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古时期

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

这一时期，各民族政权为了问鼎江山，战争不断。诸如宋辽间的澶州之战，宋金间的采石之战，还有宋元间的襄樊之战和崖山海战。

战争之后的议和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国家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战略战术均发展到空前高度。战略上主张集中兵力，每战选择要害目标并力求全歼，战术上常常以步兵抗击骑兵。但两宋抗击骑兵的战略，因时有议和而变为消极防御。

罢战言和的澶州之战

澶州之战是宋辽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辽宋关系从长期对抗走向和平相处的转折点，发生于1004年。此战双方参战军队多达数十万，结果以订立“澶渊之盟”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上看是打成了平手。而在政治角度上，有利于双方开展经济文化交流。澶渊之盟订立后，两国之间百馀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

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为夺回燕云十六州，两次进攻契丹均告失败，被迫转攻为守。

宋真宗赵恒继位后，为防御辽攻掠河朔一带，宋集重兵于定州、天雄军等纵深要地，依托黄河天险，屏蔽都城东京。并在边地广开方田、河道为阻障；缮完城堡，募壮勇扼守，以抗拒辽戎骑攻掠。

1004年8月，辽为赢得有利结局，决计大举攻宋。辽军先以游骑深入祁州，即今河北安国、深州，即今河北深县南两州境内，探察宋军防御部署。继而，辽圣宗耶律隆绪偕其母承天太后萧绰亲至幽州，即今北京进行谋划。

宋察觉辽企图后，命河北、河东诸路积极部署，做好准备。

9月12日，辽军会集固安。15日，辽大将萧挞凛率先锋军南进，分兵攻宋藩镇威虏军和顺安军，以及北平寨和保州，皆被宋军击败。旋与辽圣宗、萧太后军会合，攻定州，被宋将王超率军阻于唐河。

萧太后初战受挫，遂移师阳城淀，即今河北望都东南休整，并利用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帝，试探媾和。

辽军的大举进攻，引起宋朝廷上下恐慌，参知政事王钦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等劝说宋真宗暂避金陵或成都。宰相寇准据理相争，力请宋真宗亲征御敌。宋真宗采纳寇准建议，遣将加强各路的防御。

10月初，萧挞凛南下祁州、深州；萧太后率主力围攻瀛州，即今河北河间，亲自击鼓督战，遭宋知州李延渥顽强抗击，十余日未克，反丧师3万余众。后撤围南下，会合萧挞凛攻冀州、贝州和藩镇天雄军。

宋军根据战况，将防御重点南移，分定州兵一部赴澶州，并命各路增援天雄军。

11月初，辽军自瀛州南趋天雄军，沿途遭宋军抗击。同时，宋以李继隆、石保吉分任驾前东、西两面排阵使，加强澶州及黄河沿岸的防御指挥。12日，宋真宗离京师赴澶州督战。

这时辽军进抵天雄军，攻城不克，转破藩镇德清军。继而逼近澶州，袭取藩镇通利军。26日，宋真宗亲率禁军在澶州御驾亲征，并登上城墙鼓舞士气。

宋军官兵远远望见黄龙御旗，顿时欢呼声回荡在数十里外。

辽军一听宋皇帝来了，斗志一下子就垮了。寇准趁机指挥宋军出击，个个奋勇冲杀，消灭了辽军数千。辽军主将萧挞凛在澶州察看地形时，也被宋军伏弩射死。大宋禁军果然厉害。

与此同时，杨延昭军也从山西向辽军背后出击，20万辽军几乎被陷入合围死境。

杨延昭英勇善战，镇守边防二十几年，辽国对他非常敬畏。辽人迷信，相信天上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星是专克辽国的，因为杨延昭对于辽人很有威慑力，辽人以为他是那第六颗星转世，因此称他为“杨六郎”。

