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周恩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人物之一，我军的许多高级将领都与他有着密切的交往，许多人是在他的指引和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0 年代初的欧洲，朱德在德国结识了周恩来，并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一时期，旅欧的陈毅、聂荣臻也在欧洲结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和斗争。在黄埔军校这一国共双方高级将领的摇篮里，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悉心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许多人在他的教育下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如徐向前、叶剑英均是如此。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1 日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周恩来作为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许多共和国的战神聚集在了他的麾下：贺龙，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刘伯承，南昌起义的参谋长； 聂荣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朱德，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林彪，起义军排长。陈毅则于起义后不久追上革命队伍，担任了起义军的团指导员。以上六位日后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日后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陈赓、许光达、粟裕等人。可以看出，十大元帅中的九位，在八一南昌起义及其以前，都已和周恩来相识，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了创造革命武装的活动。许多将帅，与周恩来结下了半个世纪的友谊。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征服众多的将帅，除了历史的渊源外，十分重要的， 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他那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堪称将帅们的楷模；他对将帅们政治上的关心、生活上的关怀，尤其在将帅们落难时竭尽全力的保护，使将帅们对他从内心深处充满着感激之情。

周恩来那炉火纯青的领导艺术，以及集中华民族人际关系优良传统之大成的处世之道，在将帅们身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给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作 者 1996 年 11 月

周恩来与共和国将军

“不怕鬼，不信邪，敢负责”

——周恩来与粟裕

粟裕，1907 年生，湖南省会同县人，侗族。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 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南昌起义前夕，粟裕作为周恩来的特别内勤警卫，与周恩来相识于起义

前那紧张而又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红军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粟裕作为红军师长和军团参谋长，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北上先遣抗日，周恩来亲自为粟裕送行。粟裕与中央意见相左，周恩来反复诘难辩论，最后受中央委托宣布：中央同意粟裕的意见。使粟裕激动不已。“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批又一批干部，使国防工业处于瘫痪状态，周恩来起用一时打不倒的粟裕负责主管国防工业，粟裕受命于危难之际，不辜负周恩来的殷殷期望，很快结束了国防工业系统的混乱状态；为了国防建设大计，周恩来派粟裕调查国防建设情况，粟裕风尘仆仆，行程万里，踏遍祖国大西北，写出了有价值的报告。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

一、周书记的特别内勤警卫

1927 年 7 月，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等著名的共产党人，先后来到南昌。由周恩来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筹划武装起义。

前委决定，成立军事参谋团，具体负责起义的领导工作。叶挺被指定参加参谋团，并负责抽调可靠人员；迅速组成精干的警卫队，叶挺当即决定， 由清一色党、团员组成的粟裕所在的中队负责前敌委员会的保卫工作。

7 月 27 日，前委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前委和参谋团设在楼上，警卫队住在楼下，担负站岗警卫、内勤杂务、通信联络等等工作。

粟裕此时担任警卫班长，他反复仔细地观察江西大旅社楼上楼下以及周围的环境，很快就熟悉了这里的情况。只是对二楼的 25 号房间（门上贴着“炮兵连”纸条）有些纳闷。正当粟裕感到迷惑不解之际，25 号房间的门打开了， 走出一个人来。只见他英姿勃勃，浓眉下的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洋溢着精明强干的神采。呀，这不是到教导队作过政治报告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吗。粟裕连忙迎上前去，敬了个军礼，问：

“周部长，有事吗？”

周恩来微笑地向这个不满 20 岁的年轻战士点了点头，和蔼地招呼他到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亲切地询问粟裕的经历，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还和他交谈了第二十四师的一些情况。对周恩来提的每一个问题，粟裕都认真仔细地做了回答。像周恩来这么高的领导干部，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能如此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耐心地倾听一个班长的意见，使粟裕深受感动，不禁肃然起敬。他暗暗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像周部长那样，把工作做细，做好。

最后，粟裕红着脸，不好意思地问： “周部长，是不是要打仗了？是人家打我们，还是我们打人家？” 周恩来笑了，轻轻地拍着粟裕的肩膀说： “你不要性急嘛，有的是仗打，就等着听命令吧！”

粟裕一听，也笑了。看来很快就要打仗了，只要一空闲下来，他就擦拭武器，准备在战斗中杀敌立功。

31 日上午，前委和军事参谋团力排张国煮的错误意见，由周恩来签署了起义作战命令：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1）日 4 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 一举而歼灭之！

当日午饭后不久，警卫队就接到了“擦洗武器、补充弹药、整顿行装、

待命行动”的命令。

激战前夕的南昌城，惊人的平静。夜幕降临了，警卫队的战士们，谁也不想睡觉，静静地坐在背包上，等待命令，而时间又偏偏像捉弄人似的，这会儿又过得特别的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粟裕他们身旁走过，停了下来，问大家： “同志们，要打仗了，怕不怕？”

粟裕带领全班战士大声回答： “不怕！”

周恩来看着粟裕他们这一群生龙活虎的战士，听着他们铿锵有力的回答，十分高兴，说：

“好，这次打仗，我们是完全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准备接受光荣的任务吧！”

8 月 1 日凌晨 2 时，随着一阵枪声划过夜空，伟大的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时期。

二、“你放心去吧，陈毅、肖劲光的事情我会安善安排”

1934 年 7 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前线撤回红都瑞金，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党中央和军委几位负责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异乎寻常地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和粟裕，当面交代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任务是：一、“最高度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二、宣传抗日，支援皖南。全军团在瑞金做四天准备工作，于 7 月 6 日出发，要求于一个半月内到达。

此时，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听了这个决定，心里不禁一惊：第五次反“围剿”已经进行九个月了，在整个红军作战都严重失利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老根据地的近十万红军主力都无法呆下去，却要刚刚整编不久、有一半新战士的红七军团去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可能吗？这一点连我粟裕都想到了，难道掌管全局的中央领导同志会没有想到吗？显然中央还有别的意图没有告诉我们。那么是些什么意图呢？粟裕不敢臆测。

1934 年 7 月 6 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整装待发的这一天，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匆匆赶到军团部，为远征军送行。他与军团领导紧紧握手，一一话别。当他用力握着粟裕的手时，他停住了，也嘎住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深情地看着这个青年人：南昌起义在自己身边当警卫时，这小青年才刚刚 19 岁，尽管很机灵，但说话做事，总带着几分稚气。几年过去，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下，很快地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军团的参谋长了。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望着周恩来那已经湿润了的眼睛，粟裕感到首长的眼神里既充满了信任、期待和支持，同时也包含着几分长者的伤感和无奈。粟裕明白，此行任重道远，前途艰难。而且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中央苏区前途未卜。周恩来在为红七军团的命运担心，为整个中央苏区的命运担心啊。粟裕表现得很平静，他觉得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已经学会了带兵打仗，任何时候都不能辜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谆谆教导和培养，不能忘记养育自己成长的根据地人民。想到这里，他像当年南昌起义时那样，轻轻地叫了一声：

“周部长⋯⋯” “什么事，你说吧。”想到此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周恩来尽量控制着

自己的感情，和缓他说。

“陈毅同志伤得很重，还没有治好。” “嗯。”周恩来点点头，他为粟裕此时还在为战友着想而感动。

此时的粟裕，想到了原红七军团政委肖劲光，他因为没有按照“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一套去打仗，被撤职关押，并判五年徒刑。对此，粟裕深为不平。他知道，周恩来对“左”倾冒险主义的一套是抵制的，为人也十分公道正派。在毛泽东被排挤的情况下，许多事情只有依靠周恩来了。他嗫嚅着说：

“还有肖劲光⋯⋯” “粟裕同志，你放心去吧，陈毅、肖劲光的事情我会妥善安排。记住，

一定要千方百计把部队带好，争取胜利完成任务。”在当时“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情况下，一贯讲究斗争艺术的周恩来打断了粟裕讲话，并用眼神暗示粟裕，他会想办法解决的。

“嗯。”粟裕从周恩来的眼神里领会到了他的一片苦心，会意地点了点头，并非常庄重地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

两只手最后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当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

抗日先遣队北上后，于 10 月到达闽浙赣苏区，与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 在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人的率领下北上，于怀玉山中被敌人包围，方志敏被捕牺牲。余部在刘英、粟裕的率领下转战于浙南地区。

三、“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

1967 年初，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手中的权势，把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策推向狂热的程度，整个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国防工业这一关乎国防安全的重要领域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总理，面对此情，忧心如焚，这时他想到了粟裕这位多谋善断的共和国大将， 于是立即召见粟裕充满信任他说：

“现在的情况很困难，国防工业系统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你过去有战功， 暂时打不倒，你去支撑这个局面吧！”

粟裕虽然在过去没有分管过国防工业，但看着周恩来那殷切期待的目光，看着周恩来因为国为民操劳而显得十分惟淬的面容，他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的重托，努力把工作做好，立即答应下来：

“总理请放心，我一定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做好。”

于是，粟裕正式奉命担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王树声、向仲华任副组长。

尽管有周恩来直接领导，但粟裕就任国防工业军管小组组长后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一是在林彪及其死党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图谋搞乱军队的情况下，军事科学院的少数人正在进行着打倒粟裕的活动。二是国防工业系统是林彪、江青阴谋篡党夺权所垂涎的重要阵地，由周恩来组成的“军管小组” 成了他们所攻击的目标，三是部队参加军管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情况异常复杂。当时“军管小组”不断遇到来自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斥责；来自各派“群众组织”的围攻；来自军管人员内部的干扰，真是错综复杂，困难重重。粟裕对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一大批老干部、老战友被批斗甚为悲愤，对国防工业受到破坏极感忧虑。许多粟裕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担心，怎样支撑这个局面啊！

平时就性格沉静的粟裕，这期间更是沉默寡言，然而他更显得坚毅刚强， 把自己思考成熟的想法直接大胆地、但又不得不巧妙小心地付诸于实践。在这个特殊的战场上，展示着他特殊的智谋。

“国防工业是周总理直接管的，坚决按总理的指示办。”在整个军管期间，粟裕始终抱定这一主意，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与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成员从不来往。而对周恩来的指示，不管大事、小事，粟裕都详细认真地传达，并亲自抓落实工作。他及时地如实向周恩来反映情况，遇到自己没有把握决定的问题，都及时请示周恩来解决。

在两个反革命集团猖狂进攻的日子里，有些人恐慌了，徘徊了。有一次周恩来召集国务院系统军管小组负责人会议，在会上批评说。

“你们现在也不向我反映情况了。” 接着，又以赞赏的目光看着粟裕，说：

“只有粟裕同志胆子大，不怕鬼，不信邪，敢负责，还是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个电话。”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各自操纵群众组织，挑动群众斗群众。粟裕对这种做法甚为反感。在军管命令刚刚公布，尚未进点时，国防工业系统一个研究院的群众组织便拉了几卡车人作为代表开到军事科学院，要求粟裕接见表态。这一行动显示了国防工业系统的动乱情况。粟裕即约王树声、向仲华计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确定政策，坚决不搞极“左”的一套东西。

有好心的伺志悄悄来劝说粟裕：某派是中央文革表过态的，你支持这派吧，某派是副统帅支持的，你表态吧。

但粟裕都斩钉截铁他说： “国防工业军管小组是受总理直接领导的，总理要求搞大联合，应按总

理的指示办。”

此时，战备任务和援外任务十分繁重，但国防工业生产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又上不去，周恩来非常焦虑。粟裕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 在抓生产的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 抓生产不仅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随时都可能被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粟裕对此置之度外，他想到的是周恩来的重托，军队的战斗力，国家的安危。他常焦急他说：

“这么多的工厂停产，长期拖下去，怎么行呀！”

粟裕不顾自己多病的身体，总是竭尽全力，千方百计把生产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即使在最混乱的时候，他也从未放松抓国防工业的生产。在他的主持下，一年一度的国防工业系统规模很大的订货会议，每年照常进行。粟裕不止一次他说：

“地方干部很多都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同志，怎能都是反革命？如若都被打倒，军队干部又不懂生产，没有人去抓，怎么得了！”

粟裕还经常深人生产搞得好的工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1968 年 1 月 1 日，他悄悄地去北京东郊四机部的一些工厂，向坚持生产的干部、工人拜年慰问。

为了完成周恩来交给的抓好国防工业的任务，坚决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破坏国防工业的阴谋，粟裕对当时一些错误的东西，常提出不同意见。他明知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但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来。有一次他对某一个问题提出意见，有的同志提醒他说：

“你说话要注意一点，这是副统帅说的。”

粟裕默默地微笑着，但下一次他又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时，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劝他不必再提了，但他严肃他说： “我是老党员、老军人，要对战备负责！”

当时在场的同志无不深为粟裕实事求是的负责精神所感动。

四、受周命，万里边防赴戎机

1970 年初，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宣布结束。一天，周恩来召见粟裕说：

“军管小组工作结束了，部队你也回不去了，留在我身边工作吧！” 粟裕的心情既十分沉重，又很激动。他清楚地知道是被林彪、江青赶出

部队了，这是周恩来在保护他，但他怎能放心得下祖国的安危呢？他坦率地对周恩来说：

“我打了一辈子仗，不会搞地方工作。” 周恩来鼓励他说：

“不会搞，学嘛！”

粟裕又十分诚恳地请求说： “我请求总理替我向毛主席报告，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还要求重上前

线。”

周恩来深为这位老战士的精神所感动，立即答应了他。周恩来没有忘记粟裕的请求。1970 年 3 月下旬，他找到粟裕说：

“你关心国防，我给你创造个条件，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

粟裕真是喜出望外，稍做准备，即于 4 月 5 日至 5 月 23 日，前往西北、华北地区（主要是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近五十天的考察。这次考察全部行程近万公里，先后调查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五个省、自治区所属地区共五十多个单位七十多个基层点（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大中型工矿企业、农业大队等）。

每到一个基层点，粟裕都同干部、战士、技术人员、工人、农民一一亲切交谈，勉励他们抵制派性，排斥干扰，联合起来搞好生产，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

在考察中，粟招保持了在战争年代指挥员亲临第一线的传统作风。一次， 他决定乘吉普车到边防去，那里离外军的设防阵地只有一二十公里，外军居高临下，很容易被发现，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劝他不要去。粟裕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还是冒着危险去察看了边界的实际地形和设防情况。边防战士和基层干部都十分感动他说：

“我们这么偏僻的地方，还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首长来过呢！”

粟裕的这次考察，主要带着这样一个重大课题，即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问题。考察结束后，在向周恩来汇报时，粟裕直率地向周恩来提出了边防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详细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完全赞同粟裕的看法。

可以说，自从全国解放后，粟裕就一直在探讨着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指导问题。他对于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如何贯彻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如何建成我国积极防御的国防体系，以及采用什么样的作战方法等，都有许多想法。但 50 年代后期，党内民主生活逐渐不够正常，特别是林彪把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日益猖獗，使他没有机会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林彪自我爆炸后，粟裕急切地想把自己的考虑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但由于他所谈的问题，同当时的主导观点不符合，甚至是对立的，所以帮助他执笔的同志出于好意，竟不敢落笔。他得知后，就在夜晚关起门未自己亲

自动手写。

夫人楚青劝他说： “你何必担这样大的风险。” 粟裕十分激动他说：

“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了，但我作为一个老兵，如果不敢把看到的问题如实讲出来，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就这样，由粟裕口述，楚青记录，写成了向党中央的报告。以后他又几次向党中央写了有关未来战争问题的报告。

五、张震惨遭绑架，粟裕急报总理

“文革”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大搞逆我者亡，顺我者昌，诬陷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受林彪、江青一伙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革命干部惨遭迫害。出于对周恩来的无限信任，粟裕经常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借助周恩来之力，保护革命干部。

1968 年，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常委实际上逐步被黄永胜等人操纵的军委办事组所取代，粟裕本人的处境更加困难。一天半夜，张震的孩子带来血衣并告知其父被绑架的消息。对于张震，粟裕当然十分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时，张震是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张震对党对革命事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战功卓著，连这样的同志也惨遭绑架，怎么得了。粟裕又气又急，此时他想到了总理，于是立即亲自给周恩来打电话报告情况，并陈述自己对张震的看法。周恩来十分生气他说：

“他们这么搞不对嘛，我打电话交代他们！”

1942 年，苏中地区“汤景延团”遵照华东局的决定，潜伏敌军阵营中进行秘密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诬陷，牵连到一大批干部。粟裕主动向周恩来写了报告，说明那些同志不但无过，而且于革命事业有功。另一件事是，1942 年在华中地区为克服根据地的困难，组织上决定通过一个外商购买一些急需的军用物资、医药等。当时受命经办的几位领导在十年浩劫中竟因此遭到诬陷。粟裕又亲自向周恩来写了报告，还当面向周恩来陈述了事情的原委。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些受难的老同志托粟裕转信。粟裕处理的原则是，凡是托他呈送周恩来的，他都转上去。但是一些军队干部托他向林彪及其死党转呈自己的申诉时，他都一律拒绝。当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并不能直言，只是推托说：

“我很难得见到他们，要相信党，问题总会解决的！”

这有时也会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而伤心，他亲自看到有的同志含着泪水离他而去，只能叹一口气，来表露自己抑郁不平的心情。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粟裕对国防工业战线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十分关心，爱护备至。在十年浩劫中，国防工业上的一些知识分子、专家被斥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粟裕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方设法保护他们。国防工业系统的军管小组进点后，周恩来三番五次地向粟裕交代：

“一定要保护好那些知识分子、科学家，特别是对那些有贡献的科学家。”

粟裕坚决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向各军事工业部军管会主要领导进行传达，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1968 年冬，粟裕曾准备让钱学森等几位科学家住在京西宾馆里，后因无空房又无其他合适的地方才作罢。1970 年，他在甘肃酒泉地区调查时，还专程访问了我国著名专家姜圣阶总工程师，并到姜的家里做了拜访和慰问，不仅使姜本人深受感动，同时也大大地鼓舞了长年战斗在西北沙漠地区的大批知识分子。

“多亏你们为中央在陕北打下了地盘”

——周恩来与徐海东

徐海东，1900 年生，湖北省黄肢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三十四团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陡县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肢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八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 年被授子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从 1935 年 10 月陕北相见，周恩来与徐海东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

友谊。初次会见即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领兵作战，徐海东坚决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周恩来对徐海东在十分尊重的同时又关怀备至，在北风凛冽的陕北高原，看到徐海东衣衫单薄，周恩来即脱下自己的大衣给徐海东披上。徐海东积劳成疾，周恩来多次看望。当正在理发的周恩来看到徐海东到来时， 立即停止理发，与徐海东亲切交谈。尤其是“九大”主席台上，周恩来亲自给坐着轮椅的徐海东搬来茶几，端来痰盂。

一、“周副主席的捐挥艺术，水平就是不一般”

1935 年 10 月，毛泽东、周恩来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和在陕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在直罗镇一带打一个大歼灭战， 以彻底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1 月 20 日下午，敌第一○九师进至直罗镇。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达

的命令，徐海东于 21 日拂晓率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速前进；此时，中央红军正从北向南开进。

徐海东在战术上很有一套，他亲自指挥一个团，从敌人意想不到的一个山后，一阵勇猛攻击，打进了直罗镇。他估计要在这里打一场恶战，在呼呼怪叫的北风中，连大衣都脱掉了。不料，战斗进展十分顺利，仅激战了两个小时，敌一○九师即大部被歼。

红军一占领直罗镇，枪炮声就渐渐稀疏下来。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如同一头老牛被围在了井里，再也牛气不起来，蹲在一个小寨残址内，固守待援，接连向他的军长董英斌发电呼救。

红军战士包围小寨子后，敌我双方展开了冷枪战。红军想攻，难以接近： 白军想逃，也逃不脱。徐海东拿望远镜看着石头砌的寨子，心中不住地骂：

“他娘的，不知哪个朝代留下的这寨子，真变成了敌人顽抗的堡垒了！” 徐海东想到这是会师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他见太阳正平西，离大

黑还早，便决定沿着一条小沟进攻。为了减少伤亡，掩护好突击队，他组织了六挺机枪，想亲自指挥封锁敌人的机枪射孔。

就在这时，周恩来副主席来了，但见他胸飘长髯，挎支小手枪，显得英姿勃勃。周恩来端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番，说：

“敌人不少呢！”

徐海东向周恩来报告了准备进攻的路线后，接着手猛地往下一劈，说： “我们一定要把小寨子拿下来。”

周恩来经过认真观察发现，寨子的地形很是险要，白天进攻，必定会有较大的伤亡，就对徐海东说：

“我看，咱们白天先围着它，围而不打，待到晚上利用我军善于夜战的优势，再来个瓮中捉鳖，如何？如果敌人要逃跑，那就更好，我们就在运动中消灭他们。”

徐海东担心呆不到晚上，敌人的援兵就会赶上来，便说： “我看还是早攻下它好。万一敌人的一○六师增援上来，那还是个麻烦

呢！”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摇摇头，然后告诉徐海东说： “董英斌派出的一○六师，已经被我们堵住了。我们的阻击部队在黑水

寺一下子就消灭了它一个多团。”

徐海东听后，这才放下心来。他命令部队只围不攻，自己也就地找个指挥位置，不时地用望远镜观察小寨子里的动静。他已经从俘虏的嘴里得知， 牛元峰确实蹲在小寨子里，徐海东拿定主意：等天黑了，非活捉这头“牛” 不可。

夜幕降临，天空只有几颗星星眨着眼睛。徐海东组织部队利用夜暗发起了猛烈攻击。寨子里的残兵败将，一看红军攻势凌厉，不等红军攻上去，就向西狼狈逃窜了。徐海东跑上去，一看没抓到敌师长，急令七十五师师长和政委：

“你们快追！一定要把牛元峰给我抓住！” “我们一定把他抓回来！”

说罢，师长、政委带着部队朝敌人猛扑过去。徐海东提根马鞭也跟着往前追，但他毕竟身上多处负伤，跑不过他们，就在背后朝他们大声地喊：

“要活的，要抓头活‘牛’。”

午夜时分，徐海东正指挥部队打扫战场，七十五师师长派人来报告：他们追到直罗镇以西的一座山上，牛元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让手下人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徐海东沉浸在大胜后的激奋之中。这时，他想起下午周恩来让他夜晚再攻的决策， 深深佩服周恩来的指挥才能。对一旁的军团政委程子华说：

“过去只是听说周副主席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人，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周副主席的指挥艺术，水平就是不一般。”

二、张学良临危未将，周恩来慨然允诺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促使蒋介石抗日，在西安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西安事变震撼了中国，震动了世界。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紧急调兵，企图乘机置蒋介石于死地，扩大内战；美英派主张营救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内部有人主张杀蒋介石，有人主张送给红军，也有人主张释放。张学良、杨虎城骑虎难下，电请我党中央派人到西安，帮助解决西安事变。

在这种危及抗战的混乱形势中，党中央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周恩来、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来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一个请求：请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保卫西安，准备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他们指名要徐海东领兵前往。杨虎城还提出，要把他的警备旅归徐海东指挥。

周恩来完全理解张学良、杨虎城的心理：这是因为他们和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及后来的红十五军团交战甚多，深知徐海东领导的这支红军的战斗力。于是，一口应允了。

一份急电发向党中央。党中央立即命令徐海东为红军南路总指挥，星夜开赴西安。

徐海东立即率红十五军团出发，日夜兼程，12 月中旬便赶到了西安附近的咸阳。杨虎城得知红军到了咸阳，当即委派咸阳县县长借夫人出城迎接、慰问。

咸阳县县长等了多半天，不见红军领导人。晚上，不知从哪里要通了徐海东指挥部的电话，第一句就大声说：

“报告红军总指挥，我立正向你敬礼！”

徐海东有点莫名其妙，也许是军人的习惯，他听到咸阳县县长电话里说向他立正，随口说了一声：

“请稍息！”

说完自己也暗笑起来。

那位咸阳县县长电话中好说歹说，要偕夫人登门拜访，徐海东讨厌这套毫无价值的客套，便一口谢绝了。

三、周恩来笑谈“不打不相识”，为徐海东、杨虎城解窘迫

第二天，部队进到西安附近，徐海东正想抓紧时间睡一觉，一个侦察员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

“周副主席来了！” “瞎说，你看清了？”徐海东知道，周恩来正在西安城里忙得不可开交，

怎么会出城呢？ “真的是他呀！”侦察员说，“还有国民党的大官、护兵一大串！说其

中有个将军叫杨虎城！真事呀！”

徐海东一听，觉得有可能是真的，就忙向外走，刚出院门，就见周恩来穿一身新的绿呢大衣，头戴一顶礼帽，陪同一个中高身材穿一专将校呢的军官，疾步走来。不用问，那穿将校呢的就是杨虎城了。

徐海东紧走几步，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话了。周恩来刚要介绍，杨虎城伸出手，微微躬身，轻轻说了句： “杨虎城！”

徐海东没说话，只是和他握握手，然后把周恩来、杨虎城让进屋去。他看见杨虎城这位西北军名将彬彬有礼，又听说他和东北军名将张学良把蒋介石逮住，逼他抗日，虽说过去曾是冤家对头，此刻对杨虎城倒有几分敬意。可是，到底是在战场上枪对枪、炮对炮打了几次，如今初次宾主相见，徐海东不知是不会客套还是不习惯，好半天一句话没说。

杨虎城向徐海东客套了几句，叹了口气说： “唉，早知今日三位一体抗日，你不把我的主力消灭该多好呀！”

徐海东更不好意思开口了，他只是微笑着点点头，觉得这倒是杨虎城的真心话。心里却想：“我不消灭你的主力，还会有今天？”

杨虎城又说： “国难当头，我们要携手抗日！”

徐海东还是没开口。和东北军、西北军打了许多仗，仇敌突然成了友人， 活确实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周恩来接上来笑着说：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不打不相识’！”

周恩来这一句话，才打开了僵局，解除了徐海东和杨虎城的窘迫。多年之后，周恩来和徐海东谈起此事，还笑着说：

“海东啊，你只会打仗，不善外交。还记得吗？头一次见到杨虎城，你二十多分钟不知怎么开口！”

正交谈中，程子华闻讯从外边匆匆赶来。他到底是位见多识广的人，应对自如，谈笑自若，这才使徐海东感到轻松了些。

交谈了一阵之后，周恩来指示徐海东、程子华： “眼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军要积极援助东北军和西北军，红十五军团要

迅速开到商州一带。”

周恩来下达任务时，杨虎城就在一旁，他深为共产党的赤诚相待所感动。这时，徐海东和杨虎城都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过去的冤家，为了民族的利益，今天成了朋友。

徐海东他们一直把周恩来。杨虎城一行送到村口。分别时，周恩来望着旷野里刮得黄沙乱飞的凛冽寒风，看到徐海东衣衫单薄，立即脱下自己的军大衣，送给徐海东，要他路上挡挡风寒。徐海东真有说不出的感动。虽然当着外人不好多说话，但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感激的涟漪。

杨虎城为表示对红军的敬意，送给红军前线指挥部一辆吉普车，并把他的警备旅长介绍给徐海东和程子华。

徐海东率领红十五军团绕过西安，继续向南挺进。刚走到蓝田县城，几辆从西安开来的大卡车已经停在那里了。车上拉的全是棉大衣，徐海东一问， 是周恩来派人送给南下红军的。徐海东正愁着战土衣服单薄，看到那么多棉大衣，正是雪中送炭，心想周副主席想得真周到啊！高兴得孩子似地爬到车上，向行进中的战士呼喊：

“同志们，周副主席派汽车给我们送大衣来了！”

红军战士欢呼雀跃，一个个笑逐颜开。这时，国民党进攻西安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商州，情况十分紧急。先头部队的战士，每人抱着一件大衣，跑步前进。

第二天，红军即抢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控制了商州城，防止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向西安冒进。西安谈判在紧张地进行。在商州一线占领了有利阵地的红军。构筑工事，严密布防，时刻准备应战。接连 13 天，徐海东睡觉没脱过衣服。他知道，这次军事行动，事关周副主席在西安谈判的大局，事关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实现，一定要坚决完成周副主席亲自赋予的任务。

这天，徐海东正在阵地上严阵以待，译电员送来了周恩来从西安直接发来的急电。电报中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协议已经达成，我南路红军三天之内要全部撤过渭水⋯⋯

徐海东立即在军团部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周恩来的电报精神，部署撤退事宜。有的干部对突然紧急后撤很不理解，小声埋怨：

“这是打的什么仗？为什么⋯⋯”

