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花板上跳舞　孙甘露

这个题目从莱昂耐尔·里奇的一首歌而来，我猜想它含有这样一层意思：乐呵呵地倒悬于屋中。

圣诞前夕，一位朋友从伦敦给我邮来了新书《拜伦》，我的书桌上正放着刚读完的《萨特自传》。其实我已累得不行。值得一读或者一读再读的书越来越多，我只能像糖果店里的儿童，在裤袋里空攥着拳头，以一个无产者的神态在柜台前逡巡，领受店员的不屑目光。我的微薄收入仅供我勉强度日，买书已成为奢侈，我在梦中和我的书籍一一握别，场面凄凉，目光迷惘。

我忽然想到我已年近三十，童年早已离我远去。有关那段生活的记忆正在逐渐鲜明起来，六十年代末所看过的电影已成就一种固执的形象。就个人而言，那时候中国之外的世界和事件就是越南的丛林、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和朝鲜北方的果园，偶尔有一只木偶尼克松摆动着关节出现在儿童艺术剧场的舞台上。时间过去二十年，世界一下子放大到弥漫状态，而儿时的求知欲望和活跃的想象已濒临死亡，读书和写作成就一种补偿手段，精神生活中那一段苍白和贫乏的岁月宿命般地化为内心的空白。人们头戴立体声耳机，脚踩着钢琴踏板，手捧着画册，眼望电视画面，而大脑陷入一派虚无。我们失去的，或者说我们未曾获得的不是未知的若干成分，而是由此形成的精神氛围。我们在谈论的是一般情况，今日我们以另外的方式遭遇了同等境遇。

我们在电视里注视别人竞选总统，瞧着古利特把球踢进那波利队的大门，我们看着几小时前在另一纬度上坠落的波音飞机，看看亚美尼亚地震后混乱的场面，我们产生了与整个世界同步的错觉。

人们欢天喜地演出荒诞剧，而尤奈斯库已在感叹“我感到越来越困难了”。我们津津有味地聆听ABBA演唱组的歌声，而那两对夫妇已散伙多年。在不断介绍的萨特之外是加缪的若干著作，然后，胡尔塞、海洛庞帝、列维、施特劳斯名字以不同的频率出现在各种杂志上。但是，我们依然错过了几乎同样重要的马塞尔、让·瓦尔、拉朗德·拉弗尔、马利坦、西蒙·韦伊、德日进、富科、阿尔图塞、加斯顿·巴谢位尔……而这些仅局限于二十世纪的法国。

这可能是个人情况，那天我们努力把视野扩展一点。据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自1949年至1988年四十年间，我国扫盲人数为157亿，今天，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目前，我国文盲半文盲的总数为5亿，若按四十年前扫盲157亿乐观推算，扫除5亿文盲需花一百三十年时间，这还排除了不断出现的新文盲。我想编识字课本才不失为大多数人写作，当然，这使命同样神圣，前辈托尔斯泰即是例证。

描写一只苍蝇的飞行路线与描写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作家显得同样卓越，并且越来越卓越，犹如萨特而言，只是不比其他人更卓越。他们成功地控制了小说的叙述(有时稍有失误)，这给他们带来了自信心，但因此也变得对任何事物都不在话下(至少他们姿态如此)，这使人生疑。于是，我们回到狭小范围，提出若干问题。

比如，诺曼·梅勒所具有的广泛的同情心(我真的从《刽子手之歌》中看到了吗？)，他的托尔斯泰似的宁静(这个有关杀人凶手的故事如此惊心动魄，我从哪儿接近这一评论？)，我真能用阅读侦探小说的方式来接近《玫瑰的名字》的智慧之光吗？(它是否可能是埃科的一个有关神学的玩笑？)我们热切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吗？)哈罗德·品特戏剧中大量运用的停顿(如《情人》)。安德烈·多台尔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似是而非的对话(如《地平线》)。詹姆斯·赖特诗歌中突如其来的剃刀般锋利的转折(如《闲卧在达非农场的吊床上》)，他们的技巧是与他们的感受性平行的吗？与艺术家的内在感受和基本态度相关吗？(他们成功地传达出沉默的声音，瞬间的感悟，日常经验的神秘的一面，他们精确地捕捉并运用了不可知性，通过卓越而不动声色的叙述使我们所熟悉的陌生感觉，对身体语言的迷恋，对不朽瞬间的哀悼地追求表露无遗。)

