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时期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

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巩固统一的战争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特点。

明清时期的军事技术有较大发展，古代火器达到鼎盛，出现了炮兵、辎重兵，军队装备和编制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也在发展，出现了集中兵力的歼灭战，冷热武器并用的协同战，及依靠人民的卫国战等，体现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争艺术。

解除威胁的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或称京师保卫战，是明朝在兵部尚书于谦领导下，将蒙古瓦剌首领也先所率攻打北京的大军击退的战争，时间是1449年。于谦和主战派官员领导和组织的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胜利，粉碎了瓦剌军企图夺取北京的野心，明王朝转危为安。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京师部队的战斗力，而且还组成了一支战斗力较强的机动兵力，使瓦刺军不敢窥视京师，并且还促进了边防建设，收复了许多要塞和重镇，使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元朝被推翻后，一部分残余势力逃往漠北，历史上称作“北元”。北元残部经历了几十年的演变和分裂，分成鞑靼和瓦剌等部。

至15世纪中叶，瓦剌部在其首领脱欢、也先的统领下逐渐强盛起来，并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王朝北方的劲敌。

1449年2月，蒙古瓦剌部落太师也先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四路，大举攻明。宦官王振不顾朝臣反对，怂恿明英宗朱祁镇御驾亲征。

行至土木堡，就是现在的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把明军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消息传到北京，群臣相对而泣。朝议中，有人提议国都南迁以解救国难，兵部侍郎于谦站出来，义正词严地予以斥责，并主张现在应立刻调集勤王之兵，誓死守卫京师。

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多数朝臣的支持。于是，朝廷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部署保卫北京的事宜。

于谦受命于危难之秋，首先调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直隶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紧急集中北京，又派人到京畿、山东、河南等地招募兵士，速成训练，以备调遣；将通州可供京师一年之用的数百万石粮米运入北京，加强了后勤实力。

紧接着，于谦组织军民加固城墙，并疏散城外周围居民，加大防御纵深。又命工部赶造兵器战车，同时将南京库存的军用物资赶运来京。还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盔甲兵器，以充实战备。

经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后，在短时间内就组织起了22万兵强马壮的守卫大军，明军的守城实力迅速得到了加强。

10月，也先率瓦剌军分三路大举攻明。东路2万人取古北口，即今北京密云东北，作为牵制力量；中路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由也先自率10万主力，挟持明英宗，经大同进攻紫荆关，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企图从东、北、西3个方向分进合击，一举夺占北京。

也先由熟知紫荆关设防部署的被俘太监喜宁引导，率军偷越山岭，内外夹击，攻克了紫荆关。此后，又挥师南下，经易州，即今河北易县北上直逼北京。

于谦得到瓦剌入侵的战报后，立即奏请明景帝朱祁钰，急调各地宗室的部队进京勤王，以配合北京守军夹击瓦剌军。接着于谦召集抗战指挥集团，商讨作战方略。

针对敌人的来势，兵马司提出，拆毁城门外民房，实行坚壁清野，以利于战守。都督王通发表意见说：发动军民在城外挖深壕，前筑工事据守。

总兵石亨则主张军队全部撤入城内，尽闭9座城门，坚壁死守。众将领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都认为瓦剌军来势凶猛，应先避敌锋芒，以守为主。

于谦不同意这些意见，认为不应该消极防御，他向众将领陈述了自己的主张：“瓦剌现在气势嚣张，据守不战则表示我们害怕他们，这就会更加助长敌人的气焰。我们不能示弱，让他们轻视我们。我认为应该列阵于城外，用冲锋来迎战他们。”

众人听后，也觉得拒敌于城外更为主动，都同意了于谦的主张。最后，于谦同众将领协商制定了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相互配合的作战部署。

于谦随即将调集的22万军队依城列阵于9门之外，都督陶瑾、刘聚等将领分别统兵列阵于安定门、西直门等城门下，于谦则同石亨指挥诸军，并亲率副总兵范广、武兴列阵在德胜门外，挡住瓦剌军的来路。同时派都督王通、副都御史杨善率一部分兵力防守城内。