虽然徐海东也不完全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他明白一个普通的道理：军事行动总是要服从政治斗争的，听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不会错。

“什么仗？这叫政治仗！”徐海东说。

四、见徐海东到来，周恩来宜刚停止理发

抗日战争时期，正在与日寇作战的徐海东由于劳累过度，忽然吐血病倒， 此后便一病不起，再也没有痊愈，周恩来一直惦记着自己所钟爱的这位高级将领，惦记着这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951 年 5 月下旬，周恩来和邓颖超到大连，一下火车，未直接去市政府，却命司机首先驱车到了文化街 75 号，因为这里住着徐海东夫妇。徐海东让人搀着走出门外，一见周恩来，他格外激动，紧紧抓住周恩来的手说：

“周副主席，我没有完成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周恩来安慰他说：

“你完成了任务不说，在病中还想着为党工作。你是为革命立了大功的， 多亏你们为中央在陕北打下了地盘。中央的同志和毛主席都想念你呀！”

徐海东叹着气说： “我的身体不争气，一心想打仗，可战争结束了。” 周恩来劝慰他：

“胜利了，有条件了，你可以彻底把病治好。革命的路程长着呢！毛主席说了，我们才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这次，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住了十多天，临走前，6 月 15 日，又一次去看望了徐海东。

一次在北戴河，徐海东去看望总理时，周恩来正在理发，见徐海东来了， 头发刚理了一半，便叫停下来，陪着徐海东谈话四十多分钟，送他走了，才又坐下来继续理发。1960 年 3 月，周恩来去昆明迎接来我国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努，在武汉只停留两个小时，还挤出时间去看望正在那里疗养的徐海东。

早在 1955 年，周恩来就交代要给徐海东修建一所房子，但徐海东对承担这一任务的负责人说：

“国家正在搞建设，花钱的地方很多，我的房子暂时不用修建了，以后再说吧。”

周恩来见徐海东拒绝给自己盖房子，就亲自批条，要把徐海东的卧室加高一点，免得潮气大影响健康。徐海东听说要花不少钱，便一推再推，不让动工。

1960 年 7 月，周恩来在北戴河见到了徐海东，听说他住的老房子仍没有修缮，就劝他一定要把房子修修。徐海东恳切他说：

“我感谢总理关怀，可是，房子不修也还能住啊！” 周恩来关心他说： “你是个病人，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

徐海东笑着说： “我可以打游击！”

“打游击，还要有房子嘛！”周恩来坚持着自己的意见。说着，周恩来又亲自嘱咐人办这件事。

党的关怀，领袖们的爱护，使徐海东感激万分。毛泽东的每一次重要讲话，他都认真阅读；周恩来每一次亲切的谈话，他都铭刻在心。他常常回顾自己的缺点、弱点，把周恩来作为学习的榜样，他羡慕周恩来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钦佩周恩来对自己严，对同志满腔热情的风格。他听说总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整夜不睡，便向夫人周东屏说：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像总理那样，革命成功的步伐就快多了！我的病好

了之后，一定要黑天白夜拼命地为党做事⋯⋯”

五、徐海东身处危境，周恩来悉心关照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论是家居的院墙上，还是总参谋部办公大楼外的围墙上，攻击、诬陷徐海东的大字报、大标语不断出现，徐海东的名字都打上了叉。他的公务员撤走了，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尽管他的病体需要恒温，可在寒冬腊月，连暖气也时冷时热。周东屏和她的孩子们只好生起几个火炉，既当炊事员，又当看护。1968 年 3 月 21 日，林彪死党邱会作又下令解放军总医院厂再供给徐海东一切药品和氧气。周东屏向军委、总参、总后和中央文革反映了上述情况，可是几天过去了犹如石沉大海。这时，徐海东呼吸艰难，嘴唇、手指甲都发紫，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说：

“我们一直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看着重病的丈夫受到如此迫害，周东屏难过得掉下了眼泪，想到如今只有去找周恩来才能得救，便说：

“我得想办法找总理去！”

生命垂危的徐海东知道，此时只有周恩来能救他，但是他却摇了摇头， 艰难他说：

“不要去麻烦总理了，他忙啊！他也难啊！”

又过了几天，徐海东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开始发烧了。尽管他总说“没什么”，看得出这是强打着精神说的。周东屏觉得再不能等了，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她想起徐海东的亲密战友王震同志，便派大儿子文伯去找王震。

文伯终于找到王震，说了家中的情况。王震听完之后，不禁勃然大怒， 突然站起身来，大声呼叫着：

“为什么要这样！毛主席说过，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为什么要砍倒这面旗！”

说着，王震安慰文伯说： “我一定报告总理！⋯⋯”

这时候，周恩来正忙着四面八方“救火”，千方百计地保护受迫害、受折磨的老干部。周恩来从玉震那里了解到徐海东的情况之后，非常生气，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让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又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供应徐海东所需要的氧气，保证徐海东的治疗。

此时的徐海东，正在昏迷中，当他听说周恩来亲自过问自己的医疗保健事宜时，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喃喃自语：

“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六、“九大”主席刍上，周恩来亲为徐海东搬来茶几，端来痰盂

1969 年 3 月 31 日夜晚，人民大会堂仍然灯火辉煌。此时，周恩来正在主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会上，周恩来十分郑重地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提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

周恩来见有人提出疑问，就解释说： “至于海东同志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留待以后搞清楚。毛主席讲过，我

们大家都知道，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会场沉静了片刻，很快发出了一个个热烈地回声：“同意！同意！” 虽然有少数代表持着敌意和怀疑态度、但是，由于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提

议、周恩来总理态度坚决，多数同志同意，他们本想提出不同意见，也只好作罢。

4 月 1 日中午，党中央办公厅的一体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一个穿海军服的人，匆匆赶到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了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

“你能出席今天的大会开幕式吗？”

徐海东听说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安排.要他出席“九大”，不禁潸然泪下， 激动他说：

“主席提我的名，总理让我去，身体再不行，就是死，我也要去！” 周恩来看到徐海东坐着轮椅上了主席台，急忙走上前去，含着热泪和他

握手，亲自安排他就座，给他搬来茶几端来痰盂放在轮椅旁，并嘱咐工作人员把轮椅安放在主席台的两排座位中间。徐海东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看到了中央许多老同志，心情十分激动，满腹的疑怨全丢到了一边。

七、周恩来：把徐海东的“造反”秘书调开

1969 年 10 月，林彪签发“一号命令”，以所谓准备打仗为由，把许多老同志疏散到外地。21 日夜晚，徐海东被强迫疏散到郑州。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临时为徐海东腾出了一栋阴暗、潮湿的房子。暖气已坏了，不但不能取暖，还水流满地。徐海东离开北京时已思了感冒，一到郑州，病情就加重了。可是这里医疗条件很差，连他每顿饭后必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住在干部休养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些青菜来，不料，他们也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这时，周东屏才感到：海东要被置于死地了。

她和孩子们向党中央求援，向北京求援，可是，电话通不到北京，写的信，也送不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手上去。“造反”的那个秘书，这时跟在身旁，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督徐海东的行动。周东屏和孩子发觉到这一点之后，便给周恩来写了封信，好不容易，把信送给王震的秘书，才转到周恩来手上。

周恩来接到信后才得知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他知道，身边的工作人员作梗，事情更难办，立即批示，把那个秘书调回北京。

然而，林彪一伙对徐海东的迫害和监视，并没有放松。一天，徐海东对周东屏和儿子说：

“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周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也不要怨下边人， 都是‘他’！”

说着，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顶。周东屏和孩子们马上明白了， 他的手势，是指“秃子”林彪！

1970 年 3 月 25 日，徐海东带着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深深思念， 对林彪的无比痛恨，于郑州逝世。

“使叛徒特务闻风丧胆的情报科长”

——周恩来与陈赓

陈赓，1903 年生，原名陈庶康。湖南省湘乡县人。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副队长、连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1926 年赴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赴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罩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团长、师长， 红军步兵学校校长，红军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十二大队队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罩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罩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陈赓与周恩来相识于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作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

共产党员的陈赓，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培养、教育下，很快成为学员中的中坚力量。南昌起义，陈赓作为警卫营长，时刻保卫着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安全。在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在周恩来领导下刺探敌情，惩治叛徒， 演出了一幕幕曲折惊险的传奇故事。陈赓是在周恩来面前无拘无束的少数高级将领之一，为了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在周恩来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他竟拿着报告追到了厕所里。

一、带着蒋介石的信，去找周恩来

1924 年 6 月 16 日，共产党员陈赓作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批学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当时，这个学校的政治教官，以共产党员居多，常举行讲演会。讲演的人有学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及共产党人浑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他们每次讲演的时候，作为讲堂的大花厅里都挤得水泄不通。陈赓每次都准时出席，认真听讲，以学习革命理论，不断提高自己。在这里， 他首次认识了周恩来，并领略到了周恩来那革命家的风采。

1925 年 10 月 1 日，广东革命军为打倒军阀陈炯明，举行了第二次东征。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蒋介石则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在东征军从壳州东进途中，二师四团连长陈赓奉命带领连队担任总指挥部的护卫。此时，革命军第三师由于师长指挥无方，被陈炯明军林虎部打垮，全线崩溃。蒋介石要陈赓代理第三师师长，把溃散的队伍集合起来，重新组织抵抗，以摆脱危险处境。可是，正像俗话说的：“兵败如山倒”。这支军队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规模的逃跑已无法阻止， 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为了保命，全在乱糟糟的四处奔逃。到后来，总指挥部的人马也纷纷溜了。蒋介石刚刚在惠州被欢呼为“总指挥”，正趾高气扬， 不可一世。这么一来，感到很有些不体面了，就故意装模作样地叫嚷：

“我惟有自杀以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了。” 陈赓感到十分可笑，但还是劝慰蒋介石说：

“因为你是总指挥，你的行动会对整个作战产生影响。这终究只不过是一个师，它毕竟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回头把部队整顿一下，还是可以再打过来的。”

经过陈赓连哄带劝，蒋介石看到已有台阶可下，嘴巴就松些了。眼看林

虎的队伍逼近过来，只剩一二里路时，蒋介石心慌意乱，吓得两腿发软，走不动路。陈赓就把这位“总指挥——蒋介石背在背上往后撤，背背走走足有好几里路，直背到一条河边上了船。

把蒋介石送进船舱后，陈赓顾不得喘口气，立即命令自己那个连占领阵地，竭力阻止敌人的追击，掩护蒋介石退过河去，脱出险境，才算松了口气。陈赓把蒋介石安顿下来，重又聚集起一部分人马。

这时，蒋介石见总指挥部的东西丢得精光，又和周恩来等失掉联系，自感狼狈不堪，情绪极坏，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

此时的蒋介石，极想和第一师取得联络，可是又没有电台，只好派人去送信。夕阳的余辉，像一层浓浓的黄色油彩抹在蒋介石的脸上，映得脸色蜡黄蜡黄，更加显露出他那焦躁不安的神情。他把总指挥部的几个军官召集在一间屋子里，他自己在里面踱来踱去，猛地一转身停住说：

“我要跟周党代表联系，谁愿意去送信？”

在此大战之际，一个人单独行动，无疑充满了危险，几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都不吭气。

“我去！”这时又是陈赓挺身而出。此时，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嘴脸尚未暴露，为了保护总指挥的安全，为了保护革命的成果，也为了自己的行动能得到周恩来的指示，陈赓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一任务。

蒋介石有点不好意思，恭维了一句：“你太辛苦了！”便要陈赓化装成农民，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海丰的后埔去找周恩来、何应钦，并限第二天早晨 10 时送到。

陈赓接受任务后，仔细一琢磨，从出发地到后埔，路程共有一百六十多里，过河就是敌人盘踞的地区，中间还隔着一座莲花山脉，山里有不少土匪。他自己又是头一次去，道路生疏，颇感任务艰巨。但是一想这是去找周恩来， 就感到路上那点困难算不得什么了。

沿着崎岖的山道，陈赓匆匆向后埔赶去。由于情急，赶得大快，不幸把脚走坏了，脚板浮肿，有些地方皮开肉绽。但他忍着疼痛，下午 1 时就赶到了后埔。周恩来接过陈赓捎来的信后，立即派出一支部队去把蒋介石接了回来。由于派去这支部队的支援，也使第三师得以收集溃散的部队加以整顿。但是残忍狠毒的蒋介石，后来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对于共产党人的援救， 用野蛮的屠杀来报答，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这是后话。

二、蒋介召发现陈赓是“共党”， 周恩来临机巧处置

起初，蒋介石并不知道陈赓是共产党员，对于他的救命之恩表示十分感谢，同时对于陈赓的机智勇敢也十分赞赏，很想由此拉拢他。在一个很短促的时间里，蒋介石待陈赓格外亲切，送给他很多礼物，一度将他调作侍从参谋，可以随便进出蒋介石的居处。东征军打下汕头，总指挥部住在畸庐，蒋介石住一楼，陈赓跟周恩来往在二楼。

蒋介石在羽毛还未丰满时，为了继续骗取共产党人和苏联政府的援助，把自己装扮成国民党左派的样子，伪装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拥护者。1925 年 11 月 7 日，在汕头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集会上，蒋介石发表的演说就充满了“革命”的词句，讲了不少拥护联俄联共政策的话。就在蒋介石发表上述“革命”演说不久后的一天，在蒋介石的桌子上，

陈赓发现了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名册。翻开一看，但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头都画了一个红圈，在陈赓的名字旁边还有专门的批注：

“此人是共党，不可让他带兵。”

蒋介石的嘴脸已经开始暴露，陈赓马上将此情况报告周恩来，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略一思忖，立即指示说：

“你给他写个条子，辞职不干，看他如何处置！”

第二天，陈赓便托辞母亲病重，给蒋介石写了一个条子，请假回家。

蒋介石阴险奸诈，十分狡猾。看过陈赓的条子，他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 马上狡黠地问道：

“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 陈赓没有吭声，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抗议。

过了一晚，蒋介石叫人送来了船票、路费和一张“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的是：“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中校队长”。

陈赓随即离开汕头，回到广州。

三、周恩来指示陈赓：打断蒋介召的“第一只手”

这个时期，陈赓在社会上也很是活跃，积极地参加了校内外的各种革命活动。1925 年 1 月，他作为军校湖南学生的代表，列席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他同国民党的许多上层人物有过来往，不论是左派领袖廖仲恺、邓演达，还是国民党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在黄埔军校工作的代理总教官钱大钧、步科第一团团长张治中等，都有过接触。他的这些活动，都受到党组织和周恩来的支持。他同周恩来、邓颖超经常见面， 听取周恩来的指示，并且常受周恩来的嘱托，办理一些重要事情。

这时，蒋介石利用职权把一个叫王柏龄的人安插进黄埔军校，当了教授部主任。此人当年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上海滩上鬼混，是一个常在上海做花头与妓女分钱的流氓。他“一生坚决反共”，专门对共产党和进步组织捣乱，不愧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曾一度被称为蒋介石的“第一只手”。他操纵着孙文主义学会，造谣惑众，制造事端，暗中唆使孙文主义学会头目林振雄殴打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引起了革命师生的极大愤慨。周恩来得知情况，利用政治部主任的职权，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

生无不交口称赞。王柏龄对此十分不满，竟然明目张胆地派人监视共产党人和进步师生的活动。

为了打击王柏龄的反动气焰，周恩来指示陈赓等人，公开揭露这个家伙打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共产党员及进步学生公开揭露了王柏龄的种种丑行，使得这个“教授部主任” 威风扫地，打断了蒋介石“第一只手。”

1926 年 3 月 6 日，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消息传出，立即引起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周恩来在同蒋介石做面对面斗争的同时，又通过军校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斗争。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 和黄埔军校的学生一道，马上为此贴出措词激烈的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说理斗争，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那些被捕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心里有鬼，便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颁发布告，对学生们的“轻举妄动”进行警告；一面“召见”学生代表谈话，进行拉拢威胁，说什么： “军官学校的学生，乃是国民革命的根基。万万不要介入眼前的区区小事。”陈赓牢记周恩来的指示，不听蒋介石那一套，发动学生继续联络革命势

力准备上街示威。面对这种不断扩大的营救运动，蒋介石异常惊惧，不得不暂时缓和局势。从 1924 年到 1926 年，陈质一直战斗在广东。经过这个时期一系列尖锐斗争的锻炼和周恩来的培养教育，年轻的陈赓逐渐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后来陈赓回忆说：“这个时期受到党的教育多，在政治上进步比较快，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关键时期之一。当时在广州的许多党的负责同志，如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同志，都在思想上给他以重大影响。

四、“你今后的工作，就是和国民党特务及党内的叛徒作斗争”

其后，陈赓历尽艰辛，辗转回到上海，并通过其爱人工根英找到了党组织。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住进医院医疗枪伤。住院期间，周恩来对他关怀备至， 经常派人到医院探视，李强就是来得最勤的一个。

就在陈赓住进医院治伤期间，党中央正在上海筹划成立中央特科。这是根据周恩来的倡议，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了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以武汉时期创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科为基础而组建起来的。

直接领导特科工作的周恩来，在特科组建伊始正需用人之际，想到了政治立场坚定且又机智勇敢的陈赓。陈赓从医院出来后，1928 年 4 月，受伤的腿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遵照党中央、周恩来的决定， 就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特科工作。周恩来亲自找陈赓谈话，交代任务，指出：

“你今后的工作，主要就是和国民党特务及党内的叛徒作斗争。”

于是，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了特科的情报科长，同时党组织又安排他给主持特科日常工作时顾顺章当副手，每当顾顺章因事离开的时候，就由陈赓代理顾顺章的职务。后期顾顺章调离特科，陈赓就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特科日常工作。

从这时起，陈赓日夜与国民党特务和党的叛徒作着机智勇敢的斗争。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陈赓把特科工作尤其是情报科的工作做得十分

出色，卓有成效。经过陈赓和李强以及先后在情报科工作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陈寿昌、陈养山、刘鼎、柯麟、贺诚等人的共同努力，中央特科工作迅速开展起来，很快就在上海和党的各个活动地区，建立了秘密工作的网点； 改变了党在白区的活动方式，建立健全了秘密工作的制度、纪律；同时选派了优秀的共产党员深入虎穴，打进敌人机要部门，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得情报； 并在敌人专业的反共领导机关建立了反间谍关系，从而为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控制上海敌人侦探机关打开了局面。陈赓还依靠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了上海租界巡捕房的某些探目特务，甚至还掌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的人。

与此同时，陈赓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经常单枪匹马，冒着极大的危险， 深入敌人的心脏，严厉地惩治那些背叛党、危害革命的叛徒。陈赓的活动， 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一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千方百计地想捕捉他、杀害他，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却无法找到他的踪影。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没有发现他就姓陈，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梦寐以求要捉到邀功请赏的那个共产党人。

1929 年 8 月 24 日，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五入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白鑫是中央军委秘书，常由他通知开会）。下午 4 时，突然有几辆红皮铁甲车载着捕房巡捕和公安局的中国包探荷枪而来，把会场团团围住。他们径直跑到楼上，拿出一张名单， 逐个核对，把彭湃等五名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带走，却留下白鑫夫妇。隔不一会儿，又来了一帮子人把白蠢也“抓”走了。

事情发生之后，周恩来于当晚即召集陈赓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和了解被捕原因。陈赓受命，马上叫我党布置在敌人内部的内线人员杨登溉去打听。原来，白鑫的胞弟白云深在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

白鑫暗中叫他老婆潜往南京去同白云深牵线，很快就勾搭上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这个 C·C·分子。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已向国民党市党部秘密自首。为了攫取一大笔奖金，捞到卖身投靠国民党的资本，他就把中央和江苏省委负责人于 8 月 24 日在他家里开会的消息密告了敌人。这天，周恩来本来是要到会的，因为临时有事没来参加。事后，敌人带走白鑫， 也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做做样子罢了。

在了解向敌人告密者是白鑫以后，陈赓立即报告周恩来，并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党内有关的人员发出了白鑫叛变的警报，并立即侦察白鑫的行动。这时，彭湃关在公安局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的拘留所里。他在监狱中受尽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而复苏，脚骨也被打伤，始终坚贞不屈。他还排除困难，想方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向党中央写报告，汇报他们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情况，并提出了营救同志的设想。为了便于和各方联系，陈赓当即与顾顺章一起住到南京路、西藏路口的新世界饭店，展开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彭湃、杨殷等被押进拘留所关了两天，就传出消息说，公安局要对他们进行“审讯”。陈赓很快得到了这一消息，井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深思熟虑之后，一面派李强住到水仙庙侦缉队附近侦察和监视，一面命陈质去找杨登瀛商量，利用杨登瀛参加“陪审”的机会，带一个彭湃所认识的同志进去，站在杨登瀛的背后，暗示彭湃：组织上正在营救他，使他有所准备；与此同时，命令“红队”——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镇压叛徒特务的武装小组准备行动。

为了掩人耳目，避免被共产党发现，国民党上海当局将这场“审讯”放在 8 月 26 日夜里进行，杨登流十分机智，他在“审讯”时装得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非常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了彭湃。

可是由于彭湃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此时的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下令立即杀害彭湃。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监狱里来。在此时刻， 彭湃神态安详，从容不迫，又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敌人要杀害他， 还说不要因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敌人得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即准备于 8 月 28 日晨将彭湃、杨殷等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周恩来得到这一情报后，马上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截车营救。

那天，红队队员和许多人一起，化装成拍电影外景的摄影队，武器装在一只皮箱里面，指定专人骑机器脚踏车送到现场。还准备了装好大米的卡车， 打算用它挡住囚车，迫使停车，然后下手。这次行动事先经过周密布置，出动了中央特科的全部工作人员，还有些人化装成小商贩，或者装成过路人， 一起来到现场，摆成一个“劫法场”的阵势。但是送武器的人（即“三民照相馆”老板范梦菊，以后此人在 1931 年叛变）来迟了，加之事先的准备工作不细，枪内的润滑脂未曾清除，不能立即使用；再加上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实现。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壮烈牺牲。

白鑫呢，他素知红队镇压叛徒厉害，深感自己处境危险，生命难保。他恳求主子批准，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出国时间定在 11 月 11 日。由于白鑫原来是中央军委秘书，了解很多党的机密，出卖彭湃、杨殷等人后，还在继续破坏党的组织，可说是十恶不赦。陈赓得知消息后，便决定在他动身那天将他处决。

周恩来听过陈赓的汇报后，又和顾顺章、陈凑等对这次行动计划进行了研究，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看到白鑫匿居的和合坊， 前门临霞飞路，后门通蒲石路，两门都雇有巡捕看守，就结合连日所得到的情报，进行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给特科执行。陈赓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怀着对叛徒的刻骨仇恨，在白鑫出国这天，也就是 11 月 11 日， 带领红队将自鑫击毙，为党除去了一大隐患。

周恩来对陈赓的工作十分满意，多次称他是使叛徒特务闻风丧胆的情报科长。

五、胃恿来精心安排，陈赓脱离险境

1931 年 4 月，发生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件。这件事，严重地威胁着党在上海领导机关的安全。

顾顺章叛变以前，工作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陈赓，不仅陈赓工作上的来往关系顾顺章全部晓得，陈赓的亲戚朋友他也全部认识。因此，顾顺章叛变以后，周恩来十分关心陈赓的安全，嘱咐陈赓立即隐蔽起来。

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一面在朋友家里暂时隐蔽，一面请陈养山去找房子。陈养山找到跑马场（现人民广场）旁边，原华安保险公司大楼下面有几个写字间。这里都是做生意的，敌人不大注意，交通也比较方便，遇事前后门都可以走开，即选定了一间租下，陈赓随即搬来。他们白天隐蔽，夜晚出来活动，倒也安全。

但是，周恩来仍不放心陈赓的安全，考虑到陈赓在上海认识的人特别多， 怕他出事，决定派他和陈养山到天津去工作，使陈赓脱离了险境。

六、“我们必须员彻周总政委的指示， 只许打好，不许打坏”

1933 年夏，陈赓由上海经赣东北红区转入红都瑞金，又见到了周恩来。他在这里稍事休息，就被周恩来、朱德等军委领导派到红军彭杨步兵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专门培养连。排级军事干部，“彭杨”指的是 1929 年在上海牺牲的彭湃、杨殷烈士，以他俩的姓氏作为学校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接着，陈赓又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中担任干部团团长。

1935 年 4 月 30 日，陈赓在金沙江南岸 280 里的云南北部彝民地区，接

到要干部团在 5 月 1 日夺取皎平渡的命令。这时候，周恩来来到了干部团， 亲自向干部团做动员，提出了周密的部署：命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率领第三营为先遣营，陈赓率领干部团主力——两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和上干队为后梯队，刘伯承带一部电台和第三营一起走在部队最前面，直接指挥渡江；并宣布刘伯承总参谋长为指挥干部团的先遣司令。

周恩来在指示中除强调有利条件外，也指出各种困难情况，甚至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假如在抢占渡口后，我军后续部队跟不上，渡口又被敌人占去，渡过江去的先头部队，将不得不单独打一段时间的游击。

随后，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召集干部开会，分别布置了战斗任务。陈赓强调指出：

“大家知道，这一仗对全团来说是长征开始以来第一次独立作战，它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周总政委的指示，只许打好，不能打坏。”

很快，陈赓率领部队直指皎平渡口，经过激烈战斗，终于夺占渡口，为全军过江打下了基础，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

七、张国焘排除异己，周恩来智叙陈赓

1935 年 6 月，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因为陈赓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中央把他找去，要他对这次的会师多做工作。陈质在鄂豫皖红色区域的时候，曾经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张国羡一直耿耿于怀；他到上海疗伤期间，又向中央揭发了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也晓得。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正对陈赓怀有刻骨仇恨，要将陈赓置于死地。

陈赓到达红四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初见张国焘的时候，张国焘故意问他： “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你觉得哪一个部队好？”

陈赓向来光明磊落，真诚坦率，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两个部队做了客观分析，指出一、四方面军各有优点和缺点。他说：

“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良好，政治工作好；四方面军打仗勇敢， 政治工作、群众纪律较差。”

这些本是实际情况，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薄弱、群众纪律较差，正是张国煮的反党分裂主义。军阀主义所造成的恶果。因为这些话讲到了张国煮的痛处，打中了他的要害，张国焘不禁勃然大怒，拍案大骂。以后到了卓克基，张国焘就对陈赓进行陷害，诬陷他是国民党的侦探，暗中准备加以谋杀。事后陈度遇到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时候，邓发告诉他说：

“张国煮要杀你是确实的，已经挟持川陕省委做出了这一决定。”

因为陈质心直口快，向来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险风恶浪正在向他袭来。毛泽东、周恩来觉察张国煮的阴谋以后，为了保护陈质的安全，就从毛儿盖派人送信给他。然而，在信中又不能明说，因为一旦信落人张国焘之手， 将会危及两支红军的团结。周恩来便在信中暗示存在危险，叫陈虚赶快去毛儿盖。

陈赓何等聪明，见信后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随即离开卓克基，途中遇到蔡树藩，俩人结伴来到毛儿盖。陈赓在毛儿盖遇到张国秦的一个死党，他竟辱骂陈赓“开小差回来了”。

周恩来高兴地迎接陈赓，嘘寒问暖，并把他安排到毛泽东身边住下。张国焘此时还不敢公然加害于毛泽东，这就给陈赓的安全保了险。陈赓深深感谢毛泽东、周恩来的救命之恩，感谢周恩来的良苦用心。

八、南京，周恩来营救陈赓夫人出狱

七七事变后不久，朱德、周恩来、时剑英从西安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再一次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蒋介石在西安答应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条件，并采取各种途径和办法，积极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

一天，被关押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政治犯们，忽然听到典狱长在院子中间大喊：

“各监号注意了，今天有人要来监狱参观，大家要把牢房打扫干净，迎接参观！”

听到这话，政治犯们七嘴八舌，嘀咕开了。 “什么人来参观？” “肯定是大人物，要不，典狱长才不这么重视呢！” “他怕丢乌纱帽，才假惺惺搞这一套表面文章。”

过了一会儿，政治犯们听到一个在监狱里跑杂务的人说： “你们知道今天谁要来吗？是共产党的几个大人物！”

大家一听，一个个喜出望外，但是，也许是消息来得太突然了，高兴之余，又有点怀疑起来。

约莫中午时分，周恩来在叶剑英陪同下驱车来到了监狱，指名要看政治犯中的王根英、夏之栩、熊天荆等人。原来，周恩来在得知陈赓的妻子王根英及其他革命者被关押在这里的消息后，特地赶来营救的。

