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救赎

宗教信仰的文化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超自然的纯真至善的精神实体,从而为人类的灵魂生活确立了终极的理想或根据。灵魂救赎就是借助这种信仰的超人间的力量,把自己从有所欠缺的自然状态下拯救出来,洗净凡身在尘世中的罪孽,使个体的灵魂与神圣的精神实体合一,进入至善至爱的境界。灵魂救赎是基督教的核心命题。我们知道,按照基督教教义的说法,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他全知全能,永恒存在,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他的创造是非常美好和完善的,如《圣经·创世纪》说:“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作为上帝之手创造的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没有善恶观念,在伊甸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后来由于受蛇的诱惑,偷食禁果,眼睛复明,感知了羞耻,因而触犯了上帝,被逐出伊甸园。他俩所犯的罪过被基督教称为人类的原罪,由此而传至亚当与夏娃的后代。正由于人从他的出生起就带着原罪来到人世,所以他们不能忍受劳役,日益背离上帝的神喻,在地上互相嫉恨,互相仇杀,罪孽日益深重,最后遭到洪水浩劫。基督教关于人类堕落过程的神话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它旨在说明,自然状态下的人具有不可避免的罪性,它会由内在的欲望与外在的诱惑而膨胀发酵。制造种种罪恶,造成人类的苦难与不幸。灵魂救赎在其神话意义上是要使人性恢复到上帝创世之初的完善性,而它在基督教那里的本质意思是,上帝才是纯真完善的存在实体,而相对来说,人性是非自足的,带有罪性的, 人的本心并非是一个万德俱足的世界,罪性是人的本体论规定,它起因于人类天性中的狂妄与傲慢,恼怒与嫉恨,贪婪与愚蠢,每个人的灵魂里都带有恶魔的足印,因而人无法解决自己的本性的欠缺所带来的不足,他需要神性的救渡。因此,人的双目必须紧盯着那终极存在的光辉,接受来自上帝的惩罚与审判,通过内省、忏悔、苦行、涤净灵魂中的罪念而自新,回归到正义与美德。灵魂救赎就是由基督赎回人们的尘世生命,由此超出自身的直接的有限存在,与无限的绝对价值重新结合。

基督教的救赎观对外国文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不仅制约着许多伟大作家的价值观念,而且预先设定了作品中人物精神历程的轨迹。救赎观中关于人的堕落、惩罚、忏悔、苦行、自新的过程,常常成为作家一部作品的叙述结构。但丁的《神曲》几乎就是救赎论的形象演化。作者通过对林中迷路、游地狱、进入炼狱与登临天堂的具体描述,再现了救赎论中关于人生的几大阶段,如犯罪堕落,灾难降罚,反省悔过,救主惠临,直至最终审判, 走向天国,以极其浓缩的画面叙述了人类误入迷惘与歧途、经过受难与考验从而走向至善的精神历程。

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是对人类灵魂的写照,并且通过一个虚构的世界, 把人的灵魂引领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每一个真诚的作家,都是极其关注人的灵魂生活的,他们看透了人性中的罪孽,却又更为关心人的灵魂如何才能获救。许多作家认为,人的德性首先在于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行,面对神性的存在进行忏悔。深重的罪感与虔诚的忏悔是灵魂救赎的基本条件。所谓罪感是生命因陷入迷途,背信弃义而引起的负疚感。或者说,是对自身心中恶魔的自觉意识,是对背离自身生命本源的自谴心态。当他具有这种罪感时,仿佛觉得自己坠入无底的深渊,他为自我的沉沦与丧失而感到恐惧,他在无穷无尽的自省与忏悔中,渴望从自己的卑鄙渺小、丑恶无耻中超拔出来,从生

