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培根作品选

论真理

“什么是真理？”彼拉多当年提这个问题时，是不指望得到答案的。世人多数心随境变，他们认为坚持一种信念就等于自戴一种枷锁，会使思想和行为受到束缚。作为一种学派，虽然怀疑论早已消逝，但持这种观点者却仍大有人在——尽管他们的观念并不像古人那样清晰而透彻。

人们宁愿追随诡言，也不去追求真理的原因，不仅由于探索真理是艰苦的，真理会约束人的幻想，而且是由于诡言更能迎合人性中的那些恶习。后期希腊有一位哲学家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欺世诡言能如此迷人，尽管它们既不像诗歌那样优美，又不像经商那样能使人致富。我也不懂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人们仅仅是为了爱好虚假而追求虚伪吗？也许因为真理好像阳光，在它的照耀下，人世间所上演的那种种假面舞会，远不如在半明半暗的烛光下显得华丽。

对世人来说，真理犹如珍珠，它要在阳光的照耀下才变得明亮。真理不是那种红玉或钻石，需要借助摇曳不定的烛光而幻化出五彩缤纷的色彩。

真真假假的诡言会给人带来愉快。假如把人们内心中那种种虚荣心、虚妄的自我估计、各种异想天开的揣想都清除掉，许多人的内心将会显露出许多渺小、空虚、丑陋，以至连自己都感到厌恶。对这一点，难道有谁会怀疑吗？

曾有先哲责备“诗”，诬之为“魔鬼的迷幻药酒”，因为诗不仅出自幻想，而且其中总有着虚幻的成分。而实际上诗又怎么会比谬误更诱惑人呢？真正可怕的，并不是那种人人都难以避免的一念之差，而是那种深入习俗、盘踞于人心深处的谬误与偏见。

尽管人世腐败，但只要人接触到真理，还是不能不被真理所征服。因为真理既是衡量谬误的尺度，又是衡量自身的尺度。神圣的教义是——追求真理而与之同在，认识真理而敢于面对，信赖真理而对之皈依，这才是人性的崇高境界。

在上帝创世的最初日子里，他首先创造了光——第一是知觉，其次是理智，最后赐给人类以良知的心智之光。上帝把光明赐予混沌的物质世界，又在安息日用光明照亮了人类的心灵，并且至今还把神圣的光辉赐予他所恩宠的选民。

有一派感性主义哲学，它在许多方面都是肤浅的，但其中一位诗人却由于向往真理而流芳于世。他曾说过：“居高临下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航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而俯视尘世中的种种谬误与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只要俯看者不自傲自满，那么这些话的确说得好极了！是啊，一个人如果能在心中充满对人类的博爱，行为上也遵循崇高的道德律，永远围绕真理而转动，那么他虽生在人间，也就等于步入天堂了。

以上谈了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真理，还要再谈谈实践的真理。甚至那些根本不相信真理存在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光明正大是一种崇高的美德。伪善正如假币，也许可以骗取到货物，但它毕竟不能体现真正的价值。欺诈的行为像蛇，它无法用足站立，而只能靠肚皮爬行。

没有任何罪恶比虚伪和背叛更可耻了！所以蒙田在研究“骗子”这个词为何如此时说得好：“深思一下吧！说谎者是这样一类人，他敢狂妄地面对上帝，却不敢勇敢地面对世人！”

事实正是如此！曾经有一个预言说，基督返回人间的时刻，就是在大地上找不到诚实者的时刻——因为谎言就是请求上帝来执行末日审判的丧钟。对于虚伪和欺诈者们，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警告啊！

论家庭

在子女面前，父母不得不隐藏他们的各种快乐、烦恼与恐惧。他们的快乐无须多言，而他们的烦恼与恐惧则根本不能说。子女使他们的劳苦变甜，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却减轻了他们对死亡的忧惧。

虽然动物也能传宗接代，繁衍不息；但只有人类才能拥有荣誉、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然而，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留下后代却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功业？因为他们虽然未能复制一种肉体，却全力以赴地复制了一种精神。其实这种无后继的人是最关心后事的人。创业者对子女期望最大，因为子女不但是他们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常常会有不合理的偏爱。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偏爱。惟有居中的子女容易被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

在子女小时不应对他们过于苛吝。否则会使他们变得卑贱，投机取巧，甚至堕入歧途，即使以后有了财富也不会正当利用。聪明的父母在对子女管理上应当是严格的，而在金钱上则不妨略为宽松，这常常是有好效果的。

作为成年人，绝不应在一家的弟兄之间挑动战争，以至积隙成仇，致使兄弟之间直到成年，依然不和。

意大利的风俗是对子女和侄甥一视同仁，亲密无间。这是很可取的。而且这种风俗很合于自然的血统关系。其实许多侄子都会更像他的某位叔、伯。

在子女尚小时，父母就应当考虑他们将来的职业方向并加以培养，因为这时的他们最易塑造。但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孩子小时所喜欢的，都是他们终生所愿从事的。如果孩子确有某种超群的天才，那当然应该扶植发展。但一般情况，下面这句格言是很有用的：“长期的训练会通过适应化难为易。”还应当注意，子女中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幼子，常常会通过自身奋斗获得良好的发展。而坐享其成者，却很少能成大业。

论婚姻

成了家的人，可以说是对命运之神付出了抵押品。因为家庭难免会拖累事业，使人的许多抱负难以实现。

所以最能为公众献身的人，往往是那种可以冲破家室所累的人。因为只有这种人，才能够把他的全部爱与财产，都奉献给惟一的情人——公众。而那种有家室的人，则只愿把最美好的祝愿保留给自己的后代。