王根英他们都是在险恶的环境中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的，已经被国民党当局关押数年了。周恩来、叶剑英一见到王根英他们，便关切他说：

“你们受苦了。还认识我们吧？”

怎么能不认识呢！王很英在上海与陈赓结婚后不时见到周恩来。早在1929 年，叶剑英到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曾经和夏之栩同学。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的时候，多次得到开设地下交通站的熊天荆夫妇的掩护。亲人相见，分外激动。王根英等人含着眼泪说：

“做梦也想不到，能在这里见到你们！” “这座监狱里关了多少人？”叶剑英问 “大概关了一百多人，男的多，女的少。”王根英他们回答道。 “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蒋介石已经答应要‘释放一切政治犯’，

我们今天来，就是救你们出狱的。”周恩来说着，间站在一旁的典狱长，“他们出狱，要办什么手续？”

“咳，填个保单，他们就可以出去。”典狱长点头哈腰地回答说。“我们保行不行？”叶剑英马上问他。 “二位保，那还有什么话说，完全可以！” “那好，我们今天就保他们出去！”周恩来说。

接着，周恩来、叶剑英提出要看其他被关押的人。典狱长满口答应，并要夏之栩马上去告诉看守，让政治犯们到大厅里集合，就说周先生、叶先生要看望大家。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叶剑英来到大厅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周恩来向大家简要他讲述了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叶剑英接着说：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继七七事变大举入侵我国之后，8 月 13 日向上海发动进攻。我们需要大批的仁人志士上前线去抗日杀敌。中国再也不能打内

战了，要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大家要好好保重，准备上前线，我们正努力同国民党当局交涉，争取大家都能尽快走出这监狱的大门！”

难友们听到这些话，又惊又喜，情绪十分激动。

当天，周恩来、叶剑英就保出了王根英、夏之栩等一批同志。接着，他们又根据王根英、夏之栩等人提供的线索，列出一批批名单，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坚决要求他们履行协议，把人放出来。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各种渠道， 通知监狱内的同志们坚决斗争，表示宁愿上前线打日本死在战场上，也不愿在监狱被折磨死，强烈要求出狱。这样狱外的营救与狱内的斗争互相配合， 一批“批的同志终于跨出了国民党监狱那血腥的大门，奔向了抗日救国的战场。

九、“只有你陈赓，请示工作请示到厕所里”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受命筹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办这所学院最突出的一个困难，就是非常缺乏师资力量。陈赓首先抓教师队伍建设这个办院校的龙头。为了从全国各大学选调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他请了解情况的几位教授提名单，马上拿上名单去请周恩来批。陈赓是出名的急性子，这时一个心眼扑在创办“军工”的事业上。周恩来事情多，非常忙，上班时间找不到， 他便在早晨或夜间到家里去“堵”。

一天早晨，陈赓来到国务院西花厅，那天周恩来接见民主人士，排好了接见名单，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他看不好进去。只好在外面等待机会。忽然，他看见周恩来上卫生间，便跟了进去。

周恩来见陈赓匆匆忙忙走进来，即问道： “陈赓，你来干什么？”

陈赓递上选调的教授名单说： “有几个教授名单，请批一下。” 周恩来要他等会儿。陈赓说： “等会儿你就走了。”

看着一个心眼扑到“军工”建设上的陈虚，周恩来笑了，说： “只有你陈质，请示工作请示到厕所里。”

周恩来对陈赓的工作十分支持，为了给学院从各大学选调教师，周恩来多次指示教育部党组帮助解决，还曾亲自主持召开过两次解决“军工”师资问题的会议，请教育部。清华大学以及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来参加，专门听取学院的汇报。

由于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全力支持，学院很快就从全国各地抽调了一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副教授，把各系和主要专业的教学机构成立起来。与此同时，陈赓又报请中央军委同意，从各大军区挑选 300 名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成立助教队，这批助教后来都成了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

十、周恩来：对苏联专家应“不亢不卑”

1954 年 2 月，陈赓在周恩来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汇报军事工程学院工作情况的时候，请示加强学院的教师队伍。

当时，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苏联专家已经来了，而我们没有对口的教师和他们配合，以致专家来了没有事情做。

周恩来问陈赓： “你们的专家，是根据你们学院的实际需要聘请的，还是苏联派什么人，

你们就要什么人？” 陈赓回答说：

“是苏联根据教学需要派来的。” 周恩来指出：

“聘请苏联专家的指导思想，就是我们的学校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请专家。要明确我们请他们来讲什么课，培养什么人。不能人家派什么人，我们就要什么人；也不能人家派了什么专家，我们就找什么教员同他们搭配，对苏联专家当然要尊重，但应‘不亢不卑’。对于苏联专家提出的意见，需要加以分析，苏联有些经验是好的，但也有不好的。有些东西对苏联是好的， 但对我们不一定好。学习苏联，要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

听了周恩来的指示，陈质感到豁然开朗，在其后聘请苏联专家时，他一直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亢不卑的方针，使聘请的专家符合我军院校建设的实际。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周恩来与肖劲光

肖劲光，1903 年生，湖南省长沙人。1920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 年赴苏联学习。1922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 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子大将军街。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当肖劲光从苏联学成归来，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

会是在麻将桌上。很快，周思来将北伐时期即已担任师党代表的肖劲光派到中央苏区，加强那里的军事领导力量。肖劲光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撤职判刑，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亲自宣布平反。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马海德访问陕北，肖劲光遵周恩来之命，保卫他们的安全，并护送至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文革”期间，江青诬陷肖劲光在“九大”时没有投她的票，予以迫害；周恩来仗义执言：“主席是不主张查票的。”周恩来逝世之后，”“总理生前说过”，摘掉了“四人帮”强加于肖劲光的“上了林彪贼船”的帽子。

一、麻将桌上，肖劲光认识了周恩来

肖劲光在苏联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了三年后，于 1930 年夏天毕业， 和夫人朱仲止一起离开苏联。离开苏联时，肖劲光化装成汽车司机，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乘船返回上海，向中共党组织报到。到上海后，他一直住在岳父朱剑凡家里。此时，朱剑凡已是病魔缠身，身体很不好，但仍积极参加宋庆龄、鲁迅、蔡元培发起的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筹建工作。朱剑凡献身革命事业的意志十分坚决，并准备病愈后奔赴苏区。他抱病学习马列主义和党内刊物，请李维汉向党组织转达他的入党要求。他把全家老小组成一个战斗集体，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寓所门面是一个小酒店，实际上成为我党负责同志的秘密碰头地点和休息场所。那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特务如麻，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蔡畅、聂荣臻、何叔衡、谢觉哉等人经常聚到这里，摆上一桌麻将做掩护，在一起商谈工作。正是在这里，肖劲光认识了周恩来。

肖劲光到上海后不久，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就派他去湘赣苏区工作。肖劲光到了湖南，指定的接头人是那个曾经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工作过的宁迪卿。然而，这时湖南的地下党遭到了破坏，宁迪卿也叛变了。肖劲光没能接上关系，处境又很危险，只好再返上海。接着，党组织又派他去闽西苏区。

1930 年 12 月，肖劲光和李卓然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临行前，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用密写药水在一条手帕上为他俩写了介绍信。经过周恩来的亲自安排，肖劲光从此踏上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征途。

二、“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 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

1935 年 2 月底，中共中央率中央军委纵队再进遵义，为了保障中央的安全，命肖劲光率干部团上干队和一个连扼守在娄山关左右的山上阻击敌人。肖劲光原是红七军团政委，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迫害，被撤销职务，并被判处五年“徒刑”。长征后才被任命为干部团上干队队长。但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仍然尽心尽力地工作，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

娄山关，高耸入云，雄关隘路，敌人从正面是难以攻上来的，肖劲光最担心敌人从两侧迂回上来。但部队就那么多，不能再分散使用。肖劲光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敌人把他们与我军主力部队隔开，就在黔北一带打游击。

敌人发现我军已经凭险固守，加上又在夜间，一时摸不清我军的虚实， 在山下打了一阵枪，却不敢冒险过关。肖劲光沉着应战，拿定主意：你不到跟前，我不开火。持续了一阵，最后终于听不到枪声了。周围万籁俱寂，只有冷飕飕的寒风在刮着。将近半夜，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敌人已经走远，再来进攻的可能性不大了。

当肖劲光正准备带领部队往山下撤的时候，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传来，原来是五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派骑兵通信员送上信来。信中说， 我军在遵义附近打了大胜仗，并嘱咐肖劲光他们在娄山关坚守到天明，由五军团派部队来换防。大家听说打了大胜仗，精神为之一振，睡意顿时全消。第二天拂晓，五军团的一个营准时来换防，上干队交接后即向遵义前进。

肖劲光率部行军 90 里，傍晚便赶到了遵义城。当天晚上，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肖劲光，一见面，就十分关切地问：

“上干队的同志都到了吗？住下没有？有没有伤亡？” 肖劲光回答：“都住下了，没有伤亡。”

周恩来听后，很是高兴，赞扬道： “你们这一仗打得好，保卫了遵义，保卫了党中央。”

随后，周恩来向肖劲光传达了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说会议开得很好，批判了错误路线，毛泽东同志又回到了党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岗位上。接着，周恩来郑重宣布：

“会议认为，你的问题过去搞错了，决定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取消对你的处分，中央还考虑要重新安排你的工作。”

周恩来说话时态度非常诚恳，肖劲光听了深受感动。最后，周恩来给上干队布置了一项新的战斗任务：

“立即做好准备，并带上工兵，首先把敌人占领的仁怀县城拿下来，随即到茅台，在赤水河上架起一座浮桥。”

肖劲光事后才知道，执行这项任务，是为红军三渡赤水提前做准备。 当肖劲光听到周恩来讲遵义会议精神、讲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军籍的时

候，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从此压在他心上的那块沉重的石头被搬掉了，他怎能不激动，怎能不深深地感谢党呢！从此以后，肖劲光的精神更加振奋， 在漫漫长征路上，步子也迈得更大、更坚定了。

三、遵命迎斯诺

1936 年 8 月，肖劲光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有两个外国客人要到肖劲光部去访问，要肖劲光派部队去迎接。这就是斯诺和马海德。

由于斯诺是通过宋庆龄介绍、在张学良将军的帮助下，怀着突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探索红军存在、发展的真正奥秘的目的，来到陕甘宁边区的第一个外国记者，因而党中央十分重视。

此时，肖劲光任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他坚决执行周恩来的电报指示，派出部队，对斯诺和马海德进行了热情的欢迎，并安全护送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当时，国民党宣传红军是“赤匪”，共产党实行的政策是“共产共妻” 等等，极尽污蔑之能事，斯诺先生冒着风险，来到边区，采访了大量红军领导人，与毛泽东在保安进行了多次长谈，后来写出了轰动世界的《西行漫记》， 向世界宣传了中国革命。

四、“真看不出你这粗手大脚的人， 还能纺出这般好的纱来”

1941 年后，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那样普遍。那样热烈，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带头参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也亲自动手种菜纺纱，参加助民劳动。在杨家岭，毛泽东在他住的窑洞对面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形的耕地，种上了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周恩来、任弼时等人都有一架手摇纺车，经常像女同志那样盘腿而坐，练习纺纱。

有一次，延安开展纺纱比赛，肖劲光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周恩来看肖劲光纺的纱质量还可以，就夸奖说：

“真看不出你这粗手大脚的人，还能纺出这般好的纱来！” 肖劲光笑着说：

“我这是祖传的手艺。”周恩来饶有兴味地问肖劲光是怎么回事。肖劲光故意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父亲就是一个手工业工人嘛！”

周恩来哈哈大笑说： “怪不得你会纺纱呢！”

其实，肖劲光不过是说说笑话。肖劲光祖父和父亲的确都是农村的手工业者，一年到头带着纺纱织布工具，走村串户，去替人家纺纱、织布。但肖劲光真正练习纺纱，也是在大生产运动中才开始的。起初纺出的纱不是大粗就是太细，后来纺得多了，才比较均匀。倒是周恩来、任弼时进步更快，在延安的纺纱比赛大会上，他俩双双获奖。他俩当年用过的纺车，至今还陈列在各自住过的窑洞里呢！

透过这类小事，可以看出当时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和平易近人，看出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问的融洽关系。对于这段往事，肖劲光一直难以忘怀。

五、周恩来吉诉肖劲光：“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1950 年 6 月 30 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五天，周恩来把肖劲光找去， 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当时形势发展的估计和我国的态度。周恩来说。

“这一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但也有好处，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准备好。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接着，周恩来又具体指示肖劲光：

“假如以 50 万人打台湾的活，即使分两次运，海军也还要准备几十万吨船。要充分准备，有备才能无患。”

最后，周恩来说： “我们看待当前的形势，‘惧无根据，喜不麻木’，才是正确态度。” 肖劲光向周恩来汇报了当前的工作，打算根据军委指示，制定一个三年

建设计划。

周恩来听了，十分满意，表示赞同肖劲光的打算。

周恩来的上述指示，不但为肖劲光及海军当时观察形势和制定三年建设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对海军的长远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争论：海军要不要建立空军？周恩来： 我赞成肖劲光的意见

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 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的军种，可以担负起海空的全部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什么航空兵。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嘛。

肖劲光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海军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舰艇在海上如果不能随时得到己方空军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 我军不能学国民党海军，而要学习世界上那些海军强国。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我们要建立的是一支足以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的海军，不能没有航空兵这个兵种。苏联顾问也赞成这种意见。

肖劲光的这一意见，得到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明确支持。为了密切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关系，便于协同作战，军委还明确规定：“协同陆上部队作战是空军最根本的任务，在近海地区还得协助海军保卫我国的海防。”

航空兵的组建是从办学校开始的。青岛海军航空学校，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利用从苏联进口的几十架不同型号的飞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培养出了一批空、地勤技术人员。为了把海军航空兵的建设搞好，周恩来亲自召见肖劲光和苏联派来的一位叫扎哈洛夫的全权军事代表，在周恩来办公室一起讨论海军的建设问题，周恩来指示他们要抓紧把航空兵搞起来，以防止帝国主义进攻我国。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1952 年 1 月 8 日，肖劲光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聂荣臻呈送了《1952 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尽快组建航空兵的领导机构和部队。

毛泽东、周恩来很快批示同意从空军陆续抽调几个驱逐机师给海军，并把沿海几个固定的机场拨给海军。

接着，海军又造了向苏联购买 343 架飞机的预算，周恩来批了 232 架， 批语上写道：

“拟同意海军的空军顾问所提出的海军的空军建设方针，并请牟兴同志

（苏联顾问）回国后，先向其海军当局试谈一下，看他们在原来帮我们的海军三年计划外，可否再送一批空军器材。”

为慎重起见，周恩来又将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 “照周批办。”

这年 4 月，海军航空兵部成立，曾克林任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命顿星云为司令员。6 月，海军航空兵第一师在上海成立，曾克林兼任师长。从此， 海军航空兵有了自己的第一支部队。

七、肖劲光与军委意见相左， 周恩来巧妙解决

1953 年 8 月，军委根据中央关于紧缩开支的指示精神，在一次例会上向海军提出，应将当年中苏两国已经签订的海军三年订货协定，再行缩减。

对于军委的这一意见，肖劲光确实有些想法，出于对海军建设负责的精神，他于 8 月 24 日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海军建立以来，恰值朝鲜战争时期，海军建设处于极次要地位，原来海军在苏订货之经费，大部转拨建设空军”⋯⋯“海军建设四年以来，新增力量仅有46 艘快艇（其中旧的 36 艘）、螺旋桨水鱼雷机 32 架（今后只能做教练用）、小口径海岸炮四个团”⋯⋯“如果再将三年计划缩小的话，现在我们已建设的各种学校，都很难维持下去”。“为了国家重工业建设削减军费，我们认为是应当的，但海军建设是否可以从整个军费以内，适当调整，以使其逐渐生长，以应付海上斗争的需要。”

信是送上去了，但肖劲光心中却有些忐忑不安，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军种负责人，直接提出与军委不同的意见，这在我军建设史上是不多见的， 弄不好，自己挨批不说，还会干扰军队建设和国家建设的大方向。

这封信送上去以后，肖劲光一直没有接到书面答复，但是中央和军委都在认真考虑海军的建设问题。

尤其是周恩来，思考得更多。海军建设，要钱、要物，需要国家重工业的支持，涉及军地双方，这些都需要他这位共和国的总理、军委副主席统筹安排。作为一位大国、穷国的总理，既要建设国家，又要巩固国防，二者都不能偏废，确实难哪。具体到海军订货的缩减这件事上，他也有难处，肖劲光的意见不无道理，可中央军委的指示是集体形成的意见，是从国家建设大局出发的。如何既不违背军委集体研究决定的指示精神，又使海军建设有一个适当的发展，他不能不颇费思量。终于，他思谋出了良策。

1954 年 2 月 12 日，周恩来邀请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谭政、黄克诚、肖劲光、罗舜初、方强、周希汉，黄敬、赵尔陆、王鹤寿、万毅、肖向荣等，对海军的建设计划问题，做了一次专题研究。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庞大的、有实权的阵容，足见周恩来解决海军建设问题的决心和气魄，这样，各方面当家人都在，会上就能解决问题。

会上，由肖劲光首先发言，汇报了海军五年计划的内容。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中苏三年（1953—1955 年）订货协定提供的武器装备；另一部分是打算在后两年（1956—1957 年）内增加的。总计需要外汇 13 亿多卢布，约合人民币（旧币）12.6 千亿元。

接着，邓小平发言说： “毛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过国家

支出的 30％。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 4 万亿元。不管你是于什么，钱就是这些，否则只有改变 30％的比例。”

黄克诚补充说：

“按邓小平同志所说，第一个五年内的军费，除去经常费用必须开支外， 现各兵种提出的五年建设计划尚差七八万亿元。”

彭德怀发言主张：第一个五年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做到不超过国家支出30％的原则不要动摇。应以此作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在会上谈了我国造船工业的情况，说： “第一个五年内，除海军要求装制军舰 3000 万吨、辅助船 6000 吨以外，

民用方面要求制造民船 48 万吨。从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来看，无法满足上述要求。”

随后，陈毅、贺龙、刘伯承、李富春等相继发了言，都一致主张应集中国家主要财力建设重工业，各特种兵建设，应尽可能缩减。

毫无疑问，上述发言都是正确的，都是从国家建设大局出发的。那么， 海军建设问题如何解决呢？

周恩来综合以上同志的发言，说： “从我国造船工业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既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协

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建设的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我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的方案，不可能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计划。”

显然，这一意见既照顾了海军建设的实际，又服从了国家建设大局，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肖劲光也心服口眼。

会后，周恩来将这次讨论的意见，向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做了报告， 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八、陪周恩来海上大阅兵

1957 年 8 月 1 日，是我军建军 30 周年的纪念日。30 年是大庆，军委决定海军在青岛举行海上阅兵，接受中央领导检阅。肖劲光于节日前夕来到青岛基地，检查在建军节这一天举行海上阅兵的准备工作。

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这里开会，有两个会议，一个是省市委书记会议，是毛泽东主持的、先开的，一个是民族工作座谈会，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后开的。肖劲光去看望毛泽东时，扼要地汇报了青岛基地的建设和这次海上阅兵的准备情况。肖劲光说，海军经过近八年的建设和训练，装备方面有很大进步，技术、训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这次在青岛举行的海上阅兵， 空、潜、快主要的海军兵种都要出动。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要看看海军。

8 月的青岛，虽值盛夏，但却不炎热，特别是早晚，海风阵阵吹来，颇有些凉意。不知是毛泽东不适应青岛的气候，还是游泳时着了凉，结果感冒了。毛泽东就委托周恩来代表他检阅海军青岛部队，并确定检阅的时间在 8

月 4 日上午。当肖劲光把周恩来将代表毛泽东检阅海军部队的消息告诉青岛基地的领导时，大家一个个都兴高采烈，异常激奋。为使周恩来能看到海军各类舰艇，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率领我国自行装配的护卫舰“昆明”号和另一艘军舰特地由上海赶来青岛。青岛基地司令员马忠全担任检阅总指挥。肖劲光和大家一起拟定了检阅方案。

1. 月 4 日早晨，肖劲光起得格外早。但见万道朝霞映照着碧波万顷的大海，映照着一艘艘威武雄壮的军舰，和煦的东风，吹得彩旗猎猎作响。整个基地，一派节日气氛。

早饭后，各部队的队伍陆续来到了码头。还不到 8 点，由青岛海军基地机关、学校、部队组成的军官队伍已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码头上。

肖劲光向马忠全了解了准备情况，得知一切工作都准备完毕后，便前去迎接周恩来的到来。肖劲光向周恩来汇报了检阅程序。

周恩来听后说： “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不过要抓紧时间，下午的会议（民族工作座谈

会）我还要讲话哟！”

肖劲光不禁心头一热：总理真是日理万机啊！

1. 时多，周恩来健步来到了海军码头。随周恩来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还有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

周恩来来到海军码头后，检阅总指挥马忠全报告并请周恩来检阅军官队伍。周恩来检阅了码头上的军官队伍，又乘检阅艇驶出大港。这时，胶州湾海面，一艘艘舰艇和潜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各舰艇全部挂满了旗，旗下指战员列队立正站定，接受周恩来的检阅。周恩来站在检阅艇上，每经过一艘舰艇的前面都向官兵们致节日的问候：

“同志们好！” “总理好！”官兵们的声音响彻海空。

检阅完海面上的各舰艇指战员后，周恩来登上了检阅旗舰。旗舰上的官兵在甲板上列队迎候。肖劲光代表海军指战员向周恩来致欢迎词，肖劲光满怀激情他说道：

“敬爱的周总理，今天我们怀着庄严和愉快的心情，接受您的检阅。我代表海军全体指战员向总理致以崇高的敬礼和热烈的欢迎！

“海军建设八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全体官兵的努力下， 已经成长起来了，在保卫祖国的海防上做了一点工作，但是距离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还很远，需要继续不懈的努力。总理这次检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史上最大的光荣，给了海军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海军将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努力学习，熟练地掌握军事技术，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继续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为建设一支海上战斗力量，保卫海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

肖劲光向周恩来致了欢迎词后，周恩来向全体指战员讲话：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同志，全体同志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30 年了。30 年来，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英勇艰苦的斗争，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且正在保卫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过去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我国依靠这支军队打败了国内外敌人。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人民还必须依靠这支军队保卫祖国安全。”

说到这里，周恩来稍顿了一下，继续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你们在建设海上武装力量上，在保卫海

防和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祝贺你们！但是，你们都知道，我国的海岸线很长，美帝国主义还霸占着我国领土台湾，你们必须继续努力，为建设一支坚强的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保卫祖国、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在胶州湾海面回荡。

周恩来讲话结束后，便开始了海上分列式。两架水上飞机从旗舰右侧滑翔起飞，摇摆着机翼向总理致敬。接着，潜艇编队、猎潜艇编队、快速炮艇编队。鱼雷快艇编队依次驶过，海军航空兵的歼击机群和水雷轰炸机的编队越过上空，周恩来含笑点头称赞。

最后，又进行了潜艇表演和航空兵的跳伞表演。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海上阅兵式圆满结束。

整个阅兵式上，周恩来始终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这时，广大受阅官兵请求总理为海军题词留念。

周恩来欣然答应，用他那独特的“周体”挥笔写下了几行道劲有力的大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同志们，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 30 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和壮大！希望你们为建立一支更加强大的足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海军而奋斗不息！

最后，周恩来与受阅官兵共同合影留念。

肖劲光一直珍藏着这次检阅时与周恩来的合影，并把他放在房间的最显眼处。其后，虽然岁月的流逝磨去了他对许多往事的记忆，但对这次周恩来检阅海军，他却一直记忆犹新，甚至是每一个细节，都历历在目。这是因为， 海军的建设倾注了周恩来的巨大心血，肖劲光觉得所有的海军官兵都应永远铭记在心。

九、面对“四人帮”的淫威，周恩来睛示肖劲光：有些事先承认下来，以免被

整垮身体

1972 年 7 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了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在海军称之为“四五”会议。

7 月 17 日，“四五”会议正式开会。会议的前一阶段，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联系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所作所为进行批林。按照原定的议程，会议开得很正常。弯子是从 9 月 21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转的。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肖劲光与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以毛泽东指示的基调，批评了肖劲光等四人在会议上讲历史问题过多，容易走偏方向，指出肖劲光代表海军常委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那个发言，他的印象是讲历史问题太长，讲讲是必要的，讲几页就可以了。

张春桥呢，则完全是另一副嘴脸，在这次会议上态度十分严厉。他指责肖劲光等人：从去年中央 77 号文件以来，明确了批林是重点、“九大”以来是重点，而你们把重点放在过去的问题上“考古”，是指导思想问题。并耸人听闻他说搞不好海军可能出现反复。

对于这些批评，肖劲光当时井没有完全想通。他一直认为，海军有海军的实际情况，海军的会议联系了“九大”以前的一些问题，正是为了批林这个重点。对于周恩来说的，讲历史问题多了、长了，容易走偏方向，肖劲光是接受的；但对于张春桥的一些说法，则不以为然。

肖劲光的基本思想是，既然毛泽东说自己这是纠缠历史问题，自己就在会议上从这方面去检查、去认识。这就是当时认识问题的思想方法。

对问题的认识既是这样模糊，实际行动的盲目性是可想而知的。

10 月份，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周恩来、李先念、张春桥、纪登奎、姚文元参加会议，海军党委列席了会议。叶剑英肯定了海军这次会议的做法，对海军“四五”会议的总结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与会讨论并基本通过了这个总结报告。周恩来做了“会议不要时间太长，要适时结束”指示。

不难看出，周恩来想使肖劲光尽快解脱出来，好一门心思抓海军的建设。按说，海军会议到此可以结束了，可是，“四人帮”一伙却不甘心，又

给肖劲光扣上了林彪“贼船”的帽子。肖劲光当然不能承认这莫须有的罪名， 但又百思不得其解，“四人帮”为什么要给自己扣上这顶能置他于死地的大帽子呢？

会议成立了以苏振华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了四十多人参加的会中之会，称之为小型会议，专门“帮助”肖劲光认识上“贼船”问题。小型会议以及整个“四五”会议都由张春桥直接抓总，实际上排斥了叶剑英对会议的领导。会上印发了肖劲光 1967 至 1968 年写给林彪的几封信和九届二中全会在华北组的发言，公布了肖劲光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投票问题，并危言耸听地提出 1969 年林彪找肖劲光与李作鹏、王宏坤、吴瑞林、张秀川一起谈话以及海军北兵南调，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等问题，作为肖劲光上“贼船”的证据。大会小会，车轮战术，历时一个多月，逼肖劲光检查交代这些问题，承

认上了“贼船”。张春桥、江青多次参加了海军的会议，实际操纵着会议的进程。在揭发肖劲光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投票问题时，江青做了充分的表演。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时，江青、张春桥少了很多票，这使他们深为恼火，认为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动向，私下布置了查票。据说，坐在肖劲光旁边的一位中央委员，看到了肖劲光在选票上划掉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人的名字，揭发了这件事。时隔三年，江青一伙仍旧耿耿于怀。

江青声色俱厉他说： “肖劲光，你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为什么不投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的

票？这个问题你要很好交代。”

于是，会议便反复逼肖劲光交代这个问题。迫于形势，肖劲光检查了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没有投张春桥、姚文元、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的票的情况。

“你也没有投我的票。”江青恶狠狠他说。肖劲光平心静气地告诉她： “我投了你的票。”

肖劲光记得当时在投票时，对于投不投江青的票确实有过考虑。从心里说，他对江青的反感并不亚于上述几个人，但当时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还是决定投她一票。而江青反驳说：

“你就是没投我的票，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把票查出来了，你要不要看，你要看我现在就可以拿给你看。”

肖劲光回答说： “那也许可能吧。” 江青气急败坏：

“你为什么不投这些人的票，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

肖劲光这才明白，江青多次指责自己“对毛主席没有感情”的症结所在。对江青的狭隘和卑劣，他只能报以沉默。

这一段时间，在海军大大小小三十几次的会上，肖劲光对会上提出的上述几个问题逐一做了说明，从思想认识上做了检查，请求大家帮助，但不认为是上了“贼船”。“四人帮”就是为了要把肖劲光整倒，不承认上了林彪贼船就难以整倒，所以肖劲光检查都没有被通过。

