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杨成武传话周恩来，老帅立时得保护

在视察途中，毛泽东曾多次向杨成武谈到几位老帅的情况，当毛泽东谈到要各位老帅都参加“八一”招待会时，杨成武又趁势向毛泽东反映，说：

“北京现在比较乱，有的老帅日子比较难过，有的已经受到冲击，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

毛泽东听后，沉默了许久，又点燃了一支烟，谈起他对老帅们的评价， 说：

“朱毛、朱毛，没有朱哪里有毛呢？朱总司令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 他要是黑司令，我不就是黑政委了吗？”

“剑英嘛，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他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啊！八一南昌起义，他事前通知了贺龙、叶挺不能上庐山，以防被张发奎扣住。长征时，我们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关键时刻叶剑英把张国焘分裂、危害中央的电令告诉了我们。”

说到这里，毛泽东摸摸自己的脑袋，深沉他说： “没有他，我们这个就没有了！”

讲到陈毅，毛泽东说：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红四军有个七次、八次、九次代表大会。七

次代表大会陈毅参加了。开八次代表大会时，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没有参加。九次代表大会，也就是古田会议，陈毅从中央回来，他是如实地向中央报告了红四军‘七大’和‘七大’以后情况的，又如实地传达中央对九次代表大会的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很好的同志。”

讲到聂荣臻时，毛泽东说： “荣臻同志可是个厚道人，话不多，什么事都敢于出面承担责任。” 接着，毛泽东谈到徐向前，说： “向前同志在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那是张国焘的事。听说，徐向前

讲，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西路军失败后，部队打散了，徐向前和陈昌浩离开了部队。徐向前要饭回到了延安，陈昌浩没有回延安，却回到湖北老家去了。这就是区别。”

毛泽东说到这里，加重语气说： “告诉总理，他很清楚。”

杨成武明显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倚重。毛泽东又说： “贺龙，也不能打倒。贺龙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

杨成武记完这段话，又给毛泽东复诵了一遍，毛泽东挥了一下手，肯定他说：

“就这样。”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立即将毛泽东对老帅们的评价报告了周恩来。杨成武知道，此时一些老帅的日子并不好过，周恩来想保护，又受到许多干扰， 把毛泽东的话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就有了保护老帅的尚方宝剑。这样， 各位受冲击的老帅很快得到了保护。

六、“⋯⋯把他们抓起来” “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1. 月 24

   日中午，陪同毛泽东的杨成武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趋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杨成武单独谈话，并要杨成武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杨成武讲了各省的情况后，谈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8 月

7 日在外交部的谈话中。极力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这就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造成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

最后，周恩来表明自己的观点，说：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

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

周恩来同时还给了杨成武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他转送给毛泽东。从周恩来处出来，杨成武翻开王力的这个讲话，一行字映人了眼帘： “现在，惟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

外交，我就不信眼，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杨成武这时想到，在王力的煽动下，8 月 16 日，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党政财大权，并把姬鹏飞、乔冠华关进了地下室。

为了把周恩来交代的事项及时向毛泽东报告，杨成武来不及休息，即于 8 月 25 日上午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自己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完汇报才说：

“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

杨成武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杨成武说：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 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口茶，说： “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

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 “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 “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做检讨，争取一个。”

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 “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

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杨成武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

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

“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

周恩来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在抓起玉力、关锋的第二天，杨成武奉周恩来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杨成武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看到林彪明显地感到震惊，但很快又镇静下来，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 杨成武随即告退返回北京。

在上海虹桥宾馆，毛泽东谈了对于“四个伟大”、“永远健康”的看法。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了，问杨成武。

“谁封我四个官啊？”

他手指着报纸上林彪题写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说道：

“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是不高兴。我只是一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有什么办法，他们就是到处搞。”

毛泽东还非常烦躁他说： “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毛泽东语重心长他说：

“你回去报告总理，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要犯大错误。”

杨成武似有所悟的点点头，表示领会了主席的意思，将毛泽东的话如实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七、林彪：文件不要再送叶帅；杨成武： 请总理帮助拿主意

1967 年 2 月，青海省发生“赵永夫事件”之后，林彪气呼呼地对杨成武说：

“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 看到林彪的语气很强硬，杨成武说：

“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林彪拖着湖北腔，甩手走了。

林彪的话没有道理，又很强硬，这当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杨成武思来想去，只好问计于周恩来。夜晚，杨成武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见杨成武闷闷不乐，先开口问：

“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杨成武把林彪的指示告诉了周恩来，说： “总理啊，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

林彪此时是副统帅，对于他决定的事，周恩来也无权更改。但这样的决定明显不对，周恩来思忖了一阵，说：

“这样吧，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是要送。” 杨成武一下子明白了，文件照送，但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林彪查问起

来，也好有条退路。杨成武十分佩服地想：还是总理有应付他们的策略。 事情就这么办了。但杨成武觉得这件事对叶剑英是明显的不公平，过了

些时候，就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当然很气愤，但还是说： “好，好，就照总理的指示办。”

八、“好，就由你去传达”

1967 年 11 月 3 日，报上发表了由陈伯达组织人起草、却让杨成武署名的文章：《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文章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湖南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也多次使用“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字样。12 月 13 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说：

“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指陈）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杀人的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的讲话，显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评得低着头，脸一阵红，一阵紫，一动也不动。

12 月 21 日下午 6 时，在怀仁堂参加中央文革“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

“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现在看 30 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通知， 转发毛泽东对湖南省报告的指示，希望各省市“认真学习，坚决照办”。

看到中央通知和毛泽东的文字批示后，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因此，他向周恩来建议：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批示，避免再提出这类错误的口号，犯同样的错误，是否可以将毛泽东的批示，向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军队和各省市负责同志传达一下。”

周恩来从内心赞佩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坚决支持杨成武的想法，马上表态说：

“好，就由你去传达。”

12 月 22 日晚 10 时 30 分，杨成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赶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以及《解放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对“大树特树”和“绝对权威”问题的几次批示。从而在高级领导人中澄清了理论上的是非。

九、“鲁迅手稿丢失，由你负责，迅速查找”

1968 年 3 月初，鲁迅夫人许广平写信给毛泽东说，原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对鲁迅十分推崇，当即要周恩来马上设法查找。

3 月 5 日午夜，周恩来把杨成武找去，把查找鲁迅手稿的任务交给杨成武：

“鲁迅手稿丢失，由你负责，迅速查找。” 杨成武为难他说：

“这不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吗，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想了一下，为杨成武提供了线索：

“叫卫戍区去查，你们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他可能知道些情况。”

杨成武从总理那里领受完任务，已经凌晨 3 时多了，杨成武马上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和几辆摩托车，马上到后海杨成武的住处等候。当杨成武回到家时，傅崇碧和刘光普等人已在客厅里了。杨成武没有顾得多说什么，就和他们一起直接驱车奔向秦城监狱。到监狱时，已是黎明时分，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杨成武他们很快就见到了戚本禹。

于是，由刘光普负责记录，开始审讯，杨成武问：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走了手稿，怎么不知道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文革小组原来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杨成武再追问了一句。“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有些疑惑。既然是江青让戚本禹取走手槁，怎么现在又说手稿丢了呢？

杨成武他们驱车返回城里，向周恩来汇报。因汇报时江青在场，杨成武不便说江青让戚本禹取走了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存放的地方。

江青一听，很是恼火，大声吼道： “把这个人叫来！”

事不凑巧，韩书信回四川成都休假去了。杨成武请示周恩来： “是不是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同时让空军派飞机把韩书信

接回北京。”

周恩来当即同意了这一建议。

张国华接到电话后，立即派人找到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专机返回北京， 住进卫戍区招待所。

傅崇碧打电话给杨成武，问： “是否去看一下韩书信。” 杨成武回答：

“可以。”

傅崇碧见到韩书信后，直截了当地问： “鲁迅的手槁现在在什么地方？” “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何先

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一同何先伦，他说：“这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 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周树青急切地问。“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钓鱼台里面的。”

傅崇碧向杨成武汇报之后，问： “是否报告陈伯达、江青？再去问一下卜信荣？”

杨成武答复可以后，傅崇碧赶快打电话找江青，江不在，肖力（即李讷） 接了电话。傅问：

“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个人吗？” “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汇报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此时已是 3 月 8 日傍晚。傅崇碧放下电话即带着秘书冯正午和刘光普、

周树青三个人，分乘两辆吉普车，驶往钧鱼台。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很快答复：

“可以进来。”

当吉普车在灰色办公楼前刚刚停下，正巧姚文元走过来，傅崇碧等人就和姚一起走进会议室。

万万没有想到，进屋后尚未站定，江青即推门进来。见屋中站着四个军人，顿时大怒道：

“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

于是乎，江青就诬陷傅崇碧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她先找了周恩来， 又找了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道：

“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劝解道： “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文革有什么别的企图

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此时不但不出来说句话，反而火上浇油： “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林彪早就想打倒傅崇碧，叶群便说： “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江青听到陈、叶都在支持自己，便对吴法宪说：“你马上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命令傅崇碧做检查，要他去批傅崇碧。”

十、杨成武与江青对立，周恩来设法缓解

此时，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张忠庆走到他身旁，悄声说： “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

杨成武很是吃惊，忙到外面拿起电话。就听吴法宪说：“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有指示。”

“什么事，我正在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杨成武想了一下，又问：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吴法宪在电话里回答。

杨成武听说总理也在，马上驱车来到钓鱼台。江青先发制人，声色俱厉地问杨成武：

“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

去的呀！”

叶群为江青帮腔： “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杨

成武又说：

“他为什么要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清楚了！”江青避开杨成武的话题，施展淫威说：

“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要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批。”

以皇后自居的江青哪能吃这一套，顿时瞪起眼睛，以命令的口吻说： “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指责杨成武说： “你不要包庇傅崇碧！” “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江青一伙到底想干什么呢？杨成武实在难以压抑心中的不平和愤怒： “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

戍区的干部。”

杨成武终于直接顶撞了江青。说毕。起身要走。

周恩来恐怕事情闹僵了对杨成武不好，赶忙拦住杨成武，说：“成武， 你别走，谢富治也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去一趟，把北京卫成区的干部找来， 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了他的暗示。杨成武停住脚步，说：

“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 “富治，你和成武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周恩来以自己的沉

稳和高明策略，使杨成武与江青的对立得以缓和，并趁机把杨成武支走，使杨成武摆脱了江青一伙的纠缠，也避免杨成武再和这一伙权势倾天的家伙再直接顶撞起来。

十一、“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但是，此后不久，由于林彪的蓄谋迫害，杨成武被打倒，遭到批斗。3 月 23 日凌晨，杨成武被邱会作和李作鹏武装挟待到人民大会堂进行批斗。

会上，叶群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叫喊： “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住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

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说着，她带头喊起口号：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着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耍起流氓手腕，挥着手说： “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周恩来已经进来，他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说： “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

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又耍起威风，再次跳起来： “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散去后，杨成武问周恩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为了使杨成武心中有数，周恩来边劝慰边向他交底。 “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

的。”

十二、周恩来先见之明，杨成武女儿之死迹底揭开

“九一三”事件后，被监禁了四年的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从捡来的报纸上敏锐地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经非常微弱的杨毅，看到了光明， 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忠诚和依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恩来写信，揭发林彪一伙四十多条罪行。很快，所谓的“中央专案组”派来一个人，向她做了调查。但是，这个人刚走，杨毅却于 1 月 29 日突然死去。然而那人一口咬定杨毅是“自杀”。可是，为什么杨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过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识到有了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当专案组的人将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的建议时，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敏锐地感到其中必有缘故。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专门为杨毅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并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可是，当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却发现她身上除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六根。经过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

由于周恩来的先见之明，作出决断，终于解开了杨毅的所谓“自杀”之谜，使杨毅的死真相大白。

十三、周恩来迅速派出留队， 杨成武全家秘留转移

杨成武的二女儿俊生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她性格刚强，在被囚禁的日子里，与林彪、“四人帮”之流作了坚决的斗争。她的命运比姐姐好一些，因为管她的“专案组”组长缪锡跃不听“上边”那一套，他认为俊生没有罪。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也只能在生活上多关照些，不时地透露些情况而已。杨毅的突然死亡，引起这位正直的共产党员的警觉，他从许多迹象看出，杨毅之死仅仅是个开头，一场新的迫害阴谋正在酝酿。于是， 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俊生，并把俊生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 通过叶剑英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到信后，批给中央政治局，说：看来， 杨成武是个冤案。

与此同时，缪锡跃自己还偷偷地给周恩来写信，反映了杨成武全家被关押的一些情况。

周恩来接到信后，为了保护杨成武全家，采取了断然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一支到开封，一支到猾县，撇开专案组一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出来。后来，杨成武和夫人赵志珍到了山西侯马，孩子们分别转移到河北石家庄、邢台地区。

由于周恩来的关怀，杨成武一家从此才摆脱了魔爪的控制。

十四、“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有惊人的巧合。又是一个“22 日”一 1974 年 5 月 22 日，杨成武一家人结束了监禁生活，回到北京。

北京的春天阳光和煦，东风送暖，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周恩来接见了杨成武，周恩来第一句话便说：

“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 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杨成武想，是啊，假若康生一伙开设特别军事法庭的提议被通过，自己是必死无疑的。

周恩来在谈了杨成武被解救出来的经过后，又沉痛他说： “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不

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们”

杨成武顿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周恩来站起来，慢慢地踱着步，缓慢而深沉他说： “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

