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塑崭新人生

• 周恩来询问溥仪：“回到北京后的生活和身体怎么样？今后有什么打算？”
• 德王激动地说：“党和人民政府让我这个罪大恶极的罪犯成为一名新人。”
• 宋希濂说：“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周恩来的遗愿。”

给原伪满皇帝安置工作

1960年春节，这是溥仪被特赦后的第一个春节，正当家人为庆祝节日而忙碌时，溥仪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邀请他和家人赴宴的消息。

宴会在全国政协的小餐厅里举行，气氛完全是家庭式的。

周恩来首先询问溥仪：“回到北京后的生活和身体怎么样？今后有什么打算？”

溥仪站起来认真地说：“我曾读过一些医学典籍，在抚顺改造期间，又在医生的指导下，做过一些诸如量血压、测体温之类的事情，如果政府允许，我希望能够当一名医生。”

溥仪的话音刚落，周恩来就笑着说：“当医生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那点底子恐怕还不能胜任这项工作。”

宴会结束以后，周恩来为溥仪的工作，专门找有关部门商议。有人建议让他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去工作，有人说让他到图书馆工作，对这些建议周恩来都不赞同，他认为溥仪如果在故宫里上班，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围观，这样他既无法正常工作，自尊心也容易受到伤害。而在图书馆工作，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不允许。

周恩来建议溥仪先到北京植物园去工作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可以半天工作半天学习，主要是利用这段时间了解和熟悉社会，在适当的时候再给他安排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1960年11月底，北京市进行县、区第四届人民代表的选举，植物园的领导对溥仪这样的特赦人员，是否有资格参加选举拿不定主意。

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严肃地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合法公民了，凡是公民拥有的权利，溥仪也不例外。结果溥仪很快就拿到了选民证。这使溥仪非常激动，当他把填写好的选票投入票箱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已经和6亿同胞一样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了溥仪。毛泽东诙谐地对身边的人员说：“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宣统皇帝，从前我们都做过他的臣民。”

毛泽东对溥仪说：“听说你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啊，皇上没有娘娘不行。”毛泽东建议溥仪成立一个家庭。

溥仪当然也希望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关心和爱他的女人，但他前半生中那几次失败的婚姻毕竟在心里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对于再婚，溥仪似乎变得很挑剔。在毛泽东建议他再成立一个家庭之前，溥仪至少已与5位女子见过面，但见过一面之后，便全都没了下文，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溥仪的同事把一个名叫李淑贤的护士的照片拿给他后，溥仪才怦然心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溥仪和李淑贤都表现出了热情。溥仪一改过去邋遢的习惯，衣衫也变得整洁光鲜起来。他和这位比自己小18岁的女人一起去看电影和跳舞，一起去游览故宫和颐和园，而每当这个时候，溥仪就会担任起义务讲解员。溥仪对李淑贤的爱是真挚的，他说：“李淑贤穿戴朴素，人品老实，经历很苦，让人同情，又是搞医务工作的，和我兴趣一致，我喜欢。”

李淑贤在她口述的《溥仪与我》一书中说：“论文化，我只有高小程度；论职务，是个普普通通的护士，我不过每月挣那么五十几元钱工资。溥仪为什么偏偏能够爱上我而且爱得那样诚挚，那样深沉？”

1962年4月30日晚，溥仪和李淑贤在政协礼堂举行了婚礼。结婚的日子是溥仪精心选择的，因为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已经成为劳动者的溥仪要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劳动者的节日。

在婚礼中，溥仪的脸上始终荡漾着笑容，他拿出了几天前就写好的讲稿对来宾们说：“回想我前半生的过去，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剥削寄生虫。后半生的今天是一个光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去的溥仪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溥仪，这个溥仪是早已结束了，已经死去了。在6万万各族人民大家庭中，成立我们俩的幸福的小家庭，我是多么愉快，多么鼓舞。”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那份《我罪恶的前半生》的手稿被送到了北京群众出版社。

受上级领导的派遣，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负责帮助溥仪来完成这部书稿的修改。

李文达认为，溥仪的这部手稿中还有许多事实不够准确，特别是溥仪的思想变化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于是，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配合下，溥仪和李文达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他们还重返天津、长春和抚顺等地，采访和调查了溥仪前半生中不同时期的活动和后来思想改造的过程。这项艰苦而细致的工作，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1964年3月，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了。

日本学者丸山升介绍说，这本书在日本出版发行后，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使很多人感动。读者们认为，虽然这本书的写作方法和真正的溥仪有些差距，但是书中相当程度反映了溥仪本人的真实思想，是非常宝贵的人生体验，感动了许多读者。

《我的前半生》一经面世，立刻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很快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寓居在美国的李宗仁先生，看过《我的前半生》甚为感慨，溥仪在新中国受到的宽厚对待，也使他的心灵照进了温暖的阳光。李宗仁先生最终选择回归祖国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他的确受到了《我的前半生》的积极影响。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归来的李宗仁在首都机场见到了溥仪，他百感交集地说，“你的大作我在国外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

