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1.早期的革命活动

斯大林1879年12月21日出生于在格鲁吉亚一个叫哥里的小城里。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维里。

1894年，斯大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并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

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入学不久，斯大林就加入了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他们偷偷地把禁书带到学校里秘密阅读。后来，他加入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一个第比利斯首批社会民主党小组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党是后来的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求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进行社会革命。

1899年5月，20岁的斯大林从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不辞而别，他没有等到中学毕业。一个多月后，学校以无故不参加考试且原因不明为理由作出了开除的决定。

斯大林从此永远地离开学校，开始一种新生活——职业革命者。

1901年11月11日，第比利斯社会民主党召开代表大会。斯大林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并派他到巴统去建立党组织。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有两三万人的城镇。这里交通便利，是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斯大林到巴统后组织发动工人，并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

印刷所就设在他的住所。铅字都放在火柴和香烟盒里，斯大林坐在桌子旁写传单，然后就交给排字工人，各种传单和宣言书很快就从这个印刷所散发到工人手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用柯巴作为化名，并且一直用了很长时间。

在斯大林的宣传、鼓动下，巴统的工人开始罢工，上街游行。

警察千方百计想找到秘密印刷所，为了躲避侦查，斯大林把印刷机转移到巴统郊区一个阿布哈兹人村庄。为了保密，到这里来领传单的工人都穿上高加索妇女的服装，戴着面纱。左邻右舍起初怀疑印刷机在印钞票，因此要求分一份。斯大林费了好大劲才向他们解释明白是怎么回事，并得到当地村民的帮助。

1902年4月5日，星期五晚上。斯大林和几个同志在一个朋友家聚会、联欢。联欢会正在进行中，有人猛然发觉，巴统警卫队不仅包围了这座房子，而且在地下室里安了密探。斯大林抽着香烟，正与一位朋友谈话。他没动声色只平静地说：“没事儿。”继续抽他的烟。过了不久，警察闯进屋里，逮捕了屋里所有的人，包括斯大林。

这是斯大林在他的职业革命生涯中第一次被捕。几经流转，一年多后他被判处3年流放。流放地是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省的新乌拉村。经过4个月押送，才到达目的地。但他很快就从流放地逃跑，1904年1月斯大林又偷偷地回到第比利斯。那时他已经24岁了，正是婚爱的年龄。

他在第比利斯的秘密接头点遇见了亚历山大·斯瓦尼泽，后来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相识，她叫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

姑娘和斯大林的母亲同名，都叫叶卡捷琳娜。斯大林很快地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婚礼是在一所东正教堂秘密举行的，母亲特地从哥里赶来操办了这次婚礼。

儿媳与婆婆一样是个虔诚的教徒。她一心一意的服侍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在等待她的忙于开会的索索时不停地祈祷，祈求他丢掉得罪上帝的想法，在家劳动、安分守己，平平静静地过日子。斯大林从不干涉妻子的宗教活动。

斯瓦尼泽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本分的家庭主妇。对她来说，家庭是她的全部生活。斯大林总是很忙，东奔西跑，但斯大林是爱她的。她也很爱丈夫，每当丈夫回到家，她总是用她那双大大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希望丈夫能在自己的身边多呆些时光。但斯大林每次回家都风尘仆仆，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尽管短了些，但很甜蜜。

1907年，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雅可夫。不幸的是孩子生下不满一岁，年轻的斯瓦尼泽就病故了。

斯大林很伤心，在妻子的葬礼上，他心情抑郁，把右手按在胸上，指着棺材说道：“这个人使我的铁石心肠也变软了，她死了。而我对人类的最后一点温情也随她一起去了。”

1905年12月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

许多年以后，斯大林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这次会面：“我本来希望看见我们党的山鹰，看见一个伟人，这个人不仅在政治上是高大的，而且可以说在体格上也是高大的，因为当时列宁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身材匀称和仪表堂堂的巨人。当我看见了他原来是一个和凡人毫无区别，最平常的，身材比较矮小的人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

“通常，‘大人物’照例是开会迟到，让会场上的人望眼欲穿地等看他出现，而且在‘大人物’就要出现之前，会场上的人彼此告诫说：‘嘘……静一点……他来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套并不是多余的，……当我知道列宁比代表们到得更早，躲在一个角落里朴实地同那些参加代表会议的最普通的代表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我是多么失望啊。”

“后来我才明白，列宁这样朴质谦逊，这样不愿表现自己，至少是不想惹人注目，不摆架子的特点，正是他的最大长处。”斯大林赞叹到列宁演说中“那种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非凡的说服力，简单明了的论据，简短通俗的词句”。

1905年的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急剧衰落，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脱离了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成员大大减少。

就在这种形势下，斯大林来到巴库，领导当地的工人继续斗争。他在自己参与编辑的《汽笛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坚持认为石油公司必须同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工资制度必须改变，工人需要的不是更多一点的奖金，而是欧洲的工资制度。他和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等人一起领导石油工人同雇主进行斗争，在工厂主同意与整个产业的代表进行谈判之后，他号召五万巴库石油工人来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局答应给工人代表以豁免权。

斯大林等人还组织了多次石油工人的罢工，迫使工厂主向工人作出让步。

巴库的斗争引起了列宁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有着积极斗争情绪的人使列宁表示十分钦佩。

斯大林在巴库的名气越来越大了，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派出大量的警察，侦探来寻找跟踪他。1908年3月25日，斯大林和他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同时被捕，囚禁在巴库的拜洛夫监狱。

拜洛夫监狱原来只能容纳400人，可现在是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到斯大林被捕时这里却关押了1500人。

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囚犯们睡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走廊上或楼梯上。除个别罪行严重的犯人的房门锁着，其他的门都敞开着，刑事犯和政治犯可以在院内，房子之间自由地走来走去。死囚和其他犯人吃住都在一起，而处决的地点就在监狱的院子里。所以牢房里总能听到被处死者的哭喊和绝望的叫声。

当人们看着可能是刚刚呆在一起的人被带到院子里绞死的时候，他们的神经就非常紧张，但斯大林却镇静自若。跟他关在同一个监狱的维列沙克回忆说：“柯巴睡的很熟，要不就安安静静地念世界语。”

在狱中，斯大林除了学习世界语，还利用闲散时间读书，并继续注意着巴库石油工人的斗争，不断地为《汽笛报》和《巴库无产者报》撰写评论。

在这里他被关押了七个半月，然后被判处流放沃洛格达省索利维切戈茨克两年。在押解流放地的途中因患斑疹伤寒，直到1909年底才到达流放地。

不久他从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到首都彼得堡又开始了他新的战斗。

从1908年斯大林在巴库被捕并判处流放，到1912年这段时间，他又先后3次被捕、流放。但他每次都逃了出来，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真是多灾多难。在1911年的一次服刑中，他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中央俄国局委员。

1912年底，斯大林再次奉召到克拉科夫参加列宁主持的联席会议。

经过一番艰辛后，斯大林终于到了克拉科夫，并如期参加了会议。

由于叛徒的告密，斯大林又一次被捕了。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中住了5个月后，被判处流放到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由警察公开监视，期限4年。图鲁汉斯边疆区是一个著名的流放地。斯大林在那里受到极其严密的监视，起初他还打算逃出流放地，但敌人对他越来越严的监视使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1917年2月，俄国爆发了著名的二月革命。沙皇制度被彻底推翻，斯大林的流放生涯随着二月革命的胜利也就结束了。

