公里。
并且，随着各个卫星测控台站的陆续完工，基地各系统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至此，酒泉发射基地初具规模。这其中，最壮观的设施就要数高55米的一号龙门塔。
该龙门塔总重量1.4万吨，可以在连接两个工位的重型钢轨上缓慢移动。同时，位于发射场上的另一座高37米的固定塔，则是用来安装、固定各种气、液管道和各种电缆的，被人称为“脐带塔”。
此外，发射场上还新建了一个地下控制室，这是一座在地下深10米多的半球形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种拱顶结构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大，即使火箭起飞后万一发生爆炸，仍能保证地下控制室的设备和人员安全。
完成首次发射任务
1969年3月18日，“东风1号”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率队来到了发射场。
从4月8日起，基地官兵与航天部试验队进行了80多天的合练工作。
通过这次合练，既很好地完成了火箭与发射系统的协调工作，同时，对发射指挥员和操纵人员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在了55米高的发射架上。
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与此同时，一直紧紧注视着中国“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也高度紧张、瞪大了眼睛。
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出厂前测试时还好好的陀螺仪表突然一下子乱了套，无论怎样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
一眨眼20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查不出来，任新民只好报告北京，请求设法解决。
9月26日深夜，钱学森赶到了发射现场，亲自观看在真空箱中复现故障的试验。看着看着，钱学森突然笑了起来，说：“同志们，是没有憋住气呢！”
原来，是火箭试车后，在加强仪表刚度时，设计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撤掉了。
因此，火箭来到海拔较高的发射场后，由于外界气压低，陀螺仪表未能节流，自然一下便乱了套。
陀螺仪表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发射随即转入正常。此前，基地大大小小的导弹，虽然已发射了数十枚，但对这次发射依然十分紧张。
因为这是一枚两级火箭，发射若是成功，“东方红1号”人造卫星便可以正式实施发射，或者说发射卫星便有了可靠的前提。
而且，从当时的技术准备情况和工作进展速度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但是，如果这次发射一旦失败，那“东方红1号”卫星的发射计划只得推迟甚至停止。而日本趁机抢先于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会成为可能。
1969年11月15日，即临近发射的头一天，为慎重起见，周恩来还专门将任新民和几位主要设计人员用专机从发射场接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情况汇报。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详细询问了发射场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尔后又和专家们一块蹲在地板上，仔细审阅了航区地图。
直到将有关情况了解查实清楚后，才让专家们返回发射场。
11月16日17时45分，当两级火箭点火升空后，因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从而导致这次发射失败。
此后，据称邻国日本获悉中国失败的消息后，惊喜之余，便疯狂追赶。
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两级火箭又重新竖立在发射架上。早已急不可待的“东方红1号”卫星下一步能否发射，关键在此一举了。
当时，正值寒冬季节，戈壁滩上风雪刺人，奇冷无比，但观看发射的人群，全都站在空旷的露天里。每个人的心，都被即将升空的火箭牢牢地牵扯着。
一声令下，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发动机声渐渐远去，火箭越飞越高。
这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忽然，天空爆出一个火球。几秒钟后，云烟散去，两个黑点清晰可见。
片刻，落区传来喜讯：“两级火箭分离成功！”“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这次发射成功，基地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因为盼望已久的“东方红1号”卫星，终于可以发射了。
同年2月，国防科委向基地正式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1号”卫星任务的预先号令，并确定由基地负责统一指挥卫星的发射试验。
基地领导小组随即组织制定了试验方案和试验程序，还下达了安全保密工作的指示和任务命令书。
2月4日，“长征1号”合练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出发，几天后到达基地。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准备阶段。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东方红1号”卫星。
至此，我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第五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此后，酒泉基地又成功发射了导弹核武器，以及第一颗返回式卫星。还相继派生出了太原、西昌等航天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