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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私营经济
- 吴海军连忙说：“趁着还有时间，赶快去吃一点饭。”
- 李鹏亲切对尹明善说：“尹明善，过来，过来，我俩单独照个相，表示我对民营企业家的支持。”
- 这位女大学生非常认真地对潘石屹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
党中央认同发展私营经济
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此时，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多问题，改革已势在必行，其中尤以私营经济领域最为严重。
197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招待会上，叶剑英明确说：
目前在有限范围内继续存在的城乡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
终于，中国把私营经济紧关的大门畅开了一条缝，于是，沉寂了20多年的私营经济开始复苏了。
然而，此时的私营经济发展限制重重，中央对雇佣人数的限制，更是使私营经济举步维艰。
1983年初，在邓小平提出“等一等、看一看”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中指出：
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业的能手，请帮手、带学徒，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若干政策规定》执行。对于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而应因势利导，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经济方向发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
对当前雇请工人超过规定人数的企业，可以不按照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
邓小平的讲话和以上文件精神，实际上对私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起了保护作用，从而为私营企业扩大规模创造了政策环境。
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制定了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方针。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
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其他经济成分，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励他们发展。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区，各种所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应当允许有所不同。
同时，报告还指出：
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必须尽快制定有关私营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他们的引导、监督和管理。
自此，私营经济才真正获得了认同，自此以后，私营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
1987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摸底调查，当时城乡实际存在的私营企业雇工人数达360.7万人。每户私营企业平均雇工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至80%，雇工100人的接近总数的1%，部分私营企业雇工几百人，有的甚至雇工上千人。
对雇工人数限制的放开，进一步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
1992年，邓小平在夫人、女儿和杨尚昆的陪同下，开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
针对当时社会上，姓“社”姓“资”的争论造成改革开放难以开拓新局面的现状，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一下子驱散了姓“社”姓“资”的争论造成的阴霾，给了人们一个辨别是非的锐利武器。毫无疑问，发展私营经济，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
同时，邓小平还果断地提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这番话给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创业者和从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回答，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要点，在1992年春节传出之后，犹如“邓旋风”从南方刮起，迅即传遍全国。
1993年，私营企业迅速走出低谷，超过1988年的水平，达23.7万家。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8个月后，备受瞩目的党的“十四大”召开了。
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
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
党的“十四大”报告给私营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1997年9月，党“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的“十五大”以后，私营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一大批有规模、有潜力的私营企业企业，开始在各行各业迅速崛起。
私营经济叱咤科技领域
1995年初，深圳市新天下集团成立了，像联想集团一样，这又是一家经营电脑的公司，也是一家私营企业，它的创建人是吴海军。
吴海军于1967年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小山村里。1982年，他考上了如皋师范专科学校，17岁那年，吴海军成为一个偏僻山村小学的教师。
“孤灯吊影寻常梦，残雨霜风打窗吟。”这是吴海军在自己当乡村教师日子里写下的诗句，那时的吴海军，还不到20岁。
从字里行间里，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他当时的孤独和伤感。
如果说1981年，14岁的吴海军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取师范学校，跳出农门，并当上一名乡村教师是第一次生命跃迁的话，那么，吴海军生命中的第二次跃迁则是在1988年，吴海军自学完大专课程并报考大专起点本科段成人高考，并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这一次，吴海军又成功了。
中专学历却被县教育局破格举荐，参加省教育学院越级学习专升本考试，以全省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进入教育学院就读，这一切都让吴海军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但此时，吴海军又认为自己应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在更广博的天空里有所作为。
