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谍命丧上海

1．生于中国上海

南造云子出生在一个侨居上海的日本家庭。父亲名叫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参加过头山满的“黑龙会”，对“欲占领中国，必先征服东北”的理论深信不疑。在日俄战争时期，南造次郎入伍，在中国东北服役，负责探听俄军情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将中国列为彻底蚕食的目标，南造次郎响应此号召，以教师为名长期居留上海。南造次郎能讲一口流利的东北话和上海话，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公开的身份是正金日文补习学校的教师，实际的工作则负责搜集中国上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他经常利用假期旅游的机会，到淞沪一带广泛探听军情，描绘地图。地图的详细度，连某村内有多少口水井，可供多少人饮用，乡村间的岔道如何走向等，都一一标记在其中。

老间谍生出的孩子也很有间谍天赋。南造云子于1909年出生在上海，家住上海虹口横滨路，自幼在中国上学。她深受父亲南造次郎的思想熏陶，瞧不起中国人，总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小时候的南造云子就显露出了语言和表演天赋，这使其父亲更坚定了将南造云子培养成日本新一代王牌间谍的决心。1922年，南造云子被送回日本，师从日本二战头号间谍、日军在华特务总头子土肥原贤二，接受系统的间谍训练。在神户特工学校中，南造云子除了学习间谍的普通技巧和文化、外语等课程（汉语、英语）外，还学习射击、爆破、化装、投毒等专门技术。

1926年，年仅17岁的南造云子就被派到中国大连，开始从事对中国的间谍活动。1929年，南造云子又从大连调回到南京，化名廖雅权，以失学青年学生身份为掩护，打入国民党国防部的招待所——汤山镇温泉招待所做招待员，并以此身份为掩护，逐渐接近国民党高官要员，开始谋划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

2．轻易猎取淞沪情报

汤山镇隶属江宁县，位于南京中山门外。汤山地形层峦起伏，温泉众多，是国民党要员的避暑疗养地。温泉招待所是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出资建造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及高级官员常在这里举行秘密军事会议。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汤山，派南造云子打入温泉招待所就是为了窃取军事情报。此时的“女学生廖雅权”长得娇俏动人，能歌善舞，很有交际手腕。她在进入招待所做招待员之后，即利用美色勾引国民党军官，这些刚在围剿苏区战斗中落魄而归的大员们纷纷拜倒在“廖雅权”的石榴裙下。不用太费劲，南造云子就建立了自己的情报收集网络。

在得到的头几份军事情报中，其中一份是吴淞口要塞司令部向国防部作的扩建炮台军事设施的报告，里面有炮台的位置、火炮门类、口径设置、炮台和弹药库、联络线、观测点的分布情况、秘密地道的部署、70余座明碉暗堡的分布情况等重要军事机密。而南造云子获得此情报的途径，竟然是以“我亲戚家在吴淞口有地产，想知道炮台扩建要征什么地”为名，从一个被她勾引的国民党军官手中套取的。

吴淞口是上海的北大门，也是长江口的第一个屏障。南造云子把这份重要文件弄走以后，日本军部如获至宝。在向上海进攻时，日本海军舰队集中火力轰击吴淞口要塞，由于获得了吴淞口的全部布防图，准确的炮火摧毁了要塞的数十门德国造远程要塞炮，连在建设中尚未完工的炮位，也被准确的炮击打成漏勺；而同时，国军专门搭建的作为假目标的伪装炮位，日军却熟视无睹。在日军陆上部队进攻时，日军舰艇也完全压制住了岸上守备部队的火力点，使固若金汤的江阴要塞轻易被日军攻占。

在淞沪会战中，南造云子与她的同伙还致力于收集华东地区国民党军队防务部署的各种情报，搞到了大量国军的调动情况。仅偷拍国军军事设施、军港、兵站、机场的照片就有千余张，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上海虹口的特务机关，为日本军部在侵华战争中提供了重要帮助。日军间谍卓著成效的工作，使淞沪会战成为一场情报单向透明的战役，中国军队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日军的海空优势和情报优势下最终败下阵来。

