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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章契诃夫作品选
未婚夫和爸爸
“我听说您快要结婚啦！”在别墅舞会上有个熟人问彼得·彼得罗维奇·米尔金，“什么时候举行少年告别晚会呢？”
“您怎么知道我快要结婚了？”米尔金一听就火了，“这是哪个混蛋告诉您的？”
“大家都这么说，何况凭种种迹象也看得出来……别保密啦，老兄……您以为我们一无所知，其实我们把您看透了，我们全知道！……嘻嘻嘻……凭种种迹象看得出来……您成天待在康德拉什金家，在那里吃午饭，吃晚饭，唱抒情歌曲……您只跟娜斯坚卡·康德拉什金娜一个人散步，只给她一个人送花，把她拖进……我们全都看在眼里，先生！前几天我遇见康德拉什金本人，她亲口说的，你们的事全妥啦，只等从别墅搬回城里，立即就举行婚礼……怎么样？愿上帝保佑！我为您高兴，更为康德拉什金高兴……要知道可怜的人有7个女儿！7个哪！这是闹着玩的吗？有机会弄出去一个也好啊……”
“活见鬼……”米尔金想道，“他是第十个对我提起这件婚事的人了。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结论，叫他们统统见鬼去！就因为我天天在康德拉什金家吃饭，同娜斯坚卡散步……不——行，该制止这种流言了，是时候了，弄不好这帮该死的真能包办婚姻……明天我就去跟这个蠢货康德拉什金说清楚，叫他别痴心妄想，我呢，趁早——溜之大吉！”
在上述谈话的第二天，米尔金来到七品文官康德拉什金别墅里的书房，他感到很尴尬，还有几分恐惧。
“欢迎，彼得·彼得罗维奇！”主人迎接他说，“日子过得怎么样，可以吧？闷得慌了吧，亲爱的？嘿嘿嘿……娜斯坚卡马上就来……她去了古谢夫家，一会儿就回来……”
俄俗，新郎在结婚前夕邀伙伴举行娱乐晚会。新娘则举行少女告别晚会。
“我，说实在的，不是来找娜斯坚卡·康德拉什金娜的，”米尔金吞吞吐吐地说，窘得直揉眼睛，“而是来找您的……我须要跟您谈一件事……哎呀，什么东西掉进眼睛里了……”
“那么您这是打算谈什么事呢？”康德拉什金挤了挤眼睛，“嘿嘿嘿……您干吗这么忸忸怩怩，亲爱的？咳，男子汉呀，男子汉！真拿你们这些年轻人没有办法！我知道您想说什么！嘿嘿嘿……早该……”
“说实在的，由于某种原因……事情嘛，您瞧，是这样的，我……是来向您告别的……明天我就要走了……”
“您要走，这是什么意思？”康德拉什金瞪着眼睛问。
“很简单……我要离开这里，就这么回事……请允许我感谢您全家的热情接待……您的女儿一个个都很可爱……我终生不忘这段时光……”
“对不起，先生……”康德拉什金的脸涨得通红，“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离开这里……您也可以干您想干的事，可是，先生，您……想溜……您不老实，先生！”
“我……我……我不明白，我怎么想溜？”
“整个夏季你天天来这里，又吃又喝，让人对你抱着希望，你从早到晚跟丫头们胡扯八道，可是突然间来一句：‘我要走了！’”
“我……我从来没让人抱什么希望……”
“当然，您没有求婚，可是您的言行举止意图何在，难道不一清二楚吗？每天来吃饭，每天夜里跟娜斯坚卡手挽着手……难道这一切都是没有用心的？只有未婚夫才天天在别人家吃饭，如果您不是未婚夫，难道我能供您吃喝吗？是的，您不老实！我都不想听您的话！您得求婚，否则我就……那个了……”
“娜斯坚卡·康德拉什金娜很可爱……是个好姑娘……我尊敬她，而且……我不认为能找到比她更好的妻子，可是……我们的信念和观点不合。”
“就这么个原因。”康德拉什金眉开眼笑了，“是吗？哎呀，我的宝贝，哪能找一个跟丈夫观点完全一致的妻子呢？咳，年轻人啊，年轻人！幼稚，幼稚！只要一谈起什么观点，真是的，嘿嘿嘿……就激动得了不得……现在你们意见不合，没关系，只要小两口过上一段日子，所有这些疙里疙瘩都会磨平的……新的马路还不好走哩，等来来往往的车辆压一阵子，那就别提多平坦了！”
“您这话也在理，可是……我配不上娜斯塔西娅·基里洛夫娜……”
“般配，般配！不值一提！你是个好青年！”
“您还不了解我的种种欠缺……我穷……”
“无关紧要！您月月领薪水呢，谢天谢地……”
“我……是个酒鬼……”
“不不不！我一次也没见您喝醉过！”康德拉什金直摆双手，“年轻人不能不贪杯……我也年轻过，酒喝过了头。在所难免呀……”
“可是我酗酒成性。我这毛病是遗传的。”
“我不信！这么一个貌若鲜花的小伙子，突然间——酗酒成性！我不信！”
“这老鬼，你骗不了他！”米尔金心想，“不过，他可真是一心想把女儿推出去呀！”他便大声说：“除了酗酒成性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些毛病。我受贿……”
“好孩子，有谁不收受贿赂呢？嘿嘿嘿。瞧他大惊小怪的！”
“再说，在我没有得知对我的判决之前，我没有权利结婚……有一件事我一直瞒着您，现在您应当了解全部真相……我……我因为盗用公款在吃官司……”
“吃官司？”康德拉什金惊呆了，“是吗！这可是新闻……我不知道有这宗事。的确，在判决之前你不能结婚……那么您盗用的款项很大吗？”
“14.4万。”
“是吗，这可是一笔大数目！没错，这事确实有点西伯利亚的味道……这么一来，我那丫头只能白白断送前程了。既然是这样，那就没话可说了，上帝保佑您吧……”
米尔金松了一口气，伸手去拿帽子。
“不过嘛，”康德拉什金考虑片刻，继续道，“如果娜斯坚卡真心爱您，那她可以跟您一道去那里。要是她害怕牺牲，那还叫什么爱情？再说托木斯克省很富饶。西伯利亚的生活，老弟，可比这里好。要不是拖家带口的，我早去了。您可以求婚！”
“这老鬼顽固不化！”米尔金心想，“只要能脱手，把女儿嫁给魔鬼他也干。”他又大声说：“可是我还没有说完……我吃官司不只因为我盗用公款，我还伪造证据。”
“反正一个样！只判一次罪！”
“呸！”
“您干吗这么大声啐唾沫？”
“没什么……您听我说，我还没有向您全部坦白……别逼我说出我生活中的隐私……可怕的隐私！”
“我才不想知道您的那些隐私！琐琐碎碎，不值一提！”
“不是琐琐碎碎，基里尔·特罗菲梅奇！您要是听说了……了解到我是什么人，您肯定会跟我绝交……我……我是在逃的苦役犯！！”
康德拉什金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猛地从米尔金跟前跳开，简直吓呆了。足足有一分钟他张口结舌、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布满恐怖望着米尔金，随后他倒进圈椅里，不住地呻吟。
“真没料到……”他嘟哝道，“我用胸口捂暖了谁呀！走！看在上帝份上，你走吧！别让我再见着你！唉呀！”
米尔金拿起帽子，得意洋洋地朝门口走去……
“慢着！”康德拉什金叫住他，“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有逮住你呢？”
“如今我改名换姓了……逮住我可不容易……”
“您可能一辈子就这么生活，到死也没人发觉您是谁……等一等！要知道您现在是老实人了，您早已悔过了……上帝保佑您，就这样，您结婚吧！”
米尔金直冒冷汗……他实在编不出比在逃的苦役犯更吓人的故事，眼前只有一个办法：什么理由也不说，可耻地逃跑……他正准备夺门而去，这时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
“请听我说，您还不了解全部情况，”他说，“我……我是疯子，而丧失理智的人和疯子是禁止结婚的……”
“我可不信！疯子说话不可能这么有条理……”
“您说这话可见您不懂！难道您不知道，许多疯子只在犯病的时候发疯，其余的时间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我不信！您别说了！”
“既然这样，我给您弄一份医生证明！”
“证明我信，可是您没有……好一个疯子！”
“过半小时我就把证明给您拿来……回头见！”
米尔金抓起帽子，赶紧跑出去。五分钟后他已经走进他的朋友菲秋耶夫医生家，可是倒霉的是，他正赶上医生在整理自己的发型，因为他刚跟妻子干了一架。
“我的朋友，我有件事求你！”他对医生说，“事情是这样的……有人非要我结婚不可，为了摆脱这场灾难，我想出了装疯的主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哈姆雷特方式……你知道，疯子是禁止结婚的……看在朋友面子上，给我开一张疯子证明！”
“你不想结婚？”医生问。
“绝对不！”
“既然这样，那我不能给你开证明，”医生一面抚平自己的头发，一面说，“不想结婚的人绝不是疯子，恰恰相反，倒是最聪明的人……什么时候你想结婚了，你来，我一定给你开证明……只有到那时才说明你确实发疯了……”
1885年7月31日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你被指控于今年9月3日出言冒犯并动手殴打了本县警察日金、村长阿利亚波夫、乡村警察叶菲莫夫，见证人伊凡诺夫和加夫里洛夫，以及另外6个农民，并且前3人是在执行公务时受到侮辱的。你承认自己有罪吗？”
普里希别耶夫，一个满脸皱纹和肉刺的退伍中士，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而低沉的嗓子，回答时咬清每一个字，像发布命令似的：
“长官，调解法官先生！当然，根据法律条款，法院有理由要求双方陈述当时的各种情况。有罪的不是我，而是另外那些人。整个事件是由一具死尸引起的——愿他的灵魂升天！三号那一天，我同老婆安菲莎安安静静、规规矩矩地走着，一看——河岸上聚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人。我请问：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在这地方集会？什么目的？难道律书上写着，老百姓可以成群结伙走动的？我喊了一声：散开！开始推开众人，要他们回家去，还下令乡村警察揪住他们的脖领，把他们轰走……”
“对不起，要知道你既不是本县警察，也不是村长，难道你管得着赶散人群这种事吗？”
“他管不着，管不着！”审讯室里各个角落里的人齐声喊道，“他搅得人不得安生，大人！我们忍了他15年了！自从他退伍回乡，从那时起，弄得人简直想从村里逃走。他把大家害苦了！”
“正是这样，大人！”村长作证说，“全村人都在抱怨。真没法跟他在一起生活！捧着圣像去教堂啦，举行婚礼啦，要不，比如说吧，出了什么事故啦，处处都有他，还大喊大叫，吵吵闹闹，总得由他来维持秩序。他揪小伙子的耳朵，跟踪监视婆娘们，生怕她们出事，倒像是她们的老公公……前几天，他挨家挨户下令不许唱歌，不许点灯。他说，没见法律规定可以唱歌的。”
“请等一下，待会儿您再提供证词，”调解法官打断他的活，“现在，让普里希别耶夫继续陈述。说吧，普里希别耶夫！”
“遵命，先生。”中士操着哑嗓子说，“您，长官，刚才说到，赶散人群不关我的事……好，先生……可要是民众闹事呢？难道能允许乡民胡作非为吗？哪一部法典里写着，可以放纵百姓，听其胡来的？我绝不许可，先生。要不是我赶散人群，给他们点厉害瞧瞧，谁又能挺身站出来？谁也不懂现行的规章秩序，可以这么说，长官，全村只有我一人知道，怎样对付普通老百姓，而且，长官，我什么都能弄懂。我不是庄稼汉，我是中士军官，退役的军输给养员，在华沙当过差，还在司令部呢，先生。以后呢，请注意，我堂堂正正退了伍，当了消防队员，先生。再后来，由于病后体弱离开了消防队，在古典男子初级中学当了两年的门卫……所有的规章秩序我都知道，先生。可是庄稼汉都是粗人，啥也不懂，就应该听我的，因为——那也是为他们好。就拿眼前这件事来说吧……我是驱赶了人群，可是岸边沙地上躺着一具捞起来的死尸。我请问：根据什么理由，尸体躺在这个地方？难道这正常吗？县警察管什么的？我说了：为什么你这个县里的警察不把此事报告上级？兴许这个淹死的人是投水自尽，但兴许这案子带点西伯利亚的气味：说不定是一桩刑事凶杀案……可是本县警察日金满不在乎，只顾抽他的烟。他还说：‘这人是谁，怎么跑来指手划脚的？他是你们这儿的什么人？好像我们离了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就说：‘既然你只知道站着，不管不问，可见你这个傻瓜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昨天就把这事报告了县警察局长。’我请问：为什么报告县警察局长？根据哪部法典的哪一条？碰到这类案子，比如有人淹死，有人上吊，或者诸如此类的事，难道归县警察局长管吗？我说，这是刑事案件，民事诉讼……我说，眼下得派专人呈报侦查员先生和法官们。我还说，第一步你得写份报告，送交调解法官先生。可是他，这个本县警察，光是听着笑。那些庄稼汉也一样。大家都笑，长官。我可以对天起誓，我说的没错。喏，这人笑了，那人笑了，日金也笑了。我说，你们都呲牙咧嘴做什么，可是县警察开口了，‘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我一听这话就冒火了。县警察，你是这么说的吧？”中士转身问县警察。
“说过。”
“大家都听见了，你当着众人的面就是这么说的：‘这类案子调解法官管不着。’大家都听见了，你就是这么说的……我火冒三丈，长官，我甚至吓着了。我说：‘你再说一遍，坏蛋，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跑到他跟前。我责问：‘你怎么能这样说调解法官先生？你是本县警察，怎么反对官府？啊？’我还说，‘你知道吗？调解法官先生只要他愿意，凭你这句话就可以把你这个不可靠分子送交省宪兵队！你知道吗？凭你这些政治性言论调解法官先生可以把你发配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村长说话了：‘调解法官超出权限的事一样也做不来。他只能管管小事。’他就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听见了……我就说：‘你怎么敢蔑视官府？嘿，你可别跟我开玩笑，否则，老弟，事情就不妙！’想当初我在华沙当过差，在男子中学当过门卫。那个时候，只要我一听到这类不成体统的话，我就朝大街上张望，看有没有宪兵。‘老总，’我喊，‘你上这儿来！’于是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报告他。现如今在乡下你跟谁说去？我气愤极了。一想到如今的老百姓放肆得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服从命令，我心里就有气，我抡起拳头……当然我没有使劲，真的，就这么轻轻地打了一下，好叫他下次不敢再说您长官的坏话……本县警察这时出来为村长保驾。我因此连县警察也……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我一时性起，长官，嘿，要知道不这样也不行。你要是见着蠢人不打他，那就昧了良心了。何况遇到人命案子……民众闹事……”
“不行！即使民众闹事也有人会管。这方面有本县警察，村长，本村警察……”
“县警察不能样样事情都管到，再说县警察许多事不如我明白……”
“可是你要知道，这不关你的事！”
“什么，先生？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奇怪，先生……有人胡作非为，还不关我的事！莫不是还要我去夸奖他们？刚才他们向您诉苦，说我禁止唱歌……这唱歌又有什么好处？他们放着正经事不干，就知道唱歌……如今还时兴晚上点着灯闲坐着。该睡觉了，他们却闲聊，还嘻嘻哈哈。这事我都记下来了，先生！”
“你记下什么了？”
“哪些人点灯闲坐着。”
说罢，普里希别耶夫从衣袋里摸出一张油污的小纸片，戴上眼镜，念道：
点灯闲坐的农民计有：伊凡·普罗霍罗夫，萨瓦·米基福罗夫，彼得罗夫。大兵的寡妇舒斯特罗娃同谢苗诺夫·基斯洛夫私姘。伊格纳特·斯韦尔乔克大搞妖术，他的老婆玛芙拉是巫婆，每天夜里跑出去挤人家的牛奶。
“够了！”法官说完开始询问证人。
普里希别耶夫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胜惊讶地望着调解法官，显然这位法官并不站在他一边。他那双瞪大的眼睛发亮，鼻子变得通红。他望着调解法官，望着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审讯室里各个角落一片不满的埋怨声和压抑着的笑声。他更是弄不明白最后竟是这样的判决：拘禁一个月。
“什么罪？”他大惑不解地摊开双手问，“我犯了哪条王法？”
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世界变了，变得简直没法活下去了。种种阴暗、沮丧的念头困扰着他。但是，当他走出审讯室，看到一群乡民聚在一起谈论什么的时候，他积习难改，不由得手贴裤缝立正，操起沙哑的嗓子，生气地喊道：
“平民百姓，散开！不准聚会！都给我回家去！”
1885年10月5日
卡什坦卡的故事
第一章表现不好
一条栗色小狗，达克斯狗和看家狗杂交的后代，嘴脸极像狐狸，在人行道上前前后后地跑着，不安地朝四下里张望。间或它停下来，呜呜哀号着，时而抬起这只冻僵的爪子，时而抬起另一只，竭力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它怎么迷路了？
它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怎么度过的，最后怎么来到这条不熟悉的人行道上。
这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它的主人细木匠卢卡·亚历山德雷奇，戴上帽子，把一件红头巾包着的细木活几夹在胳肢窝里，叫道：
“卡什坦卡，咱们走！”
听到自己的名字，这条达克斯狗和看家狗的杂种狗就从工作台底下钻出来（它躺在那里的刨花上），舒舒服服地伸个懒腰，跟着主人跑了。卢卡·亚历山德雷奇的主顾们住得都很远，因此每到一户主顾家之前，细木匠总得几次光顾小酒馆，提提精神。卡什坦卡记得一路上它的举止极不体面。因为主人带它出来溜达，它高兴得蹦蹦跳跳，见着公共马车就汪汪叫着扑过去，几次跑进人家院子里，还追逐别的狗。细木匠经常看不见它，站住了，生气地唤它。有一回，他甚至面带解恨的神情，一把抓住它那狐狸样的耳朵，拧了一阵，一字一顿地说：
“叫－你－死－了！－好！讨厌鬼！”
跑完了主顾家，卢卡·亚历山德雷奇顺便去看他的姐姐，在她家里喝了酒，吃了点东西。从姐姐家出来，他又去看望他的朋友装钉匠。从装钉匠家出来又去小酒馆。出了小酒馆又去找他的干亲家，等等。总之，当卡什坦卡来到这条不熟悉的人行道时，天快擦黑了，细木匠已经烂醉如泥。他挥舞着胳膊，呼呼地出气，嘴里嘟嘟哝哝：
“我娘生了我这孽障！唉，造孽呀造孽！这会儿我们走在街上，看得见路灯，等我们一死——我们就要去地狱里遭火烧。”
后来他恢复和善的语气，把小狗唤到跟前，对它说：
“你啊，卡什坦卡，不过是一条毛毛虫。拿你跟人比，就像拿粗木匠跟细木匠比一样。”
正当他对狗这么说着话，忽然响起了音乐声。卡什坦卡回头一看，街上有一队士兵正朝它这边走来。音乐刺激它的神经，它受不了，急得它来回乱窜，呜呜哀号起来。让它吃惊的是，细木匠不害怕，不呼喊，不吠叫，反而咧着嘴笑，挺胸凸肚，把五个指头举到帽檐旁。看到主人并不反抗，卡什坦卡叫得更凶，一时昏了头，竟穿过大街，跑到了对面的人行道上。
等它清醒过来，已经没有音乐声，那队兵也不见了，它赶紧穿过大街，跑到刚才离开主人的地方，可是，糟糕！细木匠已经不在了。它先往前跑，又掉头往后跑，又穿过大街，可是细木匠像是钻进地缝里去了……卡什坦卡开始细细地闻人行道的路面，希望发现主人脚印的气味，可是刚才有个坏蛋穿一双新的胶皮套鞋经过这里，现在所有细微气味都跟刺鼻的橡胶臭气混在一起，什么也分辨不清了。
卡什坦卡前前后后来回奔跑，没有找到主人，这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大街两侧的路灯亮起来，家家户户的窗子里透出灯光。天空飘着鹅毛大雪，把马路、马背、车夫的帽子都染成白色。天越黑，所有的东西就显得越白。一些不相识的主顾不住脚地来来往往，从卡什坦卡面前走过，挡住它的视线，有时还用脚踢它。（卡什坦卡把全人类分成极不平等的两部分：主人和主顾。这两种人大有区别：第一种人有权利打它，第二种人呢，它有权利咬他们的腿肚子。）那些主顾急匆匆地赶路，根本不理睬它。
天色漆黑，卡什坦卡不由得绝望、恐慌起来。它缩在一户人家的门洞里，呜呜地抽泣。因为它跟卢卡·亚历山德雷奇奔跑了一整天，此刻它累了，它的耳朵和爪子已经冻僵，再说也饿极了。这一天它才吃过两次东西：一次在装订匠家吃了点浆糊，一次在小酒馆柜台边找到一小块腊肠皮——就这么一点东西。如果它是人，他一定会这样想：
“不，照这样可活不下去！我要开枪自杀！”
第二章神秘的陌生人
但小狗却什么都不想，只知呜鸣抽泣。当它的背上和头上落满了柔软蓬松的雪花、筋疲力尽得正要昏昏入睡时，突然街门吱吱嘎嘎地响起来，砰一下撞在它的身上。它跳起来。从打开的街门里走进一个主顾之类的人。卡什坦卡一声尖叫，朝他的脚扑去，因此这人不能不注意到它。他弯腰凑近它，问道：
“小狗，你从哪儿来？我碰痛你了吧？好可怜，可怜……算了吧，别生气，别生气……都怪我不好。”
卡什坦卡透过挂在眉毛上的雪花打量这个陌生人。它看到眼前这人又矮又胖，圆圆的脸上刮得干干净净，戴一顶高礼帽，穿件没有扣纽扣的皮大衣。
“你干吗呜呜地叫？”他接着说，伸出一个指头禅掉它背上的雪，“你的主人在哪儿？你大概迷路了吧？唉，可怜的小东西！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从陌生人的声音里卡什坦卡听出一种温和好心的语气，便舔舔他的手，呜咽得更加伤心了。
“你是一条好狗，真可笑！”陌生人说，“简直像只狐狸！嗯，也没有别的办法，跟我走吧！说不定你将来能派上用场……行，走吧！”
他吧嗒一下嘴，对卡什坦卡做了一个手势，那手势只能有一种意思：“跟我来！”卡什坦卡就跟他去了。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它已经蹲在一个明亮的大房间里。它歪着头，感动地、好奇地望着陌生人；他坐在桌旁正在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给它扔点吃食……他先给它一点儿面包，一块发绿的干酪皮，后来给一小块肉，半个馅饼，几根鸡骨头。它饿极了，把所有这些东西很快吞下去，来不及辨别滋味，而且它吃得越多，反而越觉得饿。
“可见你的主人没有好好喂你！”陌生人说，看着它嚼都不嚼狼吞虎咽地吞下这些东西，“你真瘦！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卡什坦卡吃了很多，但没有吃饱，不过已经吃得心满意足。吃了东西，它伸展四肢舒舒服服地躺在房间中央，感到全身一股愉快的倦意，便摇起尾巴来。当新主人伸开手脚懒洋洋地躺在圈椅里时，它摇着尾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陌生人这里好呢，还是细木匠家里好？陌生人房里的摆设又少又难看，除了几把圈椅、一张沙发、一盏灯和一块地毯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房间像是空的。细木匠的几个房间里都堆满了东西。他有桌子，工作台、刨花堆、刨子、凿子、锯子、装在乌笼里的黄雀，还有很大的洗衣盆……陌生人这里没有气味，可是细木匠家里总是烟雾腾腾，有胶水味、油漆味、刨花味，好闻极了。不过陌生人这里有个很大的好处——他给很多吃食，而且，对他应该说句公道话，这阵子卡什但卡躺在桌旁，讨好地望着他，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没有用脚踢他，一次也没有叫骂：“滚开，该死的！”
抽完一支雪茄烟，新主人走出去，过了一会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垫子。
“喂，小狗，上这儿来！”他说着，把小垫子放在沙发旁的墙角里，“你躺在这儿，睡吧！”
随后他熄了灯，走了出去。卡什坦卡舒舒服服躺在垫子上，闭上了眼。街上传来狗叫声，它本想回应几声，可是忽然问，它出乎意外地伤心起来。它想起了卢卡·亚历山德雷奇，想起他的儿子费久什卡，想起了工作台底下那舒适的小窝……它想起漫长的冬夜，细木匠刨木头，有时大声读报，费久什卡常常跟它一块儿玩……他抓住它的后腿把它从工作台下拖出来，变着法子捉弄它，常常把它搞得眼前发黑，浑身骨头酸痛。他逼它用后腿走路，拿它当铃铛玩，也就是使劲拽它的尾巴，痛得它大声尖叫，咆哮起来。有时，还老拿鼻烟让它闻……特别难受的是这种把戏：费久什卡在绳子上吊一块肉，让卡什坦卡吃，等它吞进肚里，他却哈哈大笑，把那块肉从它胃里拖出来。这些回想越是鲜明，卡什坦卡就越是伤心，呜咽声也变得越响。
但不久疲劳和温暖战胜了忧伤……它渐渐睡着了。在它的想象中有许多狗在跑来跑去，其中有一条鬈毛老狗从它身边跑过去。这条狗是它今天在街上看到的，眼睛上有一块白斑，鼻子两边生着一络络毛。费久什卡手里拿着凿子，跑着追那条鬈毛狗，后来忽然间他自己也全身长出鬈毛来，快活地汪汪吠叫，在卡什坦卡身边站住了。卡什坦卡和他友好地闻了一阵对方的鼻子，顺着大街一块儿奔跑……
第三章投缘的新朋友
卡什坦卡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大亮，从街上传来只有白天才有的喧闹声。房间里没有人。卡什坦卡伸个懒腰，打个哈欠，沉着脸，气呼呼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它闻遍了所有的角落和家具，朝外间看了一眼，没有发现任何有趣的东西。除了通向外间的门，这房间还有另一道门。卡什坦卡伸出前爪，在门上抓挠一阵，门打开了，它就进了另一个房间。这儿的床上躺着一个主顾，身上盖着毛毯。它认出这就是昨天那个陌生人。
“呜呜……”它开始发怒，可是想起昨天那顿晚饭，它就摇起尾巴，到处闻起来。
它闻了一阵陌生人的衣服和靴子，发现那上面有一股马的气味。睡房里还有一扇门不知通往哪儿，也关着。卡什坦卡又用爪子去抓挠这扇门，还用胸抵住它，门又开了，它立即感到一股奇怪的很可疑的气味。卡什坦卡预料要遇到不愉快的事，便呜呜地发怒，小心察看，进了这个糊着肮脏壁纸的小房间，立即又吓得直往后退。它看到一幅意料不到的可怕情景。一头灰鹅把脖子和头贴向地面，张开翅膀，嘎嘎叫着，直奔它而来。在它旁边不远的地方，一只白猫躺在小垫子上。猫看到小狗，立即跳起来，拱起背，竖起尾巴，蓬起毛，也凶狠地叫起来。狗着实吓坏了，但不想露出胆怯的样子，便大声吠叫，朝猫扑过去……猫把背拱得更高，喵呜叫着，伸出爪子打了一下狗头。卡什坦卡忙跳开了，四条腿趴在地上，用嘴脸去够猫，发出响亮的尖叫声。这当儿鹅从它后面走过来，用嘴使劲啄它的背。卡什坦卡又跳起来，转身朝鹅扑去……
“这是怎么回事？”传来生气的洪亮的声音，陌生人穿着睡袍、嘴里叼着雪茄走了进来，“这是什么意思？都回原位！”
他走到猫那儿，用手指弹一下它拱起的背，说：
“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这是什么意思？打架了吧？哼，你这个老滑头！给我躺下！”
他又转身对鹅喝道：
“伊凡·伊凡内奇，回你的地方！”
老猫乖乖地躺到它的小垫子上，闭上了眼睛。从它的嘴脸和触须的神态看来，它自己也不满意刚才大发脾气，干起架来。卡什坦卡委屈地呜咽起来，鹅则伸长脖子，嘎嘎地很快说些什么，说得热烈而明确，但小狗绝对听不懂。
“行了，行了！”主人打着哈欠说，“你们相处要和睦友好。”他抚摩着卡什坦卡接着说，“你呢，小红狗，别害怕……它们是好伙伴，不会欺负你的。等一下，我们该怎么叫你呢？没有名字可不行，朋友。”
陌生人想了一会儿，说：
“这样吧……你就叫——姑姑……你懂不懂？姑姑！”
他重复了几遍“姑姑”，走了出去。卡什坦卡蹲着，开始观察。老猫一动不动地躺在垫子上，装出睡着的样子。鹅伸长脖子，在原地踏步，继续急速地热烈地说道着什么。显然，这是一头绝顶聪明的鹅。每一次激昂的长篇大论之后，它总要吃惊地后退一步，做出一副对自己的演说十分欣赏的模样……卡什坦卡听完它的演说，“汪汪”地应和几声，之后开始闻遍各个墙角。有个角落里放着一个小木盆，它看到里面有泡过的豌豆和泡软的面包皮。它尝尝豌豆，不好吃；又尝尝面包皮，就吃起来。鹅看到一条不相识的狗在吃它的口粮，一点也不生气，相反，它说得更加热烈，而且为了表明自己的信任，还亲自走到小盆旁，吃下几颗豌豆。
第四章稀奇古怪的把戏
过了一会儿，陌生人又走进来，带来一件古怪的东西，像一扇门，又像字母，在这个做工粗糙的木架的横梁上挂着一个铃铛，系着一把手枪。铃铛的摆锤和手枪的扳机上垂下两根细绳。陌生人把木架放在房间中央，把一样东西系好又解开，费了很长时间，后来看着鹅说：
“伊凡·伊凡内奇，请！”
鹅走到他跟前，做出等候的姿势。
“好，”陌生人说，“咱们从头开始。你先鞠躬，行屈膝礼！快！”
伊凡·伊凡内奇伸长脖子，向四方连连点头，两个脚掌碰了一声。
“行，好样的……现在你死去吧！”
鹅仰面躺下，翘起两条腿。他们又做了几个这类小把戏，陌生人忽然抱住头，做出一副惊吓的样子，喊叫道：
