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省级领导换马

自 1967 年 8 月的平遥事件之后，山西两大派之间的战争气氛日益浓厚。

9 月 5 日，红总站的决死纵队猛攻红联站总部，端了对方的老窝，并当场打死对方二人，一个男的叫李成文，一个女广播员叫孟玲玲。从此，山西武斗进入真枪真炮血肉横飞阶段。

在军火工业集中的晋东南地区，两派之间的武斗打得格外惨烈。从 11 月起，迫击炮、无后座力炮、地雷、火箭筒等杀伤力大的现代武器便取代了土炮和冷兵器。整座大楼被炸毁已不新鲜，死三五个人的小冲突寻常得就像一阵轻风。打到 1968 年年初，杀伤力极强的卡秋莎火箭炮也上阵了，十多万人大规模作战，一场攻防就打几天几夜。此时军队也卷入了两派的冲突， 军用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为本派人马运送急用物资。在武斗中，红总站的武斗力量曾一次将 12 个连零 4 个班的上千名参战的正规军缴械，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武斗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全国范围的武斗现象颇感困惑。“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以阶级现点分析道，“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劝大家不要再打， 呼吁各派实现大联合。

可是派性这东西，一旦形成，便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力和动力，起因和观点反而无足轻重了。不管表面上的观点和口号有什么区别，它实际上已经成了关系到一群活生生的人的地位、利益、前程乃至生死存亡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远远望去，只见两个对立的集团你争我夺，谁也不肯退让。对方的威胁越大，血债越多，本派内部就越团结。越团结就越有力量，对于对方的威胁也就越大，于是对方也就更加团结，力量也就更大，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已经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对于个人来说，在本派之中，有一帮生死与共的铁哥们相帮相维着，

当然要比孤零零的一个人强得多。往好了说，一旦本派得势，自己也容易发达。往坏了说，本派败了自己也多几个藏身的地方，总比退出去成为一派的异己和本派的叛徒逃兵强。这也算身不由己了。

1969 年 4 月 28 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在会场上，毛泽东再次苦口婆心劝各省的对立派别坐下来好好谈谈。他点着几个派仗打得不可开交的地方说：“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

趁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 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起，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自己了，反对了自己，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

这一下，伟大领袖亲自给山西的派性斗争定了性：人民内部矛盾，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有些意见不对头。

确实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山西的双方仍然在打，而且摆出事关身家性命的架式彼此往死里打，就像当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恶战一样。

陈永贵虽然卷入了派性斗争，但是他并不赞成武斗。“劳动人民一定会骂你们一千个、一万个败家子！”陈永贵在省城的一个报告会上骂道：“你们什么时候破坏，我们什么时候反对！武斗是走资派，牛鬼蛇神挑起来的，必须对幕后的坏头头及牛鬼蛇神专政！该关的就关，该抓的就抓，杀人的必须偿命！杀人的凶手，非杀不可！非杀不可！！”他拍桌子瞪眼睛地威胁着， 可是话虽然说得厉害，两派之间照打不误，陈永贵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他只能把昔阳管住，保证昔阳不打。

1969 年 7 月，毛泽东在九届一次会议上劝各省坐下来谈谈之后又过了三个月，山西的武斗仍未平息。中共中央再一次把山西的头面人物召到北京解决问题。这次中央下了决心，非解决山西的武斗问题不可。

1969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针对山西的武斗发出措词极为严厉的“七·二三”布告，勒令各派停止武斗，实行大联合。布告宣布：“拒不执行者，由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行缴械。”“打砸抢者法办。”毛泽东读过这篇杀气逼人的布告，大笔一挥写了两个字：“照办”。

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将刘格平和张日清留在北京，不准回省。由 69 军军长谢振华主持山西工作，69 军政委曹中南和陈永贵任副手。从此，谢— 陈体制取代了刘—张体制。

陈永贵在北京也挨了批。几位中央领导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他有派性，强令陈永贵在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公告》的群众大会上做检讨。奉中央之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替陈永贵写出了一篇发言稿，检讨他自己在山西群众中搞资产阶级派性。陈永贵一贯正确惯了，当众检讨堪称奇耻大辱。但是周恩来批评了他，他也不敢执拗，只有老老实实地低头检讨。（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第 96 页）

至此，主帅易人，副帅检讨，山西两派的强弱关系立刻逆转，与军界关系密切的红联站一举压倒了刘格平时代占据优势的红总站。

谢振华与陈永贵并不是一派的，不过他们的对立不像刘格平和张日清那样尖锐，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和气。谢振华受命于战乱之时，使命就是平息武斗，促进两派联合。陈永贵也表态说：“再也不搞派性啦。”随后这二位便组织宣传落实“七·二三”布告，限期收缴武器弹药等等，大忙起来。

偏偏红总站的武斗力量的指挥人物杨承效压不住火，又领着部下搞了一次武斗。那天他的对立面组织在太原八中架着大喇叭搞文攻，攻来攻去把杨承效攻上火了。这位三十七八岁的汉子一怒之下，率人上去就把对方端了。谢振华早想收拾这位胆大妄为的杨承效，这下子正好撞到枪口上，当即就派部队将杨承效抓了起来。谢振华大造舆论，将杨承效的罪状发到近乎人手一份的程度，然后下令枪毙杨承效，立即执行。

杨承效其貌不扬，但是很有汉子气，刚硬敢干，口才好，敢玩命。他爱披一件军大衣，爱自己开吉普车，还自己开车几百里到昔阳去过几次，与陈永贵喝酒说笑，关系相当不错。杨承效文革中率先造反，带着十三冶的工人哥们夺权抢印打人，连省委书记卫恒也死于他的牢房里。他指挥红总站的武斗力量，上阵时专拣硬骨头啃，而且几乎每战必胜。生时以心硬手狠名震山西，被枪毙时不到 40 岁。红总站折了如此一员悍将，元气大伤，再缓过劲来已经是五年之后的事了。

在手握重权的谢振华显示了自己的决心之后，“七·二三”布告落实得

比较顺利。

至 8 月 13 日，布告颁布不过 20 天，山西已收缴五万多条枪，两千多门炮。各地武斗渐渐平息。

“七·二三”布告颁布后的半年内，陈永贵东奔西走，代表省核心小组在万人乃至 20 万人的大会上频频讲话。他讲起刘格平和张日清来就像局外人一样：“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过去由于刘格平、张日清两同志长期不团结，闹分裂，搞资产阶级派性，⋯⋯中央已决定把他们留在北京继续学习， 斗私批修，不让他们回来。”

1969 年 8 月 14 日，陈永贵时隔两年又回到当年受困的平遥。这次他是贯彻“七·二三”布告，批评两年前他支持过的，如今继续搞武斗的派别。他毫不留情地点了几位组织武斗专业队，私造武器弹药，继续搞打砸抢的头头的名，给他们狠上了一通纲和线。点过名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警告当年包围他的那派人马：“这里，我们要提醒总司的那一派个别人不要高兴，不要幸灾乐祸，不要捞什么稻草，不要以为你们胜利了，你们的坏事也够多了。”

武斗大体上止住了，但是山西并没有太平。红总战和红联站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敌视已经埋进心里，刘格平和张日清之间的公开对抗变成了谢振华与陈永贵之间的勾心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