斯大林一生被捕7次，6次流放，而且集中在1902～1917年期间，真正是百炼成钢。

二月革命结束后，资产阶级又发动了七月事变。警方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又遇到了新的挫折不得不转入地下。

临时政府极力迫害列宁，说他是德国派来的奸细，要他到政府自首，列宁无法公开露面了。

斯大林承担了安排列宁转入地下的工作，列宁先被隐藏在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家中，暂时躲避几天。

中央讨论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是否接受临时政府提出的“出庭受审”的要求，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列宁也犹豫不决，因为他担心，如果逃避审讯，会使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相信对他们的指控。相反，斯大林却建议他们隐藏起来，他说，士官生不可能把列宁押送到监狱，在路上就会被打死，必须把列宁可靠地掩护起来。

事实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一旦列宁同意出庭受审，后果是很严重的，最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下决心隐藏起来。

天黑以后，化妆后的斯大林亲自将列宁送上火车，列宁隐居在离彼得堡34公里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的草棚内。

斯大林成了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秘密联络员。

十月革命越来越临近了，党的队伍又不断地扩大，斯大林肩上的任务更繁重了。他是《真理报》的负责人，又是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斯大林紧张地工作着，整日整月没有好好睡过觉。他时常记得巴库石油工人们常夸奖他有坚强的意志。因此，他早就用斯大林这个词做他的笔名，在俄语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斯大林一生确实具有钢铁般的意志。

1917年10月7日，列宁秘密地回到彼得格勒，党中央举行秘密会议，列宁在会上强烈地坚持“武装起义不可避免，时机完全成熟”的判断。

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的认为列宁的计划太急迫，太突然，而且有危险性。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现得尤其惊慌，极力反对列宁的主张。

在这场辩论中，斯大林没有过多地表态，但是，在投票的关键时刻，他站在了列宁一边，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提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会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仍然坚持己见，甚至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了他们反对起义的声明，泄露了党的机密。这使列宁和他的支持者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反对和泄露党的决议是一种叛变，列宁向党中央提出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在中央的会议上，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坚决要求开除，还有一些中央委员也同意开除。只有斯大林主张从宽处理，认为他们只要承认错误，就应给予改正的机会。

在斯大林的影响下，会议撤销了开除他俩党籍的建议，但要把加米涅夫调离《真理报》编委会。斯大林同样提出反对意见，并提出“辞职”以示抗议。中央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职，加米涅夫仍留在《真理报》编委会里。

斯大林在组织上保护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路线方针上坚决地站在了列宁一边。

10月24日，列宁再次秘密地来到了斯莫尔尼宫，参与指挥武装起义。

武装起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组织和指挥下，起义成功了。

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人苏维埃独掌政权。

在十月革命中，列宁是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的作用仅次于列宁。

1918年11月6日，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了十月革命的一文，文中说：“起义的鼓舞者自始至终都是以列宁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秘密住在彼得格勒维堡区。10月24日晚上，大家要他到斯莫尔尼宫去领导总的运动。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迅速站到苏维埃方面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做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

十月革命胜利了，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

根据托洛茨基的建议，新的人民政权不沿袭临时政府各部部长的名称，各部部长都改称人民委员，以增加新政权的人民性。

斯大林开始组建新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虽说是个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但现在他连一个房间也没有。没有办公桌，椅子，列宁只配给他一个助手，波兰人培斯特柯夫斯基。

那时候，革命刚刚胜利，大家都很忙。什么都没有，一片混乱，一切都得靠自己动手。

培斯特柯夫斯基在斯莫尔尼宫一个没人占用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空桌子。他把这张桌子推到边上，靠墙放下，又到别的房间找了两把椅子放在边上。在门上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写“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斯大林又让培斯特柯夫斯基到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那里借了三千卢布，作为必要的经费。就这样，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了。

这个办公室的唯一优点是：离列宁很近，使斯大林有机会接触和学习列宁，也使列宁有可能了解和帮助斯大林。

的确，在初握权柄的日子里，斯大林成了列宁的得力助手。他的冷静、果断和卓有成效的办事能力受到列宁的赏识。

培斯特柯夫斯基曾经回忆说：“列宁连一天都离不开斯大林……一天中，列宁总是没完没了地叫走斯大林，或到我们办公室把他带走。一天中的多半时间，斯大林是同列宁在一起度过的。”

召开立宪会议原来是列宁及其战友们的一贯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实行民主的一种措施。但是在立宪会议临近召开时，列宁却忧虑起来：他担心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不能占优势，因此新生政权的力量将被削弱。

选举结果确实不出列宁所料：布尔什维克只占25％的席位。这使列宁等人感到不能容忍。于是决心取消立宪会议，对此，列宁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立宪会议在塔夫利达宫开幕。在立宪会议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代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要求会议予以批准。可是，参加立宪会议的大多数人却拒绝讨论这个《宣言》。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要求休会，以便各党团能分别讨论《宣言》。休会期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提议：复会后宣读他起草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声明并退出立宪会议。列宁的倡议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一致赞同。

复会后，所有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代表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大厅，退出了立宪会议。

当其余的代表来到塔夫利达宫门前，准备继续开会时，却被卫兵挡在了门外。负责警工的德宾科向卫兵下达了命令：“禁止立宪会议继续开会。”

面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态度，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十分气愤，他们立刻组织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列宁对此早有准备，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员们呜枪驱散了游行队伍。列宁当即宣布：“兹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内执行卫生勤务的卫兵和水兵同志不得对立宪会议中的反革命成员采取任何暴力行动。应准许所有人自由离开塔夫利达宫。但非经特别批准，任何人不得入内。”

斯大林制订新的《五年计划》。这样，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19日停止了活动。

斯大林从解散立宪会议这一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中再一次受到深刻启示。他充分体验到在政治斗争中，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具有极大的威力，即使行动显得粗鲁，但它最能迅速而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革命是不能心慈手软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作为中央特使去了赫尔辛基，参加芬兰社会民主工党大会。他在会上发言时强调芬兰应按民族自决权原则解决它自己的问题，并且与列宁共同签署了关于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但是芬兰独立后，社会民主工党没有掌权执政，政权转到了芬兰资产阶级手中。因为这，斯大林所坚定维护的民族自决权原则遭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指责，他们认为这是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屈服。

面对种种压力，斯大林在1918年1月10日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时，对民族自决权原则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说：“必须把自决原则解释为这个民族的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是资产阶级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

他的新原则在其后的乌克兰建国一事上得到了验证。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于1917年12月12日，当时在乌克兰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团体的联合机关——中央拉达。乌克兰苏维埃政府与中央拉达进行了艰苦斗争。

乌克兰终于没有独立，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

十月革命的胜利响彻欧洲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极大仇视和恐慌。他们纷纷出兵武装干涉，企图把新生的苏维埃消灭在摇篮之中。国内被推翻了的统治阶级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纷纷组织自卫军举行叛乱，全国烽烟四起。到1918年夏，苏维埃共和国3/4的领土陷入敌人手中，苏维埃国家处于四面包围之中。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岌岌可危，面对严峻的现实，列宁提出“一切为了前线”，宣布全国进入战时体制。把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市民每人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

战时体制包括：成立了15个方面军以应付战争；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取消市场和私人贸易，实行供给制；实行余粮征集制，成立武装征粮队，强制征收农民手中的“余粮”；成立了以托洛茨基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的各个战场。