1989年，吴海军再次对命运发出挑战：跨专业考计算机专业研究生。
结果，考试总成绩进入前10名，被东南大学研究生院动力工程系录取。
1992年10月，吴海军开始了硕士论文工作，他被分派到与东南大学有合作关系的深圳亿立达公司工作。吴海军去深圳亿立达公司还有一个小插曲。
当时深圳亿立达向学校要人的时候，本来要的是计算机系的硕士生，但那时，计算机行业正开始热起来，计算机专业的硕士分配去向很好，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到当时开发程度并不很高的深圳去实习。
就这样，到最后学校只有两位女同学，愿意去深圳亿立达实习。
校方为保险起见，决定增派人手，但考虑到当时计算机系再也派不出人选，昔日那位本该录取到计算机系的吴海军进入了校方的视野，而这时的吴海军也想出去闯一闯，就这样，吴海军去了深圳。
而吴海军实习的这家公司，就在深圳有名的华强北商业区。
在亿立达，吴海军每个月仅拿200元的工资，住在一个小渔村里，吃饭都成问题。但他每天仍然坚持写着海量的程序语句，做项目开发工作。
那时候Windows3.1的Beta版才刚出来，国内很少有人能够在Windows下做开发，而吴海军当时做的就是WindowsSDK等一些系统下的程序设计。
仅1993年，吴海军就写了上万行的程序行。他做什么事情都快人一步，到当年暑假，本应该到年底才完成的课题就提前完成了。
写完论文后，吴海军到赛格电脑广场买了5台组装电脑，回到家乡开电脑培训班和一家电脑公司。
在这个时期，吴海军的商业才能，就已经崭露头角。
当时吴海军写了很多软件，有些甚至在全省推广使用。他的培训班越来越看好，培训班的学员经常是捏着报名费排队报名，他的一个月收益有近万元。
精明的吴海军在当地的电脑市场，看到电脑配件价格非常昂贵，利润很高，很有想法。
正值此时，学校来通知说深圳亿立达公司叫他回去工作，虽然当时论文已经完成，但吴海军还是得回到深圳。
就这样，吴海军把培训班和电脑公司交给弟弟打理，自己又到了深圳。
到深圳后，吴海军在赛格电子配套市场租了一个柜台，利用在深圳的便利给家乡的电脑公司，组织配件销售。
就这样，两地电脑配件的差价，让吴海军惊叹其中巨大的商机。
在赛格电子配套市场那样一个熙熙攘攘的环境中，吴海军心中的目标却越来越清晰：
将来一定要在这个行业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别人无法忽视的位置。
要做大事必须与有实力的公司合作。
于是，打定主意后，吴海军就找到了南京中银公司，为其在深圳做采购发货。
这一段工作经历，给了吴海军一次宝贵的积聚经验和建立业务关系的机会。
由于深圳独特的发展模式，当时，春节一直是电脑销售的淡季。
1995年，吴海军却认为，随着居民购买力的增强和电脑价格的平民化趋势，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家用电脑需求。吴海军还敏锐地觉察到，普通商家在春节期间一般都不敢备货，以防止库存积压。
当时的电脑配件一般都从香港进口，而香港也过春节，其发货期一般为春节后的10天，到货又需要10天，于是就有20天的市场断档期。
仔细衡量后，吴海军下定决心，从电脑的核心部件硬盘下手。
1995年1月，吴海军开始有计划地大量囤积货源，他不仅买断了来自香港市场的所有硬盘货源，而且还将大陆的硬盘囤积在各地的仓库里。
由于吴海军收购的时间，正是一般商家清空库存的时候，因此收购进行得很顺利，而且价格极低。
与此同时，吴海军又在各地制造国外工厂因故缺货的“烟幕”，稳定市场。
囤货对于“上个厕所回来价格就变”的电脑配件市场是个极为冒险的行为，一旦有实力的对手进行反击，很可能就是灭顶之灾。
此时的计算机配件市场，国外大公司尚未进入，联想等企业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整机上。于是，一切都按吴海军的计划预想的那样顺利进行。
1995年春节来临，电脑销售异常火爆，电脑配件市场上，一块原本1000多元的硬盘，迅速猛涨到1300元。
这一下，吴海军大获全胜，仅此一役，吴海军就为南京中银带来近千万元的收益。
不过，就在吴海军准备在福建中银大展拳脚的时候，他与福建中银的合作却产生了裂痕。
在当时，吴海军来中银，很大原因是遇到了福建中银的总裁夏乐冰，而夏乐冰与吴海军的相识也充满了故事。
一次，夏乐冰在南京开拓市场时，遇上了南京中银的人，南京中银提及自己在深圳办事处有人，而且是夏乐冰在东南大学的校友。
当时夏乐冰就乐了，立即决定与吴海军合作。
当时福建中银经营的是硬盘等一些硬件设备，当时夏乐冰就让吴海军在深圳给其组织货源，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就这样，福建中银巨大的资金力量给了吴海军施展商业才能的宽阔天地。
1994年7月26日，夏乐冰又亲自到深圳和吴海军面谈，成立深圳公司，给吴海军30%的干股，请其为中银建立全国各地的经营网点。
就这样，吴海军开始正式出任福建中银的销售总监，开始全国性业务的拓展，建立全国性的销售体系。
吴海军与福建中银合作第一件事就是到上海开拓市场，当时国内还没有人销售昆腾硬盘，吴海军到上海去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内，昆腾硬盘的市场就被全面打开了。
1994年下半年，福建中银市场的全面推动都是由吴海军来操作。
夏乐冰有钱，吴海军有头脑，这本来可以成为一段“一个资本家找到一个知本家，成长起一个知识性企业”的故事，但由于福建中银的管理不善，很多钱都不知去向的流失掉了，赚的不如花的多。
1994年年底，在前线辛苦经营的吴海军被告之整个集团居然没有获得赢利。
对此，吴海军非常失望，他陷入了困惑和迷茫。的确，要吴海军离开对他有知遇之恩的中银和夏乐冰是件痛苦的事情，尤其对吴海军这样一位重感情的人来说。但现状又要求吴海军必须离开。
1995年初，吴海军离开了福建中银，自己在深圳成立了新天下实业有限公司。
就这样，新天下正式成立了，一个今天对中国电脑配件市场有决定性影响力量的公司就开始起步了。
没有钱，吴海军将老家南通开办的电脑公司卖掉获得了20万元，又向母亲借走了积蓄多年的3万元，满打满算25万元不到。
没有办公地点，吴海军就租了一个居民住宅楼内104平方米的两室两厅房子。
当时，吴海军把阳台改造成仓库，两间屋子睡人，一间办公，一间做餐厅自己开火做饭。
没有人，吴海军亲自上阵，员工连他自己在内只有4个人。
和一切艰苦创业、投资缺乏的小企业一样，创业之初，吴海军遭遇了很多艰难的考验。
良好的业界关系给吴海军的起步很大的帮助。而吴海军和他的团队对新天下的投入更是成功的保障。
当时，吴海军等人说的最多的有两句话，一句是“趁着还有时间，赶快去吃一点饭。”另外一句是“趁着还有点时间，赶快去打个盹。”
吴海军的迅速崛起的另一个原因，要归功于吴海军的眼光，就像他成功的预测了春节将成为销售旺季一样，1995年春天，他又一次把握住计算机多媒体的浪潮。
创业的激情是人和，良好的业界关系可谓是地利，把握住多媒体浪潮是天时，天时地利人和都向吴海军招手，吴海军想不成功都不行。
第一个月，他们胼手抵足，获得了5万元的赢利，初战告捷，他们一鼓作气，在第二个月再创新高，赢利达到了27万元，再其后的短短的5个月内，他们奇迹般地偿还了中银的借款和利息。
到1995年年底，吴海军清点账目，新天下获利600万元人民币。
吴海军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他知道，人生的第一桶金子已经被他掘到了。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吴海军和他的新天下开始快速发展。
1995年10月，在电影卡正逢热销旺季的时候，台湾有一批1000片的电影卡要到内地来销售，每片成本需要1000多元人民币。
由于资金压力，新天下只能吃进一半。吴海军一面积极调货回内地悄悄发售到各地，同时，他大造声势海外将有大批电影卡到货，以稳定下游商家。
另一方面，吴海军又派人在自己的店面上摆上样品出低价压对手，对手以为货源充足，恨不能快点出手，货物上柜后平价出售，新天下立刻派人全部吃进。
这样一来，市场上只有新天下一家有货出售，电影卡市场唯新天下马首是瞻，电影卡价格顿时在全国范围内飘涨20％至30％。
2001年8月，吴海军成立了神舟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当月，神舟电脑就已经在全国家用电脑的排名中跃居第五位。
2003年9月，更是跃升至国内台式机市场第二位，在笔记本市场也已经进入全国前三，2003年，神州全年销售额近40亿元。
神舟一出道，吴海军就把矛头直指国内电脑行业的老大联想。