“救命啊！着火啦！我们要烧死了！”
伊凡·伊凡内奇跑到横梁下，用嘴叼住绳子，铃铛就当当当响起来。
陌生人十分满意。他抚摩着鹅脖子说。
“好样的，伊凡·伊凡内奇！现在假定你是珠宝商人，卖金银首饰和钻石。现在再假定你回到你的店铺，发现里面有贼。遇到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办？”
鹅用嘴叼住另一根绳子，拽一下，立即响起一声震得耳聋的枪声。卡什坦卡很喜欢铃声，听到枪声更加兴奋，它就绕着木架奔跑，一边汪汪地叫。
“姑姑，回原位！”陌生人对它喝道，“不准出声！”
伊凡·伊凡内奇的把戏，并没有因枪声而结束。随后，陌生人用调马索套住鹅脖子，整整一个钟头，赶着它兜圈子，把马鞭抽得啪啪响。这时候鹅就得跳过横栏，钻过圆环，像马那样直立起来，也就是一屁股坐在地上，挥动两个鹅掌。卡什坦卡目不转睛地看着伊凡·伊凡内奇，高兴得汪汪叫起来，有几次索性一边大声吠叫一边跟着它跑。陌生人把鹅和自己都弄累了，他擦着头上的汗，叫道：
“玛丽亚，去把哈夫罗尼娅·伊凡诺夫娜叫来！”
不一会儿，就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卡什坦卡发出怒叫，做出一副很勇敢的样子，不过为了保险起见，它还是走到陌生人近旁。门开了，有个老太婆探进头来，说了一句什么，放进一头极难看的黑猪。它毫不理睬卡什坦卡的呜呜吠叫，昂起猪嘴，快活地咕嗜咕嗜叫唤。显然它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主人、猫和伊凡·伊凡内奇。它走过猫的身旁时，用猪嘴轻轻拱拱它的肚子，然后又跟鹅攀谈几句。它的动作、声调和抖动的小尾巴，都流露出它心地的和善。卡什坦卡立即明白，对这样的东西发凶和吠叫是没有必要的。
主人收走木架，叫道：
“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请！”
猫站起来，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不乐意地走到猪跟前，像是给主人赏脸似的。
“好，现在我们从埃及金字塔做起，”主人说。
他作了很长时间的说明，然后下命令：1……2……3！一听到“3”，伊凡·伊凡内奇就扇动翅膀，跳到猪背上……等它扭动脖子、拍打翅膀保持了平衡，在生着硬毛的猪背上站稳了，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便露出一脸瞧不起的神情，就好像觉得自己的本领一钱不值似的，无精打采地、懒洋洋地先爬到猪背上，再不乐意地爬到鹅身上，举起前爪直立起来。这就是陌生人所说的“埃及金字塔”。卡什坦卡兴奋得尖叫一声，可是这时候老猫打了个哈欠，身子失去平衡，从鹅身上摔了下来。伊凡·伊凡内奇身子一晃，也掉了下来。陌生人大声喊叫，挥舞胳膊，又作了一番说明。为这金字塔忙乎了整整一个钟头，之后，不知疲倦的主人又教鹅骑到猫背上，教猫抽烟，等等，等等。
训练总算结束了，陌生人擦去额上的汗，走了出去。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表示厌恶地嚏一下鼻子，躺到小垫子上，闭上了眼睛。伊凡·伊凡内奇走到盆子跟前，猪由老太婆牵走了。有了这种种新鲜印象，卡什坦卡的头一天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傍晚，它同它的小垫子已经给安顿在糊壁纸的小房间里，它跟老猫和鹅一块儿过夜了。
第五章天才！天才！
一个月过去了。
卡什坦卡已经习惯于每天晚上吃一顿可口的饭食，任凭主人叫它姑姑。它跟陌生人和新伙伴也相处熟了。生活过得很自在。
每天都是这样开始的。通常总是伊凡·伊凡内奇醒得最早，它立即走到姑姑或老猫跟前，弯下脖子，热烈而恳切地说道起来，但小狗照样听不明白。有时鹅高高地昂起头，发表长篇独白。在它们相识的头几天，卡什坦卡以为它话说得多是因为它很聪明，可是过了不久，就对它失去了一切尊敬。当它唠唠叨叨走到身边的时候，小狗不再摇尾巴，把它看成一个讨厌的、不让大家睡觉的饶舌鬼，所以毫不客气地用“呜呜呜”来回敬它……
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是另一类老爷。它醒过来后一声不出，一动不动，连眼睛都不睁开。它巴不得不醒来才好，因为看得出来，它不热爱生活。什么事也引不起它的兴趣，它对一切都无精打采，马马虎虎。它蔑视一切，连吃可口的饭食时也厌恶地直喷鼻子。
醒来后，卡什坦卡就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闻遍所有的屋角。只有它和猫获准在整套住宅里走动：鹅却没有权利跨出那个糊着肮脏壁纸的房间的门槛，至于哈夫罗尼娅·伊凡诺夫娜，它住在后院的小板棚里，只有上课时才带进来。主人向来醒得很晚，喝过茶后立即动手玩那些把戏。每天都把木架、鞭子和圆环搬进小房间，每天所要做的差不多是老一套。一堂课总要拖上三四个钟头，因此有的时候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累得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伊凡·伊凡内奇张大嘴巴，不住地倒气，主人则满脸通红，额头上的汗怎么也擦不干。
白天因为上课吃饭过得很有趣味，晚上却有点无聊。一到晚上，主人通常外出，而且把鹅和猫也带走了。剩下姑姑孤单单躺在垫子上，开始发愁……愁闷不知不觉中袭来，渐渐占满它的心头，就像黑暗占满这房间一样。这一来，小狗先是没有心思吠叫，吃东西，在屋里跑来跑去，甚至不想张眼看东西。后来在它的想象中出现两个模糊不清的又像狗又像人的身影，那模样亲切可爱，却有点古怪。他们一出现，姑站就摇尾巴，它好像觉得它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爱过他们……等它昏昏入睡的时候，每一回都感到这些东西身上有胶水、刨花和油漆的气味。
卡什坦卡完全过惯了新的生活，从一条瘦骨伶仃的看家狗变成了一条肥壮的、皮毛保养得很好的狗。有一次训练前，主人抚摩着它说：
“现在，姑姑，我们该干点儿正事了。你也闲荡得够了。我想让你当演员……你愿意做演员吗？”
于是他开始教它各种技能。第一课它学会了用后腿站立和行走，这件事它做得十分开心。第二课，它得用后腿跳跃，叼住教练放在它头顶上空的糖块。随后的几堂课它学会了跳舞，套着绳子跑圆圈，随着音乐汪汪叫，拉铃和放枪。一个月以后，它完全可以顶替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搭金字塔了。它很乐意学习，对自己的成绩很是满意。脖子上套着绳子、伸出舌头跑圆圈，钻圆环，骑在老猫背上都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每一种把戏玩成功后，它总要响亮地快活地汪汪叫几声，教练也表示惊奇，高兴得搓起手来。
“天才！天才！”他说，“无疑是天才！你肯定会成功的！”
“姑姑已经听惯了“天才”，所以每当主人说起这两个字时，它总要跳起来，左顾右盼，仿佛这就是它的外号。
第六章不安的夜
姑姑做了一个狗梦，梦见看门人举起扫帚追它。它惊醒了。
房间里很静，很黑，十分闷。还有跳蚤在叮它。姑姑以前从来不怕黑暗，可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感到可怕，真想汪汪叫几声。隔壁房里主人在大声叹气，又过了一会儿，小板棚里的猪开始咕噜咕噜叫，之后一切归于寂静。想到吃食，心里就会轻松些，于是姑姑开始回想，今天它偷了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的一个鸡爪子，把它藏进客厅里立柜后面的墙缝里，那里有许多蜘蛛网和灰尘，不妨现在去瞧瞧：那东西还在不在？很可能主人找到鸡爪子，把它吃了。可是天不亮是不准离开房间的——这是规矩。姑姑闭上眼，想快点入睡，因为它凭经验知道，只要睡得快，早晨醒得也快。突然，离它不远的地方发出一声古怪的叫声，它不由得一阵哆嗦，用四条腿跳了起来。这是伊凡·伊凡内奇在叫唤，而且叫声不像平常那样热烈而恳切，却有点怪异，刺耳，不自然，很像开门时的吱嘎声。在黑屋子里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弄不明白，姑姑越发感到可怕，便发怒地小声咆哮起来：
“呜呜呜……”
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平常吃完一根好骨头的工夫，叫声停止了。姑姑渐渐安下心来，开始打盹。它梦见两条大黑狗，在它们的大腿上和腰旁还留着一络络去年的毛。它们围着一个大木盆狼吞虎咽地吃着泔水，泔水还冒着热腾腾的蒸气，气味很香。有时它们回过头来看看姑姑，呲出牙齿，呜呜咆哮：“我们不给你吃！”可是从屋里跑去一个穿皮袄的男人，拿鞭子把它们赶走了。这时姑姑就走近木盆吃起泔水来，可是那人刚进大门，两条黑狗就吼叫着朝它扑来，突然又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叫。
“嘎！嘎嘎！”伊凡·伊凡内奇叫道。
姑姑醒来了，跳起来，不离开垫子，发出声声哀号。它已经觉得，尖叫的不是伊凡·伊凡内奇，而是另一个不相干的东西。不知怎么小板棚里的猪又咕噜咕噜叫起来。
这当儿传来便鞋的沙沙声，主人穿着睡袍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蜡烛。一闪一闪的烛光在肮脏的壁纸和天花板上跳动，赶走了黑暗。姑姑看到屋里并没有不相干的东西。伊凡·伊凡内奇卧在地板上，没有睡觉。它的翅膀难看地支棱开，嘴大张着，总之它那副模样像是累极了，困极了。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也没有睡着。大概它也被尖叫声弄醒了。
“伊凡·伊凡内奇，你怎么啦？”主人问鹅，“你叫什么？你是不是生病了？”
鹅一声不响。主人碰碰它的脖子，抚摩它的背，说：
“你是个古怪的家伙！自己不睡也不让人家睡。”
主人走出去，带走了亮光，屋子里又漆黑一团。姑姑胆战心惊。鹅倒不叫了，但小狗还是觉得黑暗里站着一个不相干的东西。最可怕的是它无法去咬那个东西一口，因为谁也看不见他，他是无形的。不知怎么它预感到这一夜定要出凶险的事。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也很不安。姑姑听到，它在垫子上不住地挪动身子，打哈欠，晃动脑袋。
大街上不知哪儿有人敲门，小板棚里的猪又在叫唤。姑姑呜呜地吠叫起来，伸出前爪，把头架在上面。那敲门声，那不知为什么睡不着的猪的咕呷声，那黑暗，那寂静，都让它感到如同伊凡·伊凡内奇的叫声一样，含着凄凉和可怕的意味。周围的气氛惊慌而不安，那是为什么？这看不见的无形物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在姑姑身边忽地闪出两个暗淡的绿点。这是相识以来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第一次走到它的身边。它需要什么呢？姑姑舔一下猫的爪子，不问它来做什么，用几种声调轻轻吠叫起来。
“嘎！”伊凡·伊凡内奇又叫道，“嘎嘎嘎！”
门又开了，主人拿着蜡烛走进来。鹅还是原先的姿势，劈叉开翅膀，张着大嘴。它的眼睛闭上了。
“伊凡·伊凡内奇！这是怎么回事？你要死了，是吗？哎呀，我现在记起来了，记起来了！”他喊着抱住了头，“我知道什么原因了！这是因为今天你让马踩着了。天哪，我的天哪！”
姑姑听不懂主人的话，但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也料到要出可怕的事了。它把嘴脸伸向黑暗的窗子，它好像觉得有个东西正贴着窗子往里张望，便哀声吠叫起来。
“它要死了，姑姑！”主人说着，伤心得轻轻合手，“是啊，是啊，它要死了！死神已经来到你们的房间。我们该怎么办呢？”
脸色苍白、焦急不安的主人叹着气，摇着头，走回自己的睡房。姑姑害怕留在黑屋子里，就跟着他去了。主人在床上坐下，几次重复说：
“我的天，这可怎么办呀？”
姑姑在他的脚边走来走去，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般愁闷，不明白大家为什么这般不安，它竭力想探个明白，就注意主人的每个动作。平时很少离开垫子的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这回也跟着主人进了睡房，在主人的腿旁蹭来蹭去。猫不住地晃着脑袋，就好像想把里面的沉重思想摔出去似的，一边还怀疑地看看床底下。
主人拿着一个小碟子，往里面倒了一点脸盆里的水，又走到鹅身边。
“喝吧，伊凡·伊凡内奇！”他温柔地说，把碟子放到它面前，“喝点水，亲爱的。”
可是伊凡·伊凡内奇一动不动，也不睁开眼睛。主人把它的头按到碟子上，把它的嘴泡在水里，但鹅不喝水，翅膀却劈叉得更大，它的头就这样一直留在碟子上了。
“不行了，已经没法可救了！”主人叹了一口气，“全完了。伊凡·伊凡内奇死了！”
他的脸上掉下两行闪亮的水珠，就像下雨时窗子上常有的雨滴一样。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姑姑和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直往主人脚边靠，胆战心惊地望着鹅。
“可怜的伊凡·伊凡内奇！”主人伤心地叹着气说，“我一直盼望着春天把你带到别墅去，跟你一块儿在绿草地上散步。可爱的动物，我的好伙伴，你却不在了！没有你，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姑姑似乎觉得，有一天它也会发生这种事，也就是，它也会像鹅那样，无缘无故就闭上眼睛，叉开两腿，龇出牙齿，叫人看着它也心里害怕。显然，这样的念头也在老猫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的脑子里转过。此刻老猫脸色阴沉愁闷，这在从前是没有过的。
天色渐渐亮了，屋里已经没有那个把姑姑吓坏了的看不见的东西。等到天完全亮了，看门人走进来，提着鹅腿，不知把它送哪儿去了。随后老太婆来了，拿走了食盆。
姑姑跑到客厅，瞧瞧柜子后面：主人没有吃掉鸡爪子，它还放在满是尘土和蜘蛛网的老地方。可是姑姑只感到烦闷、悲伤，恨不得哭一场才好。它甚至没有闻一下鸡爪子，就钻到沙发底下，蹲在那里，哀怨地小声吠叫起来：
“呜……呜……呜……”
第七章不顺利的初次演出
有一天晚上，主人走进糊着肮脏壁纸的房间，搓着手说：
“好吧……”
他还想说点什么，但没有出声又走了出去。姑姑在上课的时候很好研究过主人的面容和声调，这时猜出他很激动，担忧，好像还有点生气。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
“今天我要带姑姑和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出去。搭金字塔的时候，你呢，姑姑，要代替去世的伊凡·伊凡内奇。鬼知道会怎么样！一点都没有准备，没有练熟，也很少排演！我们要出丑了，我们要倒霉了！”
说完他又走出去，过了一会儿穿着皮大衣，戴着高礼帽回来了。他走到猫那里，抓住它的前腿，提起来，把它藏在胸前的皮大衣里。这时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显得十分冷淡，连眼睛都懒得睁开。看来对它来说，躺着也好，叫人提起腿来也好，卧在小垫子上也好，被塞进主人的皮大衣也好，绝对是无所谓的……
“姑姑，我们走，”主人说。
姑姑什么也不明白，摇着尾巴跟他去了。不一会儿，它已经上了雪橇，蹲在主人脚旁，看他冷得瑟缩一阵，听他激动地唠叨着：
“我们要出丑了！我们要倒霉了！”
雪橇在一座古怪的大房子前停下，它像个倒扣的汤盒。宽大的入口处有三扇玻璃门被十几盏明晃晃的灯照得雪亮。玻璃门发出撞击声，不断地打开，像三张大嘴，把挤在入口处的人们吞进去。人很多，不时有马车停到大门外，不过却不见有狗。
主人抓起姑姑的前爪，把它也塞进怀里，跟老猫待在一起。皮大衣里又黑又闷，但很暖和。这时忽地闪出两个暗淡的绿点——那是老猫因为小狗冰冷的硬爪碰着它而睁开了眼睛。原先姑姑舔舔它的耳朵，它想待得舒服一点，便不安地扭动身子，收腿时冰冷的爪子踩着了老猫。无意中它还把头探出大衣外面，随即生气地吠叫起来，赶紧又缩回来。它好像看到了一个灯光不亮的大房间，里面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房间两侧的隔板和栅栏后面，探出许多可怕的嘴脸：有的是马脸，有的长一对犄角，有的耳朵很长，有个肥头大脸上该长鼻子的地方却长着一条尾巴，嘴里伸出两根长长的、被啃光了肉的骨头。
老猫在姑姑的爪子下声音嘶哑地喵呜一声，好在大衣这时敞开了，主人说一声“下去！”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和姑姑都跳到地上。现在他们待在一间灰木板小屋里。这里除了一张不大的、带镜子的桌子、一张凳子和挂在墙角的几件旧衣服外，什么家具也没有。屋里没有灯和蜡烛，只有固定在墙上的小管子里发出扇面形的亮光。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舔着被姑姑弄乱的皮毛，走到凳子底下，躺下了。主人依旧激动不安，不断搓手，开始脱衣服……他像平常在家里准备躺进毛毯时那样脱光了衣服，也就是脱得只剩下贴身的衣裤。随后坐到凳子上，照着镜子，在自己身上变出了许多古怪的戏法。他先往头上套个假发，这假发中间有发缝，两边的头发竖起来，像两个犄角。然后他往脸上涂一层厚厚的白东西，在白脸上再画眉毛、胡子和红脸蛋。到这儿他的花样还没有完。他把脸和脖子弄脏了以后，又穿上一件古怪的极不像样的衣服——这种衣服不论在别人家里或者大街上姑姑都从来没有见过。您不妨设想一下：这是一条十分肥大、用大花布缝成的裤子（这种大花布在小市民家里通常只用来做窗帘和沙发套子），而且裤腰一直到胳肢窝下面，一条裤腿是褐色的，另一条裤腿是鲜黄色的，主人套进这条裤子之后，又穿上一件花布短上衣，这上衣开着锯齿形的大领口，后背有一颗金星。最后他穿上五颜六色的袜子和一双绿皮鞋……
姑姑眼花缀乱，心里也乱糟糟的。在这个肥大笨拙的白脸人身上虽说有主人的气味，他的声音虽说也是熟悉的主人的声音，但有的时候，姑姑还是满腹狐疑，这时它真想从这个花花绿绿的人身边逃跑，或者汪汪叫几声。新的地方，扇面形的灯光，气味，主人的变样——所有这些都使它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慌，而且预感到一定会遇到可怕的事，就像遇到肥头大脸上不长鼻子却长尾巴的怪物一样。还有，墙外很远的地方正在演奏可恨的音乐，有时还能听到古怪的吼叫。只有一件事让它安下心来，那就是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满不在乎。它一直静静地在凳子底下打盹，连凳子让人搬走时它都没有睁开眼睛。
有个身穿黑礼眼、白坎肩的人探进头来说：
“现在阿拉贝雷小姐上场了。她之后该您出场。”
主人什么话也没说。他从桌子底下拖出一只不大的箱子，又坐下，等着。从他的嘴唇和手看得出来，他很激动，姑姑能听出连他的呼吸都在颤抖。
“乔治先生，请吧！”有人在门外喊道。
主人站起来，在胸前一连画了三次十字，然后从凳子下抓出猫，把它塞进箱子里。
“过来，姑姑！”他小声说。
姑姑什么也不明白，走到主人手边，他亲一下它的头，把它也放到猫那里。随后便是黑暗……姑姑踩着了猫，用爪子抓搔箱子四壁，害怕得出不了声。箱子摇摇晃晃，像在波浪上颠簸，不住地抖动……
“瞧，我来了！”主人大声喊道，“瞧，我来了！”
姑姑感觉到，主人喊完之后，箱子撞在硬东西上，不再晃动。听得见打雷般沉闷的吼叫声：好像有许多人在拍打一样东西，而那东西大概就是肥头大脸上不长鼻子却长尾巴的怪物，于是那怪物就大声吼叫，哈哈大笑，震得箱子上的锁都晃动起来。主人发出一阵尖利刺耳的笑声来回答这片吼叫，他在家里可从来没有这样笑过。
“哈哈！”他喊道，竭力想压住这片吼叫，“最可敬的观众们！我刚从火车站来！我的祖母死了，给我留下一笔遗产！箱子里的东西真重——一定是金子喽……哈哈！我马上要成百万富翁啦！现在让我们打开箱子，瞧一瞧……”
箱子上的锁喀嚓一响。明亮的灯光直刺姑姑的眼睛，它立即从箱子里跳出来，又被吼叫声震聋了耳朵，便飞快地绕着主人拼命奔跑起来，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吠叫声。
“哈哈！”主人喊道，“亲爱的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亲爱的姑姑！我可爱的亲戚们，你们怎么来了，真见鬼！”
他趴到地上，抓住猫和姑姑，要拥抱它们。姑姑趁主人紧紧搂抱它的时候，顺便扫了一眼命运把它送来的这个天地，它没有料到这地方那么宏大漂亮，一时间惊喜得愣住了。后来它挣脱主人的怀抱，由于印象强烈，它像个陀螺似的团团转起来。新的天地太大了，充满了亮晃晃的光，不论往哪儿瞧，从地面到天花板，到处都是人的脸，脸，脸，再没有别的什么。
“姑姑，请您坐下！”主人喊道。
姑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就跳到椅子上蹲下。它望着主人。主人的眼睛像平时一样，看上去严肃而温和，但他的脸，特别是嘴和牙齿，因为要做出呆板的大笑而变得十分难看。他还哈哈大笑，蹦蹦跳跳，扭动肩膀，做出一副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十分快活的样子。姑姑相信他真的很快活，突然间，它全身都感觉到，成千上万的脸都在看它，它便昂起自己狐狸样的嘴脸，高兴得汪汪叫起来。
“您呢，姑姑，请坐一会儿，”主人对它说，“我先跟大叔跳一曲喀马林舞。”
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等着主人逼它做蠢事，蹲在那里，冷淡地东张西望。它跳舞的时候无精打采，马马虎虎，阴沉着脸，看它的动作、尾巴和触须就可以知道，它深深地瞧不起这些观众，瞧不起明亮的灯光，瞧不起主人和它自己……它跳完了舞，打个哈欠，卧下了。
“好，姑姑，”主人说，“我先跟您唱支歌，然后再跳舞，好吗？”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根小木笛，吹奏起来。姑姑因为受不了音乐，开始不安地在椅子上扭动起来，汪汪地叫。四面八方响起一阵欢呼声和鼓掌声。主人一鞠躬，等大家静下来，又继续吹奏……在他吹到一个高音时，楼座上的观众中有人大声惊叫：
“什么姑姑！”有个孩子的声音喊道，“这不是卡什坦卡吗！”
“是卡什坦卡！”有个带着醉意、声音发颤的男高音证实说，“真是卡什坦卡！费久什卡，没错，我说假话叫上帝惩罚我！喂，卡什坦卡！快过来！”
最高楼座上有人打一声唿哨，一个童音和一个男高音同时大声呼喊：
“卡什坦卡！卡什坦卡！”
姑姑猛地一惊，朝发出喊声的地方望去。那里有两张脸：一张毛发浓重，醉醺醺，得意地笑着，另一张胖乎乎，红通通，一副吃惊的样子。两张脸直扑它的眼帘，就像刚才明晃晃的灯光直刺它的眼睛一样……它想起了原先的主人，从椅子上掉下来，摔在地上，随后跳起来，带出快活的尖叫声冲向这两张脸。这时又响起了震耳的吼声，夹杂着一声声唿哨和一个孩子的尖细的呼叫声：
“卡什坦卡！卡什坦卡！”
姑姑跳过横栏，然后跳过一个人的肩膀，落进一个包厢里。为了跑到另一层楼座，需要越过一堵高墙。姑姑纵身一跳，但没有跳过去，从墙上跌落下来。后来它被人传来传去，舔着一些人的手和脸，升得越来越高，终于到了最高楼座……
半小时后，卡什坦卡已经来到大街上，跟着两个有胶水和油漆味的人奔跑。卢卡·亚历山德雷奇身子摇摇晃晃，凭经验本能地尽量离水沟远一些。
“我娘生下我这个孽障……”他嘟哝道，“你呢，卡什坦卡，缺个心眼。拿你跟人比，就像拿粗木匠跟细木匠比一样。”
在他身旁，费久什卡戴着父亲的便帽大步跟着。卡什坦卡瞧着两人的后背，它觉得它随着他们已经跑了很久很久，暗自高兴它的生活一刻也没有中断过。
它又想起了那个糊着肮脏壁纸的房间，想起了鹅和费奥多尔·季莫费伊奇，可口的饭食，上课，马戏院……可是现在，这一切对它来说，就像一场漫长而杂乱的噩梦……
1887年12月25日
跳来跳去的女人
一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所有的朋友和熟人都出席了她的婚礼。
“你们瞧瞧：他是不是有点意思？”她对朋友们说着，朝丈夫那边点一下头，似乎想解释一下，她为什么嫁给了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极为寻常、毫无出众之处的人。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九品文官。他在两家医院里做事：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早上从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病房，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解剖病人尸体。他也私人行医，不过收入很少，一年500来卢布。仅此而已。此外，关于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朋友熟人却个个不同凡响。他们每一位都各有所长，小有名气。有的已经成名，是公认的专家名流，有的虽说还没有出名，但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程，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为人谦虚，还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朗诵。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好心肠的胖子，经常叹着气说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她是在毁掉自己，如果她不懒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其次有好几名画家。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相貌英俊的浅发青年，二十四五岁，几次画展都获得成功，最近画的一幅画就买了500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并说她有朝一日很可能有所成就。另外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乐器呜咽有声，像人在哭。他老实承认，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能为他伴奏的只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人。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年纪很轻，但已经名声在外，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哦，还有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贵族，地主，业余的插图画家，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酷爱古老的俄罗斯文体、壮士歌和民谣，在纸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这伙自由自在的演艺人员，命运的宠儿，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但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医生的存在。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毫无区别。在这伙人中间，戴莫夫显得陌生、多余、矮小，尽管他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看上去他好像穿着别人的礼服，留着店伙计的胡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真是作家或艺术家，那么别人就会说，他那部胡子使人联想到左拉。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真像一棵春天里开满娇嫩的白花、婀娜多姿的樱桃树。
