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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实施人道改造
- 周恩来对溥仪说：“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
-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组织在押的中、外战犯到各地参观。
- 德王说：“依我看，共产党就这一点好，不打人，不骂人。”
抚顺管理所改造伪满战犯
1950年7月24日，绥芬河，中苏边境线上的一座小城，一列只挂有两节硬座车厢、窗户全部被报纸遮盖的火车，静悄悄的停靠在绥芬河火车站。
很少有人知道，这次专列的任务是接运苏联政府遣返给中国政府的伪满洲国战犯。
1950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时，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引渡在中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伪满洲国战犯的问题。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给予支持。
8月1日6时，包括伪满州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内的69名伪满洲国战犯走下苏联的火车，在中苏两国军人排成的甬道中间穿过，走上了中国准备的接收战犯的火车。
两天后的下午，伪满战犯被安全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从此，他们便开始了弃旧迎新的改造生涯。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日伪时期修建的。1950年初，为接收苏联即将遣返的日本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东北人民政府从东北公安部、司法部和卫生部等机关选拔一百多名工作人员成立了战犯管理领导小组，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这座旧式监狱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监狱不仅新盖了锅炉房、礼堂、浴室和医务所，还在每一个监舍里安装了暖气设备。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实施了仁川登陆，战场的局势随即发生变化。9月29日，联合国军突破三八防线，10天后攻陷平壤，战火迅速地烧到了中国边境。
10月15日，周恩来给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达了将溥仪等日伪战犯迅速转移到哈尔滨关押的命令，并提出了在转移过程中做到“不跑一个，不死一个”的要求。
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全所同志在3天时间内，全力以赴，做好了北迁的各种准备工作。
总务科长张实同志和东北公安部同志前去包专列，其他同志则分头为战犯准备御寒棉衣和途中必需的食品等。之后，伪满战犯顺利转移到了哈尔滨市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伪满战犯中的溥仪生于1906年，3岁登基，在位3年，即被辛亥革命推翻。此后，北洋军阀政府允许其保留皇帝称号，仍居故宫，继续过了14年的帝王生活。1924年废除皇帝称号，被驱逐出紫禁城，寓居天津租界。1931年底，在侵华日军策划下潜往东北，1932年3月为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直到1945年8月，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前后达14年。
伪满战犯一行人到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后，管理所的负责同志们逐一对他们进行登记和检查，尔后送他们到事先指定的各个监舍。
溥仪被分配到第一个屋里，监室内住12人，全是满洲帝国“小家族”成员。溥仪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全由几个侄儿和他从故宫带出来的太监李国雄照料。
与此同时，溥仪从这个时候起被“981号”的称谓所取代，这个编号是按照先日本、后伪满洲国战犯的职务顺序排列的。
这时，溥仪虽身为战犯，但实际上却在继续当“皇帝”。经孙明斋所长研究，认为溥仪仍旧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完全依赖别人的寄生虫生活，不利于对他进行改造。于是决定，让他脱离“小家族”，与其他人一起生活，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
可是，溥仪却苦苦哀求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我离开他们就等于死……”
经管理所领导几次找溥仪谈话，教育他必须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同时，也考虑到，让他一下子做到生活自理也不现实，遂决定留李国雄在他身边再呆一个月，并限定李国雄一个月内教会他穿衣、叠被等生活自理能力。
开始，溥仪丑态百出，闹出不少笑话。一次起床后，到室外运动，他穿衣叠被手忙脚乱，怎么也干不好。生活组长溥仪的侄子毓岩喊口令，大家都在外面排好队，溥仪最后一个出来，衣服纽扣也扣错了，裤扣开着。
毓岩看他这个样子，便大声训斥说：“溥仪，衣服怎么穿的？出列！”
溥仪只好站出队列系扣子。群臣们见皇上还不如自己，哄堂大笑。溥仪思想压力很大，毓岩也不再使用“上边”一词尊称了。由此，溥仪下决心学会生活自理。经过李国雄的帮助，两个多月后，溥仪果然迈出了改造的第一步，他在日常起居生活中已能基本上自理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犯们的思想极度混乱，人人都处在观望、恐惧之中。伪满大臣们多数人把美帝国主义的势力看得很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江作战是“鸡蛋碰石头”等等。溥仪则担心共产党一旦大势一去，江山难保，必先动手拿他试问。加上哈尔滨道外公安分局看守所居住条件很差，这里原本是伪满时期修建的关押普通犯人的预审看守所，因而使战犯们更加觉得共产党不行了。
这时，所里根据战犯们时时关心战局发展和自己前途命运等情况，给他们订了《东北日报》。
开始，他们从报上看到中朝人民军队取得第一次反攻击战役胜利的消息，谁也不相信。直到中朝人民军队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有些人还认为是共产党在吹嘘。但也有人认为“别的可以吹，占领的地盘不能假呀！”
朝鲜战争前线不时有捷报传来，后方的人们更是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前线，这种情绪很快就透过高墙感染了溥仪。
1951年春末的一天，溥仪递给管教人员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看守先生，我有事向政府报告。”
接到溥仪的纸条，孙明斋所长指定分管伪满战犯管教工作的李勃涛同志，代表所方同他谈话。
谈话是在管教办公室里进行的。溥仪说，他有一件国宝要献给政府。李勃涛请示所长后，当天便收到了溥仪交出的一套乾隆皇帝用过的玉玺。溥仪表示，报纸刊载全国人民为支援抗美援朝都在捐献飞机大炮，他献国宝是略表心意。