布置完毕，于谦下令闭门誓师，宣布任何人即使战败也不得退入城内。并且还规定，将领临阵不顾军队先退的，斩首；军士不听将领指挥先退的，后队斩前队。

于谦甲胄披身，眼噙泪花，号召守城三军：“要用我们的头颅与热血，来雪皇帝被俘的奇耻大恨！”

10月11日，瓦剌军主力逼近北京。也先命军队列阵于西直门，而把明英宗放置在德胜门外，想要迫使明政府献城投降。

于谦不为所动，决定先发制敌，打一打也先的气焰，于是命令都督高礼、毛福寿率军出击，在彰义门北，打败了瓦剌军先锋，斩杀数百人，夺回被俘者千余人。这天晚上，于谦又派薛斌率军潜入瓦剌军营，偷袭成功。瓦剌军受此两挫，士气大为折损。

也先原以为明军不堪一击，没想到北京守军阵严气盛，战斗力这么强，开始感到有点惊恐。也先料想如果继续打下去，恐怕于己不利，便采纳了投降太监喜宁的计策，遣使入城，邀明政府派大臣“迎驾”议和，妄图诱于谦、石亨等人前来，将其扣留，使明军失去指挥，不战自溃。

于谦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阴谋，但为了揭穿也先的诡计，掌握主动，遂派赵荣、王复前往谈判。同时，于谦下令守城将士不得谈论议和之事。

也先见于谦、石亨等重要将领未到，就借口来使官小，不与谈判，要于谦、石亨、王直等人亲自前来。这时朝中主和派又乘机大倡和议之策，明景帝一时难以决断，就派人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坚定地回答：“现在我只知道有战事，其他事一概不愿听到。”并劝明景帝，“当前应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于谦的一番话，坚定了明景帝抗战的决心，粉碎了也先的阴谋。

10月13日，也先撕下了议和的伪装，集中主力向德胜门发动进攻。于谦令石亨在城外民房设置伏兵，派小队精骑主动迎击，交战后佯装败退，诱使敌人进入设伏地域。

也先果然中计，率万名骑兵紧追不舍。明军出其不意，指挥神机营突然发射神铳、火箭，打得瓦剌军晕头转向。石亨乘机率伏兵投入战斗，前后夹攻，瓦剌军死伤无数。

号称“铁颈元帅”的也先弟弟勃罗和平章卯那孩也中炮身亡。也先这时才发现明军主力就在德胜门，于是急忙撤军，集中力量转攻西直门。

都督孙镗率西直门部队迎击瓦剌军，杀败了瓦剌军先锋。但也先不断增兵，孙镗力战不支，想退入城中。负责监军西门的给事中程信严令不许开城门，让城上守军发射火器轰击瓦剌军，配合孙镗守军战斗。就在这时，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援兵从彰义门、德胜门赶到，会合孙镗三面围攻瓦剌军。瓦剌军抵挡不住，在也先的率领下仓皇向西南方退去。

10月14日，也先整顿兵马，再次进攻彰义门。于谦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战。明军前队以神铳轰击，后队列弓弩继进，将瓦剌军击退。而明景帝所派的监军太监率数百骑企图抢前争功，冲乱了明军的阵势，副总兵武兴中箭牺牲。瓦剌军乘势反击，追至德胜门外的土城。

在此危急时刻，土城居民纷纷爬上屋顶，大声呼喊，向瓦剌军投掷砖石，配合明军打击瓦剌军。佥都御史王弦和都督毛福寿又率援军赶到，再次打退瓦剌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进攻居庸关的5万瓦剌军也遭到守关明军的顽强抵抗，被迫撤退。也先见北京城防守严密，屡战不利，手中的明英宗又失去了要挟作用，在得到中路军兵败居庸关的消息后，又获悉各地勤王军即将到达，他害怕后路被切断，于15日夜间偷偷拔营撤走。

于谦发现也先撤军，立即派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并急令明军乘胜追击，又在固安、霸县歼灭瓦剌军万余人，擒获其将领48人，夺回被掳人口、牲畜数以万计。

至此，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瓦剌败退后，于谦继续加强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先几次出兵南犯，都被击退。在武战不胜、求和不成的情况下，瓦剌被迫于1450年8月无条件释放明英宗回朝，恢复了对明代的臣属关系。其后，瓦剌内部矛盾不断加剧，势力渐衰，明朝北方边境的威胁得以解除。