3．窃取国军高级机密

在温泉招待所的谍报网布设完毕后，南造云子又回到上海活动了一段时间。1937年7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前，南造云子化装成中国银行的职员，带了两名助手，混在沪宁列车的难民群中潜入南京，四处活动。她很快利用起旧日的关系，和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外交部的副科长黄晟（黄浚之子）搭上了关系，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一起间谍案：封锁长江计划泄密案。

黄浚，字秋岳，福建省候官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同班同学。黄浚从日本回国后，长期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与北洋政府中的许多要人及前清遗老遗少多有交往。他写了《花随人圣庵遮忆》，记述了一些晚清和民国初年的人物史实与掌故，在当时的文学圈中有不少追捧者，颇受读者欢迎，黄浚也因此出了名。北洋政府垮台后，小资作家兼白领黄浚先生又到南京寻求发展。好在国民政府不计前嫌，向旧北洋政府官员敞开就业渠道。黄浚进入国府后，得到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赏识，进入行政院担任要职。因他有点才华，又善于溜须拍马，进而又得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赏识，不断得到提拔。东窗事发时，黄浚官至行政院机要秘书，为简任级，其地位相当于国府副秘书长。

按照古人的评价方式，黄浚此人“虽有文才，却少德行，生活淫糜，挥霍无度”。他在南京和上海都有公馆，经常往来二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在温泉招待所时，他与南造云子也认识，但未提供什么情报。黄浚的挥霍需要大量金钱，但此时号召“新生活运动”的南京政府官员薪水不甚丰厚。早在南造云子之前，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麽弥吉郎就以金钱为诱惑，开始了逐步拉黄浚“下水”的工程。在南造云子的美色诱惑下，黄浚迅速投降，在重金和美色之下迅速堕落成一名日本间谍。黄浚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窃取了大量高级军政机密，提供给日本间谍机关，同时还把自己的儿子黄晟拉下了水。

黄晟又名黄纪良，当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外交部担任副科长。黄浚又用重金收买了国民政府中一些失意的亲日派高级军政人员，其中包括参谋总部的高参、海军部的高级部员和军政处秘书等级别的人物，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以黄浚为小头目的间谍集团。

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蒋介石也在南京布设了军统组成的庞大的特务体系。在重重监视下，黄浚和潜伏在南京的日本特务主要有两种联系方法：一是黄浚装作去玄武湖公园散步，用巧克力糖纸将情报包好，藏在一棵偏僻的大树洞里，再由日本特务取走。二是黄浚定期到南京新街口闹市区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国际咖啡馆”里喝咖啡，将情报藏在自己的深灰色呢帽中，挂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这时就会有一名日本间谍来咖啡馆，用同样颜色的呢帽，把他的呢帽取走。日本方面有什么指示，也放在这顶呢帽中传给黄浚。日本间谍将情报取走后，先送到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这是一处日本人的谍报机关，然后再送到南造云子手中进行分析整理。后来黄浚怕出事，不再亲自送情报，改派他的司机王某用同样的办法去送。

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商讨封锁长江江面，一举围歼日本在长江内的舰船和陆战队的计划。此计划如能施行，一方面可以阻止日军沿长江进犯中上游，另一方面可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艇和6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围而歼之。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机密，犹如看到了大笔的日元又进到自己的腰包，一时两眼放光。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军事情报密报南造云子。南造云子闻后惊出一身冷汗，看情势紧急，倘若经原定程序先与上级机关接头已来不及了，就索性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1937年8月6日的这一天，日军驻武汉总领事和在长江驻屯的日军海军将领正在武汉出席宴会，席间领事突然接到这份密报，阅后神色大变。在传阅电文后，所有日本海军军官匆忙退席，宴会主办方惊诧不已。日军军官返回后，随即下令所有军舰立即做好出航准备。此后数天内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全部飞速顺水而下，逃跑似地冲过江阴撤往长江口，所有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事后人们发现，因撤退匆忙，许多日本海军军官和侨民把贵重物品都丢弃在家中，甚至有的人已经把饭菜摆好，来不及吃就撤离了。

与此同时，一份“计划泄密，封锁长江口方案失败”的报告被送到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引起了蒋介石的勃然大怒。在两周前，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驻屯上海集团尚未做好开战准备、华北和华东行动尚未统一的机会，抢在日军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中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封锁江面，全歼在长江游弋的日军舰队。