面对联想的各种优势，吴海军决定采取低价策略，从“4998，奔4电脑抱回家”的宣传口号，到“5980，笔记本提回家”，再到后来7999元的迅驰、6999元的迅驰2代、3999元的一体式电脑、2999元的笔记本、4999元的双核笔记本，神舟的每一个举动都在触动着中国电脑业的神经。
就这样，神舟真正开启了中国电脑的低价时代。
吴海军挑战联想，可看做蚂蚁战大象。但蚂蚁自有取胜之道。
联想靠的是品牌，吴海军靠的是制造。吴海军在华北摆弄过所有的电脑零部件，并且自己制造主板，市场上流行的“奔驰”、“磐英”、“神龙”主板和小影霸显卡都在他的手中。
因此，吴海军对如何以最低的价格、最合理的配置达到最优质的效果了然于胸，并对市场上每一个小部件的变化都清清楚楚。
2001年8月，吴海军推出4998元的奔4电脑，喊出“4998，奔4电脑抱回家”的口号，很多人不敢相信，当时其他厂商奔4机器动辄8000元或者一万元，吴海军怎么能把价格一下子拉下一半来？
在英特尔全力推奔4CPU的时候，同时也在强力推新型的Socket478的架构，以至于所有的厂商都在疯狂地吃进新型的Socket478架构的处理器。
而与此相反，吴海军却投入几千万元巨资大量收购了在厂商们看来是落后产品的423架构的奔4处理器。
在英特尔停产423架构的CPU前，很多台湾厂商大量生产了423的主机板，而这样的主机板只有配423的CPU才能出售，否则只能当电子垃圾扔掉。
在423架构CPU几乎被神舟全部收购的情况下，这些主板厂商只能来找吴海军谈判。
由于神舟自己也有一定生产主机板的能力，并不担心消化不了吃进的423架构的CPU。于是，这就使得这些厂商没有任何的还价余地，只能将七八十美元的产品以25美元的价格卖给吴海军。
由于423架构的奔4CPU本身就比478价格低200多元，再加上低价购来的主板，这样，新天下每台电脑能够节省成本800元左右。
对此，新天下的人说：“我可以多投入200块，把其他配置部件提升很多，所以整体性能并不逊色于其他品牌的奔4。”
于是，这样就有了当年4998元奔4的一举成功。新天下总资产已经超过1.5亿元，净资产超过一亿元，年销售收入10多亿元。
新天下先后打造出了“小影霸”、“磐英”、“奔驰”等一系列全新的电脑配件品牌，是第一家提出IT麦当劳创新销售模式、第一家引入经销商二次增值开发的中国IT企业。
和吴海军的新天下一样，在我国的科技领域有联想、用友等一大批私营企业，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中国在科技领域才迈开了向发达国家奋起直追的步伐。
私企在房地产行业称雄
2007年9月，伴随着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用35亿元的天价，在北京三里屯拿到47万平方米的黄金地段，并定名为“三里屯SOHO”之后，又一个奥运的宠儿横空出世。
不论潘石屹是否想把概念演绎到极致，亦无论这个被视为北京最国际化的区域未来是否真的应验，人们所感受到的是潘石屹和SOHO再一次显示了他们的实力。
潘石屹出生在甘肃天水麦积山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由于他的祖父是国民党的军官，他父亲读大学的时候，被打成右派送回了农村。
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母亲又长年瘫痪，而且又在西北最荒凉最苦的地方，所以潘石屹小时候家里的生活很苦。
他家里有5个小孩，潘石屹是老大，因为养活不了，父母只好把他的两个妹妹送给了山里的农民。
童年的磨难，培养了潘石屹对成功的执着追求。恢复高考后，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
1984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石油部某局工作。对此，潘一直视为人生的一次重要机遇。他觉得，一个农村小孩，在父亲平反后才进的县城，现在在首都工作，这反差多大啊。
潘石屹用出色的工作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并被确定为“第三梯队”。所以，此时，潘石屹从心里面感激这个社会。
那时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她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
当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时，这位女大学生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
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他想：难道这一生真的会与这套桌椅共同度过？
正在思变的时候，潘石屹遇见了一位远在刚刚开放的深圳创业的老师。
老师告诉潘石屹，在深圳有很多机会，也能赚到很多钱。潘石屹就问：“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这位老师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就说你身上的衬衫，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两件，这样一件穿脏了你就可以换另外一件。”
于是，这个年轻人很快就不满足于在机关里坐着，一张报纸一杯茶地混日子了。
潘石屹感到，他在机关干的工作完全是多余的。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多余的、不能给社会带来价值的环节，迟早会被淘汰掉，所以还不如自己主动离开。
潘石屹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辞去了令人羡慕的机关工作，蹦进了商海。
他辞职离开北京去深圳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家当都变卖了，也只有80多元人民币。他就用这80元钱买了张去深圳的火车票，到深圳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又花了10多元找人带着钻铁丝网，这才进了深圳。
在深圳的这段时间，他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香港一些严重污染的工厂要迁往深圳、珠江三角洲，他们帮助做一些前期工作。
由于语言不通，饮食不适应，深圳的生活始终让潘石屹感到非常压抑。
刚下海时，几乎所有人都劝他走回头路，只有一个在伊拉克做过工程的朋友跟他说：你坚持往前走，哪怕要饭也不要往回走。
两年后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刚刚建省的海南设立分号，认为“不能错过历史机会”的潘石屹主动请缨南下海南，迎来了他自认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阶段。
1990年春节前后，海南刮了一次特别大的台风，损失很大。海南经济一困难，很多人没有工作，就纷纷又回去了。他的老板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砖厂，让潘石屹当法人代表、厂长，带着300多个民工。
那时所有工程都停了，民工就在那里饿着，他们是计件工资，没人要砖，他们就一分钱没有。
出于强烈的责任心，潘石屹就把自己的钱掏出来，让民工买上一袋米，吃完了掏钱再买一袋。
“小偷经常光顾，夜里提供照明的小发电机一个月内被偷过3次，”潘石屹后来回忆说：“人刚刚躺下，电灯突然灭了，那肯定是发电机被偷了，于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动了，弃机而逃。”
更麻烦的是民工情绪问题，有一天，潘厂长正在一个废弃的水塔里休息，突然一块砖头破窗而入，水塔下面，聚集了上百位谈工资的民工。“想跑都跑不了，只能硬着头皮下去跟他们谈！”
1990年，大部分下海南的人都回了内地，潘石屹一直在那里坚持。
据潘石屹回忆，他工作后积攒的第一笔钱，就是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
从那以后，潘石屹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但1990年的春节，因为砖厂停产，没有路费回家。为了象征性地弥补母亲的遗憾，潘石屹就打算在招待所的值班室看春节联欢晚会。但服务员推说要休息，抹杀了那个小小的心愿。