第一次反侵略的抗倭之战

明抗倭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从1555年开始的人民抗倭斗争，到1563年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打败倭寇，前后历经8年，最终取得了抗倭战争的胜利。平定倭患，维护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使人们能安居乐业，发展生产。

此次军民抗倭战争的胜利，基本上消除了明代近200年的倭患，是抗击外来侵略、保卫祖国海疆的著名范例，也为我国海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历史上称为“倭寇”。

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因此，倭寇未能酿成大患。

明正统以后，海防松弛，加之沿海一带私人经营的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倭寇祸患越来越严重。这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

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这些海盗商人与倭寇勾结，使得倭患愈演愈烈。

1555年5月，由汉、壮、苗、瑶等族人民组成的抗倭军队，在明爱国将领张经领导下，于浙江嘉兴北的王江泾大破倭寇。这是抗倭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一次，称为“自有倭患来，此为战功第一”。

同年秋天，明朝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任浙江都司金书。次年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这些地区是倭寇时常出没、遭受倭患最严重的地方。

戚继光到任后，决定招募新军。经过几个月的严密组织和艰苦训练，他建立起一支以义乌农民和矿夫为主的3000新军，并创造了“鸳鸯阵”的战术，用以训练士兵。这支军队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被誉为“戚家军”。

1561年，倭寇50余艘船，2000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海面伺机入侵。戚继光立即督舟师出巡海上。倭寇遂离开台州防区骚扰奉化、宁海，以吸引明军，而后乘机进犯台州。

戚继光将军队一部守台州，一部守海门，自率主力赴宁海。倭寇侦知戚家军主力去宁海，台州空虚，遂分兵三路分别进攻台州桃渚、新河、沂头。戚继光部署兵力，与敌人展开了台州大战。

4月24日，倭寇大肆抢掠新河城外各地。城内精壮士兵大都出征，留守者人心惶惶。戚继光夫人挺身而出，发动妇女守城，迫使倭寇不敢贸然逼近。25日，在宁海的戚继光令胡守仁率部驰援新河。

26日，倭寇逼近新河城下。这时，援军赶到，双方展开激战。入夜，戚家军打败倭寇，残倭从铁岭方向逃走。次日，戚家军乘胜追击，将残倭打得落花流水。

戚继光击败宁海之倭后，听说进犯桃渚之敌焚舟南流，改进精进寺。他认为敌人这样做，是想乘虚侵犯台州府城，于是挥师南下，决定急行军先敌到达府城。于是，双方于离城仅1千米的花街展开激战。

戚家军前锋以火器进攻，杀死敌人前锋头目，敌人主力大败退逃。戚家军即分兵两路猛追，将一股敌人沉于江水中，另一股被歼灭于新桥。只一顿午饭的工夫就结束了战斗，战果颇丰。

5月1日，泊于健跳沂头海面的倭寇进至台州府城东北的大田镇，妄图劫掠府城。戚继光率军人在大田岭设伏，与倭寇对峙。敌人闻有备，遂逃至大田，欲窜犯仙居，劫掠处州。

大田至仙居必经上峰山，山南是一狭长谷地，便于伏击敌人。戚继光先敌人到达上峰岭，令每人执松枝一束隐蔽身体，严阵待敌。倭寇列10千米长队向仙居方向行进。

戚家军待倭寇进入伏击圈，鸟铳齐发，并列成一头两翼一尾阵，居高临下，勇猛冲杀。倭寇措手不及，仓皇应战，当即有数百人缴械投降。余倭被迫退至白水洋朱家大院，被戚家军全部歼灭。

5月15日，戚家军又取得了藤岭战斗的胜利。5月20日，消灭了窜犯宁海以北团前、团后占据长沙之倭寇。从四月下旬开始，戚家军以少敌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取得了新河、花街、上峰岭、藤岭、长沙等战斗的胜利，消灭倭寇数千人，使侵犯台州的倭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倭寇窜犯宁波、温州，戚家军和其他明军配合，全歼倭贼，此后，倭寇未再大规模进犯台州地区，浙江的倭患基本平息。浙江倭患平息后，倭寇纷纷南下骚扰福建，福建成为倭患中心。