紧接着的问题是，保持什么样的敏感才能持续地体认这些。晴朗的爱意，阴沉的情欲，普通人的气息，古代的断想，持久的温存以及陌生感，这类近乎抽象的提法是否反而限制了对小说本身的接近？比如玛格丽特·拉拉的《琴声如诉》，叙述的速度有力地控制了时间，舒缓的语调变得稀疏，由于这语调它成了一个只有轻微音响的世界。但它在某处与我们的世界重合，(“人们可以从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介性来说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它致力于进入更高的现实和更深的心理之中。)人物交谈的片断性，突然的启问，令人生疑的打断，莫名其妙的插入，不期而至的结语。交流的难点俯拾即是，美妙之处也因此出现了吗？(它的含义与我们潜在的日常经验不期而遇。作品首先揭示给我们的是茫然而柔和的情调，是窗外景色和光线构成灰黯背景的执着生活着的人，是人物的谈话和谈话背后的冲动，是既定不变的生活和短暂而微小的叛逆。)再比如，安德烈·均匀台尔在他的《地平线》中对结合在情感之中的男女的重叠描写所揭示出来的奇异感觉，到底传达的是一种动荡不定的神秘意味，还是其他什么偶然性的东西呢？我们回到一般。在阅读这件事上保持一点盲目性是必要的吗？

我想我不具备解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我的记忆而言，我的教师、长者。前人除了对我的无知予以痛斥之外，似乎并无明智的教诲。比如，无限性问题。我至今没有在生活中遇见什么人对此给了我满意的解释；我想，他们是不愿意或者不屑对我谈话吧？这使我一直对我的智商感到悲观。但是八岁的卡尔·波普尔的经历告诉我，这不能简单的归之于我的愚蠢。这就是太阳系和空间(牛顿空间)的无限性问题。我们既不能想象空间是有限的(在空间之外又是什么呢？)也不能想象空间是无限的。波普尔的一位叔叔帮助了他，这位叔叔首先问他对于不断延续的数系是否感到困难(我也不感到困难)，然后，他要波普尔想象一堆迭着的砖，并且把一块又一块砖加在砖堆上，如此类推以至无穷，它永远填不满宇宙的空间。后来波普尔是这样表述这一使他疑惑的问题的：这就是潜在的无限和实际的无限之间的区别，以及把实际的无限还原为潜在的无限的不可能性。

我是很晚才读到波普尔的思想自传的，我朦胧地感觉到这一表述对我来说来得太晚了。我的由无数瞬间感觉构成的经历也已使我的实际思想与潜在可能之间构筑成了鸿沟。忘了是谁说的，我们的感觉方式规定了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又规定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最终又反过来规定了我们感受事物的方式。我们究竟能在哪一层意义上理解、接受一种表达呢？(如果不是仅仅让它们在我们的舌尖上打个滚，而后随即吐出。)

伴随在一侧的情况是，读一首圣琼·佩斯的诗当然不能与以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卖掉一斤海鲜相提并论。我毫无远见地担忧是否有一天除了《买与卖百科大辞典》，出版社概不出版无聊诗歌和颓废小说。我将以胡子一大把的年纪再次掉入一个精神真空，以我的纯洁性作为贫乏的代偿，呆头呆脑地期待另一次启蒙。

我想到我是如此贫乏，居然还在我的作家朋友和评论家朋友中间转来转去，这本该使我无地自容。我替自己辨护的理由是“我无非是坚持一种更感性的阅读，它放弃了以认同为最高目的。”我抱着一种有可能是谬误的理解与一部作品呆在一起，我只是以感受作为我的最低的屏障，我眺望权威的阐述，但我只将它看作一颗星宿，一种征兆。

有关作品的各种声音构成了一种文坛景观的同时也窒息了个人阅读，大量个别的读者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去读，并且逐渐变得不会读了。丰富的阅读过程和字里行间所带来的喜悦和询问渐渐消失。人们似乎开始只以一种方式阅读，那就是评奖的方式，诺贝尔奖或者一种尚未有的什么奖。

作家也够多了，(我不按人头灵敏催生作家)让我们做平庸的读者吧，做一回不错，做一辈子也行。

我沉默不语，凝望着岸边染上落日火焰般色彩的沙滩，凝望着更远处——空旷的金红的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