命无意义的混乱与虚无中超拔出来,赎回生命的真实情态。

聂赫留道夫是列夫·托尔斯泰名作《复活》中的主人公。《复活》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聂赫留道夫的忏悔展开的。由于他诱奸了姑母的养女卡秋莎·玛丝洛娃,致使她沦落风尘,身陷囹圄,从而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在法庭上再次相遇时,卡秋莎·玛丝洛娃的现状引起聂留道夫心灵上的震动和自责,他立志改恶从善并为营救玛丝洛娃而四处奔走,以赎前愆。聂赫留道夫的忏悔自责来源于他的罪感。他看到了人的兽性,他为这种兽性造成的恶果而悔恨不已。起初聂赫留道夫认为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卑鄙的事”,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可鄙时,才发现:“人身上的野兽般的兽性是可憎的。”他想:“然而它以赤裸裸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你就会从你的精神生活的高处看清它,藐视它,于是不论你上了它的钩还是顶住了它,结果你还是跟原来一样。不过临到这种兽性蒙着一层虚假的美丽和诗意的外衣出现,要求你崇拜它的时候,你对这种兽性就会敬若神明,分不清好坏,完全上了它的圈套。这才可怕。”聂赫留道夫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上了恶魔的圈套,为了悔过自新, 在营救玛丝洛娃失败后,便跟随她去流放地,用自己受难的行为来赎罪。他的这种真诚的忏悔终于象暖风融化了玛丝洛娃内心的冰河,使她走上自新的道路。聂赫留道夫自身也在这忏悔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复活。当然,聂赫留道夫的精神复活绝不仅仅是通过内省完成的,而是在上帝的引导下走向新生的。聂赫留道夫在读着英国人给他留下的福音书时。“突然之间,他领会到这个思想其实是最简单、最无可怀疑的真理。⋯⋯那就是为要摆脱这种骇人听闻、使人受苦的恶势力,唯一毫无疑义的方法仅仅是人们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因而既不能惩罚别人,也不能纠正别人而已。⋯⋯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没有罪,因而可以惩罚或纠正别人的”。不仅纠正别人是不可能,人自己也不能救赎自己。正是人这种无力自救的意向,所以他始终渴慕一种超越于自身之上的真实的生命的降临。而当他把自已与一个绝对真实的价值和意义联系起来,即与上帝相遇时,个体的生命便进入真实的永恒的生命,获得内在意义上的复活。

俄国的具有世界声誉的另一个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始终思虑灵魂救赎的作家。他的小说一再表明,灵魂救赎之路是艰难典折的,上帝与撒旦同时在争夺人类。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中,善与恶、灵与肉两种力量的交锋与冲突是相当激烈的。战胜心中的恶魔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仰。《卡拉玛佐夫兄弟》是陀氏的一部巨著。小说中描写的卡拉玛佐夫家族的血液中有一种恶魔的气质,从而制造了一个“龌龊淫窟”。陀氏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卡拉玛佐夫家族的后代——二十八岁的青年米佳。米佳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卡拉马佐夫卑下行为的力量”。但他为了救赎自己的灵魂。与灵魂中的恶魔进行了激烈的博弈,最后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罪性, 走上了一道通往最高理想的神圣道路。

米卡刚出现在小说中时,灵魂内部的矛盾冲突是相当突出的,甚至从他的一系列行动上表现出来。米卡慷慨真诚时,会把自己口袋中所有的钱拿出来,送给一个因挪用公款而惶惶不安的人,使他免于毁灭;但他本能中又有一种狂妄冲动、放诞无忌的天性。当劣性发作时,又会欺侮弱者,行恶取乐, 揪着一个穷人的胡子在大街上乱跑。导致这个穷人的孩子羞辱难忍,悲愤而亡。米卡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天性中的“卡拉玛佐夫气质”根深蒂固,因此他虽然渴望纯真的爱与幸福,可又感到身上奔涌着一种卑鄙下流的欲望。他在