1918年6月6日，列宁派斯大林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俄国南方的察里津去征集粮食。并委以全权，当地的各级政府、军队、铁路、邮电、粮食等部门均须执行斯大林的命令。

斯大林到达察里津的第二天，就向列宁转告说：那里一片混乱，投机盛行。他马上采取了有力措施：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和固定价格，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职，解散一些不必要的委员会，严厉打击抢劫运粮火车的人。并向列宁保证过一个星期向莫斯科运送100万普特的粮食。

他果断地下命令说：如果有人敢抢粮食，就把他们的村庄烧成灰烬，使他们不敢再袭击火车。

斯大林在这里为收集粮食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并且在5天内向莫斯科发运了5列车粮食。

此外，斯大林还直接参与了军事领导。他领导区军事委员会，将分散的部队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些新的师团、特种部队和装甲列车纵队，建立工人民兵队伍。在危险面前，斯大林没有惊慌失措，表现出独揽大权的气魄和坚毅果敢的精神。

在卫国战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时，鉴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缺少大量的军事专家，托洛茨基提议让沙皇时的旧军官补充到红军中，担任各级指挥官。列宁同意并采纳了这个提议，但斯大林不理解列宁的用意，心里是不同意此举的。

在察里津手握大权的斯大林，极不信任旧军官，撤销了由旧军官组成的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多数人的职务。然后把他们抓起来，囚禁于伏尔加河上的一艘轮船上。托洛茨基闻讯后立即发来了一封电报，要求释放他们，但斯大林“不予理会”。最高军事委员会派调查团奔赴察里津，专门调查此事，结果军区司令一人释放，被捕的其余人连船带人沉没于伏尔加河中。

此后斯大林和旧军官的分歧越来越大，磨擦逐渐升级，终于导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直接对抗。双方互不相让，列宁从大局出发，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派斯维尔德洛夫亲自乘专列代表中央到察里津接斯大林回莫斯科。为了安抚斯大林，列宁又让斯大林兼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19年春天，彼得格勒局势严峻。尤登尼奇率领的白军对彼得格勒发动疯狂的进攻，形势很危急，驻守在那里的第7集团军未能阻挡住敌人的进攻，敌人攻占杨堡，随后又占领了普斯科夫和亚姆市。第7集团军且战且退，撤向彼得格勒。彼得格勒是战前的首都，是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地位重要。

就在这时，中央决定派斯大林以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彼得格勒战线，以便采取一切必要的紧急措施。

5月19日，斯大林到达彼得格勒。当天召开了由总司令、西方战线司令员、第7集团军司今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彼得格勒的战况。后来，列宁又致电斯大林，要他在后方和前线注意“有组织的叛变活动”，一旦发现，即采取“紧急措施”。斯大林按照列宁的指示，号召保卫彼得格勒的部队同逃兵和叛徒作斗争。

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不胜任的人撤职，把他认为对失利负有责任的军官交送军事法庭，调整供给系统。这些措施使彼得格勒战线的情况明显好转，部队加强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6月13日，彼得格勒的海防要地红兵炮台和发马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立即从陆上和海上对叛乱者展开进攻，16日红军占领了这两个炮台。

6月21日，第7集团军开始对白卫军实施反攻，在维德利察战役中，红军把白卫军赶到了边境。8月5日第7集团军主力解放了杨堡。8月26日，第15集团军向西北发动进攻，夺回了普斯科夫。

由于保卫彼得格勒有功，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一样，获得了红旗勋章。

从保卫彼得格勒前线回到莫斯科以后，斯大林又曾被派往南方战线，领导那里的保卫莫斯科的重任。1920年10月16日又受命前往北高加索和阿塞拜疆，指导那里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一直到11月20日才返回莫斯科。

1919年3月，斯大林参加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多数票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大会之后的中央委员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紧接着，又被任命为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威信上升很快。

1920年底，内战以弗兰格尔的失败而终结。1920年11月，莫斯科庆祝了自己的胜利。

在斗争中斯大林常以全权代表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征战于各个战场，显示出斯大林的献身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的表现，列宁也看在眼里：斯大林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这在战争期间很重要。在战争以后，这样的人更是党和国家所需要的。

2.推行经济政策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斯大林担任了苏共总书记。

1929年，斯大林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仿佛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俄国上下忙着为总书记祝寿。

农业集体化给苏联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全国各地发来了向领袖致敬的贺词。各地的党组织千篇一律地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莫斯科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巨型画像。他的各种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个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面的热闹。

斯大林早就以“实干”著称，他是不图虚荣的。他坚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领袖，是在履行历史的意志，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的信中斯大林仍谦虚的写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所说：“神化的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的，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农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没有了布哈林，他准备实施了。他知道这场革命必然会有阻力，对付阻力的办法，斯大林只有一招：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对势力来打倒。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劝说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的。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那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是冒险的，需要勇气和胆量。他决定现在就干。

农业集体化早在1927年就开始实施，但那时是农民的自愿组合，进展缓慢，斯大林要求加快进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央派出2.5万工人到农村，帮助当地的党组织工作。共青团员们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

党的基层干部热心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6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到1937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达93%，播种面积达99%。

全国各地建立拖拉机站、修配工厂、农艺站、驾驶员学校，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

如何对待富农，斯大林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中央对富农的标准，做了详细的解释：只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三百卢布或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可以使一个农民变成富农。这样，在生活中，最勤奋、最能干、最节俭、最有进取心的劳动者遭受了苦难。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靠自己的劳动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户。

根据中央的规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生产用房、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种子储备等。

这个规定对富农的处理方法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对这类富农应立即逮捕，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其中对特别危险的分子要处以极刑，家庭成员要迁到边远地区；第二类是反对集体化的“大富农和过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属应驱逐到边远地区；其余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安排集体化居住区以外的某一指定地，并另行分配给他们上地，要他们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和义务。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有6万余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

随后，采取恐怖手段强行消灭富农的运动在金国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努力导找富农，来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挖制数字”。

富农们被没收了财产，驱逐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荒无人烟，几乎无生存条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村”，这些“富农村”有武装看管，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才解除看管，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后来苏联学者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富农户总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户。许多富农在被迁徒的途中试图逃跑，但结果很惨：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击毙，或者被送回集中营。1931～1932年被迁移的41.35万户中，只有37万户到达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体化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业损失更大，马的数量下降了2/3，牲畜数量到50年代末才达到1926年的水平，粮食1950年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降低，国家收购的粮食却不断提高。1930年粮食产量是8350万吨，收购了2214万吨；1933年产量降至6800万吨，收购的粮食却提高到2330万吨。这种收购是强制性的，农民被迫用只相当于市场价的1/8到1/10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各地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

如此玩命的收购粮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外国设备。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被“收购”了。

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这些俄国主要的产粮区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出现饥荒。

1932年夏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饥民便纷纷充当“理发师”来到地里，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糊口，当收获季节来临时，剩下的粮食又被送往收购点，于是，一些饥民开始偷偷地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亲自口授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轻微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对普遍出现的饥荒视而不见，拒绝讨论饥荒问题。