这次秘密会议属高层机密，谁料到竟然会走漏风声，让瓮中之鳖轻易逃脱。在这次大逃亡中，日军共有70艘舰艇（其中包括旗舰八重山号装甲巡洋舰，共计驱逐舰以上的大型舰艇16艘）成功撤退到长江口，甚至日本籍民船也撤退一空。等到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海军在长江扣押日本商船时，仅捕获到两艘因轮机故障未能出航的旧商船。

虽然长江中的日军舰艇只占日本联合舰队吨位的一个零头，但却集中了日本海军几乎所有适合江河内水作战的浅吃水舰艇，这对后续入侵中国的作战行动非常重要。情报上的泄密，使国军的围歼计划落空。

同时日本从本土增派军舰，到“8•13”淞沪事变爆发时，日军在长江口已集结包括31艘大型战舰在内的100余艘舰艇，从内地撤出的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随后的上海战斗、杭州湾登陆等行动。

不过有得必有失。南造云子在事件中及时送出了情报，使日军抢占了战役的先机，但她启用紧急情报通道，引起了国军情报组织的注意；而长江计划的泄密，也使当局大为震怒，决心清查此事，一场除奸之战在南京城内悄然打响。但到此时为止，这个狂妄的日本女间谍不但毫不收敛，反而启动了更为大胆的行动计划。

4．刺杀蒋介石

抗战初期，日军为了彻底制服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亲英美派官员。南造云子将刺杀蒋介石的任务下派到黄浚处，让他组织人员和情报，对蒋介石的活动进行监视，从中寻找下手的机会。

当时，蒋介石兼任中央军校校长，常住在校内的“校长官邸”中，还经常主持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对师生发表精神训话。“8•13”抗战爆发前夕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除中央军校全体师生外，还要陆军大学全体师生和中央各部长官参加，他将做重要演讲。

开会这天，南京各处都加强了警戒，从中山中路到中央军校所在的黄埔路，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校内部也有大批便衣特务人员巡查。进校的轿车都由在学校门口执勤的宪兵登记车号和乘员。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的时候，总值日官突然向大家宣布：有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原来，国民党特工得到情报，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刺探情报并图谋杀害蒋介石或其他军政人员，被发现后，立即乘车逃跑了。事后也未抓到这两个人，仅仅记下了轿车的型号，此行刺事件一时成了悬案。

几次泄密或暗杀未遂事件，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但未想到此事与高层卧底有关，军统在调查事件过程中，牵涉到高级官员，就自觉放弃查办。不久，淞沪会战全面爆发，由于国军指挥上的失误，上海形势日益紧张。由于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对上海的局势非常关心，几次准备亲临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在密集的轰炸中行走很不安全，因此蒋介石一直未能成行。8月25日，在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新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大使汽车前面插有英国国旗，车身也有显著的英国标志，应该不会被日军轰炸。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并着手安排去上海视察事宜，殊不知黄浚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黄浚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但第二天，蒋介石有急事缠身，临时中止了上海之行。结果，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扫射，汽车被打翻，许阁森在爆炸中背骨折损，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许阁森大使草草包扎止血抬到附近车上，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抢救。当天中午，蒋介石接到“英国大使汽车遇到袭击”的情报，大为震惊。当天下午，上海市市长派秘书前往医院探望英国大使，一个半小时后，市长亲自赴医院探望，代表蒋介石向英国大使慰问。次日，《申报》头版以大号出题黑字报道：“日机以机枪扫射，英国大使许阁森重伤”，中央社随即转发消息。上海各界抗敌后院会等群众团体，纷纷派人慰问许大使，声讨日寇罪行，消息在英国传开后，也是举国哗然。英国外交部发布公告：“英国政府业已照会中日两国，凡英人生命财产因受战事而损失，当由中日双方负责，今大使坐车远离交战区域，又悬有英国国旗，尤难容忍，待调查核实之后，将采取一定之行动。”西方诸国舆论则一致谴责日军暴行。

日方最初百般抵赖，妄图嫁祸于中国。当天晚上9时，东京两家无线电台的英语广播说，袭击英国大使坐车的是中国空军。但在当时，中国空军在淞沪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日机的低近精确扫射，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也难做到，而且当事人均有幸存，能够目睹袭击飞机上的日军标志。上海当地出版的英文报纸《宇林西报》仗义还击：“所幸受狙击之人都还活着，均亲眼目睹是日机行凶，若车毁人亡，则中方虽有百口，亦难自辩矣！”