肖劲光心力交瘁，每晚只能睡眠三小时，心脏病反复发作，从精神上到身体上都几乎垮了。他逐渐悟出了江青团伙的用意，就是逼他承认上“贼船”， 从而有口实再次搬掉他们心中这块绊脚石。

此时，肖劲光已被排除在会议领导之外，只是由于周恩来的亲自过问， 肖劲光才得以在领导小组之中保国一个名字。

肖劲光会上会下做检讨，并将自己的检讨报告送给了毛泽东，还附信给毛泽东说，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辜负了毛主席多年培养、教育和信任，请求解除自己的职务。

张春桥、江青呢，则趁热打铁，在毛泽东那里几次奏本，说肖劲光上了林彪的贼船，要求罢他的官，欲将肖劲光一棍子打死。

但是，不管“四人帮”一伙怎样摇动三寸不烂之舌进行诬陷，对肖劲光的历史及在“文革”中的表现都了如指掌的毛泽东，心中自有主意，就是不同意把肖劲光打倒、罢官，说：肖劲光是个老同志，他上的什么贼船。肖劲光还要当海军司令，海军司令不要易人。

听到毛泽东这一指示，一直担心肖劲光可能被“四人帮”折腾倒的周恩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国的万里海疆，需要肖劲光这样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大将军来领导防护啊，“四人帮”可以不管这些，但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周恩来，却不能不管这些。

为了减轻肖劲光被诬陷的痛苦，周恩来立即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这些话告诉了肖劲光，安慰和鼓励他好好检讨错误，保重身体，并暗示他，有些问题可以先承认下来，以免被整垮了身体，难以工作。有些事让历史做结论。

周恩来在“文革”中忍辱负重，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肖劲光这些身临其境的人都深刻地体会到周恩来的艰难处境和良苦用心，深深地感激和敬重周恩来。

当江青知道周恩来把毛泽东的这些话告诉了肖劲光时，给肖劲光打电话来又哭又闹，说：

“肖劲光，我是帮助你下贼船，不是要打倒你。我在延安就是你的一个兵，打倒你我是不会同意的。”

江青的拙劣表演，真使肖劲光哭笑不得。

1973 年 1 月，在形势的逼迫下，肖劲光的检讨几易其稿，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贼船”。在最后一次定稿的时候，军委专门派人来拿这份检讨， 说中央政治局开会等着这份材料研究。肖劲光的心情十分沉重，反复看了多遍，最后在午夜时分才送了上去。

材料送去后没多久，肖劲光即接到周恩来从政治局会议上打来的电话， 告知他检讨通过了，并亲切地说：

“检讨了，很好啊，我向你学习。”

肖劲光知道周恩来有些话难以启齿的苦衷，也不多说什么了。肖劲光上“贼船”的问题，就这样定了论，谎言重复一千次，终于成了“真理”。

十、江青诬指肖劲光不投她的票， 周恩来：“主席是不主张查票的”

2 月 20 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军委领导同志、海军常委列席会议，名曰讨论中央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报告的指示，实则是再次批斗肖劲光。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面对张春桥、江青等人的淫威， 周恩来很有策略地批评了肖劲光，也保护了肖劲光。周恩来对肖劲光说：

“要以全党的大局为重，要以海军的大局为重，改正错误，做好工作。” 本来，会议的情况报告连同肖劲光、王宏坤、吴瑞林的检讨是准备一起

下发的，周恩来说： “报请了毛主席，批准报告下发，其他文件都不下发了。”

张春桥在会上似乎有些心虚，眨巴着镜片后一双狡黠的眼睛，为他们一伙辩护说：

“会议前段批王、吴是对的，后来批肖也是必要的。有的人说，好像中央也纠缠历史，把肖劲光 1967 年、1968 年给林彪的信也拿出来，这是不得已，中央一直在等待着肖劲光自己主动交代，总等也不讲，只好这样。如果他完全采取主动，‘九一三，以后与大家站在一起批林，这些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这种解释无疑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肖劲光作为海军司令，当时给军委副主席林彪写信汇报工作完全属于正常的工作关系。

张春桥在会上还夸夸其谈他是如何如何字斟句酌地修改了“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以中共中央（1973）10 号文件的名义批转的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肖劲光做了上“贼船”的结论。

江青在这次会上也丑态百出，她再次重提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投票问题： “肖劲光啊，你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你在‘九大，选政治局委员的时候，

不投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的票，你以为没有人知道，我们查出来了，是不是啊？总理？”

江青这是故意在政治局会议上将周恩来的军。 但周恩来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劲光，你怎么没投毛主席身边的人的票呢？” 接着又将话锋轻轻一转，以并不高的声调说： “主席是不主张查票的。”

周恩来的这句话，虽然声音很轻，但与会人员都听到了。查票，显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江青输了理，心里恨周恩来，嘴里又说不出，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就又胡扯起别的事来。她说，你们会议有一种动向，参加会议的有一些代表海军里有能量的人认为，肖劲光的错误不是那么回事，说什么对肖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肖吹捧林彪的调子没有超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左一条右一条，你肖劲光应当站起来批驳这些话！

叶剑英在会上也不得不批评肖劲光几句。他说了一句：“肖劲光你这下可开了天门了。”江青即站起来批评叶剑英说得不对，声色俱厉。肖劲光听得莫名其妙，既不知叶剑英说的是什么意思，也不懂江青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有一点可以悟出，江青认为叶剑英的话是在包庇肖劲光。

十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会议开到 21 日凌晨 1 时结束。从人民大会堂回家，肖劲光疲劳之极，也愤慨之极。在车上，他思虑着会议上的一幕幕情景，明白这一幕戏的导演者江青、张春桥的目的，就是为了整倒自己。

满腔委屈、愤窟的肖劲光刚刚进家门，电话铃就响了，肖劲光刚拿起电话，啊，是总理打来的。周恩来亲切地说：

“劲光同志，你要注意身体啊，要想得开些，心胸放宽些，眼光放远些。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些问题让历史做结论，我们也可以再谈⋯⋯”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肖劲光深受感动。他是怕肖劲光蒙受这不白之冤挺不住。周恩来寓意深长的话，的确使肖劲光深感欣慰。几十年来，在党内斗争中，肖劲光几次受打击，但历史最终不都做出正确的结论了嘛！

十二、周恩来生前一句话，帮肖劲光解开无形锁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倒台。但所谓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的结论，像一把无形的枷锁，仍然在影响着肖劲光。1978 年 8 月，肖劲光患了心肌梗塞，病情垂危，当他清醒过来之时，觉得自己或许将不久于人世，他不愿意带着上了林彪贼船的这样一个政治结论去见马克思。于是，抱病上书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要求把“四人帮”强加给自己上了“贼船”的罪名推倒。

叶剑英很快给予了指示，他建议请邓小平考虑“肖劲光同志是一位很老的同志，信上所提问题应予重新考虑，做出正确结论”。邓小平也很快批示： “同意叶帅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

这样，总政治部便开始调查处理肖劲光的申诉。但是，在平反工作进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有人从中作梗、阻挠，平反工作一无进展。

1979 年 1 月，肖劲光再次心肌梗塞，病势更为沉重。肖劲光不得不再次提出平反问题。邓小平专程到医院看望他，进一步了解问题的情况，邓小平对肖劲光说：“好好养病，你的问题一定给予彻底平反。”

接着，陈云亲自过问了肖劲光的平反问题。陈云针对当时海军给肖劲光做的平反决定中尚留一个“先受林彪打击，后在林彪淫威下犯了一些错误” 的尾巴，给邓小平写信，指出：“肖劲光平反不要留尾巴，而且要说明 1972

年到 1973 年的会议，肖劲光是受‘四人帮，迫害的。”井说，“‘十大，时，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检查窗帘是否露光，当时见到肖劲光，总理对肖劲光说， ‘你渡过了一场很大的风险’这就证明当时肖劲光是受害挨整的。”

肖劲光没有想到，在周恩来去世三年后，仍在保护着他，周恩来生前的一句话，使他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就这样，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关怀下，由于有周恩来在去世前留下的话，1979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批发了（1979）19 号文件，决定撤销中央（1973）10 号文件，并明确指出：“肖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 打击迫害的，所谓上‘贼船，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肖劲光的所谓上“贼船”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平反。

此时的肖劲光，深深地感激伟大的党，感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周恩来与罗瑞卿

罗瑞卿，1906 年生，四川省南充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8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大队长，红四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纵队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红一车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

随着西安华清池畔一声枪响，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受中共中央

派遣，罗瑞卿随周恩来奔赴西安，在这里，他以自己的机智和渊博知识，及时破获住在周恩来附近的日本特务，保证了周恩来的安全。或许这一经历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提名罗瑞卿为第一任公安部长，并称公安部系国家安危为一半，对罗瑞卿寄予极大希望。“文革”期间，自胶重伤的罗瑞卿又遭到造反派的无情揪斗，周恩来立即指示卫戍区严加保护。

周恩来不幸逝世，远在福建的罗瑞卿惊悉噩耗，经过激烈斗争，得以夜航北京，向周恩来送行，鞠下深深的一躬。

一、在周恩来住处附近，罗瑞卿挖出日本特务

1936 年 12 月 12 日，随着华清池畔一声枪响，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拘捕了蒋介石，逼蒋抗日。

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促使各方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罗瑞卿随周恩来来到这座历史名城。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即指示罗瑞卿负责全城的治安保卫工作。这副担子实在不轻啊！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罗瑞卿很快展开了工作。此时的西安，大批的日本特务、英美间谍、国民党的特工人员，蜂拥而至。东北军、西北军中的激迸派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个别拥戴蒋介石的人又在暗中做手脚。

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西安极力表演。

罗瑞卿来到西安的第三天，我党一个地下工作者就在西郊被敌人暗杀， 他立即驱车前往处理。处理完毕，又驱车从西大街出来，绕过钟搂，向东大街驶去。坐在车里的罗瑞卿看看怀表，已经是晚上 7 点钟，他要赶到张学良公馆去向周恩来汇报。

一到张公馆，周恩来即亲热地招呼罗瑞卿： “瑞卿同志，你来得正好，坐，到这里坐！” 罗瑞卿汇报了情况，周恩来十分关心地说：

“瑞卿同志，你所在的七贤庄成了国民党特务包围的重点，你要加倍注意安全啊！”

一句话，感动得罗瑞卿心头涌过一股滚烫的热流。七贤庄虽然被特务包围，可是，周恩来这里，更是为特务、间谍、汉奸所注意啊。

“西安治安情况很不好，一定要迅速扭转，它直接影响着对事变的解决！”接着，周恩来又跟罗瑞卿谈了另外几个问题。

罗瑞卿心里很不踏实，他日夜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生怕敌人钻了我党的空子。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加紧了暗杀活动。国民党特务在夜间杀害了外出归来的温启。温启是奥地利共产党员、牙科医生。七贤庄这套院落，是他的住宅，也是我党的地下交通站。当年像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以及林伯渠、丁玲等同志，都是在这里和党接上关系，踏上了去延安的路。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大部分住在这里。

罗瑞卿很快布置了对七贤庄的防范措施，同时以更大的精力加紧了对周恩来的保卫工作。

在周恩来下榻的张公馆附近，突然新开张了一家牙科诊所，这不能不引起警惕性很高的罗瑞卿的注意：奇怪，如此动乱的情况下，怎么会有人突然想起来开诊所呢？而且又是在这样一个并不繁华的街道，会有几个病人？难道开诊所者连这点常识都不懂，会不会是敌人对周副主席、张将军有所图呢，

他把这个疑点告诉了孙铭久。孙铭久立即布置人去调查，并监视其行踪。但调查者汇报说，开业者确是个老医生，为生活计，早就要开诊所，由于整修门面而耽误了些时间，所以正巧在事变发生后开业的。来往的也都是病人， 没什么行迹可疑者。

罗瑞卿并没有轻信这一调查结论，心里仍在打问号：事情就这么简单？ 国民党特务、日本间谍，难道只知道在张公馆附近转来转去，不懂得设埋伏、

安钉子？

罗瑞卿于是又派一个自己的同志去侦察。这位同志碰巧牙疼，进去治牙。老医生确有技术，说得头头是道，只看了一次，就把牙病治好了。似乎没什么可疑之处。

两次侦察，都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按说到此应该结束了，但对革命极端负责、把周恩来的安全时刻放在心上的罗瑞卿并没有轻易放过这个疑点，他决定亲自会一会这位牙科医生。

罗瑞卿换了便衣，把随行人员安排在附近，自己单枪匹马来到了诊所。“修牙吗？先生，请坐！”

老医生见罗瑞卿进来，客气地打着手势，请他坐到牙科专用椅上。

罗瑞卿点点头，一边就座一边打量老医生，只见此人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有点秃顶，口音里有较浓厚的东北味道，从外表上确实找不到可疑之处。

“我这牙近几天有点疼，没大毛病，请你瞧瞧。”罗瑞卿一边十分客气他说着，一边在椅子上坐好。

“好的。”老医生熟练地拿起镊子，让他张开嘴，仔细检查起来。

罗瑞卿借机观察他的脸。但见此人脸庞圆圆，皮肤白嫩，几道不深的皱纹里溢着微笑。

“先生，这是火牙。”老医生说，“牙床有些肿，可以上点药。” “好。”罗瑞卿赞成地应着。

老医生上药很轻，也很准。看得出来，他是个很内行的牙科医生，不是冒牌货。

罗瑞卿和老医生闲聊： “听口音，你是东北人吧？”

“是呀，住在沈阳。唉，提起往事，不堪回首啊！”老医生叹口气说。“日本鬼子十分可恨！”罗瑞卿突然愤恨地说，“应该把他们彻底赶出

去！”

“是的，日本强盗侵占了我的家乡，使我们成为亡国奴，到处流浪，这个仇，一辈子忘不了的！一定要报啊！”老医生说得慷慨激昂，似乎对日寇充满了深仇大恨。

罗瑞卿一边和老医生答着话，一边观赏墙上的字画，这是孙思逸的一段医训：“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生灵之苦。”

“这字写得真好！”罗瑞卿站起来，指着墙上的字画赞赏地说。“晤，不错不错。”老医生附和着。

罗瑞卿对这段话很感兴趣，虚心地请教说： “这段话写得好，请问高医，这位姓孙的，是哪朝哪代的医生啊？” “秦代大医学家，对中药最有研究。”老医生边思考边说。

罗瑞卿又问： “好像是浙江人吧？”

“陕西的，韩城有他的墓地呢！”这次，老医生答得比较肯定。

罗瑞卿又坐了一会儿，付了钱，表示谢意之后，即出来了。当晚，他就让孙铭久下逮捕令。

孙铭久对罗瑞卿的自信大为惊奇：

“为什么要抓他？” “他是日本人。”罗瑞卿毫不含糊地说。“日本人？”

“对。他说，是的，这个仇，一辈子忘不了的。这不是中国人说的话。” “只凭这一句——” “还有。在给我检查牙时，他不自觉地轻声自语：‘扣类’，这是日本

话‘这里’的意思。他说孙思邈是秦朝人。实际上，应该是唐朝人。孙思邈是耀县人，他却说是韩城人。看来他是临时抱佛脚，背都背错了。”

“总之，”罗瑞卿总结性地说：“他是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特务。” “罗将军，真有你的。”孙铭久对眼前的这位中共将领，简直佩服得五

体投地了。

老医生被逮捕了，经过审讯，他供认不讳： “我是在东北长大的日本人，后来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潜伏到北平，

西安事变后，又奉命前来西安，专门设法搜集周恩来和张学良的活动情况。” 这个家伙很狡猾，起初说没有电台，后又说已经毁了。但是经过两次仔

细搜查，终于在挂字画的地方发现暗门，找到了电台和密写工具。

拔掉了这个钉子，消除了一个隐患，罗瑞卿对周恩来的安全才稍微放心了一些。

由于有罗瑞卿的全力保护，在事变后西安城十分混乱的局面下，周恩来的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二、“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1949 年 6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正在太原的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到北平。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活别后，立即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提出希望随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

周恩来对他说： “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接着，周恩来又告诉他：

“你的任命，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毛泽东一见面就对罗瑞卿说： “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即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

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中央还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公安部下设政治保卫局、经济保卫局、治安行政局、武装保卫局、边防保卫局、人事局和办公厅等机构。经中央军委同意，从各野战军调来徐子荣、雷荣天、卓雄、邓小东、蔡顺礼等分任各局局长。又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军政大学、华北革命大学、苏南公学及各地党委抽调大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公安部，并从部队抽调师团干部 400 人做骨干，为公安队伍的建设奠定了基础。7 月 6 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成立，8 月 14 日开始办公。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高干会议。

周恩来作为政务院的总理，对公安工作十分重视，对罗瑞卿的工作也十分支持，在百忙之中，接见了全国公安高于会议部分与会人员。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

“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担负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各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听着周恩来的指示，罗瑞卿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决心把公安工作做好。1949 年 11 月 11 日，罗瑞卿又被政务院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长。1950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罗瑞卿与苏联顾问发生争执， 周恩来把分判给罗瑞卿

从 1953 年 12 月 7 日至 1954 年 1 月 26 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前，彭德怀将他所做结论稿和朱德所致闭幕词稿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让同行的罗瑞卿看看这些文件，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朱德的闭幕词中关于学习苏联部分，原稿写道：“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的作战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的指挥艺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罗瑞卿看过稿子，建议在这之后增加一段活：“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百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

毛泽东同意加上这一段话。

罗瑞卿加的这一段活，核心是学习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罗瑞卿之所以敢于建议在朱总的闭幕词中加上这样的话，一是他在工作中有深切的体会，二是受到了周恩来的鼓励和支持。

罗瑞卿在公安部就曾遇到这样的问题，并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建国后， 同其他部门一样，在公安部也派驻了一些苏联顾问。这些顾问到公安部不久， 便同罗瑞卿发生了分歧。他们强调垂直系统的领导和专门工作，而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对这种做法，罗瑞卿对内称其为“戈别鸟”，在公开场合则称为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苏联顾问伊凡诺夫对罗瑞卿提出了这种“戈别鸟”路线后，罗瑞卿不予理睬。伊凡诺夫便再三再四提出。

罗瑞卿无奈，便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认识到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即当着罗瑞卿的面批评伊凡诺夫，说：

“你们在十月革命时，列宁领导的肃反斗争不也是群众肃反吗？”

罗瑞卿从周恩来对伊凡诺夫的批评中认识到，吸取别国的、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不能搞教条主义、不看国情，只有紧密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才能学有所用。

四、罗瑞卿“八大”发言，周恩来命登《人民日报》

1956 年 9 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

19 日，他在大会作了题为《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罗瑞卿在发言中总结了同反革命进行斗争的主要经验，即：研究和掌握

斗争规律，防止和及时纠正右的和“左”的偏差，坚持严肃和谨慎相结合的方针，执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实行全党动员群众的群众路线，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

罗瑞卿的发言不足一万字，但专用一节代表公安机关进行自我批评，达一千二百字之多。会前讨论发言稿时，有些干部建议他将自我批评部分压缩， 罗瑞卿坚决他说：检查缺点错误一个字也不能少。在发言中他说：“在 1955 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好人。在机关内部， 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他指出，“党中央最近决定：对于运动中错斗。锗捕。错关、错判的人，必须认真进行检查， 做好甄别平反工作，切实加以妥善处理，绝不可因为是个别的、少数人的问题，就加以忽视。”

罗瑞卿这一发言，受到代表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听着罗瑞卿的发言，十分赞赏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很快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一讲话。

五、“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

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 1965 年 11 月，林彪为了打倒自认为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的罗瑞卿，亲自派叶群向毛泽东告状，诬陷罗瑞卿有野心， 要赶他下台，并反对突出政治。还说罗瑞卿曾向已病逝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说，要林彪让贤。于是，中共中央于 1965 年 12 月 8 日在上海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的问题。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显然还需要听听被告说一些什么，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

全心全意干事业的人，却常常要遭到不干正事、整人有术的阴谋家的暗算，罗瑞卿与林彪之间正是如此。此时，全力关注着国防建设的罗瑞卿正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大西南的边防线上。同时，他也听到了中央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他打电话问在北京的彭真。彭也不知会议的内容，只听说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会，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罗瑞卿听后并没有想到会是自己。因为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愧于党和国家的事。

很快，周恩来给罗瑞卿打来电话，要他在 11 号赶到上海开会，内容电话上不好讲。

12 月 11 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赴上海。到上海后，接罗瑞卿的汽车很

快开进建国西路 618 号院内的一座两层楼前。

这时，陈丕显告诉罗瑞卿，总理和小平同志正在等着。

罗瑞卿下车后，只见楼房周围、门厅内、楼梯上都有了警卫。罗瑞卿被引入楼下会客室，由周恩来、邓小平同他谈话。夫人郝治平被引到楼上休息。

周恩来当然明白，罗瑞卿不会反对林彪，也绝没有什么野心。林彪之所以要整罗瑞卿，完全是罗瑞卿受到林彪猜忌所致。但此时的形势，他已无回天之力。他如实地向罗瑞卿讲了此次会议的内容，随后便转述了叶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做的指责。为了减轻罗瑞卿面对莫须有的罪名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痛苦，周恩来特意传达了毛泽东所说“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的话。

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即：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

听了周恩来、邓小平所传达的内容，对毫无精神准备的罗瑞卿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林彪所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犹如狂风骤雨一阵阵无情地抽打着他。他立即起而争辩。激动地说。

“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

罗瑞卿要求面见林彪或同林彪通电话，当面说清林对罗的指责。

面对十分激动、而又把问题看得过分简单的罗瑞卿，周恩来觉得应该让他完全明白事情的实质，于是提醒他道：

“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

周恩来一句话，使罗瑞卿很快冷静了下来。他明白了周恩来话语里那满含深意的潜台词，看来，林彪既然已经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这已经不是可以当面对质能解决问题的了。

周恩来看到罗瑞卿不再说话，便和言相劝，劝他冷静，不要激动。同时， 他劝罗瑞卿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那里去。因为周恩来明白，这种时候再去申辩，于事毫无所补，反倒会把事弄糟，会对罗瑞卿更为不利。最

后，周恩来又叮嘱道： “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这

种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第二次谈话。他们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儿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但是，罗瑞卿希望的是迅速澄清是非。

当周恩来、邓小平在楼下同罗瑞卿谈话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上楼看望了郝治平，她对郝治平说：“这件事不一定要这样处理，但是已经这样处理了，也没有办法。明天同我们一起回京。回去后家里有孩子，要比在这儿好一些。”

卓琳让郝照顾好罗瑞卿的生活，俩人谈话时都掉了泪。后来，在“文革” 中，这便成为邓小平和罗瑞卿“勾结”的“罪状”。12 月 17 日，罗瑞卿夫妇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同机抵达北京。罗瑞卿原缎库胡同住处正在修房子，暂住于西郊新六所。罗瑞卿对林彪的诬陷根本不服，他怀着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无限信任，在这一年年底，发出了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信，信中写道：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做彻底地。毫无保留的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拨）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是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说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果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我才听说。

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样的信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六、周恩来：对罗瑞卿要实行“五不准”

在“文化大革命”那艰难的岁月里，罗瑞卿当然难以幸兔于难，周恩来尽自己所能，给予了他最大限度的保护。

当罗瑞卿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恩来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对罗瑞卿同志一定“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武斗歪风，周恩来规定了“五不准”：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准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

傅崇碧坚决执行周恩来提出的上述保护罗瑞卿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

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利益。他们在一次会上对傅崇碧横加指责， 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 江青在破口大骂罗瑞卿是“反革命”的同时，训斥傅崇碧：

“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 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

“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 对这种信口雌黄的诬蔑，傅崇碧忍不住反驳说：

“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 以后，罗瑞卿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

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傅崇碧想到周恩来“五不准”的要求，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

“手术期间不能批斗！”

有一次罗瑞卿动太手术，傅崇碧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恩来和叶剑英、聂荣臻的批准。

七、周恩来一道批示，罗瑞卿热泪沾襟

1974 年，罗瑞卿解除了“监护”，周恩来立即让邓颖超捎话给罗瑞卿： 希望他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身上，把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

罗瑞卿多么想看看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保护自己的总理啊，于是正式提出，希望见见周恩来。此时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刚做完手术，经邓颖超联系， 周恩来决定见罗瑞卿，并约好了时间。但此时正是“四人帮”猖狂活动之时， 他们害怕周恩来与老一辈革命家会见，阻力很大，邓颖超也无能为力。会见又以周的刀口未愈合为由而取消。

周恩来虽在重病之中，但仍关心着罗瑞卿及其全家，他委托邓颖超问罗瑞卿，家是否已经安好，孩子们入党、工作问题是否都已解决。

罗瑞卿夫妇当时尚住在广安门招待所，孩子们也分散于各地，但为了不致干扰周恩来的治疗，罗瑞卿夫妇就回答家已安了，孩子们的问题也都得到了解决。

后来，邓颖超还是得知罗瑞卿的孩子朵朵仍在延安插队，立即给周恩来述说了此事，经周恩来批准，朵朵得以调回北京，使年迈且身体不好的罗瑞卿得到了照顾，心灵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面对此情，有泪不轻弹的将军落下了感激的泪水。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不幸逝世，正在福建的罗瑞卿得悉总理逝世的消息后，要求回北京参加葬礼，但有人用种种理由加以阻挠，不予批准。经过艰难的斗争，才争取到夜航返京，同总理告别。

“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周恩来与王树声

王树声，1905 年生，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衣民协会组织部长。1927 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分队长、大队党代表，鄂豫游击区总预备队总指挥，红一军第一师支队长、团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三十二团囚长，第十一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红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指挥，红九军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兼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嵩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西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从红军长征一、四两个方面军会师起，就开始了玉树声与周恩来的长期

友谊。周恩来对王树声十分信任，在“文革”期间最动乱的年月，派王树声前往国防工业系统“支左”；王树声不辱使命，平息了一个又一个“内乱”。造反派批斗王树声，周恩来闻讯立即制止，使王树声得到保护，幸免于难。王树声对周恩来十分尊敬，凡周恩来召集开会，无不提前到达；路遇周恩来的汽车，必定赶快让路；即使是理发，见周恩来到来，也要让周恩来先理， 因为他知道，总理太忙了。王树声弥留之际，周恩来亲往看望，一句“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使王树声泪流满面，感到足矣。

一、“立即把王阎放回，不准武斗”

1967 年春，在“文革”最动乱的年月里，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树声受周恩来之命参加“支左”，被派往中央国防工业办公室，任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副组长。

按理讲，关系着国家安危的军事工业是不能乱的；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有不少单位乱得更很。为此，时刻关心着国防安全的周恩来， 亲自选派并动员王树声等去工作。所以，王树声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决心不辜负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期望，把工作做好。

王树声上任伊始，就遇到棘手的事。七机部第二设计院，是国防工办系统乱得出名的单位，两大派群众各占两层楼，打得不可开交。一天晚上，王树声得到消息：两派又在加紧“备战”，准备“血战一场”，争个你高我低。他一听，当即驱车前往。到达时，只见两派人马棍棒如林，摩拳擦掌，正在通过高音喇叭“对骂”；石头瓦块乱飞的“前哨战”已经接火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树声不顾个人安危，穿过“枪林弹雨”，找到了两派的头头，对他们真诚地、耐心地从大道理讲到小道理，又从小道理讲到大道理，一直讲了大半夜，终于把两派的头头说服了、感动了，从而避免了这场后果难以预料的“恶斗”。

王树声就是这样“支左”的，直到 1968 年春。在那多事之秋的一年多光景里，为了替周恩来分忧，王树声花费极大的心血，平息了国防工办系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武斗”，为革命又立了“新功”。

军事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开展得较晚，可一搞起来就势头更猛。当王树声由“支左”岗位返回时，几位副院长、副政委已先后被打成各种各样的“反动分子”，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一个个“靠边站”了。主要负责人叶剑英、粟裕，或欠安，或养病，也未能视事。所以，没有什么“小辫儿” 好抓的院党委第三书记、副院长王树声，就负起了主持全院日常工作的重任， 成为众目腰睽的“当权派”。

其时，军事科学院的政治形势，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全院人员同样分成了所谓“革”与“保”两大派，各树一旗，派仗不休。经过“支左” 磨练的王树声，牢记“一碗水端平”的原则，在两大派之间，如同踩钢丝一样，平衡着、处理着一切事务。