“不，您听我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他说，挽住他的胳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您听着，听着……我得告诉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做事。有一回可怜的爸爸病了，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啊！你们都听我说，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你们都听着，这很有意思哩，你们都靠近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多么真诚的关心！我也一连几夜没有睡觉，守着爸爸，突然间，了不得，姑娘征服了小伙子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堕入情网。真的，命运往往是这么离奇！爸爸死后，他常来看我，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有那么一天晚上，突然间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简直像雪山压顶……我哭了一个通宵，我自己也昏头昏脑地堕入情网。现在，你们瞧，我成了他的妻子。是不是他有点意思；强壮，有力，像熊一样？此刻，他的脸有对着我们，光线不好。等他转过身来，你们瞧他的脑门。里亚博夫斯基，您得说说这脑门怎么样？戴莫夫，我们正说你呢！”她叫大夫，“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做个朋友吧。”
戴莫夫温和地、憨厚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说：
“幸会幸会。当年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
二
当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22岁，戴莫夫31岁。婚后，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镶进画框，有的没有画框。她在钢琴和家具之间布置了一个漂亮而热闹的墙角，用的无非是中国小花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小布条，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在餐室，她用粗拙的民间木版画袄糊墙壁，挂上树皮鞋和镰刀，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这么一来，餐室里就充满了俄罗斯的乡趣。在卧室，她把天花板和四面墙上钉上黑绒布，好让它更像山间岩穴，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一盏威尼斯灯笼，在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斧锁的泥塑。大家认为，这对年轻夫妇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小巢。
每天早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要到11点才起床，之后她弹钢琴，要是有太阳，就画油画。随后，到12点多钟，她就坐车去找她的女裁缝。因为她和戴莫夫的钱不很多，只够日常开销，所以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并以此引人注目，她和她的女裁缝不得不挖空心思。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过，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花边、长毛绒和丝绸，就能创造出奇迹来。做出来的东西着实迷人，简直不能叫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家里出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某位熟悉的女演员，一来好打听一些剧院新闻，二来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纪念性义演的戏票。从女演员家出来，她还得坐车去某位画家的画室，或者参观某个画展，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邀请他来家作客，或者回拜，或者只是同他聊聊天。她到处受到愉快而友好的欢迎，大家都夸她漂亮，可爱，是个少有的女人……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的人也都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当作他们的同行。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向她预言：凭她多方面的天赋、情趣和聪明，只要她不分散精力，将来一定大有成就。她唱歌、弹钢琴、画油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马虎从事，而是干得十分有才气。不论扎个彩灯，还是梳妆打扮，哪怕只给人系条领带，她都做得特别艺术、雅致、招人喜欢。不过，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那就是，她善于很快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搞熟。只要有人稍稍出了点名气，引起人们的议论，她就立即去拜访他，当天跟他交上朋友，并请他到家里来做客。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都是真正的喜庆。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每天夜里都梦见他们。她如饥似渴地寻找名人，而且她的这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旧的名人消失了，被人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代他们。不过，就是对这些新的名人她也很快看惯了，或者失望了，于是又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名人，新的伟人，找到了又找。这是为什么呢？
下午4点多钟她和丈夫一块儿在家吃午饭。他的朴实、理智和善良让她感动得忘乎所以。她时不时跳起来，冲动地抱住他的头，连连吻他。
“你呀，戴莫夫，是个聪明而又高尚的人，”她说，“只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你否认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温和地说，“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去关心各门艺术。”
“这是很可怕的，戴莫夫！”
“那为什么？你的那些熟人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嘛。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但我这样想：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那么可见它们是有用的。”
“来，让我握握你那诚实的手！”
午饭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又出门访友，然后上剧院看戏，或者去听音乐会，过了午夜才回到家。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总有晚会。在这些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不跳舞，他们的娱乐是各种艺术活动。话剧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种纪念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多的是），大提琴手演奏，女主人本人也绘画，也雕塑，也唱歌，也伴奏。在朗诵、演奏和唱歌的中间，他们谈论文学、戏剧和绘画，而且常常争论起来。晚会上没有女宾，因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认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其余的女人都无聊而庸俗。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门铃声一响，女主人便猛地一惊，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说：“这是他！”这个“他”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戴莫夫是不在客厅里的，而且准也想不起他的存在。但是一到11点30分，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温和的微笑出现在门口，他搓着手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
大家进了餐室，每一回看见餐桌上摆的老是那几样东西：一盘牡蛎，一块火腿或者小牛肉，沙丁鱼罐头，奶酪，鱼子酱，蘑菇，一瓶伏特加和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管家，”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高兴得轻轻击起掌来，“你真是迷人！先生们，注意看他的脑门！戴莫夫，你侧过脸来。先生们，瞧他的脸相多像孟加拉老虎，可表情却善良可爱，像鹿一样。哇，我的亲爱的！”
客人们吃着，望着戴莫夫，心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人，”但很快他们就把他忘了，继续谈他们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这对年轻夫妇十分幸福，他们的生活无牵无挂。不过在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很美满，甚至有点凄凉。原来戴莫夫在医院里感染上了丹毒，在床上一连躺了6天，而且不得不把他一头漂亮的黑发全剃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他身旁，伤心得直落泪。不过等他的病情刚有好转，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的光头缠起来，把他当成贝陀因人画下来。两人又快活了。病好后他便去医院上班，可是3天后他又出了麻烦。
“我真倒霉，亲爱的！”他吃午饭时说，“今天我做了4次解剖，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直到回家后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一听吓坏了。他却笑着说，这是小事一桩，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
“我一专心，亲爱的，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焦急不安地预料他会得败血症，天天夜里为他作祷告，还好，结果平安无事。于是他们重又过起安定幸福的生活，无忧无虑。眼前的生活是美好的，而且紧跟着春天即将来临，它已经在远处微笑，许诺无数欢乐。幸福是没有穷尽的！4月，5月，6月，可以住到远离城嚣的别墅去，散步，写生，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7月到深秋，画家们将去伏尔加河旅游，她作为团体 的一名必不可少的成员，肯定是要参加这项活动的。她已经用细麻布缝了两套旅行装，买了路上用的颜料、画笔、画布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她家，看看她的绘画有什么长进。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他总是把手深深地往衣袋里一插，咬着嘴唇，喷喷鼻子，说：“噢，是这样……您的这片云在叫喊：它的光线不对头，不像晚霞。前景像被嚼碎了，有些地方，您明白吗，不大对劲……您的那座小木屋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在吱吱哇哇叫苦……这个墙角应当再暗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不坏……我赞赏。”
他说得越是难懂，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倒越是听得明白。
三
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午饭后戴莫夫买了一些酒菜和糖果，动身去别墅看望妻子。他已有两周没有看见她，十分想念她。他先是坐了一段火车，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家的别墅，弄得他又饿又累，一心盼望着待会儿能歇下来跟妻子共进晚餐，再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着那包东西心里很高兴，那里面有鱼子酱、奶酪和鲑鱼。
当他终于找到自家的别墅，认出它来，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一个年老的女仆告诉他：太太不在家，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别墅样子极难看，天花板很低，糊着写过字的纸，地板不平，有许多裂缝。一共有3个房间。一间房里摆着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椅子上和窗台上乱扔着画布、画笔、脏纸、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在第3个房间里戴莫夫看到3个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人是留着大胡子的黑发男子，第三人很胖，脸面刮得干干净净，看样子是个演员，桌上的茶炊吱吱地响。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冷眼打量着戴莫夫，“您找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吗？请等一下，她一会儿就回来。”
戴莫夫坐下来等着。一个黑发男子睡眼惺松地、无精打采地瞧了他几眼，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问道：
“您要不要来一杯？”
戴莫夫又渴又饿，但他不想败坏自己的胃口，所以没有要茶。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声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跑进屋来，她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着画箱。紧随其后，兴高采烈、满脸红光的里亚博夫斯基走了进来，他拿着一把大伞和一张折叠椅。
“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扬声叫道，高兴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一声，把头和双手贴在他的胸脯上，“这是你呀！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儿有时间啊，亲爱的？我总是很忙，等我有空了，可是火车的班次又常常不合适。”
“不过看到你我还是很高兴！我每天每天夜里都梦见你！我真担心你生病了。哎呀，你不会知道你是多么可爱，你来得正是时候！你是我的救星！只有你才能救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别致的婚礼，”她继续说，笑嘻嘻地为丈夫系好领带，“车站上的电报员奇克里杰耶夫明天结婚。很英俊的一个小伙子，人也不蠢，你知道吗，他的脸上有一股刚强的、像熊一样的神气……可以拿他当模特画一幅年轻的瓦兰人。我们全体住在别墅里的人对他很感兴趣，已经答应他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这人没有钱，孤单单的，还胆小怕事，所以呢，不用说，不同情他那就是罪过。你想想，做完弥撤就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从教堂里出来，大伙儿走到新娘家……你可知道，葱翠的小树林，小鸟叽叽喳喳，阳光斑斑驳驳落在草地上，在这片鲜绿色的背景上，我们都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幅画多么别致，有着法国印象派的韵味哩。可是，戴莫夫，叫我穿什么衣服进教堂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做出一副哭相，“我这儿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什么也没有！没有衣服，没有花，没有手套……你一定要救救我。既然你来了，那么，这就是说，是命运托付你来救我的。我亲爱的，你拿着这串钥匙，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取来。你知道它，它挂在最前面……然后在储藏室的右边地板上，你会看到两个硬纸盒。你打开上面的盒子，里面尽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零头碎料，这些东西底下就是花。你拿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可别把它弄皱了，亲爱的。把花都取来，容我在这里挑一挑……另外，再买一副手套。”
“好的，”戴莫夫说，“我明天回去，叫人送来。”
“明天怎么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吃惊地望着他，“明天你怎么来得及？明天头班火车早上9点开，婚礼在11点举行。不，亲爱的，要今天回去，一定得今天回去！如果你明天来不了，那就找个人送来。好了，走吧……待会儿有趟客车要经过这里。别误了火车，亲爱的。”
“好吧。”
“唉，我真舍不得把你放走，”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唉，我这个傻瓜，何苦答应那个电报员呢？”
戴莫夫赶紧喝了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上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和鲑鱼，都让那两个黑发男子和胖演员吃了。
四
6月里一个宁静的月夜，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上一条游轮的甲板上，时而望着水面，时而望着美丽的河岸。在她身旁站着里亚博夫斯基，他对她说，水上黑尴勉的阴影不是阴影，而是梦，又说，这神秘的水域和它奇异的闪光，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以及伤感沉思的河岸，都在诉说着我们生活的空虚，昭示着人世间有一种崇高而永恒的幸福；在这样迷人的月夜，人若能忘掉自己，死去，变成回忆，那该多好啊！过去的岁月庸俗而无聊，未来也毫无意义，这美妙的夜一生中只有一次，它也很快就要消逝，化作永恒——人活着又为了什么呢？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时而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呓语，时而听着夜的宁静，心里却想着：她是永生的，永远不会死去。这绿宝石般的水——她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这天空，河岸，黑影和充溢她心田的不由自主的欢乐，都在告诉她：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等待她的将是成功，荣誉和人民的爱戴……她久久地注目凝视着远方，似乎看到了蜂涌的人群，辉煌的灯火，似乎听到了庆典上昂扬的乐曲和人们的欢呼声，她自己则穿一袭白色长裙，鲜花从四面八方撒到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伏在船侧栏杆上的这个男人，是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宠儿……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是那么出色、新颖、不同凡响，一旦他的稀世才华完全成熟，他的创作将无限高超，令世人倾倒。这一点，从他的脸，从他的表达方式，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关于阴影和黄昏的情调，关于月光，他都说得与众不同，用的是自己的语言，这一切使人不由得感受到他那种驾御大自然的潜力。他本人十分英俊，有独特的才能。他的生活无牵无挂，自由自在，超凡脱俗。他过着小鸟一样的生活。
“天凉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里亚博夫斯基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悲伤地说：
“我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是奴隶。为什么你今天这样迷人呢？”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瞧着她。他的眼神很可怕，她都不敢抬眼看他了。
“我疯狂地爱您……”他悄悄地说，呼出的气哈到她的脸颊上，“只要您对我说一个‘不’字，我就不想活了，我要抛弃艺术……”他激动万分地喃喃说，“您爱我吧，爱我吧……”
“别这么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时闭上了眼睛，“这真可怕。再说戴莫夫呢？”
“什么戴莫夫？为什么提戴莫夫？我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这儿有伏尔加，月亮，美景，我的爱情，我的痴迷，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戴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需要过去，只求您给我片刻的……一瞬间的欢乐！”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有心想一想丈夫，可是她又觉得过去的一切，包括婚姻、戴莫夫和家庭晚会，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毫无必要，平淡乏味，而且离她已经很远很远了……真的：戴莫夫算什么？为什么提戴莫夫，她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再说，他是确有其人呢，或者他仅仅是一个梦？
“其实，对他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他已经得到的那份幸福就够多的了。”她双手掩面想道，“让别人谴责去吧，诅咒去吧，我却偏要这样，宁愿毁灭。偏要这样，宁愿毁灭……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有所体验。天哪，这是多么可怕又多么美妙啊！”
“噢，怎么样？怎么样？”画家喃喃地说，他拥抱着她，贪婪地吻着她的手，她则有气无力地想推开他，“你爱我吗？是吗？是吗？啊，多静的夜！美妙的夜！”
“是的，多静的夜！”她悄悄地说，瞧着他那双含着泪水的发亮的眼睛。然后她很快地回头张望一下，搂住他，热烈地吻他。
“船快到基涅什玛了！”有人在甲板的另一侧喊道。
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那是饮食部的堂伯从旁经过。
“听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幸福得又笑又哭，“给我们拿葡萄酒来。”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到长椅上，一双热恋的、感激的眼睛定定地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后来他闭上眼，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头靠在栏杆上。
五
9月2日，天气温暖无风，但是天色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升起薄雾，9点钟以后又稀稀拉拉地下起雨来。看上去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喝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绘画是一门最难见成效又最枯燥无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说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才华。突然间，无缘无故，他抓起一把刀子，把他的一幅最好的画稿划破了。早茶后，他脸色阴沉地坐在窗前，默默地望着伏尔加河。可是伏尔加河已失去了刮谢波光，变得浑浊灰暗，看上去冷冰冰的。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到，阴雨绵绵、令人烦问的秋天即将来临。似乎是，伏尔加河两岸一块块美丽的绿毯，河上一串串宝石般的反光，透明的蓝色远方，以及大自然所有别致而华丽的眼饰，此刻都已让造物主收了起来，藏进箱笼里，以备明春再用。群鸦在伏尔加上空盘旋，讥笑它：“光啦！光啦！”。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的贴噪，默默想道：他的才华已经枯竭；这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他不该让这个女人束缚自己……总之，他心绪不佳，苦闷得很。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用手指梳理着自己美丽的亚麻色头发，时而想象自己在客厅里，时而在卧室里，时而又在丈夫的书房里。想象又把她带到剧院里，带到女裁缝那里，带到那些名流朋友家里。这阵子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还会想起她吗？演出季节已经开始，应该考虑一下晚会的事了。戴莫夫呢？啊，可爱的戴莫夫！他在每封信里都多么温存地、像孩子般苦苦央求她早点回家！每月他都给她寄来七十五卢布。有一次她写信告诉他，她欠了画家们100卢布，不久他真的把这笔钱寄来了。多么善良、慷慨的人啊！旅行生活搞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筋疲力尽，她厌烦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些乡民，这河上的潮气，甩掉那种浑身不干净的感觉，这种不干不净是她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住在农家小屋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要不是里亚博夫斯基已经保证，他要跟那些画家在此地一直住到9月20日，她本可以今天就离开这里。要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