为此，孙明斋所长阐述了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之后，让工作人员清点了溥仪上交的国宝，并让保管员复写了3份收据，其中一张放在管理所资料室，一张与玉玺一起放在保管室，最后一张当做收据交给了溥仪。
溥仪表示：“这是交给国家的，没有必要开收据。”
孙明斋告诉他：“这个东西仍然归你，只是替你保管。对于人民来说，更有价值的是人，是经过改造好了的人。”
孙明斋所长用命令的口气叫溥仪收好收据，溥仪不得不收下来。
随着朝鲜战局形势的好转，战犯们的思想情绪比先前稳定了，但仍有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必胜无疑。
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同志回国，准备就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
这位朝鲜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来到了哈尔滨市战犯管理所参观，管理所领导向陈赓汇报了战犯们对朝鲜战争有不同认识的思想情况后，陈赓同志哈哈大笑说：“这些人不可能知道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打胜仗的道理。”
管理所领导们请陈赓同志为战犯们作一场报告，陈赓听后摇摇手，风趣地说：“不行、不行，他们以前是皇上、大臣，我怎么能给他们作报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得回去请示请示。”
第二天，陈赓的秘书打电话给管理所，同意作报告。
第三天下午，天气睛朗，60多名伪满战犯集合在院子里，坐在自带的小凳子上，静静地聆听陈赓将军特意为他们作的有关朝鲜战争形势的报告。
身着普通军装的陈赓没有用讲稿，像讲故事般地娓娓道来。他讲了中朝人民军队如何并肩作战，如何把战线推至三八线南，逼得入侵者在板门店签了字。他还讲了我军有铁的纪律，既使在我们后方供给不足，前线饮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一个战士随便摘朝鲜老百姓的苹果。
陈赓还专门讲了我志愿军为打击侵略者忘我奋战的感人事迹。他说：“有这样的军队我们怎能不打胜仗呢！战争的性质决定着美帝失败是必然趋势，中朝军队的胜利也是历史的必然。”
战犯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
陈赓一个半小时生动感人的报告，使战犯们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形势，在思想深处触动很深。
孙明斋所长和副所长金源共同研究决定，抓住有利时机，组织战犯们进行深入讨论。
伪满皇帝溥仪检讨了他原来看重美帝国主义，看不起人民力量的错误想法；伪满国经济部大臣于静远说，他所以从未相信过共产党，就在于骨子里有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其他伪满战犯也都纷纷检查了各自的错误思想。伪满战犯在思想观念上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为他们脱胎换骨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1954年3月，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彻底胜利，战犯管理所遂由哈尔滨迁回抚顺。
随着形势的好转，伪满战犯们思想情绪逐步稳定，管教人员越来越注意工作方法。特别是通过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后，战犯们对教育改造的重要性认识普遍得到了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溥仪的侄子毓岩揭发说，他随溥仪从苏联回来，溥仪担心回国后被杀，便决定将“皇位”传给他，同时，他还帮助溥仪在夹层箱子里，将一些皇宫内带出去的珍宝藏在里面。
毓岩说：“我回国后一直没有说，我是个罪人。溥仪罪大恶极，我不该替他隐瞒。”
孙明斋所长说：”你今天认识到了，并能检举，我相信有一天，溥仪自己会将这些东西交出来的。”
毓岩观察了溥仪三个星期，见他没有动静，非常着急，找所方谈话。
这次是副所长金源跟他谈的。毓岩告诉金源：“我注意观察溥仪这么久了，可他并没有想要交出宝贝的动机呀。”说着，他着急地哭了起来，说：“我的心里非常难受，只有他把东西交出来，我的心里才会舒坦些。”
金源告诉他，现在不是急于交东西，而是要帮助溥仪转变思想，只有溥仪自己的思想转变了过来，他才会自己交出这些东西。
金源一再劝告毓岩要耐心等待，毓岩终于答应了所长的话，回到了监室。
但是，过了几天，毓岩还是忘记了金源对他“耐心等待”的要求，主动给溥仪写了张纸条，告诉他箱子中藏的东西是人民的劳动成果，自己不坦白是罪上加罪。
溥仪见小家族众叛亲离，连自己的接班人毓岩也跟自己过不去，非常生气，没有搭理毓岩的劝告。
毓岩又第二次给溥仪写纸条，在打饭的时候对溥仪说：“叔父，不知您坦白没坦白我帮着藏在皮箱夹层里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你最好是早一些向政府交代为好。”
溥仪把毓岩口中所说的这些宝贝视为生命一样贵重，他本来是想带着这些金银财宝去日本度过余生的，但当他被苏联送到中国监狱后，他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侄子的两次警告使他认识到，如果自己不主动承认，就有可能被揭发。经过一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溥仪终于再次递给管教人员一张纸条，要求向政府坦白一些事情。
这次负责和溥仪谈话的是副所长金源和另一位管教人员。孙明斋所长对这两位同志要求：只要溥仪能够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肯作检查，就不要为难他。
溥仪来到管教办公室，两位干部给他沏了茶，递上烟。溥仪还未曾开口就眼泪汪汪，他承认自己是犯罪行为，他说：“我向政府坦白，我手里有金银、珍珠、玛瑙等……但是没有交，今天将全部交给政府……”
副所长金源听完溥仪的交代，说：“今天你自己来坦白，承认了错误，就说明你在改造中有了新的进步”。
谈完话后，所里派来两位同志对溥仪交出的486件珍宝逐一进行了登记，并指派专人妥为保管。
从此，溥仪消除了顾虑，坦白认罪又有新的进展。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查署派出的东北工作团来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们的任务是广泛收集证据，然后对在押的战犯进行面对面的侦讯。
东北工作团到达时，管理所领导根据战犯情况分别成立了四个审讯组。第三组的审讯对象是溥仪等伪满战犯，长达两年多的侦讯工作就此开始。
这时期，不少伪满战犯思想混乱，认为审问就是审问，犯人不可能跟问官一致，问官不可能相信犯人，结果自然会僵住，自然是有权威的问官要打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出乎他们的预料，工作团的同志们非但没有打人和动刑，甚至连一句粗鲁的语言也没有。
溥仪的妹夫、弟弟溥杰，和那些伪满大臣，一下子都站到了与溥仪对立的立场上，开始揭发溥仪了。
长期以来，溥仪都心存侥幸，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开始从蒙混走向认罪，进而又从认罪走向悔罪。