辽军虽攻占宋一些地方，但伤亡惨重，又失大将萧挞凛，战况急转直下，处境不利，亟愿罢战言和，遂加速和谈步伐。于是，宋、辽达成撤军协议，然后互换誓书。史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自此辽人不敢南侵，宋也保障了近百年的太平。

历时六年的襄樊之战

襄樊之战，也称“襄阳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宋元王朝更迭时的关键一战。此战从1267年蒙将阿术进攻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朝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于1273年以襄樊失陷而告终，历时近6年。

在这段时间内，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历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水路交通要塞，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骑兵和水军，动用了当时能够找到的一切先进武器。

此战之后，南宋几年间败亡，忽必烈统一天下。

忽必烈登基称汗后，把都城迁至燕京，即今北京。接着又着手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并扩充军队，制造兵器，增修战船，积极为攻取南宋创造条件。

这时，南宋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因受上司整治，向朝廷申诉无门，愤然以泸州十五郡降附蒙古。刘整的叛降，使忽必烈完全了解了南宋的国情虚实，因此下定消灭南宋的决心。

忽必烈总结以往攻宋的战略得失，认识到要打开攻宋战争的新战局，必须选准用兵突破口。为此，忽必烈多次召开军事会议，让众将领充分发表意见，献计献策。

最后采纳了刘整的建议，制定出以主力进攻襄樊，扼制长江中游，实施中间突破，然后顺江东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方针。

忽必烈选择襄樊这块战略要地作为进攻南宋的突破口，正击中了南宋的要害。

襄樊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西邻关陕，东达江淮，南通荆湖、巴蜀，北距三都，为鄂、豫、陕交通要冲。樊城居汉水北，襄阳在汉水南，两城隔水相对，互为犄角，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是扼守长江的屏障。

忽必烈出兵前，按刘整的建议，用玉带贿赂依附贾似道的鄂州帅吕文德，以置榷场互市为名，秘密在樊城外的鹿门山修筑堡垒，建立了进图襄樊的第一个据点。

1267年冬，忽必烈命大将阿术为主帅，刘整为副帅，备师进攻襄樊，同时出兵川蜀、淮西，配合中路进攻。

南宋派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以重兵防守，两军在襄阳城下对峙。

忽必烈向阿术下达围城阻援、先困后攻的作战指导方针。阿术军在忽必烈的授意下，开始在襄阳外围构筑长围，用垒寨连接起来，以阻止城内宋军出击。又派重兵于鹿门山和襄阳西边的万山，以断宋军粮道。

接着在万山、白河口汉水中立栅，切断宋军沿汉水增援的道路，又在德安、京山等地集结兵力，牵制和分散宋军增援部队，保障对襄阳的长期围困。

蒙古军虽把襄阳围得如铁桶一般，阿术仍然清醒地看到，宋军在战略上处于劣势，但在战术上却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长于扼守险隘要津和水战，而蒙古军的弱点也恰恰在于水军力量不足。于是，他建议忽必烈增强围城水军的力量。

忽必烈采纳了阿术的建议，增调战船5000艘，水兵7万人，投入襄樊战场。蒙古军所筑垒寨得水军之助，如虎添翼，使襄阳守军陷入了孤城困守的境地。

以后的战斗过程表明，蒙古军增强水军力量并投入战斗，是一个关系战役全局的战略性变化。

1269年3月，蒙古军又包围樊城。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率兵救援，结果在赤滩浦被阿术军打败。7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暴涨之机率舟师援襄，在虎尾洲遭到蒙古水军重创。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以舟师支援，在灌子滩又为元军所败。宋军几次入援失败，使得襄、樊两城的守军处境更加困难。

蒙古军派刘整在襄樊前线就地建造战舰，操练水军。又用张弘范议，加强襄樊外围城栅。如此一来，襄樊与外地的水陆交通全部断绝。

襄阳守将吕文焕只能以小渔船渡汉水窥伺军情。他的哥哥吕文德没想到自己当初因贪小利，给朝廷和自己的亲属带来这么大的灾祸，悔恨不已，背发毒疽而死。

吕文德死后，南宋另派在两淮抗击蒙古军有功的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继续督师进援襄樊。又令太师贾似道的亲信范文虎从中进行牵制。范文虎以贾似道为靠山，相互勾结，根本不以襄阳告急为意，拒不出兵。