有的人在结婚后仍然愿意继续过独身生活。因为他们不喜欢家庭，把妻子儿女看做是经济上的累赘。有些富人甚至以无子嗣为自豪。也许他们是担心子女会瓜分自己现有的财产吧。

有一种人独身是为了保持自由，以逃避对于家庭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但这种人，可能会认为腰带和鞋带也是一种束缚呢！

实际上，独身者或许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最好的仆人，但很难成为最好的公民。因为他们随时可以潜逃，所以差不多一切流窜犯都是无家者。

作为献身宗教的僧侣，是有理由保持独身的。否则他们的慈悲就将先布施于家人而不是供奉于神明了。作为法官与律师，是否独身关系并不大。因为只要他们身边有一个坏的幕僚，其进谗言的能力就足以抵上5个妻子。而作为军人，家庭的荣誉可以激发他们的责任感和勇气，则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的事例中得到证明——那里的风俗不重视婚姻和家庭，结果他们的士兵斗志很差。

对家庭的责任心不仅是对人类的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训练。独身的人，用起钱来往往很挥霍，但实际上心肠是很硬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爱别人。

一种好的风俗，能教化出对感情坚贞严肃的男子汉，例如像尤利西斯那样，他曾抵制了美丽女神的诱惑，而保持了对妻子的忠贞。

一个独身的女人常常是骄横的，因为她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她的贞节似乎是自愿保持的。

如果一个女人为丈夫的聪明优秀而自豪，那么这就是使她忠贞不渝的最好保证。但如果一个女人发现她的丈夫是妒忌多疑的，那么她绝不会认为他是聪明的。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中年时代的伴侣，暮年时代的守护。所以在人的一生中，只要有合适的选择对象，任何时候结婚都是有理由的。

但有一位古代哲人，对于人应当在何时结婚这个问题曾这样说：“年纪少时还不应当，年纪大时已不必要。”

美满的婚姻是很难遇到的。常常可见许多不出色的丈夫却有一位美丽的妻子。莫非是因为这种丈夫由于具有不太多的优点，反而使他的优点更值得被珍视吗？还是因为伴随这种丈夫，可以考验一个妇人的忍耐精神呢？如果这种婚姻出自一个女人自愿的选择，甚至是不顾亲友的劝告而选择的，那么就让她自己去品尝这枚果实的滋味吧。

论嫉妒

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最为惑人心智，那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各种虚幻的意象，足以蛊惑人的心灵——如果真有巫蛊这种事的话。

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嫉妒”被叫做一种“凶眼”，而占星术士则把它称做一颗“灾星”。这就是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嫉妒之毒眼伤人最狠之时，正是那被嫉妒之人最为春风得意之时。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情况会促使嫉妒之心更加锐利；另一方面则由于在这种情况下，被嫉妒者最容易受到打击。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人容易嫉妒，哪些人容易招来嫉妒，以及哪种嫉妒属于公妒，公妒与私妒有何不同之处。

无德者必会嫉妒有德之人。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没有优点，又看不到别人优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当一个人自身缺乏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设法贬低别人的这种美德，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

嫉妒者必定是好打听闲话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是希望通过发现别人的不幸，来使自己得到一种赏心悦目的愉快。

其实每一个埋头于自己事业的人，都是没有功夫去嫉妒别人的。因为嫉妒如同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所以古话说：“多管别人闲事必定没安好心。”

一个后起之秀是容易招人嫉妒的，尤其是那些贵族元老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别人的上升往往会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降低了。

那种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的人——如残疾人、宦官、老年人或私生子，是容易嫉妒别人的。由于自己的缺陷无法弥补，因此需要损伤别人来求得心灵的宽慰。惟有当这种缺陷是落在一个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身上时，才不会如此。那种品格能够让缺陷转化为光荣。担负着残疾的耻辱，去完成一件大事业，使人们更加为之惊叹。像历史上的纳西斯、阿盖西劳斯和铁木尔就曾如此。

经历过巨大的灾祸和磨难的人，也容易产生嫉妒。因为这种人会把别人的失败，看做是对自己过去痛苦经历的抵偿。

虚荣心甚强的人，假如他看到别人在某种事业中总是强过自己，他也会为此而产生嫉妒的。例如自己很喜爱艺术的阿提安皇帝，就非常嫉妒诗人、画家和艺术家，因为他们居然在这些方面超过了他。

最普遍的，在同事之间当有人被提升的时候，也容易引起嫉妒。因为如果别人由于某种优秀表现而得到提升，就等于映衬出了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无能，从而就会刺伤他们。而且，彼此越了解，这种嫉妒心将越强。一个人可以允许陌生人的发迹，却不能容忍一个身边人的上升。所以该隐仅仅是由于嫉妒就杀死了他的亲兄弟亚伯。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哪些人能够避免嫉妒。

我们已懂得，嫉妒的来源是自我与别人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所以皇帝通常是不会被人嫉妒的，除非对方也是皇帝。一个具有崇高美德的人，他的美德愈多，别人对他的嫉妒将愈少。因为他们的幸福来自于他们的苦功。它是应得的。

因此，出身于微贱的人一旦显达必会受人嫉妒，直到人们习惯了他的这种新地位为止。而一个富家的公子也将招人嫉妒，因为他并没有付出血汗，却能坐享其成。

反之，世袭贵胄的称号却不容易被嫉妒，因为他们优越的谱系已被世人所承认。同样，一个循序渐进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这种提升会被人们看作是自然的。

那种饱经艰难之后才获得的幸福是不太招人嫉妒的。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幸福是如此的来之不易，甚至会对此产生同情——而同情心则是医治嫉妒的一味良药。所以一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们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时，总是在向人们诉苦，吟唱着一首“正在活受罪”的咏叹调。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如此受苦，这只是钝化别人嫉妒锋芒的一种策略罢了。