在外交官司打得热闹之时，蒋介石则已把警觉的目光投到连续几次高级军事会议的泄密上了。这次几乎危急到他本人生命的泄密案，使蒋介石感受到了抓出卧底的迫切性。在许阁森大使遇刺受伤的当晚，气愤异常的蒋介石紧急召集军统局长戴笠，中统头目徐恩曾、宪兵司令部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人开会，蒋先训斥了他们一顿，之后严令他们立即破案。这时，蒋介石显然已经意识到有日本间谍打入了中枢部门，因此，他密令谷正伦秘密调查内部，限期破案。

谷正伦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组成破案小组，开始施展军统的第一招：化装潜入。由“外事组”特工打扮成的各色人等混迹于日本驻南京使馆周围，对进出人员跟踪侦察，此外，破案小组分析，上述几次泄密案，均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内容，参加会议的除几位高级军政人员外，只有陈布雷和黄浚担任记录。陈布雷与蒋介石是多年同乡兼旧交，而黄浚平时生活放荡，与日本人素有来往，明显的疑点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不久，宪兵又查清“中央军校刺杀案”中，两个刺客所乘坐的正是黄浚家的轿车。案情逐渐清晰，为扩大战果，谷正伦又派员策反了黄浚家的女仆莲花，令他监视黄浚的行动想通过黄浚作为蛇头，将间谍集团一网打尽。

在9月的一天，女仆密报，黄浚的司机从外边回来后，径直去找黄浚，黄浚把一顶礼帽交给了他。谷正伦立即命令特工盯梢司机。司机在特工的监视下毫不知觉，按程序走进了“国际咖啡馆”，把那顶礼帽挂在墙边的衣帽钩上，然后坐到一张桌子边喝咖啡。特工注意到衣帽钩上已经挂着一顶与司机式样和颜色相同的礼帽。不一会儿，一名喝咖啡的日本人离座走到衣帽钩前，伸手取下黄俊的礼帽戴在头上，走出门去。此人就是日本大使馆管理员小河。

特工在悉知黄浚传递情报的流程后开始采取行动。一天之后，小河头戴礼帽，骑自行车去咖啡馆，途中突然被一个骑车者猛地撞倒在地，摔得头破血流，礼帽也飞落一边。几个“好心”的过路人及时出现，有的将“肇事者”扭送警察局，有的拦下一辆汽车，把小河塞进车子送往医院抢救。特工捡起礼帽检查，发现内藏日本大使须麽弥吉郎给黄浚的指令。由于指令没有任何暗号和加密，特工放弃了拷打策反小河的计划，直接草拟了一份假信塞人礼帽，内容为须磨弥吉郎指示黄浚：明晚深夜11点，聚集间谍集团所有乘员去黄浚家，由须麽弥吉郎亲自颁发奖金。

特工飞车赶往咖啡馆，见已有一顶相同颜色的礼帽挂在衣帽钩上，就伸手换了一顶退出门外。回去一看，帽中果然有黄浚向须磨弥吉郎提供的情报。谷正伦得到消息后火速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立即下达次日夜间行动，秘密逮捕黄浚间谍集团的手谕。

第二天入夜，特工人员按照既定方案进入预定位置，深夜11点时，线人莲花在楼上用手电向特工发出信号，表示黄浚一伙已全部到齐，聚集在楼上。一会儿，一个装扮成邮差的特工以送交快件为名，敲开大门，众多特工突然蜂拥而入，直扑楼上小客厅，黄浚一伙遂全部归案。紧接着，特工立即对这伙人进行讯问，在讯问工具的“良好效果”配合下，黄浚等人迅速交代。在掌握了确切的证据后，特工于当日凌晨就逮捕了“帝国之花”南造云子。