溥仪在交待认罪之后，感到罪恶太严重，人民政府对他定杀不饶，因而一度悲观绝望。他整天想的是生与死，束手待毙，等候处理。
针对这种情况，管理人员反复开导他：“只要你真正认识了罪恶，确有悔改表现，一定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共产党说话算数，你应当积极改造，争取光明前途。”
从此以后，他的情绪有所安定，但对共产党的政策是否适用于他，仍然将信将疑。
1955年3月，贺龙元帅和叶剑英元帅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见了溥仪鼓励他说：“好好学习改造吧！你将来是能亲自看到社会主义建设实况的。”
溥仪听到这些话后感到有了生活的希望。
侦讯工作结束后，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是极少数。由于当时不少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转不过思想弯子，周恩来再次明确指示：中央决定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过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1955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对于伪满战犯中职级较低的17人，其中包括溥仪的御医黄子正、溥仪的3个侄儿等，决定免于起诉，宽大释放。
1956年初，遵照中央有关部门指示，管理所领导组织战犯通过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以利于他们转变自身立场和观点。为此，管理所组织伪满战犯成立医务劳动小组。因溥仪当皇帝时，有怕被陷害之心，在宫内自学了中医药知识；伪满大臣阮振铎早年在日本学过医学；伪满少将宪均是军医处长，考虑这些情况，管理所领导组织溥仪和阮振铎到医务室劳动。
溥仪等人经过一段时间劳动锻炼，很愿意干体力活，如参加卸煤等，溥仪很卖力气，也干得不错。后来，他得到所里的表扬，还获得写有“劳动光荣”的茶杯、背心等奖品。他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得到的光荣。”
其他一些伪满战犯经过劳动锻炼，表现得也很不错。如：伪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勤劳部大臣于镜涛等人到食堂帮厨做饭，总是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伪满第11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郭若霖等人，在狱中栽培果树，剪技、打药等活儿也都干的非常细心，并且从中学会了一手过硬的园林技艺。有一年，郭若霖栽培的苹果树结了果，战犯们天天都去看，一数共有20多个。有天晚上刮大风，有一半苹果落了地，他们就把落地果送到病号手里，双方内心都很激动。
春耕时，挑粪、翻地，活计重，伪满战犯们都干得汗流浃背。通过劳动改造，他们也都养成了自觉的好习惯。管教干部不在时，也一样干得好。战犯们通过参加劳动，不但改造了思想，还品尝了丰收的果实和欢乐。即使冬天，他们也能吃上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战犯转变世界观，管教干部每次都赶在前头，做出表率。特别是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战犯们仍然享受着优厚的生活待遇，可干部们同他们一起劳动却自带窝头、代食品等。为了不让战犯知道干部们的情况，免得他们尴尬不安，每次午餐时，管教人员总是躲到一边儿吃饭。有一次劳动时因天下雨，有个战犯在为干部遮盖饭盒时发现干部的饭全是粗粮，消息传开，所有的战犯都深受触动。
1956年2月和1957年6月，战犯管理所两次组织部分战犯进行社会参观，使他们受到活生生的现实教育。
犯人们在参观抚顺龙凤矿时，当溥仪听说该矿在康德年间矿工的悲惨生活情景时，情不自禁地跪在地上向工人表示“谢罪”。
在他们参观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溥仪听一位老大娘说：“伪满时期我们种的是稻子，吃的却是橡子面。”
溥仪便跪到老大娘面前说：“我就是过去勾结日本鬼子，抢走你们的粮食，害死你们亲人的康德皇帝溥仪。”
大娘扶起他来说：“事情都过去了，不用再说了。只要你能学好，做个正经人就行了。”
从此以后，溥仪一直把这位大娘希望他做一个“正经人”的话铭记在心，当作做人的标准去实践，激励他走向新生。
195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和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九次会议的决定颁发特赦令，对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予以释放。
中央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不但要负责战犯在押期间的改造，还要负责释放后的生活安排。特赦后一律享受公民权，能工作的要安置就业，有病的要养起来，享受国家公费医疗待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60多名伪满战犯中，除17名已于1955年免于起诉宽大释放外，其于40余人将得到分期分批特赦释放。
同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辽宁省高级法院为抚顺战犯管理所送去了战犯特赦通知书。
这天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特赦战犯们列队走进管理所礼堂，迎面一个红色的条幅吸引了每一个人。
那上面写道：“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简短的几句开场白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代表走到台前，开始宣布特赦名单。
溥仪根本没有料到特赦名单中会有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最大的汉奸，是溥杰在后面捅了他一下，他才在忙乱中站起来喊了一声：“到”。
他手忙脚乱地走到台前，恭恭敬敬地从法院代表手中接过特赦通知书，当他看清特赦通知书确确实实写着自己名字时，不禁热泪盈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能被特赦，还能重新过上自由的生活。
特赦大会开过之后，溥仪同其他获释战犯一样，也领到了战犯管理所发给的全套新装等等。但对溥仪密藏的486件国宝，正如溥仪自己所说，应当属于人民。抚顺战犯管理所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派专人将这批珍品送交中央。后经周恩来批示：将其中的国宝归故宫博物院，没有太大文物价值的归财政部，有些还归中国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其中，有一块怀表是英国女王当年送给溥仪的，经有关部门同意，归还他本人。
特赦后，周恩来接见他，对他讲：“生于斯长于斯，不爱这个国家爱谁呢？”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讲述了立场问题、观点问题、实践问题和前途问题。希望他真正热爱伟大的祖国。周恩来的一席话，使他感触良多，也促使他对自己的前半生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后来，在作家李文达的协助下，溥仪写成《我的前半生》一书，于1964年3月出版发行。书中生动地叙述了自己从封建皇帝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深刻转变。