但是，只有当这种人的负担不是自己招揽上身时，这种诉苦才会真正被人同情。否则，没有比一个一心往上爬而四处招揽事做的人更招人嫉恨的了。

此外，对于一个大人物来说，如果他能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来保护他下属们的利益，那么这也等于是筑起了一座防止嫉妒的有效堤坝。

应当注意的是，那种骄傲自大的人物是最易招来嫉妒的。这种人总想尽一切办法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或者大肆铺张地炫耀，或者力图压倒一切竞争者。其实真正聪明的人倒宁愿给人类的嫉妒心留上点余地，有意让别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占自己的上风。

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于享有某种优越地位的人来说，与其狡诈地掩饰，莫如坦率诚恳地放开（只是千万不要表现出骄矜与浮夸），这样招来的嫉妒会小一些；否则对于前一种人，人们就会认为他是没有价值的因而不配享受那种幸福，他们的作假简直就是在教唆别人来嫉妒自己。

让我们归纳一下已经说过的吧。我们在开始时说过，嫉妒有点接近于巫术，是蛊惑人心的。那么要防止嫉妒，也就不妨采用点巫术，就是把那容易招来嫉妒的妖气转移到别人身上。正是由于懂得这一点，所以有许多明智的大人物，凡有抛头露面可以出风头的事情，都会推出别人作为替身去登台表演，而自己则宁愿躲在幕后操纵。这样一来，群众的嫉妒就落在别人身上了。事实上，愿意扮演这种替人出风头角色的傻瓜是不会少的。

让我们再来谈谈什么是公妒。

公众的嫉妒比起个人的嫉妒多少有点价值。公妒对于大人物来说，正如古希腊时代的流放惩罚一样，是强迫他们收敛与节制的一种办法。

所谓“公妒”，其实也是一种公愤。它是一个国家具有严重危险性的一种疾病。人民一旦对他们的执政者产生了这种公愤，那么即使最好的政策也将被视为恶臭，受到唾弃。所以丧失了民心的统治者不管怎样做好事，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将把这更看做一种怯懦，一种对公愤的畏惧——其结果将是，你越怕它，它就越要找上门来。

这种公妒或公愤，有时只是针对某位执政者，而不是针对一种政治体制的。但是请记住这样一条定律：如果这种民众的公愤已经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大臣身上，那么这个国家体制就必定将面临倾覆了。

最后再做一点总结吧。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恐怕要算是最顽强、最持久的了。所以古人曾说过：“嫉妒是不懂休息的。”同时还有人观察过，与其他感情相比，只有爱情与嫉妒最能令人消瘦。这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爱与妒更具有持久的消耗力。但嫉妒毕竟是一种卑劣下贱的情欲，因此它是一种属于恶魔的素质。《圣经》曾告诉我们，魔鬼所以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去种上稗子，就是因为他嫉妒别人的丰收呵！的确，犹如毁掉麦子一样，嫉妒这恶魔总是在暗地里，悄悄地去毁掉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论爱情

舞台上的爱情，要比人生中的爱情更具有欣赏价值。因为在舞台上，爱情既是喜剧也是悲剧，而在人生中，爱情常常会招致不幸。它有时像那位诱惑人的魔女，有时又像那位复仇的女神。

你可以看到，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是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爱情而发狂的人。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事业可以摒除过度的激情。然而罗马的安东尼和克劳底亚却是例外。前者本性就好色荒淫，后者却是一个严肃明哲的人。这说明爱情不仅会占领没有城府的胸怀，有时也能闯入壁垒森严的心灵——假如守御不严的话。

埃辟克拉斯曾说过一句笨话：“人生不过是一座大舞台。”一个本该秉承天意、追求高尚目标的人，却一事不做而只拜倒在一个小小的偶像面前，成为自己感官的奴隶——虽然还不是口腹之欲的奴隶（那简直与禽兽无异了），即娱目色相的奴隶。而上帝赐人以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

过度的爱情，必然会夸张对象的性质和价值。例如，只有在爱情中才需要那种浮夸谄媚的词令。而在其他场合，这样的词令只会招人耻笑。古人有一句名言：“最大的奉承，人总是留给自己。”——只有对情人的奉承要算例外。因为即使最骄傲的人，也甘愿在情人面前自轻自贱。所以古人说得好：“人在爱情中不会聪明。”情人的这种弱点不仅在外人眼中是明显的，就连在被爱者的眼中也会很明显——除非她（他）也同样爱他（她）。所以，爱情的代价就是如此，如果不能得到回爱，就会得到一种深藏于心的轻蔑，这是一条永真的定律。由此可见，人们应当十分警惕这种感情。因为它不但会使人丧失其他的东西，而且可以使人丧失自己本身。

至于其他方面的损失，古诗人荷马早就告诉我们了，那追求海伦的巴立斯王子竟拒绝了天后朱诺（财富女神）和密纳发（智慧女神）的礼物。也就是说，溺身于情的人，是甘愿放弃一切财富和智慧的。

当人心最软弱的时候，爱情最容易入侵，也就是当人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和处境窘困、孤独凄零的时候，虽然在后一情境中不易得到爱情。人在这时最急于跳入爱情的火焰中。由此可见，“爱情”实在是“愚蠢”的儿子。但有一些人即使心中有了爱，仍能约束它，使它不至妨碍重大的事业。因为爱情一旦干扰到事业，就会阻碍人坚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我不懂是什么缘故，使许多军人更容易堕入情网，也许这正像他们嗜爱饮酒一样，或许危险的生活更需要欢乐的补偿。