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饿死的人数至少有几百万人。可是，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于提到饥荒而被当作“反革命宣传”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证说，经过集体化，再过两三年，苏联将成为世界上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然而恰恰三年后，苏联粮食产量不仅绝对地降低了，而且还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苏联农民的土地、牲畜以及农具都收集体所有。斯大林研究俄国历史，从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律：由于旧俄落后，因而不断挨打。他说：“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方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一段话：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斯大林说：“外国侵略者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人们的忘我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斯大林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采访了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铁路工人毕尔。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过安稳的日子，这位钢铁一样的人这样回答：

“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刻，有无穷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那个时期，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把艰苦创业的思想看作一种天职。一切旧的习惯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这片古老而落后的国度里。

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俄国建立了近1500个大型企业，其中有第聂伯比电站、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机械厂及化学机械厂、汽车厂、农机厂、拖拉机厂等，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个月。

第二个5年计划调整了工业布局，在燃料和原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以减少运输压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厂，在斯大林格勒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厂，在乌拉尔建立国防工业，正因为有这样雄厚的重工业基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免遭毁灭性的打击，才有能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

通过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增长确实很快，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已占到77.4％，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3.政治“大清洗”

基洛夫是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书记、政治局委员。1934年又兼任中央书记和组织局委员，同时还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身兼数职，其地位仅次于斯大林。

基洛夫在党内是温和的，他认为应对闹饥荒的农村采取温和的政策，集体农庄不要追求大而全，尽快结束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改善党内外关系。

在党的十七大上，按照事先的安排当政治局委员走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对每个政治局委员鼓掌两分钟，对斯大林鼓掌十分钟。但当基洛夫走向主席台时，全场热情的鼓掌，竟忘了事先的安排，特别是列宁格勒代表团，表现出了近乎狂热的激情。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基洛夫得的选票最高，只有3张反对票，斯大林的反对票292张，后来卡岗诺维奇命令将斯大林的反对票保留3张，其余的销毁，在向大会公布票数时，基洛夫和斯大林的票数相同。足可看出基洛夫的威望在党内是很高的。

在大会上，私下里一些代表和基洛夫谈话，提出有必要撤换斯大林总书记职务，让斯大林去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或中央执委会主席，让基洛夫担任总书记职务。

1962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历史》也写道：“在党内正在形成的不正常现象使部分党员，特别是列宁时期的老干部十分忧虑。大会的许多代表，而首先是知道列宁遗嘱的那些代表认为，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的岗位，让他担任其他工作的时候已经到了。”

十七大代表邵武勉写道：这时已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践踏了集体领导原则，滥用自己的职权，个人崇拜引起的不正常现象在许多党员心中引起不安。后来人们才知道，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首先是牢记列宁遗嘱的代表产生了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是解除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调他担任别的职务的时候了。这件事自然传到了斯大林的耳中，他十分清楚，列宁的老干部是他进一步巩固个人地位，集中更多独裁权力的最高障碍。

但是，基洛夫没有同意撤换斯大林的建议，也不同意自己被选为总书记，基洛夫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告诉了斯大林。

十七大闭幕后，斯大林想让基洛夫到莫斯科任职，但基洛夫婉拒了这一建议，请求继续留在列宁格勒，斯大林也没有再坚持。

基洛夫回到列宁格勒后，继续脚踏实地做他的实际工作。

1934年12月1日，上午基洛夫在家里起草预定在下午6时召开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下午4时30分，基洛夫乘车来到斯莫尔尼宫。他在很长的走廊里走着走着，不时和许多人打着招呼，交谈几句工作，随后他往右一拐，走进了一条窄窄的走廊，他的贴身卫士鲍士索夫平时紧跟着他，可这时却不知为什么离他很远。就在这时，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窜了出来，对准基洛夫后脑勺一枪，基洛夫当即倒在血泊中，尼古拉耶夫被当场抓获。

基洛夫遇害后的两小时，斯大林、莫洛夫托夫、伏罗希洛夫、叶若夫、亚戈达及内务部的一些工作人员乘专车来到列宁格勒。斯大林在列宁格勒的火车站上，见到列宁格勒内务局长梅德韦季时，连手套都没有摘，就打了梅德韦季一记耳光，对前来迎接的人破口大骂。斯大林到列宁格勒后，亲自审问了尼古拉耶夫。他们还准备提审基洛夫的警卫员鲍利索夫。但在内务部人员押解他的途中，汽车撞到了墙上，鲍利索夫神秘地死了，车上的其他人都毫发无损。

尼古拉耶夫很快被枪毙了，列宁格勒内务局局长梅德韦季和副局长扎波罗茨很快也被调往远东工作，他们两人在1937年都被处决。凡是有可能了解一点内幕的人都先后死去。

赫鲁晓夫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时说：“……有理由怀疑，负责保卫基洛夫安全的人中，有人帮助了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在他行刺之前一个半月曾因行迹可疑而被捕，但被释放了……另一个情况也异常可疑：1934年12月2日，一个担任基洛夫贴身警卫的肃反工作人员在被带去接去审讯的途中因‘车祸’身亡，可是在这次车祸中，车上的其他人却个个安然无恙。在基洛夫遇害后，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的工作领导干部判得非常轻，但在1937年把他们都枪决了。可以推测，枪毙他们是为了掩盖谋害基洛夫的真正组织者留下的痕迹。”

显然，赫鲁晓夫推测此事是有预谋的，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斯大林有关。

基洛夫的被刺仅仅是一个开始，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开始了。

对于斯大林发动大清洗的动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相信，这对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敌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是必要的，这是胜利的利益所在。我们说这些是一个轻率的暴君的需要……并以保卫革命战果的名义来做的事。全部悲剧就在于此！”

斯大林自己认为：德国法西斯随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应当对人民的公敌进行无情的打击，否则，一旦希特勒打进来，就会把托洛茨基的同伙扶植上台。

艾萨克·多依彻在《斯大林政治传记》中对斯大林的决定大清洗的动机作了如下分析：“斯大林真正的和更深远的动机，是摧毁那些可以另组政府的潜在人物，也许还不是另组一个政府的人物，而是另组几个政府的人物。”

基洛夫的遇害，为斯大林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提供了借口。

基洛夫死了，凶手是尼古拉耶夫，但尼古拉耶夫的背后又是谁指使的呢？斯大林认为，尼古拉耶夫以前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此人肯定是一个“季诺维也夫分子”。他对叶若夫等人指示说：“要在季诺维也夫分子中间寻找凶手。”

这是政治上的需要，需要尼古拉耶夫的指使者必须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

起初，在审讯中，尼古拉耶夫坚决否认是受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指使干的，甚至还明确说是内务部的人迫使他干的。于是，内务部工作人员对他采取了严厉的体罚，把他弄得疲惫不堪，负责审判的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乌尔里希对尼古拉耶夫说：只要他招认谋害基洛夫是受列宁格勒一个恐怖中心指使，就可免他一死。尼古拉耶夫不得已只好供认：是的，在列宁格勒有一个恐怖中心，他们曾委托我来进行政治杀害活动的。是的，中心的领导人后来曾准备要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和尼古拉耶夫的供词，苏联政府确认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均存在一个总部。这两个总部的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成员，是他们策划了谋害基洛夫的行动。

这样，真正杀害基洛夫的指使者没事了。

1934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时被捕，在随后进行的审讯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严正地驳斥了对他们的指控，法庭因为证据不足，宣判季诺维也夫10年监禁，加米涅夫5年。事情当然不能这样完结，于是又组织新的行动。