重庆管理所改造国民党战犯
1950年5月，为改造在西南地区捕获的国民党战犯，西南公安部下设两个看守所和一个集训大队：四德村看守所为第一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为第二看守所，嘉陵大队为集训大队。
1955年12月30日，公安部发出通知：为了加速和加强对各地关押战犯的管理教育工作，以利和平解放台湾，收集撰写近百年历史资料，决定集中关押未决和已决劳改战犯。
1956年1月6日，重庆战犯管理机构组建成立，抽调看守所和松山农场的18名管教干部到原松林坡看守所办公。这里首批集中了在松山农场已决劳改的战犯、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的未决战犯共101名。11日，又从成都移送来国民党战犯14人。
根据公安部“将重要战犯集中在公安部关押，其余战犯分别集中在山东、内蒙、陕西、四川、辽宁五地集中关押”的指示精神，云南有15名、贵州有6名战犯被移送来重庆。
关押在重庆的国民党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兼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于1月20日前后被押送北京战犯管理处，原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已于1954年被被押送北京。
在重庆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有136名，其中军队将级军官81人、上校11人，政府省主席1人、厅长7人，国民党、三青团省、市委员以上6人，特务站长、处长30人。
解放初期，关押在四德村、白公馆看守所的国民党战犯，长期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多是蒋介石嫡系，不仅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有的还妄图东山再起。而公安机关的管教、预审干部中老干部很少，多是中原、宁沪杭和重庆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学生，20来岁，刚作公安工作，阅历浅、社会经验缺乏，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
一天，一位姓张的年轻预审员提审王陵基，王陵基说：“我王方舟是上将省主席，你是哪一级政府官员？”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一兵，代表共产党、人民政府执行审讯任务，帮助你交待清楚历史罪恶。国民党统治时期，你是上将省主席；人民政权里，你是战争罪犯。今天你不愿交待，我们可以等你想通了再交待。但必须彻底交待。”青年预审员义正词严的答复，说得王陵基哑口无言。
无独有偶，徐远举在四德村看守所也有完全相同之举动。
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徐远举、周养浩等军统少将特务落入法网，在四德村看守所，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吃中灶的优待。几天后，徐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
西南公安部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听了刘祥纶科长的汇报后，来到拘留所，对徐等说：“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们自己最清楚，人民也了解。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吃中灶优待，不打不骂，你们还要什么自由？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打了20多年仗，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你们失败的原因，已初步向你们讲清楚了，个人没有不服输的……”一席话说得他哑口无言。
一天，一位青年预审员预审，徐远举操一口湖北腔说：“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工作的毛头。不说是你们公安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第二天，还是这位青年预审员主审，只是旁边坐了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陪审——老红军于桑处长。善于察言观色的徐远举霎时傲气顿消。
“你这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了的反动政府的官员；预审员虽是一般干部，但代表人民政府。彼此的共同点都落在一个‘清’字上。他有责任帮助你交待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清历史……”于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
1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外出参观，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一位少将发牢骚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我们，怕我们逃跑？”
工作人员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就是你们的住地，原中美合作所‘11·27’大屠杀一次杀了二百多人。你们制造了那么多孤儿寡母，倘若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们工作失职？”
“失言！失言！”这位少将羞愧地低下了头。
初到看守所，不少人既怕本人有朝一日遭公审处决，又担心自己妻室儿女的生活和前程，怕妻女沦落，生活无着。因此，他们对镇反等信息和看守所内发生的事情特别关心和敏感。看守所允许家属写信和定期会见，对鼓励改造的家属来信还公布在墙报上。当战犯们得知自己的子女，有参军的，有参加工作的，有继续上中学、大学的，连过去当“官太太”的妻子也参加了工作，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倒是那些把家属送到台湾的人，音信杳无，心里反倒是七上八下的。
1950年，“11·27”大屠杀死难烈士家属到松林坡、步云桥和渣滓洞等烈士殉难地悼念。在白公馆看守所里，能清楚地听到歌乐山下的口号声，徐远举、周养浩等大屠杀的组织者心情特别紧张。因为在此之前，大屠杀的刽子手、绰号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志钦和渣滓洞监狱看守长徐贵林（绰号“猫头鹰”）已被公审处决。徐远举等人心情十分紧张。
1951年初，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思想波动，白公馆看守所暂停在押案犯看报。这件事，使王陵基、宋希濂、徐远举、周养浩等背上了等待公审处死的思想包袱。