人心中可能潜伏有一种博爱倾向，若不集中于某个专一的对象，就必然施之于更广泛的大众，使他成为仁善的人，像僧侣那样。

夫妻的爱，可以使人类繁衍；朋友的爱，致人以完善；但那荒淫纵欲的爱，却只会使人堕落毁灭！

论勇敢

有人曾问希腊雄辩家德摩斯梯尼：“什么是一个演说家最重要的才能？”他回答说：“表情。”又问：“其次呢？”“表情。”“再其次呢？”“还是表情。”这个故事也许人人耳熟能详，但还是发人深省。

德摩斯梯尼是个演说家，但对于他所如此推重的才能——表情，却未必擅长。但他为什么把“表情”看得这样高，以至压倒了其他一切，如吐字明快、语言独创等特点呢？乍看起来似乎很怪，但只要深思一下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人类的本性往往是愚昧多于才智，而做作的表演则比较容易打动庸众的心，这正是利用了人性的愚蠢。

与此很相似，如果问：在政治中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回答将是：第一，大胆；第二，大胆；第三，还是大胆。尽管大胆常常是无知与狂妄的产儿，但却总能迷惑并左右世上许多愚人。甚至于这种狂妄的盲勇有时还能唬住某些智者——尤其是当他们意志不够强的时候。

在民主制度下，政治上的大胆能创造奇迹，但在专制或君主制度下，就很难发挥作用。盲目的勇气是不可信赖的，它总是在不知其后果可畏时最强，否则就消失了。在政治上有这样一批江湖术士，他们给人治病靠的不是学识而是侥幸。这种人办事往往模仿穆罕默德呼叫大山的做法。穆罕默德曾当众宣布他能把一座山召唤到面前，人们闻言纷纷赶来。他对那座山发了一次又一次命令，山却依然屹立不动。结果穆罕默德只好说：“既然山不肯到穆罕默德这里来，那么就只好让穆罕默德到山那里去了！”同样，那些政治上的江湖术士们，当他们大胆预言的奇迹破产时，大概也会采用这种厚脸皮的办法。

有饱经世事的人，会把这种无知的大胆者看做笑柄。其实，既然荒谬就是可笑，那么无畏无忌的狂妄者，很少有能避免荒谬的。最可笑的事莫过于一个吹牛皮的狂人被拆穿了。这种人不懂得，一件事即使很有把握，也要留下一点进退的余地才好。这种人办事，就好比棋的僵局，即使没有输，也无法再走下去了。我们要注意，勇敢常常是盲目的，因而它看不见隐伏在暗中的危险与困难。有勇无谋者不宜担任决策的首脑，但却可以作实施的干将。因为在策划一件大事时必须能预见艰险，而在实行中却必须无视艰险，除非它是毁灭性的。

论善良

我个人认为善良的定义就是有利于人类。这也是古希腊人所谓“仁”，或者“人道精神”，但意义还要更深一些。

善良，不仅是一种慈善的行为。前者反映本质，后者则只是现象。善良，是人类的一切精神和道德品格中最伟大的一种。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善良”。如果人不具有这种品格，他就只配做卑贱的鼠辈，既可憎又可怜。这种行善的品格也许有时会看错对象，但却永远不会过分。过分的权势欲曾使撒旦堕落成魔鬼，过分的求知欲也曾使人类的祖先失去乐园。但惟有善良的品格，无论对于神或人，都永远不会成为过分的东西。

善良的倾向是人性所固有的，即使这种仁爱之心不施于人，也会施之于其他生物的。例如土耳其人虽然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但他们对狗和鸟等动物却很仁善。据伯斯贝斯的记述，有一个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由于戏弄一只鸟，险些被当地人用石块打死。

但人性中这种仁善的倾向，有时也会犯错误。所以意大利有句嘲讽话：“过分善良，就是傻瓜。”马基雅弗利曾写道：“基督教的教义使人成为软弱的羔羊，以供那些暴君享用。”他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确实没有任何其他法律、宗教或学说，比基督教更能鼓励对人类的博爱了。为了不做滥施仁爱的傻子，我们就应该注意，不要受某些人的假面具和私欲的欺弄，而变得容易轻信和软心肠。轻信和软心肠是诱使老实人上当的鱼饵。比如我们绝不应该把一颗珍珠赠给伊索那只公鸡——因为它本来只配得到一颗麦粒。

《圣经》中曾说：“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的。”但上帝绝不会把财富、荣誉和才能对人平均分配。一般的福利可以人人均沾，而特殊的荣耀就必须有所选择。另外要小心，我们在做好事时，不要先毁了自己。神告诉我们：要像别人爱你那样爱别人。——“去卖掉你所有的财产，赠给穷人，把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跟我来。”除非你已决意要跟神一道走，否则还是不要把你的一切都卖掉，否则你就等于以微泉去灌溉大河。微泉很快就会干涸，而大河却未必能增加许多。所以人心固然应该善良，而行善却不能仅凭感情，还要靠理智的指引。

人性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生来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最坏的。最恶的乃是嫉妒他人以至对其加以祸害。有一种人专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倒更像那种吸吮死尸汁液的苍蝇。这种“憎厌人类者”与雅典的泰门正好相反——虽然他们的院子里并没有一棵能供他人使用的树，却也要引诱别人去上吊。不过，这种人倒是做政客的材料，他们犹如弯曲的木头，可以造船，却不能做栋梁。因为船是注定要在海中颠簸的，而栋梁却必须是能立定脚跟的。

善的天性有很多特征。我们可以由此去认识一个善人。如果一个人对外邦人也能温和有礼，那么他就可以被称为“世界的公民”——他的内心与五洲四海是相通的。如果他对其他人的痛苦不幸有同情之心，那他的心必定十分美好，犹如那能流出汁液为人治疗伤痛的珍贵树木——宁可自己受伤害也要帮助别人。如果他能原谅宽容别人的冒犯，就证明他的心灵是超越于一切伤害之上的。如果他并不轻视别人对他的微小帮助，那就证明他更重视的是人的心灵而不是钱财。最后，如果一个人竟能做到像《圣经》中的圣保罗那样，肯为了兄弟们的得救而甘于忍受神的诅咒——甚至不怕被逐出天国，那么他就已经超越了凡世，而具有主耶稣的品格了。