此时，潘石屹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除夕夜，因为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正是在这一年，潘石屹遇见了在海南工作的易小迪。
易小迪推荐潘石屹做了自己组建的“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在艰难时期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成为很好的朋友。
1991年下半年，海南的经济正遭受着第一次低潮。和许许多多的淘金者一样，潘石屹和朋友冯仑几个人成天混迹于海口的街边排档，沙滩浴场，无聊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绕岛一周，回来时已经满脸胡子。
后来，随着形势的好转，他们几个朋友才在一起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
他们公司一共6个合伙人，一个是冯仑，曾经在兰德公司打工，当过办公室主任。另一个叫王功权，原来也在兰德公司当过总经理。
有一段时间，他们几个人和一位女士走得比较近，大家自认为意气相投，常常一块喝酒聊天。直到有一天，这位女士来到他们注册的“万通公司”办公室参观了一番，从此不辞而别。
多年以后，当潘偶然再次遇到这位女士时，不忘对此问个究竟。这位女士坦言，“你们唯一的一张办公桌上都是厚厚一层尘土，和这样的人交往，实在怕惹是非！”
他们基本是炒房、炒地起家。没钱他们就想办法找到了北京的一家集团公司。公司老板认为他们这帮小伙子可以。于是达成一个条件，给他们贷款500万人民币，利息是20%，这笔钱由他派人监控，利润五五分成，于是，他们就取得了第一笔种子资金。
拿到钱后，他们以不到3000元一平方米买过来8栋别墅，但是在手里放了一两个月，却卖不出去。
他们就在一起想办法，盼着海南的发展……
恰在此时，邓小平南巡，并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于是，海南开始发展了。他们的房子很快就卖出去了。
在当时，山西来了个叫韩九吉的大老板要买潘石屹的房子，潘石屹开价每平方米4000元，韩九吉还没想好要不要买。
此时，又来了一个内蒙古的买主，潘石屹随即将价格提到了每平方米4100元。
潘石屹说：“反正有人要，我打的就是心理战，就赌他肯定买涨。”
韩九吉气急了，质问潘石屹：“你怎么可以这么做买卖？”韩九吉的两个儿子也说：“不谈了，咱们走。”
可韩九吉说沉下心，再谈谈。
潘石屹告诉他：“我重合同，我也重信誉，但开价可以正向开，也可以逆向开。”
潘石屹说到做到，继续抬高价码，韩九吉最后以每平方米4200元的价格买下了3栋别墅。
没过多长时间，那个内蒙古买主以每平方米6100元的价格买了另外两栋别墅。
后来，韩九吉还成了潘石屹的好朋友，也不觉得潘石屹骗他，相反他认为潘石屹太有智慧了。潘石屹结婚那天，他专门扛着山西的玉条、景泰蓝，用大布包着，非要亲手送到潘石屹手里不可。
当海南房地产如火如荼之时，潘石屹在海口房地局看到两个对比数字让他心惊胆寒：当时，海口有两个数字引起潘石屹的注意：常住人口15万，暂住人口50万。而他去规划局看报建面积大约是人均每人50平方米，当时北京人均才7平方米多一点。
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人均50平米的住房面积，潘石屹感觉快出事了！
在潘石屹看来，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海南省的房地产行业快出事了。商人的敏锐直觉挽救了潘石屹。
于是，他们几个人立即开了个会，考虑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
此时，潘石屹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他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之后，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5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潘石屹先去了怀柔，通过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主管怀柔经济的副书记。这位副书记特别开明，他们也很能谈得来。副书记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
过了两三天，工商局就给他们批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不过也显得很清静。
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4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
潘石屹就和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潘石屹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
“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6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县体改办主任说。
潘石屹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贺阳认为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他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
于是，潘石屹他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碰巧，潘石屹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在煤炭部工作。他的朋友从日本一回来就与他通话，潘石屹就问他能不能帮个忙。当天，他们就与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万通的发起单位。
潘石屹问冯仑，注册资金应该多大，他说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的，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
潘石屹说：“咱们在海南岛呆过，都比较迷信，8不就是‘发’吗？我注册8亿吧。”大家都同意了。
注册时就用“北京万通实业有限公司”，潘石屹准备好材料，北京市体改委马上就给批了，人民银行也很快批了。
募资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金怎样到位呢？按规定两个月就得到位，否则两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潘石屹想到了广告，于是，他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他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招股通函”。
广告印出去后，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了，马上给国家体改委和人民银行打了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打电话，让他们去汇报情况。
潘石屹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他们在报上登的广告。
此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让他们很紧张。潘石屹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改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