按照什划，内务部很快逮捕了3个人。一个是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内务部要他按照“工作要求”假装成阴谋活动的参加者，并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冒充作自己的的领导，他必须提供证词，帮助党和政府来消灭季诺维也夫等人。

奥利别尔格事先得到保证，不管法庭将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判决，他都被释放，然后派他到远东去担任一个什么要职。因此，奥利别尔格放心大胆地在事先准备好的审讯笔录上签了字。

另一个是赖因霍尔德，他是苏联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与加米涅夫有私交。还有哈德·皮克尔，他曾经领导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

赖因霍尔德是个难以制服的人。他被捕后，侦查人员要他承认：加米涅夫曾经吸收他加入恐怖组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反对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和领导人。并对他说，只有他揭露了这两人，他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条命，但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自己参加过任何阴谋组织。

内务部对他进行了各种手段，包括连续审讯48小时，不准吃饭，不准睡觉，逮捕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赖因霍尔德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签字，但必须得由中央的代表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没有犯任何罪，但党的利益却要求他非作出这样的供认不可。最后，中央书记叶若夫亲自出马以中央名字向他宣布：只有帮助内务部来揭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才能证明自己无罪和对党的忠诚。于是，赖因霍尔德不得已只好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供状上签字。这份供状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组织的一个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活动是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还证实说，杀害基洛夫是季、加两人一起策划的，以后还要暗杀斯大林。

另一个皮克尔也被采取同样的欺骗手段，说这是党的需要，只要签字，没你的事，皮克尔也照办了。

这样，一切都准备好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大案重新审理。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仍然不屈服，他们对加米涅夫进行了毒打和引诱。

斯大林听说他们不屈服，给侦讯员下达了指示。“告诉他们，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也阻止不住历史的进程。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要么死去，要么挽救自己一条命。给我狠狠地整，直到他们用嘴噙着供状，爬到你们跟前为止。”

对付不屈的季诺维也夫的很别致，他们往季诺维也夫的牢房里集中供暖。当时正是盛夏，不供热牢里已热得透不过气来，季诺维也夫正患气喘病，酷热折磨使他难受到了极点。他被折磨得实在受不了，于是便请求和加米涅夫单独谈一谈。请求批准后，他们两人在一起谈了将近1个小时，季诺维也夫劝加米涅夫一起去出席法庭，但条件是斯大林必须当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保证不杀他们。

斯大林听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准备投降后，很高兴。他决定把他们召到自己办公室来，和他们当面谈一谈。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向他们保证：法庭审判并不是反对他们的，而是反对党的死敌托洛茨基的。我们都是列宁的学生和追随者，因此不管你们对党犯下了多么重大的罪过，我们都不想杀害你们。

1936年8月19日～24日，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等16人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在工会大厦的圆柱大厅举行，这是大清洗运动中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不允许有辩护律师。法庭调查中，被告几乎千篇一律地供认了“杀害基洛夫和准备杀害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罪行”。

24日，法庭宣布，所控16名被告全部处以死刑。8月25日早晨，这16名被告全部被枪毙了。

在对16人审讯过程中，有人揭发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总检查长维辛斯基宣布了对他们进行调查的命令，几天后，托姆斯基自杀。

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调查最初似乎遇到了阻力。1936年9月10日，当时负责调查工作的亚戈达宣布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罪证而结束对布哈林、李可夫的调查。

正在黑海边度假的斯大林显然对亚戈达的工作不满意，他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立即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显然不能胜任揭露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的任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个问题上落后了四年。”第二年，叶若夫取代亚戈达担任内务人民委员。

叶若夫上台后，“大清洗”的步伐明显加快。

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开始了第二次大审讯。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等17人被告被说成是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领导人。他们被指控勾结德国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的幕后指挥者是托洛茨基。这个审判案同第一次一样，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检察长维辛斯基操纵着审判过程。一个目睹公审现场的人写道：“所有被告好像都争相往自己的头上堆加罪名——‘是我的莫大罪过’。几乎用不着让他们同原告对质。”皮达可夫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同托洛茨基在奥斯陆（被告从未到过那里）的会面……

所有的人都被判为有罪，13人被枪决，4人被判处10年徒刑。

叶若夫在12月的全会上，攻击布哈林和李可夫，指挥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托洛茨基有联系，他们有“地下组织”，并正在进行阴谋活动。当莫洛托夫在会上继续对布哈林进行指控的时候，布哈林喊道：“我不是季诺维也夫，也不是加米涅夫！我是不会诬陷自己的。”

全会最后是斯大林讲话，他说：“……我们要继续侦察。”

在审理“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中，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又给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捏造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

布哈林接连给斯大林写了几封信，为自己无罪进行辩护，在这期间，布哈林等人还不断被叫去与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对质。同拉狄克对质后，斯大林问布哈林，怎么解释大家对你提出的指证，布哈林回答说；“这一点您能解释得比我好。”

1937年1月7日，作为主编的布哈林的名字已从《消息报》消失了。

2月，布哈林年轻的妻子拉林娜上街路遇见奥尔忠尼启则，两人邂逅相遇不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奥尔忠尼启则先开了口：“要坚强一些！”说完转身钻进汽车走了。拉林娜回到家后。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布哈林决定给老朋友写封信，信的结尾写道：“我开始担心，我一旦被捕会落到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穆拉洛夫的地步。别了，亲爱的谢尔戈，我的所有打算都是真诚的。无论以后命运如何，我都是清白的。”他请求奥尔忠尼启则，如果他被捕的话帮助照顾他全家。但信还未发出，奥尔忠尼启则就于2月18日自杀了。布哈林得知奥尔忠尼启则自杀的消息后悲痛地说：“现在再没有人可以指望了。”

中央全会2月23日举行，预定的日程是：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组织问题。中央通知布哈林参加全会，但布哈林决定不去参加。在给中央的声明信中，指出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是诽谤，并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将完全绝食，直至撤消对我的所谓背叛、暗害行为，恐怖活动的指控为止。”布哈林从2月20日起真的开始绝食。

鉴于布哈林绝食，全会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关于布哈林向全会宣布绝食的反党行为问题。由于有这项议程，布哈林决定出席会议，但不停止绝食，进入衣帽间时，李可夫也在，他对布哈林说：“最有远见的还是托姆斯基。”进入会议厅时，布哈林因绝食晕倒在地，斯大林走过来说：“你向谁绝食，尼古拉，向党中央吗？瞧，你像谁了，虚弱不堪。为自己的绝食向全会道歉吧！”

布哈林回答说：“既然你们打算把我开除出党，这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想把你开除出党。走吧，走吧，为不良行为请求全会原谅吧。”布哈林相信了斯大林的话，向全会道了歉，并宣布停止绝食，指望全会对他有个公道的说法。他的希望马上就落空了。在全会上，叶若夫在他的报告中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三点指控：一、欺骗党，成立地下秘密组织；二、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三、在同苏联所有敌人结盟后，转而采取恐怖手段，策划武装暴动，进行各种破坏。布哈林和李可夫对种种诬告都依据事实予以驳斥，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控。

为了最终处理布哈林和李可夫一案问题，全会决定成立一个以米高扬任主席的委员会，起草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成员有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叶若夫、克鲁普斯卡娅、赫鲁晓夫等人。

当天晚上，委员会开会，在会上对布哈林、李可夫一案的处理出现了4种意见。会议最后按斯大林的建议通过决议：1、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2、委托由斯大林、米高扬、叶若夫等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决议起草一份说明理由的决议案。一切准备就绪后，第二天早晨，斯大林的秘书给布哈林打电话，让布哈林和李可夫必须参加27日的全会会议。