灵魂深处仍怀着对上帝的崇敬,又对自己放纵无度的恶行败德无可奈何,因而被称为是一个“善与恶的交织体。”米卡灵魂中的矛盾冲突,在他与格鲁申卡的爱情中充满显露出来。米卡因贪恋格鲁申卡的美色,居然抛弃了善良的未婚妻,与他父亲展开了一场争夺格鲁申卡的闹剧。为讨取格鲁申卡的欢心,满足自己的情欲,米卡花钱如水,一掷千金,以求得恣情享乐。还是为了格鲁申卡,米卡在索夺遗产的过程中,差点儿杀死他那个丑恶的父亲。可见米卡的灵魂里有一股强大的兽性。尽管如此,格鲁申卡还是理解他的,对他说:“我知道,你虽然是兽,但是你是正直的。”劝他“不要做野兽,而要做好人。”甚至当她得知米卡因犯罪将被判决流放时,决意随他而去。米卡从她这真挚的爱情中,感受那种能净化一个人灵魂的高尚力量,开始懂得了应该尊重所爱的人的感情,也意识到自己的卑鄙。他问自己:“我给了她什么?为什么她这样爱我?我这个愚蠢的、可耻的东西,丢尽了脸面,配受到她这样的爱,甚至都情愿和我一块儿流放去吗?”为此,他在受审期间, 又用自己的良心来审问自己,终而认识到:“我一辈子都在每天自己顿足捶胸,决心改过自新,可是每天仍旧做些同样的肮脏事。我现在才明白象我这样的人需要打击,命运的打击,用套索套住,靠外界的力量把他捆起来,否则我自己是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改邪归正的!”可见,米卡已经感到,想靠自身的力量战胜卡拉马佐夫式的灵魂,是档可能的,米卡对自己内在的不可竭止的欲望所犯下的罪行,深感绝望与恐惧。因此,他所以甘心接受惩罚, 不是因为他接受了所谓的杀父罪,而是企望借助外力来征服灵魂中那“残忍的恶魔”。在他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米卡决意担起这人人都无法逃避的罪恶,依靠神性来洗 涤自然情欲。他向人们宣布:“但是雷声响了。我承受一切背着罪名公开受辱的苦难,我愿意受苦,我将通过受苦来洗净自己!”为了净化自己,他甘愿承受命运的惩罚,强制自己通过流放与苦役, 做一个普通的“农民”,而达到灵魂的救赎。我们看到,正是那神性的力量, 把米卡从灵与肉、善与恶的内心冲突的困境中救赎出来,使他获得了新生。

美国现代作家辛格,在《卢布林的魔术师》这部小说中,也说明了人性的善恶冲突是相当尖锐的,魔鬼随时都会把人引入深渊。惟有皈依上帝,善才能战胜恶,灵魂才能获救。小说中的主人公雅夏·梅休尔是个以耍魔术为业的犹太人。他出生在卢布林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家庭里,七岁时失去母亲, 只在犹太小学里读了几年书。他从小缺乏应有的关心和教育,依靠他自己的勤学苦练,当上了一个“带着一个手风琴、牵着一只猴子的街头艺人”,经过多年艰苦而辛酸的卖艺生涯,终于熬出了头,成为很有名气的卢布林魔术师。他在卢布林有了一个安宁的家和一个忠贞的妻子埃丝特。雅夏的性格是相当矛盾的。他走南闯北,眼界开阔,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知道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太阳系理论;懂得他能在绳索上行走自如,是因为必须让自己的重心始终保持平衡的道理。科学知识动摇了他对犹太教的信仰,但他又感到科学不能解答世界与人生之谜。雅夏虽然在公开场合摆出一副不信上帝的样子,可内心里又不敢冒犯上帝,由于受早年宗教教育的影响,他有善良慷慨的一面,乐于助人,对别人的不幸深表同情,他最大的弱点是生性好色,同许多女人有私情,不惜拿冒着生命危险挣来的钱换取片刻的欢娱。他供养情人玛格达一家,在泽弗特尔身上挥霍大量的钱财。让他最终倒霉的是他迷恋上了埃米莉亚,一位教授的未亡人。埃米莉亚愿意同他结合,但是提出他必须先同埃丝特离婚,改信天主教,并且要求他婚后带着她前夫的女儿一起到