一天晚上，预审处刘正民处长召集全体案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认真改造思想，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甚至估计个个会判死刑。你说判死刑，我说判个‘死缓’，不过这不是正式宣判。”
“死缓”两字，如同一粒定心丸，很多人的思想情绪顿时稳定了下来。
在看守所，经过预审、教育，多数人都能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同时检举揭发他人。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坦白他在1949年10月代理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职务时，签批了杀害江竹筠等30位烈士的罪行。随王陵基20年的管家周云程，坦白了他在重庆解放前10天来重庆替王搬运财物5车去成都，成都解放前随主子出逃、在邛崃古水碾徐家院徐少文、徐孟兰家，周将王给他的400多两黄金丢入井内，为公安机关查清王逃命的情况提供了旁证。
除审讯和自己写坦白、检举材料外，看守所和嘉陵大队对不老实坦白的案犯，还将他们若干知情人编成一组，让他们互相揭发，管教干部作记录。会上，先由不老实的案犯作坦白交待，接着知情人揭发、提问。因为彼此都来自旧营垒，反戈一击都能击中要害。
军统局白公馆看守所代理所长张少云，1949年11月从重庆乘飞机逃到昆明，任云南保防处中校参谋。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云南起义，3天后，张改名刘继汉，化装成商人潜逃，在贵州安顺场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在嘉陵大队，张拒不坦白犯罪事实，反以“慈善教育家”自居。
1951年4月5日，在白公馆看守所的小组会上，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8位知情人，列举一桩桩事实，剥下“慈善教育家”的画皮，证实张是参与杀害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成员车耀先的凶手。
当过军统贵州息烽监狱长的周养浩，标榜自己是“文明狱长”。在小组会上，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实面前，周只得承认。
1950年8月的一天，西南军区贺龙司令员在门外观看了小组会情景后，对在旁的管教干部说：“以毒攻毒嘛！”这天，贺老总还询问了警卫的生活、学习情况，谈了把这里建设成参观游览区的设想。
在毛泽东、周恩来作出“组织在押的中、外战犯到各地参观”的指示后，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指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文澄任组长，市检察院检察长段大明、市总工会副主席张显仪、市公安局副局长程诚和四川省公安厅处长李扬任组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战犯参观。
从1956年1月28日至2月7日，组织133名战犯参观了重庆市容、学校、工厂、农村等。随后，又组织10名战犯到成都参观。5月8日，又组织几个人到北京参观。
事实是最好的老师，活生生的现实对战犯们的思想触动很大。参观菜园坝火车站之前，沈醉对成渝铁路通车的新闻报导半信半疑，认为宣传总归是宣传。到了菜园坝火车站后，仍估计成渝铁路只是局部通车，当亲自询问了下车的成都来的旅客，才心悦诚服共产党是干实事的。
参观枇杷山博物馆后，有人悔恨自己过去曾盗窃祖国文物；有的献出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等文物；有的看了反映红军长征艰苦的实物和烈士遗物，为自己过去曾与红军作战而流下痛恨之泪。
沈醉说：“看到博物馆的古迹我很惭愧。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接收古迹500多箱运到台湾，蒋介石拿去与美国换军火，打内战，屠杀人民……自己获改造后也要投入建设，流点汗才对得起人民。”
在参观后的座谈会上，有人把它喻之为“巴甫洛夫疗法”，“替我们医治了重病”。一段时间以来情绪比较消沉的周养浩说“蒋介石说我们军统特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被抓住之后只有死路一条。其实，这只是说对了军统的罪恶，却不敢正视共产党对我们教育改造的宽大胸怀。”
这一年，他们这些人还到解放碑交电公司楼上观看了“五一”、“国庆”群众庆祝活动。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重庆战犯管理所增加了阅览室的书报，添置了文体活动用品。每逢周末，还由松山农场派人来放映电影，有时还整队去附近的新建劳动工厂礼堂，参加京戏清唱等节目演出。国庆节，他们演出自编的话剧《家属接见日》。
管理所倡导自我教育管理，两个中队4位中队长、8位小队长由管理所选派战犯自己担任。小队长负责综合管理全队的学习、思想、生活、劳动等各项工作。此外，还民主选出5人组成学习辅导组（后增至9人），制定生活、学习制度。
政治学习以形势政策教育为主，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结合由管教干部参加的小组座谈进行引导。每个单元学习结束后联系思想实际进行小结。对带普遍性的思想认识问题加以归纳后，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学习文件，组织专题辅导，讨论，用摆事实、讲道理等说理的方法，辩明是非，指明前途；对个别性的思想问题，管教干部找他个别谈心，疏导思想，或辅以小组讨论，正面教育。
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不少人对自己的历史罪恶，从理性上有了新认识，有的补充交待了余罪。
曾扩情、沈醉等人主动提议并经批准，在3个多月时间内写出国民党特务系统资料二十余万字。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签署特赦令。
经战犯管理部门考核审查，12月4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召开特赦大会，宣布特赦国民党内调局西南办事处人员廖缉清。
会后，廖便离开孙家花园到沙坪坝与女儿团聚。
在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对照廖缉清的改造找出差距，表示决心争取下一批特赦。
从1960年11月28日到1966年4月16日，重庆战犯管理所共特赦了6批，计特赦8人，特赦减刑19人。
到1975年3月为止，在西南地区俘获的国民党战犯都先后走上了新生之路。
北京功德林改造伪蒙战犯
1950年9月18日，北京西苑机场戒备森严，不一会儿，一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飞机缓缓降落在站满军警的跑道上。
机仓门开处，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巴雅尔出现在仓口，中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及公安部一局办公室主任杨平急忙迎了上去。
原来，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我国引渡原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原副主席李守信等罪犯的专机。