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在百忙之中，周恩来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要妥善处理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十五、周恩来扩大毛译东讲话传达范围， 杨成武免遭“四人帮”迫害

1974 年 7 月 31 日下午，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在三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不久前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说到“杨余傅”，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错误。至于罗瑞卿，林彪说他搞突然袭击，林彪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我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 一 criticism，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听着周恩来的传达，杨成武的眼睛湿润了，这等于毛主席亲自给自己平反了，而周恩来在更大范围的传达，则是为了使“四人帮”一伙不至于再对自己进行迫害。他深深感谢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叫住杨成武，又在小会议室里谈了很长时间。周恩来对杨成武说： “林彪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你，可能早把你搞掉了。林彪

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最近毛主席说了他当时的心境，毛主席握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杨成武，让我要哪一个？’毛主席那时也很为难的啊。”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周恩来与宋任穷

宋任穷，1909 年生，湖南省浏阳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连党代表，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冀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平原分局代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中共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5 年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宋任穷与周恩来相识于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中央苏区，作为师政委的

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粉碎敌人“围剿”进行了浴血奋战。在陕北，中央派宋任穷去刘志丹部任政委，周恩来亲自召见，要求他一定要尊重刘志丹， 团结了陕北红军一道工作。解放后，宋任穷作为核工业部的部长，周恩来向他下达了自己动手，准备用八年时间槁出原子弹的任务。“文化大革命”中， 宋任穷被造反派抓走，并准备用绳子从楼上吊下去，周恩来立即指示卫戍区： 一定要把宋任穷抢回来。

一、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 使宋任穷一下怔住了

1933 年，在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宋任穷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这次会见给宋任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民党反动派从 1930 年底开始对苏区进行的四次“围剿”均遭失败之

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下决心要剿灭红军，于 1933 年夏秋亲自指挥对中央苏

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用兵达 50 万之多。此时，宋任穷在五军团十三师任政治委员，师长是陈伯钧。十三师奉命同三师、十五师一起向资溪桥、潭头市发动攻击，牵制敌人，以配合一、三军团主力同敌军决战。上级命令陈伯钩和宋任穷：为了大局，必要时十三师要准备做出最大的牺牲，甚至全部牺牲，包括你们师长、政委两个人在内。十三师苦战数日，按期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但部队伤亡很大。

为了下一步更好地打击敌人，宋任穷专程从部队驻地赶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府瑞金，向中央军委请求补充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等，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切接见了宋任穷。宋任穷向他详细汇报了十三师的作战情况，并提出了要求补充弹药的数量。

周恩来耐心地听完宋任穷的汇报后，向宋任穷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 说：

“现在，整个中央苏区的武器弹药都很紧张，你们要的数量大多，不可能按你们的要求拨给你们。”

周恩来沉思片刻后又说： “我记得在这以前已经给十三师补充过几次了。”

接着，他便具体讲了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给了多少：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给了多少；第三次⋯⋯时间和数字都说得十分准确，丝毫不差。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使宋任穷怔住了。作为中央军委的副主席，掌管整个红军的全局， 对于一个师的历次给养竟记得如此清楚，真令他惊叹不已。周恩来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他对革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工作作风严谨细致与智慧超群的结果。

最后，周恩来还是同意为十三师补充一部分弹药。

宋任穷望着周恩来坚定沉着的神态，亲切而又炯炯有神的目光，怀着敬仰和钦佩的心情，离开了他的住处。

二、“到任之后，要充分尊重刘志丹”

1935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周恩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采取坚决措施，及时纠正了陕北的错误肃反，为刘志丹等一大批蒙受冤屈的干部恢复名誉，对刘志丹等同志给予完全信任，立即分配工作，决定刘志丹担任由陕北红军组成的红二十八军军长。同时，又任命刘志丹为北路军司令员，下辖二十八军、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和陕北骑兵团，并赋予了攻打吴家坡、响水、横山一带的战斗任务。

这时，中央军委决定派宋任穷到红二十八军和北路军任政治委员，周恩来亲自找宋任穷谈话，嘱咐宋任穷：

“到任之后，要充分尊重刘志丹，充分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

可以从一方面军选调少数几个人到二十八军工作，但人数一定不要多， 主要依靠原陕北红军的同志。”

宋任穷带领由中央派去的几名干部，认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同刘志丹同志和陕北红军的同志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没有丝毫芥蒂。宋任穷感到，周恩来考虑问题、使用于部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是以大局为重，从党的整个事业出发的。他不愧为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顾全大局的模范，党内团结的模范。

三、“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 195D 年宋任穷到北京参加七届三中全会，才见到周恩来。1954 年底第一次撤销大区和中央局，宋任穷从西南局调到北京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从这以后，同周恩来接触的时间就多一些了。当时的总干部部，部长是罗荣桓，除了日常的军队干部任免以外，花很大的精力评军衔。授衔在我国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遇到重大问题时，经常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同志汇报。

1956 年，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并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

财政等 34 个部门的汇报后，写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提出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不久，周恩来对宋任穷讲：主席下决心要从军队抽调干部，最好是中央委员，加强地质部门的工作， 让总干部部提出人选。

过了几天，宋任穷便向周恩来毛遂自荐，表示愿意到地质部工作。周恩来说，此事要请示主席。不久，他告诉宋任穷，中央决定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 年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即核工业部，让宋任穷当部长，刘杰、刘伟、钱三强、雷荣天等同志为副部长，具体负责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工作。从此，宋任穷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三机部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周恩来的全面关怀，他亲自责成有关部门解决选调干部、调集和培养科学技术人员、引进和制造设备以及组织协调等方面的问题，为宋任穷他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7 年，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派以聂荣臻为团长、陈赓和宋任穷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访问，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并指示宋任穷他们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要抓紧对先进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

宋任穷深感周恩来的指示英明正确，富有远见，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努力做到“边干边学，建成学会”。

1959 年 6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定，同年

7 月，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向宋任穷和刘杰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 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各部门和各地区的大力支持下，宋任穷带领核工业战线的同志们团结奋战，有效地克服了各种困难， 比较快地实现了自力更生的大转变，终于在不大长的时间里建立和健全了我国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为其后原子弹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64 年 10 月，比中央的要求提前三年，我国终于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四、周恩来：把宋任穷抢回来

1960 年，中共中央调宋任穷到东北局任第一书记。“文革”期间，东北的局势和全国一样，也陷入了混乱状态。吉林省副省长兼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长朱德海同志，是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为延边的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1966 年 8 月，他从北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到延边以后就遭到批斗，地区的局势陷入混乱，州委已难以控制。周恩来获悉后明确表态：朱德海是好同志。并指示宋任穷和东北局第三书记马明方同志到延边去做工作，保护朱德海同志。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宋任穷与马明方和吉林省委书记赵林一起立即赶到延边，召开州委常委会议，宋任穷说：

“我这次是奉周总理的指示专程到延边来的，中央认为朱德海是好同志，要让他站出来和群众一起搞好文化大革命。”

同时，宋任穷还要求领导核心统一认识，掌握好局面，并建议州委常务副书记多出面，让朱德海同志先下去抓生产，免得出面多了造成被动。

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早年赴欧洲参加勤工俭学，是我党的老党员。欧阳钦政治上很有见地，对 1958 年“大跃进”的一些做法有过某些保留，对1959 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错误，欧阳钦和东北的其他几位省委书记态度都比较消极。同时，他还很顾全大局，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主动为国家分忧，尽量从黑龙江多调些粮食出去，而不让本省居民的粮食定量定得过高。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这样一位好同志，林彪、“四人帮”一伙当然不会放过他，唆使造反派批斗他。他身体不好，态度又强硬，如果再遭批斗，身体很可能支持不住，宋任穷就在 1966 年底秘密地让他随自己坐飞机到北京，安排在北京饭店。因事先来不及请示周恩来，到北京后宋任穷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建议欧阳钦留在北京住院治病。周恩来很快批示同意，欧阳钦遂被送进空军总医院保护起来，幸免于难。

“文革”初期，东北局曾几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写报告，请示运动中的政策界限，但是没有得到过一个字的答复。于是，宋任穷就直接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每次都有明确指示，并先后指定李富春和陶铸负责同东北局联系。

当时，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花许多时间接见北京和外地的群众代表和红卫兵，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东北地区的代表来了，有时周恩来让宋任穷先出面谈，然后他再接见。周恩来一天常常要工作十几小时甚至二十小时，实在太疲劳了，宋任穷多次目睹他在人民大会堂步履艰难地从这个厅走到另一个厅，两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中途还要坐下休息一次到两次。看着这种情景，真使他感到心痛啊！

对于宋任穷本人，周恩来也十分关怀并尽力保护。1967 年，中央将大区和省市一些靠边站的领导同志集中到京西宾馆住，宋任穷被安排在六楼东头的套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唆使下，东北的造反派到京西宾馆来抓宋任穷，他们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气势汹汹地从一楼冲到六楼，有个别人趁机对宋任穷进行殴打，并把宋任穷拖到阳台，准备用绳子将来任穷从阳台吊下去，强行抢走。

此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指挥警卫部队急速赶到六楼，将宋任穷从造反派手中抢回，转移到安全地点。周恩来对冲击京西宾馆事件十分生气，为了保护一大批老干部，亲自指示立即修围墙。

京西宾馆现在的围墙就是在那个时候突击建成的。

1969 年，宋任穷下放到辽宁的农场劳动，不断遭到批斗，健康状况日益

恶化，体重下降到不足 90 斤，腹部疼痛，不压一点东西不能入睡。宋任穷的

几个孩子于 1973 年联名写信给周恩来，要求让宋任穷到北京检查身体和治病。周恩来接信后，很快就予以批准了。

这一年的 4 月，宋任穷还没有被“解放”，周恩来在一次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把将要出使美国的黄镇和夫人朱霖从后排请到前面就座，并在会上大声对黄镇说：

“你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过去都在一起工作的嘛。”

周恩来以这种形式再一次表达了对宋任穷的关怀，意图很清楚，希望宋任穷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可见周恩来虑事之精细、用心之良苦。

可是，“四人帮”一伙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令宋任穷从北京医院出院后直接上火车站返回辽宁，宋任穷要求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住几天，看看熟人，也遭到无理拒绝。

宋任穷 1974 年被“解放”后，虽说名字出现在报上属“参加的还有⋯⋯” 之列，但总算有机会能在国庆宴会上远远地望一望总理。望着他那消瘦的身影，宋任穷思绪万千，忧心如焚，多么想去看看敬爱的总理，以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慰问，但是又怕干扰他的休息，影响他的健康，同时也为了不给“四人帮”一伙对周恩来进行刁难的借口，宋任穷就通过一位老同志给邓大姐捎了一封信，请大姐转达自己对总理的崇高敬意和亲切问候。

“相信你能不辱使命，说服李宗仁先生”

——周恩来与张爱萍

张爱萍，1910 年生，四川省达县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 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少先队中央总队训练部部长、参谋长、总队长，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一、第十三团政治委员，军委骑兵团政治委员、代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苏皖纵队政治委员， 八路军第五纵队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三师副师长兼苏北军区副司令员， 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国家科委第一副主任，军委科技装备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55 年被授子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陕北初战，张爱萍先胜后败，周恩来谆谆教诲，严肃批评，使张爱萍虽

受撤职处分而心悦诚服。抗战开始，张爱萍被周恩来派往桂系李宗仁处促成抗战，张爱萍不辱使命，经过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对李宗仁爱国精神的赞扬， 使李宗仁激情满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抗战，以至数十年后李宗仁海外归来见到张爱萍时，仍不忘当年。

一、“难忘少年谆教诲，常忆征途亲指领”

早在 1925 年，张爱萍在家乡参加革命活动时，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大名， 并且知道他是第一次大革命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张爱萍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周恩来此时是我党中央的领导人，张爱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30 年，张爱萍在红十四军，一次战斗中左手腕被打断，地下党江苏省委秘密把他送到上海治伤。伤愈后，张爱萍请求到江西苏区继续参加红军， 省委遂把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军委。军委派来的联络员带走了张爱萍的请求，几天后，那位联络员又来了，告诉张爱萍：

“恩来同志的意见，你的手受了重伤，不宜再当红军，还是留在上海继续做地下斗争为好。”

张爱萍抑制不住急切的心情，伸出手给他看： “我的伤已经好了。再说，受伤的是左手，即使左手断了，还有右手，

不妨碍打枪作战。”

周恩来此时是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意见怎么能随意改变呢！张爱萍虽然积极要求上前线，但又不得不准备留在上海。

然而，一个星期后，那位联络员又来对张爱萍说： “恩来同志同意了你的意见，他祝你一路顺风！”

张爱萍被深深感动了，他感激周恩来能理解他要求到苏区红军去的迫切心情，更感激周恩来帮助一个与他意见相悻的青年实现意愿。这成为张爱萍以后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一个关键。

后来，张爱萍在江西瑞金又见到了那位军委的联络员——此时已是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欧阳钦同志。张爱萍向他打听周恩来的情况，希望能早日见到他。

1932 年，张爱萍听说周恩来到了瑞金，便立即跑去看他。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把大胡子衬托着一张十分年轻英俊的面容。

“你就是⋯⋯”

“我是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握着张爱萍的手：“请问，你是哪一位？” “我就是在上海请求你批准我到江西来、左手受伤的张爱萍。” “噢！原来是你。”周恩来拉起张爱萍的左手，仔细地抚摸着，打量着，