此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潘石屹，潘石屹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脸是汗。
当时有个司长说，小伙子你别紧张，慢慢说。他问潘石屹：“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
潘石屹回答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
这个司长看了之后说：“这还真不错。”
他又拿出一个海南做的股权证，说这就是街上买的收据，代股权证。
司长又说：“我们这政策刚出台，还得总结经验，不要出问题。”
潘石屹觉得一个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会变得懒惰，因为听同样人的话，接触水平一样的人，就会形成思维定势，跳不出去。
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一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
当初潘石屹他们在广告上打了大约有1000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
万通的项目做完后，公司开始涉足其他许多陌生领域，经营理念方面出现严重分歧，一直闹到分家。
就这样，潘石屹离开了万通。
虽然离开万通后的巨大失落，使潘石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但在他文弱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倔强执拗的心。他决定从头再来。
“人一定要有梦想，有梦想才有动力，我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谈及离开万通公司独立创业，潘石屹用一句话表达了初衷。
1995年底，潘石屹开始注册自己的公司，即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是SOHO现代城。
SOHO是英文SmallOfficeandHomeOffice几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其汉语意思就是“小型办公，家庭办公”。
当时是由潘石屹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在追求资源最大化利用的今天，SOHO提高了每一平方米房子的使用效率，让人们自行组合，工作生活更方便。
如今SOHO的概念已被人们接受，但当初从选址到设计惹来的非议之声是非常大的。
SOHO现代城原址是北京二锅头酒厂，酒糟的臭味连国贸大厦都能闻到，是市政府强令拆迁的对象。周围是一大片泥地，后面是淤泥腐臭的通惠河，门前正在修桥修路，显得杂乱无章。
面对大家的忧虑，潘石屹当时就拍板决定了，不用再看了，就这块地。
周围朋友都担心地说：“潘石屹你出来自己做，第一个项目找这么块地，后面是臭水沟，前面是一个烂泥坑，行吗？”
潘石屹自信地说：“行，要看发展，最关键的是看发展。”
在做公寓的空间设计时，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把面积更大地体现出来，潘石屹破天荒地决定把睡房的空间和阳台的中间墙去掉，都变成客厅的一部分。
潘石屹后来说道：“现在回想起来很有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大家都认同，当时每步的推行都很困难，所有问题都是斗争的结果。”
当时，中国地产界大都认为：SOHO这种物业类型办公不像办公、居住不像居住，属于非牛非马的怪胎，采光、通风、安全、隐私、能源样样都有问题。
面对质疑，潘石屹深谙危机公关的威力，他针锋相对地写了一封《创新是需要勇气的》信予以回击，表达了发展商要大胆创新做出优秀的建筑作品的愿望。
一时间，此事在京城被炒得沸沸扬扬，SOHO现代城也赢得了空前的关注，这为此后的销售助了一臂之力。
说到销售，SOHO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当时的经济适用房和11月的销售淡季挫伤了员工们的信心。
潘石屹认真分析后，毅然地对员工说：“做房地产，信心是最重要的，既然决定了上这个项目，就一定要有热情、要有信心去把它做好。而且经济适用房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根本不可能对我们造成冲击。”
以后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潘石屹的判断。在SOHO的销售中，最高的一天成交额是3000万元，数千人连夜排队购房的奇迹使潘石屹创下了40亿元销售业绩的神话。
2000年，氨气事件成为潘石屹开发现代城以后，所面临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投诉。在主动查清事故原因后，潘石屹觉得应该站出来澄清事实了，否则，业主不一定闹到什么程度。
8月17日，《北京晚报》首先刊登了一篇关于潘石屹向受损客户道歉的文章，潘石屹在文章中首先对所有受损住户表示诚挚的歉意；其次，他表示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有一个公正的裁决；最后，潘石屹向社会广泛征求驱除氨气更有效的办法。
此文一经面世，各媒体、电视台也纷纷从不同角度对现代城的氨气事件进行了报道，现代城又一次成为大规模媒体报道的焦点。
也正是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潘石屹提出了无理由退房并双倍支付银行定期存款利息，此举在中国房地产界引发空前的争论。
对此，潘石屹说：“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就会去做。”
其实危机公关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以退为进，用潘石屹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你坦诚，你就能得分”。
一次次的危机、一次次的困难，潘石屹长远的眼光和睿智的公关技巧使SOHO现代城在雪雨风霜中依然屹立。
SOHO抒写的是一个引领潮流的建筑奇迹，它创造了一种更加自由、开放、弹性的文化，它也因此成为京城的标志性符号。
“一个城市，一栋建筑物有没有价值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没有人会怀疑巴塞罗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没有人会怀疑这座城市是无价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沉淀同样少不了标志性建筑物的功劳。”留下时代的建筑精品一直是潘石屹心中的梦想。
SOHO（中国）成立10多年来开发出一系列项目，SOHO现代城、博鳌蓝色海岸、建外SOHO、长城脚下的公社、SOHO尚都。
尽管SOHO每一个在同级别市场上，都可谓价格不菲，但都是以“创造力”超越于“奢华”的物业类型。
改革开放的30年来，在中国房地产业，诞生了很多像潘石屹这样的地产巨子，因为有他们的存在，中国的城市变美了，房子的变多了。
私企在互联网上创奇迹
2008年10月30日，在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上，位列第九的是马化腾。
在中国，或许有很多人不知道马化腾是何许人，但很少有人不知道那个以可爱的小企鹅形象为代表的聊天工具QQ。
马化腾创建的腾讯公司就是靠着这个聊天工具改变了1/13中国人的沟通习惯，并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马化腾于1971年10月出生于广东汕头市。1984年，马化腾随父母迁至深圳。
1989年，马化腾进入深圳大学。进入大学后，曾经酷爱天文的马化腾在深圳大学却选择了计算机专业，“毕竟天文太遥远了”他说。
在深大的岁月，马化腾的计算机天赋已经让老师同学刮目相看，他既可以成为各种病毒的克星，又可以为学校的PC维护提供解决方案，有时还干些将硬盘锁死的恶作剧，让机房管理员哭笑不得。