论忠告

关于这个论题，我想从两方面讨论。（1）关于贵族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2）关于贵族的特质。

首先，在君主制度下如果没有贵族阶级的存在，那么这个国家就只能成为独裁专制的帝国——像东方的土耳其那样。因为贵族的存在可以牵制帝王的权力。贵族可以控制部分人民，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减了帝王的权势。但是在民主制度下，贵族就失去了他存在的必要性了。没有贵族阶级存在，将使民主制度更易保持稳定。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所重视的不是血统与门第，而是学识和能力。例如在瑞士，尽管在宗教派别和地域方面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的共和国却很巩固。原因就在于他们重视的是人的能力，而不去理会人的门第、等级和出身。荷兰的共和制度也很有效，由于他们实行平等主义的原则，公民权利平等，因此人人奉公守法，并自觉承担纳税的义务。强大的贵族等级虽然可以加强国威，但也会削减君主的权势。平民或许可以因此获得高攀贵族等级的刺激，但更多的是在承受着来自贵族的压力。此外，贵族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也完全是依靠榨取平民的血汗来维持的。所以贵族人数过多的国家，必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贵族之家凡谱系悠久的，终究会家道衰落，结果在贵族的贫困与尊荣之间，就会形成很不和谐的对比。

至于贵族的个人品格——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当我们看到一座风雨中屹立不动的古堡，或一株历经风霜依然根深叶茂的伟木之时，谁都免不了会肃然起敬。同样地，如果看到一个饱经历史沧桑而依然兴盛不衰的世家，其崇敬之情当然也不会低于此二者。新贵之家所依靠的是权力，而宿贵之家依靠的却是威望。第一代贵人在创业时固然有胆魄，但其双手不会太干净。然而，在后代的记忆中保留下的将只有他们的光荣，却不会长久记忆他们的污点。出身显贵者往往好逸恶劳，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会蔑视那些终日辛劳之辈。贵族的品级常常是世代固定的，因而他们会嫉妒那些新生的权贵。但与此相反，世袭贵族却不大会遭到他人嫉妒，因为他们那份荣华富贵是与生俱来的，人们不得不予以承认。所以，君主要优先选择贵族中的精英人物从政，使他们有机会施展其天生的优点。

论时机

幸运之机好比市场转瞬即变的价格。它又像西比拉的预言书，能买时不及时买，待你发现了它的价值再想买时，书却卖没了。所以古谚说得好，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如果你一下没抓住，再抓就只能碰到它的秃头了。或者说它先给你一个可以抓的瓶颈，你没有及时抓住，再抓就是那永远不可能抓住的圆瓶肚了。

所以，要善于在一件事开始时识别时机，这实在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急关头，那些仅仅看来吓人的危险比真正的危险要多许多。只要能挺过最难熬的时机，剩下的危险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当危险逼近时，抓住时机迎头邀击它要比犹豫躲闪更有利，因为犹豫的结果就是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种幻觉，不要以为敌人真像它在月光下的阴影那样高大，或在时机不到时过早出击，结果反而失掉了获胜的机会。

总而言之，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重大事情上，人在开始做事前都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则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尤其对于政治家而言，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就是地神普鲁托的隐身盔甲。果断与迅速是最好的保密方法——就像疾掠空中的子弹一样，当秘密传开的时候，事情已经成功了。

论狡猾

狡猾是一种邪恶的聪明。它虽然与机智有所貌似，却又各不相同——不仅是在品格方面，而且还包括作用方面。例如有人赢牌靠的是在配牌时捣鬼，而其牌技终归不高。还有人虽然很善于呼朋引类结党钻营，可是真做起事来却身无一技。

要知道，人情练达与理解人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有许多人很世故很会揣摩人的脾性，但却并不是真正有学问的人。这种人所增长的是阴谋而不是研究。他们可以摸透几种人，但在某一新类型人的面前，老一套就会吃不开，所以古人鉴别人才的方法——“让他们到生人面前去试试手”，对他们是不合适的。

狡猾的人就像那种只会做小买卖的杂货贩，我们不妨在这里揭露一下他们的家底。有一种狡猾的人他们专门在谈话时察言观色。因为世上许多诚实的人，都有一颗深情的心和一张无掩饰的脸。这种人就会一面窥视你，一面却假装恭顺地瞧着地面，许多“耶稣会员”就是这样干的。

另一种狡猾术是把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掩盖在东拉西扯的闲谈中。例如有一名官员，当他每次想促使女王签署账单时，都会先谈一些其他的事情，以转移女王的注意力，结果女王往往没有更多的心思去注意那张账单，就爽快地签了字。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势下，突然提出你的一项建议，使他无暇仔细思考就做出仓促的答复。

当一个人试图阻挠一件可能被别人提出的好事时，最好的办法就是由自己先把它提出来，而提出的方式又要引起人们的反感，使之得不到认同。

装作将欲言又止之事说到半截时突然中止，仿佛在制止自己继续说下去。这往往会刺激别人加倍地想知道你要说的东西。

如果你能使人感到一件事他能从你这里得到答案，而你又不情愿告诉他，这件事往往更能使他相信。例如，你可以先做出满面愁容的样子，引人询问原因何在。波斯国的大臣尼亚米斯就曾对他的君主采取这种作法。有一次他耸人听闻地对他的国王说：“我过去在陛下面前从没有过愁容。可是现在……”对令人不愉快或难以启齿的事，你可以先找一个中间人把话风放出去，然后由你从旁证实。当罗马大臣纳西斯向皇帝转告他的皇后与诗人西里斯通奸这件事时，就是这么办的。