布哈林知道自己与妻子诀别的时候到了，他让拉林娜逐字逐句的背下《致年轻一代党的领导人信》。分别时，布哈林吻了吻妻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看看，安姆特卡，不要生气，历史经常有令人懊丧的错误，但真理一定胜利。”

布哈林和李可夫出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党籍，并于当天被捕，并直接送到监狱。

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关进监狱后，内务部对他们的侦查进行了一年多。在不断的折磨和逼供面前，为了表示自己忠于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他们最终接受了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指控。

布哈林在狱中给斯大林写了封“绝密，亲收”的信。布哈林在信中并没有打算请求斯大林宽恕，此时他已准备去死，他只是向斯大林表白，“绝对没有犯在侦查时曾承认犯的罪行”。

布哈林认真思索自己的遭遇时，似乎找到了它产生的原因。他在信中对斯大林说：“第一，由于战争即将来临；第二，需要向民主过渡，因此有了大清洗这样一种宏大的，大胆的政治构想。”布哈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猜到了斯大林“大清洗”的真正目的。

在开庭前夕，布哈林给妻子写了一封绝笔信，嘱咐“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做好准备……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则是过眼烟云，微不足道的。”

1938年3月2日～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进行公开审理，被告共21人，除布哈林和李可夫，前内务部长亚戈达也一同受审。

经11天审讯，法庭宣布判处布哈林、李可夫、亚戈达等18人死刑，其余3人被判处15～25年长期监禁。

1936年底，红军情报总局局长乌里茨基向斯大林报告说，柏林盛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在将军们中间存在着反对苏联领导的派别。

叶若夫送来一份罗沃斯材料的报告，那些材料是从巴黎弄到的，讲到“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为首的是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捷克斯洛伐克的贝奈斯传来的消息加重了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怀疑，贝奈斯提供的文件表明，图哈切夫斯基跟德国军界建立了秘密联系，以求通过暴力推翻斯大林。据认为，参加这一密谋的还有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亚基尔，西部军区司令员乌博列维奇、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科尔克、布琼尼骑兵部队的副手普里马科夫、军队总政治委员加马尔尼克等。

1937年5月24日，斯大林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发了一份供表决的文件，文件写道：

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鲁祖塔克和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参与托洛茨基——右倾分子反苏阴谋集团和参与替法西斯德国效劳的反苏间谍活动的揭发材料，联共中央政治局提请就开除鲁祖塔克和图哈切夫斯基党籍并将他们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审理的建议进行表决。

5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被解除副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被派往伏尔加军区，他于25日到任，第二天被捕。

6月11日，举行了秘密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7名高级将领被控犯了“间谍和叛国”罪，被执行枪决。

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是军队大清洗的开始。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共有3.5万人成了牺牲品，其中高级指挥员受害最深。他们包括：5名元帅中的3名，15名集团军司令中的13名，83名军长级干部中的57名，196名师长级中的110名，406名旅长中的220名，所有11名副军事人民委员，以及最高军事委员会85名中的75名，上校级以下的军官3万名被清洗。

大清洗使军队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完成了斯大林在战争来临前所要做的政治准备。

4.二战中的斯大林

原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斯大林在1925年就说过：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这种看法构成了斯大林内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他相信战争己迫在眉睫，而且很可能在苏联还未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就把它摧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他主张立即实现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工业化，加强自身的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围绕着尽可能地避免战斗而展开活动。

二战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私人代表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共商讨抗敌之策。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战争的乌云开始在欧洲上空集结。希特勒公开表示对苏联的敌视，并提出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

1933年，苏联同波兰、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在同一年，苏联和美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夏季，苏联分别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西南边界的安全。1934年9月，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是为寻求和平采取的一个步骤。1935年，斯大林寻求与英法两国结盟，但遭到英、法两国的拒绝。

1936年10月，德国-意大利轴心形成。纳粹分子不断发出敌视苏联的叫嚣。在东方，日本不断在苏联东部边界上挑起事端，这使斯大林的压力越来越大。1938年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接着发生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危机。德国的好战吓坏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统达拉第，他们急忙同希特勒磋商，两国同意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让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

斯大林立即建议，由英、法、苏三国建立一个反德联合阵线，在德国进攻捷克时三国共同出兵制止德国的扩张。但英法两国都不想得罪希特勒，希望用让步政策来换取西方的和平，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把战争的祸水引向苏联。他们不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逼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地区拱手让给了希特勒。斯大林毫不怀疑，英法同意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动机，显然是怂恿希特勒在东方放手大干，以换取西方的和平。

英法两国的短视和自私自利，使斯大林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为了苏联免遭战争，斯大林转而采用实用主义的政策，同希特勒媾和，时间越长越好。因为他的国家现在还没有准备好战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苏联在世界上的存在，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侵入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向德国宣战，战争已成为现实。斯大林加速了苏联的备战。征兵年龄从21岁降到19岁，苏联军队的人数增加到420万以上。

按照与德国达成的协议，苏军进入了波兰东部，把波兰与苏联接壤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区占领，并归入苏联版图。10月，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出签订互助条约的建议。条约签订后，红军进入这些国家，2月后，把这三个国家也纳入了苏联的版图，保证了苏联波罗的海通道的安全。在西北部，列宁格勒离芬兰边境只有32公里，在炮火的射程之内，苏联曾向芬兰提出以交换土地的方式让芬兰向北迁移30公里，但遭到芬兰的拒绝。11月，苏军进攻芬兰，受到芬兰的顽强抵抗，苏军伤亡惨重。斯大林很恼火，命令增兵大举进攻，芬兰屈服了，同意将边境向北移动130公里。

1940年，德国的机械化闪电部队很快占领了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英国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也不堪一击，德国人占领了巴黎。这实际上意味着希特勒可以腾出手来攻打东方了。

斯大林加紧战争准备，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研制并生产出来，迅速地准备到军队中，加紧培训军官。由于大清洗，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奇缺，从被清洗的军官中又召回四千人，他自己每天工作16小时，研究战略战术，组织教官等问题。让总参谋部制订国家防御计划和武装部队部署计划。总参谋部的华西列夫斯基先后两次制订出防御计划，他把红军主力部署在西线，计划呈报给斯大林。斯大林不同意这个计划，令其重新制订。第三次，总参谋部把主力部署在西南面，斯大林同意了。事后证明，华西列夫斯基的前两个方案是正确的，因为斯大林的失误，使战争初期苏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进攻苏联，各种消息源源不断地送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不相信，也不愿意承认战争马上就会爆发，他希望再拖上几个月，部队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但是，1941年6月21日夜间，朱可夫从基辅打来的电话里获悉。一名德军司务长越过了边防线对苏军指挥员说，德国军队将在次日凌晨发动进攻。朱可夫立即给斯大林和铁木辛哥打电话。斯大林把他们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听了朱可夫报告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也许是德国将领把这个逃兵送过来，是为了挑起冲突。”“不，我们认为这逃兵说的是真话。”他们回答说。

政治局委员都来了，斯大林询问他们的意见，但是没有回答。沉默一阵后，铁木辛哥说话了：“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朱可夫把在总参谋部队订的命令读了一遍。命令强调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但斯大林仍没有放弃他的希望，以为这也许是一场虚惊。他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还可以和平解决。”斯大林让人重新起草命令，发往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西部、基辅和敖德萨各军区的前线部队，要他们立即做好准备，准备抗击德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