“完全好了吗？” “全好了，还可以打篮球、攀单杠呢。” “呃？好！”周恩来捋着长髯朗朗地笑了。

后来张爱萍得知，原来是由于周恩来在国共合作时期已是共产党著名的领导，又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里认识他的人很多，在上海时为了便于隐蔽才蓄起了大胡子，人称美髯公。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张爱萍调到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任总队长。少先队的总党代表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兼任。从此，张爱萍和周恩来在工作中有了直接接触，亲身受到他的教益。

当时，形势紧张，周恩来工作十分繁忙。张爱萍他们这些年轻的同志都决心多做工作，尽可能不加重他的负担。可第一天深夜，周恩来就打来电话找张爱萍过去。当张爱萍来到周恩来那坐落在竹丛树林间的小屋时，他刚刚处理完军委的工作，脸上满是倦容。张爱萍想简明扼要地汇报完工作好让他早点休息，可他却一点一点问得很细，还很认真地谈自己的意见。

在他们结束谈话时，窗榻上已经映照出一缕灿烂的红霞。

此后，张爱萍便常常在夜里接到周恩来电话后，从小山坡向他那间闪耀着焰焰灯光的小屋走去，常常在摇曳的竹影里和周恩来一起迎来光辉的黎明。

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张爱萍把周恩来不顾疲劳、彻夜工作的情景讲给少先队的同志们听，全队同志都深裸感到总党代表的关怀，并从他的工作精神中得到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第五次反“围剿”时，周恩来特别强调，少先队要动员以骨干组成的模范队，整班、整排、整连、整营加入红军。后来党中

央决定赤卫队中的工人队员组成工人师，少先队的模范队员组成少共国际 师。周恩来又提出了少先队整团、整师加入红军的号召，张爱萍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动员广大少先队员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红军，使少共国际师得到发展壮大，生机勃勃，从此名闻遐迩。

周恩来担负任何工作从来不肯只是挂个名儿，他不仅没有像张爱萍他们最初想的那样少管一点少先队的工作，反而比他们都更操心更劳累。

对于这段和周恩来共同工作的经历，张爱萍一直怀着十分美好的回忆。多少年来，那闪烁在山峦丛林中的灯光，一直点燃在张爱萍的心间。他曾在悼念周恩来的诗中深情地写道：“四十六前，重军路引。难忘少年谆教诲， 常忆征途亲指领。”

二、“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

后来，张爱萍到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学习，毕业后分配在红三军团。很快，驿前誓师，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935 年 5 月，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渡金沙江，三军团在前往洪门渡的进军途中接到军委急电，由于先遣部队的浮桥被大水冲断，军团主力改由皎平渡渡江，于是红三军团改后卫为前卫经过半天的急行军，翻上了皎平渡南岸的大山，山下渡口是干军万马渡江的一派繁忙景象。

这时，军委传来命令，要张爱萍火速带领一个营和侦察排、电台立即渡江，到北岸渡江司令部领受任务。正在渡江的兄弟部队把所有的六条渡船全部腾给了他们，用洪亮热烈的歌声、口号声送他们踏着滔滔金沙激浪奔向北岸。

正在岸边等待张爱萍的周恩来副主席和彭德怀军团长迎了上来，他俩握着张爱萍的手向设在一孔石窟的司令部走去，一路上关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

周副主席蓄着大胡子的脸更加消瘦了，但身板挺挺的，依然十分精神。不容张爱萍向他问候，他便简明他讲起战局分析敌情，接着严肃他说：

“爱萍同志，现在交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

周恩来亲自向张爱萍下达的任务是：率部沿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的龙街渡口，阻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滇军，掩护全军渡江。同时，还要沿江找到与军委失掉了无线电联络的一军团，向他们转达军委命令，让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沿江南岸赶到皎平渡去渡江。

最后，周恩来再一次叮嘱说： “江北岸尽是山林，没有路，又有悬崖陡壁，但你们必须不离江边一直

向西走，只有这样才能发现江对岸的一军团并转达军委的命令。这当然是非常艰难的，但更艰难的还是你们到龙街后，要穿过北岸黔军和民团的间隙， 可能要阻击滇军主力渡江。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就要靠你们孤军作战，突破敌人的圈子，北上追赶主力部队⋯⋯”

张爱萍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时不我待，立即指挥部队出发。战士们想到周副主席的嘱托和厚望，步伐坚实，浑身是劲，迎着浪涛的轰鸣，如同一把尖刀向西挺进，胜利完成了周副主席交给的任务。

三、周恩来：正因为你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所以要对你严肃处理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爱萍奉命到军委骑兵团担任政委，张爱萍率骑兵囱在盐池、定边、靖边、榆林一线的长城内外驰骋，配合红军主力东渡黄河开辟抗日战场。这支铁骑在完成任务奉命调回瓦窑堡休整的行军途中，得悉我边区县政府遭国民党井岳秀部袭击，立即追击敌人，并获得胜利。不料，在原路返回时，突然遭到另一支敌军的伏击。尽管击溃了敌人，但我军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张爱萍自己也负了伤。

张爱萍懊恼极了。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副主席即把张爱萍叫去，张爱萍向他承认，由于自己指挥上的错误，打了败仗。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张爱萍说：

“你们过去的仗都打得不错。本来，战斗中偶有失利不足为怪，但是这次由于你的鲁莽，在打胜仗的同时又吃了败仗，使部队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这是不能原谅的。况且，这支部队基础是陕北红军，而你则是中央派去的干部，我们对中央派去的干部必须更严格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对你进行严肃的处理，希望你不要背思想包袱，相信你会记住这件事，很好地吸取教训，从中增长才干，今后把事情做稳妥。”

在周恩来与张爱萍谈话不久，中央军委给了张爱萍以通令撤职处分，张爱萍完全同意这样处理，这件事他牢记终生，并时时以此事向自己敲警钟。同时，张爱萍更钦佩周恩来在革命工作中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工作作风。感到他对自己熟悉的部下要求更加严格，既不姑息同志的错误，又十分体谅犯错误同志的心情，给你温暖和希望，鼓励你前进。

四、“相信你能不辱使命，能说服李宗仁先生”

1964 年，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归来。陈毅元帅和张茜同志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让张爱萍出席做陪。

席间，李宗仁先生握着张爱萍的手说： “我们很面善哪，是不是在什么地方会过？” 张爱萍当然记得，就逗趣道：

“总统大人是贵人多忘事呀！在台儿庄战役前⋯⋯” 还没等张爱萍说完，李宗仁猛然记起：

“啊！对对对！你是当年周恩来主任派来的那位高参！”

事情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更是骄横得不可一世，长驱直入把魔爪伸向中国的南方。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而在东部应是李宗仁先生麾下的桂系军队担当主力。关于此点，周恩来曾在武汉和白崇禧将军议过此事，白将军应允赴前线向李宗仁先主面陈。

当时，津浦路的形势日趋紧张，李宗仁先生的最后决策尚不明朗；蒋介石的嫡系军队置敌于不顾，向南退缩以保存实力，但在李宗仁的战区里还有各色部队，他们是否能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更主要的，这些部队同武器装备精良乘胜势勇的日军对阵，是否有取胜的把握？周恩来和叶剑英决定派此时已调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张爱萍前去再做些工作并了解情况。周恩来把形势和掌握的确切情报一一向张爱萍讲了。他认为，李宗仁先生抗日爱国， 桂系军队骁勇善战，担当此任是有把握取胜的。

最后，周恩来鼓励张爱萍说： “相信你能不辱使命，说服李宗仁先生。”

张爱萍担负周恩来交给的使命，一路辗转到了徐州，按照周恩来的布置， 首先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接着与之分析了有关此次战役的主要情况：

“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只想保存实力，置国土沦陷人民涂炭于不顾， 失去了民心，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广西军队又以雄武善战名扬四海，其他地方军来到前线，也是为了抗日，亦可扬眉吐气，故求战心切，晓之以大义，定能同仇敌汽，协力奋战。日军如此蛮横耀武扬威，实在欺中国无人。但骄兵必败，且孤军长驱直入乃兵家所忌，正是予以打击之良机。”

说到这里，张爱萍看李宗仁已经越听越有兴趣，就进一步分析激励道： “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以司令长官统率

的兵力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我八路军在华北区还可作战略配合，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垂青史，万望勿失此良机。”

张爱萍根据周恩来的布置说的这一席话，对敌情我情分析得透彻清楚， 并恰到好处地赞扬了李宗仁的爱国精神，直说得李宗仁激情满怀。

“请转禀周主任，”李宗仁的颜面上泛着激奋的神情，慷慨激昂他说， “请他候我佳音！”

回想着过去，张爱萍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意念：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艰苦奋斗清贫安身的周恩来原来是最富有的，他以自己的无私无畏和赤热坦诚赢得了深厚的友情和广泛的尊重。

五、面对“文革”狂潮，周恩来有意让张爱萍避开极力斗争中心

“文化大革命”把整个中国都拖进了深重的灾难里，张爱萍也未能幸免， 受冲击，挨批斗，遭绑架，继而又被投入监狱，在四壁漆黑的囚室里抗争， 五度春秋。

周恩来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拯救张爱萍于水火。在罗瑞卿突遭厄运后，周恩来即派张爱萍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根浓的保护色彩，使他离开权力斗争的中心旋涡。在揪斗成风时，周恩来又任命张爱萍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事在必行的变革，但也有让他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

可是，张爱萍终于在周恩来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后来张爱萍听别的同志说，周恩来曾在一次讲革命历史的大会上，还专门提到红十四军的干部如今就剩下张爱萍、黄火青、刘瑞龙三个人了！

张爱萍后来曾深情地回忆起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爱护： “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热呼呼的。出于对革

命的责任心，他努力熟悉了解自己下属的同志，努力培养帮助自己的同志。回忆儿十年里与他的接触，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是关怀，是信任，是爱护，是支持，是深厚的情谊，是不尽的温暖。”

林彪摔死以后，张爱萍准许离开囚室，出来治疗被折磨跌断的腿。后来张爱萍得知，是叶帅把张爱萍的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立即把张爱萍送解放军总医院治疗。张爱萍十分渴望能见到周恩来，可直到被正式宣布“解放”了，才和邓颖超大姐联系上。邓大姐说：

“他病了，中央规定不让见。我替你转告，等他身体好些，你们再见面。” 张爱萍只有忍下思念之情，投身于中央交付给的新任务里，默默地下着

决心：努力学习周恩来的榜样，在纷乱复杂的局势里为民多办好事、实事， 以好的成绩去见周恩来。

不想，1976 年 1 月 8 日，传来周恩来逝世的噩耗。张爱萍难以接受这严酷的事实，悲痛不已。在医院的病房里含着热泪低吟成一首《满江红》，为所万分敬仰的周恩来总理送行：

愁雾弥天，

江海水，怒号翻滚。举世恸，

追思勋业， 马列开逡。

为国为民孺子牛， 任劳任怨绝代尹。

艰难际，大任系安危， 何驾云！

惊雷震， 天地忿， 朔风烈，

泪雨淋。四十六年前，

重军路引。

难忘少年谆教诲， 常忆征途亲指领。

提劲旅，打破核垄断， 攀万仞。

“如果陈再道出了问题， 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周恩来与陈再道

陈再道，1909 年生，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一师三团排长、连长，十一师十二团营长，十一师十一团团长、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军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东进纵队司令员，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冀南纵队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汉七二○事件，在那个年代可说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林彪、江青一伙为利用这一事件打倒陈再道并进而打倒徐向前，诬陷陈再道搞政变，意欲“扣留”主席，“劫持” 总理。周恩来明察秋毫，根本不相信所谓“劫持”之说，单车直驱武汉，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在林彪、江青一伙对陈再道的揪斗一步步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保护陈再道：藏在电梯里，“看起来”，下放劳动，使其远离林彪、江青一伙。当吴法宪在党的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打陈再道耳光的时候，周恩来愤怒斥责，严厉制止。林彪折戟沉沙，周恩来亲自点名，解放陈再道。

一、“陈再道、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的局势”

1967 年 2 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奉命到北京开会。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把陈再道和钟汉华找去，要他们回去以后，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才，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

最后，周恩来满怀忧虑地对他们说。 “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

周恩来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忧国忧民的心情，给陈再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心回到武汉之后，一定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去做，尽力把各项工作做好，不辜负总理的一片苦心。

1. 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乘飞机回到了武汉。为了尽快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他们一回到武汉，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为了稳定局势，为了恢复生产秩序，3 月 17 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外地执行“军委八条命令”的做法，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想借以稳定武汲地区的形势

1. 月 21 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 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陈再道和钟汉华、姚喆、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 到各地、市、县抓落实。使生产形势得到了迅速的扭转。

通过以上措施，有效地稳定了局势，制止了打、砸、抢、抄抓活动，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得到了保护。对此， 武汉地区广大军民无不拍手称快。

陈再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带领武汉军区采取的一系列稳定形势的行动，与惟恐天下不乱、并企图乱中夺权的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刚好背道而驰，就犯了他们的大忌。

1. 月 16 日，秘书拿着一份传单，神情紧张地走进陈再道的房间，说：

“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 4 月 16 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活，讲话中谈到了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陈再道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起来。江育的这个讲话，内容很多，当陈再道看到下面这段文字时，不禁愕然而止，思索良久：

“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根据已经发生的种种迹象，陈再道相信这个传单刊载的江青讲话是真的。

为了不致使事态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陈再道拿着传单来到钟汉华的房间，同他商量怎样处理好这个问题。陈再道认为，此时武汉的情况，与成都的情况有所不同，问题也没有成都那么严重。但是，江青为什么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可能是只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做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