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第48代孙，原是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和硕郡王。1908年继承札萨克与和硕郡王的爵位，称为“德王”。民国初年，进爵为亲王。1924年任锡林郭勒盟副盟长。1924年，张学良拨给他一批武器，他便装备了本旗的保安部队，约有几百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德王开始公开大搞民族分裂与背叛祖国的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配合日军进占绥远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指使下组成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后又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又投奔蒋介石与美国情报机关。解放后，逃亡蒙古。1950年2月27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逮捕，关押在乌兰巴托一所监狱。9月18日，德王、李守信等4名战犯被押解到乌兰巴托机场，旋即改乘飞机押抵北京西苑机场。
飞机降落后，双方在机场贵宾室办理了罪犯交接手续，中蒙双方代表当即在引渡书上签字。
随后，德王等4名伪蒙疆战犯被收押在北京德胜门外中央公安部直属的功德林战犯监管处内。后因其对当地生活环境不适应，体质有所下降，同时也为了集中统一管理，遂于1951年9月间，公安部将其转往位于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区公安部看守所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迁到呼和浩特后，罪犯也随之迁到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
看守所里共关押战犯10名，其中胁从者，罪行较轻、悔罪较好的，被先后释放。蒙古共和国内务部移交的以及在国内逮捕的有6人，即德王、李守信、宝贵廷、雄努敦都布、陈绍武、赵成壁。
自治区党委对这6名伪蒙疆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十分重视，责成自治区公安部（厅）预审处组成专门班子负责此项工作。对这批战犯的教育改造，最初是强制性的，包括学习、生产劳动和生活管理。对德王实行单独关押，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改造后才进入自觉改造阶段。
看守所为他们订阅了《人民日报》、《内蒙古日报》、《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国四大家族》、《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报刊书籍，供他们阅读与学习。学习方式是以自学为主，管教干部定期进行辅导，要求写学习心得和体会。
当时，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对德王的改造非常困难。
内蒙古公安部（厅）专职工作班子组织在押战犯学习政治理论与党的方针政策，公安部（厅）主管负责人毕力格巴图尔、孟琦、祁芳等人亲自对在押战犯进行审讯和个别谈话。
根据战犯的身体状况，还为他们安排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在监房周围种植蔬莱、打扫室内外卫生等。
自治区政府还为在押战犯新建了一栋采光充足、空气流通的监房，将原先的土炕换成了木板床，增设了洗澡间、劳动间和学习室。
1960年以后，除仍给德王小灶特供待遇外，其他战犯每月伙食费均为l4元，大部分吃细粮，就是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在内蒙古地区干部群众每月只能领到3斤细粮的时候，伪蒙战犯的特供待遇始终不变。
此外，凡是社会上对少数民族专门供应的物品，如砖茶、奶粉等，战犯们都可享用。
当时管教干部由于营养不良，普遍患浮肿病，他们宁可用榨过糖的甜菜渣充饥，也绝不动用战犯们的一粒粮食。
战犯们见此情景，都感动得落了泪，他们说：“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
原伪蒙古军总参谋长、伪蒙疆政府保安队副总司令宝贵廷，在日记里写道：
我过去是残害人民的刽子手，在平地泉山上还亲手杀过革命群众。如今，政府对我们这样宽大，给我们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我们如果再不好好改造，那就真是太不是人了。
在押的6名伪蒙战犯，经过几年的耐心教育改造，普遍有了不同程度的认罪悔过表现，唯有德王转变最慢。
最初，自治区公安部（厅）将他单独关押，因见他有所进步，也为了他的改造，决定将他与其他战犯组织在一起学习、劳动，吃住仍是单独在一个小院。集中学习开始后，德王发现他的下属对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毕恭毕敬了，几乎都是用严峻的目光看着他。他不得不低下了头。
德王终于发现自己是个落伍者，最终说出了内心的感受。他说：“依我看，共产党就这一点好，不打人，不骂人，不论什么人，犯了多大的罪，都不打。这在其他国家是办不到的。”经过教育改造，德王骄横傲慢的态度终于有所收敛。
开始，管教干部找德王审讯或者谈话，他都要看对方是什么职衔，要求对方“自报家门”。如果是处长以上的干部还可以谈，否则便缄口不言。如果是汉族干部与其谈话，稍有抵触，他就会给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拂袖而去。
他为了证实自己对属于战犯，竟然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在监所内“办公”。其他违反监规的事就更多了。当管教干部指出他的错误后，他就放肆地大骂，或者将菜、牛奶等偷偷倒进便池。
有时，他也用“绝食”的手段相威胁，嚷道：“给我找来云泽（乌兰夫）主席解决问题。”还说：“政府对我到底想怎么办，咋办也得快一点吧。”在那段时间里，他还要求将他的妻子接到监所内一同居住。
他经常不洗脸，不刷牙，不理发，不换洗衣服，就连他单独居住的监房也不准管理人员清扫。
但是，经过几年的教育改造，他的下属全变了，他自己也感到再闹也不行了。在其他战犯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下，德王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所犯的一系列分裂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在关押改造初期，德王仅对其在潜逃蒙古国途中在阿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但对伪蒙疆时期的罪恶事实，以及与美国特务机关勾结的种种罪恶行径仍拒不交待。直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他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幻想彻底破灭后，才开始承认自己在历史上搞民族分裂和投敌反共的种种罪行。
1956年春，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为加速对战犯的教育改造，自治区公安厅开始有计划地安排德王等走出监所，到各地参观，接受教育。