意大利去生活。埃米莉亚将要让他放弃一切:他的家、他的宗教信仰,而且还需要他去弄一笔巨款。雅夏没有这笔钱,但在情欲和野心的驱使下,丧失了理智。雅夏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他闯进别人家去撬保险箱,结果偷窃未遂,反而跌伤一只脚,出国梦化为泡影。接下来是玛格达的自尽和泽弗特尔的沉沦。雅夏于走投无路之际,只得回到故乡卢布林,把自己禁锢在小屋里,面对上帝,忏悔自己的罪孽,在神明的启示下获得灵魂的安宁。但是,辛格的这部小说似乎带有更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新教认为,上帝是基于魔鬼的力量来完成对人的灵魂拯救的。路德指出,人的存在,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正义与罪恶的矛盾冲突状态之中,这一动态的存在,充满了生命力与奔腾的活力,是运动发展的存在,它不同于伊甸园中那个静止的,无冲突的匮乏的存在。而这种内聚着矛盾的动态存在,是因魔鬼的力量参与其中而造成的。正由于魔鬼不断诱发人的欲望,导致堕落与犯罪,才使得塞督为人类的赎罪、上帝对人类的拯救成为可能。加尔文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上帝虽不行恶,却创造出撒旦不断制造罪恶。正是恶的存在,才显示出善的必要, 造就恶的目的是为了成就善。上帝是借魔鬼之手完成了拯救人类的过程。上帝只有在不断惩罚罪恶中才能显示出他的大能与荣耀。在《卢布林的魔术师》中,我们看到,雅夏一再受到魔鬼的诱惑,堕入难以自拔的深渊,造成自己的濒临毁灭。但正是这种危机,昭示出人的生存不容置疑地需要神的救渡。雅夏没有最终毁灭,走上悔过自新之路,恰恰体现出上帝的拯救力量与无限荣耀。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强调,要真正把灵魂从深渊中救赎出来,实际上是一种背负十字架的苦行。这个苦难的世界是悲惨的,无情的, 同时又是宝贵的,不可离弃的。所谓拯救,就是怀着崇高的的信仰在这个世界中受苦受难。人的生存价值只有通过走入深渊的苦行才会体现,上帝只聆听发自深渊的呼喊。因而,背负十字架苦行,既是对自我生命的绝对肯定, 也是自我生命对神圣的永恒生命的应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 揭示了基督教的这一思想。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开始是一个顺从本能欲望的人,罪恶的种子在他的灵魂中随时都会发芽。在大学期间,他接受了“超人”思想的影响,信奉不择手段以权力主宰世界的理论。为了摆脱贫穷,摄取金钱,他杀死了女债主,走上了犯罪道路,从而不仅冒犯了法律,也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事发之后,他受到良心的折磨,感到自己鄙劣无耻,承认“我一下子把自己毁了,永远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一个人要能够获得灵魂救赎,就必须接受基督教的受苦受难精神,通过苦行而达到自我更新。因此,在充满基督之爱的索尼娅的引导下,拉斯柯尼科夫主动前去投案,他在自首时说:”去受难,用痛苦来赎罪。”在服刑的苦役中,他从索尼亚对他真诚温柔的爱情中,看到了神的光辉,心中涌出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从而最终皈依了基督教,获得了灵魂的拯救。索尼亚同样也是一个受难者。她为了养活自己的父母与弟妹,不得不被迫卖淫,用自己的受难与牺牲来表示她的爱心。因此,正是在她沦落风尘的献身中,体现了一个受难者纯洁高尚的灵魂。

灵魂救赎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意向,他深知自我生命中的罪性,希冀从沉沦、失落走向赎回,借助超越的力量获得新生。所谓获得新生,就是重新返回上帝的怀抱。在这里,返回的核心内涵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博爱。只有当你的灵魂充满对不幸无告人们的爱心,倾注自己的神圣爱意,才能拥有新生,