说起来，有趣又可叹：原先总在机关食堂吃午餐的王树声，现在突然再不沾食堂的边了。

原来，军事科学院分成两大派后，机关食堂亦不例外。在对待王树声这个“当权派”是否打倒的问题上，一派肯定，一派否定，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王树声，当然深知其中微妙、复杂的关系。因此，他便果断地与食堂“划清界线”，不再吃食堂的饭，省得落个“支一派、压一派”之嫌； 更免得引起“群众斗群众”，让别有用心的人混水摸鱼⋯⋯

王树声就是这样真诚地“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但被暗藏的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一小撮人的矛头，还是一次比一次更凶地向王树声刺来。这在骇人听闻的所谓“杨、余、傅事件”后，表现得更为露骨： “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愈刷愈大；“打倒叶（剑英）、粟（裕）、王（树声）”的口号愈喊愈响⋯⋯而且，很快变为“革命行动”了。

1968 年 5 月 10 日，忙碌了整日的王树声，刚回家吃罢晚饭，准备往户外散散步。暮色苍茫中，猛然拥来三四十个气势汹汹的暴徒，呼啦一下包围

了他的住宅，抢占了电话，挡阻了卫兵，在一片“打倒王树声”的狂呼乱叫声中，连推带揉地把他“揪”走了。

接着，批斗王树声以及阎揆要的大会，连夜在军事科学院的礼堂开场。批斗大会一开始，先是一阵“打倒王树声”的声嘶力竭的口号声。接着，

开始了对王树声的围攻。 “你是走资派，必须向革命人民低头认罪！” “你是老反革命，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必须老实交代！”

几个跳梁小丑冲到礼堂的舞台上，拍桌子、打板凳，冲王树声咋呼着。王树声胸怀坦荡，高昂着头，铿锵有力地回答着： “我不是走资派，更不是老反革命。我承认工作上有缺点或错误，历史

上也有过失误。但我的一切问题早向党组织上做了交代，并做出了结论，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清楚！”

是啊，王树声参加革命数十年，一向对党忠诚老实，政治上光明磊落， 工作上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全党、全军闻名。虽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时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几乎全军覆没，但责任并不在他。一小撮反革命政治赌徒，除声嘶力竭干嚎以外，又能拿出王树声的什么“罪证”呢？

其实，这帮家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在胡搅蛮缠王树声的所谓“历史问题”，捞不到半根稻草之后，就图穷匕首见了。他们点了叶帅在某文件上的一个批示，要王树声“揭发内幕”。

王树声一下子明白了，这帮政治恶棍是在打叶帅的主意。叶帅此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王树声对叶帅十分敬重。

任恶棍们一问，再问、逼问，王树声就是守口如瓶一口咬定不知道。恶棍们气极败坏，开始挥舞拳头，但王树声始终稳如泰山！

正当这帮家伙斗得精疲力尽、无计可施，又在谋新鬼点子的当儿，从军委办事组电话中，转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

“你们把王树声、阎揆要找去批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违反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规定的。你们对他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写大字报或背靠背提。不经批准就开会斗争是错误的。立即把王、阎放回，不准武斗。要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军科院有很多高级干部，水平较高，要掌握党的政策。”

总理亲自干预，主持批斗会的派头头们，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只好把王树声等人放开，灰溜溜地做鸟鲁散了。

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 4 点钟了。

回到家，王树声听说是百忙中的周恩来亲自出面干预，保护了自己，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二、“只要有总理这些人顶着，就不会翻船”

一天，在单位受到批判的王树声的夫人杨炬经过与本单位造反派的反复交涉，好不容易请假回到了家里，一见王树声，她就伤心地哭了起来，诉说起自己受到造反派的冲击，被诬为特务、假党员，同时诬蔑王树声在中原突围时当了叛徒等情况。

造反派们说，你杨炬是地主家的小姐，为什么要跑到延安？肯定是个特务；又说，你凭什么到延安就入了党，肯定是个假党员；还说，王树声中原突围时，国民党在睡大觉呀？肯定是被捕当了叛徒。杨炬受不了这种血口喷人的污辱，据理反驳，但受到这帮家伙的进一步迫害。

随着夫人的诉说，王树声的心绪也变得更加沉重起来。

夫人接着告诉王树声，他们医院的一个外科主任，因为往日爱在病历上信笔涂写，现在被人检举，将他无意中所写的东西，牵强拼凑在一起，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此主任的妻子是个护士长，也受到株连，被逼着“揭发” 其丈夫，她受不了这种折磨与侮辱，自尽了。

王树声听罢，禁不住长叹一声，劝慰说： “杨炬，我完全知道你的委屈。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走那条路呀！那样，

问题解决不了，还连累孩子们背黑锅。你再想想，受委屈的又何止我们一家？ 你可能还蒙在鼓里，他们的胃口大着哪，不仅要打倒叶帅、粟裕和我王树声， 而且又在造徐帅、聂帅的舆论了。他们就是凭编造舆论杀人哪。唉，这场斗争的后果，我还估摸不透。”

说到这里，王树声充满深情地说： “不过，我坚信，只要有总理这些人顶着，就不会翻船。” “你还有什么问题么？”夫人问。

“就是历史上的西路军失败和中原突围那两件事，组织上早有结论，你知道。为了慎重，我准备再向中央写个报告。就由我口述，你帮忙记录好了， 你也可顺便更细致地了解一下当时的真情。”

就这样，王树声将自己上述的那两个问题，通过夫人的笔录，再次写了详细报告，呈送给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

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意篡改的。西路军问题已如前述，责任并不在王树声；中原突围，王树声率领一路人马杀出国民党军队的重围， 保存了革命力量，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是王树声对革命的重大贡献。

伟大的党，毫无疑问是最了解自己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的。作为风雨同舟共同拼搏奋斗过来的战友，毛泽东、周恩来对王树声的历史当然十分清楚， 不是什么人诬蔑一通就能改变的。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强有力地保护和支持下，王树声非但未被打倒，反而明确恢复工作了。

“十大”前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使原被林彪反革命集团弄得混乱一团的局面，出现了转机。王树声这时也被确定，以国防部副部长的名义，协助周恩来做一些有关的外事工作。

能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使王树声分外高兴。周恩来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伟大献身精神，周恩来为人处世的高风亮节，使王树声深受感染，深表敬佩，他常对自己周围的人赞叹：

“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是我们全党、全国人民的福啊！”

然而，林彪垮台后，由周恩来等苦心操劳的、刚刚有些好转的国内政治

经济形势，随着 1973 年 8 月“十大”后“四人帮”的胡乱折腾，又逐渐变得天昏地暗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抢班夺权，清除自己爬向权力顶峰的障碍，继承林彪的衣钵，继续煽动极左思潮，今天要打倒这个，明天又暗算那个，大搞什么“评法批儒”，猖狂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面对这一股股逆流，王树声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为周恩来担心，为周恩来抱不平，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说，当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恨，各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那么，表现在王树声身上的特有形式，就是对“四人帮”的极端鄙夷。他从来不齿提这些人的名字，偶听人说起，他总是冷笑一声。有次，实在忍无可忍，竟破例地大骂了：

“这些家伙们，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谁尿他们！” 这使周围的人大为惊异，也感到骂得好不痛快！

三、“凡是总理来电话，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把我叫醒”

王树声对周恩来始终充满了深深的敬爱之情，奉周恩来为革命前辈和师表。在他病倒之前的一天深夜，刚忙完公事睡下，周恩来办公室来了电话，要他去一下。警卫员想到首长太劳累了，就没忍心叫醒他。翌日一早，王树声去会晤周恩来，听说了昨夜打电话的事，回来就把警卫员“训”了一顿： “你们心疼我，我当然感激；可你们想到我们总理了吗？总理为党为国

操碎了心，常常忙得几天几夜合不上眼。今后咱们说定，凡是总理来电话，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我叫醒！”

此后，当他工作或学习至深夜，工作人员请他休息时，他常常会说： “总理这时候还在办公呢。”

平常，周恩来召集开会，王树声无不提前到达；在路途中如遇到周恩来的汽车，王树声总要司机赶快让路。有次理发，王树声刚坐到椅子上，忽见周恩来来了，即刻起身，请周恩来先理，说：

“总理的时间太宝贵了！”

当他在室外散步或小憩时，只要闻听到周恩来来了，他必定马上回避。以后，大家才慢慢明白：原来，他是怕打搅周总理呀！

四、王树声弥留之际，周恩来送来温暖

1973 年，乍暖还寒的初春，铮铮铁汉王树声在为国为民的忧愁中病倒了。对于王树声和他的家人们来说，总算在病愁呻吟中熬过去了；而新来的一年，在他们眼中，依然是一片昏暗。

这是 1974 年元旦次日一个凄清的黄昏，被诊断为食道癌的王树声在亲人们的温暖包围中，已进入昏迷状态。

突然，一辆黑色红旗轿车驶来，车上走下了疲倦瘦弱的周恩来，他是看王树声来了。随着轻轻一声“总理来了”，王树声倏地睁开了晶亮晶亮的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周恩来急忙紧赶几步，跨近病榻，连声说着：

“莫激动，莫激动。”

周恩来伸出温暖的手，紧紧握住了王树声的大手。

此时此刻，王树声怎能不激动万分呢！周恩来此时已患癌症，且又是日理万机呀！

这时，就听周恩来轻声说道： “树声同志，我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看你的。” 王树声的热泪简直如泉喷涌了：

“谢谢敬爱的总理！谢谢党中央和毛主席！谢谢，谢谢⋯⋯”

王树声浑身颤动着，抱着周恩来的手，再也说不下去。注视着生命之光将熄，为党、为革命、为国家、为人民奋战了毕生的一代英豪，周恩来的眼眶也红了。他既温情、又庄严地说：

“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一个好同志，为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这是党对他的评价，人民对他的评价，既是高度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地、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不能算，不能算！”王树声摇着头，流下两行热泪。

周恩来的这番话，对王树声来说，无疑是党对他的最高奖赏！他心满意足了，此外他什么都不需要了。

五天之后，王树声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功勋卓著的大将军，带着弥留之际周恩来所给予的温暖，带着满意的微笑走完了自己 69 年光辉灿烂的征程。

“放你去洪湖，和贺龙一起闹他个倒海翻江”

——周恩来与许光达

许光达，1908 年生，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人黄埔军校学习。1927 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六师政治委员、副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1932 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 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困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 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旱在黄埔军校，许光达就受到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深刻影响，在上海

军委军事训练班，又受到周恩来的亲自培养，为其后成为一代名将打下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曾想调许光达这位苏联通到外交部任职，只因毛泽东另有任用而未果。许光达慧眼识英雄，周恩来大力支持，使王杰成为时代楷模。“文革”中许光达被迫害致死，由于周恩来的巧妙周旋，其骨灰终得以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黄埔初识

1926 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选调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去学习军事，许德华被选中。广州，是革命力量聚集的地方，是广大革命青年日夜向往的圣地，黄埔军校，更是许德华十分向往的地方，因为他早就听说，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在那里担任政治部主任。

1926 年 1 月，在春寒料峭中，许德华来到了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二团。经过三个月的入伍短期训练，进入黄埔五期炮科十一大队学习。

此时的黄埔军校，革命空气尚浓，许德华可以公开阅读马列著作了，他读了《共产主义 ABC》、《帝国主义浅论》等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教育。

黄埔军校里，有一批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学和领导工作，除周恩来外， 还有挥代英、叶剑英、聂荣臻等。许德华入学不久，就听到了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所作的题为《武力与民众》的报告。

周恩来以他特有的淮阴口音侃侃而谈，讲着革命的道理： “我们的军校是培养军事骨干的基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为民

众来学习，将来为民众去打仗⋯⋯我们的军队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具，是解放人民，拯救祖国的武器，我们要铭记这个使命。”

台下，许德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记着精辟的语句。这次报告，使他明白了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和伟大使命，为他其后投身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

二、在周恩来的带领下宣誓

1927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许德华奉党

组织之命，于 8 月 6 日赶到南昌参加起义队伍，然而，起义军已撤出南昌南下。许德华不顾连日来的奔波劳累，冒着盛夏酷暑，又立即追赶，他要追赶上起义队伍，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终于在宁都城追赶上起义队伍，被分配到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二营十一连当排长。

在这里，许德华又见到了他十分敬仰的周恩来。8 月 19 日，起义军攻克瑞金。

这一天，艳阳高照。起义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首长走在队伍的前面。街道拥挤不堪，男女老少齐集街头观看这支革命队伍。姑娘们把花瓣撤在战士们的头上，市民们还自发地设立了茶水站、点心站，敲锣打鼓，欢迎部队入城。街道两旁，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 “庆祝解放！”的标语比比皆是。人们笑啊，唱啊，埋藏在心底许久的渴望解放的激情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在瑞金，周恩来等人组织起义军举行了新老党员宣誓大会。庄严的党旗、镰刀和斧头熠熠生辉。

党旗下，站着新老党员。贺龙站在新党员的首位。这位叱咤风云的著名战将，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投机革命分子纷纷叛变投敌的时候，不但担任南昌起义总指挥，而且坚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许德华参加了宣誓大会。他觉得，能重温一下自己的入党誓言，那是十分有益的。

宣誓之后，周恩来向全体党员讲话。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广场上空： “前委决定在这里举行一次党员宣誓大会，接收新党员；同时也让老党

员重温入党时的誓言。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我们这支起义部队正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我们还会有大的牺牲。前不久，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 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产生了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总方针。现在，我们党已经从错误路线的泥坑中跳了出来，踏上了新的征程。我们这支起义部队，要继续向广东进发，向潮州、汕头进军，和海陆丰农民运动相结合。敌人对我们前堵后追，企图消灭我们。希望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英勇作战，用生命和鲜血去开辟胜利的道路！希望同志们接受党的考验！”

听着周恩来的号召，许德华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辜负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接受党的考验，革命到底。他随起义队伍一路征战，直至身负重伤。

三、在犹太人的豪华公馆，周恩来接见了“洛华”

1929 年 7 月，中共党组织派许德华去上海军事训练班学习。来到繁华的大上海，许德华化名“洛华”与其他两名同志一起，与中共地下交通员接上了头。女交通员带他乘车驶进了英租界爱文戈路，开进了一座德国犹大人经营的豪华公馆“哈通宅”，在草坪上停下来。

许德华打量这个院子，不禁感叹： “好阔气呀！”

很快，女交通员领他们走进一间豪华的客厅。客厅里摆挂着字画、古玩、家具、茶具，珠光宝气，琳琅满目。许德华感到既新鲜又神秘，这儿明明是一处大交易所，怎么会成为我们要参加的党中央办的军事训练班呢？

女交通员似乎看出来了他们的疑虑，小声说： “这叫乱中有静，混水摸鱼嘛！”

这时，她笑着指指门外说： “那些掌鞋的、摆烟摊的、卖棒冰的，也都是自己人。”

女交通员让他们先坐等一下，她去汇报。不一会儿，女交通员回来了， 把他们带到后边的楼上。

这里完全是另一个天地，肃静，淡雅。中共中央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就设在这座楼上。

女交通员把许德华他们引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此时的周恩来风华正茂，英姿勃发，看到三位新来的学员到来，立即站起身来，热情地同他们握手，高兴地说：

“欢迎你们来学习。”

另外两位同志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显得有些拘谨。许德华在这里意外地见到周恩来，兴奋得热泪盈眶。周恩来也为见到自己的黄埔学生而高兴。许德华和周恩来谈起黄埔军校那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谈起八一南昌起

义，谈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俩人心情都很沉重。稍顷，周恩来说：

“南昌起义两万余人的起义队伍，除朱德、陈毅率领一部分去了井冈山之外，大部分都牺牲和失散了，这是很大的损失。但是，‘八一’枪声震撼了旧世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精神。现在，武装割据的烈火到处燃烧，除由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闽浙赣等区组成的中央根据地外，还建立了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

谈到这里，周恩来话锋一转： “现在，革命已经从低潮中苏醒过来，我们党对于军事工作的意义有了

新的认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们在这里办军事训练班，就是要培养一批懂军事的干部，然后派到各个根据地去，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

许德华认真地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理解。

最后，周恩来站起身来，紧紧握着许德华的手，满怀希望地对许德华他们三位学员说：

“同志们，好好学习吧，将来到各个苏区去，开创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在这个训练班上，许德华又见到了他的老团长孙一中，他也是来学习的，

而且和许德华编为一个学习小组，他是组长。

这个训练班称为中央军事训练班，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主办的， 许德华他们是第一期，主持人是曾中圣。全班学员约二十人。学习内容是中央的文件、政策、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建立根据地问题、农村划分阶级问题， 分配土地问题等。学习方式是阅读、讨论、听报告。

周恩来十分关心许德华他们的学习，亲自到训练班作形势报告。同时， 周恩来还指派专人向学员讲了四川凉山地区武装暴动情况、洪湖地区游击队活动情况、中央苏区斗争情况等。

在训练班学习约一个月后，许德华被周恩来分配到洪湖游击区去，到贺龙麾下加强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

临行前，周恩来为许德华送行，充满信任地说： “放你去洪湖，和贺龙一起闹他个倒海翻江。”

许德华牢记周恩来的指示，到洪湖不久，由于展现出了充分的军事才华， 于 1930 年 2 月担任红六军参谋长。

四、周恩来点将许光达，毛泽东笑语未通过

1949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广场响起 28 响震天撼地的礼炮声，这礼炮， 震撼着全世界：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时，许德华已改名为许光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司令员。他在兰州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后，即匆匆随彭德怀来到北京。他是奉命来京协助彭总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的。许光达的夫人邹靖华也带着孩子一起进了京。许光达想借此机会忙里偷闲，和爱人一起游览一下这举世闻名的古都，然后，扎根西北，干它一辈子。谁知，此行竟成了他后半生生活的起点。

许光达夫妇住在中南海。此时，国家初建，各方面都急需人才，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很想找一个好帮手，他想到了许光达。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在议论建国大事的时候，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提出，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因为，当时外交的主要方向是要联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归国的，很适合这一工作。

但是，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

周恩来问许光达： “你是什么意见？” 许光达实话实说：

“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毛泽东正好进来，问起他们议论的事，笑着说： “听老总们的吧！”

虽然周恩来点将未能通过，但足见他对许光达之重视、之信任；许光达虽然不太愿意离开他十分熟悉的军事工作，但对周恩来的赏识和信任，则充满了感激之情。

五、许光达慧眼识英雄，周恩来题词赞王杰

1965 年 7 月，许光达接到一份事故通报：坦克二师工兵营一连班长王杰奉命在江苏邱县张楼乡执行训练民兵任务，在炸药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他毅然扑向炸点，用身体掩护了在场的 12 名民兵和人民武装干部。通报认为这是一起由于技术原因所造成的重大事故。

许光达看完事故通报，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单是技术原因，那么当炸药意外爆炸时，王杰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扑向炸点掩护别人？这固然是一起事故，而在事故的后面是否有更积极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的思想觉悟和献身精神。接着，他又收到好几封被王杰掩护了的在场民兵、人民武装干部和张楼乡党委写来的信，称王杰的举动是舍己为人，要求表彰王杰，这就越发使许光达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故搞清楚。

很快，许光达向总政治部做了报告，萧华说： “你们派人把事情搞清楚。”

不久，《解放军报》报道了王杰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王杰学习。

《解放军报》的报道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认为许光达发现的这一典型是对我军光荣传统的进一步发扬光大，应予大力宣扬和支持。于是，他很快为王杰题了词。接着，朱德、许光达也先后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命名工杰所在班为“王杰班”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这一来，王杰这一典型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对“两不怕”精神予以充分肯定，说：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这样，许光达慧眼识英雄，一个险些被责任事故埋没的英雄，恢复了英雄的本来面目。周恩来大力支持宣扬这一典型，使王杰成为时代的楷模， 使王杰精神激励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六、“你设法转告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随着贺龙被林彪一伙打倒，许光达作为曾在湘鄂西、晋西北随同贺龙一起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赫赫功臣，被诬为贺龙搞军事政变的参谋长，惨遭逮捕关押。1969 年 5 月 26 日，“许光达专案组”通知许光达的儿子许延滨夫妇去医院，这时许光达已经病危，专案组让许延滨去做许光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说：

“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谈，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低头认罪，做检讨，争取宽大处理，林副主席是很关心他的。”

这天中午，许延滨夫妇来到医院看望父亲。

许光达同儿子和儿媳的会见，一直在看守的监视下进行。做医生的儿子早有准备，想听听爸爸不便于当着看守的面要说的话，他掏出一个听诊器， 放在许光达的喉咙处说：

“爸爸，我给你听听病。”

同坦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许光达，看着这个听诊器，马上联想到坦克上的喉头送话器，很快明白儿子的用意。

在这处境艰难的时候，许光达首先想到的是周恩来，他知道，这种情况下，只有周恩来这棵参天大树能救助他，于是小声对儿子说：

“你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说⋯⋯”

回到家里，许延滨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周恩来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这封信怎样才能到周恩来手里？许延滨也颇费思量，托其他老首长转交，其他老首长也处境不妙，他决定按照组织原则，正大光明地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周恩来。如果能转到，就了却了许光达的心愿；如是不给上转，又记下一笔账，欠账总是要算的。

6 月 2 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 “信已经转走。”

6 月 3 日晚 8 点，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去医院看。可许延滨要走，他们又不放，实际上是扣在办公室谈话。

10 点钟左右，有人进来通知：

“许光达 8 点半时死去了。” 他们问许延滨： “你去不去看遗体？”

“去。”痛不欲生的许延滨站起就走。

他们到了医院，却让许延滨坐在病员食堂里等候，一直坐到 12 点。这时， 专案组的人进行通知：

“天气太热，已送太平间，明天再看。”

这期间，邹靖华仍被关在“牛棚”里，身体极度虚弱，怕她经受不住这个打击，许延滨没有告诉她。

6 月 4 日早晨，细雨蒙蒙，微风呜咽，许延滨夫妇带着女儿雪青，在专案组人员的“护送”下，来到了医院的太平间。“贺龙专案组”的成员早已在那里等候。许光达穿着一身用军装染成的已经褪了色的打着补丁的蓝制服，孤零零地躺在太平间的担架床上。专案组的人员不让人们走近，许延滨硬是闯了过去，揭开许光达的衣服，想查看一下身上的伤，马上被专案组人员强行制止了。

许延滨愤怒地望着这些人问：

“什么时候火化？我们要去。”他们回答： “我们要请示。”

许延滨当即提出三条： “第一条，要求尸检；第二条，我们要看尸检报告；第三条，没有我们

的人参加，不准火化。否则，我们不在死亡通知书上签字。” 专案组的一个人说：

“你们不签，我们签。” 专案组的另一个人又说：

“你提出的这些条件，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你，我想问题不大。”

其实，这是骗局。就在他们把许延滨夫妇强行送走后，即把许光达的尸体送进了火葬场。

6 月 5 日上午，专案组来人通知许家： “今天早上我们来人找你们，你们家没人，因为天气太热，已经火化。” 看来，这种谎活与丑行近乎掩耳盗铃，一戳就穿的谎话，确确实实是这

些很有身份的人说的和做的。

这一天，他们又退回了许延滨写给周恩来的信，说：“总理工作很忙， 不管军队的事。”

就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将军许光达被他们迫害死了。

七、周恩来绕过林彪巧安排， 许光达骨灰得放八宝山

1. 月 30 日，专案组的人通知许光达的家属可以同专案组的人员一起，送许光达的骨灰盒去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对许光达家属说：

“许光达是贺龙的人，他跟着贺龙是犯有严重罪行的，由于林副统帅的关心，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骨灰盒可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完全是一派谎言。按照林彪一伙的本意，是要把许光达的骨灰一扬了事。

许光达的骨灰盒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是周恩来巧妙安排的结果。许光达去世的消息，专案组和装甲兵党委不能不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清楚毛泽东对许光达的态度，便绕过林彪，直接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示：

“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他应该放的地方，” 应该放的地方是哪里？当然是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我们共同做好工作，恢复内蒙古区域的本来面貌”

——周恩来与乌兰夫

乌兰夫，汉名云泽，1906 年生，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蒙古族。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 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蒙旗保安总队政治部代主任、独立旅政治部科长，新编第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绥蒙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部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央民族学院院长，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3 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 年，周恩来在参加党的“六大”之余，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看望在

这里学习的中国学生，当听说乌兰夫等人是蒙古族时，目光马上集中到他们身上，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或许，周恩来此时已在思谋培养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大计。十几年后的延安重逢，周恩来对乌兰夫归国后的工作成绩如数家珍，了如指掌，使乌兰夫深受鼓舞。全国解放初期，周恩来坚决反对历届反动政府对内蒙古分而治之的政策，与乌兰夫一道克服种种阻力，终使党中央关于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决策得到实现。“文革”中，“四人帮” 诬蔑乌兰夫“反党叛国”，周恩来则称赞乌兰夫是“单刀赴会”，是大智大勇，为保护乌兰夫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蒙古族也有人来莫斯科上大学， 真是好极了！”

乌兰夫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 1928 年夏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乌兰夫在中山大学攻读俄语，学习翻译。这一天，阳光明媚，艳阳高照，莫斯科的夏天并不十分炎热，大家在室外等待着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是乘到莫斯科参加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便，到学校来看望同学们的。

1928 年，是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全国到处都是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乌兰夫他们在莫斯科，欢呼过革命军北伐的胜利， 也声讨过蒋、汪叛变。大革命失败了，今后怎么办？不少人忧心忡仲，大家关心着中国今后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 周恩来又来看大家，乌兰夫他们自然心情很激动。

周恩来和乌兰夫他们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他简要地给大家讲了“六大”精神和国内形势，问过了大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后，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希望他们学成回国为革命贡献力量。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是给了大家很大鼓舞。

交谈中，有人告诉周恩来，乌兰夫和另外几个同志是蒙古族，于是他的目光便马上集中到了乌兰夫他们几个蒙古族青年身上，十分高兴地说：

“噢，蒙古族也有人来莫斯科上大学，真是好极了！好极了！”

周恩来的格外关注，使乌兰夫他们几个蒙古族青年有点拘谨，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周恩来看过同学们即又回去开会，乌兰夫他们都为没能和周恩来多说几句话而感到懊悔。心想周恩来为什么对我们几个蒙古族青年那么关注？很显然是把我们看做少数民族的代表，着眼于整个蒙古族乃至全国各少数民族。他的关注，饱含着对乌兰夫他们的无限希望之情。此后，乌兰夫经过反复思索，萌发了请求回国，投身到国内艰苦而又炽热的革命斗争中去的想法。经过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同意，乌兰夫于 1929 年回到国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开辟和坚持地下斗争，后来又开展了建立蒙古族武装的斗争。

时隔 14 年，也就是 1942 年，鸟兰夫在延安又同周恩来见面了。这时， 乌兰夫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来参加整风。这次相见同第一次见面时比较，经过 14 年的艰苦岁月，乌兰夫感到周恩来看上去虽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谈话，表现出随着阅历的加深，更富有经验，更成熟了。

见面后，周恩来就对乌兰夫说： “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了，我都知道了。” 周恩来又说：

“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搞了百灵庙暴动和武装斗争，特别是在斗争中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

周恩来这么一表扬，乌兰夫反倒不好意思起来，说： “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现内蒙古

西部地区）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 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接着，周恩来又勉励乌兰夫： “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

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谈话中，周恩来提到了一些内蒙古地区的知名人士，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情况都十分了解。这使乌兰夫很受鼓舞，说明周恩来很关心少数民族工作，很注重研究内蒙古的问题。

二、“我们共同做好工作，恢复内蒙古区域的本来面貌”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内蒙古地区陆续解放，明确内蒙古行政区域的问题就提到了日程上。早在 1949 年初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党中央就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周恩来曾把乌兰夫整理的一个内蒙古基本情况的材料发给与会同志。毛泽东提出：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逐步实现内蒙古东西部的统一。自治区领导机关先由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待绥远解放后移归绥。

按照毛泽东这一意图，中央确定了内蒙古的行政区域。这一意图的含义很明确，就是撤销热、察、绥三省，形成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以彻底改变国民党反动派及历代统治者对内蒙古实行分割统治的状况。这样做既符合内蒙古的历史情况，也符合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和有关地区各民族的利益，深受蒙古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当时也有少数人不理解，以种种借口拖延这一问题的解决。周恩来深知各族人民的心情，坚定地贯彻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图，并为贯彻实施这一意图，耐心细致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有一次乌兰夫去看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一见面就问乌兰夫： “你搬家了没有？”

乌兰夫回答： “还没有搬。”

毛泽东听后感到奇怪地问： “怎么！你们还住在张家口？！”