1993年，从深圳大学毕业后，马化腾进入润迅公司，开始做软件工程师，专注于寻呼软件的开发，并一直做到开发部主管的位置上，这段经历使马化腾明确了开发软件的意义就在于实用，而不是写作者的自娱自乐。
而也正在这一年，马化腾的大学师兄史玉柱开发的“汉卡”软件已经红遍中国，巨人集团名噪一时。
从师兄的身上，马化腾得到了某种启示。马化腾是潮州人，潮州人那种深入到骨髓里的商业细胞开始在马的身上“激活”。
在当时，正是股市最红火的年代，聪明的马化腾于是与朋友一起开发了针对股民的“股霸卡”，结果这个软件一炮而红，在赛格电子市场甚至卖到断市。
同一时间，马化腾亦弄潮股海，并在1994年完成了一次飞跃，为其后来独立创业打下了基础，那时马化腾最精彩的一单是将10万元炒到70万元。
从1998年开始，马化腾就考虑独立创业，却一直没想清楚要做什么，但创业的想法并没有起伏，他知道自己对着迷的事情完全有能力做好。
工作经历使马化腾感到，可以在寻呼与网络两大资源中找到空间。
1998年11月，27岁的马化腾创办了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1999年2月，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自主开发了基于英特网的即时通信网络工具，即腾讯即时通信TencentInstantMessenger，简称腾讯QQ。
于是，一个网络神话开始了。
跟其他刚开始创业的互联网公司一样，资金和技术成了腾讯最大的问题。
“先是缺资金，资金有了软件又跟不上。”这就是马化腾创业之初的写照。
就这样，这家由10多个人组成的公司，力量单薄得可怜，创业的艰难让马化腾和他的同事们疲于奔命。
在当时，马化腾的名片上也仅仅印了一个“工程师”头衔，当时的主要业务只是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QQ只是公司的副产品。
公司创建3个月后，马化腾和他的同事们终于开发出第一个“中国风味”的ICQ，即OICQ，这就是QQ的前身。
然而，这个后来风靡全国并为腾讯公司创造巨大财富的聊天工具，当时并没有给腾讯人带来太多喜悦，因为那时国内也有好几款同类的软件，用户也不多，没有人看好马化腾的OICQ。
面对残酷的竞争现实，倔强的马化腾不肯服输，他认定这个聊天工具中隐含着巨大的商机。
就这样，马化腾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QQ放到互联网上让用户免费使用，可是就连马化腾本人也没有料到，这个不被很多人看好的软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发展了500万用户。
大量的下载和暴增的用户量使马化腾兴奋的同时，也让腾讯难以招架，因为人数的增加就要不断扩充服务器，而那时一两千元的服务器托管费，让小作坊式的腾讯公司不堪重负。
面对困难，QQ只好去偷用人家的空间和宽带，没有钱来买服务器，而市场上ICQ的中文版OICQ特受欢迎，下载的人特多，2000年，OICQ的冬天到来了，第一次网络泡沫席卷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腾讯终于要出手让贤了。
2000年，QQ的团队找到了刚刚临时成立的联想投资筹备小组，结果报告都还没递到联想在深圳的负责人朱立南手里，下面的员工以看不太懂为理由，就把腾讯的人打发走了。
接下来，马化腾找到网易，但网易的负责人丁磊也没有看上QQ，因为丁磊当时更看好邮箱，他认为QQ技术含量太低。
与是，马化腾又找广东电信，在谈价格时，广东电信只愿意出60万，马化腾最初还答应了，但当广东电信的人来办公室收拾桌椅板凳的时候，马化腾后悔了，就这样，公司没有卖。
此时，马化腾下定决心留下这个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孩子”，并把它培养长大。
于是，马化腾就开始四处筹钱，国内筹不到就寻找国外的风险投资。
几经周折，功夫不负有心人，马化腾遇到了IDG和盈科数码，他们给了腾讯220万美元的投资，分别占公司20%的股份。
利用这笔资金，马化腾给公司买了20万兆的IBM服务器。
多年以后，马化腾还喜不自禁地回忆：“当时放在桌上，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当然，马化腾很清楚，光靠国外的风险投资是不够的，他开始想办法从客户身上挣钱，因为如果每个用户愿意花一至两元的话，腾讯就有近4亿元的收入，这可是一笔大收入啊。
有一次，马化腾发现韩国有种给虚拟形象穿衣服的服务，于是马化腾把它搬到了QQ上。
为此，马化腾还找来了诺基亚和耐克等国际知名公司，把这些公司最新款产品放到网上，让用户下载。
这样一来，所有注册用户都可以得到他们一如既往的免费服务，以满足其即时通信需求，而想享受到更具诱惑力的体验性增值服务，就必须付出相应的费用。
这一措施使腾讯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良性循环的轨道。当时，腾讯的这一块业务增长很快，有超过40%的用户已尝试过购买。
2004年前3季度，腾讯盈利达3.28亿。不久，腾讯成功在香港上市，又募集了两亿美元的资金。当年弱不禁风的小树苗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
熟知马化腾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玩也是一种生产力。”从玩中找到乐趣，把玩的心态和现实结合起来，不仅是马化腾发展事业的原则，也是他开发聊天软件的一个宗旨。
对创业者来说，乐趣重要；对QQ的用户来说，乐趣也同样重要。
马化腾经常对别人说：“QQ有两个用途，一是商用，一是娱乐。”
因此，除了精心强化QQ本身的通信功能外，马化腾还一直希望QQ能往娱乐方面发展。
而在娱乐化方面，QQ也可以孵化并开发出很多种个性化的产品和功能。马化腾觉得在这方面腾讯人重视的程度还不够，所以他决定把用户的兴趣点定为公司的重点发展方向。
很快，腾讯成功了。后来，腾讯QQ已经拥有超过1.6亿的用户群和730万付费会员，同时拥有1310万的注册短信用户，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即时通讯运营商。
然而，随着免费即时通讯的不断开发和推广，即时通讯工具如微软的msn、网易的泡泡、UC、ICQ、Yahoo Messenger等等，层出不穷，他们纷纷向QQ的垄断地位发起进攻。
面对竞争，马化腾并不担心，因为即时通讯市场非常特殊，并不是简单地卖一个软件产品就可以了事的。产品、服务、运营任何一方面缺位，都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
腾讯在国内运营了几年，这方面的优势已经凸显出来。而其他的新产品从构筑运营、服务体系，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对此，这位年轻的CEO举重若轻地说：“在战略上我们欢迎竞争，但在战术上我们非常重视竞争对手。我们会做很多具体的分析，比较各自的优劣短长，挖掘用户的潜在需求。”
事实上，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腾讯早已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2005年，腾讯公司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活动，庆祝他们刚刚推出一年的QQ游戏突破100万用户。而QQ游戏的推出，正是腾讯挖掘用户在即时通讯以外的娱乐需求，以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一个重点。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腾讯QQ的用户群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注册用户群，注册用户高达2.91亿，活跃用户7100万，最高同时在线用户达600万，腾讯QQ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即时通信服务网络，而QQ的标志，那两个憨态可掬的企鹅更是风靡了无数年轻人。
互联网是个新兴的产业，腾讯、网易等一大批私营经济的加入，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互联网的发展，也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又一个新的战场。