钟汉华认真看了传单，又听了陈再道的意见，表示同意。

于是，陈再道、钟汉华决定请示周恩来，向党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周恩来很快同意了陈再道、钟汉华的意见，告诉他们做好汇报的准备工

作。

4 月 19 日，陈再道、钟汉华接到通知，到北京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会议。陈再道、钟

汉华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在汇报的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提问、解释。

也不知江青从哪里听说的，问道： “武汉有 5 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 陈再道如实回答：

“没有这回事。”

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知道自己把道听途说得来的消息当做了真的，输了理，不得不以略带歉意的口气说：

“我听了一面之词，有的话讲得不对了。”

但她并不甘心，还要为自己找理由，就又胡连八扯道： “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个工厂

里，情况是复杂的⋯⋯”

陈再道知道她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并不认真，姑且听之，并不纠正。 听完了武汉情况的汇报，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提出不同意

见。

最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

按照 6 月 26 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的电报精神，武汉军区领导经过认真研究，立即让各派群众组织选出了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很快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准备工作。

7 月 初 ， 陈 再 道 给 周 恩 来 打 电 话 汇 报 说 ： “近二十多天以来，经过‘支左’人员的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

两派之间的武斗已经停止，武斗器械也上交了。” 周恩来对此十分满意，说： “好，这样有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陈再道接着说：

“按照 6 月 26 日的电报精神，各派群众组织已经选出代表，军区也确定了赴京人员名单，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准备，可以到北京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答复说： “等我们研究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你们。”

这期间，周恩来曾以充满信任的语气对办公室的秘书们说： “陈再道、钟汉华可以控制武汉的局势，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

武汉军区。”

二、“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 而是要保你们”

陈再道给周恩来打完电话，又过了七八天，7 月 10 日左右，周恩来电话告诉陈再道：

“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来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就在武汉解决问题。主席可能要到武汉游泳，要做好准备。”

接完电话，陈再道立即着手进行各方面的准备，对于各群众组织的渡江活动，也一一做了安排。后来得知，毛泽东此行，是要视察大江南北，要到长江游泳。陈再道做好准备之后，等待着中央首长的到来。可是，具体到达时间却迟迟没有接到通知，不知是为了什么。直到 7 月 14 日早晨，陈再道才接到武汉空军刘丰的电话，说：

“周总理早晨已到武汉，现在武汉空军休息，让你们到武汉空军来。” 陈再道心里很是纳闷：周恩来总理来武汉，是吴法宪安排的飞机，他们

为什么有意不让我们事先知道？为什么直到总理提出要见我们，武空的刘丰才给我们打电话。

陈再道、钟汉华到武汉空军驻地得知，随同周恩来到武汉的，还有李作鹏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

周恩来正在用早餐，看到陈再道、钟汉华急匆匆赶来，知道他们尚未吃早餐，就连忙吩咐接待人员，拿来餐具，请陈、钟一起吃，周恩来边吃边问：

“东湖怎么样？” 陈再道回答：

“东湖宾馆乱得很！服务人员分成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

“把它打扫出来。”

周恩来吃罢早餐，就先到东湖宾馆把两派服务人员召集起来，动员他们赶快行动，把房子打扫出来。总理毕竟是总理，非常会做群众工作，讲话不多，就把冤家对头的两派说服了，说笑了，忙着分头去寻找工具，高高兴兴地打扫房间去了。

中午时分，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四个造反派，也由成都赶到了武汉。还有一些同志与他们同行来到武汉。

当天晚上，毛泽东到达武汉。毛泽东准备在武汉畅游长江，这本身就说明他对武汉的局势还是放心的。

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往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

一切都安排妥当，陈再道才算喘了一口气。由于东湖宾馆的服务人员分成两派，使陈再道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十分担心。为了工作方便和在安全方面不出意外，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这是一排平房建筑，地点在南山附近。他们住在那里，可以随时听从毛泽东，周恩来的调遣， 并处理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

在安排好住处和警卫工作之后，周恩来又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到百花一号，让他们做好汇报的准备，并语重心长他说：

“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

周恩来看他们思想不通，情绪不好，又给他们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

不要有顾虑。”

陈再道并不是怕丢掉乌纱帽，而是真的想不通错在哪里，听了周恩来一番昔口婆心的话语，陈再道表示，一定如实汇报情况，听从党中央作出的一切决定。

7 月 15 日和 16 日两个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等，在梅岭一号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

对于如何处理武汉问题，毛泽东最后指示： “要给‘工人总部’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让谢富治、

王力派出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 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

毛泽东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从 7 月 15 日开始，一直到 18 日，在每天下午的时间里，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的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同志，在百花一号开会，听取了武汉地区“支左”情况的汇报。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了这个汇报会。到 7 月 18 日下午，汇报全部结束。周恩来发表了总结讲话，这是周恩来亲自拟定讲话提纲，并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

周恩来表情严肃他说： “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

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 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各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肯定了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并主动为武汉军区承担责任。并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受了他一次讲话的影响。

周恩来恐怕陈再道他们想不通，最后又耐心做他们的工作，说：

“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 就改正，改了就好⋯⋯”

听了周恩来的讲话，陈再道非常感动，更加了解了周恩来。周恩来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话语，使陈再道深受教益。

7 月 18 日晚上，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了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毛泽东正在客厅里等候。谢富治、王力也在客厅里，坐在毛泽东的对面。

见面后，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问道： “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说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 “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

线错误。”毛泽东笑着解释说。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泽东这么一说，

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赶忙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

东西，到处去发。”毛泽东笑着给陈再道出主意。

这时候，坐在陈再道对面的谢富治，莫名其妙地摆了摆手。陈再道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继续听毛泽东谈话。毛泽东说：

“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

陈再道出身工农，什么事喜欢直来直去，回答说：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不高兴了，说： “‘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明白了陈再道的意思，就说： “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

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讲到这里，告诉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但谢富治和王力阳奉阴违，当着毛泽东的面，一一点头称是，后来并没有去落实。

毛泽东接着说： “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是革命的，那

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讲道：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大约到晚 10 时左右，陈再道等人告别了毛泽东。毛泽东很是客气地把他们送到走廊上。正巧遇到几位服务人员站在那里。毛泽东就把他们招呼过来， 同陈再道等人一一握手，并笑着说：

“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 接着，毛泽东又对陈再道说： “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大家听了毛泽东的话，在互相握手的同时，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在陈再道离开梅岭一号的时候，周恩来也要乘飞机离开武汉。陈再道送周恩来上了车，然后信步向乙所走去。

三、林彪诬指陈再道“动持”总理， 周恩来单车驶进武汉

然而，就在第二天，由于王力私自上街，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引起了武汉军民的愤慨，发生了武汉军民反对王力的大游行。

武汉军民游行反对王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京。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深为武汲的事态担忧，他立即放下要处理的事情，决定再次返回武汉， 亲自来处理武汉问题。

7 月 20 日下午 3 时 54 分，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起飞。可是，在周恩来专机飞行途中，吴法宪却欺骗周恩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 要劫持周恩来，专机不能在那里降落。

同时，吴法宪还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 “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机场，要劫持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

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 101（林彪）报告一下。”

于是，在吴法宪的欺骗下，把周恩来乘坐的专机，调到山坡机场降落。山坡机场，距离武汉六十多公里。周恩来走下专机时，林彪、吴法宪已煞有介事地指使武汉空军某军的领导，以搞“反兵变”为名，紧急调来了空降部队，提前占领了山坡机场。整个机场上，到处是一片刀光剑影，好像真的是陈再道要“劫持”周恩来似的。

对于这样兴师动众的保驾，周恩来并不以为然，神态自若，仅带着随身的两名卫士，登上汽车赶往武汉，把秘书和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同志，以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都丢在了山坡机场。

不难看出，周恩来对所谓陈再道要劫持他的消息根本就不相信，并且以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试想，如果他真的带上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进武汉。那么，所谓陈再道要劫总理的谣言就会被人们认为是真的，就会大长造反派的威风，不但对解决武汉的问题无补，对陈再道也将形成很大的冲击。由此可见，周恩来虑事是多么的周详，又是多么的睿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让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牛怀龙赶快把王力找回来。并让孔庆德通知“百万雄师”，派 100 名代表赴京谈判，还告诉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同坐一架飞机。这件事，后来因为林彪从中插手，使周恩来的计划未能实现。

7 月 21 日，周恩来又催促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是一心想尽快把武汉局势稳定下来。

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在 7 月 20 日下午，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担心有人再次把王力抓走，再给陈再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向当时在军区大院的某师一位领导交代，让他回到师部，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情况，先把在某师的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没想到，某师那位领导是一位投机分子，为了邀功请赏，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竟哄骗胆小如鼠的王力说：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是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这个师的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要抓你的⋯⋯

这纯属虚构的一番鬼话，却吓得王力屁滚尿流，便顺从地跟着某师这位领导，连滚带爬地上了小洪山，一直躲藏到第二天。

在小洪山上，王力耸人听闻地对某师那位领导说：

冲东湖有组织，陆、海、空三军都有。在东湖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的。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

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特别令人气愤的是，某师那位领导把王力藏起来之后，认为奇货可居， 竟对武汉军区抱不信任态度，闭口不谈王力在什么地方。

7 月 21 日上午，周恩来再次催促陈再道去找王力，陈再道派人到某师师部，师参谋长按照那位师领导事先的交代，只推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就是不告诉王力藏在哪里。

陈再道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某师那位领导的举动十分反常，很快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王力藏在某师的消息，不知怎么让林彪死党武空政委刘丰知道了。刘丰马上意识到这是向林彪和中央文革邀宠的机会，即于 21 日中午窜到了某师师部。

刘丰一见着某师那位领导，就破口大骂武汉军区：“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

接着，刘丰又半是拉拢、半是要挟他说： “你不要有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再道、钟汉华的？” 听刘丰的话，好像陈再道、钟汉华已和毛泽东势不两立似的。

某师那位领导经不起这一阵又打又拉，加上政治投机的私心作怪，十分顺从地对刘丰说：

“我听空军的⋯⋯”

于是，某师那位领导向刘丰交出了王力。刘丰很快把王力转移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这时候，王力的胆子又壮了起来，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子，对刘丰说：

“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特别要对人武部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要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22 日凌晨 3 时左右，王力在李作鹏和刘丰护送下，又从武汉空军驻地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为什么又要把王力转移呢？看一看当天清晨刘丰给吴法宪打的电话，就知道这种故弄玄虚的目的了。刘丰在电话中告诉吴法宪：是他把王力亲自接出来的，现已转移到山坡机场。原因是武汉的形势紧张，在电话里不能细讲⋯⋯

然后，刘丰给吴法宪的报告，为他的电话做了补充。这个报告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谎言，说什么武汉游行队伍还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个报告潜台词无非是：武汉军区、陈再道已不再能控制武汉局势，不再能控制武汉的部队，要由他刘丰来收拾残局才行。

吴法宪听到刘丰捏造的情况后，随即向林彪做了报告。

此时，周恩来仍在苦心积虑地保陈再道，思索保陈再道过关的办法。22 日上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以及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周恩来让叶明、孔庆德住到某师去，暂时在那里主持军区的工作。并让他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

或许是对刘丰的动作有所耳闻，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的话，不能随意表态。

周恩来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并没有责备武汉军区。这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就离开了武汉。

但是，对周恩来所做的指示，有林彪撑腰的李作鹏和刘丰根本不执行。22 日下午，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林彪、江青等人组织数万人，到西

郊机场欢迎这位“英雄”。

本来，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约晚起飞半小时。

（但林彪、江青等人，为了达到另一种目的，通过吴法宪操纵，让周恩来的专机提前飞到北京降落，逼迫周恩来参加他们搞的欢迎仪式。

当天晚上，由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参加，听取了谢富治的所谓汇报。

在处理所谓七二○事件上，与江青一伙相比，林彪则怀着更深的计谋。他深知地处中原的武汉军区位置的重要，而镇守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 并不是他信得过的人。陈再道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同徐向前又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通过七二○事件的处理，既可打倒陈再道，把武汉军区领导人换上自己的心腹，又可借打倒陈再道，打倒对他林彪并不服气的徐向前。林彪的这个意图，从后来他指使其老婆叶群向吴法宪所做的布置上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林彪根据谢富治的汇报当即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事件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的名义调陈、钟迸京，看陈、钟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陈、钟有问题。第二个步骤， 起草关于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并通知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四、“姐果陈、钟的安全工作不周到， 我就是对党没有负责”

林彪这一别有用心的决定，把周恩来处理七二○事件的打算全部推翻了。

周恩来虽然知道这样不妥，但他又无力推翻林副统帅的决定。

他知道，陈再道、钟汉华一来，在中央文革操纵的造反派的冲击下，必将大吃苦头，弄不好还会有生命危险，他在思谋着保护陈再道等人的措施。 23 日凌晨 3 时，在以中央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中，要陈、钟二人到北京

去“开会”，去“开会”的人员共 15 人，除了陈、钟二人以外，还有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民武装部政委巴方廷等人。

陈再道没有看到这份电报。那时候，他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有电报也是给他传达传达而已。当他听了这份电报的精神，心情反倒平静了许多。

陈再道觉得，这次到北京去“开会”，不管是“文开”，还是“武开”， 他都必须去“开”。这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作为一名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同时，这位大别山放牛娃出身的工农将领，也有精神准备，就是前面有刀丛剑树等他去钻，也要挺直腰杆子钻过去。他相信大别山山民常说的一句俗话：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后来，陈再道才得知，叫陈、钟进京的电报，是周恩来亲自起草，并多次修改的。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办公室的周家鼎秘书拿着这份电报，在一个晚上到毛泽东办公室去了两次。