“天哪！”里亚博夫斯基埋怨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呢？没有太阳，我那幅阳光明媚的风景画就无法接着画下去！”
“可是你还有一幅画稿画的是多云的天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从隔间走出来，说，“记得吗，在前景的右侧是树林，左侧是一群母牛和鹅。趁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把它画完！难道您以为我这人就那么笨，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得多么厉害！”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叹了一口气。
“嘿，那才好。”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脸上一阵抽搐，她走到炉子旁边，哭了起来。
“对，现在只差眼泪了。算了吧！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但就是不哭。”
“成千上万的理由！”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是的！”她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说实话，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您想方设法提防着那几个画家，其实这是瞒不过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一手按着胸口，“只求一件事：别再折磨我！除此之外，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
“但您得起誓，说您现在仍然爱我！”
“这是折磨人！”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他跳了起来，“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要不然去发疯！你饶了我吧！”
“好啊，您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嚷起来，“打呀！”
她又放声大哭，跑回隔间去了。在农舍的干草顶上，响起刷刷的雨声。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戴上帽子，把猎枪往背上一搭，走出了农舍。
他走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她首先想到，最好服毒自尽，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后来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带回丈夫的书房。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听马西尼演唱。她想念文明，想念城市的繁华，想念那些名人，想得她满心愁闷。有个农妇走进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烟熏火燎，满屋子都是焦糊味。画家们回来厂了，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脸上挂着雨水。他们分析画稿，聊以自慰地说：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也自有它的魅力。那只便宜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地叫，可以听到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也没有脱下脏靴，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落坐在长凳上，立即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他动动眉头，竭力想抬起眼皮。
奥莉加·伊凡诺大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表明她没有生气，就坐到他的身边，默默地吻了他一下，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这是干什么？”他问，猛地一哆嗦，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他睁开眼睛，“这是干什么？您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您了！”
他把她推开，自己走掉了。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恼火的神情。这时候，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了。勒紧肚子的农妇，里亚博夫斯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汤，小屋以及这整个生活，此刻都让她感到十分可怕，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生活的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
“我们须要分开一段时间，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我讨厌这样。今天我就走。”
“怎么走？骑棍子吗？”
“今天星期四，所以9点30分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
“是吗？对，对……那有什么，你走吧……”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他用毛巾代替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很烦闷，没事可做，想把您留下的人，必定是个十足的利己主义者。你走吧，20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快活得脸都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她暗自问自己，“难道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她心情轻松愉快，已经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里亚布沙，”她说，“我留下的东西，将来你都给我带回去……注意了，我走以后你别偷懒，别闷闷不乐，你要工作。你是我的好样的，里亚布沙。”
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她立即想到，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他把她送到码头。轮船不久就来了，把她带走了。
过了两天半她才回到家里。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又从那儿来到了餐室。戴莫夫没穿上衣，只穿着敞开的坎肩，坐在餐桌后面，在叉子上磨刀子。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一刹那，她确信，这一切必须瞒过丈夫，对此她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可是现在，当她看到他那开朗、温和、幸福的微笑和那双发亮的、快活的眼睛时，她立即感到，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同时也不可能，她做不到，诚如要她去诽谤、偷窃、杀人一样。刹那间，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拥抱她，随后她跪在他脚前，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罪的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阻止她说出真情。
“没什么，”她说，“我这是太……”
“我们坐下吧，”他说着把她搀起来，扶她坐到餐桌后，“这就好了……吃松鸡吧。小可怜，你一定饿坏了。”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吃着松鸡；他呢，温存地瞧着她，快活得笑了。
六
大约直到冬季过了一半的时候，戴莫夫开始怀疑他受骗了。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遇见她时已经不能正视她的眼睛，脸上再也没有愉快的笑容了。为了减少跟她相处的时间，他常常把他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这个身材矮小的人留着短发，面容惟悴，为人腼腆，每当他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谈话的时候，总是尴尬地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如横隔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有一次戴莫夫谈到，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诊断书上写着“恶性贫血”，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两人所以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可以沉默，也就是可以不必撤谎。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旁，戴莫夫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算了吧，这有什么！你给弹个忧伤的曲子吧。”
耸起肩膀，伸开十指，科罗斯捷列夫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请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俄罗斯的农民不呻吟？”戴莫夫又长叹一声，一手支着下颊，沉思起来。
近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并不检点。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她想到，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谢天谢地，这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夺走了她的丈夫，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带有波列诺夫的风格。据说，凡是去过他的画室的人，都为此感到欣喜若狂。不过她又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总之，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很大变化，达到艺术的高峰。她的影响十分有益，十分重要，一旦她丢下他不管，那么看来他就要毁了前程。她又回想起，上次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系着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是的，凭他那翩翩的风度，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他的确很漂亮（也许，这是最初的印象），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迟迟才穿上衣服，随后万分激动地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她来到那儿时，他心情很好，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他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对严肃的问题总是开个玩笑了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痛恨他的那幅画，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5分钟，最后，她像人们在圣物前叹息那样，叹了一口气，小声说：
“是的，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你知道，简直大惊人了！”
后来她开始苦苦哀求，要他爱她，不要抛弃她，要他怜悯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泣，吻他的手，要求他对她起誓，说他爱她，而且一再向他表明，离开她良好的影响，他将走上歧途，毁了前程。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心里感到深深的屈辱，最后只好去找女裁缝，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她就给他留下一封信，信上赌咒说：要是今天不来看她，她一定服毒自尽。他害怕了，就来找她，还留下来吃饭。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照样回敬他。两人都感到对方束缚了自己，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们大发脾气，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科罗斯捷列夫也全看明白了。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问他，那目光是仇恨的。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随口说出一个女人的名字——这人她也认识。显然他这是嘲笑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屈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地、心慌意乱地小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外扬……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就无法挽回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猜忌折磨着她，她甚至感到太阳穴疼痛起来。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洗过脸，朝哭肿的脸上扑点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上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起先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起有点难为情，可是后来她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她很喜欢这句话，所以遇到别的画家时，只要对方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每一回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
“这个人拿他的宽宏大量来压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每逢星期三总要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一到11点30分，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
“请吧，先生们，请吃点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3点才躺下，8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剧院，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这时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而且像过去一样，高高兴兴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喜气洋洋。
“我刚才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给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抱歉地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七
这是最不安宁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12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静物写生，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当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好像画室里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蟋蟋声。她赶紧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想当初，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也常常在这幅画后面避难呢！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两只手，不自然地笑着说：
“哎呀哎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感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100万，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上一句话。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窃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颤抖起来，“一幅静物写生。”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不经意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静物写生……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蟋蟋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厌烦呢？我要是您的话，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搞点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为了避免告辞，避免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放声痛哭，她没等他回来，赶紧跑到前室，穿上套鞋，走了出来。她这才轻快地嘘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了一趟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她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的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她为了报复，现在写信告诉他：他每年画的都是老一套，他每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停滞不前了，除了已有成绩外，他将来不会有任何进展。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行为恶劣，那只是因为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取代了她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你有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爱媳妇。”现在她却喊道：
“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不舒服……”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这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毫无必要地举着蜡烛走进卧室，在那里考虑着她该怎么办，无意间看了一下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既可怕又丑陋。她突然痛心地感到她对不起戴莫夫，对不起他对她的那份深情的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他的这张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柔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的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7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难看，一脸悔愧的神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从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这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口，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说实在的，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经昏迷，在说胡话。”
“他真是得了白喉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间，声音几乎听不清。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这是干什么？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才对。”
先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继而来了一个高个子，他背有点驼，须眉浓重，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这是医生们来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幽灵似的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根本没人收拾房间。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了，因为她欺骗了丈夫。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显得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连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呓语，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毛病不单单出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富有诗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无聊的苛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粘乎乎的污秽，从此休想洗干净了……
“哎呀，我把他骗得太厉害了，”她想道，记起了她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浪漫史，“这种事真该诅咒！……”