1941年6月22日0时30分这项命令下达完毕。但许多集团军尚未接到命令时，德军已发动了全线进攻。

德国以162个师，30万人，3400辆坦克，7000门火炮。分三路进军：北路指向列宁格勒、中路指向莫斯科、南路指向乌克兰，向苏联发动进攻。苏联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仓皇应战的。

德国的大规模突然进攻，出乎斯大林的意料之外。由于他判断和部署的失误，使苏联遭受极大损失。

通信联络中断，莫斯科几乎失去了同各军区之间的联络。斯大林和他的统帅部并不知道，在战争第一天，苏军共损失了1200多架飞机，大部分飞机是被德军炸毁在机场上的。德军掌握了制空权并从宽约1500公里的广大地区向苏联发起正面进攻。德国的坦克部队和摩托化步兵师潮水般冲向苏联各边防要塞和城市。苏军在边境地区的军用仓库、武器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几乎全部落入德军手中，苏军官兵虽然奋力反击，但无法阻挡德军的快速推进。在战争的头几天，苏联西部边境各条战线都是乱糟糟的，有时简直是一片混乱。统帅部不断发出新的指示和命令，但这些指示和命令又都落后于急速变化的形势。在战争的头五六天里德军就深入了苏联国土150～200公里。

斯大林心情沮丧，甚至有些慌乱，但他很快从消沉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振作起来，重新负起他身上的重任。为了摸清前线情况，他命令大本营的朱可夫大将到西南方面军、沙波升尼科和库利克元帅到西方方面军。

6月28日，德军在明斯克完成合围，苏军43个师又3个旅被围歼于明斯克，傍晚，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失守。斯大林沉痛地说：“列宁亲手缔造了我们的国家，而我们大家却把它误了！”

为了战争的需要，斯大林亲自兼任了国防人民委员，稍后，又亲自担任苏联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一身，这在战争时期是必要的。斯大林命令将工业向东转移，根据这个命令，1500多个企业其中包括1300多个庞大军工厂，向后方疏散。这些工厂很快就完成迁移，并又很快地恢复生产，这为以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德军攻破了列宁格勒以东20公里的筑垒区。9月8日，攻占了拉多加湖畔的计利湖利堡。列宁格勒被德军包围，列宁格勒居民开始了近500天的保卫战。

在西南方向，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从利沃夫出发，直逼乌克兰首都基辅。朱可夫紧急求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总参谋部的作战方案，建议加强中央方面军，建议把西南方面军撤到第聂伯河以东。斯大林问道：“基辅怎么办？”朱可夫坚持己见：“基辅不得不放弃。”斯大林发火了，他高声说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朱可夫委屈地回答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我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请你冷静些，”斯大林说：“再说……如果你这样提出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也能行……你去工作吧，我们一会儿叫你来。”大约半小时后，朱可夫被召去。斯大林说：“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他的身体确实不太好，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助他。”

斯大林接着问朱可夫，愿意上哪，并同意由他来指挥他所提议的对叶尔尼亚突击部的反突击。

朱可夫要求离去时，斯大林微笑地请他一起坐下喝茶。他珍惜朱可夫的帅才，尽可能消除他的情绪，斯大林提醒他，他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

在整个二战期间，朱可夫是斯大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他被频繁地调来调去，他指挥了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反击战……他为祖国立下了大功。二战中，他成了最声名卓著的苏联元帅。

朱可夫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斯大林打电话给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要他不惜一切守住基辅。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基辅还是陷落了。基尔波诺斯战死沙场，苏军被围歼60～70万人。

战场上的胜利鼓舞了希特勒，他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在入冬前占领莫斯科。在莫斯科前沿的苏联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英勇奋战。到10月6日还是被围困在维亚泽马地区。经过几次突围均告失败。10月10日，60万苏军在维亚泽马覆没。13日，德军已挺进到离莫斯科不到100公里的地区，莫斯科面临现实的威胁。斯大林命令立即撤退主要的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政府迁往古比雪夫，各大企业一律布雷，但他仍希望会有良好的结局，因为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援军已经登车。

敌人的逼近和大规模的撤离一度在市民中引起恐慌，关于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离开莫斯科的谣言也流传开来。10月17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向全国广播说，斯大林本人就在莫斯科，他严厉地斥责了要放弃莫斯科的谣言。斯大林留在莫斯科的消息鼓舞了人民。“绝不放弃莫斯科”，“我们无路可退了”成了对每个苏联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的命令。秩序很快得到恢复，街头呈现出沉着坚定的气氛。首都准备战斗到底。

德国士兵择路通过斯大林格勒一家被炮火击毁的涡轮厂。贝利亚曾向斯大林报告说，在莫斯科近郊某车站已为他准备好一辆专列，还有大本营的4架飞机也已经准备就绪，其中有1架是斯大林的专机“道格拉斯”。斯大林一言不发，他深知，只要军队、人民知道斯大林在莫斯科，就会给他们增添信心，他决心留在莫斯科直到最后一人。

1941年11月6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庆祝活动安排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举行，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立即广播发表。在首都岌岌可危的时候，斯大林的演讲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斯大林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并不孤立。英国和美国已表示支持。……问题在于，现在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支同德国法西斯军队作战的英国或美国的军队。因此德国人不必分散自己的力量，不必在东西两个战场上作战。

他用充满激愤的语调说：“这一群丧尽天良、毫无人格、充满兽性的人，恬不知耻地号召消灭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消灭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苏利科夫和库图佐夫的民族！德国侵略者想对苏联各族人民进行歼灭战。好吧，既然德国人想进行歼灭战，他们就一定会得到歼灭战！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侵入我们祖国领土的所有德国人——占领者一个不剩地歼灭掉……”

在这些关键的日子，斯大林非常重视从精神上鼓舞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他决定第二天照常举行传统的阅兵式。

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部队，听他演讲的部队随即开赴前线。斯大林在讲话中最后号召：“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的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消灭德国占领者！我们光荣的祖国，我们祖国的自由，我们祖国的独立万岁！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斯大林在11月6日和7日的两次讲话的文本迅速在军队和人民中散发。每个苏联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斯大林的讲话。这些讲话极大地振奋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士气，它表达了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残暴、狂妄的敌人的仇恨，同时也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

11月15日，德军再次向莫斯科发动攻击。德军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前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德军的先头部队已冲到离莫斯科20公里远的地方，指挥官用望远镜已能看到克里姆林宫顶端的红星了。斯大林打电话给朱可夫：“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朱可夫答道。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2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他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苏军的顽强抵抗迫使德军未能再前进一步。德国的进攻也就慢慢停了下来。敌人一停下来，斯大林、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就立即计划冬季的反攻。

11月30日铁木辛哥发起了进攻并收复了罗斯托夫，他准备进攻德国中央集团军的侧翼，斯大林表示同意。

12月5日、6日，加里宁方面军、西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相继转入进攻，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把德军向西击退了150公里，解除了对莫斯科的包围。希特勒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大失败。

1942年，苏军向德国发动总反攻，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和炮兵支援，苏军又受到了一些挫折。在南部、苏军在塞云斯托波尔，哈尔科夫等地遭到失败。5月，苏军在刻赤、哈尔科夫相继兵败，7月塞瓦斯托波尔失守，苏军损失惨重。