与此同时，周恩来专门就陈、钟来京的安全问题，找杨德中、傅崇碧谈话。周恩来在做了具体布置之后，十分严肃他说：

“如果陈、钟的安全工作不周到，我就是对党没有负责。”

杨、傅二人理解周恩来保护老干部这大海般的胸怀，郑重地表示一定要尽力保护好陈、钟等人的安全。

接着，周恩来又做了不准揪斗等一系列规定。

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林彪、江青一伙根本无视周恩来的规定， 他们是想借七二○事件这个契机，来做“大文章”。

五、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傅崇碧把陈再道藏进电梯

24 日凌晨 3 时，陈、钟二人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汽车把他们接到京西宾馆。

陈、钟到北京之前，周恩来为了保护他们，提前做了许多工作。他亲自嘱咐宾馆的工作人员，要遵守纪律，要注意保密⋯⋯并且增派了警卫部队。而林彪、江青等人，搞的却是另外一套。陈、钟二人到京的当天，林、

江一伙就来了个“当头炮”。

就在这天上午，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纵容下，几百人冲进了京西宾馆，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坚决执行周恩来关于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等人的指示，急中生智，立即派人把陈、钟叫出房间，藏进了电梯。尔后，把电梯开到两层之间停了下来。

造反派们找不到陈再道，就在外边狂呼乱喊，声称找不到陈再道决不收兵。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担心陈、钟被抓走，立即指示傅崇碧把造反派弄走。

傅崇碧如实地说： “造反派不听我的，我没办法了，看谢富治有没有办法。”

周恩来马上明白了傅崇碧的用意，因为谢富治是江青一伙的，于是，周恩来又找到谢富治，要他动员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保证陈、钟的安全。周恩来还十分严厉地说：

“我不管了，如果陈再道出了问题，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周恩来找谢富治，正好找到了“系铃人”，谢富治一出面，造反派板快就撤走了。

同时，周思来还打电话给吴法宪、戚本禹，要他们分别做“三军造反派” 和北京文艺界造反派的工作。

但是，他们不仅不做工作，吴法宪还给周恩来回电话说。“三军造反派要求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人。”

这样，在北京文艺界造反派撤出京西宾馆之后，“三军造反派”又很快包围了京西宾馆。其速度之快，如同部队换岗一样。

这个行动，是林彪派叶群通过吴法宪等人布置的。叶群要求“插红旗， 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并要求张贴“揪出黑后台徐向前” 的大标语。

为了给“三军造反派”撑腰，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甚至还亲自出马，邀集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 到京西宾馆来“观阵”，并让各总部、军兵种的负责同志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兜圈子，以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六、吴法宪带头武斗陈再道， 周恩来忍无可忍严斥责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林彪、江青一伙通过造反派揪斗陈再道、整垮陈再道的目的没有达到，就又以开中央常委碰头会的名义批判陈再道。

这次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整个会议室坐得满满的。

陈再道一走进会议室，就感到会场的气氛不对。在人们严肃的表情中， 似乎隐藏着一场“风暴”。实际上，会议名为讨论问题，实则摆出了斗争陈、钟等人的架势。

陈再道还发现，会议对座位的安排，也是颇费一番心思的。武汉军区的座位，分成三排，面朝会场，斜向会议主席台。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在第一排就坐。

果然不出所料，陈再道等五人一来到座位前，却不准他们坐下，只准许站着，就像等待接受审判一样。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为了定调子，抢先放了“第一炮”。他急不可待地声言：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 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的“第一炮”余音未落，早已按捺不住的吴法宪已刀出鞘弓上弦了。他要射出的这支箭是有来头的，想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原来就在这天早晨 4 点多钟，叶群就急火火地打电话找吴法宪，要吴法宪在开会之前，先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让徐向前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 抢到手，不要给“三军造反派”抹黑⋯⋯

吴法宪在叶群的指使下，气势汹汹地开始发言，声嘶力竭地喊道： “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

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满口喷沫的吴法宪用胖手抹抹厚嘴唇，咽口唾沫，又恶狠狠地说道： “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都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

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个奸贼窝⋯⋯”

吴法宪的发言，除了血口喷人的大帽子外，并无实际内容。他简直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

在场的周恩来开始是紧锁着眉头，后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的问题。

陈再道当然没什么问题可批，吴法宪转了一下贼眼珠，记起了叶群要他揪出徐向前的嘱咐，马上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 2 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说道：“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竟穷凶极恶地蹿到陈再道面前，伸手打了陈

再道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自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表示对林彪的忠诚，表示自己打倒陈再道的决心。

周恩来当即批评： “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能这样干吗？！”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人，实在看不下去，也先后离开了会场。在这次会议上，陈再道据理进行了申辩。他实事求是地说：

“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儿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陈再道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地冲了过去，先是撕掉了陈再道等人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他再讲话。

在党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动手打人，这大概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疯狂的年月才会发生。吴法宪在会上带头搞武斗，理所当然地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吴法宪也不让陈再道等人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到了吴法宪的煽动、驱使，也向陈再道等人冲了过来，继续对他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十分气愤地说： “真是荒唐！”

周恩来立即从沙发上起身，快步赶了过去，想制止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早已闻讯跑光了。

七、周恩来妙招护将：“看起来”

从此以后，针对陈再道的批斗会仍然接二连三，经常不断，简直成了家常便饭。

此时的周恩来处境也十分困难。在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他日理万机， 鞠躬尽瘁，是最忙的一个人。

特别是处理各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使他耗费了极大心血。尽管如此，他还在千方百计考虑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保护陈再道等这一批被打倒的干部。

陈再道等人在京西宾馆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和钟汉华，颇费了不少心思。他想以把陈、钟二人“看起来”为由，使二人避开“三军造反派”的不断揪斗。

究竟把陈、钟送到哪里“看起来”呢？周恩来经过了再三的斟酌。

起初，他想把陈、钟二人放在中南海。但是，为避免招来造反派到中南海捣乱，便决定把他们送到西山暂避一时。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钟二人离开了京西宾馆，被一辆汽车拉到了西山象鼻子沟，住进了一个工兵部队的营房里。贺龙、乌兰夫等人也曾在这里被“看”过。

这是一排排的平房建筑。陈、钟被安排每人住了一个单间。

就物质条件而论，这里的一切都很差。但是，这里的环境、气氛，要比京西宾馆好。当时，虽然他们是以“看起来”的名义来到这里的，但部队干部战士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尽量从各方面对他们给以照顾。尽管这种照顾是非常有分寸的，但使陈再道依然觉得异常亲切、温暖。

陈、钟二人在象鼻子沟的营房里，大约住了两个月左右，周恩来又让杨成武派车把他们接回到京西宾馆。

到了京西宾馆，他们才知道，原来是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的三条指示： 第一条，好好休息；第二条，注意安全；第三条，有错误就检讨。

八、“要尽快解放陈、钟，安排工作”

1972 年的八一前夕，陈再道奉命从江西到了北京，领导上安排他住进北京饭店。周恩来专门找他谈了话。陈再道理解毛主席、周总理这次让自己到北京来，还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就是通过参加八一庆祝活动，让他的名字见报，通过这种形式，为他恢复名誉。他深深感激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和爱护。

1973 年初的一天，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 突然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驱车赶到人民大会堂。

田维新一到，周恩来即指示说： “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

一块几谈。”

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要他马上赶来。周恩来对他们说：

“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要尽快解放陈、钟， 安排工作。”

此时，陈再道和钟汉华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所谓的七二○事件已被打倒六年之久。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 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江青当时是打倒陈再道的黑手之一，现在要解放陈再道，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马上给陈再道扣了一大堆帽子，但帽子虽大，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总政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这就遇上了难题。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商量让陈再道到那里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

“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只有一句，意思是很明白的。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确实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

最后，田维新找到了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韩先楚与陈再道过去同在四方面军战斗过，了解陈再道的工作能力和为人，接电话后即爽朗表态：

“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一直关心陈再道工作安排问题的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欣慰地笑了。陈再道对于七二○事件中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他的保护，一直怀着深深的

感激之情。许多年后，将军还满怀探情地回忆道： “我认为，从发生七二○事件之初，以至到整我们的全过程中，毛泽东、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是态度鲜明地保护我们的。但是，林彪、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提出‘揪军内一小撮’，首先就是拿我们开刀的。他们或明或暗地勾结在一起，瞒上欺下，颠倒黑白，对我们又是揪斗，又是打倒，又是改造，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

保护，制止了他们的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恐怕我们早就被整死了。”

“十八岁，领兵万人，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

——周恩来与萧华

萧华，1916 年生，江西省兴国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 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连、营政治委员，第十师三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甘支队第一大队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口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辽东省委书记，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那如火如茶的斗争中，周恩来一见萧华，便喜欢上了

这位年仅 16 岁的红军共青团组织的代表。当敌机投下的炸弹从大而降时，周恩来一把将萧华按倒，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他。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亲自提名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从此，萧华率领万名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上了漫漫征途。“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护萧华，周恩来仗义执言，萧华是我看着成长的，他不会反党。

一、“萧华，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1932 年深秋，作为红军共青团组织的代表，萧华披着前线的硝烟匆匆来到瑞金，参加中央苏区共青团代表会议。会上，看到了一个蓄着胡子的军人， 热情洋溢，举止潇洒，讲话非常富有感染力。萧华禁不住问身边的同志：

“这人是谁？”

那位同志惊讶地说： “你连他都不认识？他就是周恩来同志呀！”

“周恩来！”萧华当然知道。不是到过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回国后领导过东征和北伐，又领导南昌起义吗？他是我们党内少有的丈武全才。这些， 早就使萧华对周恩来同志产生了深深的敬慕之情。在来开会之前，萧华听说他从上海来到苏区，担任了中央局的领导工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总党代表，但没有想到，这位久已闻名的首长， 却在这个会上碰到了。

此时的周恩来三十多岁，军装适体，精明刚毅。萧华正目不转睛地端详着，共青团中央的负责同志走了过来，把萧华拉到周恩来跟前介绍道：

“这是萧华同志。”

周恩来紧紧拉着萧华的手，风趣而亲切地说： “萧华，是小华，年纪很轻嘛！”

周恩来一句风趣幽默的话语，使萧华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周恩来问萧华多大啦，哪里人，什么时间参加革命。

萧华都一一做了回答。周恩来又说：

“好嘛，有机会我还要了解你们的工作情况。”

开会的时间到了，周恩来拉萧华坐在他的身边，鼓励道： “年轻好嘛，青年工作就是要由你们年轻人做。”

此后，周恩来又担任了红军总政治委员。萧华作为总政治部的青年部长， 就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接触的机会更多了。

有一次，萧华他们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请周恩来作形势报告，他爽快地答应了。那时，红军的供给十分困难，指战员的体质普遍下降，疥疮、疟疾等常见病、多发病，严重威胁着部队，因缺乏药物治疗，造成部队大量非战斗减员。怎么办？这是青年工作常常感到头疼的问题。周恩来的报告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讲的。主题是：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是红军青年工作的主要任务。

周恩来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接着讲道： “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缺衣、缺粮、缺油、缺盐、缺医药，造成根据地

人民的生活困难，也对我们部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很大威胁。这个困难除了要靠打胜仗、打破敌人的封锁外，主要靠根据地人民增加生产改善供给。特别要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我们红军指战员绝大多数是青年，做好了青年工作， 部队的政治工作就做好了一大半。”

周恩来号召青年工作干部要根据青年的特点去开展工作，丰富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

萧华十分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着，生怕漏掉每一个字。

最后，周恩来以洪亮的声音、富有感染力的手势，结束了这次十分具有鼓动性的演讲：

“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战争的烈火当中，我们要发扬红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英勇奋斗！”

听到这里，萧华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 “太好了，讲得真是太好了！”

周恩来的报告生动形象，深入浅出，不时博得热烈的笑声和掌声。

会后萧华他们根据报告精神，在全军青年中开展了“四不、五要、三努力”的比赛活动，动员青年自觉地做到：不抽烟、不喝酒、不怕苦、不掉队： 要团结友爱，要遵守纪律，要讲究卫生，要搞好军民关系，要积极参加文体活动；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努力提高军事本领，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尤其是文体活动，由于周恩来的热情支持，成为红军中青年团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二、炸弹从天而降，周恩来用身躯掩护萧华

1933 年初，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中央红军中的深刻影响， 由于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五十二师、五十九师，活捉了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为了庆祝胜利，进一步鼓舞部队的战斗情绪，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青年工作会议。

一天上午，青年工作会议在宜黄县西南红军总部驻地的一座祠堂里召开了。饲堂年久失修，殿堂里积满了尘土，地下还放了一口棺木。萧华他们把会场打扫干净，贴了几条标语，搬开供桌当“讲台”。

开会了，朱总司令、周政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以及刚到前方的秦邦宪等同志坐在“讲台”后面的长凳上，到会的几十名青年干部坐在“讲台” 的前面。

会上，周恩来讲了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以后的形势，表彰了一些青年英雄模范。当他刚讲到要提高警惕，不要因为胜利而麻痹的时候，突然有六架敌机出现在总部驻地的上空。敌机飞得很低，一直在大祠堂头顶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大家正想跑出词堂，敌机已经俯冲下来。

萧华当时才 18 岁，和在场的许多青年人一样，缺乏防空经验，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忙着往外跑，刚冲到门口，一颗炸弹呼啸着从空而下。