下午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一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精神恍惚，望着科罗斯捷列夫，想道：“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难道不枯燥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立即来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沉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躺在沙发床上，枕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进进出出，谁也不曾留意这种混乱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独出心裁的陈设，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胆怯，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您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已经来过了。正是他发现的：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唉，施列克管什么用！说实在的，施列克也帮不了忙。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如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清醒过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静物写生，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在哪儿？他们是否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道：
“太太，床铺要我收拾一下吗？”
她不见回答，又走了出去。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3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
“快断气了……”他用尖细的嗓子又重复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的话，那么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咬着手，继续道，“我的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戴莫夫，奥西卡·戴莫夫，你是怎么搞的呀！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有着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不是人，是水晶！他为科学服务，他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工作，好挣钱来买这堆……污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真是的，说这些有什么用！”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她和他的全部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间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是未来的名人。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挤眉弄眼地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擦肩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瘦削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那脑门，那黑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喊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崇拜他，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叫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在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
“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靠养老院救济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做好的。”
1892年1月5日
脖子上的安娜
一
在教堂里行完婚礼，甚至没有预备清淡的酒菜，新婚夫妇各喝了一杯酒，便更衣、坐车，去了火车站，取消了欢乐的婚庆舞会和晚宴，取消了音乐和舞蹈，他们要赶到200俄里以外去朝圣。许多人称赞这种做法，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已有官职在身，年纪也不轻，热闹的婚礼看来显得不大得体。再说一个52岁的文官，娶了一个刚满18岁的姑娘，在这种场合下听音乐也没有趣味。也有人说，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之所以想出去修道院朝圣的主意，其实是为了让年轻的妻子明白：在婚姻问题上，他是把宗教和道德放在首位的。
一群同事和亲戚到车站为新婚夫妇送行。他们端着酒杯站着，等着火车开动时好欢呼“乌拉！”彼得·列翁季伊奇，新娘的父亲，头戴高筒帽，身穿教员礼服，已经喝醉，他脸色煞白，举着杯子，不住地往窗口探过身去，央求说：
“安尼娅！安尼娅！安尼娅，听我一句话！”
安尼娅从窗子里探出身来，他便贴着她的耳朵嘟哝起来。她直觉得酒气熏人，耳朵里灌风，什么也听不清楚。他就在她脸上、胸前、手上不住地画十字。这时他连呼吸都在颤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她的两个弟弟，中学生别佳和安德留沙，在他身后拉扯他的礼服，难为情地小声说：
“爸爸，行了……爸爸，别这样……”
火车开动了，安尼娅看到，他的父亲跟着车厢跑了几步，身子摇摇晃晃，酒杯里的酒都洒了。他那张带着愧色的脸是多么可怜而又善良啊！
“乌拉！”他喊道。
现在新婚夫妇单独在一起了。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了包间，查看一番，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然后笑容满面地在他年轻妻子的对面坐下。这是一名中等身材的文官，相当胖，大腹便便，保养得极好，脸上留着长长的络腮胡子，嘴上却不留唇髭。他那个刮得干干净净、轮廓分明的圆下巴，看上去倒像脚后跟。他脸上最大的特征是没有唇髭，这块新刮过的不毛之地，渐渐地与旁边两个胖乎乎、颤悠悠、像果冻一样的腮帮子联成一片。他举止庄重，动作徐缓，态度温和。
“现在我不由得想起一件事情，”他含笑说，“五年前，科索罗托夫得了一枚二级圣安娜勋章，到大人府上感谢的时候，大人是这样说的：‘这么说，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这里得说明一下，当时科索罗托夫的妻子安娜，一个爱吵嘴的轻挑女人，刚刚回到他的身边。我希望，当我拿到二级安娜勋章的时候，大人找不到任何借口对我说这种话。”
他眯起小眼睛微微笑了。她也微微笑了；但她一想到这个男人随时会用他那肉乎乎、湿漉漉的嘴唇来吻她，而她已经无权拒绝他这样做，心里就不免发慌。他那大腹便便的身子只要一动，就把她吓一跳。她感到又可怕又厌恶。他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从脖子上取下勋章，脱掉燕尾服和坎肩，换上长袍。
“这就舒服了，”他说着坐到安娜身边。
她回想起刚才的婚礼是多么令人难堪，她总觉得神甫、宾客和教堂里所有的人，都用一种哀伤的目光望着她，似乎在问：像她这样一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为什么非要嫁给这个上了年纪的、没有趣味的先生？为什么？虽说今天早晨她还满心欢喜，认为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可是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以及现在坐在车厢里，她已经感到自己做错了事，受了骗，显得很可笑。瞧她嫁给了一个有钱人，但她还是身无分文，连结婚礼服也是借了钱做的。今天父亲和两个弟弟来送她的时候，她看他们的脸色就知道，他们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今天他们能吃上晚饭吗？明天呢？不知怎么她觉得，她走后现在父亲和弟弟只好坐在家里挨饿，就像安葬完母亲的那天晚上一样，心情沉重，感到难以忍受的悲伤。
“唉，我是多么不幸！”她想，“为什么我这样不幸呢？”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是个庄重的人，不习惯向女人献殷勤，他笨拙地碰碰她的腰，拍拍她的肩膀；她呢，正想着钱，想着母亲和她的去世。母亲死后，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一名中学习字课和图画课教员，从此开始酗酒，家境便越来越贫困。两个男孩子没有靴子和套鞋，父亲叫人扭送去见民事法官，法警便来家查抄家具……真丢人！安尼娅要照看酗酒的父亲，给弟弟补袜子，跑市场……每当有人夸她年轻漂亮、风度优雅时，她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瞧着她那顶廉价的帽子和皮鞋上用黑面糊堵住的窟窿。到了夜里她就伤心落泪，怎么也摆脱不掉不安的思绪：老担心父亲因他的酒瘾很快就会被校方辞退，他受不了这种打击，会跟母亲一样死掉。于是，一些相识的太太开始忙碌起来，要为安尼娅找一个好男人。不久就找到了这个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他不年轻，也不漂亮，但很有钱。他在银行里有十万存款，还有一座祖上留下、目前已出租出去的庄园。这人循规蹈矩，颇得大人的好评。别人告诉安尼娅：要他帮忙不费吹灰之力，他只消请大人给中学校长，甚至给督学写封便函，叫校方不得辞退彼得·列翁季伊奇就行了……
她正想着这些往事，突然从窗子里送来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原来火车在小站上停下了。在月台对面的人群里，有人使劲地拉着手风琴，一把廉价的小提琴发出刺耳的拉锯声。从一排高高的白桦和杨树后面，从沐浴在月光中的别墅区那边，传来悠扬的军乐声：显然别墅里正在举行舞会。在月台上，住别墅的消夏客和来这儿的城里人在散步，只要天气好，他们就上这儿来呼吸新鲜空气。这其中就有阿尔特诺夫，整个别墅区的业主，大富翁，一个又高又胖的黑发男子，脸型像亚美尼亚人，眼睛鼓出，穿一身古怪的衣服。他上身的衬衫不扣纽扣，敞着怀，一双高统靴上带着马刺，肩上披一件拖到地上的黑斗篷，像女人身后的拖地长后襟。两条猎狗耷拉着尖嘴脸跟在他后面。
安尼娅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但她已经不想母亲，不想钱和自己的婚事了。她不断跟认识的中学生和军官们握手，快活地笑着，很快地重复着：
“您好！过得怎么样？”
她来到车厢外的小平台上，站到月光下，好让大家都能看到她穿着华丽的新衣，戴着漂亮的帽子。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停下了？”她问。
“这儿是错车站，”有人回答，“在等一辆邮车。”
她发现阿尔特诺夫正瞧着她，便卖弄风情地眯起眼睛，大声说起法语来。忽然问，因为她的声音那么美妙动听，因为周围乐声荡漾、一轮明月倒影在水池里，因为阿尔特诺夫，这个出了名的风流男子和幸运儿，正痴迷地、好奇地盯着她，还因为大家都很快活，安尼娅不禁心花怒放。当火车开动、相识的军官们纷纷行军礼向她告别时，她随着树林后面送来的军乐声，已经哼起了波尔卡舞曲。她回到包间时，心里有一种感觉，似乎小站上的人使她确信：不管际遇如何，她日后肯定会幸福的。
这对新婚夫妇在修道院里住了两天就回到城里。他们住在一幢公家寓所里。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上班后，安尼娅就弹弹钢琴，或是烦闷得哭一阵，或是躺在软榻上看看小说，翻翻时装杂志。用午饭的时候，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是吃得很多，边吃边谈政治，说些有关任命、调动和奖赏的消息，说人应当劳动，说家庭生活不是享福，而是尽责，说积下100个戈比就是1卢布，说他把宗教和道德看得高于世间的一切。最后，他握着餐刀，像举着剑似的，说：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
安尼娅在一旁听着，心里害怕，吃不下东西，常常饿着肚子离开餐桌。午饭后丈夫躺下休息，不久就鼾声大作，她就回到自己的家。父亲和弟弟们看了她一阵，那眼神有点异样，好像她来之前他们刚刚责备过她，说她是为了金钱才嫁给一个她不爱的、既枯燥又讨厌的人。她那蟋蟋作响的衣裙，手锣，总之她的一身太太打扮，使他们感到拘束和屈辱。在她面前他们有点儿不好意思，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但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爱他，吃饭的时候少了她还不习惯。她坐下来，跟他们一道喝菜汤和粥，吃那种有蜡烛味的羊油煎的土豆。彼得·列翁季伊奇用颤抖的手拿起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带着贪婪、厌恶的神情一饮而尽，接着倒第二杯，第三杯……别佳和安德留沙，两个消瘦、苍白、大眼睛的男孩夺过酒瓶，慌张地说：
“别喝了，爸爸……够了，爸爸……”
安尼娅也不安起来，央求他不再喝酒，他却勃然大怒，用拳头捶桌子。
“我不许别人来管我！”他大声嚷道，“坏小子！坏丫头！看我把你们都赶出去！”
可是他的声音里流露出软弱和善良，所以谁都不怕他。午饭后他通常要打扮一番。他脸色苍白，下巴上有一道刮破的口子，伸着细长脖子，在镜子前一站就是半个钟头。一会儿梳头，一会儿捻捻黑胡子，一会儿往身上洒香水，再打个蝴蝶领结，然后戴上手套和高礼帽，这才走出家门去教家馆了。如果是节日，他就留在家里，有时画画水彩画，有时弹弹风琴。那台风琴吱吱叫，隆隆响，他偏要逼它奏出和谐悦耳的乐声来，还要自弹自唱，有时就冲着两个孩子生气：
“混账！坏包！把乐器都弄坏了！”
到了晚上，安尼娅的丈夫常常跟住在同一幢公寓里的同事们玩牌。玩牌的时候，文官太太们也聚到一起。这些太太长相不美，服饰不雅，举止粗鲁，倒像是厨娘。她们在房间里说东道西播弄是非，她们的话跟她们本人一样粗俗而无聊。有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也带安尼娅上剧院看戏。幕间休息的时候，他不让她离开一步，他要她挽着自己的胳臂一道在走廊里和休息室里踱来踱去。有时候，他对某个人躬身致礼，随即悄悄对安尼娅说：“五品文官……大人接见过他……”或者，“这人很有钱财，……自家有房子……”当他们经过小卖部时，安尼娅很想买点甜食，她喜欢吃巧克力和苹果馅小蛋糕，但她身上没有钱，向丈夫讨又不好意思。他拿起一个梨，用指头捏一捏，犹豫不决地问道：
“多少钱？”
“25戈比。”
“是吗？”他说着又把梨放回原处。可是什么也不买就走开也不好意思，于是他要了一瓶矿泉水，一个人把它全喝光，喝得他的眼睛里冒出泪水。这时候安尼娅真恨他。
有时候，他忽地涨红了脸，急急对她说：
“向那位老夫人鞠躬！”
“可是我不认识她。”
“没关系。她是税务局局长太太！鞠躬呀，我跟你说呐！”他一个劲儿地唠叨着，“你的脑袋掉不了的。”
安尼娅便鞠躬致礼，她的脑袋也果真没有掉下来，但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丈夫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她只能生自己的气：她不该像个大傻瓜似的受了他的骗。她本来只是为了钱才嫁给他，可是现在她的钱比结婚前还少。原先父亲还常常给她20戈比，现在呢，她连一个戈比也没有。偷偷拿钱或者向他要点她都做不到，她怕丈夫，见着他就战战兢兢。她觉得她对这个人的恐惧感由来已久。小时候，她总认为中学校长是最威严最可怕的力量，这力量像头上的乌云、像冲过来的火车头想把她压死。另一种威严可怕的力量，就是家里经常提起、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对他诚惶诚恐的大人。另外还有十几种小一些的可怕力量，其中包括中学里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神色严厉、铁面无情的教员。最后，就是现在的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这个循规蹈矩的人连面孔也长得像中学校长。在安尼娅的想象中，这一切合成一股力量，变成一头可怕的巨大的白熊，正一步一步朝像她父亲那样一些弱小而有过失的人逼近。她不敢说出违拗的话，每当她受到粗暴的爱抚，被对方的拥抱吓得胆战心惊、受到玷污时，她只能强作笑颜，佯装快乐的样子。
只有一次，为了偿还一笔极不愉快的债务，彼得·列翁季伊奇壮着胆子向他借五十卢布，可那是多么令人难堪啊！
“好吧，钱我借给您。”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考虑一番后说，“不过我得警告您：如果您不戒酒的话，今后我不会再接济您。一个人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沾上这种毛病是可耻的。我不得不向您提醒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嗜好葬送了许多有才干的人，其实只要他们有所克制，这些人本来是可以步步高升、身居要职的。”
接下去便是长篇大论：“根据……”，“鉴于刚才所说……”，“由此得出结论……”，可怜的彼得·列翁季伊奇忍受着屈辱的折磨，反而更想喝酒了。
两个弟弟有时到安尼娅家来作客，他们总是穿着破裤子和破靴子，照样要听他的训导。
“每个人都应当尽到自己的职责！”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对他们说。
钱他是不给的。但他送安尼娅戒指、手锣和胸针，说这些东西遇到艰难日子就大有用处。他经常拿钥匙打开她的五斗柜，检查这些东西是否完好无缺。
二
转眼间冬天到了。还在圣诞节以前，当地报纸就早早登出消息：一年一度的圣诞舞会将于12月29日在贵族俱乐部举行。每天晚上打完牌之后，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总要焦急不安地跟官太太嘀咕一阵，不时忧心忡忡地看安尼娅一眼，随后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着什么心事。最后，有一天夜里，他在安尼娅面前站住，说：
“你得做一身舞衣，听明白了吗？只是请你先跟玛丽亚·格里戈里耶夫娜和娜塔利娅·库兹米尼什娜商量一下。”
他给了她100卢布。她收下钱，但是她在定做舞衣的时候，跟谁都没有商量，只是在父亲面前提了一句。她竭力设想，母亲参加舞会会怎么穿着打扮。她去世的母亲向来穿得很时髦，也肯为安尼娅花工夫，把她打扮得像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还教会她说法语，跳玛祖卡舞——而且跳得极好（出嫁前她母亲当过5年的家庭教师）。安尼娅跟她母亲一样，会把旧裙翻改成新装，用汽油洗手套，租用珠宝首饰，她也跟母亲一样，善于眯细眼睛，娇滴滴地说话，摆出种种迷人的姿态，必要时可以高兴得神采飞扬，也可以变得一脸忧伤，叫人琢磨不透。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黑头发、黑眼睛、神经质和随时注重打扮的习惯。
赴舞会前半个小时，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没穿礼服走进她的房间，想在她的穿衣镜前把勋章挂在脖子上。他一看，简直被她的美貌和那身新做的华丽夺目的薄纱舞衣迷住了。他得意地梳理着自己的络腮胡子，说：
“瞧你多漂亮……多漂亮！我的安尼娅！”忽然他换了一本正经的语气接下去说：“是我使你得到了幸福，今天你也同样能使我得到幸福。我求你跟大人的夫人结识！看在上帝的份上！通过她我就能弄到主任奏事官的职位了！”
他们坐车去参加舞会。贵族俱乐部的大门口站着侍卫。进了前厅，只见衣帽架上挂了不少皮大衣，侍者穿来穿去，袒胸露背的仕女们用扇子挡着穿堂风。空气里有煤气灯和军人的气味。安尼娅挽着丈夫的胳臂踏上楼梯，耳里听着音乐，眼睛瞧着大镜子里被辉煌灯火照亮的自己，她心中的欢乐苏醒了，像那次在月光下的小站上一样，再一次预感到幸福即将来临。她高傲自信地走着，第一次感到自己已经不是小姑娘，而是一位夫人，并且不由自主地模仿起已故母亲的步态和风度来。她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富有的、自由的人。即使丈夫在场，她也不感到拘束，因为在她踏进俱乐部门槛的那一刻，她已经本能地意识到，身边的年老丈夫丝毫不会贬低自己，相反，倒给她增添一层诱人的神秘色彩，这正是男人们最动心的。大厅里乐声悠扬，舞会已经开始。从简朴的公寓里出来，置身于这片辉煌的灯火、缤纷的色彩、音乐和喧闹之中，深受感动的安尼娅向大厅里扫了一眼，心中暗想：“啊，真是太好了！”她立刻在人群中认出了她所有的熟人、所有那些以前在晚会上或游乐时遇见过的军官、教员、律师、文官、地主、大官、阿尔特诺夫和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这些女士一个个都打扮入时，袒胸露背，有的美丽动人，有的长相难看。她们在义卖市场的小木屋和售货亭里已经各就各位，为周济穷人举行义卖。一个佩戴带穗肩章的魁梧的军官（她是在上中学时在老基辅街上跟他相识的，现在已不记得他的名字）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邀请她跳华尔兹舞。她从丈夫身边翩翩飞走，她觉得此刻她像坐在一条小帆船上在暴风雨中随波漂荡，而丈夫已远远地留在岸上了……她跳得热烈奔放、兴致勃勃，华尔兹、波尔卡、卡德里尔，一曲接一曲跳下去，从一个舞伴手里转到另一个舞伴手里，音乐和喧闹使她心醉神迷，她娇滴滴地说话，俄语里夹杂着法语，不住地笑，脑子里既没有丈夫，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她赢得了男人的欢心，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她兴奋得喘不过气来，焦急不安地捏着手里的扇子，她感到口渴。她的父亲彼得·列翁季伊奇穿一件皱巴巴的有汽油味的礼服，走到她跟前，递给她一小碟红色冰淇淋。
“你今天真迷人！”他欣喜万分地瞧着她说，“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后悔过，你不该匆匆忙忙出嫁……为了什么？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我们，可是……”他用发抖的手掏出一小沓钞票，说：“今天我领到教家馆的薪水，我可以还清欠你丈夫的钱了。”
她把小碟子塞到他手里，立即被人搂住腰，被远远地带走了。她越过舞伴的肩头，匆匆一瞥，看到父亲在镶木地板上轻快地滑行，搂着一位太太在大厅里满场飞旋。
“他不醉的时候多么可爱啊！”她说。
她还是跟那个魁梧军官跳玛祖卡舞。他傲慢地、沉重地踏着舞步，活像一头被宰后套上军装的牲口，他不时耸动肩膀、挺挺胸膛，脚跟很勉强地踏着拍子——一副极不愿跳舞的样子。她却在他身边像花蝴蝶一样飞来飞去，用她的美貌和裸露的脖颈挑逗他。她的眼睛像火一般燃烧，她的动作充满了激情，而他却越来越无动于衷，像国王恩赐似地向她伸出手去。
“好哇，好哇！”人群里有人喝彩。
但是，渐渐地连魁梧的军官也抵挡不住了，他活跃起来，激动起来，已经陶醉于她的魅力，变得无比狂热，现在他的动作变得轻快，充满了活力，而她只是摆动肩头，狡黠地望着他：她严若一位女王，他是奴隶。这时她感觉到，整个大厅里的人都在看着他们，所有这些人都看呆了，心里嫉妒他们。魁梧的军官刚向她道过谢，人群中突然闪开一条道，男人们不知为什么奇怪地挺直身子，双手贴在裤缝上……原来，礼服上佩戴着两枚勋章的大人正朝她走来。是的，大人正是冲她而来的，因为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她，脸上堆着媚笑，嘴巴努动着像在吃东西——他看见漂亮女人的时候向来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很高兴……”他这样开始，“我要下令关您丈夫的禁闭，因为他把这么一件宝贝一直瞒着我们。”“我受太太之命前来找您，”他继续道，向她伸出手去，“您得帮帮我们……嗯，是的……应当发您一笔美人奖金才对……就像美国那样……嗯，是的……美国人……我太太正着急地等着您呢。”
他把她领到小木屋里，去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这位太太的下半截脸大得不成比例，就好像她的嘴里含着一块大石头。
“快来帮帮我们，”她用鼻音慢腔慢调地说，“所有的漂亮女人都在义卖市场上工作，只有您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只顾玩乐，您为什么不想帮帮我们呢？”
她走开了，安尼娅就坐了她的位子守着一把银茶壶和几只杯子。这里的生意立即兴隆起来。喝一杯茶安尼娅至少收一个卢布，那个魁梧的军官让她逼着喝了三杯。阿尔特诺夫也来了。这个富翁眼睛鼓出，有哮喘病，身上穿的已不是安尼娅夏天看到的那身古怪衣服，而是跟大家一样的燕尾服。他不眨眼地盯着安尼娅，喝了一杯香槟酒，付了100卢布，接着又喝一杯，又给了100——这中间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哮喘病犯了……安尼娅招来顾客，收他们的钱，此刻她已经确信不疑，她的笑容和目光能给这些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她这才明白，她生来只是为了享受这种有音乐、有舞蹈、有崇拜者的热闹、豪华、欢乐的生活的。想到长期以来她所害怕的那股威逼她的、想把她压死的力量，她不免觉得可笑。现在她谁都不怕了。她只惋惜母亲去世了，否则她此刻会看到她的成功，跟她一道高兴的。
彼得·列翁季伊奇脸色已经发白，但两条腿还算站得稳，他来到小木屋前，要了一杯白兰地。安尼娅脸红了，等着他会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她已经为自己有这样一个贫穷而普通的父亲感到羞愧），但他喝完酒，从一沓钞票中扔出十卢布，一句话没说就傲慢地走了。不久她看到他跟舞伴一道跳轮舞，这时他已经脚步踉跄，不停地嚷叫，弄得他的舞伴十分尴尬。安尼娅由此想起，3年前的一次舞会上，他也是这样东歪西倒、不停地嚷叫结果让警察分局长弄回家睡觉，第二天校长就威胁要辞退他。这段回忆多么煞风景啊！
售货亭里的茶炊都已熄灭，精疲力竭的女慈善家们把各自的进款都交给了那位嘴里像含着石头的上了年纪的太太。这时阿尔特诺夫挽起安尼娅的胳臂把她领到餐厅，那里已经为全体参加义卖的人摆上酒宴。参加晚宴的不超过20人，席间非常热闹。大人举杯祝酒：“在这个豪华的餐厅里，应当为本次义卖的宗旨——为廉价的慈善食堂的兴旺发达干杯。”一名陆军准将建议大家为“连大炮也干拜下风的力量”干杯，于是男士们探过身子纷纷跟女士们碰杯。大家非常非常快活！
当安尼娅让人护送回家时，天色已经大亮，厨娘们都上市场了。她满心欢喜、带着醉意、满脑子新鲜印象，同时又疲惫不堪，她脱去衣服，倒在床上，立即睡着了……
下午1点多钟女仆把她唤醒，禀报说，阿尔特诺夫先生登门拜访。她很快穿好衣服，来到客厅。阿尔特诺夫走后不久，大人亲自前来感谢她参加义卖工作。他色迷迷地瞧着她，努动着嘴巴，吻她的小手，并且请求她允许他以后再来拜访，然后坐车走了。她站在客厅中央，又惊讶又兴奋，不相信她的生活这么快就发生了如此惊人的变化。正在这时候她的丈夫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进来了……他站在她面前，竟也是一副讨好巴结、毕恭毕敬的奴才相，这副模样她已经看惯了；他在那些有权有势的大人物面前总是这样的。她料定自己说什么活他也拿她没办法，于是又高兴、又气愤、又轻蔑地咬清每个字说：