1562年7月，戚继光被派往福建剿倭。他入闽碰到的第一个倭巢是横屿，这是福建宁德县城东北海中的一个小岛，岛上倭寇有数千人，盘踞数年，明军无可奈何。

戚继光决心攻拔这一据点。他让士兵每人拿一束草，随进随用草填泥，士兵摆成鸳鸯阵，戚亲自击鼓，士兵在战鼓声中踏草前进。

上岸后，兵士奋勇当先，与倭寇展开激战。后续部队也涉过泥滩，双方夹击，乱了敌倭的阵势，很快占领了倭巢，并将其焚毁。此战取得了入闽抗倭的第一次胜利。

横屿之战后，戚家军在宁德稍作休整，便向福清挺进，相继攻拔福清境内的数个倭穴。8月29日抵达福清城，9月2日于福清牛田大败倭寇，大部歼灭。

9月13日，奇袭盘踞林墩的倭贼，消灭了兴化一带的倭贼。10月间，戚家军班师回浙江，从事休整和补充兵员，以俟再战。

戚继光回浙后，倭寇又大肆劫掠福建沿海，攻陷兴化府城，在城中烧无恶不作，盘踞两个多月才弃空城退出，经岐头攻陷平海卫，以此为巢，四出骚扰。

福建再次面临倭患的威胁。明政府调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先期援闽的广东总兵刘显与戚继光一道抗击闽倭。

1563年4月，戚继光抵达福建，立即查看倭巢地形。在攻击平海卫倭寇的战斗中，戚家军为中军，担任正面进攻，俞大猷为右军，刘显为左军，从两翼配合攻击。

4月21日，戚家军以一部为前导分兵三路，以火器打乱倭贼前锋骑兵，乘势发动猛攻，两翼部队投入战斗。倭寇三面受敌，狼狈窜回老巢。三路明军乘胜追击，将敌人围困巢中，并用火攻，荡平了倭巢。

平海卫之战后，戚继光又率部消灭了原侵扰政和、寿宁的倭寇。随后，又相继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和漳浦蔡不岭，斩获颇多。至此，福建倭患基本平定。此外，戚继光与俞大猷配合，歼灭了广东的倭寇。

至此，明东南沿海抗倭之战取得了最后胜利。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实现了他的灭倭志向。在剿倭战争中，戚继光与士兵同甘共苦，严格要求士兵不准扰害百姓，做到兵民相体。在战略战术上，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进攻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防御重积极主动而不是机械地死守，在防御中伺机反攻。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发挥集体互助、长短兵器结合的机动、灵活、严密的作战力量，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是戚家军屡败倭寇的重要原因，也是戚继光和戚家军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重要转折点的萨尔浒战役

萨尔浒战役是明清之际重要战役，时间是1619年。此战本由明方发动，后金处于防守地位，然而该役竟以明军之惨败而告终，并由此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萨尔浒战役也是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以少胜多的非常典型战例。

此役之后，明对后金战略态势由主动变为被动，明帝国于东北地区的藩篱逐渐丧失，日后虽调兵遣将、增加粮饷却再也无法获得对后金的战略主动权，直至王朝覆灭。

1618年4月，后金的努尔哈赤发兵向明军进攻，不但在辽东节节胜利，而且北京也举朝震骇。

为了安定辽东，早日遏制后金势力，明政府命杨镐为辽东经略，以杜松、马林、李如柏、刘綎等为副，调兵筹饷。经过9个多月的准备，赴辽的明军都先后到达，总共有10万余人，号称47万大军。

杨镐与诸将议定，分四路进攻后金，总兵刘綎率军出宽甸由东；总兵马林率军出三岔口由北；杜松率军出抚顺关由西；李如柏率军出鸦鹘关由南，其中以西路杜松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此外，王绍勋总管各路粮草，杨镐坐镇沈阳。

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因此，只派500人抵御和阻滞南路的刘綎军，而把全部兵力集中起来，打击从西而来的杜松的明军主力，所谓“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努尔哈赤的这一部署是正确的，因为从兵力上看明军有10万多人，而后金只有6万人，处于劣势。但明军分成四路，兵力分散，再加上刘綎、马林和李如柏三路山高水险，行军困难，一时不易到达，只有杜松一路出抚顺，渡浑河，沿苏子河而上，道路平坦易行，两日就可到达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亲自统率八旗大军迅速开赴西线，阻击明军。两军于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的萨尔浒一带相遇，揭开了萨尔浒战斗的序幕。