眼看险情就要发生，只见周恩来盯着当空坠下的炸弹，猛一把把萧华拉进门坎内，大喊一声“卧倒！”随即将萧华按倒在他的身边，用身躯掩护着萧华。随着“轰隆”、“轰隆”数声巨响，好凡颗炸弹在门口几步远的地方爆炸，弹片掠身而过，掀起和震落的尘土铺头盖脸地落了下来，厚厚地盖了周恩来和萧华一身⋯⋯

敌机“呜呜”地怪叫着飞走了，萧华爬起身一看，近处的房子变成了一片瓦砾，正冒着一缕缕青烟，祠堂周围的空场上炸出了一个个大坑，墙壁上也留下了累累的弹痕。王稼祥主任的腰部被弹片炸伤了。好悬啊！要不是富有军事经验和防空知识的周恩来沉着果断地临机处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此时的萧华，感激得难以自制，心中不住地说：周政委啊周政委，在那

最危急、最险恶的时刻，你为了掩护我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只见周恩来拍打着身上的尘土，用手帕揩了揩脸，好像刚才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凝视着准备继续开会的同志们，诙谐地说：

“蒋介石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派飞机给我们放炮庆祝。”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但萧华却笑不出来，只是望着周恩来清瘦的身躯和那浓眉下炯炯的目光。他感到，这目光闪烁着对同志的诚挚友爱和无

限亲切，也闪烁着对敌人的愤怒和蔑视。萧华陷入了久久的沉思：周政委视青年一代为党的宝贵财富，在危险关头宁肯牺牲自身而保护青年干部的崇高精神，深刻而有力地体现了他对青年人寄托着火一样的希望。

回到住室，萧华禁不住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周恩来政委和我们在一起》的七言律诗：

蒋机咽咽哭亡魂， 投地烽烟黑半空。军中青年会正酣， 远略妙韬讲更浓。临险泰然周政委， 扬眉一笑凌苍穹。轻拂弹尘重开讲， 挥手潇洒满天红。

周恩来这种爱护青年、舍己为人的精神是一贯的，每逢历史的重要关头，

每逢环境险恶的危难时刻，他的这种品格就像夜明珠一样闪射出分外夺目的光彩。在漫漫的长征路上，他身患严重的肝脓疡，没有药，医护人员打算去部队要一点，被他阻止了。他说：“部队比我们更需要药品。”过草地翻雪山的时候，他多次把马让给负伤的小战士，自己艰难步行。凡是看到他拄着棍子艰难步行的干部战士，感动之际，心里就升腾起一把火，无形中陡增了前进的勇气。

三、周恩来亲自提召：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出现了一支由青少年组成的工农武装，活跃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这就是有名的“少共国际师”。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为这支部队灌注了许多心血。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之后，又纠集五十多万人马，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一时， 战争的乌云又布满中央根据地的上空。“紧急动员，扩大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口号，成为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行动中心，扩大红军的运动在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苏区青年团动员组织了七个少先队模范团涌上前方支前，井参加了红军；接着党又动员组织了著名的“工人师”、“兴国模范师”。为了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军参战的革命热情，发挥青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击作用，在周恩来的提示下，总政治部青年部向团中央提出了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团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建议，于 5 月

20 日做出了《关于创立“少共国际师”的决定》。

团中央做出决定的时候，萧华正在前线。一天，他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周总政委叫他迅速赶回总部。萧华很决赶回，找到周恩来。他亲切地说：

“经过军委研究，决定你去‘少共国际师，担任政治委员。怎么样？有什么意见？”

此时的萧华很年轻，年仅 18 岁，觉得自己虽然在红四军特务营和部队的团里当过一段政委，在青年部工作了一段时间，但还缺乏独立带兵打仗的经验，现在要领导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担子的确太重了。萧华把自己的顾虑如实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听后爽朗地笑着说： “正因为你年轻，才叫你去嘛。年轻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

气。只要认真地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练，就会逐步走向成熟。18 岁，领兵万人，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

听着周恩来既是鼓励又是催促、更是希望的教导。萧华心头发热，浑身是劲，表示坚决同意。其他先后担任过少共国际师师长的陈光、曹里怀、吴高群、彭绍辉和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冯文彬等同志，也都是二十岁出头，他们共同挑起了党交给的这副重担。

事后萧华才知道，由他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是周恩来亲自提的名。1933 年 9 月 3 日，国际青年节的那天，“少共国际师”聚集在宁都县跑

马坊召开了誓师大会。会后，指战员高唱着《少共国际师歌》：“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9 月 3 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开赴前线。

“少共国际师”开赴前线后，立即配合三军团、五军团，在东方战线投入抗击敌人五次“围剿”的战斗。在闽北的拿口，“少共国际师”打了第一仗，歼灭敌军三百多人，缴获不少枪支弹药，接着又打了几个胜仗。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和政治部杨尚昆主任，特地打来电报表扬他们。电报中说：“你们初试铁拳，即获取连续的胜利。这更扩大了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更表现了你们是为发展巩固苏维埃的坚决奋斗者。一切敌人，在我战无不胜的红军面前，只有崩溃灭亡。因此，在祝贺你们的胜利中，更希望你们千百倍努力提高军事技术⋯⋯把少共国际师的光荣旗帜插到抚州、南昌去！”

四、周恩来：萧华同志从小参军，是我亲眼看着他在红军中成长起来的，

他不可能反党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想方设法保护了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年轻的新一代。萧华自己，也正是在他的保护下而幸存的一个。当反党夺权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拿总政开刀，多次以莫须有的罪名揪斗萧华、迫害萧华的时候，是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挺身出面保护萧华，他面对一阵阵扑来的浊浪，仗义执言，多次为萧华说话：“萧华同志从小参军，我是亲眼看着他在红军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怎么能从长征中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呢？党怎么能信任他，让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呢？这样的同志，怎么能说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呢？！”

1975 年，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重新审查了由萧华作饲的《长征组歌》， 并指示萧华做了一些修改，当《长征组歌》按邓小平同志的意见经过加工修改，为纪念长征 40 周年再次演出后，“四人帮”诬蔑《长征组歌》是“毒草”，演出组歌是“复旧”、“翻案”，是“为老帅们招魂”。他们采取卑鄙的特务手段，对观看过《长征组歌》的老干部和部队文艺工作者进行登记，阴谋加以陷害。

最使萧华不能容忍的是，对《长征组歌》的创作和排演，花费了大量心血的周总理，在重病期间想再听一听修改后的《长征组歌》，“四人帮”却横加干涉，制造种种障碍，不让送给周恩来。当萧华得知这一消息时，顿觉悲愤难忍。听到总理病势沉重，萧华几次打报告要到医院去看望周总理，也受到他们的阻挠。萧华万万没有想到，1975 年国庆宴会上的一面，竟成为他同敬爱的周总理的永诀。

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萧华止不住流下了痛苦的眼泪。“要把敌舰打 沉，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周恩来与皮定均

皮定均，1914 年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应山具儿童团团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副科长，步兵学校第一营营长，教导师第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 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八兵困军长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军长兼军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195s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46 年中原突围，皮定均率领圭旅横跨皖中，胜利到达豫皖苏解放区这

一壮举，给周恩来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至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时，在名将如云的情况下，专门表扬了皮定均率领的皮旅， 称中央是把它作为一个方面军使用的。1965 年，皮定均指挥崇武海战，周恩来亲授机宜，战斗一举成功，使皮定均对周恩来的指挥艺术深表赞佩，珍宝岛战后，中苏对峙，周恩来凌晨来电，命皮定均即赴兰州军区司令员之任， 并亲切接见，单独深谈，表示了对皮定均的充分信任。

一、皮定均指挥大海战，周恩来亲授极敌策

1965 年 11 月 14 日在福建崇武以东进行的崇武海战，我军以劣势装备一举击沉、击伤敌舰各一艘，是共和国海战史十分灿烂辉煌的一页。而这正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皮定均率领海防部队取得的重大胜利。

196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福州军区作战部张申科长在电话中向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报告：

“国民党海军两艘‘永’字号军舰，由马公驶向乌坛，晚 23 时到达乌坵， 能不能组织海军打一打？”

“要打。杀杀敌人的气焰，我马上到作战室去！”皮定均放下电话，即急匆匆向作战室奔去。

很快，作战部长送来周恩来批示的电话记录： “周总理批准了这次海上作战。”

“好！”皮定均兴奋他说，“周总理及时批准了这次海上作战，能不能捕捉战机，歼灭敌舰，就看我们在海上打得怎么样了！”皮定均下令编队即刻出动！

晚上 22 时 16 分，无线电波传来编队指挥员、平潭水警区副司令员魏恒武的报告：

“发现敌舰！我正向敌舰侧后开进！敌雷达只向大陆方向探测，没发现我军行动！”

皮定均等了很久的出击时机终于来到了，他果断地命令：“开始攻击！” 接下去，无线电波传来了敌舰使用明语发出的慌乱呼叫：“侧后遇到共

军攻击！”

“共军火力很猛，我舰多处中弹起火！” “请迅速增援！”

听着敌人那个热闹劲儿，皮定均心里一阵高兴。因为他知道，海上作战， 一旦接火，通常很快结束战斗，增援的希望是微平其微，甚至是没有的。

胜利在望时，突然传来魏恒武的指挥艇中弹的消息，接着海上信息中断。皮定均急了，命令：

“通知守备部队观察所，马上报告海面情况。” 观察所报告：

“海面一片大火，情况不明。”

中断了的无线电联络又很快沟通了： “魏恒武负重伤，战斗在继续。”

事后，皮定均得知，魏恒武首当其冲，率领编队从敌人的两艘军舰之间捏入。编队成了一支敢死队。敌舰甲板上乱成一片。但敌人也很快从遭到突然袭击后的慌乱中清醒过来，开始还击。一发炮弹命中魏恒武的指挥艇，魏身负重伤，顿时昏了过去，当醒来时，见编队已经靠近敌舰，立即挣扎着站起来，下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令：

“鱼雷快艇开始攻击！”

作战室里，红色话机的电话铃响起。皮定均立即拿起话机，是周恩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询问战况，时间是 23 时整。皮定均以简洁的语言向周恩来报告了战况，也报告了指挥艇中弹和魏恒武负重伤的实际情形。

周恩来不仅仅是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伟大的军事家，在皮定均汇报的同

时，他已思索出破敌之策，指示： “集中火力先打一条。一定要打好。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不要打到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防止敌机空袭。要把敌舰打沉，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

皮定均大声回答： “坚决完成任务！”

周恩来的指示，皮定均又一句一句做了复诵，作战室所有的人都听到了。皮定均命令，马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进行战斗。

接着，皮定均又叫一号台摇通广州，向在广州的罗瑞卿总长作了汇报。凌晨 1 时许，海上传来捷报：敌护航舰“永昌”号中鱼雷沉没，敌大型

猎潜舰“永泰”号带伤逃走。皮定均立即指示作战部：

“把捷报马上报告周总理，报告总参。通知海军：执行周总理指示，参战部队拂晓前务必撤离战区，防敌空袭；组织海上搜索，救护我军落水人员和敌军落水人员；为海战有功人员报功。”

战后的清晨，天气晴朗，在作战室紧张指挥作战忙碌了一夜的皮定均， 小憩以后照常在院里散步。这时，他照例一边走一边打开袖珍收音机，只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一个兴奋的声音：

解放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美制蒋军护航舰“永昌”号，击伤美制蒋军大型猎潜舰“永泰”号。

皮定均没想到，消息会播发得这样快，接着，他匆匆吃过早饭，乘车去海军医院，看望负伤转院的魏恒武和其他负伤的指战员们。

自从这次海战以后，经常出没于东南大陆沿海的国民党海军“六二·一特舰队”销声匿迹了。

二、周恩来：你过去带颔的皮旅，中央是把它

当做一个方面军使用哩

这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 1967 年元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对他的亲切鼓励。那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自各地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 当他从到会者名单上看到皮定均的名字时，非常高兴地问：

“皮定均同志来了吗？在哪里？”

当皮定均起立回答时，周恩来认真打量着皮定均，亲切地说： “皮定均同志，你过去带领的那个皮旅打仗真行！虽然只是一个旅，中

央是把它当做一个方面军使用哩！”

在名将如云的大会堂里，周恩来这一番表扬的话，使皮定均多少有些不自在，当然，他也会从中体会出了总理对自己的喜爱和鼓励。

三、珍宝岛战后，周恩来下达了任职令

1969 年 10 月 28 日午夜时分，皮定均在福州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向他宣布去兰州军区任司令员的命令，并命他次日即启程赴京。

“这是定了好久的事情了！”周恩来挂上电话以前说了这样一句话。 中苏珍宝岛战斗发生后不久，鉴于苏军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北部

边防任务繁重，必须有一位堪当大任者镇守大西北，刘伯承元帅向毛泽东提出升任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员的建议，从那时就定下他任兰州军区司令员了，只是没下命令。

珍宝岛战斗发生后，刘伯承想起他这个人选，中央定下他这个兰州军区司令是事出有因的，那里需要一个有战略头脑的司令，需要一个会治军打仗的司令。元帅想起他。主席想起他。总理想起他。当然，也有人持暧昧态度。但，那段动荡不安的历史，终于还是选择了他。因为，无论是党的主席，还是共和国的总理，他们首先关注的还是国家的安危。

次日清晨，皮定均派车从福建省革委会接回夫人张烽。“我马上要走了，调到兰州军区去。”皮定均说。 “怎么搞的，你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皮定均笑了笑。他对有些人的作梗一笑置之。