乌兰夫说还有人不理解，需再做做工作。毛泽东对此非常坚定。

接着，乌兰夫又把情况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十分支持乌兰夫的意见，说：

“这个问题是中央已经定了的，毛主席也说过了，按中央定的、毛主席说的办。我们共同做好工作，使内蒙古的区域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经过周恩来多次耐心的谈话，做通了有关同志的工作，这个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1952 年夏天，内蒙古自治区领导机关由张家口迁到了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后来又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主持下，经过几次区划调整，内蒙古自治区的行政区域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做到了毛主席说的“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 根本不承认民族工作，把中央一级所有民族工作机构都一扫而光。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大量有关民族工作的问题无人过问，长期下去是很危险的。周恩来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虽然他病情已十分严重，但却放心不下。在当时的复杂情况下，他经过多方面考虑，下决心提出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一个民族政策研究小组，并且提出“组长还得乌兰夫同志当”。

这个研究小组建立后，乌兰夫决心不辜负周恩来的关心和信任，尽心尽力把工作做好。当时连乌兰夫在内这个小组只有七个人，虽然那时“四人帮” 在台上，工作很难开展，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民族工作的机构，不管怎么样， 这方面的问题总是有地方管了，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逐步恢复民族工作机构，正常开展民族工作创造条件。

三、“就由你负责，把南方孤儿送给牧民抚养”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食品缺乏，大家都在为如何渡过困难积极想办法。1959 年底，主持内蒙古工作的乌兰夫到北京开会遇到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她对乌兰夫说，上海和华东其他几个城市有些孤儿，由于食品不足很难办， 问乌兰夫能不能想办法帮助一下。

乌兰夫爽快地答应说： “可以。一个办法是给他们送一些奶粉；再一个办法是把这些孩子送到

内蒙古。送奶粉，能解决孩子们多长时间的问题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们送给牧民抚养。牧民很喜欢孩子，不管谁家的孩子都喜欢，交给他们抚养，既可妥善安排这些孤儿，又能解决牧民缺孩子的问题，可说是两全其美。康大姐，你看怎么样？”

康克清觉得给牧民抚养的办法好，当即表示赞成。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十分关心，问起了乌兰夫，乌兰夫把与康克清商量的意见和内蒙古接收、安排的设想及准备情况向他做了汇报。周恩来十分高兴，说：

“这很好嘛！内蒙古地广人稀，特别是牧区缺小孩子，牧民又很喜欢， 多收养些南方孤儿，帮助解决了燃眉之急，并且对发展牧区人口和以后建设是有好处的，符合‘人畜两旺’的要求。但要注意把工作组织好，把孩子们安排好。”

最后，周恩来再一次叮嘱说： “就由你负责，把南方孤儿送给牧民抚养。” 乌兰夫坚决地说：

“请总理放心，一定会安排好，准保他们吃得胖胖的，长得壮壮的。” 为了接收和安排这批南方孩子，乌兰夫指示成立了以自治区卫生厅厅长

为首的专门机构，抽调了一批医护和保育人员，负责孩子们的医疗保育工作。在 1960 年到 1961 年两年内，内蒙古先后从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接来几千名孤儿。这些孩子小的只有两三岁，大的不过七岁，来时多数身体很瘦弱。对其中大一点的，直接送到了牧区，由牧民领养；小的、弱的先送到专为他们设的育婴院抚养，待长大些或身体壮了，再让牧民领养。牧民见了这些孩子高兴极了，很多中年“阿妈”、“阿爸”，甚至“老阿妈”、“老阿爸”都抢着领。这些孤儿有了“父母”，有了温暖的家，茁壮成长，几个月就变样了。在草原的阳光下，他们红黑圆胖的脸蛋，更加讨阿妈、阿爸们的喜欢。

乌兰夫在周恩来支持下办成的这件事，就当时讲，为这批孤儿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就发展蒙古民族、繁荣牧区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四人帮”诬蔑乌兰夫“反党叛国”， 周恩来称赞乌兰夫是“单刀赴会”

周恩来对少数民族工作和乌兰夫本人一直是非常重视和关心。仅就 50 年代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总是要乌兰夫发表意见，并很重视乌兰夫的意见， 就足以说明了这个问题。1957 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周恩来已全面透彻他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乌兰夫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可是周恩来一定要乌兰夫再讲一讲。于是乌兰夫就讲了讲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

还有一次，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问题，周恩来从历史到现实， 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可是他还是要乌兰夫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乌兰夫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周恩来对乌兰夫的两次发言，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乌兰夫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自己所以能为人民做些工作，都是党培养的结果，这当中周恩来的帮助和支持是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乌兰夫长期被“监护”，1973 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多方努力，解除了对乌兰夫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乌兰夫回到了北京。

事后乌兰大才了解到，周恩来为了乌兰夫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 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乌兰夫“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此，周恩来特意把 1945 年 10 月中央派乌兰夫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此时“四人帮”给乌兰夫强加了“反党叛国” 的罪名，本欲置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了。

周恩来为了保护乌兰夫，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当想到这件事，乌兰夫都感到对周恩来有一种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乌兰夫感到，周恩来对他的这种关心和爱护，已远远超出了他个人，而是对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不能随便揪我的部长”

——周恩来与吕正操

吕正操，1905 年生，辽宁省海城县人。1922 年参加东北军，次年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东北军连长、营长、少校副官队长，沈阳同泽俱乐部主任，第五十二军一一六师参谋处长，六四七团、六九一国团长。1936 年任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总队长。1937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晋绥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子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 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早在西安事变期间，吕正操作为东北军的团长，就已领略了周恩来那大

智大勇的风采。新中国成立后，吕正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铁道部部长， 长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切身感受到了周恩来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和伟大的人格。当吕正操提出要给周恩来当小职员的弟弟予以照顾时，周恩来立即制止：不能因是我的亲属就照顾。吕正操读着传抄育误的毛泽东“长夜难明赤悬天”的词句不解其意，周思来亲查原稿，予以更正，当得知吕正操正午休时，便放下电话，以书代话，写信相告。对北京火车站的图纸，周恩来亲自审查，并提出了在两旁增加塔楼的建议，使今天的北京站更加雄伟壮观。周恩来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使吕正操深受教益。在百年不遇的洪水面前，郑州、济南的黄河铁桥面临危险，周恩来即带吕正操前往，吕正操默默算着：十几天时间，周恩来都是上了飞机打个盹，下了飞机便工作，吕正操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唤：总理啊，你心中只有祖国和人民，惟独没有自己。“文革”期间，周恩来尽其所能，对吕正操给予保护，使吕正操终生难忘。

一、抗美援朝，周恩来每夜两电吕正操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吕正操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负责铁路抢修和运输工作。此时，美帝国主义把百分之九十的空军力量用来轰炸我军交通运输线，称为“绞杀战”。许多火车站被炸成一片瓦砾，钢轨横飞，到处是弹坑和土丘。面对敌机日夜狂轰滥炸，朝鲜军民和我军战士英勇顽强，冒险抢修，但由于缺乏经验，还是经常出现抢修和运输脱节的现象。有时刚刚修通铁路，火车开上去，就脱轨了，只好又拉回来，影响了前方的物资供应。彭德怀曾发电告急说：“饥无食，寒无衣。”

对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极为重视，为此而弹精竭虑。每灭夜里 12 点前后，都要打电话或把吕正操找去，询问铁路修复的情况；到次日凌晨四五点钟，还要打电话查问通过了多少车，车上装的什么物资，以及装车、卸车的情况。有时他还直接和前方指挥所通电话，了解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指导。直到听说物资运上去了，才稍稍放心。

吕正操深为周恩来一切为了前线的精神感动，他发动群众，很快创造了抢修、抢运、防空结合进行的经验。

周恩来得知后，十分高兴，及时予以肯定，并指示要坚持下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吕正操率领铁道兵部队按时完成了铁路前运后送的计划，保证了前方部队的物资供应。

二、“不能因是我的亲属就要照顾”

周恩来有个弟弟，在解放前是个职员，全国解放后，被下放锻炼。吕正操知道后，想给予照顾，但这事却被周恩来知道了，他立即让邓颖超转告吕正操：

“不能因是我的亲属就要照顾，他有旧思想，应该好好锻炼、改造。” 周恩来对自己的亲人要求十分严格，但对于其他社会成员，却看到每个

人的长处和社会作用，满腔热忱地去做各种人的工作，调动人的积极性。凡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周恩来永远不会忘记。

旧东北军有个团长叫高福源，在陕北作战中被我军俘虏，经过党的耐心教育，提高了觉悟，又回到西安张学良部队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进行统战工作，在西安事变后期不幸遇难。曾亲自傲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对高的家属、子女一直十分关心。解放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打听他们的下落，还要吕正操认真查找。但一直没有找到，周恩来深为遗憾。

三、周恩来亲自指点，北京站更加壮观

走近雄伟的北京站，你会为它那雄鹰展翅般的英姿所倾倒，更会对它那和谐庄重的结构发出由衷的感慨和赞叹。然而，人们很少知道，这样的结构设计，却是周恩来的一个杰作。

1957 年，修建北京火车站时，周恩来以他鞠躬尽瘁的一贯风格，亲自审查了设计图纸，一再嘱咐吕正操他们要注意节约，该花的钱要少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要花。周恩来还十分注意建筑的实用和美观。第一次设计图上，没有现在的两个塔楼。周恩来审查后说：

“这样长的建筑，东西两翼有两个塔楼似乎更好看些。”

吕正操一琢磨，总理说得有道理。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意见，吕正操和设计人员一起，又对图纸做了精心修改，在主体大楼的两侧增加了两个塔楼， 使车站显得更加协调壮观，同时也扩大了使用面积。

施工期间，周恩来还三次到工地视察和参加劳动，每次都要找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征求意见。车站竣工后，周恩来又多次去检查工程质量，发现问题，就及时提出改进措施。

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也是在周恩来亲自指导和关怀下建成的。这里江面宽阔，水深流急，地质复杂，并经常受台风和海潮的袭击。就其工程量和技术难度来说，比武汉大桥要大三四倍。周恩来提出要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安装，这对工程技术人员鼓舞很大。吕正操组织铁道部很快就设计出了几十个方案，做出模型，请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审查。周恩来经过反复比较以后，才选定了一个最佳方案。施工以后，他又做了许多具体指示。这对顺利建成比武汉大桥更为宏伟壮观的双线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大桥，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周恩来：不是“赤悬天”，是“赤县天”

1958 年，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吕正操和赵尔陆等几位同志传看毛泽东的《浣溪沙》一词，由于尚未发表，只是传抄稿，其中“长夜难明赤县天” 的“县”字，误抄为“悬”字，大家翻来覆去地看，设想了几种理解方案， 觉得还是不通，还是看不懂，就推吕正操去请教周恩来。周恩来说，他也不清楚。这件事，周恩来记在了心上。事后，他专门找到毛泽东的原稿，始知传抄有误，随即打电话给吕正操，知道吕正操在午休，就写了一个便笺，送到招待所给吕正操：

正操同志：

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 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

周恩来七·十三

一纸短笺，意味深长。从这一件小事中，吕正操深深体会到了周恩来那

谦逊诚恳，及对同志体贴入微的高尚品质。

五、吕正操默默算着周恩来的行程：上了飞机打个盹，下了飞机便工作

周恩来经常教导大家：领导干部不能靠在上面发号施令来指导工作，要面向实际，深入实际。他自己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每当铁路上遇到重大灾情事故，周恩来不是携吕正操一起奔赴现场，就是指派吕正操等到现场组织抢救。

1958 年，黄河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7 月 17 日夜，郑州黄河桥十一号桥墩被冲毁，京广线受阻（当时新桥刚开始筹建）。

周恩来知道后，次日下午就带着铁道部部长吕正操乘飞机赶往郑州。在飞行途中，周恩来和吕正操谈到，西晋时杜预曾在孟津架过浮桥。吕正操听后，不禁暗暗佩服周恩来知识的渊博和调查研究的深入。是呀，如果一千多年前就有人在黄河上架过浮桥，凭着今天的物质技术条件就更应能架成。

一下飞机，周恩来就叫人去图书馆查找有关在孟津架浮桥的史料，同时听取汇报，了解灾情，接着，又到大桥上视察，一直忙到夜间 11 时半。

为了尽快恢复南北运输，周恩来不顾疲劳，又要求连夜召集群众开会， 动员抢修。这时，职工已经入睡，听见钟声，都赶到宿舍球场。大家见是总理精神抖擞地站在前面，一个个情绪十分激动。周恩来说：

“一千多年以前能架浮桥，我们现在一定能够架一座更加牢固的浮桥。” 接着，周恩来号召大家献计献策，同心同德，早日把桥修好。

1. 月的天，猴子的脸，周恩来正给大家讲话，忽然下起了一阵雨，有人要给周恩来打伞，被他婉言谢绝了，一直冒雨把话讲完。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群众的热情顿时高涨起来，会上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经过 14 昼夜奋战，大桥很快修复了。8 月 5 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来到大桥工地，同抢修工人，战士、社员会面。他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说：

“同志们辛苦了⋯⋯”

接着，他沿着桥梯走到新架起的钢梁底层，细致地观看、检查了新建的钢梁结构，称赞工程进度快，同时指出必须保证工程质量。然后周恩来同工人一起在露天会餐。晚上又主持座谈会，总结抢修经验，研究新桥建设措施。直至午夜后，才离开工地。

刚回到住地，又传来济南黄河铁桥也出现险情的消息。周恩来不顾劳累， 又于次日偕吕正操等人飞抵济南视察。为了不影响运输任务，周恩来一下飞机，就用电话通知铁路局：上桥查看时，不要耽误列车通过。

周恩来边走边看边问，当问到桥墩和桥梁是什么时候建的，还能维持多久时，对有的问题，铁路局负责人一时答不上来，周恩来看到他窘迫的样子， 就和蔼地说：

“不要着急，回去查查资料。”

回到桥南头，周恩来对大桥哪里该维修，哪里该加固，一一做了指示。并对铁路局的同志说：

“你们要千方百计把大桥保住！”

由于连日奔波，不少随行人员都感到疲惫不堪，但周恩来还是精力充沛， 毫无倦容，又亲自上大堤指导抢修加固。回到省委时，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当年农业生产情况。直至午夜以后才休息。次日凌晨 7 时又乘飞机到北戴河， 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作为随周恩来一路奔波的吕正操，默默算着周恩来的匆匆行程：基本上是上了飞机打个盹，下了飞机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深感总理休息得太少太少，也深为周恩来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感动，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唤： 总理啊总理，你心中只有祖国和人民，惟独没有自己。

六、“不能随便揪我的部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在杭付昭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抛出所谓”桃园三结义”，诬陷彭真、林枫、吕正操为“反林彪小集团”。“文革” 一开始，毛泽东就告诉周恩来“要保吕正操”。周恩来深知林彪想打倒吕正操，为了保护吕正操，便亲自去大连，找林彪转达毛泽东这个指示。

林彪表面答应，背后却又伙同江青、陈伯达及其顾问暗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吕正操围攻揪斗。每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往往亲自出面或派人解围。

1967 年 1 月 10 日夜，江青、陈伯达以“撒手铜”：“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公开点吕正操的名，煽动群众批斗。1 月 13 日，又召开万人大会，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

周恩来闻讯后，立刻驱车赶到会场，十分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说：

“你们不能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

随后，周恩来亲自把吕正操交给进入会场的铁道兵战士，让他们护送吕正操回家，并一再叮嘱：

“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但在江青及其顾问的煽动唆使下，个别打砸抢分子和受蒙蔽的群众还是不断来到吕正操的住处揪斗、抄家。后来，吕正操被宣布“撤职留用”，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每晚到调度室参加行车调度，还能继续做点工作。

当时由于红卫兵大串连，铁路客运量猛增，运输秩序极端混乱。有的列车在丰台停几天几夜开不进北京站，北京站的列车又开不出去，造成严重堵塞。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简报》，每夜还要找吕正操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并亲自指示哪列车进京，哪列车开出去。

吕正操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尽最大努力为总理分优，直到 1967 年 7

月 12 日被关押以前，全国铁路运输没有发生过重大行车事故。

然而，吕正操还是遭到了非法关押，周恩来深感失去了一个好的部门领导，十分气愤地对“选反派”头头说：

“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七、“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

1974 年八一前夕，在毛泽东、周恩来一再敦促下，吕正操得以恢复自由。

7 月 31 日下午，周恩来接见吕正操，紧紧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不要记在心上！”

吕正操握着周恩来那温暖的手，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点头回答： “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总算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不会记在心上的。” 当吕正操看到周恩来瘦削的面容，忍泪问候他的健康时，周恩来还安慰

吕正操说：

“最近做了个小手术，病已经好了，不要紧的。”

周恩来这样不顾自己的病痛，而又时刻关心他人，使吕正操内心万分感动，同时又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状。

“组建空军、建设空军的大任就交给你了”

——周恩来与刘亚楼

刘亚楼，原名刘振东，1911 年生，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队排长，红四军随营学校学员班长， 红十二军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红四军第三纵队八大队政治委员，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1939 年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5 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十四兵团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峥嵘岁月，周恩来与朱德一起统

率 5 万红军与 10 倍于己之敌作战，作为师政委的刘亚楼，对作战计划提出了与上级不同的意见，军团长林彪以中央已定为由不予采纳，刘亚楼向周恩来直抒己见。周恩来虚心纳谏，连称“值得重视”，随即变更部署，取得战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切指导下，空军建设不断取得进步。面对美蒋飞机频频入侵，周恩来指示刘亚楼：一定要打下敌机。刘亚楼率空军指战员同仇敌忾，捷报频传，周恩来屡屡表扬，给予鼓励。周恩来还和刘亚楼一起，培育出《江姐》这一史诗般的歌剧，唱红全国。当得知刘亚楼身患肝癌时，周恩来十分震惊，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

一、刘亚楼和林彪意见相左，周恩来连称刘亚楼的意见“值得重视”

从 1932 年 7 月起，蒋介石调集各路大军，对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在迫使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红三军撤离湘鄂西后，于1932 年冬全力对付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3 年元旦，红十一师政委刘亚楼和师长刘海云一起，带领全师参加了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召开的“北上作战，保卫苏区，粉碎敌军第四次‘围剿’ 誓师大会”。

会议在“打倒蒋介石”、“粉碎敌人‘围剿’”的口号声中开始。朱德主持这次大会，他把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向大家做了介绍，然后说：

“现在请周恩来总政委做动员。”

周恩来健步走上台，全场立即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周恩来首先对敌情做了介绍，并对红一方面军历次反“围剿”的经验做了认真的分析。接着，提出了利用我军经验，发挥我军优势，紧紧依靠苏区军民粉碎敌军“围剿”的总体思路。

最后，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 “只要我们坚持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运用毛泽东集中兵力、诱敌深入、

声东击西等作战方法，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

周恩来入情入理的分析，很有说服力；坚定有力的动员，充满了鼓动性。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刘亚楼觉得这位周总政委政治上很强，军事上也内行。在刘亚楼和刘海云的指挥下，红十一师指战员满怀胜利的信心，积极投入了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实际情况，并不像刘亚楼想像的那样简单。1933 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来苏区，这些从苏联回来，根本不懂军事的洋学生，一到苏区，下车伊始，便以自己的职权瞎指挥起来，直接干预了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2 月上旬，党中央及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围攻南丰。刘亚楼带红十一师奋力攻城，但南丰城城防坚固，敌军死守待援，激战数日，我军伤亡较重。这时，又传来了陈诚指挥的敌中路军兵分三路向黎川、广昌推进的消息，而红军却在此拼消耗，刘亚楼心急如焚。他找军团首长说：“南丰强攻不下，该另想办法了！”

军团长林彪还想攻南丰，拿出上级的命令，说： “中央要我们’猛攻南丰，虽有损失，亦所不惜’。攻取南丰，不可犹

豫！”

从林彪那里碰了钉子，刘亚楼带着满腹疑虑回到师部。第二天，方面军首长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来到了前沿阵地。刘亚楼心头一振，觉得是陈述自己观点的好机会，在向首长们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他谈了自己撤围南丰、另想办法歼敌的想法。周恩来认真地听着，待刘亚楼讲完，连声说：

“值得重视，值得重视！”

刘亚楼的意见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加上他和朱德也有同感，很快改变了作战部署，作出了撤围南丰，寻机歼敌的决策。翌日，刘亚楼即接到军团首长签署的作战命令：部队今夜秘密出发，至登仙桥一带设伏歼敌！

2 月 25 日，红十一师进至金竹、郎源一线；26 日，沿金竹、王都前进， 抵达登仙桥、蛟湖以南山区。27 日，敌人果然进至登仙桥地区，遭我军伏击， 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腹部受伤被俘，该师其余官兵悉数被歼。

二、组建空军赋大任

1949 年 7 月 10 日，毛泽东致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出：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 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冉（例如 1 年）是不可能的，但似

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 6 个月至 8 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工作。

7 月 11 日，周恩来即召见刘亚楼，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 “组建空军、建设空军的大任就交给你了，相信你一定能带领大家建成

一支现代化的空军。”

刘亚楼从周恩来处接受任务后，立即与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政委王粥等研究提出了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及领率机关的组成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拟议中的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中央军委及时批准了空军领率机关的组成方案，并于 7 月 26 日电告第四野战军，进一步指出：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

接着，中共中央致电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赴苏参加这一计划会谈，并组织 1700 名学员在苏联学习工作，请刘少奇与苏方洽谈。

7 月 27 日，刘少奇拜会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并于当日向党中央回电说：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布尔加宁等同志对我方计划表示赞同，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可在中国设立；他们同意刘亚楼速来莫斯科，以便商谈具体计划。

中共中央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立即将往来电报的内容告诉了刘亚楼。同时，周恩来通知刘亚楼：

“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四人于 8 月 1 日从北平出发赴

莫斯科，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你和王弼、吕黎平三人 7 月 31 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做指示。”

受命组建空军以来，刘亚楼一直忙于收集资料，研究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刘亚楼立即召集王弼、吕黎平，传达中央的决定，并就建立空军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7 月 31 日下午 5 时，刘亚搂等三人驱车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因为大忙，没有要求刘亚楼做详细汇报，在询问了他们启程的准备工作后交代说：

“为了商谈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空军的协议，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同志正在莫斯科等待你们。你们明天出发，到了莫斯科以后。首先去少奇同志那里受领任务，大的原则问题，他已经同斯大林同志商定了。因为毛主席要亲自接见，同你们详细商量组建空军的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刘亚楼在接受毛泽东的召见之后，即率团前往苏联。1949 年 10 月 16 日， 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召见了他，听取汇报后，毛、周非常高兴。

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 “中央认为，与苏联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中央给

予优先保证，马上拨出。空军领导班子的命令即将下达。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很快就能集中。看看还有什么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

听到周恩来的赞扬，看到周恩来对空军建设如此关心、重视，一向干脆利索的刘亚楼反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站起来坚定地回答说：

“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下一步，我们就铺开摊子、敲起锣鼓大干它一场。”

在刘亚楼准备告辞时，毛泽东叫住他，语重心长地嘱咐说： “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

你的当务之急，首先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刘亚楼立即赶回军委航空局向干部们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大

家一个个都十分激动，深受鼓舞，信心倍增，决心不一辜负毛泽东、周恩来的殷切期望，尽最大努力，把空军的建设搞好。

三、“告诉刘亚楼同志，要用一切办法把蒋机击落”

从 1957 年起，国民党空军开始使用经过改装的 B—17 飞机进行电子侦察，于夜间窜扰大陆纵深地区，并且由月夜，简单气象的中空活动，改为暗夜、复杂气象的低空活动。B—17 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可达 17 小时，机上的电子设备可侦察到地面雷达的部署和性能，窃听到对方的指挥通话，并据此作机动飞行，来摆脱我方歼击机的拦击。它的活动方式比较巧妙，并经过精心准备。通常在农历每月上旬、下旬的夜间出动，进出大陆的时间依月相而定，上旬采取月落后入陆，天亮前退出；下旬则在天黑后入陆，月出前退出。进出口多选在我方雷达不易发现和防空力量薄弱处隐蔽人陆。其活动地区除西藏和西北地区以外，遍及全国各地。一次进入大陆的活动时间，少则三五个小时，多则达十个小时。

敌机深入大陆腹地的频繁侦察，对我国防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就当时我空军的武器装备和大陆防空体系的实际情况而言，在夜间低空作战的难度是很大的。1957 年，国民党空军出动 B—17 飞机进入大陆侦察 53 架次之多。尤其是 11 月 20 日夜间，敌一架 B—17 飞机低空进入大陆活动长达九个小时，飞越了九个省，并到达石家庄地区上空。刘亚楼指挥沿途空军航空兵部队共起飞 18 架次拦截，均未击落。

敌机对大陆的窜扰，牵动着国家领导人的心。当晚，周恩来正从外地乘飞机回北京，得到敌机窜犯的消息后，一下飞机就指示：

“告诉刘亚楼同志，要用一切办法把蒋机击落。”

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批阅一个防空作战情况的报告时也指示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面对周恩来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批示，刘亚楼和空军全体指战员无不深深感到有愧于领袖和人民的重托，人人心急如焚。刘亚楼率领空军全体指战员， 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积极开展起打 B— 17 侦察机的研究活动和战术技术训练。刘亚楼组织空军部队首先从端正防空作战指导思想入手，对战备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加强组织指挥，刘亚楼殚精竭虑，命各部队以“精兵好马”组成“一号班子”

（即由业务工作最熟练的战勤人员编成的班子），平时让“一号班子”经常同担任截击任务的飞行员进行配合演练，提高引导精度；遇有作战情况，由“一号班子”上阵，力争有取胜的把握。

刘亚楼率领全空军厉兵袜马，精心演练，他下决心要打落敌机给毛主席、周总理报喜，打出我空军的威风。

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并努力改进了截击机的机载雷达性能，使空军部队夜间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的提高。1958 年和 1959 年年初，对 B—17 型飞机有了发现、开炮，以及击伤的记录。

紧接着，又传来喜讯：国民党空军的 RB—57D 飞机于 1959 年 10 月 7 日在北京通县被我军击落。

这一下，深深震撼了台湾军政当局，对大陆的高空侦察间断达两年三个月之久，直至 1962 年 1 月，国民党空军又改用 U—2 飞机对大陆各地进行高空侦察活动。

四、周恩来：“美国 U—2 飞机前几天侵入苏境，他们只是提了抗议，

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为了打击敌 U—2 飞机，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亚楼决定使用保卫要地的几支地空导弹部队，在 U—2 飞机活动的航路上实行机动伏击。刘亚楼说：

“在 U—2 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数量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只能采取这个‘一锤子买卖，的作战方法，用导弹打游击，和敌人斗智。”

刘亚楼令地空导弹二营首先转到长沙设伏，可是将近两个月未遇战机。于是，又令他们于 1962 年 8 月 27 日转至南昌，并派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亲自去选定了阵地的位置。

9 月 7 日，刘亚楼令驻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大张旗鼓地从空中转场至南昌附近的一个机场，以诱敌就范。9 月 7 日，南京上空万里无云，我军的一个轰炸机大队排着整齐的编队，并然有序地向南昌飞去。一架架银鹰翱翔在蓝天之上，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招果然灵验，国民党的情报机构得悉后如获至宝，第二天，国民党空军就出动 U—2 飞机一架，以侦察广州为试探，看看在江南地区飞行有无危险，而后放心地返回了台湾。

9 日 7 时许，国民党空军 U—2 飞机一架，由平潭岛上空的两万米高空进入大陆，经福州南沿鹰厦铁路上空北进。它要侦察位于南昌附近的我侦察机大队了。

然而，敌人哪里知道，南昌附近，我地空导弹二营正在张网以待。此时，刘亚楼在空军指挥所用电话询问地空导弹二营营长： “振华同志，你看到 U—2 出来了吗？”

岳振华回答： “报告司令员，我从标图桌上看到了。” 刘亚楼果断地命令道： “把它打下来！”

岳振华坚定地回答： “是！坚决完成任务！”

1. 时 32 分，当这架 U—2 飞机进入二营火力范围时，岳振华抓住战机，

沉着指挥，连续发射三发导弹，一举将敌机击毁。该机残骸坠于南昌东南 15 公里的罗家集附近。国民党空军中校飞行员陈怀身跳伞被俘，但因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而丧命。

战斗刚一结束，刘亚楼就指示岳振华： “你立即赶到现场，尽快将飞行员送医院抢救，最好能救活，如死亡则

用棺埋葬。”