“滚出去，蠢货！”
从此以后，安尼娅就没有一天闲着的时候，因为她有时参加野餐，有时参加郊游，有时参加演出。她每天凌晨才回到家里，经常睡在客厅的地板上，事后还动人地对别人说，她怎么在花丛底下睡觉。她需要很多钱，但她已经不怕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了，她花他的钱就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她不讨也不要，只是把帐单给他送去，或者写张便条：“交来200卢布”，或“速付100卢布”。
复活节那天，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得了一枚二级安娜勋章。当他前往道谢时，大人把报纸放到一边，在圈椅里坐得更舒服一些。
“这么说，您现在有3个安娜了，”他说，一面查看着自己的白手和粉指甲，“一个在扣眼里，两个在脖子上。”
莫杰斯特·阿列克谢伊奇小心地伸出两个手指，按住嘴巴，免得笑出声来。他说：
“现在就等小弗拉季米尔出世了。我斗胆请求大人做他的教父。”
他这是暗示四级弗拉季米尔勋章，而且已经暗地里想象着，他将到处去宣扬他的这句既机智又大胆、语义双关的俏皮话。他本想再说些类似的妙语，但大人又埋头看报去了，还朝他点一下头……
安尼娅依旧坐着三套马车兜风，同阿尔特诺夫出去打猎，演独幕戏，在外面晚餐，并且很少回家看望父亲和弟弟了。他们自个儿吃饭。彼得·列翁季伊奇的酒瘾越来越大，又没有钱，那架风琴早已卖出抵债。两个男孩子现在不放他独自上街，老是跟着他，生怕他跌倒。有时他们在老基辅街上遇见安尼娅坐在双套马车上兜风，车旁还有一匹拉梢的马，阿尔特诺夫坐在车夫座位上亲自赶车。这时，彼得·列翁季伊奇摘下高礼帽，总想对她喊一声，可是别佳和安德留沙一人拽他一条胳膊，央求他：“别这样，爸爸……算了，爸爸……”
1895年10月22日
带阁楼的房子
画家的故事
一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T省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别洛库罗夫这个年轻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说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里，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这个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以及我摆纸牌作卦的一张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里面的几个旧式的阿莫索夫壁炉里老是嗡嗡作响，哪怕晴和的天气也是这样。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颤起来，似乎轰的一声就要土崩瓦解。特别在夜里，当10扇大窗霍地被闪电照亮时，那才真有点吓人呢。
我这人生性懒散，这一回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连几个小时，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阅读给我寄来的书报，要不就睡觉。有时我走出家门，在某个地方徘徊游荡，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延伸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面连绵不断的墙，营造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地上铺着一俄寸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打滑。四周寂静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树梢上，不时闪动着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网上变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针叶的气味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长长的锻树林荫道。这里同样荒凉而古老。隔年的树叶在脚下悲哀地沙沙作响，暮色中的树木中间隐藏着无数阴影。右侧的一座古老的果园里，一只黄莺懒洋洋地细声细气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啦。后来，椴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我经过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池塘四周绿柳成荫，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对岸有个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在夕阳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一时间，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感觉让我心旷神怡，似乎眼前这番景象我早已在儿时见过。
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由院落通向田野，这大门古老而结实，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长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顶多十六八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打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扭怩起来。我仿佛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也早已熟悉的。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住处，恍如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沙沙作响，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年长的姑娘。她为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她不正眼看我们，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对我们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认捐签字，收起单子后立即告辞。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她说出我的姓）光临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妈妈和我将十分荣幸。”
我鞠躬致谢。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就讲起她家的情况。据他说，这个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尽管广有资财，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夏天冬天从不外出。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开办的小学任教，每月领25卢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销就靠这笔收入，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这是一个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看望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是个美人儿，不过现在身体虚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还害着哮喘病。她神色忧郁，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尽量谈些绘画方面的话题。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家里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很少跟我说话。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啊。”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给了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应当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派别，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该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直默不作声。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斯，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照相本时，她不时为我说明：“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的身子。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在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晚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话题。这是一位富有朝气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尽管她说得大多，声音响亮——这大概是她讲课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有个把话题引向争论的习惯，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滩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谁也没有看见。
我们动身回去的时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极好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真是很少联系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极好，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总是拖拖拉拉，错过了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信服，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才知他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没有！”
二
从此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没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咔嚓声，翻书声。不久我就习惯了丽达的活动：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而漂亮、神态永远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答理我。她一声叱喝，便策马而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她在外表上绝不表露出她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土地，做个慈善家那还不容易。
她的妹妹蜜修斯，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7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9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越走离正房越远，一边寻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犀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问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天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人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24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时又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入夏以来我头一次产主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到处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比如说吧，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入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100个人当中倒有99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三
“公爵在玛洛焦莫沃村作客，他向你问候，”丽达不知从哪儿回来，脱着手套，对母亲说，“他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他答应在省地方自治局代表会议上再一次提出在玛洛焦莫沃村设立医务所的问题。不过他又说希望不大。”这时她转身对我说：“对不起，我又忘了，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感到气愤。
“为什么不感兴趣？”我问，耸耸肩膀，“您不乐意知道我的看法，但我敢向您保证，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感兴趣。”
“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完全不需要医务所。”
我的气愤传到她身上。她看我一眼，眯起眼睛，问道：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后拿起一份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小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的话，她就会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明确的看法。”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看法，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我的视线，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人民被一条巨大的锁链捆住了手脚，而您不去斩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看法。”
她抬头看我一眼，嘲讽地一笑。我继续说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从早到晚弯着腰干活，力不胜任的劳动害得她们老是生病，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心，一辈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求医看病，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重复这老一套。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只为了一块面包，成天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还在于他们没有工夫考虑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本能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住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只有精神生活，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才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您到他们中间去，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却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您扩大了他们的需求范围，且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就得给地方自治会付钱，这就是说，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这一套我早听过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们服务，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这样做。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叫人人都满意的。”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有丽达在场她总有点胆怯，一面说话，一面不安地察看她的脸色，生怕说出多余的或者不恰当的话。她也从来不反对她的意见，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散发充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这正如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您干预他们的生活，其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哎呀，我的天哪，可是人总得干些事情！”丽达恼火地说，听她的语气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议论毫无道理，她鄙视它们。
“必须让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重负，给他们喘息的时间，使他们不致于一辈子都守着炉台和洗衣盆，或者在田野里干活，使他们也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能够更广泛地发挥出他们精神上的才能。每一个人在精神活动中的使命是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一旦您使他们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成为不必要，一旦您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自由，到那时您将看到，您的那些书本和药房其实是一种嘲弄。既然人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无聊的东西。”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是可能的？”
“可能的。您可以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无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分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可能一天不超过两三小时。请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3小时，那么其余的时间我们都空闲了。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我们的体力，为了减轻劳动，我们发明各种代替劳动的机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一想，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最后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啊！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人们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不过，您是自相矛盾的，”丽达说，“您口口声声‘科学’，‘科学’，可您又否定识字教育。”
“在人们只能读到酒店的招牌、偶尔看到几本读不懂的书本的情况下，识字教育又能怎么样？这样的识字教育早从留里克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笔下的彼得鲁什卡早就会读书认字了，可是农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的不是识字教育，而是广泛地发挥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连医学也反对。”
“是的。医学只有在把疾病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治疗的情况下，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疗的话，那也不是治病，而是根治病因，只要消除体力劳动这一主要的病因，那就不会有病。我不承认有什么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道，“一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不是暂时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整体的目标——它们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心灵。如果把它们同当前的需要和迫切问题拉扯在一起，那么它们只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沉重。我们有许多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费在满足暂时的、转眼即逝的需要上……我们的学者们、作家们和艺术家们在辛勤工作，多亏他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舒适，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离真理却十分遥远，人依旧是最贪婪凶残、最卑鄙龌龊的动物。事物发展的趋向是，人类的大多数将退化，并永远丧失一切生活能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解，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不过是供凶残卑鄙的禽鲁消遣，是维护现行制度的。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让地球毁灭去吧！”
“蜜修斯，你出去，”丽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言论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亚不悦地看看姐姐和母亲，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辩解，总是发表这类妙论。”丽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您威胁说不再工作，”丽达接下去说，“显然您把自己的工作估计得很高。我们别争论了，反正我们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您刚才那么鄙薄地谈到的图书馆和药房，即使很不完备，我也认为它们高出于世界上所有的风景画。”说到这里，她立即对着母亲，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说：“公爵自从离开我们家后，人瘦了许多，模样大变了。家里人要把他送到维希去。”
她对母亲谈起公爵的情况，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她像个近视眼似的，把头低低地凑到桌子跟前，装作看报的样子。我的在场使人难堪。于是我告辞回家。
四
外面很静。池塘对岸的村子已经入睡，看不到一丝灯光，只有水面上朦朦胧胧地倒映着暗淡的星空。任妮亚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门前的石狮旁，等着我，想送送我。
“村里人都睡了，”我对她说，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却看到一双忧伤的黑眼睛定定地望着我，“连酒店掌柜和盗马贼都安然入睡了，我们这些上流人却在互相呕气，争论不休。”
这是一个凄凉的八月之夜，之所以凄凉，困为已经透出秋意。蒙着紫气的月亮慢慢升起，朦胧的月光照着大路和大路两侧黑沉沉的冬麦地。不时有流星坠落下去。任妮亚和我并排走在路上，她竭力不看天空，免得看到流星，不知为什么她感到害怕。
“我觉得您是对的，”她说，在夜间的潮气中打着冷颤，“如果人们同心协力，献身于精神活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明了一切。”