在呼和浩特市，战犯们参观了自治区师范学院、医学院、农牧学院和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联营商店，以及近郊的桃花人民公社等。在包头市，他们参观了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包头钢铁公司，还参观了新建的铁路。所到之处，他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再也看不到内蒙古地区以往那种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景象了。
参观归来后，他们讨论参观感想时，纷纷争先发言。
德王获释后，在《自述》中写道：
回忆1950年9月18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后，被改造初期，虽对阿旗纵兵殃民的严重罪行有所认识，但对于在伪蒙时期的滔天罪行还不认识。
记得把我从北京移到张家口时，由于我对党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政策不理解，认为党对我这个罪犯不便在北京处决，移到张家口是交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处死。由于我猜测到张家口必死，因而产生力求速死的思想，我对教育改造我的领导说：
“如果要杀我，请求不要在张家口这个汉人地方杀，把我送到锡盟等处蒙古地方杀。如果在锡盟等地杀不方便时，希望把我押到阿拉善旗去，按照纵兵殃民的罪行明正典刑，我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的。”
领导答复说：“你等着吧，不要胡思乱想。”我细回味着“你等着吧”这句话，认为杀我还不到时候，叫我等待死期的到来。因此更加猜疑不安，从我的住室窗户看见外边有木工做活，我疑惑为我作执行死刑的绞架。
到1956年，由于党对我的耐心教育改造和听到看到大量的建设成就，以及在“三反”、“五反”中对贪污犯处理等等事实的印证，才逐步认识到党的伟大和领导的正确，从心里佩服了党。并且知道党不是要杀我，而是在教育改造我。
遂又向领导说：“我在阿旗的罪过，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假如我能从监狱出去的话，愿向阿旗被害的人民请罪，任凭阿旗人民处理。”
我又说：“我的罪恶还不只此，我在伪蒙疆时期，打着复兴蒙古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招牌，欺骗蒙古青年追随我，跟我走上了反动道路。我用杀人不见血的方法贻害了很多有知识、有志气、有作为的蒙古青年。例如，现在改造中的陈绍武、宝贵廷等等，就是跟着我走上了反动的道路而犯罪的人。”
经过教育改造，这时我认识到，我在锡盟执政时期，是统治剥削人民的封建王公，在伪蒙疆时期，是投靠日寇血腥统治人民的头号帮凶；在阿拉善旗流窜时期，是纵兵殃民的土匪头子。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是馨竹难书的。
原伪蒙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兼“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原伪参谋总长宝贵廷等，也都转变了顽固立场或进行补充认罪。
李守信曾说：“我是‘拉杆子’出身的，一者自己从来不怕死，再者即使把我绞成肉泥，也解不了人民对我的仇恨。我最害怕的是把我解回厚和（呼和浩特）举行公审大会，背上亡命招子，路过南大街到美人桥刑场执行枪决。我感谢党对我宽大，处处体谅照顾，内蒙古公安厅还给我镶了一副假牙。还让我们外出参观，看到内蒙古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使我看到祖国和蒙古民族的光明未来，我不能不低头认罪，进行彻底改造。”
抚顺管理所改造高级战犯
从1956年1月开始，分散在全国的国民党战犯向北京、济南、西安、内蒙古、抚顺等监狱集中。
从这年下半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的战犯，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军衔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为了便于管理，各监狱的管教科长在战犯移交到抚顺管理所的同时，也调任到抚顺管理所。
国民党战犯们刚来时，脸色普遍发黑。那时正好是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战犯们认为中共因匈牙利事件教训，一定是把他们集中起来枪毙或永远监禁，他们特别怕报复。
但是，党中央对他们的方针是：“不审讯，不审判，集中改造”。对此，没有一个战犯不叹服。转移到抚顺的350名战犯中，在地方被判死刑的有6人、死缓10人、无期徒刑15人。党中央决定宣布后，这些人全都感动得哭泣了。
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的是把他们从寄生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他们身上，封建军阀的腐败观念根深蒂固。一切财富是劳动中创造的。但是，过去过着高官厚禄寄生生活的国民党战犯们，轻视劳动，蔑视劳苦大众。把他们改造成一个公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因此，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让他们反省罪行的同时，侧重劳动改造。
为此，抚顺战犯管理所设了农场，种了果树、蔬菜，养了禽畜。此外，做饭、理发等都交给战犯自己干。后来又盖了工厂，让他们干技术劳动。
开始，有些战犯不愿劳动，说什么“凤凰掉进水里，连鸡都不如”。因为对他们来说，什么活都是很累的，干起活来非常吃力。上旱田，准备除草时，因为分不清哪个是草哪个是苗，站着不敢下锄。管教和看守手中拿着杂草和庄稼苗，教他们区分，而后又教他们除草的要领。这样，初期的劳动成了管教和看守干，战犯在一边看。管教和看守人员不知流了多少汗水。
战犯们虽然开始学的较难，但很快就熟练了。他们毕竟有文化，领会快，干得又很认真。半年后，他们的劳动都是自觉进行的。
劳动是辛劳的，可是其收成是令人高兴的。他们吃自己种的蔬菜和水果，吃起来津津有味，乐在其中。他们开始珍惜劳动的果实，他们开始理解耕田的农民和工厂的工人们生活的不易。战犯们逐渐地成了劳动的主人，而对他们的监视和监督成了法律上的形式。劳动时，没有看守，他们反而更自觉负责地干活了。
那时管理所有几头牛。一天，一名看守领着几名战犯到山脚下割牛草，大伙儿分散进行，其中一名战犯割草进入山沟迷了路，待他返回原地时，一同来的人和车都已经走了。无奈，他背着沉重的青草走了10余里路才返回管理所。
他回来后，看守这时才发现一同去的战犯少了一个。战犯检讨没有及时返回，而看守向战犯道歉没有点名，让他背草走那么远的路。
在抚顺管理所集中的国民党战犯中，有不少南方人，他们主食是大米，而当时供应的粮食中米少面粉多。管理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种了几亩水稻。因无引水，计划挖井灌溉。水田由战犯们平整，水井由管教和看守挖掘。战犯们看到管教和看守挖得全身都是泥水，过意不去地要求换着干。
随着井的加深，危险也会增大：“让我们也参加挖井工作吧！哪怕是一阵工夫也行。”
战犯们真心地要求与管教和看守们共甘苦。可是，看守们却不能让他们干危险的活，负责他们的安全，责任重大。最后，还是管教和看守坚持到最后完工。