1942年8月23日，德国人开始对斯大林格勒进行最后阶段的进攻8月底，苏军已经撤退到斯大林格勒防御区的中心。为了加强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指挥，斯大林把朱可夫从西线调开，同时任命他为副最高统帅。

9月3日，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当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报告形势时，斯大林打断他的话：“你们怎么不懂得，如果我们放弃了斯大林格勒，我们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我们还能保持住南部地区？在那里的人员是否懂得，这不仅是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不久还将失去石油！”

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斯大林格勒城下一切还能作战的力量，我们都调集到危险地段上去了，我想，捍卫住城市还有可能。”

但斯大林不放心，他立即口授命令给朱可夫：“……敌人可能在今天或明天就把斯大林格勒拿下来。请您要求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各部队的司令立即对敌人发动突击，支援斯大林格勒人……”

随后几天，朱可夫从北面组织了几次攻击。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炮兵和空军的有力增援，这几次攻击没有取得明显效果。

9月10日，朱可夫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说：“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现有的兵力，我们不能够突破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市区会师。德军由于从斯大林格勒附近新近调来的部队，敌人的防御正面相当强大了。以现在的兵力和部署继续冲击是没有用的，而且部队必然要遭受重大的损失。

斯大林听完后，要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莫斯科。9月12日，他们一起去见斯大林。“要消除敌人的走廊并与东南方面军会师，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需要些什么？”斯大林问道。“至少还需要一个精锐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军、3个坦克旅和400门以上榴弹炮。此外，在作战过程中必须补充集中至少一个空军集团军。”朱可夫回答说，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他的估计。

斯大林听完后，拿出最高统帅部预备队配置图，默默地研究着。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从桌子旁走开，两个轻声交换意见，认为显然得另找别的解决办法。

“还有什么解决办法？”斯大林突然问，从地图上抬起头来。

朱可夫非常吃惊，想不到斯大林有这么好的听力。他们回到桌子旁，扼要地谈了大规模作战的计划。斯大林让他们回到总参谋部、制定一个计划，第二天晚上9点向他汇报。

第二天整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坐在地图前，同总参谋部人员商量并制订出初步计划。晚上，他们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同他们打招呼时气愤地骂了一通丘吉尔，然后他又平静地说：“好吧，你们的意见是什么？由谁谈？”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了大反攻的计划。取名“天王星计划”，计划由两支主力装甲部队采用钳形攻势向前突击，瓦图京的西南方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在北，叶廖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南。

就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向斯大林汇报这一大胆而果敢的构想时，斯大林格勒已进入残酷的巷战。德国军队攻进了城里，守城部队工人并肩战斗拼死抵抗。在这以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日夜夜都在进行空前激烈的搏斗。最初，德国军队在西南方向的进攻速度是每昼夜前进几十公里，后来是几公里，9月是几百米，到了10月，这样的前进速度也没有了。从10月14日至11月19日，战斗就在房屋进行。

尽管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投入了22个师的兵力，还有几乎相同数量的盟军一起行动，但德国国防军的战争机器却在原地空转。

1945年4月30日14时25分，苏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到柏林国会大厦顶上。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进入白热化状态的时候，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根据这一计划的设想，在大约60天的时间里，在斯大林格勒顿河地区集中了100万军队，1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300多组火箭炮，110架飞机。这是又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是计划和组织工作的出色成就，每一阶段都是在斯大林积极直接指挥下由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贯彻执行。

11月19日上午，瓦图京和罗科索夫斯基从北边发动进攻。第二天，在由于浓雾而推迟了几个小时后，叶廖缅科从南边发动进攻。11月23日，他们已在卡拉契附近会师，合围了德军第6集团军，还有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个军。

斯大林立即指示华西列夫斯基集中力量开始实施土星作战计划，这是对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的敌人再加上一层合围圈的大胆攻势。这样，在苏联军队掌握了罗斯托夫以后，在高加索的德军的退路就被封堵了。

在南边，德国人匆忙重新组织他们的力量，建立了顿河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曼施泰因指挥。他一直打到接近鲍卢斯防线25英里的地方。但鲍卢斯没有突围与他会师。12月24日，斯大林批准了一次反攻，把曼斯泰因赶回到科捷尔尼科沃，并且更向南赶了60英里。曼施泰因放弃了给鲍卢斯解围的努力。他集中力量防守罗斯托夫与塔曼之间的空隙，以便让高加索和库班的德军部队能够撤退。

在西边，土星作战计划国曼施泰因的进攻而作了修改，现取名为小土星作战计划，取得了成功，5天内前进了150英里。

在北边，朱可夫协调指挥的进攻迫使德国人退出了维亚泽马突出部，并把封锁列宁格勒的敌军打开了一个7英里宽的缺口。

1943年1月31日，德军南部集团军群投降。2月2日，北部集团也投降。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总共损失了约150万人，3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3000架飞机及大量的其他技术兵器。这些损失对希特勒德国的整个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地影响，并彻底动摇了其整个战争机器。

1943年2月4日，罗科索夫斯基和沃罗诺夫奉召从前线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热情地欢迎他们，祝贺他们所取得的胜利。正如罗科索夫所说，在这种场合，“他确确实实能够以他的热情和关心使人陶醉。”

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彻底摧毁了希特勒的主力，法西斯当局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不再能弥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的损失，从这时起，德国人只能退却。

1943年10月，苏军渡过了第聂伯河。11月6日基辅解放。两天后，日托米尔解放。在北面，9月25日收复了斯摩梭斯克，莫斯科彻底解除了受进攻的威胁。1944年，苏军先后解放了列宁格勒、克里木和敖德萨、明斯克。至此，苏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收复了被德军占领的所有国土。从1944年7月起。转入外线作战，先后解放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法国的诺曼底胜利登陆，自此开辟了斯大林等待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加快了纳粹法西斯灭亡的速度。

丘吉尔想赶在俄国前面抢先攻占柏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攻克柏林的政治意义，他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攻，朱可夫回答说。他和科涅夫可以在两周的时间内向柏林发起进攻。但他没有把握罗科索夫斯基是否能够如此迅速的作好准备，斯大林说：“只好不等罗科索夫斯基就开始了，即使他迟几天也碍不了大事。”

1945年4月16日拂晓前，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开始进攻。4月23日攻入城内。4月30日，苏军直捣德国国会大楼，希特勒自杀。

5月1日凌晨，朱可夫往莫斯科打电话给斯大林，向他报告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收到戈培尔建议停战的信的情况。

斯大林回答说：“完蛋啦，这个混蛋！可惜没能活着把他抓到。希特勒的尸体呢？……告诉索科洛夫斯基，除无条件投降外。不要同克列勃斯或其他希特勒分子进行任何谈判。如果不发生特别情况，夜里别再打电话给我。我想休息一会。今天我们要举行五一节检阅。”

5月9日凌晨，德军元帅威廉·凯特尔代表德国统帅部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这一天被宣布为反法西斯胜利日。

6月24日，在红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胜利阅兵。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身旁是朱可夫元帅。阅兵由罗科索夫斯基指挥。这天正下着倾盆大雨，但丝毫没有使庆祝的盛况减色。步兵、骑兵和坦克兵通过泥泞的道路，由红场急驰而过。斯大林作为原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作为红军的最高统帅，最终领导苏联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