1619年4月13日，杜松率领8万明军，出抚顺关，14日到达萨尔浒。在得知后金正派兵构筑界凡城，阻挡明军东进后，杜松留下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领1万人攻打界凡城。这其实是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了。

此时，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已到界凡以东，迅速地抓住了各个击破的战机。他派代善、皇太极带领两旗截击杜松，自己亲率六旗猛打萨尔浒的明军。

明军遭到突然攻击，纷纷逃往萨尔浒河西岸，结果在得力阿哈一带全部被歼。而杜松在吉林崖下，陷入重围，杜松丧生，全军覆没。

4月14日，马林率明军与叶赫兵出三岔口，扎营于富勒哈山的尚间崖，派潘宗颜领一军驻守斐芬山，又遣龚念遂率一军守卫斡辉鄂模，互为犄角，彼此声援。

努尔哈赤在西线消灭明兵主力以后，乘胜挥戈北上，4月15日，首先击溃了驻守斡辉鄂模的明军，随后又攻打尚间崖。明兵大败，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斐芬山的明军也被攻灭。

刘綎一路虽然出师最早，但由于山道陡峭，大雪封山，进军迟缓，迟至4月15日才到达深河。

后金的少数守军沿途拦截，且战且退，竭力阻滞明军的前进速度。16日，刘綎进抵阿布达里冈，姜弘立率领的朝鲜援兵到达富察，距离赫图阿拉还有五六十里。

这时，努尔哈赤已在西北两路获胜，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极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线，很快在东线集中了30000多人，待机而动。

明军并无戒备地前进，后金军突然出击，冲断前后，刘綎战死，全军覆没。代善随之集合八旗兵，攻打富察一带的朝鲜军。姜弘立的军营被紧紧围住，于是姜弘立以下，全军投降。杨镐惊悉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撤兵，明朝的四路大军只有这一路逃脱了败灭的厄运。

萨尔浒战役是集中使用兵力、选择有利的战场和战机，连续作战、速战速决、各个击破，在战略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努尔哈赤在5天之内，在3个地点进行了3次大战，战斗前部署周密，战斗中勇敢顽强，战斗结束后迅速脱离战场，立即投入新的战斗，充分显示了他机动灵活的指挥才能和后金将士的勇猛战斗作风。

后金从此由战略防守转入了战略进攻。

弭叛息乱的噶尔丹之战

平噶尔丹之战是清朝时期康熙帝亲征准噶尔大汗噶尔丹叛乱的战役，时间是从1690年至1697年。交战结果，清军却大获全胜。

从此，噶尔丹势孤力穷，历时近10年的叛乱终于得以平定。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朝。

此战康熙帝三次亲征，最终弭叛息乱，取得了完全胜利。平定噶尔丹叛乱是一次正义战争，对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末清初，我国北方的蒙古族准噶尔部势力渐强，随着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准噶尔部大汗噶尔丹分裂割据的野心愈益膨胀。

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3万人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清政府管辖的喀尔喀，占领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一带，向清政府告急，请求保护。

康熙一面把他们安置在科尔沁放牧，一面责令噶尔丹罢兵西归。但噶尔丹气焰嚣张，置之不理，反而率兵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北上迎击。

1690年6月，康熙决定亲征，其部署是分兵两路出击：左路军出古北口，右路军出喜峰口，从左右两翼迂回北进，消灭噶尔丹军于乌珠穆沁地区。康熙亲临博洛和屯指挥。同时令盛京将军、吉林将军各率所部兵力，西出西辽河、洮儿河，与科尔沁蒙古兵会合，协同清军主力作战。

右路军北进至乌珠穆沁境遇噶尔丹军，交战不利南退。噶尔丹乘势长驱南进，渡过沙拉木伦河，进抵乌兰布通。清左路军也进至乌兰布通南。

康熙急令右路军停止南撤，与左路军会合，合击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并派兵一部进驻归化城，伺机侧击噶尔丹归路。