这是我军击落的第一架 U—2 型高空侦察机，也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开展机动作战获得的第一次战果。这次战斗，机动设伏的地点的选择非常成功， 诱敌出动的战术运用极为精彩。

这可说是刘亚楼空战谋略高超的一招。周恩来闻讯后，高兴地表扬道：

“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美国 U—2 飞机前几天侵入苏境，他们只是提了抗议，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周恩来的话语里，透出一股民族的自豪。

紧接着，周恩来亲自给二营打电话，向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

胜利的消息鼓舞着全国人民。9 月 15 日，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击落 U—2 飞机的胜利。此事一时间也成了世界舆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的惊叹“对中国国防现代化应该重新估价”。

一些国家的驻京记者频繁活动，总想弄明白他们心目中的落后的中国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的。据说，一群外国记者围着周恩来问：U—2 飞机飞得那么高，中国是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来的。周恩来幽默机智、又不无自豪地回答说：U—2 飞得再高，也没有中国人民的志气高，要问用什么秘密武器打下它的，那就是 7 亿中国人民一起用拳头打下来的！

1. 月 20

   日，刘亚楼带领岳振华去中南海向中央首长汇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了汇报后，一个个都非常高兴，大加赞扬。

接着，地空导弹二营又于 1963 年 11 月 1 日、1964 年 7 月 7 日，连续取得了击落国民党 U—2 飞机的胜利。四战四捷后，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写报告， 对四次作战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刘亚楼在报告中写道：

“1959 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教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 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 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 1964 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

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批示： “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祝贺！” 紧接着，周恩来满怀喜悦地告诉刘亚楼：

“因为这支部队战功卓著，毛主席说想见见这个部队的同志们。”

听到周恩来传达的这一消息，刘亚楼真是兴奋极了，马上指示岳振华带领二营全体同志速回北京。

7 月 23 日，刘亚楼陪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二营全体指战员。当刘亚楼再次把岳振华介绍给中央首长时，毛泽东握住岳振华的手，说：

“认识，认识，岳振华同志嘛！” 接着，毛泽东又对刘亚楼风趣地说：

“为什么你不让别的部队去打仗，都锻炼一下嘛！蒋介石就那么几架 U

—2 飞机，作个计划，不够我们打的嘛！”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二营干部战士中间，亲切地和大家握手，并合影留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使二营指战员无不激动万分，使空军广大指战员又一次受到巨大的鼓舞。

五、刘亚楼：一定要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买现总理的要求

1964 年 10 月 13 日，美军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入侵我国东南地区，驻广东

某机场的空一师飞行员邹文如驾机进行截击，在 1.76 万米高空三次攻击，炮弹打光了也未打下敌机。邹文如决心驾机撞击敌机，他咬紧牙关一拉驾驶杆， 猛抬机头，恨不得一下子冲上去，但因动作过猛，飞机失速进入螺旋状态， 未能撞成敌机，飞行员只得跳伞，飞机坠毁。

对此，刘亚楼没有批评大家，他鼓励空一师、空三师的指战员说： “希望你们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空一师和空三师来个大比武。看谁先

打下第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不久，周恩来的指示传来： “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

要千方百计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这是总理的希望，总理的要求，也是催征的战鼓。刘亚楼很快把总理的指示传到前线，用以鼓舞、激励广大指战员。要求部队在深入研究分析敌情，进一步摸清敌机活动规律特点的基础上，制订训练方案，组织作战分队开展升限训练，一定要打下一架无人驾驶飞机，实现总理的要求。空七军指挥员亲自到塔台指挥，一个飞行员一个飞机员地过。一架次一架次地抓，一次不行飞两次，两次不行飞三次，直到达到预定高度，难点解决为止。尔后，按照敌机可能入侵的地区，组织指挥员、领航员、飞行员，雷达操纵员，配套一体反复进行截击训练，达到了协调一致、飞行默契的程度。

敌人仗恃着其侦察机的先进性能，于 11 月 15 日，又派一架美军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我雷州半岛上空。空一师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马上驾机起飞拦截，在 1.75 万米高空连续三次对敌机实施攻击，最后一次在距敌机 230 米距离开炮，将敌机击落。

得到击落美军侦察机的消息，刘亚楼兴奋得击节而起：总理的愿望实现了。他抓起电话就向军委报告，向总理报告。

六、共注心血培花蕾，《江姐》唱红全中国

60 年代初，空军文工团创作排演的话剧《青年的鹰》、歌剧《江姐》， 曾在全国轰动一时，尤其是《江姐》，至今传唱不衰。然而，人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两部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史诗般的大剧，浸透了刘亚楼和周恩来的心血，正是在他们的共同精心培育下，得以唱响全国。

1963 年 5 月，空军文艺创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刘亚楼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空军形势和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的报告。他提出：

“空军文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在空军全体人员中树立毛泽东思想；参加现实斗争，反映现实斗争。用文艺的武器、文艺的形式为工农兵服务，”

他对空军文艺工作者们说： “写和演不同，要分开看待；创作，主要应该写空军，演则不一定全演

空军；既要演空军的，又要演陆军的、海军的、地方的。”

在这前后的几年间，空军政治部文工总团除排演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大型歌舞之外，还自己创作、上演了《青年的鹰》、《女飞行员》、《江姐》等大型话剧、歌剧，并排演了别人创作的《青年的一代》、《霓虹灯下的哨兵》和阿尔巴尼亚名剧《渔人之家》、苏联名剧《以革命的名义》等， 都在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1959 年，空政文工总团话剧团开始创作排练《青年的鹰》，刘亚楼十分关心，经常过问并听取汇报。

1959 年 8 月，该剧作为空军参加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剧目，取得成功。第二年获得总政治部颁发的特别奖。

这个剧的成功，引起了周恩来的关心和重视，1963 年 8 月，周恩来特地和彭真、李先念、贺龙、乌兰夫、宋任穷等领导同志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个话剧。看后，周恩来表扬说：

“你们的戏演得很好，很成功，是个独创，演得很逼真，把空战搬上舞台是个独创。天上的仗拿到地下打，这是个新的尝试，要是拍电影，空中就要出现敌机了。空战看不见飞机很新鲜，很好。”

说到这里，周恩来非常认真地说： “这个戏看一遍不行，我还要再看看，要用脑子才能提出问题。你们什

么时候演，我再看一遍。” 周恩来又转向彭真等人。

“这个戏对青年人教育很大，让孩子们看看很好。”

对歌剧《江姐》，刘亚楼付出了更多的心血。《江姐》是阎肃根据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的大型歌剧。该剧在创作过程中，刘亚搂指示编导人员多次深入民间采风，剧本改了 12 稿。他亲自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修改，曲作者先后写了八首，反复比较选择，修改了二十多次才定稿。剧中的一句唱词，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刘亚楼反复斟酌后，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也很关心歌剧《江姐》。第七场中《绣红旗》唱词的头四句原来是：“针儿长、线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看过之后，将第四句改为“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这些修改，真可谓“一字值千金”，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更使编导人员深受鼓舞。他们更加耐心地精雕细琢，终于使《江姐》成为一部颇负盛名的优秀作品。

1964 年 9 月，《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公演。第一天就座无虚席。第三天，百忙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来到了剧场，观看演出。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当看到“蒋对章”那段戏时，周恩来捧腹大笑，邓颖超也笑个不止。

共和国总理亲自观看《江姐》，消息一出，顿时引起北京观众和舆论界的重视，《江姐》在京公演二十多场，场场爆满。由于该剧确实很好，各报社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全国数百家文艺团体陆续移植上演。

一向非常欣赏京剧的毛泽东，通过周恩来绘声绘色的介绍和传媒的宣传，对歌剧《江姐》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也去看一看这个用自己不熟悉的剧种演出的优秀剧目。1964 年 10 月 13 日晚 7 时，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全体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演员们都跑到前台从幕隙中争着看毛主席。演出中，大家开始有点紧张，逐渐演得越来越好，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首长不时热烈地鼓掌。演到第四场时，毛泽东特别高兴， 哈哈大笑。演出结束，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合影留念。第二天，毛泽东接见空政文工总团的同志说：

“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编得不错嘛！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就让双枪老太婆带兵把沈养斋包围，不要跑掉了，要抓住嘛！” “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此后，《江姐》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公演，盛况空前，轰动全国。

七、“国外如有治肝癌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

周恩来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对刘亚楼非常关心外，在生活上的关怀和爱护，也使刘亚楼及其夫人翟云英终生不忘。1948 年，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生孩子时染下重病，刘亚楼为此一直惴惴不安。1949 年 7 月赴苏谈判前，刘亚楼请示周恩来副主席，想趁这次出国的机会，顺便带妻子去看看病。一贯关心部属疾苦的周恩来马上爽快地答应：

“可以，可以，争取好好根治一下。”

当刘亚楼把这个喜讯告诉翟云英时，她是多么激动啊！夫妇二人对于周恩来如此关怀体谅他们，在心底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1964 年 11 月 24 日，刘亚楼由夫人翟云英和秘书张克里陪同到北京协和医院复查，张孝骞、张乃铮等医学专家发现刘亚楼肝病变急剧发展，怀疑是肝癌。11 月 26 日，经中央卫生部批准，邀请北京协和医院院长林钧才、北京医院院长邓家栋和正在北京参加医学专家会议的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上海中山医院院长林兆耆等著名医学专家十人，对刘亚楼的病情进行会诊，会诊结果认为“情况非常严重”，一方面肝硬化有发展，另一方面“应高度考虑肝癌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是肝癌的话，癌肿部位靠近肝部，发展较快，这种癌肿位置不宜实行手术切除。”

刘亚楼的病情立即报告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都被震惊了，想不到年富力强、精明能干的刘亚楼却得了如此重症！他们当即指示：赶快治，哪里条件好到哪里治，要全力以赴。

26 日当天，毛泽东在汪东兴转呈的刘亚搂 22 日的信上批示： “亚楼同志：此件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

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

“暂不要向刘亚楼同志和他的家属告诉说他可能患的是肝癌，以减轻其思想压力和痛苦。”

中央军委迅速批准： “刘亚楼同志暂停止工作，集中精力休养治病。”

考虑到上海华东医院及医学专家们对刘亚楼的病历比较熟悉和他本人的意愿，经军委同意，刘亚楼于 11 月 27 日由空军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吴之理等护送，乘飞机去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夫人翟云英也同去陪伴照料。

刘亚楼从此开始了与病魔苦斗的最后岁月。

1965 年 4 月 7 日，张孝窍教授等医学专家肯定地诊断刘亚楼“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生了肝癌，而且是弥漫型的”。于是，经中央卫生部同意，紧急增调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肿瘤专家三人，重新组成以张孝赛为首的治疗小组，千方百计应用当时国内外最好的疗法积极进行医治。

周恩来专门到医院探望刘亚楼，安排治疗工作，并指示医疗组： “国外如有治肝癌的特效药，就是花再多的钱，也要迅速派人去买来；

要尽最大努力，挽救刘亚楼同志的生命。”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医学专家们千方百计地为刘亚楼医治，组织上派人以重金从国外买回了特效药。但是，刘亚楼的病情还是在急剧恶化，4 月 23 日转入病危，不久便去世了。对于刘亚楼的逝世，周恩来十分痛借，因为我军失去了一位年富力强、且精明干练的空军领导。

“李克农真不愧是隐蔽战线斗争的专家”

——周恩来与李克农

李克农，1899 年生，安徽省巢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参加了长征。西安事变时，任中共赴西安谈判代表团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

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子上将军衔。是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克农作为中央特科的一员，就在周恩来的直

接领导下工作，并根据周恩来的布置打入敌人内部，获取大量国民党的机密情报。后来身份暴露，周恩来又送他踏上了前往中央苏区的征程。由于李克农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许多重要的谈判，周恩来都将李克农选做得力助手； 李克农不负重托，协助周恩来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重大使命。

一、“好个李克农，单枪匹马会学良，搞得很好呀！”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关

头。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于 1935 年 12 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确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上。会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同时，确定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担当周恩来的助手，具体开展工作。

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央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便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1936 年 2 月 21 日，李克农一行从瓦窑堡出发，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向洛川行进。3 月 3 日，张学良乘飞机从南京回到西安， 次日，即亲自驾机秘密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双方相谈甚欢，一直晤谈到次日红日东升。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张学良说：经过认真考虑，他要自己驾飞机到延安与周恩来见面。此话说出，他又担心会引起李克农的误解，又忙解释说：

“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李先生，我早听说还有一位周先生，而且很有学问，我是很钦佩他的，是不是可以见见面？”张学良这一举动，说明了他对共产党的诚意，李克农心中十分高兴，忙问：

“怎么见面？” “在延安见面。”张学良答。

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即将这次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内容和张学良关于与周恩来会面的请求请示电报中央。

3 月 6 日上午，中央即来复电，除对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予以嘉奖外，并

要他到山西石楼向中央汇报。李克农于 3 月 16 日到达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提出的条件。周恩来听完汇报，很是满意，说：

“好个李克农，单枪匹马会学良，搞得很好呀！”

经中共中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全权代表，与李克农一同去延安， 同张学良继续进行会谈。4 月 7 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警卫班从瓦窑堡出发，9 日顺利到达延安。晚 8 时，双方正式开始会谈。参加会谈的红军方面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东北军方面有：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红军对抗日的态度；国际形势与红军的主张； 会后怎么办的问题。

会谈中，张学良以很是佩服的口气谈道： “红军的骨干分子，我是亲眼所见。方志敏当年英勇赴死，真是一条好

汉，感动得我当时的眼泪流个不住。而南京政府里面，则是‘土豪劣绅’当道⋯⋯”

这几句话，表现出了张学良对共产党的好感和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失望。在关于共同抗日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双方之间基本趋于一致。但对中共“反蒋抗日”的提法，张学良也开诚布公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蒋介石是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大部分地盘由他统治，他又掌握着军事、财政、外交大权，现在不宜提反蒋抗日，抗日的统一战线，应把蒋包括在内。”

周恩来处事向来老成持重，思考了一下，说：

“张先生提得很好，我们回去报告我党中央郑重考虑。这是大政方针， 我现在还不能马上答复你。”

张学良虽然久闻周恩来大名，但过去一直未见其人，这次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对周恩来很是钦佩。同时，此次会谈也促使他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日后，他在自述中曾对这次会谈写下了这样的追忆：“当时，我既然接受周的观点，并表示我对日复仇意愿，不仅是为了报家恨而且也是为了雪国耻。我决心追随抗日。”

延安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李克农协助周恩来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谈判任务，在灿烂的朝霞中，与张学良握手告别。

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与李克农作了全面汇报，经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中共中央先后将“反蒋抗日”易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1936 年 12 月 12 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李克农，又随周恩来奔赴西安，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

二、特务跟踪周恩来，李克农设计甩“尾巴”

“七七”事变后，李克农奉命奔赴南京，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1937 年 9 月的一天，来南京谈判的周恩来约两位外国友人谈话，为了避开特务耳目，约定在郊外一个僻静处见面。等快到约定时间时，李克农护卫着周恩来坐上汽车，悄然离开了办事处。国民党特务也特精，没走多远，李克农就发现有“尾巴”，并要司机想法把尾巴甩掉。

司机立即全速前进，迅速拉开了和“尾巴”的距离。当车子开到约定好的拐弯的地方，两位外国友人的车子正停在那里。一个急刹车，周恩来迅速下车，坐到了对方的车子里。

李克农呢，则坐着原来那辆车继续前进，并故意和特务的汽车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不让特务追上，又不脱离特务的视线。走了一段路，李克农让车停下，靠在路边。特务大喜，猛踏油门，车子飞一般跟了上来。李克农故意招手让特务的车停下来，冲着他们说：

“车坏了，帮着给修一修吧！”

特务们觉得正中下怀，马上下车，急忙朝李克农的车子里张望，但怎么也找不到周恩来，再看看李克农，正嘻嘻哈哈冲他们笑呢，直弄得他们哭笑不得。三、张国焘出逃武汉，周恩来命李克农：

一定要把他接来

1937 年 12 月初，李克农从南京抵达武汉，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会合。中共代表团是对外的，对内则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除了党务行政工作之外，实际上主要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

这期间，中共党内出了一件震惊全党的事件。1938 年 4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同祭黄陵后，张国焘支开护送他的警卫人员，然后钻进了国民党为他准备好的汽车到西安。一到西安，他就住进豪华宾馆，与国民党官员特务频频接触，多次密谈。4 月 7 日，在国民党的安排下乘火车到武汉。在西安火车站，张国焘临上火车前给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汀电话，要林到车站谈话。林伯渠接到电话不禁一惊， 立即驱车前往，在火车站，再三追问张的行程，他才说要去武汉。林伯渠劝阻无效，马上拍电报把这一惊人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中共中央立即发电报

指示长江局周恩来等人，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接到电报后，周恩来考虑，张国存在党内非一般人物，劝说他回党工作决非易事。这时，他想到了机智干练的李克农，立即把他叫到自己的房间， 先将电报送给李克农看，并说张国焘坚持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 已经上武汉来了。待李克农将电报看完，周恩来吩咐道：

“你立即去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带上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一起去车站接一下，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能空手而归。”

李克农他们临走时，周恩来又叮嘱： “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说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来接张副主

席的。”

当时西安到武汉的客车，每天只到一列，时间是下午 19 时。接受任务后， 李克农四人立即分乘两辆汽车到火车站去接张国焘。火车到站后，大家分头站在车厢门口，注视每一个下车旅客，当最后一个乘客下来，客车要开走时， 仍然没见张国煮。

李克农只得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并做了分析：因林老发现张坐火车来武汉，他可能会临时改变主意，没有马上乘车来。

周恩来点头表示赞同，并指示说： “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

9 日、10 日大家连去了两天车站，还是空手而归。到了 11 日，有人说张国焘可能不坐火车改坐汽车了。李克农想到周恩来赋予自己的使命，分析张国焘还是坐火车来的可能性大，坚持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们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

19 时，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列从西安开来的列车徐徐到站，但四人反复搜寻，下车的旅客中还是没见张国煮的影子，正当万分焦虑时，邱南章跑到最后一节车厢，上到车厢里一看，原来张国焘在这里。李克农他们一行随即来到张国秦坐的车厢里，李克农虽然内心对张国焘十分厌恶，但想到周恩来临来时的嘱咐，还是对张国焘客气他说：

“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的。”

张表现出一副惊慌的样子。护送张的两个国民党便衣特务，看到李克农带了全副武装的副官，也不敢吭声。李克农抬高声调说：

“我是奉中央的命令接你回家的，请您赶快跟我走，这里太危险！” 这时，李克农使了个眼色，童小鹏等几个机智的年轻人马上连说带劝，

把张国焘扶下车去，要他坐在事先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里。两个国民党特务看我方人多，也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在后面跟踪。张国焘执意不肯到办事处，一定要住在外面。张国焘虽然逃到武汉来，但尚没有公开此行目的，再则，张现在还是中共党内身负重职的人，李克农不好勉强，于是只好先同意张的意见，并临时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俩人陪张到江汉路找一个小旅馆住了。李克农临走时，当着张国焘的面对邱南章、吴志坚说：

“你俩一定要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 邱、吴心领神会，当即坚定地回答： “请秘书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这话既是说给李克农听的，也是说给张国焘听的，警告张国焘不要胡来， 不要逃跑。

李克农和童小鹏、张海，立即驱车驶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后，当天晚上，便要李克农陪他及王明、博古等一起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不但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边区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充分暴露出他叛离共产党，向往大城市生活的思想。张在谈话中，还表示是否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

周恩来、王明等没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对他不报告中央、擅自出走的错误提出批评。周恩来说：只要张副主席回办事处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但是张国焘执迷不悟，仍坚持不住办事处。最后，周恩来要求张国焘向中央承认错误，并向中央请示对他今后的工作指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国煮写了一个电报。12 日，中央书记处即给张国焘回电：

国焘同志，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 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 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13 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致张国焘电报，到旅馆当面交给张国焘看， 并晓以利害，张国焘无言以对，但仍坚持不到办事处住。为争取张国焘早日回到办事处，周恩来和王明、博古、李克农又于 14 日一起到旅馆去劝张。经耐心劝导张仍不接受。李克农看到周副主席等人如此苦心婆心相劝，张国焘仍是如此顽固，十分气愤，便走上前去，连劝带拉把张国煮推上汽车，同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

张国焘回到办事处后，闭口不谈自己的错误，不谈自己下步的工作打算， 只是经常借口外出。他出去时，根据周恩来的布置，李克农都安排邱南章或吴志坚陪同，张国焘去见陈立夫、周佛海和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等人。还多次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称要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

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16 日上午，周恩来陪张国焘到武昌见了蒋介石。张一见到蒋介石就卑躬屈膝地说：

“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他说： “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正威胁着蒋介石的统治，蒋还需要共产党的合作，还不愿与共产党破裂，所以，此时并不公开支持张国焘，看到这场面，看到周恩来的严正态度，也不便再说什么。回到办事处后，原则性极强的周恩来立即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的错误态度。

这天下午，张国焘借口上街买东西和看病，想把陪同他的吴志坚甩掉。他在汉口转来转去，一直在找甩掉小吴的机会。到晚上，突然说要过江去看朋友，吴志坚就紧跟在他后面，到了渡轮码头时，他突然跳了过去，想把吴志坚甩在铁栅门外。没想到眼明腿快的小吴一下就跳进了渡轮，紧随其后。到了武昌，天色已晚，吴劝张回汉口办事处，张坚决不去。吴就在旅馆里订了一个房间，让张睡里面，他睡外边。在张国焘不大注意的时候，小吴偷写一个字条，要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说张国煮和他在武昌一个旅馆， 要办事处赶紧派人来。

李克农接电话后，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找到张国焘，说奉周副主席命令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不愿走，他们就连推带拉又把张推上渡轮回汉口。张又坚持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只好把张安置在

汉口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住下。

李克农接报后，指示邱留下，让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张已决心逃跑叛党的经过。周恩来、王明、博古听了吴志坚的汇报，为了挽救张国焘，决定明天上午同张公开谈判，并商定了谈话内容。

1. 日上午，在李克农陪同下，周恩来和王明、博古一起来到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谈判。李克农既是陪同人员，又时刻担负着周恩来等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以防止特务的破坏。谈判中，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张国焘提出三条要他选择：

“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二，暂向党请假休息一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

张国焘没有答应回党工作，但表示愿意在二、三条中采取一种办法，希望允许他考虑后再定。

虽经周恩来仁至义尽的劝说，但张国焘仍然顽固不化，他的反党决心已定，就在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走后不到一个小时，张就打电话约军统头子戴笠到饭店谈话，公开表示要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天晚上，饭店门前来了两辆小车，从车上下来几个便衣特务，走向张国焘的房间。在饭店门口执行任务的邱南章想到周恩来和李克农的嘱咐，立即大声质问：

“你们要干什么？”

但特务们人多势众，不容分说就把邱南章抱住，另一个则把张国焘拉进车里，车开走后，才把邱放开。邱南章回到张的房间里，只见桌上有一张张国焘写给周恩来的字条，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至此，张国焘公开投靠国民党，当了人所不齿的特务。邱南章立即回办事处向李克农和周恩来报告。

1. 日晨，周恩来即起草了他与王明、博古、凯丰一起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

四、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的幕后助手

1954 年 4 月，李克农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归国不久，尚未从紧张的谈判中缓过劲来，因其高超的斗争艺术，又被中央指定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 随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而此时李克农已经患有严重疾病。

早在 1953 年 2 月 7 日，负责中央首脑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障曾专门

将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李克农自 1943 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同时，还报告了李克农加大剂量服安眠药的情况。

周恩来细看报告，颇为焦虑，连忙把报告送到毛泽东处。3 月 4 日，毛泽东亲笔在报告上写下了如下批语，“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

患有多种疾病的李克农已不宜过度劳累，更不宜远涉重洋去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但如此重大的国际政治活动，作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李克农又不能不在入选之列。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李克农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非凡的外交才能非常欣赏，把他作为自己最得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立即批示：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讨论，3 月 2 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

对于周恩来的批示，李克农虽然抱病，仍然雷厉风行地执行，不几天便完成了批示的任务。但提出了他不适于参加代表团的建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三个部门的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我无国际知识， 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

周恩来又何尝不想让李克农好好休息，他也心疼自己的这位兢兢业业的部下啊，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又不能不把个人感情放在一边。他接受了李克农关于出席会议人选的建议，却否定了李克农不参加会议的请求，而且指定由李克农抓总，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入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

总理的极大信任使李克农深受感动，重托在肩，他二话没说，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出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

代表团工作班子多达一百多人，除配备翻译、医生、司机外，李克农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还安排侦保、化验人员随团行动，以防不测。为确保周恩来的健康，在安排医务人员时，李克农把原定的自己的保健医生史书翰， 换成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

为了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李克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夜以继日的工作， 对会议将要讨论和代表团可能涉及的政治性问题和各种情况，分别拟出了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仅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方面的问题，在李克农的主持下，就拟出近二十篇发言稿。这些槁子为周恩来临场发言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等十个单位编写有关资料，共计有中国基本国情和对外政策，以及朝鲜问题共 12 大本，一千七百多万字。这是何等繁重的

工作啊

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于 4 月 20 日下午抵达日内瓦。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李克农主持草拟了周恩来的简历。井用中文和英文广为散发。这一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草拟后，未经周恩来经报中央审定的，内容长达 5 页半，简历写道：“周恩来，生于 1898 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周恩来的信任，也反映出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敬重。李克农之所以在草拟简历时未经过周恩来，则主要是怕因周恩来的谦虚而使上述评价被周恩来本人划掉。

会议期间，李克农尽最大努力协助周恩来工作，尽量减轻周恩来的负担。从 4 月 26 日开始至 7 月 21 日，李克农出席各种会议约五十次，每次会议平

均 4 小时。李克农除参加这些会议外，还要和有关国家的代表团进行会外会谈，非常辛苦。但他自比“毛驴子”，仍要多“驮”一些。当时印度没有能够参加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派他的代表梅农到日内瓦活动，他经常到我方代表团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为了不影响周恩来的工作和休息，李克农常常自己出面与之会谈。

会议“保卫”工作主要依靠瑞士，内部警卫则主要靠自己。周恩来的安全，是李克农关注的中心点，他提出了保卫总理的措施：专业人员和一般人员相结合，代表团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做总理的保卫工作。总理和代表团住的别墅，难以保密，为了防窃听，李克农经过细致观察，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别墅的马厩布置成内部会议室，这样既防止了泄密，又美化了环境。李克农这一布置，解决了周恩来一直担心的泄密问题。坐在用马厩改成的会议室内， 他不无赞赏他说：

“特工人员怎么也不会想到在马厩里安窃听器，李克农真不愧是隐蔽战线斗争的专家。”

4 月 30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会晤。会见后，李克农就这次会晤电发了《每日简报》， 翔实地介绍了会晤的情况，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李克农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在幕后进行大量辛勤的劳动，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功的外交活动，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 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新中国以其鲜明独立的外交风格。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五、“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1957 年 10 月 25 日，与往常一样，李克农一大早就起床，在庭院中散步。散过步回到室内，他突然感到有些胸闷，立即坐下吃了两片药。午饭后，他仍觉头昏，想出门走走，呼吸一下金秋的新鲜空气，谁知刚迈出门槛，便失去控制，栽倒在地上，后脑勺重重地摔在了台阶上，立时陷入昏迷状态。

李克农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党中央极为关注，周恩来立即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马上驱车急驶北京医院，亲自组织力量全力抢救，并亲自过问医疗方案。

五天过去，李克农仍然昏迷。百忙中的周恩来再度来到北京医院，为了解除医务人员的思想压力，使他们放开手脚治疗，他吩咐医务工作人员：

“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在北京医院组织精兵强将竭尽全力的抢救下，连续昏迷了八天的李克农，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1962 年 2 月 9 日，长期患病的李克农于当晚 21 时心脏停止了跳动。李克农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医院向李克农的

遗体告别。经中央研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置李克农的灵堂，供首都各界和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吊唁或瞻仰。

“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就有大动作”