吕文焕得不到救援，只好率襄阳守军万余人出击突围，进攻襄阳西面的万山堡，结果被蒙古军击败，被迫又退入城中。没有南宋援兵的艰苦情况下，襄、樊两城军民利用江面上的一座浮桥相互支援，共同坚守。他们拆房屋作柴，缝钞币当衣，丝毫没有动摇守城的决心。

1271年，忽必烈称帝，改国号为“大元”。范文虎在南宋朝野的一片呼吁下，不得已令总统殿前司两淮诸军援襄，与阿术在湍滩交战，结果大败。

范文虎又率舟师10万、战舰1000余艘，进至鹿门，遭到阿术迎击，再次大败，范文虎乘着夜色逃走。范文虎两次援襄失败后，李庭芝决定组织一支敢死队，进行一次冒死冲击元军防线、入援襄樊的尝试。

李庭芝在襄阳西北的均州和房州招募民兵3000人，并制造轻船，以民兵勇将张顺、张贵为都统，在均州上游水域加紧训练，进行入援准备。

1272年5月，3000人敢死队在张顺、张贵的率领下，趁汉水上涨之机，乘船百艘，满载布帛、食盐等物资溯流入援襄樊。敢死队沿途斩断元军布设的铁索、木桩，转战60千米，冲破重重封锁。张顺在途中身中四枪六箭，不幸战死。最后这支援军终于在张贵的带领下到达襄阳城下。城中断绝外援已久，军民们听说援军到了，民心士气为之大振。

为了长久解决襄樊的物资困难，张贵建议联络新郢的交通。他派了两名擅长潜水的勇士，带着蜡书，冒着生命危险突破封锁，到新郢与范文虎联系，范文虎答应约期派兵夹击元军。但不幸的是有个败类离军叛逃，泄露了张贵的突围计划。

元军加强防备，张贵率军奋力死战，终于到达与范文虎约定会师的地点。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怯懦的范文虎竟然违约退兵，使元军抢先占据了龙尾洲，以逸待劳。

张贵孤军奋战，所率勇士全部战死，张贵最后也因伤重被俘壮烈牺牲。此后，襄樊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又完全断绝了。

元军包围襄樊前后达5年之久，却久攻不下，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改变战法。

元将阿里海牙在分析了攻守形势后上奏忽必烈：“襄阳之有樊城，犹齿有唇。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阿术指挥元军，刘整、阿里海牙指挥汉军，加紧进攻樊城。

元将张弘范向阿术献计说：“若从陆路攻樊，襄阳出舟师救援，恐难以得手。只有先截断江上浮桥，阻其援兵，再水陆夹击，才能破樊城，那时襄阳就不攻自下了。”

阿术认为有理，遂按此计行动，于1273年正月，派水军焚毁了襄阳通往樊城的浮桥，切断了两城联系。接着，阿术集中水陆兵力，又调来产自西域巨炮“回回炮”，向樊城发起总攻。樊城守军得不到襄阳的支援，于正月十一城池失陷。

樊城守将牛富率兵与元军展开巷战，最后身负重伤，投入火中自焚而死。另一位宋将范天顺见大势已去，表示“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所守之地也自杀身亡。

樊城失陷后，吕文焕不断设法向临安告急。贾似道蒙蔽宋度宗说，襄阳之围一定能解，背后却命令不向襄阳派一兵一卒。

元军从樊城移师直攻襄阳，以“回回炮”攻城。吕文焕见待援无望，又害怕“回回炮”的威力，只好献城投降。历时6年的襄樊攻防战，终于以元军全取襄樊而告结束。

元军攻占襄樊，使蒙、宋30余年来对峙的僵局被打破，从而带来了宋、元战局的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