5．被军统暗杀

审讯中，黄浚对罪行供认不讳，最后经军事法庭审判，以卖国罪判处黄浚父子死刑，公开处决；判处南造云子无期徒刑，其他成员皆判有期徒刑若干年。

本来，按照国际惯例，战时抓到敌方间谍可直接处死，但南京当局为牵制日军，也想从南造云子口中套出更多的情报，因此未判处南造云子死刑。在黄浚父子被处决后，南造云子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中央监狱。几个月后，日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慌乱之中未来得及转移监狱中的犯人。此时南造云子凭借过去的一套手腕，以色相诱惑看守，加上日军的武力威胁，在打通关节后，南造云子竟然逃出了监狱。因身份已经暴露，国统区她是不敢去了，就潜往上海继续进行间谍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造云子在上海日军特务机关任特一课课长，对在上海潜伏的国民党特工、我地下党进行搜捕。多年的间谍工作和长期与国民政府情报系统打交道的经历，使南造云子对国军的情报系统工作方式异常熟悉，成为上海滩中统和军统的大患。南造云子行事跋扈，进入英、法租界抓捕过大批共产党员人和抗日志士，从1938～1942年，摧毁了十几个国民党军统留下的联络点，诱捕了几十名军统特工，包括军统情报高手万里浪等人均栽在她的手下，丁默村、李士群等人被南造云子策反而成为自己的爪牙，以李士群等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就是她一手扶植起来的。由于南造云子在上海横行，军统特工对她恨之入骨，多次策划将她捉拿回重庆的行动，但都因南造云子太狡猾而未能得手。最后特工取消了捉拿她归案的计划，决定用暗杀方式直接清除这一军统的心腹大患。

1942年4月的一个晚上，南造云子单独驾车外出活动，她因屡次行动成功而产生了轻敌的情绪，认为国民党特工不是帝国间谍的对手，因此车上仅她一人，未加防备。但这次却被军统特工发现，迅即秘密跟踪，终于在法租界霞飞路的百乐门咖啡厅附近牢牢锁住了目标。当身穿中式旗袍的南造云子下车走向大门之际，三名军统特工手枪齐发，南造云子身中3弹，当即瘫倒在台阶上。行动得手后，特工随即上车，顷刻便不见踪影。南造云子在被日本宪兵送往医院途中死去，时年33岁，这朵“帝国之花”就这样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

南造云子从1926年出道开始，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长达16年，其中她在南京和上海的活动是其谍报生涯的黄金期。南造云子利用姿色和巧妙的交际手腕，在国民政府心脏布设了庞大的间谍网，其眼线的最高官职之高，在二战交战各国中也是罕见的，而获得的情报更是具有重大意义。抗战初期的几次重大会战，如卢沟桥事变，上海保卫战和长江攻防战，无不有南造云子情报的影子。无怪乎当时国军一些重要将领的回忆录是这样评价淞沪会战的：“这是一场国军主动进攻，意在围歼全部日军的战斗……但由于一个女间谍，一切都被破坏了。”

实际上，南造云子的谍报网虽然获得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但在行动中也欠老练。在西方国家中，对间谍网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在英国，有时候为了高级间谍本身的安全，即使送回的情报准确且非常有用，在战略动向上，英军仍不敢明显暴露出已掌握对方机密的迹象，甚至配合德军的计谋做一些假动作。而对于投诚己方的双面间谍，一般情况下均让其向德军发送真实情报（当然是一些不是特别重要，或是确知在其他地方德国人已经获知的情报），只有在最后关头，这些双面间谍才开始发送假情报。

南造云子苦心营造的黄浚间谍系统，包含国府高官数人，下线情报员10多名，竟然数次被用来执行暗杀蒋介石等危险且价值不高的使命，而最后一次未遂的暗杀直接导致了情报网的漏洞，从而造成南造云子间谍网的崩溃，这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国民政府谍报工作上的狂妄自大。在退居上海后，南造云子的跋扈之气不改，即使在明知敌方特工有潜伏的地带，仍单人不加伪装地外出执行任务。跋扈的性格最后葬送了南造云子的间谍网，也葬送了她自己的生命。如果南造云子和其黄浚间谍网不倒台，那么在国民政府从南京退守武汉、重庆时，黄浚很可能仍旧身居国民政府高位，那么在抗战期间，她所能获知的高级机密就更多、更致命，对中国人民的危害也就更大。实际上南造云子和整个日本军界对中国都存在着这样的狂妄心态，这也是日本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