如果你不想对某种说法负责任，不妨借用一下别人的名义，例如说“人家都说……”或“听别人说……”等等。

我认识一位先生，他写信时总是把最想托别人办的事情写在附言里，并使用“顺便提及”这种格式，看起来就好像这只是偶然想起的小事。

还有一位先生，他在演说时总是把真正想说的放在最后说，好像只是忽然想起一件差点忘记的事情。

还有的先生，故意在人前把其实想给人看的信件，故作惊惶地假装藏起来，仿佛怕那人知道一样。而这一切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引起那人的疑心和发问，这样就可以把他想要对方知道的东西告诉那个人了。

还有一种诱人上当的狡猾。我知道有一位先生暗地里想与另一位先生竞争部长的位置。于是他对那位先生说：“在当今这个王权衰落的时代，当部长真是件伤脑筋的事情。”那位即将被任命为部长的先生竟天真地同意了这种看法，并且也对别人如此说。于是先前的那位先生便将这句话禀报给了女王，女王大为不悦，结果就没有任用他。

还有一种被俗称为“翻烧饼”的狡猾，就是把你对别人讲的话，反赖成是别人对你所讲的。反正是没有第三个人对证，天才知道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还有一种影射的狡猾术，比如当着某人面故意暗示对别人说“我可不会干某种事的”，言外之意那个人却可能会这样干。罗马人提林纳在皇帝面前影射巴罗斯将军，就采用了这个办法。

有的人还会搜集许多奇闻轶事，当他要向你暗示某些东西时，便会给你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这种方法既保护了自己，又可以借他人之口去传播你的话。

有人故意在谈话中设问，然后引导对方做出他所期待的回答。这种狡猾术会把一个被他人授意的想法，误认为是自己想出来的。

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会使被问者措手不及，从而袒露其心中的机密。就好像一个改名换姓的人，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突然被人呼叫真名，必然会出于本能地有所反应。

总而言之，狡猾的处世方法是形形色色的。有必要把它们全都揭露出来，以免老实人不明其术而上当。

狡猾的小聪明并非真正的智慧。他们难登大雅之登，虽能取巧却非明智之举。要靠这些小术得逞于世，最终还是行不通的。正如所罗门说：“智者之智在于明道，愚者之愚在于欺诈。”

论自私

蚂蚁这种看似渺小的动物，其实为自己打算起来是很精明的。但对于一座花果园来说，它却是一种大害。自私的人犹如蚂蚁，不同的是他们所危害的却是社会。

人应当理智地区分私利之心与公共的利益。在为自己谋划利益时，不要伤及他人，更不可危害到君王与国家。

人像地球一样，难免会把个人的私利定作绕以旋转的轴心。但不要忘记，宇宙之间还共有着另外一个轴心。对于一个君王，他也许有权这样做，因为他个人的利益也代表着国家的利益。而对于一个臣民，自私自利永远是一种坏的品质。如果人们把一切事物都按一己之私的需要加以扭曲，其结果必然会危害于国家和君王。

因此，君主在选择官员时绝不能挑这种人，尤其不能让这种人有独揽大权的机会。否则这种自私的家伙一旦得势，他们就可能为个人的私利而牺牲与公益有关的一切，成为最无耻的贪官污吏。他们的不公正，就好像在打保龄球时，首先将铅灌注其中而使之偏离球道一样。他们所图谋的不过是一身一家的幸福，损害的却是君王和国家的利益。俗话说，“烧掉大家的房子来煮自己的一个鸡蛋”，这正是谋取私利者的本性。

然而更可悲的是，这种人最容易取得君王的信任。他们会为了达到利己的私欲，而不择手段地献媚取宠，如果他们自私的目的一旦达到了，其所作所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自私者的那种聪明，应该说是一种极其卑劣的聪明。就是那种打洞掏空了房基，而在房屋将倒塌前就立即搬迁的老鼠式聪明；那种欺骗熊来为它挖洞，事成后将其轰走的狐狸式聪明；以及那种在即将吞噬落入口中的猎物时，却假惺惺地流下悲哀眼泪的鳄鱼式聪明。

正如西塞罗在评论庞培时所说：“只爱自己却不知怎样爱人者终会引火而自焚。”因为他们时时都在谋算怎样牺牲别人来完成自己的愿望，而到头来命运之神却使他们成为自我的祭品。要知道，纵使人再精于为自己谋算，却毕竟捆缚不住命运之神的翅膀呵！

论友谊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便是神灵。没有比这句话能更准确地把真理与谬误混为一谈。如果一个人脱离社会，遁入山林与野兽为伴，这表明他的确有几分兽性。但在他身上恐怕绝对找不到什么神性。除非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到社会之外去寻求一种更高尚的生活，就像古代克利特的诗人埃辟门笛斯、罗马传奇性的皇帝诺曼、哲学家埃辟克拉斯和毕达哥拉斯的信徒阿波罗尼斯那样。

友谊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群氓并非伴侣，如果没有友情，生活中就不会有悦耳的和音。在没有友谊和仁爱的人群中生活，那种苦闷正如古代拉丁谚语所说：“一座城市如同一片旷野”。人们的面目淡如一张图案，人类的语言则不过是一种噪音。

由此可见，人与人的友情在人生中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会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其性格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兽的。

当你遭遇挫折而感到愤懑抑郁的时候，向知心挚友的一席倾诉，可以使你因得到发泄而感到放松。否则这种积郁会使人致病。医学告诉我们，“沙沙帕拉”可以理通肝气；磁铁粉可以理通脾气；杏仁可以理通肺气；海狸胶可以治疗头昏。然而除了一个知心挚友以外，却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可以治疗心病。只有对于朋友，你才可以尽情倾诉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烦恼。总之，那些沉重地压在你心头的重担，都可以通过友谊的肩头而被分担。