飞机穿云破雾，飞往北京。当皮定均队舷自上俯视一望无际的闽江口外的东海，缠绕在闽山妙峰中那飘带般的闽江，如涌如涛的亚热带森林，不禁产生了留恋之情。这是福建前线呀！他喜欢打仗，福建前线，他整整经营了17 个年头。炮战，反敌小股空降，哪里有仗打，他就关注着哪里。千里海防线上每一个驻军的小岛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洒下了他的汗水，注入了他的心血。现在，他要走了，要去经营大西北四省的防务，担子更重了。

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西北的防务建设好，把大西北保卫好，让毛主席，周总理放心，让人民放心。

他离开福州的第二天，命令到了，办公室的同志把任职命令转告给张烽。“先走人后下命令，这种事很少见，皮定均生平第一次碰到。”张烽说。这说明，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条件下，大西北的防务急需皮定均去主

持。不然，总理不会半夜亲自打电话，也不会半夜打来电话，要求次日就出发。

皮定均到北京并没有立即飞兰州，而是去东北参观，那是总参谋长黄永胜统一组织的观光人防设施和人防工事的活动。他带着珍宝岛的硝烟和黑龙江畔的风霜刚回到北京，即接到通知：周恩来要亲自召见他，和他谈话。当

时的周恩来，是中国最忙的一个人，日理万机呀！谈话中，周恩来着重强调了大西北的战略意义，要他经营好大西北的防务。

从周恩来的谈话和嘱咐中，皮定均深深感到，中央把陕甘宁青四省防务的千钩重担交给他了。

那里既是战略后方，也是边防。有边就有防！尤其是当时中苏对峙的情况下，北部边防更为重要。

周恩来谈完话的第二天，即 11 月 23 日，皮定均就乘机飞往西北，飞机

9 时半起飞，12 时半在西安着陆，小憩半日后再转兰州。西安作为千年古都有那样多可供观赏的地方，他不乏历史知识和访古的趣味，但他一下飞机， 便开始检查起西安的防空设施。

从此，皮定均开始了数年经营大西北防务的战斗历程。他没有辜负毛泽东、周恩来的殷殷期望，把大西北的防务建成了铁壁铜墙。

“可得帮我招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

——周恩来与宗秋里

余秋里，1914 年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吉安赤卫大队分队长、中队长，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红军大学第四分校连政治指导员， 红六军团政治保卫队队长，红二军团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直属政治处副主任，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主任，八路军一二○师支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旅政治部主任、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旅政治委员， 第一野战军一军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国务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周恩来亲切保护和教育的过来人，作为当

时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业务工作班子的一名成员，对于周恩来在当时非常困难的处境下，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斗争，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全国人民吃、穿、用得以基本保证的情形，余秋里都身临其境，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

一、“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到经济战线。红卫兵大串连，使正常的交通运输秩序被打乱了；“停产闹革命”，使一大批生产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的状态；由于很多部长遭批斗、靠边站，国务院各经济部门的工作运转不灵，面临瘫痪半瘫痪的局面。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革命”的旗号，费尽心机要把整个局势搞乱，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面对这种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他一方面要应付红卫兵大串连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亲自安排铁路的运输调度，应付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造反派的种种纠缠；一方面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年的 9 月初，由李富春建议，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余秋里和谷牧协助国务院领导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对余秋里和谷牧说：

“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抬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这些深谋远虑、忧国忧民而又语重心长的话，使余秋里深为感动。

二、陈伯达施威宗秋里，周恩来绕过陈伯达

1966 年 11 月中下旬，国家在京西宾馆召开的那次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的一场斗争。当年八、九、十接连三个月的红卫兵大串连，严重地打乱了全国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国务院几乎天天都接到告急电报， 不是这里铁路中断，就是那里生产瘫痪。周恩来焦急万分，多次指示余秋里：

“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 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

林彪、江青一伙极力煽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胡说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针锋相对，多次在不同场合申明：

“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

据此，周恩来找余秋里和谷牧俩人谈话，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 1967 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

这时，一向善于投机的陈伯达，得知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意见，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停产闹革命，不能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于是，他就以“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交系统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槁， 并于 11 月 13 日中午通知余秋里和谷牧到他那里去谈这件事，并要余、谷俩人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退给他。

14 日上午，周恩来召开各口碰头会，谷牧把陈伯达找他俩人的情况作了

汇报，周恩来当即决定把“文革小组”的文稿拿到 17 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开始以后，各地同志对陈伯达搞的那个稿于提了许多不同意见，谷牧集中起来搞了一个修改稿， 由原来的 12 条增改为 15 条。修改稿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首先肯定

了 17 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同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的“文革”要分期分批进行，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以免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

这个修改，显然不符合陈伯达妄图彻底否定“文革”前 17 年成绩的意图，

使陈伯达极为恼火，于 11 月 21 日下午要余秋里和谷牧到他那里去，一见面没说几句话，就大发雷霆，说了很多讽刺挖苦余秋里和谷牧的话。

周恩来听说后，知道余秋里和谷牧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陈伯达此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可说权倾一时。为了减轻余秋里、谷牧的压力，周恩来便绕开陈伯达，于 22 日中午在陶铸、李富春参加的碰头会上直接听取了谷牧关于修改稿的汇报。当晚，周恩来和李富春又亲自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指示：

“（1）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2）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3）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 12 月份发出。”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和毛泽东批示，陈怕达方不再对余秋里和谷牧进行批评。

三、宗秋里慨叹：总理接见也不管用了

进入 1968 年，国家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工农业生产继续全面下降。如果

说 1967 年还有一个不起多大作用的全国计划，那么 1968 年连制订计划的条件也不具备了，到了年底，还无法召开计划会议订出一个计划，周恩来考虑， 如果下一年还没有一个国民经济计划总是不行的，于是批准在 12 月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由国家计委、建委军管会的同志负责召集，参加会议的有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军管会的同志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可是会议期间，不少人受当时形势的影响，很少讲计划问题，主要是搞大批判，直到会议结束时， 也没有订出一个 1969 年的计划。

12 月 25 日晚，周恩来接见会议代表，余秋里也参加了。余秋里原希望通过周恩来接见，能把计划的盘子定下来，但接见一开始，一些地区的代表就要求本地区生产的物资少调出，而又要求外地区的物资多调入，争争吵吵， 互不相让，直到凌晨也没有谈出个结果。余秋里不禁慨叹：总理接见也不管用了。

周恩来感到这样谈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就站起来说：

“今天是 12 月 26 日，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生日，我请大家吃一碗寿面， 上午大家都赶回去，抓革命，捉生产，好不好？”

吃过寿面，余秋里回家时已是凌晨 2 点多了，刚进家门周恩来就亲自打

电话叫他去。余秋里到周恩来处已是凌晨 3 点。周恩来疲惫至极，面带忧虑地对余秋里说：

“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

余秋里看到周恩来那疲惫的面容和投来的满含期望的目光，立即回答说：

“我找几个人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计划，以便使工作有所安排。” 周恩来这才舒了一口气，说：

“好！你赶快回去搞吧。”

余秋里回来后顾不得休息，就找了几位同志商量，搞出了一个第一季度计划安排方案，只提出了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立即报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审查同意后即报请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计划。这样， 1969 年一开头，总算有了一个可供遵循的计划。这件事，使余秋里又一次深深感受到了周恩来那种忧国忧民、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伟大精神， 觉得这种精神永远值得自己学习。

四、“请你们好好读一下 5 月 14 日的

《参考消息》”

周恩来在抓工业的同时，还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中国的农业问题。他不但用了很大精力抓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还用很多心血抓化肥、农业机械等支农工业的建设。1971 年，周恩来提出，我们要从很有限的外汇中尽一切可能挤出一部分，抓紧进口一批国外的大型化肥技术设备，发展自己的先进化肥工业。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余秋里组织国家计委 1972 年 1 月提出了进口计划方案，经李先念审查同意后即报请周恩来批准，先后从国外引进13 套大型化肥技术设备。这些大型化肥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标准化肥一千三百多万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亲自布置上海市制造上百套的小化肥设备，支持发展各地的小化肥工业。

在其后，余秋里每每想到我国化肥工业取得的巨大成就，认为浸透了周恩来的巨大心血。

周恩来时时处处都在关心着农业生产。1973 年 5 月 14 日，当他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世界气象变化的报道后，当天就给李先念和余秋里写了一封亲笔信：

请你们好好读一下 5 月 14 日的《参考消息》（5251 期）四版下栏关于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并要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

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1976 年 1

月 7 日，余秋里在广州突然接到王震的电话，说周恩来病危，要余秋里赶快

回京。当天夜里，余秋里怎么也睡不着，只想赶快找到飞机飞回北京。1 月 8 日，余秋里乘飞机回北京，原想从飞机场直接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但一下飞机就听到了周恩来不幸逝世的消息。

此时此刻，余秋里满含悲痛的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来，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磨难，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绝不会这样早地离开他一生所依靠并为之服务的 10 亿中国人民。

“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

——周恩来与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阿旺晋美，1911 年生，西藏拉萨市人。藏族，1936 年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西藏地方政府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1951 年为西藏地方政府来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2 年后，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代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从 1951 年开始，二十多年间，阿沛·阿旺晋美曾多次见到周恩来，受到

周恩来的多方教诲和亲切关怀，对周恩来充满了敬仰之情。尤其使阿沛及其全家难以忘怀的是，“文革”期间当阿沛受到冲击时，周恩来当即指出：阿沛在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上签字有功，1956 年在印度劝达赖回到祖国有功，必须很好保护。并命人护送阿沛及其全家进京，在北京工作生活，在那动乱的年月里，使阿沛及其家庭免受了迫害。

一、西藏和平协议达成，周恩来向阿沛频频祝酒

1951 年春，西藏地方政府摄政达扎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随即委派以噶伦（藏语，即钦命大臣）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全权代表，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谈判。1951 年 4 月，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齐聚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友好的基础上开始了谈判。

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了这一重大谈判。这是阿沛·阿旺晋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工作。

由于阿沛力主和平解放西藏，并坚决反对分裂，谈判的结果。达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 17 条协议。谈判结束后，毛泽东主席举行盛大宴会，招待西藏代表团成员，庆贺谈判圆满成功。席间，周恩来向阿沛频频祝酒，以表示对阿沛为维护祖国统一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赞赏。

自此西藏民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平等友爱的大家庭中，走上了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这次谈判， 也就成了西藏民族历史和西藏与祖国关系史上划时期的事件。

但是，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不甘心他们在西藏的失败，于 1952 年三四月间在西藏策动了伪人民会议事件。他们策动和组织部分藏军、喇嘛、流氓等，在拉萨进行请愿和武装骚乱，包围中央代表驻地，还包围了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当然，他们的捣乱很快就失败了。1956 年 4 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庄严宣布成立，作为筹委会秘书长的阿沛·阿旺晋美，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给筹委会发来的贺电。

1959 年 3 月，西藏反动派在西藏发动全面武装叛乱。3 月 28 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发布国务院命令，宣布：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撤销了筹委会中一批叛国分子的一切职务。命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接着，阿沛到北京开会。4 月 14 日，周恩来举行宴会，欢迎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负责人班禅大师及阿沛等人。周恩来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经过了将近五年的时间，我们再一次在北京同班禅额尔德尼、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各位代表相聚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了祖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事业，长途跋涉，不辞劳累⋯⋯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欢迎。

在强烈谴责了西藏反动集团的武装叛乱之后，周恩来特意表扬了阿沛的爱国行动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高兴地看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阿沛·阿旺晋美等一些委员，一贯拥护中央，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周恩来表示相信，在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使西藏迅速实现民族地方自治。

1965 年元月，三届人大会议之后，周恩来约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到家里谈心。

二、周恩来：1956 年阿沛力劝达赖回到祖国，是立了功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深谋远虑，对一些知名人士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1967 年 9 月 27 日，周恩来打电话到拉萨，指示说：

“中央明天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到北京，以便保护他们的安全。”

西藏自治区负责人任荣奉命把阿沛夫妇护送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安排了阿沛夫妇的住宿和警卫工作。而后又指示，为了保证阿沛儿女的安全，免遭造反派冲击，要动员他们来北京学习、工作。阿沛夫妇非常高兴，将儿女调到北京，有的上学，有的工作，都得到了健康的成长。

1968 年 8 月，西藏在北京办学习班，筹备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一天， 周恩来对任荣说：

“你们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主要表现，一是 1951 年，他带

头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二是 1956 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要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力劝达赖一同回到祖国，是立了功的；三是他始终相信共产党。”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任荣等人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安排阿沛到学习班上直接同群众见面，由于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特殊功勋和对西藏人民的诚挚态度，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信任。

在此期间，周恩来十分关心阿沛同群众的见面情况，一天两次打电话询问。当周恩来知道了群众的态度后，高兴他说：

“阿沛是个好人，要信任他。”

后来，阿沛副委员长和夫人阿沛·才旦卓噶深有感触他说： “‘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的关怀和保护，我们的处境是不堪

设想的。”

阿沛还满怀深情他说： “总理对我的关怀不是一般的关怀，他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感激的人。” 在阿沛夫妇卧室的墙壁上，一直挂着周恩来的大幅照片。