马兰布通位于克什克腾旗，就是现在的内蒙古翁牛特旗西南。该地北面靠山，南有高凉河，地势险要。噶尔丹背山面水布阵，将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负木箱，蒙以湿毡，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谓之“驼城”，令士兵于驼城之内，依托箱垛放枪射箭。

清军以火器部队在前，步骑兵在后，隔河布阵。八月初一中午，交战开始。清军首先集中火铳火炮，猛烈轰击驼阵，自午后至日落，将驼阵轰断为二，然后挥军渡河进攻，以步兵从正面发起冲击，又以骑兵从左翼迂回侧击。

噶尔丹大败，仓皇率全部撤往山上。次日，遣使向清军乞和，乘机率残部夜渡沙拉木伦河，狼狈逃窜，逃回科布多时只剩下数千人。经过此役，噶尔丹实力大损，曾被其征服的回部、青海、哈萨克各部纷纷投向清军。此役使蒙古全境出现了平静局面。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失败后，叛乱之心未死，他以科布多为基地，招集散亡人员，企图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为防御噶尔丹再次进攻，康熙采取了以下措施：调整部署，加强边境守备；巡视漠北诸部，稳定喀尔喀蒙古上层，将逃居漠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左中右三路，编为37旗；设立驿站和火器营，沟通内地与漠北地区的联络，专门训练使用火铳火炮。

1694年，清政府诏噶尔丹前来会盟，噶尔丹抗命不至，反而遣兵侵入喀尔喀，康熙遂决定诱其南下，然后一战歼之。

为使此次作战顺利进行，清军在战前做了充分准备：调集兵马，征调大批熟悉情况的蒙古人为向导，随军携带5个月口粮，按每名士兵配备一名民夫4匹马的标准，组成庞大的运输队，备有运粮大车6000辆，随军运送粮食、器材；筹备大量防寒防雨器具，准备大批木材、树枝，以备在越过沙漠和沼泽地时铺路。

噶尔丹果然率3万骑兵自科布多东进，沿克鲁伦河东下，大举内犯。在此形势下，康熙决定再次亲征。1696年2月，康熙调集9万军队，分东中西三路进击：东路9000人，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越兴安岭西进，出克鲁伦河实行牵制性侧击；西路4.6万人，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将，分别出归化、宁夏越过沙漠，北上切断噶尔丹西逃之路；康熙自率中路北上，与其他两路约期夹攻。

噶尔丹见康熙亲率精锐前来，又闻西路清军已过土剌河，有遭夹击的危险，便连夜率部西逃。

1696年5月13日，清西路军进抵土剌河上游的昭莫多，距噶尔丹军15千米扎营。昭莫多，蒙语为大森林，位于肯特山之南，土剌河之北，汗山之东。

清抚远大将军费扬古鉴于军队长途跋涉，饥疲不堪，决定采取以逸待劳、设伏截击的方针，以一部依山列阵于东，一部沿土剌河布防于西，将骑兵主力隐蔽于树林之中；振武将军孙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顶。

战斗开始后，清军先以400骑兵挑战，诱使噶尔丹军入伏。噶尔丹果然率兵进击，企图攻占清军控制的山头。孙思克率兵据险防守，双方激战一天，不分胜负。

此时费扬古指挥沿河伏骑分兵一部迂回敌阵，另一部袭击其阵后家属、辎重，据守山头的孙思克部也奋呼出击。

噶尔丹军大乱，夺路北逃，清军乘夜追击15千米以外，俘歼数千人，收降3000人，击毙噶尔丹之妻。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此战，清军利用昭莫多的地理条件，以逸待劳，设伏截击，迂回包抄，终于赢得了胜利。在噶尔丹率军东侵喀尔喀之际，其后方基地伊犁地区被其侄策妄阿拉布坦所袭占。加之连年战争，噶尔丹精锐丧亡，牲畜皆尽，噶尔丹兵败穷蹙，无所归处，所率残部只不过数十人，且羸弱不堪，内部异常混乱。

1697年2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闻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至此，康熙时期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战始告结束，喀尔喀地区重新统一于清政府。

噶尔丹的失败，从根本上说，他的行动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与巩固的历史潮流，到头来不免走上覆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