正因为友谊具有如此的魅力，甚至连许多高高在上的君王也无法抗拒，以至许多人为了追求它，宁愿降贵屈尊。

按照常理说君王是不能享受友谊的。因为友谊的基本条件是平等，而君王与臣民的地位却是悬殊的。于是许多君王便把他所宠爱的人提升为“宠臣”或“近侍”，以便能与他们亲近。罗马人称这种人为“君王的分忧者”，这种称呼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他们的作用。实际上，不仅那些性格脆弱、敏感的君主会这样做，就连许多性格坚毅、智勇过人的君王，也愿意在他的臣属中选择朋友。而且为了更好地发展这种关系，他们需要尽量地忘记自己高贵的身份。

罗马的大独裁者苏拉曾与庞培结交，而且还容忍了庞培在言语上的冒犯。庞培曾夸口说：“崇拜朝阳的人自然多于崇拜落日的人。”伟大的恺撒大帝也曾经与布鲁图斯结为密友，并把他立为继承人之一，结果他居然诱使恺撒堕入圈套而被其同党谋杀。难怪西塞罗后来引用安东尼的话，把布鲁图斯称作“巫师”，认为他用妖术诱惑了恺撒。

奥古斯都大帝曾提拔了出身卑微的阿格里巴（把他的侄女嫁给他，但他后来却抛弃了她）。当提比留斯皇帝统治罗马时，曾是那样地重用他的部下斯杰纳。在一封信中他竟表示：“我和你之间没有不能诉说的秘密。”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元老院还特意造了一座祭坛以示祝福。另一个罗马君王塞纳留斯与他的部下普罗丁之间的友谊更是密切，不仅与他结成儿女亲家，而且还在给元老院的诏书中说：“我推荐他，并祝福他能死在我之后。”假如这些君王属于图拉真或奥瑞留斯这一类型，那么可以把上述行为解释为多情和善良。但实际上这些人都具有刚强的意志和自尊好强的性格。然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友谊仍是不可缺少的，尽管他们有妻子儿女和各种亲属，却仍然不足以替代朋友之间的这种感情。

法兰西历史学家科梅尼曾深入观察过他的君主查理公爵。他说查理公爵从不愿把自己的重大事件与他人商讨，而这种独往独来的性格对他的事业无疑是有害的。如果科梅尼敢于评论他后来所服侍的另一位君主路易十一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在这一点上，路易十一比起查理公爵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种孤独无侣的状态成了路易十一一生的克星。

毕达哥拉斯曾说过一句神秘的格言：“不要啃掉自己的心。”如果将这个比喻讲得再明白一些，就是说，那些没有朋友的人，其实是在自己啃啮自己的心灵。你不得不承认，友谊的作用很奇特：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份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诉，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就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它既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化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自然规律。在自然界中，物质可以通过结合得到增强。而人与人之间不也正是如此吗？

以上所说都是为了证明友谊的第一种作用——能够调剂人的感情，而友谊的另一种作用却能增进人的智慧。因为友谊不但能使人摆脱阴雨连绵的烦躁，而走向阳光明媚的晴空，而且能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思想，而走向光明理智的思考，这不仅是因为一个朋友能给你提出忠告，而且任何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都能把搅扰你心头的一团乱麻，整理得井然有序。当人们把一种设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也就渐渐看到了它们可能招来的后果。有人曾对波斯王说：“思想是卷着的绣毯，而语言则是打开的绣毯。”所以有时与朋友进行一小时的促膝交谈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更能使人的思维豁然开朗。

其实即使是没有一个能对你提出忠告的朋友，人也可以通过语言的相互交流而增长见识。讨论犹如砺石，思想好比锋刃，两相砥砺将使思想更加锐利。对于一个人来说，与其把一种想法紧锁在心头，倒不如把它倾吐给一座雕像，也比闷在心里好。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初始之光最亮”。但实际上，一个人自身所发出的理智之光，往往会受到感情、习惯、偏见的影响而不那么明亮。俗话说：“人总是乐于把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的确如此，但友人的逆耳忠言却恰好可以治疗这个毛病。朋友之间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忠告，一是关于品行的，一是关于事业的。

最能使人心灵健全的莫过于朋友的良言忠告。阅读伦理的教条不免会感觉枯燥。以他人的过失为鉴戒，有时也未必切合自身的实际。自我改善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朋友的告诫。事实上许多人（包括伟人）之所以做出终身悔恨之事，就是由于他们身边缺乏益友。所以正如圣雅各所说的：“虽然照了镜子，却看不清自己的嘴脸。”

就事而言，有人认为两双眼睛所看到的未必比一双眼睛见到的更多，或者以为一个发怒的人未必不如一个沉默的人聪明，或者认为毛瑟枪不论托在谁的肩上，还是支在一个支架上都会打得一样准——总之，这种观点认为有没有别人的帮助结果都一样。这其实是一种十分骄傲而愚蠢的说法。最有益于事业的无过于忠告。在听取意见的时候，有人喜欢一会儿问问这个人，一会儿又问问那个人。这当然比不问任何人好。但也要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危险。一是这种零敲碎打得来的意见可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看法，因为最好的忠告往往来自于诚实而公正的友人。另外，这些不同源泉的意见还可能会互相矛盾，使你不知所从。比如你有病求医，一位医生虽会治这种病却不了解你的身体情况，服了他的药虽然这种病好了，却可能从另外的方面损害你的健康，治了病却也伤了人。所以最可靠的忠告，只能来自于最了解你事业情况的友人。