“当然。我们是万物之灵。如果我们当真能认识到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而且只为崇高的目的而生活，那么我们最终会变成神。然而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人类将退化，连天才也不会留下痕迹。”
大门已经看不见，任妮亚站住了，急匆匆跟我握手。
“晚安，”她打着哆嗦说，她只穿一件衬衫，冷得瑟缩着，“明天您再来。”
想到只剩下我一个人，生着闷气，对己对人都不满意，我不禁感到害怕。我也竭力不去看天上的流星。
“再跟我待一会儿，”我说，“求求您了。”
我爱任妮亚。我爱她也许是因为她总来迎我，送我，因为她总是温柔而欣喜地望着我。她那苍白的脸，娇嫩的脖颈，纤细的手，她的柔弱，闲散，她的书，是多么美妙而动人！那么，智慧呢？我怀疑她有杰出的才能，但我赞赏她的眼界开阔，也许这是因为她的许多想法跟严肃、漂亮、却不喜欢我的丽达完全不同。任妮亚喜欢我这个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也一心只想为她作画，在我的幻想中，她是我娇小的皇后，她跟我共同拥有这些树林、田野、雾召和朝霞，拥有这美丽迷人的大自然，尽管在这里我至今仍感到极其孤独，像个多余的人。
“再呆一会儿，”我央求道，“求求您了。”
我脱下大衣，披到她冰凉的肩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可笑、难看，便笑起来，把大衣甩掉了。趁这时我把她搂在怀里，连连吻她的脸、肩膀和手。
“明天见！”她悄声说，然后小心翼翼地拥抱我，似乎怕打破这夜的宁静，“我们家彼此不保守秘密，我现在应当把一切都告诉妈妈和姐姐……这是多么可怕！妈妈倒没什么，妈妈也喜欢您，可是丽达……”
她朝大门跑去。
“再见！”她喊了一声。
之后有两分钟时间我听到她在奔跑。我也不想回家，再说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去。我犹豫地站了片刻，然后缓步走回去，想再看一眼她居住的那幢可爱、朴素、古老的房子，它那阁楼上的两扇窗子，像眼睛似地望着我，似乎什么都知道了。我走过凉台，在网球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处在老榆树的荫影中，从那里瞧着房子。只见蜜修斯住的阁楼上，窗子亮了一下，随后漾出柔和的绿光——这是因为灯上罩着罩子。人影摇曳……我的内心充溢着柔情和恬静，我满意自己，满意我还能够有所眷恋，能够爱人。可是转念一想，此刻在离我几步远的这幢房子的某个房间里，住着那个并不爱我、可能还恨我的丽达，我又感到很不痛快。我坐在那里，一直等着任妮亚会不会走出来，我凝神细听，似乎觉得阁楼里有人在说话。
大约过了1个小时，绿色的灯光熄灭了，人影也看不见了。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房子上空，照耀着沉睡的花园和小路。屋前花坛里的大丽花和玫瑰清晰可见，好像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变得很冷。我走出花园，在路上拣起我的大衣，不慌不忙地回去了。
第二天午后，我又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往花园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坐在凉台上，等着任妮亚会突然从花坛后面走到球场上来，或者从一条林荫道里走出来，或者能听到她从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后来我走进客厅和饭厅。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前厅，然后又返回来。走廊里有好几扇门，从一间房里传来丽达的声音。
“上帝……送给……乌鸦……”她拖长声音大声念道，大概在给学生听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谁在外面？”她听到我的脚步声，突然喊了一声。
“是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正在教达莎功课。”
“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可在花园里？”
“不在，她跟我妹妹今天一早动身去奔萨省我姨妈家了。冬天她们可能到国外去……”她沉吟一下这样补充说。“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你写完了吗？”
我走进前厅，万念俱灰地站在那里，望着池塘，望着村子，耳边又传来丽达的声音：
“一小块奶酪……上帝给乌鸦送来一小块奶酪……”
我离开庄园，走的是头一次来的路，不过方向相反：先从院子进入花园，经过一幢房子，然后是一条极树林荫道……这时一个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张字条。我展开念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无法不服从她而让她伤心。愿上帝赐给您幸福，请原谅我。但愿您能知道我和妈妈怎样伤心落泪。
然后是那条幽暗的云杉林荫道，一道倒塌的栅栏……在田野上，当初黑麦正扬花，鹌鹑声声啼叫，此刻只有母牛和绊腿的马儿在游荡。那些山坡上，东一处西一处露出绿油油的冬麦地。我又回到平常那种冷静的心境，想起在沃尔恰尼诺大家讲的那席话不禁感到羞愧，跟从前一样我又过起枯燥乏味的生活。回到住处，我收拾一下行李，当天晚上就动身回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克里米亚，在火车上遇见了别洛库罗夫。他依旧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当我问到他的健康状况，他回答说：“托您的福了。”我们交谈起来。他把原先的田庄卖了，用柳博芙·伊凡诺夫娜的名义又买了一处小一点的田庄。关于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他谈得不多。据他说，丽达依旧住在舍尔科夫卡，在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渐渐地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同情她的人，他们结成一个强有力的派别，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中“打垮了”一直把持全县的拉巴金。关于任妮亚，别洛库罗夫只提到，她不在老家住，不知她如今在什么地方。
那幢带阁楼的房子我早已开始淡忘，只偶尔在作画和读书的时候，忽然无缘无故地记起了阁楼窗口那片绿色的灯光，记起了我那天夜里走在田野上的脚步声，当时我沉醉于爱情的欢欣，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冷得我不断地搓手。有时——这种时刻更少——当我孤独难耐、心情郁闷的时候，我也会模模糊糊地记起这段往事，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觉得，有人也在想念我，等待我，有朝一日我们会再相逢的……
蜜修斯，你在哪儿？
1896年4月
夜莺演唱会
我们在河岸上占了一席之地。前方是一道陡峭的褐色土岸，身后则是一大片黑魈魈的小树林。我们俯卧在绿油油的嫩草地上，用拳头支着下巴，任两条腿自由伸展：请吧，请随意吧。我们把春季大衣也脱了，而且不必付20戈比的保管费，因为在我们附近，谢天谢地，并没有剧场招待员。树林、天空和一望无际的田野，全都沐浴在月色之中；而在远方，有一盏红色的灯火忽明忽暗，发出微弱的闪光。空气宁静，洁净，芳香……一切都有利于歌唱家的演出。只有它，夜莺，不滥用我们的耐性，赶快出场才好。但它久久没有动静……在期待中我们根据节目单只好先听别的演唱者的歌声。
晚会由布谷鸟的独唱开始。它在树林深处懒洋洋地“咕咕”叫起来，叫了十来声，便停住不响了。就在这时，两只红脚隼发出刺耳的尖叫从我们头顶上空掠过。随后鼎鼎有名的低音歌手黄鹂，严肃认真地开始一展歌喉。我们听着它的歌唱，感到心旷神怡，我们真愿意一直听下去，若不是一群白嘴鸦飞回树林宿夜……远处出现一片乌云，乌云朝我们这边移动，随着一片“哑哑”叫声落到了树林上。这黑压压一群乌鸦很久都没有消停下来。
正当白嘴鸦喧闹不休的时候，住在芦苇丛中公房里的无数青蛙此起彼伏，“蝈蝈”地鼓噪起来。整整半个小时，这广阔的音乐会场充满了各种各样又汇成一片的声音。不知什么地方，一只昏睡的鸫鸟开始叫起来，为它伴唱的是林间山鸡和苇莺。随后便是幕间休息，四周一片寂静。偶尔有一只歇在观众席旁草丛里的蛐蛐“瞿瞿”地唱起来，打破了四周的沉寂。在幕间休息的时候，我们的耐性达到了极限：我们已经开始抱怨这位演唱家。直到夜幕降落大地，月亮爬到树林上空的天穹，这才轮到主角出场了。夜莺歇在一棵幼小的柳树上，朴棱一声飞进一丛黑刺李中，尾巴转动一阵，便站住不动了。它身着灰色羽衣……一般来说，它漠视听众，即使面对观众也总是一身灰麻雀的粗俗打扮。（可耻啊，年轻的歌手！不是观众为你存在，而是你为观众存在！）约摸有3分钟，夜莺一直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可是你听，树梢开始籁籁作响，微风轻拂，蛐蛐叫得更欢，在这支乐队的伴奏下，我们的演唱家才初试歌喉，发出了第一声颤音。它开始歌唱。我不打算来描写它的歌声，我只想说，当这位演唱家轻启莺喙，婉啭啼鸣，让整个树林响彻着它那清脆甜美的歌声时，连那支伴奏乐队也兴奋得忘了演奏，都屏息静听了。夜莺的歌声中透着力量和柔情。不过，我无意争夺诗人的面包，还是由他们去描绘吧。夜莺唱着，而周围笼罩着一片专注的静默。只有一次，树林生气地咆哮起来，风也发出嘘声，因为这时一只猫头鹰摹地引吭袅叫，竟想压倒我们的演唱家……
当天空泛白、群垦消隐、夜莺的歌声变得更为轻柔的时候，在这片树林的边缘出现了公爵地主家的厨子。他猫腰拱背，左手压着帽子，悄悄地潜行。他的右手拿着一只柳条筐。他的身影在树丛中时隐时现，不久就消失在密林里，夜莺又唱了一会儿，突然一声不响了。这时我们正打算离去。
“瞧这小坏蛋！”我们听见有人这样说，很快就看到了厨子。公爵家的厨子朝我们走来，快活得眉开眼笑，让我们看他的拳头。在他的拳头里露出他刚刚捉来的夜莺的小脑袋和尾巴……可怜的演唱家！上帝保佑，但愿谁都别遇上这样的厄运。
“您为什么要捉它？”我们问他。
“放进鸟笼里呀！”
长脚秧鸡一声哀怨的啼叫迎来了黎明，失去了歌手的树林开始喧哗起来。厨子把玫瑰的情人塞进柳条筐里，高高兴兴地跑回村子。我们也各自回家了。
1883年5月21日
小职员之死
一个美好的晚上，一位心情美好的庶务官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坐在剧院第二排座椅上，正拿着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他看着演出，感到无比幸福。但突然间……小说里经常出现这个“但突然间”。作家们是对的：生活中确实充满了种种意外事件。但突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睛往上翻，呼吸停住了……他放下望远镜，低下头，便……阿嚏一声！！！他打了个喷嚏，你们瞧。无论何时何地，谁打喷嚏都是不能禁止的。庄稼汉打喷嚏，警长打喷嚏，有时连达官贵人也在所难免。人人都打喷嚏。切尔维亚科夫毫不慌张，掏出小手绢擦擦脸，而且像一位讲礼貌的人那样，举目看看四周：他的喷嚏是否溅着什么人了？但这时他不由得慌张起来。他看到，坐在他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嘴里还嘟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人是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他在交通部门任职。
“我的喷嚏溅着他了！”切尔维亚科夫心想，“他虽说不是我的上司，是别的部门的，不过这总不妥当。应当向他赔个不是才对。”
切尔维亚科夫咳嗽一声，身子探向前去，凑着将军的耳朵小声说：
“务请大人原谅，我的唾沫星子溅着您了……我出于无心……”
“没什么，没什么……”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请坐下吧！让人听嘛！”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了，他傻笑一下，开始望着舞台。他看着演出，但已不再感到幸福。他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幕间休息时，他走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终于克制住胆怯心情，嗫嚅道：
“我溅着您了，大人……务请宽恕……要知道我……我不是有意的……”
“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怎么老提它呢！”将军说完，不耐烦地撇了撇下嘴唇。
“他说忘了，可是他那眼神多凶！”切尔维亚科夫暗想，不时怀疑地瞧他一眼。“连话都不想说了。应当向他解释清楚，我完全是无意的……这是自然规律……否则他会认为我故意啐他。他现在不这么想，过后肯定会这么想的！……”
回家后，切尔维亚科夫把自己的失态告诉了妻子。他觉得妻子对发生的事过于轻率。她先是吓着了，但后来听说布里扎洛夫是“别的部门的”，也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礼道歉的好，”她说，“他会认为你在公共场合举止不当！”
“说得对呀！刚才我道歉过了，可是他有点古怪……一句中听的话也没说。再者也没有时间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去找布里扎洛夫解释……走进将军的接待室，他看到里面有许多请求接见的人。将军也在其中，他已经开始接见了。询问过几人后，将军抬眼望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倘若大人还记得的话，”庶务官开始报告，“我打了一个喷嚏，无意中溅了……务请您原……”
“什么废话！……天知道怎么回事！”将军扭过脸，对下一名来访者说：“您有什么事？”
“他不想说！”切尔维亚科夫脸色煞白，心里想道，“看来他生气了……不行，这事不能这样放下……我要跟他解释清楚……”
当将军接见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返回内室时，切尔维亚科夫一步跟上去，又开始嗫嚅道：
“大人！倘若在下胆敢打搅大人的话，那么可以说，只是出于一种悔过的心情……我不是有意的，务请您谅解，大人！”
将军做出一副哭丧脸，挥一下手。
“您简直开玩笑，先生！”将军说完，进门不见了。
“这怎么是开玩笑？”切尔维亚科夫想，“根本不是开玩笑！身为将军，却不明事理！既然这样，我再也不向这个好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去他的！我给他写封信，再也不来了！真的，再也不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么思量着回到家里。可是给将军的信却没有写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这信该怎么写。只好次日又去向将军本人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了大人，”当将军向他抬起疑问的目光，他开始嗫嚅道，“我不是如您讲的来开玩笑的。我来是向您赔礼道歉，因为我打喷嚏时溅着您了，大人……说到开玩笑，我可从来没有想过。在下胆敢开玩笑吗？倘若我们真开玩笑，那样的话，就丝毫谈不上对大人的敬重了……谈不上……”
“滚出去！！”忽然间，脸色发青、浑身打颤的将军大喝一声。
“什么，大人？”切尔维亚科夫小声问道，他吓呆了。
“滚出去！！”将军顿着脚，又喊了一声。
切尔维亚科夫感到肚子里什么东西碎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着，他一步一步退到门口。他来到街上，步履艰难地走着……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没脱制服，就倒在长沙发上，后来就……死了。
1883年7月2日
新娘
一
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一轮满月照耀着花园。舒明家里刚做完晚祷，那是祖母玛芙拉·米哈伊洛夫娜吩咐做的。之后，娜佳跑到花园里，这时她看到，大厅里已摆好桌子，放上冷盘；祖母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正忙碌着；教堂大司祭安德烈神父跟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在说话。隔着窗子望过去，此刻母亲在傍晚的灯光下不知怎么显得十分年轻；安德烈神父的儿子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站在一旁，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
花园里寂静而凉爽，黑糊糊的树影静静地躺在地上。可以听到远处一片青蛙的鼓噪，很远很远，大概在城外了。洋溢着五月的气息，可爱的五月！你深深地呼吸着，不由得会想：不在这儿，而在别处的天空下，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在田野和树林里，此刻万物正生机勃勃，春意盎然，大自然如此神秘、美丽、富饶而神圣，却是软弱而有罪的人难以领会的。不知为什么真想哭一场才好。
她，娜佳，已经二十三岁。从十六岁起，她就一心盼望着出嫁，现在终于成了安德烈·安德列伊奇的未婚妻，此刻他正站在窗子后面。她喜欢他，婚期已经定在7月7日，可是内心却没有欢欣，夜夜睡不好觉，再也快活不起来……从地下室敞开的窗子里，可以听到里面在忙碌着，菜刀当当作响，安着滑轮的门砰砰有声。那里是厨房，从那儿飘来烤火鸡和醋渍樱桃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她觉得生活将永远这样过下去，没有变化，没有尽头！
这时有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这是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或者简称萨沙，他是10天前从莫斯科来这儿作客的。很久以前，祖母的一个远亲常来走动，请求周济，她叫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贵族出身的穷寡妇，人长得瘦小多病。萨沙就是她的儿子。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一名出色的画家。后来他母亲去世，祖母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便把他送到莫斯科的警察学校学习，两年后他转入绘画学校，在那里差不多学习了15年，最后才勉勉强强在建筑专科毕业。但他始终没有从事建筑工作，目前在莫斯科一家石印工厂做事。几乎每年夏天，特别是病重的时候，他都来祖母这儿小住，以便休息和养病。
现在他穿一件扣上扣子的常礼眼，一条旧帆布裤的裤筒边已经磨破。他的衬衫领子没有烫过，浑身上下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他很瘦，大眼睛，10个手指又长又细，留着胡子，肤色发黑。不过相貌仍然漂亮。他跟舒明一家人已经处熟，把他们当自家人看待，他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他住的那个房间早就叫萨沙的房间了。
他站在台阶上，看到了娜佳，就走到她跟前。
“你们这儿真好，”他说。
“当然好啦。您最好在这里住到秋天。”
“会的，很可能这样。也许我要在你们这儿住到9月份。”
他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在她身边坐下来。
“我坐在这儿，望着妈妈，”她说，“从这边望过去，她显得多么年轻啊！我妈妈当然有她的弱点，”她沉默片刻，又补充说，“不过她毕竟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
“是的，她人好……”萨沙同意道，“您的母亲就其本性来说，当然是个极其善良和可爱的女人，可是……怎么对您说呢？今天清早我去了你们家厨房一趟，看到4个女仆直接睡在地上，没有床，没有被褥，盖着破破烂烂的东西，有一股难闻的气味，还有不少臭虫和蟑螂……跟20年前完全一个样，一点变化都没有。哦，讲到祖母，上帝保佑她，她老了，不管事了。可是要知道，您的母亲想必会讲法语，也参加业余演出，看来她应该明白呀。”
萨沙讲话的时候，喜欢把两个细长的手指伸到听话人面前。
“这里的一切都有点古怪，让人看不惯，”他继续道，“鬼知道怎么回事，这儿的人什么事都不做。您的母亲成天只知道走来走去，像一位公爵夫人，奶奶什么事也不做，您也一样。连您的未婚夫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是什么事都不做。”
这席话娜佳去年就听过，好像前年也听过，她知道除此之外萨沙再也讲不出别的什么。以前她觉得这些话很可笑，现在不知怎么她却感到不愉快。
“您说的都是老一套，早就让人听烦了，”她说着站起身来，“您该想出一些新鲜的话才好。”
他笑了，也站起来，两人朝房子走去。
她高高的个子，漂亮，苗条，此刻在他的身旁更显得健康，衣着华丽。她感觉到这一点，不禁可怜起他来，而且不知为什么很不自在。
“您讲了许多不必要的话，”她说，“您刚才提到我的安德烈，其实您并不了解他。”
“‘我的安德烈’……去他的，去你的安德烈！我真为您的青春感到惋惜。”
他们进了大厅，这时大家已经坐下吃晚饭。祖母，或者按家里人的称呼，老奶奶，长得很胖，相貌难看，生着浓眉，还有一点点唇髭，大嗓门，光是听她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就可以知道，她在这儿是一家之主。集市上的几排商店和这幢带圆柱和花园的老房子都归属于她，她每天早晨都要祈祷，求上帝保佑她别破产，祈祷时常常泪流满面。她的儿媳妇，也就是娜佳的母亲尼娜·伊凡诺夫娜，生着浅色头发，腰束得很紧，戴着夹鼻眼镜，每个手指上都戴着钻石戒指。安德烈神父是个掉了牙的瘦老头，从脸上的那副表情看仿佛他正打算讲一件十分可笑的事。他的儿子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就是娜佳的未婚夫，壮实而英俊，头发鬈曲，像一名演员或画家。他们3个人正谈着催眠术。
“你在我家住上一个礼拜就会恢复元气，”祖母转身对萨沙说，“只是你得多吃点。瞧你像什么样子！”她叹了一口气说：“你那模样真吓人！真的，你简直成了浪子了。”
“挥霍掉父亲赠与的全部资财，”安德烈神父眼里带着笑意说，“浪荡的儿子只好给人去放猪……”
“我喜欢我爹爹，”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拍拍父亲的肩膀说，“他是个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大家默不作声。突然萨沙笑起来，用餐巾捂住了嘴。
“这么说来，您也相信催眠术喽？”安德烈神父问尼娜·伊凡诺夫娜。
“我当然还不能肯定说我相信，”尼娜·伊凡诺夫娜回答，她的神色变得十分严肃，甚至有点严厉，“可是应当承认，自然界有着许多神秘而不可理解的现象。”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不过本人还得补充一句：宗教信仰为我们大大缩小了神秘的领域。”
端上来一只又大又肥的火鸡。安德烈神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继续他们的谈话。尼娜·伊凡诺夫娜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后来她的眼眶里泪花闪烁，她开始激动起来。
“尽管我不敢同您争论，”她说，“但您得承认，生活中有着许多解不开的谜！”
“绝对没有，我敢向您担保。”
晚饭后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小提琴，尼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为他伴奏。10年前他在大学的语文系毕了业，但是从来没有工作过，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偶尔参加为慈善事业举办的音乐会。城里的人都叫他演员。
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的茶炊烧开了，冒着气，只有萨沙独自在喝茶。后来时钟敲响12点，提琴上的一根弦突然断了。大家都笑起来，忙着起身告辞。
送走未婚夫之后，娜佳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跟妈妈住在楼上（楼下住着老奶奶）。楼下的大厅里开始熄灯，可是萨沙还坐着喝茶。他喝茶的时间总是很长，完全是莫斯科人的习惯，一回总得喝上七八杯。娜佳脱掉衣服，躺进被窝，很久都能听到女仆在楼下收拾东西，老奶奶在生气。最后，一切静下来，只偶尔从楼下萨沙的房间里传来他低沉的咳嗽声。
二
娜佳一觉醒来，大概已是两点，这时天色开始破晓。远处有更夫敲打着梆子。她不想睡了，躺得人软绵绵的，反而不舒服。像已往的五月之夜一样，娜佳坐在床上，开始想心事。可是她的那些想法跟昨夜一样，单调乏味，令人生厌，无非是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开始追求她并向她求婚，她同意了，后来渐渐地看重了这个善良而聪明的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现在，离婚期不到两个月了，她却感到恐慌和不安，仿佛有一件说不明白的令人苦恼的事在等着她。
“滴笃，滴笃，”更夫懒洋洋地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从古老的大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到花园，远处是正在盛开的丁香花丛，花儿睡意朦胧，冻得有点打蔫。一片白色的浓雾，缓缓地朝丁香花这边漫过来，想要把它遮盖住。远处的树林中不时有梦中醒来的白嘴鸦啼叫几声。
“我的上帝，为什么我的心情这么沉重！”
也许每一个未婚妻在结婚前都是这种感受。谁知道呢！或许是受了萨沙的影响？可是要知道，萨沙已经一连几年都说着同样的话，像背书似的，而且说话时显得又天真又古怪。那么为什么脑子里还是忘不掉萨沙呢？为什么？
更夫早已不打梆子了。窗前的花园里鸟儿叽叽喳喳地叫起来，花园中的雾气已经消失，周围的一切沐浴在春天的晨喊中，像是笑逐颜开了。不久，整个花园在阳光的爱抚下暖和过来，苏醒了，树叶上的露珠，像钻石般晶莹剔透，闪闪发光。这古老的、早已荒芜的花园在这个清晨显得生机勃勃、十分美丽。
老奶奶已经醒来。萨沙粗声粗气地在咳嗽。可以听到楼下有仆人端来了茶炊，在搬动椅子。
时间过得很慢。娜佳早已起床，一直在花园里散步，可是早晨还在延续。
后来尼娜·伊凡诺夫娜出来了，她眼泪汪汪，手里端一杯矿泉水。她对招魂术和顺势疗法很感兴趣，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喜欢谈她心中生出的疑惑。这一切在娜佳看来都蕴含着深刻而神秘的内涵。现在娜佳吻了母亲一下，跟她并排走着。
“你为什么哭了，妈妈？”她问道。
“昨天晚上我读了一夜的小说，里面讲到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的故事。老人在某个地方做事，后来他的上司爱上了他的女儿。书我还没有读完，可是里面有一处地方叫你忍不住落泪，”尼娜·伊凡诺夫娜说完，喝了一口矿泉水，“今天早晨我一想那个段落，我又哭了一阵。”
“这些天来我心里老不愉快，”娜佳沉默片刻，说，“为什么我夜夜睡不好觉？”