换一句话说,只有让自我的本然生命重显为神圣的爱的生命,精神才能复活。神爱在基督教意义上是指终极存在的状态,它要求人们超越自我的凡体肉身,把生命中的温柔、善良、爱意无条件地奉献给苦难的世界,个体生命也在这一超越性的献爱中上升为神圣生命。因此基督教的爱不是指那种发自个体本能的自然感情,如爱自己钟情的对象,爱自己感兴趣的人物,爱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或是那互利互惠的爱,要求回报的爱。基督教认为,这种爱常常会给人间带来苦难与不幸。基督教教义要求人们首先爱上帝,通过这一神性中介,使自己超越爱的本能冲动,上升到一个神圣的完善的爱的境界。克尔凯戈尔曾指出:“爱之隐藏着的生命蕴于人之最内在的深处,它是无法究明的,处于与人的整个内在的无法探究的关联之中。宁静的湖泽把自己的根底深深地植于隐藏着的、人眼无法看到的源泉处。同样,人的爱有一个比湖泽还要深得多的根源;人之爱根源于上帝之爱。假若在深处没有根源,假若上帝不是爱,就既不会有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湖泽,也不会有人之爱。”当自己的爱变为根源于上帝之爱的圣爱时,就会赋予被爱者以神圣的生命,使被爱者感受到一个充满温馨的世界的存在。在一个苦难的世界里,爱就必得以自己的受难来表示对他人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里,深刻地展示了爱由它的天性形式向神性形式深化的全面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在《穷人》中描写了受尽屈辱、十分卑微的小人物的爱。在他笔下,这些“从上流社会的观点看来最坏的、最渺小的人,精神上却是这个社会最优秀的人”。《穷人》中的杰什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物,他是抄公文的小职员,没有一个人尊敬他,总认为“这个耗子般的小官吏在抄写”,他自己也感到非常自卑,觉得自己什么都缺,只是一块可怜的破布。然而他在对瓦连卡那热烈纯真的爱情中,显示出他丰富的内在世界, 复活了他身上行将泯灭的人性,充实了他生存的价值。作品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将他心灵中单纯、痴情、善良的品质展示出来,挖掘了这一小人物天性中所蕴藏的美好的、高尚的和神圣的灵魂。瓦连卡也是一个贫穷而纯真的女孩子,并处于生存的困境。在这危难当中,杰符什金对瓦连卡爱得那么真挚、深沉与无私。他宁可欠债赊帐,也要接济瓦连卡,给她买来一些葡萄、衬衣等礼物。这是一种充满奉献精神的爱。他对瓦连卡说:“我要卖掉我的旧礼服,光穿着衬衫上街,也不能让您缺少什么。”最后,他不得不自叹道: “我的债务把我压垮了,我的衣服全都破旧不堪⋯⋯”,然而,杰符什金却从对瓦连卡的爱情中看到了人生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他觉得不是为自己, 而为瓦连卡本人的欢乐而牺牲一切,对他自己是莫大的幸福。他也感到,爱情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力量,使他变得那么坚韧、顽强与自尊,象一株贫瘠土壤中的小草,在爱情的灌溉下获得了新的生机。即使是在瓦连卡为了生计而嫁给他人时,杰符什金依然没有放弃对她那高尚的爱。由此我们看到,虽然他与瓦连卡的爱情结局是悲剧性的,但他奉献出的爱心却具有永恒的意味。

基督教的圣爱有一个根本特征,即所要求的爱是与信仰、希望相联系的。只有当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体现了神圣的信仰,爱才能成为一种绝对的力量,担当起救赎灵魂的使命。这种来自信仰力量的爱是极其真诚的,它要求自己毫无怨言地始终置身于苦难的世界之中,用至善至美的爱心给人们送去温暖与光明,因而基督圣爱完全具有一种受难性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主人公梅什金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爱,就是一种受难的爱。梅什金公爵是作家精心塑造的一个新人,用作家自己的话说:“长篇小说的