溥仪在做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时候，每月工资是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令人羡慕的收入了，但由于溥仪不会理财，花钱又没有计划，加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些亲朋故旧来看望他，所以，他的那点工资就常常入不敷出了。

1964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民主人士新春座谈会上，毛泽东对全国政协的负责人说，“听说溥仪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一百几十元的薪水，怕是太少了吧。”他对坐在身边的章士钊说“我准备拿出点稿费，通过你送给他改善一下生活，人家终究是皇帝嘛。”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溥仪的工资提高到200多元，生活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政府不仅为他们安排了宽敞的房子，还为他们配备了沙发和地毯等生活用品。

1964年11月，溥仪正式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溥仪和李淑贤婚后的生活幸福而充实，他们经常会被邀请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及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工作之余，溥仪会带着妻子到弟弟和妹妹的家里去坐一坐。

溥仪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后，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感慨万千。

在延安，溥仪参观了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当年，就在溥仪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的时候，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就是住在这样简陋的土窑洞里，领导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溥仪终于懂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是全民族的利益，推动的是滚滚前行的历史车轮，而他在前半生中，却是与敌人狼狈为奸，一直在逆历史的潮流而行。溥仪庆幸他在后半生中，终于成为这个新国家的公民，并能够为这个新国家的建设做些有益的工作。

1967年10月的一天夜晚，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溥仪与妻子李淑贤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说：“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办到了。可惜我这些年尽生病了，没能够做什么事，实在对不起国家啊……”

1967年10月17日凌晨，爱新觉罗·溥仪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途。

给原伪蒙战犯安置工作

1959年l2月，原伪蒙军第九师师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长雄努敦都布经中央批准被首批特赦释放。

雄努敦都布，男，蒙古族，1907年生，1949年随德王潜入蒙古人民共和国，1950年被引渡回国，在关押改造期间表现一直较好。

1959年l2月4日，雄努敦都布被特赦时，其他几名战犯和战犯家属代表都出席了特赦大会。

在会上，雄努敦都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含热泪，向政府致谢词。他的儿子代表家属发了言，表示在其父回家后，要继续帮助他进行思想改造，使其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

未获赦的战犯也有代表发言。

公安厅看守所在组织在押战犯座谈特赦雄努敦都布的感想时，大家一致拥护政府的决定，他们说，雄努敦都布被特赦，是人民政府多年教育改造的结果。

雄努敦都布获释后，被安置在锡盟锡林浩特铁工厂工作。后因病于1962年l0月离职休养，由民政部门每月给予生活补助。病愈后，又安排到锡盟手工联社工作。

自雄努敦都布被特赦后，其他战犯也都看到了希望，并加紧了自己的思想改造。此后，伪蒙疆政府的战犯都一一获得特赦。

德王是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获特赦的人员。特赦释放这天，自治区公安厅两位厅长同德王谈话，并向他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德王对党和政府表示感谢，他激动地说：“党和人民政府给了我两条生命，一是我得重病之后，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了我；二是我的罪恶深重，政府对我耐心教育，使我在政治上起死回生，由一个反动的王公贵族，罪大恶极的罪犯而成为一名新人。”

特赦释放大会之后，德王被安置在内蒙古文史馆工作。

1963年5月3日，德王致书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乌兰夫，信中写道：

乌主席：

我是个有严重罪行的人，深蒙党和人民的宽大，予以特赦，使我重新获得新生，又为我历次治疗疾病，使我从垂危的沉疴中获得复活，并给我安排工作，维持生活。关怀之切，照顾之周，实在令我感铭肺腑。我于获释之后，即欲向您表达心意，只以为病魔缠绕，住院数月，以致脑力昏聩，精神恍惚，迄未能如愿以偿。现在病已稍愈，精神亦有好转，特向您表达感谢的心情，并愿将今后的余生完全贡献给党和人民，勉尽绵薄，作如下的努力：

一、愿将我亲身经历的有关历史事件如实的谈述出来，写成回忆录，提供编纂历史部门的参考。

二、我过去所走的道路和所做的事情都错了，并由于我的错误，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危害。现在回想起来，非常追悔，我拟以“我的悔悟”为题，检查和批判我的过去。并拟写《向人民告罪书》表达我的忏悔。

三、我是封建王公出身，又在旧社会浮沉多年，所受旧社会的污染很深，所受的旧教育的毒害更大，虽然经过党的教育和事实的印证，深感今是而昨非，对于大是大非问题，也虽能辨明，但由于立场观点，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资产阶级各种思想时有反复，今后只有时刻警惕，常作反省，展开思想斗争，努力克制资产阶级的思想萌芽，使无产阶级思想永占上风，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完全的新人。