“我不知道，亲爱的。每当我夜里失眠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瞧，就这样闭得紧紧的，想象出安娜·卡列宁娜的模样，想象她怎么走路，怎么说话，或者想象古代历史上的什么事件……”
娜佳感到，母亲并不了解她，也不可能了解。她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感觉到，她甚至觉得害怕，真想躲起来。可是她一个人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下午两点钟，大家坐下来吃午饭。那天是礼拜三，是斋日，所以给祖母送上的是素的红甜菜汤和鳊鱼粥。
萨沙故意跟祖母逗乐，喝完他的荤菜汤又喝素的红甜菜汤。吃饭的时候，他不断开玩笑，不过他的玩笑都很笨拙，总带着道德的训诫，结果完全不可笑了。每当他说俏皮话的时候，他总先举起他那又长又细、像死人一样的手指，使人不由得想到，他病得很重，也许已不久于人世，这时候你就会由衷地可怜他。
饭后，祖母回她的卧室休息去了。尼娜·伊凡诺夫娜弹了一会儿钢琴，也回房去了。
“唉，亲爱的娜佳！”萨沙照例这样开始饭后的闲谈，“您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就好了！”
她深深地埋在老式的圈椅里，闭上眼睛；他则缓缓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要是您能出来求学就好了！”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圣洁的人才有意思，只有他们才是有用的。要知道，这类人越多，人间的天国就来得越快。到那时，你们的城市渐渐地就要土崩瓦解——一切都要颠倒过来，一切都变了样子，简直像施了魔法似的。到那时这里将出现无数宏伟富丽的房屋，美丽的花园，奇异的喷泉，优秀的人……但主要的还不是这些。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充满了这么多恶意，因为每个人都有信仰，每个人都知道他们为什么活着，每个人都无需到人群中寻求支持。我亲爱的，好姑娘，您走吧！您该向大家表明，您已经厌倦这种死气沉沉的、灰色的、罪恶的生活。您哪怕向自己表明这一点也好啊！”
“不行，萨沙，我快要出嫁了。”
“哎，算了吧！何必结婚呢？”
两人走进花园，散了一会儿步。
“无论如何，我亲爱的，应该好好想一想，应该明白，你们这种游手好闲的生活是多么肮脏，多么不道德，”萨沙继续道，“您要明白，如果，举例说吧，您、您的母亲和您的奶奶什么事都不做，那么这意味着，别人在为你们工作，你们在坑害别人，难道这是干净的，难道这不肮脏吗？”
娜佳本想说：“是的，您这话是对的，”她还想说这些她都明白，可是这当儿泪水涌了出来，她突然不作声了，全身一阵瑟缩，她回自己房里去了。
傍晚时，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来了，他照例拉小提琴，拉了很长时间。一般说来，他不爱说话，喜欢拉小提琴，也许这是因为拉琴的时候可以不必讲话。10点多钟，他穿好大衣，准备回家。临别时他拥抱娜佳，热烈地吻她的脸，肩头和手。
“亲爱的，我的宝贝，我的美人儿！……”他喃喃低语，“啊，我是多么幸福！我快活得要发狂了！”
可她觉得，这些话她早已听过，很早很早就听过，或者在哪本书里……在一本破旧的、早已丢了的长篇小说中读到过。
在大厅里，萨沙正坐在桌旁喝茶，5个长长的手指托着一个小杯子；老奶奶在摆纸牌猜卦，尼娜·伊凡诺夫娜在看书。圣像前长明灯里火苗不时噼啪作响，一切都显得安宁而圆满。娜佳道了晚安，便回到楼上的卧室。她躺下后立即睡着了。可是，跟昨天夜里一样，天刚蒙蒙亮，她又醒了。没有睡意，心情不安而沉重。她坐了起来，把头伏在膝盖上，想起了未婚夫，想起了婚事……不知怎么娜佳想起了她的母亲不爱她已故的丈夫，弄得现在一无所有，只能依赖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老奶奶过日子。娜佳左思右想，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她至今把母亲看得那么特别，不同寻常，为什么没有发觉她其实是个普通的、平常的、不幸的女人。
萨沙在楼下还没有入睡——可以听到他在不断咳嗽。娜佳想到，这是个古怪而又天真的人，在他的幻想里，在那些美丽的花园和奇异的喷泉里，不免有些荒唐可笑的成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他的天真里，甚至在他的荒唐可笑里，却蕴含着许多美好的东西，使得她一想到要不要外出求学的时候，她的整个心灵，整个胸膛便感受到一阵凉意，随即涌动着欢快、狂喜的感情。
“不过，最好不去想它，不去想它……”她小声说，“不该去想这种事。”
“滴笃，滴笃……”更夫在远处敲着梆子，“滴笃，滴笃……”
三
到了6月中旬，萨沙突然感到烦闷无聊，打算回莫斯科去了。
“在这个城市我住不下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我一吃饭就感到恶心：厨房里脏得一塌糊涂……”
“你再等一等，浪子，”祖母不知为什么小声劝道，“7号是婚期。”
“我不想参加了。”
“你说过要在我们这儿住到9月的！”
“可是现在我不想住了。我要工作！”
这年夏天潮湿而阴冷，树木湿漉漉的，花园里的一切看上去阴森凄凉，令人沮丧，人不由得想工作。楼上楼下的许多房间里，可以听到陌生女人的说话声，祖母房里的缝纫机响得正欢：这是在赶做嫁妆。光是皮大衣就给娜佳做了6件，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据老奶奶讲，就值300卢布！婚前的忙碌激怒了萨沙，他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生着闷气。不过大家还是劝他留下，他也答应7月1日以前暂时不走。
时间过得很快。圣彼得节那天下午，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和娜佳一道前往莫斯科街，想再看看那幢早已租下、准备给这对新婚夫妇居住的房子。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不过目前只有楼上已装修完毕。在大厅里，镶木地板油漆一新，摆着维也纳式的椅子，钢琴和小提琴斜面谱架。有一股油漆气味。墙上的金边大画框里有一幅油画：一个裸体女人，身旁有一只断把的淡紫色花瓶。
“一幅杰作，”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尊敬地赞叹道，“这是画家希什玛切夫斯基的作品。”
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长沙发，几把圈椅都蒙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后来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好像是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自己软弱，内疚，所有这些房间、床和圈椅都让她厌烦，那个裸体女人更让她恶心。此刻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说，她至今弄不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说起话来那么亲呢、殷勤，他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走来走去，而在她眼里，这一切无非是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无法忍受的庸俗，连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冷，像铁箍似的。她时刻准备逃跑，大哭一场，从窗子中跳下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又把她领进浴室，一进去就拧开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即哗哗流出来。
“怎么样？”他说时眉开眼笑了，“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一个大水箱，能存100桶水，这样我们就能用上自来水了。”
最后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飞扬的尘土遮天盖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尘土吹得他眯起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片刻，又说，“真的，他说得对！对极了！我的确什么事都不做，也不会做。我亲爱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当我一想到有朝一日额头上压上帽徽要去做事，心里就反感呢？为什么当我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呢？哦，俄罗斯母亲啊，你的身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无用的人！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苦难深重的母亲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园，有河，我们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这将多么美好！”
他摘下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起来。她听着他的话，心里却想：“上帝，我要回家，上帝！”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才赶上了安德烈神父。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挥动帽子，高兴地说，“我喜欢我爹爹，真的，”他一边说，一边付着车钱，“多么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回到家里，生着闷气，身子也不舒服，想到整个晚上客人不断，她就得笑脸相迎，应酬他们，就得听小提琴，听各种各样的废话，就得不谈别的，只谈婚礼。祖母坐在茶炊旁边，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装模作样，态度傲慢，在客人们面前她总是这样的。安德烈神父面带狡黠的微笑走了进来。
“看到贵体安康，本人不胜欣慰，”他对祖母说，别人很难弄清，他这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四
风不时敲打着窗子，敲打着屋顶。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宅神在壁炉里闷闷不乐地小声唱着它的哀歌。已是午夜12点多钟。宅子里的人全都躺下了，可是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底下好像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轰响，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尼娜·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她只穿一件绣花衬衫，手里拿着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响了，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面带羞怯的微笑，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她还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不同寻常，自己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聆听她说的话；可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这些话了；凡是能记起来的也都平平淡淡，没有意思。
壁炉里呜呜作响，像有几个男低音在重唱，甚至可以听到“唉唉，我的天哪！”的叹息。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揪自己的头发，放声大哭。
“妈妈，妈妈，”她说，“我亲爱的妈妈，你要是能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就好了！我请求你，我恳求你，让我走吧！我求求你了！”
“去哪儿？”尼娜·伊凡诺夫娜问，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坐到床上，“你要去哪儿？”
娜佳哭了很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你让我离开这个城市吧！”她终于说，“不该举行婚礼，也不会举行婚礼，这点你要明白！我并不爱这个人……甚至都不想提起他。”
“不，我亲爱的，不，”尼娜·伊凡诺夫娜吓坏了，急急地说，“你静一静，你这是心情不好，会过去的。这是常有的事。大概你跟安德烈拌嘴了吧，可是小两口吵架，打是亲，骂是爱呀。”
“行了，你走吧，妈妈，你走吧！”娜佳又大哭起来。
“是的，”尼娜·伊凡诺夫娜沉默片刻，说，“不久前你还是个孩子，小姑娘，现在已经要做新娘了。自然界的一切物体总在不断更新。不知不觉中，你也会做上母亲和奶奶，你跟我一样，也会有个固执而任性的女儿。”
“我亲爱的好妈妈，要知道你聪明，你不幸，”娜佳说，“你很不幸，为什么你尽说些庸俗的话？看在上帝份上，告诉我为什么？”
尼娜·伊凡诺夫娜本想说些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她一声抽泣，跑回自己房里去了。壁炉里的男低音又呜呜地唱起来，忽然变得十分可怕。娜佳从床上跳起来，赶紧跑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泪痕斑斑，身上盖一条浅蓝色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
“妈妈，你听我说！”娜佳说道，“我求求你好好想一想，你要明白！你只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庸俗、多么低下！我的眼睛睁开了，我现在什么都看清楚了。你的安德烈·安德烈伊奇算什么人，他其实并不聪明，妈妈！我的上帝啊！你要明白，妈妈，他很愚蠢！”
尼娜·伊凡诺夫娜猛地坐了起来。
“你和你奶奶都来折磨我！”她唆咽着说，“我要生活！要生活！”她重复着，还两次用拳头捶胸，“你们还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可是你们把我变成了老太婆！……”
她伤心地哭起来，躺进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弱小、可怜、愚蠢。娜佳回到自己房里，穿上衣服，坐到窗下等着天亮。这一夜她一直坐在那里思考着，院子里不知什么人不时敲着护窗板，还打着呶唿。
早上祖母抱怨，这一夜的风吹落了所有的苹果，一棵老李树也折断了。天色灰蒙蒙，阴沉沉，毫无生气，真想放它一把火。大家都抱怨天冷，雨点敲打着窗子。喝完茶后娜佳去找萨沙，一句话没说，就在圈椅旁的屋角跪了下来，双手捂住了脸。
“怎么啦？”萨沙问道。
“我没法……”她说，“以前我怎么能在这儿生活的，我不明白，不理解！我蔑视我的未婚夫，蔑视我自己，蔑视所有这种游手好闲、毫无意义的生活……”
“哦，哦……”萨沙连连应着，还不明白她出了什么事，“这不要紧……这很好……”
“这种生活让我厌烦了，”娜佳继续道，“我在这儿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请您把我带走吧，看在上帝份上！”
萨沙吃惊地望着她，足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终于明白过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他手舞足蹈，高兴得要跳舞了。
“太好了！”他搓着手说，“我的上帝，这有多好啊！”
她像着了魔似的，睁着一双充满爱意的大眼睛，定定地瞧着他，等着他立即对她说出意味深长、至关重要的话来。他还什么也没有说，但她已经觉得，在她面前正在展现一个她以前不知道的新的广阔天地，此刻她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它，为此作好了一切准备，哪怕去死。
“明天我就动身，”他考虑了一会儿说，“您到车站上去送我……我把您的行李放在我的皮箱里，您的车票由我来买。等到打了第三遍铃，您就上车，我们一道走。我把您送到莫斯科，到了那里您再一个人去彼得堡。身份证您有吗？”
“有。”
“我向您发誓，您日后不会感到遗憾、不会后悔的，”萨沙兴奋地说，“您走吧，学习去吧，到了那边再由命运安排您的去向吧。只要您彻底改变您的生活，一切都会起变化的。关键是彻底改变生活，其余的都不重要。说好了，我们明天一块儿走？”
“啊，是的！看在上帝份上！”
娜佳觉得，此刻她异常激动，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沉重，从现在起直到动身前她一定会伤心难过，苦苦思索。可是她刚回到楼上的房间，躺到床上，立即就睡着了。她睡得很香，脸上带着泪痕和微笑，一直睡到傍晚才醒。
五
有人去叫出租马车。娜佳已经戴上帽子，穿好大衣。她走上楼去，想再看一眼母亲，再看一看自己的东西。她在房里还有余温的床边站了片刻，向四周环顾一番，然后轻轻地走到母亲房里。尼娜·伊凡诺夫娜还睡着，室内很静。娜佳吻了一下母亲，理理她的头发，站了两三分钟……然后不慌不忙地回到楼下。
外面下着大雨。马车已经支上车篷，湿淋淋的，停在大门口。
“娜佳，车上坐不下两个人，”祖母看到仆人把皮箱放到车上，说，“这种天气何必去送人呢！你最好留在家里。瞧这雨有多大！”
娜佳想说点什么，但却吐不出一个字来。这时萨沙扶她上车坐好，拿一条方格毛毯盖在她腿上，他自己也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路平安！求上帝保佑你！”祖母在台阶上喊道，“萨沙，你到了莫斯科要给我们写信！”
“好的，再见了，老奶奶！”
“求圣母娘娘保佑你！”
“唉，这天气！”萨沙说道。
娜佳这时才哭起来。现在她心里明白，她真的走定了，而刚才去看母亲、跟奶奶告别的时候她还不怎么相信。再见了，故乡的城市！一时间她想起了一切，想起了安德烈，他的父亲，新房，裸体女人和花瓶。所有这一切已经不会再使她担惊受怕、心情沉重，所有这一切是那样幼稚、渺小，而且永远永远过去了。等他们坐进车厢、火车开动的时候，如此漫长而沉闷的往日生活，已经缩成一个小团，面前展现出宏伟而广阔的未来，而在此之前她却是觉察不到的。雨水敲打着车窗，从窗子里望出去，只能看到绿色的田野、闪过的电线杆和电线上的鸟雀。一股欢乐之情突然让她透不过气来：她想起她这是走向自由，外出求学，这正如很久以前人们常说的“外出当自由的哥萨克”一样。她又笑，又哭，又祈祷。
“不错，”萨沙得意地笑着说，“真不错！”
六
秋天过去了，随后冬天也过去了。娜佳已经非常想家，每天都思念母亲和奶奶，思念萨沙。家里的来信，语气平和，充满善意，似乎一切已得到宽恕，甚至被迫忘了。5月份考试完毕，她，身体健康，精神饱满，高高兴兴动身回家。途经莫斯科时，她下车去看萨沙。他还是去年夏天那副样子：胡子拉碴，披头散发，还是穿着那件常礼服和帆布裤，还是那双大而美丽的眼睛。但是他一脸病容，显得疲惫不堪，他显然老了，瘦了，而且咳嗽不断。不知怎么娜佳觉得他变得平庸而土气了。
“天哪！娜佳来了！”他说着，高兴得满脸笑容，“我的亲人，好姑娘！”
他们在石印厂坐了一阵，那里矿屋子烟雾缥绕，油墨和颜料的气味浓重得令人窒息。后来他们来到他的住房，这里同样烟气熏人，还痰迹斑斑。桌子上，一把放凉的茶炊旁边，有个破盘子里放一张黑纸。桌上和地板上到处是死苍蝇。由此可见，萨沙的个人生活安排得很不经心，马虎得很，他显然蔑视居所的舒适和方便。如若有人跟他谈起他个人的幸福、他的私人生活，或者别人对他的爱慕，这时他便觉得不可理解，常常只是一笑了之。
“没什么，一切都很顺利，”娜佳急忙说，“妈妈在秋天到彼得堡来看过我，说奶奶已经不生气了，就是常常走进我的房间，在墙上画十字。”
萨沙看上去很快活，但不时咳一阵，说话的声音发颤。娜佳留心观察他，不知道他是真病了，或者仅仅是她的感觉。
“萨沙，我亲爱的，”她说，“要知道您有病！”
“不，没什么。有点病，但不要紧……”
“哎呀，我的天哪，”娜佳激动起来，“为什么您不去治病，为什么您不爱护自己的健康？我亲爱的萨沙，”她说时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为什么她的想象中浮现出安德烈·安德烈伊奇，裸体女人和花瓶，以及过去的一切，尽管此刻她觉得所有这些像童年一样已十分遥远。她之流泪还因为在她的心目中萨沙不再像去年那样新奇、有见地、有趣味了。“亲爱的萨沙，您病得很重。我不知道做什么才能让您不这么清瘦苍白。我是多么感激您！您甚至无法想象，您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我的好萨沙！实际上您现在就是我最亲切最贴近的人了。”
他们坐着谈了一阵。现在，当娜佳在彼得堡度过了一冬之后，她只觉得萨沙，他的话，他的笑容，以及整个人，无不散发出一股衰老陈腐的气息，似乎他早已活到了头，也许已经进入了坟墓。
“我后天就去伏尔加河旅行，”萨沙说，“然后去喝马奶酒。我很想喝马奶酒。有一个朋友和他的妻子跟我同行。他妻子是个极好的人，我一直在怂恿她、说服她外出求学。我也想让她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谈了一阵，他们便去火车站。萨沙请她喝茶，吃苹果。火车开动了，他微笑着挥动手帕，从他的脚步就可以看出他病得很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了。
中午时分，娜佳回到了故乡的城市。她出了站台，雇了马车回家。一路上她觉得故乡的街道显得很宽，两边的房子却十分矮小。街上没有人，只碰到一个穿棕色大衣的德国籍钢琴调音师。所有的房屋都像蒙着尘土。祖母显然已经老了，依旧很胖，相貌难看。她抱住娜佳，脸挨着娜佳的肩头，哭了很久都不肯放开她。尼娜·伊凡诺夫娜也苍老多了，变得不好看了，消瘦了，但依旧束着腰，手指上的钻石戒指闪闪发光。
“宝贝儿，”她全身颤抖着说，“我的宝贝儿！”
然后大家坐下，默默地流泪。显然祖母和母亲都感到，往日的生活一去不返，无可挽回：无论是社会地位，昔日的荣誉，还是请客聚会的权利，统统不复存在。这正像一家人原本过着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忽然夜里来了警察，搜查一通，原来这家主人盗用公款，伪造证据——从此，永远告别了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
娜佳回到楼上，见到了原来的床，原来的窗子和朴素的白窗帘。窗外还是那个花园，阳光明丽，树木葱笼，鸟雀喧闹。她摸摸自己的桌子，坐下来，开始沉思默想。她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饭，还喝了一杯浓浓的可口的奶茶，可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房间里空荡荡的，天花板显得低矮。
晚上她躺下睡觉，盖上被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躺在这张温暖柔软的床上有点可笑。
尼娜·伊凡诺夫娜进来了，她坐下，像有过错似的怯生生地坐着，说话小心谨慎。
“哦，怎么样，娜佳？”她沉默片刻，问道，“你满意吗？很满意吗？”
“满意，妈妈。”
尼娜·伊凡诺夫娜站起来，在娜佳胸前和窗子上画十字。
“我呢，你也看到了，开始信教了，”她说，“你知道，我现在在学哲学，经常想啊，想啊……现在对我来说许多事情像白昼一样清楚。首先，我觉得，全部生活要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
“告诉我，妈妈，奶奶身体好吗？”
“好像还可以。那回你跟萨沙一道走了，你来了电报，奶奶读后都晕倒了，一连躺了3天没有下床。后来她不住地祷告上帝，伤心落泪。可是现在没什么了。”
她站起来，在室内走一走。
“滴笃，滴笃……”更夫敲打着梆子，“滴笃，滴笃……”
“首先，要让全部生活像通过三棱镜一样度过。”她说，“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生活在意识中分解成最简单的成分，正如光能分解成七种原色一样，然后对每一种成分进行单独的研究。”
尼娜·伊凡诺夫娜还说了些什么，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娜佳都一无所知，因为她很快就睡着了。
5月过去，六月来临。娜佳已经习惯了家里的生活。祖母成天为茶炊忙碌，不住地叹气。尼娜·伊凡诺夫娜每天晚上谈她的哲学。在这个家里，她依旧像个食客，花一个小钱都要向奶奶讨。家里苍蝇很多。房间里的天花板好像变得越来越低矮。奶奶和尼娜·伊凡诺夫娜从来不出家门，害怕在街上遇见安德烈神父和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娜佳在花园里散步，到街上走走，她看着那些房子，灰色的围墙，她只觉得这个城市里的一切都已衰老、陈旧，等着它的只能是它的末日，或者开始一种富于朝气的全新的生活。啊，但愿那光明的新生活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意识到自己的正确，做一个乐观、自由的人！这样的生活迟早要来临！现在在祖母的家里，一切都由她安排，4个女仆没有住房，只能挤在肮脏的地下室里——可是总有一天，这幢老房子将片瓦不存，被人遗忘，谁也不会再记起它……只有邻院的几个男孩子给娜佳解闷，她在花园散步的时候，他们敲打着篱笆，哄笑着逗她：
“喂，新娘子！新娘子！”
萨沙从萨拉托夫寄来了信。他用欢快、飞舞的笔迹写道，他的伏尔加之旅十分顺利，可是在萨拉托夫有点小病，嗓子哑了，已经在医院里躺了两周。她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她的内心充满了近似确信的预感，有关萨沙的预感和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使她激动不安，这一点也让她感到不悦。她一心想生活，想回到彼得堡，同萨沙的交往已经成了虽然亲切却十分遥远的过去了！她彻夜未眠，早晨坐在窗前，听着周围的动静。楼下当真有人说话：惊慌不安的祖母焦急地问什么。后来有人哭起来……娜佳赶紧下楼，看到奶奶站在屋角，在做祷告，她的脸上满是泪水。桌上有一封电报。
娜佳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奶奶哭泣，最后拿起那封电报，读了一遍。上面通知说，亚历山大·季莫费伊奇，简称萨沙，于昨日晨在萨拉托夫因肺结核病故。
祖母和尼娜·伊凡诺夫娜当即去教堂安排做安魂弥撒。娜佳在各个房间里走了很久，想了许多。她清楚地意识到，她的生活，正如萨沙期望的那样，已经彻底改变；她在这里感到孤单、生疏、多余；这里的一切她都觉得没有意思，她同过去已经决裂，它消失了，像是焚毁了，连灰烬也随风飘散了，她来到萨沙的房间，站了很久。
“永别了，亲爱的萨沙！”她默念道。于是在她的想象中，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还不甚明朗，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她回到楼上房间开始收拾行装，第二天一早就告别了亲人，生气勃勃地、高高兴兴地走了，——正如她打算的那样，永远离开了这座城市。
190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