友谊对于人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益处以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如同一个石榴上的果仁，难以一一细数。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只能这样来说：只要你想想，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事情是不能靠自己去完成的，就可以知道友谊有多少种益处了。因此古人说：朋友就是人生中的第二个“我”。但这句话的分量似乎还不够，因为朋友并不仅仅是另一个自我。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很多事情来不及做完就死去了。但如果有一位知心的挚友，人就可以安心瞑目了，因为他将能承担你未做完的事业。因此一个好朋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使你获得又一次生命。人生中有许多事，是不便自己去办的。比如人为了避免自夸之嫌，很难由自己讲述自己的功绩，可怕的自尊心又使人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低首去恳求别人。但是如果有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这些事就都可以办到了。又比如在儿子面前，你要保持父亲的身份；在妻子面前，你要考虑作为男子汉的体面；在仇敌面前，你要维护自己的尊严。但作为一个第三者的朋友，就可以全然不计较这些，他会实事求是地替你出面主持公道。

由此可见，友谊在人生中是何等重要。它的好处是无穷无尽的。总而言之，当一个人面临危难的时候，而他平生又没有任何可以信托的朋友，那么我只能告诉他一句话——自认倒霉吧！

论习惯

人的思考取决于动机，语言取决于学问和知识，而他们的行动，则多半取决于习惯。所以马基雅弗利说：人的性格和承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习惯。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邪恶的例子），如果要谋杀一个人，在挑选刺客时，找一个生性残忍或胆大妄为的人并不可靠，最可信任的还是那种手上曾经染过血的杀手。也许马基雅弗利忘记了刺杀亨利第三的克雷姆，刺杀亨利第四的瑞瓦雷克，以及行刺威廉公爵的约尔基和杰尔德都并非这种人。但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一切天性与诺言都不如习惯更有力。我们常听人说以后要做什么，或者不再做什么；而结果却是从前做些什么，后来依然在做什么。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宗教的狂热力量才可与之相抵。除此之外，几乎一切都难以战胜习惯，以至一个人尽可以诅咒、发誓、夸口、保证——到头来还是难以改变一种习惯。

如果说个人的习惯只是把一个人变成了机器，使他的生活完全由习惯所驱动，那么社会的习惯就具有一种更可怕的力量。例如印度教徒为了遵守宗教的惯例，竟可安静地卧于柴堆之上，然后引火焚身，而他的妻子也心甘情愿地与他一起跳入火炕。古代的斯巴达青年，在习惯风俗的压力下，每年都要跪在神坛上承受笞刑，以锻炼其吃苦的耐力。我记得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初期，曾有一个被叛死罪的爱尔兰人，请求绞死他时用荆条而不用绳索——因为这是他们本族的习惯。在俄国有一种赎罪的习惯，据说是要人在凉水里成夜浸泡，直到被冰冻上为止。诸如此类的事例实在太多了，由此可见习惯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之大。

习惯真的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良好的习惯。我们知道，幼年学习过的语言，常常是终生不忘的，这也是一种习惯。而在中年以后再学习一种新语言，常常就很困难了。在体育运动上也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性格仿佛是可以不断塑造的，因此可以在不断的学习中取得进步。但这种人毕竟太少了。

此外还必须考虑到，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大于个人的习惯。因此一个有良好道德风气的社会环境，是最有利于培养好的社会公民的。在这方面，国家与政府只能是美德的培育者，而不是播种者。更何况，还有些政府连培育者也做不到呢！

论幸运

不容否认，一些偶然因素常常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命运——例如长相漂亮、机缘凑巧、某人的死亡，以及施展才能的机会等等；但另一方面，人的命运也往往是由人自己造成的。正如古代诗人所说：“每个人都是自身的设计师。”

有时，一个人的愚蠢恰是另一个人的幸运，一方的错误刚好给另一方创造了机会，正如谚语所说：“蛇若吞食其他蛇，就会变成巨龙。”

炫耀于外表的才干固然令人称赞，而深藏不露的才干才能带来幸运，这需要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制与自信。西班牙人把这种本领叫做“潜能”。一个人具有优良的素质，能在必要时发挥出来，从而推动幸运的车轮转动，这就叫“潜能”。

历史学家李维曾这样形容加图说：“他的心智与体力都是那样健全。因此无论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都可以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因为加图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这说明，只要对一个人进行深入观察，就可以发现他是否可以有望期待幸运的降临。因为幸运之神虽然是盲目的，却并非无形的。

幸运的机会好像银河，他们作为个体是不显眼的，但作为整体却光辉灿烂。同样，一个人也可以通过不断做出微小的努力来达到幸福，也就是不断地增进美德。

意大利人在评论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时，除了夸赞他具有的优点外，有时还会说他表面上带一点“傻”气。是的，有一点傻气，但并不是呆气，再没有比这更使人幸运的了。然而，一个民族至上或君主至上主义者将会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总是把思考权交付给他人，而不会走自己的路了。

意外的幸运会使人冒失、狂妄，然而来之不易的幸运却使人成为英才。

命运之神值得我们崇敬，至少这是为了她的两个女儿——一位叫自信，一位叫光荣，她们都是幸运的产物，前者诞生在自我心中，后者降生在他人的心目中。

智者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们把光荣归功于“命运之赐”。——事实上，也只有伟大的人物才能得到命运的护佑。恺撒对暴风雨中的水手说：“放心吧，有恺撒坐在你的船上！”而苏拉则不敢自称为“伟大”，只称自己为“幸运的”。从历史可以看到，凡把成功完全归于自己的人，常常会有不幸的结局。例如，雅典人泰摩索斯总把他的成就说成：“这绝非幸运所赐。”结果他以后再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世间确有一些人，他们的幸运流畅得有如荷马的诗句。例如普鲁塔克在把泰摩列昂的好运气与阿盖西劳斯和埃帕米农达的运气做比较时发现，幸运的原因还取决于他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