私企推动制造业大发展
2000年11月8日，李鹏到重庆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民营企业家只有一人，他就是尹明善。
会后，李鹏又亲切对尹明善说：“尹明善，过来，过来，我俩单独照个相，表示我对民营企业家的支持。”
2001年3月，朱镕基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中，更是欣然对尹明善大加赞扬：“你是一位成功的民营企业家！”
受到如此多国家领导人看好的尹明善，确实创造了巨大的业绩。
尹明善生在重庆涪陵乡下的一个小地主家。1950年，12岁的他和50多岁的小脚母亲，便被“运动”到荒山顶上一间被弃用的茅草屋，仅凭一块薄地，几个锅碗，生存甚为艰难。
很小的伊明善就体现出了经商头脑。当时，伊明善因体力不足，只能靠智力养家糊口。
于是，他决定“做生意”：从一个好心人手里借了5角钱，步行到城里把钱批发成针，再回到乡下沿村叫卖。
就这样，每天5角钱的针能卖一块多钱，每天赚得的钱，买够米后就存起来做“流动资本”。
几个月后，伊明善就“富裕”得拥有了好几块钱。
尹明善后来回忆说：
最值得记住的就是，通过卖针，我居然懂得了今天所说的资金调用及拆借。
生意做了一年多，赚了10多块钱。伊明善就把钱都给了母亲，赤手空拳地到重庆求学读书。
在以后的20多年里，由于当时特定的环境，伊明善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尹明善却实实在在地看了20多年的书，久而久之，甚至养成了为学习而学习，陶醉在学习的过程中，而并不奢望读书肯定能有一个最后的结果。
1979年，伊明善的命运终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已过不惑之年的他也落实了政策。
一位官员向他宣布平反决定时说：“尹明善，你还年轻，你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
当时，尹明善想：是的，我还年轻！姜子牙81岁出山，我今年41岁，一切都并不算晚。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头，不久，尹明善当了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
1982年，重庆出版社恢复，伊明善前往应聘，又成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
两年之后，重庆外办下属一个涉外公司出现亏损，数十万的窟窿想找个能人去填上。
当时，市外办副主任是尹明善的朋友，这位副主任看伊明善平时交谈头头是道，就认定伊明善是经商之材。于是，这位负责人就调伊明善去出任该公司的法人代表。
尹明善没有辜负这位负责人的期望，一年多之后，亏损填平，账上赢利数十万。
此时，正当公司准备加大发展力度时，伊明善却递交了辞职报告。
伊明善此时已认定，改革开放的形势不可逆转，如果别人不能给你理想中的舞台，何不自己去创造一个舞台？
1985年底，他离开涉外公司，正式下海，创办了“重庆职业教育书社”，就这样，伊明善成为了重庆市最早的民营二渠道书商。
半年之后，伊明善编辑发行的第一套书《中学生一角钱丛书》，总发行量突破千万册大关，每本能赚一分钱。于是，尹明善一炮而红，而且红遍了大江南北。
到1989年，尹明善已经成为重庆市最大的民营二渠道书商。
就在此时，尹明善开始反思：这个行业尽管在全国正烽火连天，活跃异常，但也已是一眼见底。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图书行业注定将是一个做不大的行业。
于是，尹明善决定关门，退出书刊发行行业。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艰苦生活，显露了尹明善聪慧能干的素质。那么，尹明善在1989年书刊发行经营尚处在红火之中，却能够断然退出，而另寻商机再择新业，则就充分展示了他那非凡独到战略眼光与敢作敢为的大将风度。
在当时，伊明善放弃是如此的容易，也如此之快，以至于整整一仓库的存书没有卖掉，便干脆用了几大卡车，将其拉到废品收购站，书当废纸卖。
从书刊发行业撤退出来后，尹明善并没有一下子就找到新的商机，但是，他却拥有了重新选择道路的充分主动权。从事书刊发行业所掘到的第一桶金，既让他的生计有了保障，也使他拥有了投身于新行业所需的启动资本。
在退出书刊发行业后，尹明善花了两年半时间，怀揣自己浪漫的商业梦想，从从容容地南下北上，东西考察，左寻右探，去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寻找能令自己生根发芽成长发展的商机。
其间，尹明善甚至跑到四川外语学院，去强化了半年英语，当时尹明善已经52岁，因此他也就成为该校年龄最大的学生。
后来，尹明善也因为他的学习精神，而被老师誉为最勤奋、进步最快的学生。
1991年，尹明善租来别人的执照，开始做香烟生意。
在当时，尹明善看到这个行业，利润虽丰厚，但做法太“黑”，不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而且其中充满了黑社会的“码头文化”。
一个月后，尹明善逃了出来，或者说又一次主动撤出。此时，尹明善抱定的信念是：凡不能在阳光下公开的生意，是无法成长为真正的事业的！即便它可赚大钱，也不能干。
经过多次摸索，尹明善终于发现了家乡重庆山城独有的一个重大商机：摩托车！
20世纪90年代的山城重庆以摩托车闻名，行业老大“嘉陵”和老二“建设”都齐集于此，因而，也带动了一大批生产销售摩托车及配件的民营企业，人称“摩托帮”。
不过，在外人看来，当时，这条道上已经有两只大老虎拦路，更已有数不清的同行在虎视眈眈，没有相当的实力，要一头扎进这个行业，风险也是不小的。因为，两大摩托集团随便有个小动作，虽可使一些人一夜致富，但也能让另一些人转瞬垮台。
有一次，一位经营着一家校办摩托车厂的“摩托帮”朋友，在闲聊时告诉尹明善，他每个月需要几百台发动机，却要到河南去买，价格很高而质量很差，而本地的嘉陵、建设是不愿意把发动机卖给其他小厂的。
正在到处探寻商机的尹明善，敏锐地从这个信息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灵感。
在仔细研究了当时摩托行业的状况，并盘算了其间的风险与机会的比率后，时年已55岁的尹明善，果断决定进入摩托车行业。
就这样，尹明善倾注了他第一次创业时掘获的全部资金20万元，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再创业的辉煌历程。
1992年，尹明善注册成立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启动资金20万元，员工9人。
在租来的不足40平米的生产场地上，尹明善却雄心勃勃地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理想，是造出全中国没有的发动机。”
当然，那时没几个人会拿尹明善的豪言壮语当真。
但是，心存这一高远理想的尹明善，就马上进入一步步务实的操作行动，表明了他不是在说说大话寻开心，而是实打实地真要开始攀越新的高峰了。
没有国企的资源依托，没有先入者的品牌优势，年已55岁的创业者尹明善，要在夹缝中杀出条生路，只有剑走偏锋。
但是，尹明善也有他的战略创新。
创业之始，尹明善没有重复其他小企业为大厂做边角料的老路。一开始，尹明善就直指摩托车的“心脏”，即发动机的生产。
因为尹明善看到，尽管当时的摩托车市场热浪灼人，但发动机一直是瓶颈，国内只有50毫升和70毫升两个型号，其余大多从日本进口，当地摩托车小厂还不得不远到外地去买价高的国产发动机。
就因为这些，尹明善的判断是：做摩托车发动机尽管市场空间不大，但技术空间很大，创新空间更大，利润空间无限大。
第一步发展战略确认后，尹明善便将实施战略的战术突破口，选在了当时是摩托巨人的“中国重庆建设集团”的发动机环节链上。
尹明善发现：可以把建设集团维修部的发动机主要配件买过来，由自己装配为发动机再卖出去，成本仅1400元，而卖价可高达1998元。
这是一条当时重庆市场上无人走过的捷径，建设集团对此自然浑然不觉，其他民营摩托小厂商们则想都不敢想自己能装配发动机。
于是，尹明善的小企业，开始了悄悄采购摩托零配件的“游击战”：今天去买1号到10号的零件、明天去买11号到20号的零件，总之，使配件要买齐也能买齐，但同时却不能让对方感到面临竞争。
然后，经组装好的一台台供不应求的高质量的摩托车发动机，再从尹明善的公司里卖了出去。