——周恩来与杨勇

杨勇，1912 年生，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 红一军团第一、第四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四三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 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 年被投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红军时期，杨勇就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指挥下冲锋陷阵。抗美援朝，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拿“三杨开台”，杨勇得上朝鲜战场，并担任志愿军司令。有人状告杨勇在志愿军总部大搞楼堂馆所，周恩来实地调查：原来只是战士自己用石头砌起的简易小楼。杨勇率志愿军代表团从朝鲜撤军归来，周恩来亲到车站迎接。“文革”中，周恩来亲自主持为杨勇平反，对结论中的不实之词反复征求杨勇的意见。杨勇被委镇守新疆，上任仅仅两个月，就提出修筑“两路” 计划，周恩来深表赞赏：“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就有大动作。”“四人帮”借批林批孔大批“周公”，杨勇坚决抵制：只要我在新疆一天，新疆就一天不能批“周公”。周恩来逝世，万民悲痛，杨勇在反复请示不予批准的情况下，坚持指示新疆各地设立灵堂，悼念总理，寄托对周恩来的无限哀思和一片深情。

一、周恩来：准备上半年撤军； 杨勇：最后一批要在十月

1958 年 2 月 14 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 就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随同来访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等。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平壤时，受到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军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王平上将和其他高级将领、以王一夫总团长为首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总团和各国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机场迎接。

饱受战火洗礼的平壤，此时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全城飘扬着中朝两国国旗，新建成的高楼大厦和街道上空悬挂着巨幅标语。当周恩来一行由金日成等朝鲜领导同志陪同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时，沿途 10 万平壤人民聚集在长达

18 里的道路两旁，挥动着鲜花和彩旗，热烈欢迎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当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来宾馆拜望周恩来、陈毅等代表团的同志。

杨勇先拜见了陈毅、粟裕，然后他们来到周恩来的住外，周恩来正在伏案批阅文件。

杨勇立正、敬礼，向总理问候： “总理，您好！”

周恩来抬头一看杨勇来了，忙起身相迎：“杨勇同志，你好哇！”他仔细打量着杨勇，“噢！胖了点嘛。”

周恩来说着，用手指指刚进屋的陈毅： “不过，还比不上陈老总啊。”

开了几句玩笑，周恩来请陈毅、粟裕、杨勇坐下。说道： “我们这次来朝鲜，一是学习，向朝鲜人民学习，也向志愿军同志学习；

二是商谈一下撤军的事。志愿军准备在今年上半年全部撤出朝鲜，你们有什么意见？”

杨勇看了一眼陈毅、粟裕，想征询两位老总的意见。陈毅故意扬了一下头，把目光移开了，那意思是说：看我干啥子？总理问你呢，问你这个司令员嘛！

“我们拥护中央的决定。”杨勇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说，“不过，我有个建议。”

杨勇这后一句话，话音不高，却明显地语惊四座。周恩来侧身面朝杨勇， 陈毅也抬起了头。

杨勇看到周恩来用期待和鼓励的目光看着自己，就说： “志愿军最后一批撤出朝鲜的时间，能不能推迟几个月，安排在 10 月

25 日，那时正好是志愿军出国作战 8 周年纪念日。这样一来，志愿军还可以再帮助朝鲜建设几个月。”

“8 周年，凑个整数。挺有意义的么。”陈毅赞同道。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这个建议可以考虑。还有什么意见？”

“其他一些建议，我都写在了给彭部长的报告里。”杨勇回答说。周恩来起身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材料：

“就是这个报告吧？”

杨勇一看，正是自己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写的报告，知道此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忙说：

“是的。不过只是个人的一点建议，仅供中央参考。”原来，1957 年 11

月 2 日至 20 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此间，毛泽东与同时访问苏联的金日成商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说：

“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

金日成表示同意。

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召杨勇回国汇报工作时，把毛泽东的这一想法转告了杨勇。杨勇为此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58 年 1 月 28 日，杨勇就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给彭德怀写了一个专题报告：

关于军队撤出的时间及方法问题，我提出以下建议，请军委考虑。俟政府代表团发布联合公报之后，于 3 月中旬开始撤出一线的十六军、二十三军，这样在政治上影响较大。同时，看看敌人的动态，如情况无变化，再开始撤走⋯⋯

关于兵团和志直机关的安排问题，目前二十兵团已经确定了。我建议十九兵团与济南军区合并，以充实济南军区的机构。至于志愿军一级机关，听说邓华同志给你写了一封信，建议在长春成立一个吉黑军区，这样虽然有好处，但也有缺点。好处是离朝鲜近， 万一有事，再回朝鲜方便，同时东北的部队较多，可以分担一部分部队的训练任务。缺点是只能照顾一个方面，不便机动。东北是一个战役方向，设两个指挥机关，指挥不大方便，也不合乎目前精简的精神，所以我考虑这样似不太合适。如果与沈阳军区合并， 目前沈阳军区已很健全，再加上志愿军这一套机构，也过于臃肿，实在容纳不下。

志愿军一级机关，经过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一些指挥和训练的经验，同时，机关于部素质还好，机构尚健全，以不拆散为好，因为拆散容易，重建则难。因此，我建议志愿军一级机关与武汉军区合并，并作为一个机动的指挥机构。目前斗争尖锐的是朝鲜和越南两个方向。沿海各军区都带有若干区域性，不便做广泛的机动，如果有一个可以作为机动的指挥机构，放在机动的位置，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个机构就可以率领若干军，南出越南或北出朝鲜，还可以向沿海任何一个方向机动。如果没有什么情况，平时则可以加强武汉军区所属部队的训练的领导。这样不仅能保存这个机构，而且能够应付意外的情况。是否妥当，供军委研究决定时参考。

彭德怀于 1 月 31 日看过这个报告后，立即把它转呈了毛泽东。毛泽东 2

月 3 日阅后表示可以考虑，并在报告上签了字，又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指着杨勇写给彭德怀的报告，以赞赏的口气对杨勇说：“军委已初步研究了，基本赞同你的意见。明天我们就和朝鲜同志谈这个问题。然后， 我们准备到你们那里去看看，并和大家一起过年。”

总理亲自看望志愿军将士，并和大家一起欢度新春，对全体官兵当然是个极大的鼓舞，也正是杨勇的心愿，他当即十分高兴他说：

“欢迎，欢迎！谢谢总理。”

很快，周恩来来到了志愿军总部，看望志愿军将士。首先接见了杨勇、王平、梁必业、王蕴瑞等志愿军高级将领，并对他们发表讲话，说：

“美国在朝鲜挑起战争，并不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相反，中国人民的胜利，却是美国意想不到的。美国首先在朝鲜发动侵略战争，占领朝鲜， 进而侵略我国。中国人民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对当时那种严重情况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才派自己的子弟兵——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经过这场伟大斗争，证明了我们在战胜国内反动统治之

后，也能够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

讲到这里，周恩来望着在座的将军们，随即提醒道： “那么，大家是不是回国后要腾云驾雾地骄做起来了呢？绝不能这样！” 王平立即表示态度： “请党中央和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回国后虚心向人民学习，

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杨勇讲道：

“我们的一些官兵感到有些压力，生怕跟不上祖国日新月异的前进脚步，有一点思想‘包袱’。”

陈毅以他特有的洪亮嗓门说：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和平与友谊。我们为了和平与友谊，连生命都

可以牺牲，又有什么思想‘包袱，不可以抛弃呢？” “你们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国以后也要永远做最可爱的人。”周恩

来希望志愿军全体官兵继续努力学习朝鲜人民勤劳勇敢、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尊重和热爱朝鲜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在志愿军撤出朝鲜前一定要消灭事故，损坏的东西一定要赔偿。他说：“你们不是对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吗？那么，大家首先就是要做到这一点，使最后开的这朵花结出最好的果。希望你们既要懂政治又懂军事，真正成为亦文亦武、又红又专的军事指挥员。”

杨勇认真听着总理的训示，决心在朝鲜的日子里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去做，把工作做好。

二、在毛岸英墓前，杨勇看到周恩来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2 月 17 日，正是中国人民的农历除夕。这一天，山舞银蛇，纷纷扬扬的大雪飘个不停，给朝鲜秀丽的山川披上了一层银装。

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由杨勇、王平、梁必业陪同，缓缓走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他们献上花圈之后又冒雪绕陵园一周，瞻仰烈士的陵墓。

当他们一行缓缓来到毛岸英烈士墓前时，周恩来沉思良久。

杨勇知道，周恩来是在缅怀他曾经十分熟悉的毛岸英烈士。杨勇也不禁想起了毛岸英烈士牺牲前后的情景：毛岸英是一个普通的志愿军战士，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他 1950 年自愿参加志愿军，不久便牺牲

在朝鲜，年仅 28 岁。毛泽东得知后，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 眼睛凝望着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嘴里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

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忍着巨大的悲痛说：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为了反对侵略，为了和平的国际共产主义事业，

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牺牲了许多优秀战士，岸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党的主席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所生！”

毛岸英牺牲后，金日成曾建议把岸英的遗体运回中国安葬。毛泽东没有同意，他说：

“岸英也是志愿军战士，就让他和牺牲了的志愿军同志在一起吧。” 就这样，毛岸英便永久地长眠于朝鲜这块异国的土地上。

周恩来俯身抚摸着毛岸英的墓碑，思绪万千。这时的杨勇，明显地看到了周恩来脸上那晶莹的泪珠。他知道，周恩来既是为毛岸英而流泪，也是为所有长眠于朝鲜的志愿军将士而流泪，在此，他看到了周恩来那热爱人民、热爱战士的伟大胸怀。

周恩来擦了擦溢出眼眶的泪水，对杨勇说：

“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对毛主席，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周恩来还向杨勇询问了其他烈士的安葬情况，他谆淳叮嘱：

“要派人守护好陵园。在园内栽一些树苗，多种果树，既可以美化环境， 使烈士得到安息，又可以获得果实，将来留给朝鲜人民。”

三、有人状告杨勇，周恩来买地调查

从志愿军陵园归来的路上，周恩来问杨勇、王平： “听说你们大兴土木工程，搞了好多楼堂馆所，在哪儿呢？带我去看

看。”

杨勇面带疑惑的神色，不解地回答： “不就是那个办公楼和礼堂吗，别处没有哇。”

原来，在国内时，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志愿军挥霍浪费，在朝鲜盖起了豪华的办公大楼、宾馆、招待所、大礼堂什么的。周恩来呢，并没有轻易地听信一面之词，他要实地调查一下。

其实，停战以后，志愿军官兵体谅国家的困难，艰苦奋斗，自己动手搬来石头和木料，就着山坡盖起了一座半地下半地上的三层小楼，供机关办公用，还盖了一个简易礼堂，方便集会。

实地察看后，周恩来心里有了底数，说： “看来还是耳闻为虚，眼见为实呀。”

陈毅呢，深为杨勇和志愿军抱不平，看了这些所谓的“豪华”设施后， 不禁十分气愤他说：

“这是啥子豪华楼堂馆所哟，谁再这样说，那才是胡闹呢！”

下午，杨勇在志愿军总部驻地，主持召开了欢迎大会，欢迎周恩来一行。周恩来、陈毅、张闻天、粟裕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晚上 8 时许，杨勇陪着周恩来、陈毅等又来到志愿军礼堂，和官兵一起欢度除夕之夜。简陋的舞台上，帷幕徐徐升起，志愿军文工团把经战火洗礼的最优秀的节目，献给他们最敬佩的祖国亲人。

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毫无倦意。杨勇和志愿军官兵们都为能和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尽情地欢度除夕之夜而感到莫大的幸福和温暖。

四、周恩来亲切关怀，杨勇父子相见

文化大革命中，杨勇受到冲击，遭到迫害，被秘密关押。1969 年 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到了杨勇：

“⋯⋯有些地方对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将来还是要工作的，群众理解了，就解放他们。北京的杨勇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总还是有功劳吧⋯⋯”

毛泽东的话就是尚方室剑，一直关心着杨勇、想把杨勇尽快解放出来的周恩来，即与“九大”结束后的 5 月 14 日向党政口传达了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几次讲话，其中就包括关于杨勇的内容。

这时，在东北工作的杨勇的儿子杨小平回北京结婚。杨勇的夫人林彬和他商量，决定先由他出面提出要求见见爸爸，试探试探再说。杨小平找到了专案组的人，郑重其事地对他们提出：

“我爸爸被抓三年了，一直下落不明。在‘九大’上毛主席对我爸爸的问题讲了话，可是半年过去了，我爸爸依然没有音讯。我现在已经成家了， 以后来北京的机会不多，我妈妈去宁夏于校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我要求在走前看一看爸爸！”

专案组的人十分滑头，他们也知道，毛泽东对杨勇讲了话，要求解放杨勇，但他们的顶头上司并未说现在就解放杨勇，常言说县官不如现管，他们还得听自己顶头上司的，于是就用“我们无权答复”，把杨小平顶了回来。林彬听了杨小平讲述的情况，彻夜难眠，辗转反侧，思来想去，觉得现

在只有求助于总理了。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写了一封信，请李先念转交给周恩来：

敬爱的周总理：

我是杨勇同志的妻子，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批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 干校的。当时留下了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实在放心不下，这次我来北京决定把他们也带到宁夏去劳动锻炼。以后是否再回北京，何时能回北京，就很难说了。为此，在我和孩子离京前，想见见久别而又不知下落的丈夫，恳求予以批示。

林彬敬上

信送走了，林彬和孩子们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一早，李先念的秘书就找来了。他告诉林彬，信已转给总理了，总理一直很关心杨勇的情况，一定会想办法尽快让你们相见的。林彬听到周恩来在百忙中还一直关心着丈夫，心中万分感激，无比宽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四天之后，她终于接到了去看丈夫的通知。

林彬和孩子们商量，由杨小平带着北北去石家庄看爸爸，京京陪妈妈在家。

杨小平和北北来到石家庄见到爸爸，当他说到这次会面是在周恩来和李先念的关怀和亲自过问下才争取到的时候，杨勇的眼睛湿润了。

五、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突然发问：

“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自绝于人民， 驾机外逃，摔死在蒙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为被打倒的老干部平反。

当时，由于有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的。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和副主任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

“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 “不知道。”

周恩来交代说： “你们去调查一下。”

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这样，“四人帮”一伙即使想抓把柄，但却无处可抓。因为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这样的原则他们还不敢公开反对。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和廖汉生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杨勇复出后，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中体现出了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 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账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的结论报上来后，周恩来批示： “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

见。”

组织结论要征求本人的意见，虽是我党我军的传统和组织原则，但在当时那种动乱的年月里，组织结论常常是不和本人见面的。田维新体会到周恩来对杨勇的一片爱护之心，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

杨勇很大度他说： “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 田维新实事求是他说：

“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

杨勇还是说： “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

“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日维新深知其中分量，也深为周恩来对同志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

“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我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

1972 年 5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周恩来的建议下， 毛泽东提名增补杨勇等三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

杨勇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命令下达后，他想早一点到沈阳军区报到， 经请示周恩来，周恩来让他过了八一再走。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之所以要杨勇在北京参加八一招待会，是为了使杨勇的名字见报，以这种方式为杨勇公开恢复名誉。可见周恩来对杨勇关心之细致。杨勇当然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打心眼里感激自己十分敬重的好总理。

六、“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就有大动作”

1972 年 8 月 3 日，杨勇终于又踏上了新的征程，到沈阳军区上任。

1973 年 5 月下旬，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召开“十大”、批林整风和经济计划等问题。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找杨勇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新疆担任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问杨勇有什么意见，身体能否吃得消？

杨勇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身体也还可以，只是多年没搞地方工作了，在地方兼职怕难胜任，可否免兼区党委第二书记，并推荐王恩茂同志去。

周恩来解释说： “也曾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太大，暂时还不好去。中央决定让

你去，是经过充分酝酿和慎重考虑的。”

由于新疆战略位置重要，又是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加上原来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地方和军队的局势都不够稳定，需要派一位有威望、有水平、善于团结人的老同志去，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

杨勇郑重地向周恩来表示： “一定竭尽全力去工作，绝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新疆问题。会议由政治局主持，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同志参加，杨勇也参加了会议。

6 月 1 日第一天开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他对新疆来的同志们说： “把你们请来，宣布一件事情，‘九一三’事件以来，至今两年了，林

彪的幽灵还在新疆游来游去，需要有个老将去新疆改变这种状况，把大局稳定下来。中央决定，让杨勇同志去新疆，任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说到这里，周恩来指着杨勇说，“杨勇同志也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会后他就随大家同机去新疆。”

散会后，周恩来又把杨勇留下，向他讲了新疆的形势和领导干部的情况， 并嘱咐说：

“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你去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 新疆的事情就好办。再就是要搞好战备，军队主要由你来管。你对新疆情况的复杂和工作之困难，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6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杨勇任职通知：“调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军区党委第二书记。新疆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副主任。”

杨勇接到命令后，于 6 月 4 日带着秘书、警卫员轻装简从地飞赴新疆了。当天晚上，在自治区、军区两个党委召开的常委联席会议上，杨勇牢记周恩来关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的指示，谈了自己的意见：

“无论是搞建设还是打仗，离开依靠群众这一条不行。在新疆，就是要依靠新疆的 1100 万人民，特别是要依靠七百多万各少数兄弟民族的人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搞好民族团结，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基础。”

6 月下旬，杨勇陪同来新疆检查工作的副总参谋长李达下基层去搞调查研究。

在天山南北绕了一圈，同李达副总长边看边议，杨勇对新疆的建设问题有了腹案。杨勇说，新疆建设要重点建设好一个巴掌五个指头。巴掌就是天

山，五个指头是喀什、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要把天山搞活，就要修筑横越天山的公路。

杨勇的这一建议和设想，在 7 月 16 日的军区常委会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中央。7 月 27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 讨论新疆的报告。

杨勇在会上详细汇报说： “把南北疆的交通搞通畅，对经营天山、依靠天山、搞活天山，对发展

新疆的经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独库公路如果修通，平时南北疆的公路运输就不需绕经乌鲁木齐和大河沿，运程可减少 420 公里。修通大河沿至库尔勒的铁路，对加速后方建设，开发南疆地区意义都很大⋯⋯”

听完杨勇的汇报，周恩来舒心地笑了，他许多天没有这样高兴过了，兴致勃勃地对大家说：

“果然不出所料，杨勇一到就有大动作，提出了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此事拖了十年，确实不宜再耽搁了。”

显然，杨勇的汇报，慰藉着周恩来那颗为国为民的心，他多么想尽快把新疆的建设搞好啊，现在有了杨勇这员干将，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政治局通过了修筑“两路”的计划，周恩来委托叶剑英第二天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具体研究安排了兵力、经费、材料等问题。叶剑英在会议总结时说：

“铁路、公路问题，干线中央帮助修，支线你帆自己修。公路需用的机械由工程兵保障，铁路施工的汽车运输由总后考虑解决。从大河沿到库尔勒的铁路搞四年，一个铁道兵师，明年去 1 万人，后年去 1.5 万人⋯⋯”

杨勇未料到这么大的两项重要工程，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决断下，竟这样快就决定下来了，他上任还不到两个月啊！

七、“借机批周公，只要我杨勇在新疆一天，新疆就不能搞”

1974 年 1 月底，江青在北京召开“一·二四”、“一·二五”大会，“三箭齐发”，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代革命家发难。当时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区党委书记司马义·艾买提参加了大会，打电话传回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等人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敏锐的杨勇，当即识破了江青的阴谋。他对有关同志说：

“这次又让江青钻了空子。她在北京召开的这两次大会，是就毛主席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的借题发挥，向周总理发动突然袭击。一定注意：‘一·二四’、”一·二五，这两个会议的材料，没有中央正式文件，不准向下传达。有关部门要掌握社会动态，对可能出现更大的动乱要有思想准备。”

后来，“四人帮”借评法批懦之机，又大摘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杨勇进一步看清了他们的险恶用心。

无论“四人帮”及其黑爪牙们怎样折腾，杨勇一直有着一定之规：“借机批周公，只要我杨勇在新疆一天，新疆就不能搞。”

1976 年 1 月 9 日清晨，收音机里突然传出阵阵低沉的哀乐，人们日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听完《周恩来同志逝世》的讣告，泪不轻弹的杨勇将军， 此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禁潸然

泪下。他含着泪水召集两个党委常委开会。

会议由杨勇主持，他提议全体起立默哀，而后杨勇沉痛他说： “总理不幸逝世，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损失。总理在文化大革

命中没吃过一顿好饭，没睡过一次好觉。几十年来，他什么时候请过假？他真是辛苦了一辈子。刚才接到中央一个电报通知，悼念活动由中央组织，各地不要开追悼会，不让戴黑纱，不让戴白花，不让设灵堂。这种做法，群众是通不过的。咱们怎么搞好，请大家来研究一下。”

会议经过讨论，议定三点，请示中央，（1）自治区党政军联合召开追悼会；（2）派出新疆代表团去京参加追悼会；（3）以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名义，在北京追悼会上敬献花圈。

报告用电报拍发北京后，中央治丧委员会很快答复说不行，让按中央通知精神办。

杨勇十分气愤，不顾风险，指示区党委办公厅和军区党办，再次分别请示中央治丧办、国务院和军委有关部门，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他态度坚决他说：

“估计再请示也不会批准，但是要让中央知道我们的态度。不管批准不批准，我们报告还是要打，意见还是要提。”

不出所料，几次请示都被打了回来。杨勇对一位同志说： “反正我们请示了，不批是他的事。你明天就去准备，后天上午在司令

部礼堂开追悼会。军区先走一步，然后自治区再开。我去跟郭政委和司马义同志说一声，就这么定了，不再请示了，悼念总理犯什么罪！”

1 月 14 日上午，在北京召开周恩来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新疆军区机关即召开了追悼会。灵堂上方挂着“沉痛悼念周总理”的大横幅，总理的遗像两旁，摆满了长青花木，会场布置得既肃穆又庄严。杨勇等军区首长带领机关全体干部战士，佩戴黑纱、白花，排着长队缓缓走进会场，向敬爱的周总理

遗像致敬默哀。大家把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仇恨，凝结成泪水， 洒在总理灵堂之前。

由于杨勇态度坚决，“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治丧办的几不准，在新疆不起作用了。接着，自治区机关和各地区、各单位，也相继举行了悼念活动， 以寄托对周恩来的哀思。

“你的主要任务，是当主席和我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与杨成武

杨成武，1914 年生，福建省长汀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师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独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 第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第一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49 年北平解放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委

以拱卫京师之重任。抗美援期时期，周恩来亲赴二十兵团驻地，为杨成武及全体将士壮行。“文革”初期，杨成武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担任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员。有人因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领导的，要将建军节由 8 月 1 日改为 9 月 9 日，即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这一天，杨成武深感不平，直言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八一建军节不能改。周恩来托杨成武向毛泽东转递材料，逮捕了祸国殃民的王力、关锋。杨成武与江青发生直接对立，周恩来恐杨成武吃亏而设法缓解。杨成武及其全家惨遭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周恩来得悉详情，即派两支小部队将杨成武一家秘密转移。1974 年，毛泽东提出要为杨成武等人翻案，并做自我批评，周恩来扩大传达范围，在有“四人帮”一伙参加的会议上传达，使杨成武免遭了“四人帮” 的进一步迫害。

一、拱卫京师赋重任

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已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中央机关设在中南海，1949 年 5 月，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接到中央电令：第二十兵团暂不执行进军大西北的任务，转向平、津、唐、塘、秦一带布防；接电后先以一个师开赴塘沽；并令杨成武速到北平受领新任务。

杨成武立即按军委电令部署部队，自己携精干指挥所从大同赴北平。刚到北平车站，杨成武即见到周恩来派来的接站人员。汽车直驶中南海，杨成武很快就见到了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与聂荣臻正在交谈，一见杨成武来到， 马上亲切地与他握手，向杨成武简要地询问部队情况，紧接着调转话题，谈到了二十兵团的任务。

周恩来指示，第二十兵团三个军做如下部署：第六十七军军部驻唐山， 所属六个师分别驻秦皇岛、唐山和塘沽；第——九师最先开到塘沽，就让该师驻守那里。第六十六军军部驻天津以西的王庆坨地区，三个师都驻天津附近，一个在杨柳青，一个在杨村，一个在东局子。第六十八军作为第二线部队，驻宣化、张家口、康庄一带。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平、津及其所处的渤海湾方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袭击。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形势。他庄重而又兴奋他说： “我们很快就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要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

国的首都将要定在北平。北平以后叫北京。你们第二十兵团的任务，就是保卫人民国家的首都。这很光荣，很重要。成武同志，你除了担任兵团司令， 还要兼任天津警备司令。”杨成武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下了周恩来的上述指示。

聂荣臻指示说： “尽快部署，尽快拟订出防御计划。然后我们再向周副主席做一次汇

报。”

杨成武深感责任重大，中央军委、周恩来的部署英明，立即按照周恩来指示部署部队。正是由于这一部署，使敌人妄图从海上大规模偷袭的阴谋， 始终未能得逞。

二、“成武，我是为你出征助威来了”

1951 年初，杨成武奉命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准备入朝参战。在这年春节之前，于天津召开了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第一次干部会议。天津会议的第四天，即 2 月 24 日，周恩来风尘仆仆赶来了，他首先接见了新组建的二十兵团的主要干部，一见杨成武，周恩来就兴致勃勃他说：

“成武，我是为你出征助威来了。”

共和国的总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亲临兵团视察，对全体将士无疑是个很大的鼓舞，杨成武连声说：

“谢谢总理关怀。”

周恩来对人民军队的三位杨氏战神，即杨得志、杨成武、杨勇都十分欣赏，在抗美援朝伊始，就有了“三杨开台”的设想。这不，三杨中的一杨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赴朝不久，中央军委又命杨成武组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 开赴朝鲜战场。

周恩来对新组建的二十兵团十分关怀，并寄予殷切希望，为了使大家认清形势、明确任务，专门在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形势与任务》的长篇讲话。

为了使二十兵团的干部战士对将要面临的战争心中有数，周恩来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形势：

“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美帝国主义扩大战争规模和朝鲜战争转入长期化的可能性已日益增长。我们是酷爱和平的，但对于侵略战争，我们是不怕的。我们准备打击战争疯子，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长期地打下去，甚至打原子弹⋯⋯”

为了使广大干部战士树立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敢打必胜的信心，周恩来接着分析了美国政府及其侵朝军队所面临的矛盾与困难。他指出：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了便宜的暴发户，但它开始走下坡路了，在朝鲜它已用了八个师的兵力，超过其国内正规军的半数以上。除驻欧洲、日本的军队以外， 国内只有四个正规师。其士兵和国内的青年厌战情绪日渐上升，兵员动员很困难。它侵朝已八个月，仍只能勉强在现有番号内给予补充。它的装备消耗是最高的，高出我军 20 倍，因此美国的预算开支是庞大的。国际形势对美国政府也很不利。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第一部分结尾中，再次强调了出征援朝的意义。他说： “毛主席说，我们自己胜利了，但我们要援助各弱小民族，把英雄的纪

念碑立在国外，那是很光荣的，无上光荣！” 小礼堂里，顿时充满了令人振奋的掌声。

接着，周恩来给大家讲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朝鲜战争的长期性与外交斗争。他说：

“我们要完全、彻底消灭侵朝美军，这样重要的任务，当然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你们在座的干部要教育大家，克服急躁情绪，不要有不切实际的依赖心理，别认为‘只要我们有了空军，就能一下子解决问题’。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因为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我们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你们要准备持久作战。出征援朝，是我们取得新的作战经验的好时机，是使我们熟悉外国侵略者，加强我们国防军正规化建设的好时机。

“外交斗争也是重要的、长期的。我们要在联合国与美国政府做斗争。我们要像孙悟空那样大闹天宫，没有孙悟空，唐僧取经就难办了。”

周恩来最后讲了发扬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问题。他说：

“朝鲜政府、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都热爱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我们千万不可骄傲。要尊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人民、军队和领袖。总之，要把出征援朝看成是祖国的任务，在这次战争中考验我们自己。预祝大家胜利！”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结束了他的讲话。

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兵团给干部讲话，这使杨成武及第二十兵团上下受到极大的鼓舞，广大干部战士摩拳擦掌，纷纷请战，表示一定要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严惩美国侵略者。

三、为毛译东与周恩来当联络员

1967 年 7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和杨成武开会。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开宗明义，首先对什么叫文化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

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南巡，三小时后即出发，由杨成武陪同。会后，周恩来向杨成武交代：

“你的主要任务，是当主席和我之间的联络员，同时，要保卫好主席的安全。”

杨成武陪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武汉。途经郑州时，毛泽东隔着车窗，审视着车站的情景，当看到车站墙上贴着“打倒×××”、“二七公社就是好” 的标语时，对杨成武说：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到达武汉后，杨成武即将毛泽东的这段话向周恩来做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