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适

适之先生：

前日寄上两本书《新青年》及《前锋》，想来已经收到了，——先生暇时，还请赐以批评。

我从烟霞洞与先生别后，留西湖上还有七八日；虽然这是对于“西子”留恋，而家事牵绊亦是一种原因。自从回国之后，东奔西走，“家里”捉不住我，直到最近回到“故乡”，就不了了。一“家”伯叔姑婶兄弟姊妹都引颈而望，好像巢中雏燕似的，殊不知道衔泥结草来去飞翔的辛苦。“大家”看着这种“外国回来的人”，不知道当做什么，——宗法社会的旧观念和大家庭真叫我苦死，先生以为这并不是仅仅我个人的事，而是现在社会问题中之一吗？——大家庭崩坏而小家庭的社会基础还没有。

到上海也已有十天，单为着琐事忙碌。商务方面，却因先生之嘱，已经答应我：“容纳（各杂志）稿子并编小百科丛书以及译著。”假使为我个人生活，那正可以借以静心研究翻译，一则养了身体，二则事专而供献于社会的东西可以精密谨慎些。无奈此等入款“远不济近”，又未必够“家”里的用，因此我又就了上海大学的教务，——其实薪俸是极薄的，取其按时可以“伸手”罢了。

虽然如此，既就了上大的事，便要用些精神，负些责任。我有一点意见，已经做了一篇文章寄给平伯。平伯见先生时，想必要谈起的。我们和平伯都希望“上大”能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我以一个青年浅学，又是病体，要担任学术的译著和上大教务两种重任，自己很担心的，请先生常常指教。谨祝康健精进。

瞿秋白1923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