工作人员为改造战犯们而倾注的人间爱是热情又纯洁的。一天，上大田干活，突然下起了暴雨。正在地头上干活的工作人员脱下自己的雨衣，把战犯们的衣服一件一件包起来。战犯们的衣服没有湿，而两名工作人员被雨水浇透了。事情虽平凡，而对战犯们的教育是巨大的。
劳动改造从开始的单纯劳动，渐渐结合进科技知识。根据战犯们的年龄、健康、爱好、特长，自愿安排劳动科目，并相应地固定工种，教他们相关的科学技术。
为此，管理所从外单位聘请了科技工作者，并挖掘战犯中的人才办起了工厂。其中较有成果的是电机厂。
电机厂于1958年8月开始建设，到年底竣工，第二年初开始生产。工厂生产的电机由于质量好，供不应求。当年扣除投资额后，获纯利25万元。
在对国民党高级将领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的转变历程，可谓一个典型。
1968年4月，黄维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黄维于1948年被俘，曾先后关押在华北军区看守所、北京功德林监狱和秦城监狱。
黄维被俘后，顽固地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训条，抗拒学习，不接受改造，是战犯中表现最差的一个。在学习中，他不是沉默不语，就是大放厥词，而且对其他认罪悔过的战犯大肆讥讽挖苦。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拒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
比如杀害俘虏的问题。这是构成黄维战犯的要害问题之一，因为根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杀害俘虏是犯“战争罪”。
黄维是明了国际法的，他辩解说：“在淮海战役中，我规定对于俘虏每人发伪金圆券5万元，一律当时释放。因为不放没有房子，没有给养，各部队都是照上述规定办的。”
这是战争常规，黄维运用得练达自如。但是，对他的部队杀害我解放军俘虏如何解释呢？他说：“在我被俘虏以后，解放军负责人告诉我十军丘仁汉团有杀害俘虏的事实，应负责。我并不因为丘仁汉团违反我的命令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杀害俘虏而减轻我的罪恶。”
在他部队犯下烧杀抢掠、强奸等罪恶中，他都是采用这种逻辑方法辩解的，要么是战争的需要，抓不住我黄某的具体罪责；要么是部下违反纪律，与我无关。
战犯学习有个学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他们自发组织，管理所指派他们中的人当学习组长，当然也要征求大家的同意。学习委员会每周都要写周报，周报内容是小结一周的学习体会、思想情况等。几乎每人都写，写的情况各有不同，有简有繁，有深有浅。
可是黄维不同，对于革命书籍，他是不读的，他把《日日夜夜》这本书撕下来当卫生纸，并说这是“发挥它的第二个使用价值”。看了《红日》后说：“还没有丑化侮辱张灵甫。”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则说：“完全是糟蹋蒋介石。”
受黄维讥讽打击的人中，最多的要数他的学习小组长。在黄维看来，这位组长之所以能当组长是为了踩低别人，抬高自己，早点出去，这是不能容忍的。而他要踩低我黄某人，更是大逆不道，那还了得？黄维与这位组长的恩怨直接影响到他的改造和前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被他们的这种关系缠绕着。其实，黄维心里也明白，批评和批判他的人并不只是组长一人，他采取的是“杀鸡儆猴”的办法，也叫“以守为攻”吧。
如果说黄维对“有仇不报非君子”采取回避的态度，那么他对“有恩不报非君子”则是直言不讳，他曾说“人非草木，孰能无动于衷”。当政府治好了他的病后，从内心感到共产党关押他们是真心挽救他们，是消除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黄维在旧社会身患5种结核病，一直未能治愈，被俘后病情加重，一度垂危。
1952年7月8日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报告周恩来：“黄维于6月20日发病，可能有生命之虞。后经医生确诊：黄维原患重度肺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颈部淋巴结核、附睾丸结核、浮肿、腹水，经大量注射链霉素、强心剂、葡萄糖、PAS和手术，痊愈。”
黄维的病到1955年基本治好。开始给他治疗时，他拒绝过，想一死了之。后来又不相信政府会治好他的病，当聘请高级医生，使用进口药，加上精心的护理终于治好了他的病的时候，他受到了触动，从心底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他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由于疾病的折磨，思想上对政府也有过反感，甚至说“进步的医疗制度对于我来说反而成为更残酷的制度”。
但身体恢复后他又主动向政府作检讨，说这是久病痛苦不堪的呻吟，是“以怨报德”，政府抢救治好了“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
黄维在治病问题上也是由拒绝、悲观、发牢骚到感激，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可以说，这件事是他开始转变的重大事件，1959年是他与前半生决裂的关键一年；而抚顺战犯管理所就是他认罪、再生的地方。
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在长期的养病过程中，他目睹这里的管教干部以身作则，先人后己，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在病床上，他对被俘后的种种言行和表现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对过去从不愿读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毛泽东的著作也进行了认真的研读。病好后又到社会上去参观，受到事实上的教育。
对这一转变过程，他有一段文字总结，原文如下：
我是罪大恶极的战犯，解放后受到宽大和改造，由于以前特别是解放初期几年，我以为改造政策不能决定我的前途，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而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大处理，而妄图以发明创造为捷径，以幻想的黄维永动机为立功赎罪的法宝，从此走上歧途，加以被囚监狱年久，而且自1952年至1955年长期重病，难安心于改造。现在，为了惩前毖后，对症下药，治病自救：第一，痛下决心摒弃一切幻想以绝祸根，今后保证绝对不再有黄维永动机发生；第二，从思想上坚决消除和改正发牢骚、说怪话的思想根源和丑恶性格；第三，从此低头认罪，诚心服法；第四，坚决以思想改造为唯一的出路和要求，全力以赴，今后老实学习。总而言之，我现在低头认罪，诚心服法，老实学习，埋头改造，努力耕耘，不问收获，以从头改造，争取新生，希望在此以前的错误和罪行还能得到政府宽大，允许我有走向新生的机会。
这一年之后，黄维开始交代自己的历史罪行。从1932年赣州之役一直到1948年的淮海战役，把所有问题都做了彻底交待。
与其他人一样，黄维由崇拜蒋介石到认清蒋介石的反动嘴脸而痛恨他，最后表示感激共产党的政策，使他由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战犯得到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