就靠这种方式，大把大把的丰厚利润则不断地回报进来，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公司最火的时候，订货的外地厂商提前几个月打来预付款，天天到公司的组装厂门口排队取货，以至于公司每星期都得到机场包机发货。
红红火火的业务，很快使55岁才入行的尹明善，不仅在这个他从不熟悉的行业中站住了脚，而且，迅速成为了摩托行业里的强人。
当然，尹明善知道，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只要一旦形成气候，建设集团肯定卡脖子。
尹明善想：哪些配件以后可能被卡呢？当然是建设集团生产的部分。
因此，尹明善从开始组装发动机的第一天起，就积极联系配套厂，设计自己需要的零配件。
4个月后，几个关键零件被开发出来。
此后，当建设集团一夜醒悟，下令一个零件也不卖给尹明善的公司时，摇篮里的婴儿却已能自己走路了。
1993年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重庆摩托车业重新洗牌，到2001年，尹明善的重庆力帆集团公司以产销发动机184万台、实现销售收入38.5亿、纳税1.136亿元的骄人业绩，超过嘉陵、建设两大老牌摩托车企业巨头，成为重庆摩托车业的龙头老大。
同时，力帆的发动机产销量、出口创汇、专利拥有量、产销综合值四项指标居全国第一，综合实力在全国同行业排名第二，国内知名摩托车企业新大洲、钱江、轻骑、富士达、港日都采用力帆发动机。
攀上中国摩托车行业高峰的梦想成真之后，尹明善虽已是年过花甲，但他仍是壮心不已，激情常在。
随后，尹明善又为公司提出了两个目标：一是将产品打出国门；二是拎着钱箱杀入足球圈。
对此，尹明善还多次对人说：“人不出门身不贵，产品不出门不值钱；国内赚钱，市场好汉；海外获利，民族英雄。”
从全球看，除中国外，每年全球的摩托车市场容量大约是1000万辆，其中一半以上被日本企业占领，剩下的被我国台湾，以及意大利等地企业瓜分。
1998年9月，民营企业自营出口权批下来了，起跑枪声一响，尹明善就集中了最多的兵力，拼命开拓海外市场。
经过多年的努力，尹明善的力帆集团已在南非、伊朗、越南设立了组装厂，并还计划在印尼、阿根廷、尼日利亚、美国等地设厂，初步实现了生产的全球化。
尹明善的品牌战略跟国际接轨，战果一路辉煌。品牌的打造，大大强化了自己。
后来，中国摩托车所到之处，日本人节节败退。过去并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的日本摩托车公司，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传统领地已经被这位不速之客冲得七零八落。
2001年9月，力帆摩托首销日本，改写了中日摩托车有来无往的历史。
同时，在越南，尹明善的力帆摩托车更是占有绝对优势，越南驻华商务参赞说：“在越南，‘力帆’的牌子比‘本田’响。”
2001年，力帆集团出口创汇2.02亿美元，在全国摩托车企业中首家出口创汇突破一亿美元，成为全国当之无愧的摩托车出口老大。
2002年，力帆又被外贸部评为中国进出口500强、全国自营出口企业23名。
尽管已获得了很多第一，尽管已获了令人眩目的成功，但65岁的尹明善仍在不停地攀登。
尽管仍有困难重重，前行的道路也少不了坎坎坷坷，或许那梦中的顶峰是他今生也无法达到的高度，但尹明善始终充满信心，一往无前。原因何在？他是要塑造“百年力帆”的民族品牌、世界品牌。
当时，在全球一般消费类产品中，从小工艺品到冰箱、电视等家电产品，大量中国制造的商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超市，中国也因此被人称为“世界工厂”，而支撑这一荣誉的，就包括像伊明善那样的一个个制造商们。
中国私企称雄海外市场
2004年年度经济人物颁奖奖典礼上曾经有这样一段评语：
一个有远见的商人，顺势而行搭上中国经济和平崛起的巨轮；一个负责任的管家，投资他领导的企业，收益10年增长10倍。上市公司的典范，“中国制造”的标杆。
这个人就是麦伯良，他的企业就是中集集团有限公司，就是麦伯良带领了这个企业，将国内沿海的集装箱厂全数并入囊中，形成了遍布中国沿海主要港口的集装箱生产基地，并开始了向日本、韩国集装箱市场的挑战。
在世界集装箱市场上，20世纪70年代是日本人的天下，80年代则是韩国人说了算。
1991年，麦伯良通过在世界各地考察，清楚地看到全球范围内集装箱的制造要往中国转移。
在当时，韩国还是世界第一，韩国在集装箱制造领域占的市场份额最高的时候超过60％，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
于是，1991年，麦伯良就确立了争做世界第一的目标，目标确立后，中集就悄悄展开布局。
1993年，中集集团收购大连集装箱公司51%的股权，建立了北方生产基地。
1994年，中集集团收购了南通顺达集装箱公司72%的股权，建立了华东基地。
就这样，加上深圳原有的生产基地，中集集团两年内便完成了在中国大陆全方位的生产服务格局。
1996年，中集集团再次兼并广东新会的一个集装箱厂。同年，用B股增发的募资，中集集团在上海建立了冷藏集装箱生产基地。
此后，中集集团开始了向海外同行业挑战的步伐。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中集集团收购韩国现代在青岛的两家冷藏箱厂提供了契机。
在当时，因为韩国受金融风暴影响严重，在青岛的冷藏箱厂无法维持，就有了出售的想法。
最初，韩方出价一亿美元，而中集集团出价2800万美元。为此，麦伯良还亲自带了一个队去韩国。
接着，面对压力，韩方将价格降到5000万美元，但5000万美元距中集集团的2800万美元差距还是太大。
麦伯良说：“在你们看来，这个项目是值5000万美元，但在我看来，中集集团在集装箱生产领域已经占据首位好几年了，我们马上就会建冷藏箱厂，那个时候你们把厂卖给谁呢？到那时你们的厂就一分钱不值了。”
最后，经过磋商，中集集团以2800万美元，拿下了韩国在青岛的那两家冷藏箱厂。
1998年，中集集团又收购韩国现代公司在青岛的两个箱厂以及中远集团的两个箱厂。
至此，中集集团确立了中国沿海全方位的战略布局。此时，环顾全球，世界集装箱基本转移到了中国，集中到了中集集团手上。
除了在沿海收购企业形成规模效应之外，中集集团还特别注重制造中的小细节。在中集集团，一个集装箱的生产要经过200个流程，几千个动作，在机床上焊接一块钢板，先焊哪部分，先组装哪个部件会更省时间省材料，这些流程麦伯良都要求作精确的计算，每节省下一分钱，中集集团就多了一分击败竞争对手的机会。
当然，日本在制造方面是最高傲的，在产品质量方面要求也最为严格。最初，中集集团将集装箱输入日本本土时，就受到了很大歧视。
在当时，中集集团和日本、韩国的两家企业同时服务于一个日本客户，三家先各做500个。
产品完成后，客户说中集集团的产品有问题，中集集团就派人去了日本，到现场去一看，中集集团的人才发现日本的产品是免检的，韩国的产品是抽检的，中国的产品是接受百分之百检查的。
麦伯良问到：“为什么？”
日方说：“我们日本的产品不会有问题的，韩国的产品也可以的，中国的产品必须一个一个检，我们就是认为你的产品不行。”
麦伯良气不过，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把出产地标签都用布蒙起来，请日本的专家做一个评比。
骄傲的日方接受了麦伯良的建议，他们安排了20几个专家去做了一个测评。
很多评比项目做下来，测评的结果是：一家87分，一家86分，一家64分。
当时，谁都认为64分的肯定是中国的，但是打开布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全傻了，中集集团的产品是86分。
此后，中集集团集装箱在日本的市场格局就完全改变了。
靠着这种过硬的质量，中集集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到2000年，中集集团不但做到了世界第一，就是把全球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加起来的市场份额，跟中集集团相比还差20％。
2004年，中集集团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集装箱业龙头宝座。
如果说康佳、创维、TCL等彩电企业在市场上是与竞争对手短兵相接，以弱胜强，华为通过与客户结盟，建立合资公司，有效地排斥了竞争对手，而中集集团则是通过高质量和收购兼并消灭竞争对手独霸市场。
正是有了这些私营企业的辉煌成就，才使我国的私营经济开始在国外称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