主要思想,是描绘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他寄寓着作家精神生活中最高尚的理想。梅什金公爵是一个基督式的人物,他是在远离俄国的异乡长大的。在隐居山谷乡村多年之后,他带着一颗纯净无瑕、仁爱慈善的圣洁灵魂,进入了世俗的苦难世界。他曾经受过孤苦伶仃的生活,深深感到受人凌辱歧视的苦涩,因此对人间的痛苦与不幸充满同情和爱心。那种根植于基督信仰的爱心给予他坚毅的忍耐与恭顺的柔性,他总是想用真情的感化来改变罪恶的生活,拯救那些陷入黑暗深渊的人们,以深挚的爱赎回受难者所遭到的一切痛苦。他的这一精神在与菲利波夫娜的情爱中得到充分的展露。菲利波夫娜是一个美貌出众的女性。然而在那罪恶的环境里,美被蹂躏与践踏了。她在十六岁时便成了一个贵族地主的玩物,后来又成了别人进行无耻交易的工具。她相信自己的灵魂是圣洁的,她对生活有着理性的要求,视钱财如粪土, 坚持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但她的心理被那受侮辱受欺凌的身世扭曲了, 常常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贵族社会的法则,以傲慢作为抵御丑恶世界的自卫手段。这种精神上的创伤一直窒息她的灵魂。她在痛苦中渴望新的生活。在她身边,只有梅什金公爵是唯一能珍惜她美的价值的人,因而她把公爵引为知己,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在菲利波夫娜举行的一次晚宴上,有人以重金收买她的美色,眼看她就要落入魔掌。这时公爵为帮助她逃脱厄运,以诚相助,毅然提出向她求婚。在菲利波夫娜看来,公爵是极其纯洁的,同他结合就是玷污一块白玉,因而欲爱不能。梅什金明知她对自己充满爱情,却又不明白她这种矛盾复杂的情感,只能以基督教的怜恤与同情来回报菲利波夫娜对他的爱慕之情。正是梅什金这种受难式的爱心,给菲利波夫娜带来了慰藉与温暧,也抚摸着周围那些寒冷、孤寂和苦涩的灵魂。梅什金的爱心虽然似乎于世无补,甚至被人称为“白痴,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拯救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么它就应当是梅什金公爵这颗信仰坚定、浸透圣爱的受难的灵魂。这就是这位作家苦心孤诣塑造这一人物的用意所在。那么,这位“新人”会在有一天从新的地平线上向我们走来吗?

在佛教那里,灵魂救赎问题被称之为灵魂解脱。佛教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从肉体的、情感的和理念的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涅槃境界。佛教把人类的罪行的产生归结于人的种种欲望,如贪心、无知等。只要执迷于世俗的种种欲望,或执拗于某种精神观念和道德习俗,罪恶便会绵绵不绝。因此,只有放弃尘世的一切欲望,超出因果相报的生死轮回,才能进入寂静和谐的涅槃之境,得到精神上的完全解脱。但大乘佛教认为佛教所指引的目的与道路,不仅仅是为了个人得救,而且还要普渡众生。一个无私的修行者

(即菩萨)应该将自己置身于苦海之中,以自己的慈悲、怜悯与智慧,让所有落入地狱受苦受难的生物都得到解救。下面这首诗,描绘了菩萨大慈大悲、关怀众生的态度。诗中写道:“我是治病扶弱之药,我是病弱者的医生与护理,我要把病弱全消。我要用美食甘露之雨,消除饥渴的煎熬。在饥荒与灾难中,我如人们的水与食。我可以满足人们的一切需要,我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库。”在佛教看来,只有真诚地毫无私念地关怀众生,人的灵魂才能置身于存在之中而又不受存在的束缚,达到真正解脱。其实在佛陀那里,介导慈悲为怀,普渡众生就被作为灵魂解脱之道而揭示出来。佛陀在《佛经》中讲的故事,最主要的就是阐明慈爱、牺牲、无私、平等、克制贪欲、禁戒残暴等内容。如在《太子须大拿》这篇故事中,讲的是太子少小以来常好布施天下人民及飞鸟走兽,愿令众生常得其福。他不惜施舍尽自己的财宝及所有

的一切,甚至为此不惜割舍妻子儿女,独身去荒山中忍受苦行。这种大慈大悲与自我牺牲精神,为佛家视为楷模。又如《投身饲虎》中,第三王子在深山中见虎产七子,饥饿将亡,因而自愿以身饲虎。当他见虎子饿得无力食他时,便用竹刺颈出血以喂幼虎,最后被虎食尽为止。再如《舍身救鸽》中, 拘尸国大王见饿鹰饥而食鸽,甚不忍心,竟取刀割下自己身上的肉,以饲饿鹰,从而救了群鸽。可见,佛教将普渡众生的范围,扩大到无地间一切生灵。为救助困难危急者,不惜以身殉道,既表现出佛教中慈悲为怀的崇高情怀, 更显示了自我解脱的理想境界。我们在印度大诗人泰尔戈的诗歌中,看到佛教的这种精神确实是源远流长,他赞美“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 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认为人的灵魂只有在慈爱与奉献中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