四、我虽自惭形秽，文化水平很低，认识能力更差，所见所想的往往是错误的，但我还不甘自暴自弃，愿意争取进步，不愿做社会上寄生的人；愿做社会上多少有点用处的人，今后只有加倍的努力学习，继续改造，在学习改造中只要有一得之愚、一孔之见，都愿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谈出来。一方面练习自己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一方面表达我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点滴力量的意愿，我是不怕说错，就怕说不完全。

五、我对蒙古语音音韵之学，素即爱好研究，积多年的琢磨，写出草稿，今后仍拟继续研究，期在研究蒙古语文上提供微小的参考……

德王获释后，在别人的协助帮助下，写出l7余万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详细介绍了他投敌与制造民族分裂的过程。

1966年，德王患癌症，弥留之际，他口授了一份遗言。全文如下：

各位首长：

我想说几句心里话。对于党和政府花费这么大的力量来治疗我的病，我表示真诚的感谢。每当我想到自己为党做的事情甚少，却受到党的如此关怀的时候，我越发怨恨自己。但是党从来未曾这样看待过我。对党的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越来越亲身体会和深刻认识的时候，我越信仰和感激党。现在我已经不能再提笔书写了，无奈叫我儿子敖其尔巴图记下我的口述，我亲笔签名，谨呈党和各位首长。

德穆楚克栋鲁普（签字）

1966年5月23日夜

在德王获释前后，先后有伪蒙疆政府副主席、国民党第三骑兵军司令、国民党热河省人民自卫军司令兼保安司令李守信，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副总司令宝贵廷（宝音德力格尔），原国民党绥蒙、察蒙党部主任特派员赵诚壁等人被特赦，政府将他们释放后，大都安排了妥善的工作，有的还被安置参加了文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给原国民党战犯安置工作

国民党战犯从1959年开始特赦，共释放7批计554名，其中首要战犯55名，将校和其他党、政、特人员499名。释放后的战犯，全部获得了新生。

这些人被释放安置后，都由各级统战部门负责管理。他们各有所得，各有所依，凡家在大陆的都与家人团聚了，有一些人还安排了重要职务。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范汉杰、沈醉、廖耀湘、郑庭笈、杨伯涛、周振强、李仙洲、罗历戎、董益三、方靖，以及最后一批释放的黄维、文强等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

杜聿明在1959年10月13日写了一份《十年思想改造转变过程》的总结，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

9月18日特赦令发表之后，我感到特赦令是党的宽大政策恩惠到我们一切罪犯，特别是涉及我这个罪无可赦的罪犯，真是天高地厚恩同再造，感恩图报之情秉笔难书。这是党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胜利给我带来的光明前途，是无产阶级伟大人道主义的体现。我衡量自己在改造过程中，改恶从善之心是有的，可是由于学习改造的不够，尚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所谓改恶，就是要改资本主义之恶，特别要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恶，改私有制之恶，改剥削压榨屠杀人民之恶，改腐朽前生生活之恶，改个人主义之恶，这一切必须深恶痛绝！

所谓从善，就是要从社会主义之善，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善，从党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之善，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之善，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之善，从勤俭建国简单朴素生活之善，从集体主义之善。这一切必须一天天增加信仰和热爱。

对于“改恶从善”，杜聿明的想法具有代表性，问题是做得如何。当然，杜聿明说的都是真话，他也是身体力行地去做，所以基本达到了改恶从善的标准，第一批获得特赦。

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特别是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杜聿明在政治上进步很快。走出功德林后，周恩来经常请他参加一些外事活动。

1960年，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蒙哥马利元帅，杜聿明作陪。当时，蒙哥马利问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指指陈毅，笑笑说：“都送给他了。”

蒙哥马利又问：“一个也不剩？”

杜聿明笑了一下回答：“就剩我一个。”

这时，周恩来在一旁插话说：“你也进入了社会主义。”

蒙哥马利从杜聿明身上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他不能不由衷地感到佩服。

196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杜聿明等人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站在政治生命的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郑庭笈是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员。1959年12月，周恩来曾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

事隔1年之后，1960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他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笈，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笈被分配到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全国政协将他的妻子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不久，郑庭笈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

他逢人便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1975年2月27日，《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出台，当毛泽东知道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名战犯时，他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邓小平一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工作。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所有战犯，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刮起了一阵“战犯旋风”。

不少特赦人员通过书信、广播、撰写回忆录等各种方式为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工作，对沟通两岸关系，对和平统一祖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1984年，郑庭笈到香港探亲，与在台湾的老部下通电话。对方听到他的声音又惊又喜。这位老部下告诉他，许多战犯在台湾的亲朋好友都入了教会，每天到教堂祈祷，请求神灵保佑他们在大陆的亲人平安。当得知他们不仅获释而且受到良好的待遇时，深受感动，希望台湾当局能作出相应的表示。

1985年，侨居美国后赶回国内参加政协会议的宋希濂说：“几十年过去了，许多事都淡忘了，唯有同周恩来会面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周恩来生前最关心台湾问题，希望我们发挥作用，我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