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

1.获得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战斗法国总司令戴高乐将军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110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形容他奇高的身材）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13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33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危险的任务，表现出色，于1915年1月20日被提升为上尉。1916年一次与德军的激烈交战中被俘。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虽然戴高乐在俘虏营中度过了4年，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2.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5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生了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兹因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兹窝窝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书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他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19轻步兵营的营长。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但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贴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像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戴高乐前进入解放的巴黎。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秘书）。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其中包括掌握军政大权的高官们，包括极受他宠幸的情妇德波尔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戴高乐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将军。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像，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词，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3.自由法国

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法国政府乱作一团。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honundedestin”（应运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携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尔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在伦敦与丘吉尔会晤时指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他于1940年6月18日下午6时，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像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宣言最后说：“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

至此，戴高乐完成了3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这一切都给年过半百的戴高尔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自从丘吉尔与戴高尔初次会晤以来已经几个月了，彼此都互相钦佩，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摩擦。戴高乐发现这位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的意愿办事，有时竟不顾损害戴高乐的利益。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

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慢慢地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点儿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乐从非洲回到伦敦，非洲之行虽然谈不上一切顺利，但无论如何也为1941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与贝当伪政府勾搭，并企图将英法联军的军事情报透露给贝当驻北非的司令官达尔朗。但这个军事情报被英国情报机关截留。艾登说，丘吉尔认为此事很严重，他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孤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并没有足够证据，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强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留的所谓“情报”纯系捏造。

l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并给他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文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联系，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美国一旦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法国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这无碍于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在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一次，美国国务院准备同普利文和英国驻美使节讨论美国支援英法抗德战争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出，普利文只能以“专家”名义，而不能以自由法国代表身份参加。普利文向戴高乐报告了此事后，戴高乐当即复电普利文，指示他坚持原则，一定要以自由法国代表的资格参加会谈，否则就拒绝出席。戴高乐指出，自由法国需要的是作战物资，而不是医疗用品之类的救济品。

经过斗争，美国终于作了一些让步。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10月，罗斯福也不得不转变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他致函斯退丁纽斯，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终于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戴高乐感到，自从美国在战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以来，盟国间的关系更复杂了。每当自由法国同英国或美国发生摩擦时，英美总是站在一起。戴高乐不可能摆脱“一对二”的局面。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7月9日，美国果然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虽然措辞含糊，但也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

1944年8月25日，戴高乐检阅法军第2装甲师。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乐的把戏，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

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出来取代戴高乐。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

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湮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辞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1943年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到5月中旬，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问题。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胜利已经不远了。

戴高乐把他的指挥部搬到阿尔及尔，是为了准备解放法国。为了解放法国，就必须把反抗法西斯的组织和力量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为了统一，首先必须战胜吉罗。

戴高乐5月30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吉罗已经等在那里了，前来欢迎戴高乐的还有英国和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些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驻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4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吉罗能有何为？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附会吉罗的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了。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确立国家政体。会议还决定，三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个机构美中不足的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

罗斯福也露面了。10日，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6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

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

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在卡萨布兰卡举行军事会谈。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才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坚决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他反问道：“一切作战的国家，譬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的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么？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越来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1943年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里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战斗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整体利益，最终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时，他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破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让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发挥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里奥政府要求停战，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至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9月8日），戴高乐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定，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10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24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作出贡献。11月底，战斗法国终于成为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罗斯福和丘吉尔会晤戴高乐将军。9月1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100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10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

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开幕。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非洲领地会议上，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3月21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行使其职权。

3月27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务，宁愿退休。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6月4日，戴高乐乘坐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军队正厉兵秣马，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

英国完全浸沉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在制订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谈话的后一半却激怒了戴高乐，丘吉尔建议戴高乐到华盛顿去见一见罗斯福，还说罗斯福对于戴高乐排斥吉罗的做法一直很有意见。戴高乐说，目前他想到的只是解放法国的战争，对朝见罗斯福完全没有兴趣，法国的事情只能由法国人自己来管，无需美国和英国插手。丘吉尔也发了火，他挑明说：如果要他在戴高乐和罗斯福之间进行选择，他只能选择后者。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表示：盟军一旦登陆后，准备安排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领导人通过电台向本国人民发表讲话，然后艾森豪威尔也发表一个讲话，并把准备好的讲稿拿给戴高乐看。艾森豪威尔建议戴高乐接着也对法国人民说几句话。艾森豪威尔的讲稿只讲盟军的战绩，只字不提戴高乐和战斗法国。戴高乐立刻表示不满，坚决拒绝在艾森豪威尔之后讲话。

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当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公司发表简短的讲话：“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三次礼貌的，但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迅速溃退，通向巴黎的大门打开了。8月15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土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纷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解放巴黎的时机成熟了，18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经直布罗陀回国，这时，解放巴黎的战斗正在展开，24日夜晚，勒克莱尔部队的前锋深入巴黎心脏，巴黎市区此时已经结束了战斗，德国侵略军已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举行了入城式，美国第四师的一部分也随法军进入巴黎。德军驻巴黎卫戍司令冯·柯尔梯茨将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命令城内德军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国防部旧址。4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这是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一刻，在少年时代就已梦想的一刻，戴高乐在凯旋的乐声中丝毫也不怀疑，他本人、他亲手建立的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他应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当然总统和缔造者。戴高乐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

戴高乐从1904年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到现在掌握整个法国，可以说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但他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意识到法国前面的路不会很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