三、阿涌：周总理永远活在西藏人民心中

阿沛·阿旺晋美和夫人才旦卓噶养育了五男七女。除大女儿于 1957 年陪她丈夫去印度朝佛治病，迄今仍侨居印度外，其余五男六女均已成长为国家干部，其中有七个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无论品德、才能、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等各个方面，都受到普遍的好评。阿沛的家庭，实实在在是一个爱国家庭、革命家庭。周恩来总理多年间一直十分关怀和爱护着这个家庭。他赞扬阿沛是模范丈夫、模范父亲；赞扬才旦卓噶是英雄母亲、贤惠内助。称赞他俩爱国坚定，革命积极，并且教子有方。阿沛一家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走爱国的道路、革命的道路，也就是西藏民族解放的道路。三十多年来，他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进。

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阿沛·阿旺晋美满怀深情地回忆说： 周总理伟大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西藏人民心中，像喜马拉雅山的红松一样， 世世代代，万古长青。他说：周总理对西藏百万农奴的解放和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是极为关怀的。从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17 条协议，到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平叛改革、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区⋯⋯周总理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具体指示。连西藏的农具和一些细小问题，周总理都亲自过问，亲自解决。在短短时间里，西藏从反动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跨越几个世纪，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分不开的。

阿沛·阿旺晋美特别指出：尤其不能忘记的是，周总理对我本人非常关心和爱护，使我深受教育和鼓舞。过去，我每次到北京，周总理不管工作多忙，都要亲自接见，对我进行耐心的教育，鼓励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为人民服务。在四届人大期间，周总理日理万机， 又重病在身，但每次开会之后，都打电话来问我的身体怎么样？有什么问题？ 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问候，使我激动万分，感到非常温暖，永远不忘。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而是对西藏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周总理真是全国人民的贴心人。

“秦皇伟风格高，捐了个云南省博物馆”

——周恩来与秦基伟

秦基伟，1914 年生，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7 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连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秦赖游击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 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九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一政治委员、司令员。1955 年被授子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五六十时代，昆明是我国通向国外的一个重要口岸。周恩来总理因出

国访问和接待外宾，多次到过云南。其时，秦基伟在昆明军区任司令员，同周恩来多次接触，周恩来那崇高的品质。优良的作风和对秦基伟他们的亲切教导，都给秦基伟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文革”后期，秦基伟又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得以复出，并在秦基伟的问题尚未做结论时即亲切接见了他。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此一例。

一、周恩来一句话，秦皇伟捐出了一个“云南省博物馆”

1961 年 1 月，周恩来出国访问归来，在昆明停留休息。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相当艰苦。总理住在招待所，名为“休息”，实则仍然日夜在为国操劳。

看到周恩来如此劳累，为了他的健康，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想尽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好一些，但都被他制止了。他一再叮嘱秦基伟他们， 不要为他搞“特殊”，要严格执行生活标准规定。秦基伟虽然感到过意不去， 却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一切从简。

一天，军区开文艺晚会，秦基伟去请周恩来参加，他欣然同意了。离开招待所时，周恩来邀秦基伟和他同乘一辆车。汽车缓缓行驶。周恩来拉开窗帘，不时把目光投向车外，向秦基伟问这问那；汽车驶上了东风路，这时， 路旁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物映入周恩来的眼帘。他问秦基伟：

“这是什么建筑？” 秦基伟回答：

“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 周恩来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们修这个干什么？”

秦基伟陈述原由： “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

学习，加强国防观念。”

听到这里，周恩来不禁蹩了蹙眉头，态度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说： “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

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

阎红彦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恩来要秦基伟把这幢建筑交给他，也就是说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

当时，军区和省里的关系是很好的，但毕竟各有各的财产。而且，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既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伸手，所花 500 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勒紧裤带节省下来的。要交给地方，秦基伟实在有点舍不得。

周恩来似乎看透了秦基伟的心理，没等他开口，就加重语气说： “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

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

秦基伟听到这里，深感周恩来把道理讲得很清楚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即表示：

“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军区党委召开常委会，秦基伟传达了总理的指示。常委们乍一听，开始也多少有点想不通，舍不得。但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个原则问题，也是个组织纪律性问题。常委们经过短暂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周恩来的工作态度十分严肃和认真，作风细致而周密，在他行将离开昆明之前，当着秦基伟和阎红彦的面，又重提此事，井问秦基伟他们商量的怎

么样？幸亏军区党委及时讨论了这个问题，秦基伟如实地作了汇报，阎红彦倒有点不好意思起来，他问秦基伟：

“你们真的舍得吗？” 秦基伟真诚他说：

“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

听到这里，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后来，为了坚决贯彻落实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秦基伟指示有关部门继续负责把这个建筑面积达六千多平方米的工程全部搞完，做到善始善终，连同地皮一起无偿地交给了地方。省里用这个地方建立了“云南省博物馆”。这件事，成为云南军区拥政爱民的一段佳话。周恩来表扬他们：

“秦基伟风格高，捐了个云南省博物馆。”

通过这件事，秦基伟和当时在昆明军区工作的同志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凡事要识大体，顾大局，守纪律。他们感到这一课，总理上得好！

云南地处祖国南边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周恩来十分关心边疆建设， 关怀各族人民的生活。他每次到昆明，不论时间多么短促，总是不顾个人劳累，挤出时间，了解云南的工作情况。并谆谆教导秦基伟等军区的领导同志， 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各族人民，把云南建设好。他特别强调边防部队要协同地方做好民族工作，指出这是巩固边防的基础。这就使秦基伟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边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在云南省委统一领导下，昆明军区从 1955 年起，每年都抽出成千名优秀干部和战士，组成若干个民族工作队，分片包干边防一线的民族工作，帮助各兄弟民族疏通关系，加强团结，发展生产，防疫治病，兴办学校，逐步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而建立起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的人民防线， 军政军民关系日益亲密。周恩来每当听到这些情况时，都十分高兴，勉励部队要长期坚持下去，多为边疆各族人民做好事。

二、泼水节上，担任保卫任务的秦皇伟却不见了周恩来

1961 年 4 月，缅甸总理吴努偕夫人来我国云南访问。当时，周恩来刚动过一次手术，医生不让他参加过多的活动，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还是和陈毅副总理一道，从北京乘飞机赶到昆明，迎候缅甸吴努总理。两国领导人又一次进行了亲切会晤。

按照访问日程，缅甸贵宾到昆明后，要去西双版纳参加傣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泼水节。吴努总理知道周恩来总理刚动过手术，劝他不要去，诚恳他说：“为了总理阁下的健康，我们都要听医生的话。”但周恩来执意要去，说他去只是看一看，将不参加群众的泼水活动。

这样，周恩来乘汽车连续颠簸两天，才到了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秦基伟作为军区司令员，负有保卫周总理和贵宾安全的职责，与周恩来一起到了景洪。

4 月的西双版纳，气温已高达摄氏三十六八度，泼水节那天，阳光洒满景洪大地。当一群美丽的傣族姑娘向两国领导人洒水祝福时，全场人声鼎沸， 欢声雷动。接着，在悠扬的乐曲声中，群众性的泼水活动开始了。起初，周恩来还站在台上观看陈毅陪着吴努和群众互相泼水的热闹场面，可是不久， 秦基伟就发现周恩来不在台上了，不知从啥时候起他也加入到了欢腾的人群中，向傣族男女老幼连连泼水，以示祝福。当周恩来发现吴努和陈毅被好客的群众包围了起来，泼得浑身透湿时，便赶过去帮助他们解围。谁知，这一来，他也被群众泼得衣衫淋漓。中缅两国领导人相互瞧着，都不由得会心地大笑起来。

事后，吴努总理非常感动，一再询问周恩来总理的身体情况。秦基伟也很关心周恩来的健康。可周恩来毫不在意，他又向大家回忆起一年前他和陈毅在缅甸欢度泼水节的情景来，情深意浓，谈笑风生。

和周恩来总理的这段接触，永远留在了秦基伟的美好记忆里，将军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

“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当我追思这些往事的时候，总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他的亲切教诲我永志难忘。”

三、周恩来召见未做结论的将军， 仅秦基伟一人

“文革”期间，贺龙元帅受到诬陷后，秦基伟立即被关押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如果在贺龙与秦基伟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志愿军回

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林彪摔死以后，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负责解放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周恩来一直惦念着秦基伟这员战将，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

“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

“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六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

“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 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 “把他调回来嘛！”

田维新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经过一番周折，将秦基伟调回了北京， 住在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住地。将军们在这里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此时，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 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 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

“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秦基伟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十分激动，立即打电话给田维新，并问： “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

总理要见，就是恢复名誉，田维新回答得很干脆： “穿军装。”

秦基伟又问： “那我还戴领章吗？” 田维新依然爽快地回答： “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七年，也就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七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做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

一政委、司令员。后来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周恩来与刘善本

刘善本，1915 年生，山东省昌乐县人。1935 年考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1938 年毕业。曹任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飞行参谋。1946 年 6 月驾机起义飞抵延安。起义后， 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校长、领航主任、飞行主任、副大队长。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旅长、师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训部副部长，空军学院领航系主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1964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46 年，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毅然驾机起义，飞赴延安，反对内战，

周恩来给予高度评价，称“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刘善本在上海的家属惨遭国民党当局迫害，周恩来设法救助，导演出了一幕幕智斗敌特、惊险曲折的动人故事，以至刘善本夫妇在解放后仍不知当时救助他们家庭的人究竟是谁。

一、机智灵活斗特务，设法救助刘夫人

1946 年 6 月 26 日，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毅然驾机起义，飞向延安， 反对内战，投向光明。这一消息无异于一颗重磅炸弹，在国民党阵营里掀起一阵轩然大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国民党反动派对刘善本恨之入骨，对他在上海的家属也不放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残酷的迫害。

蒋介石命令特务和空军严格控制刘善本全家，有三条要求。首先，要防止她们跑了；第二，是防止共产党把她们转移；第三，要成长线钓大鱼—— 抓获前来联络营救的上海地下党，特务们把刘善本全家严格地控制起来。他家前后岗哨林立，布满了明岗暗哨。与此同时，国民党空军停发了刘善本的薪饷。

刘善本的夫人周叔璜，带着八九口人的大家庭，又生活在大上海，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陷入绝境。无奈，周叔璜只得变卖刘善本的衣服和暂时用不着的东西来维持生活。但这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天中午，国民党空军的一辆轿车向周叔璜一家的住处开来。车停稳后， 下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但见这位女士穿戴作几，雍容华贵，一看便知派头不小。她头发剪得短短的，一派盛气凌人的架势，一开口就大声训斥在刘家执行监视任务的那些特务。

特务们知道，刘善本的案件是蒋介石和郑介民亲自抓的。女士乘的是空军轿车，可能是蒋空军总司令部的大人物，也许是南京新派来的特工人员， 他们不敢盘问，问出事情来咋办？正当那些人忐忑不安时，那位女士又由施威变为施恩，赏给他们钱去买汽水喝。

女士趁警戒人员去买汽水的间隙，信步来到楼上，和周叔璜寒暄几句之后，即拿出几叠金圆券放到桌上，请周叔璜赶快收起来。

周叔璜心中忐忑不安，搞不清这位不速之客是延安的还是南京的？所以不敢收她的钱。

“我叫蔡梅影。”女客人很直爽，她好像猜透了女主人的心事，自我介绍说，“刘太太，是周恩来先生和邓大姐用了激将法才促使我来给你送点生活费的。难道能眼看着让你一家老少挨饿吗？”

周叔璜听了她的自我介绍，还是半信半疑，没有答话。

原来，1946 年 5 月，为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到南京梅园新村。同年 6 月，又在上海马斯南路 18 号设立了“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办事处对外用周恩来将军寓所的名义，在大门上挂着“周公馆”的牌子。当时周恩来正在上海和美国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及国民党代表谈判。刘善本驾机起义后，党中央考虑到周恩来经常来往于南京与上海之间，又有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便分工救济、保护刘善本家属的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周思来对刘善本一家留在敌人心腹之地非常关切。他尽管十分繁忙，但在百忙中仍时刻惦记着刘善本家属的安危。他曾两次派人来给周叔璜送钱， 但都因为敌人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未能送到。时间越长，周恩来越焦急。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商议此事时，突然想到了在苏州兴办从云小学的一位胆大心细的豪杰——施剑翘。

施剑翘是 1935 年 11 月 13 日下午 2 时半，在天津市佛教居士林的大殿里枪杀前五省（浙、闽、苏、皖、赣）联军总司令、大军阀孙传芳，为父报仇

雪恨、为民除害的当代闻名女英豪，她父亲施从滨是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在皖北固镇战役中，被孙传芳部队俘虏，解往蚌埠市。孙传芳无视国际公法，竟然残杀俘虏，将施从滨枭首示众。当时才 20 岁的施剑翘痛不欲生，誓报父仇。十年后，她终于亲手开枪将仇人打死，闻名全国。放剑翘思想进步，同时，在重庆曾多次拜见过周恩来和邓颖超。

周恩来、邓颖超对施剑翘很信任，又知道她在蒋空军中有熟人，相信她能够机智勇敢地完成这项艰巨光荣的任务。于是，就决定将此事拜托给她。施剑翘立即从苏州专程赶到上海，欣然接受他人没有完成的艰巨任务。现在， 坐在周叔璜对面的这位自称蔡梅影的女士，就是施剑翘。

不过，由于她没有做这方面的介绍，周叔璜当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姓名。这个秘密直到解放后才揭开。有一次，周叔璜陪同刘善本到全国政协礼堂看戏，正巧，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也来看戏，并且坐在他们的前一排。他们彼此问候之后，邓颖超又转过头来问周叔璜：

“1946 年在上海给你们送生活费的施剑翘，你后来见到过她没有？她特意给我来信，问你们现在有了几个宝室。”

“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周叔璜想了一下又说，“当年总理和您派去给我送钱的那位自称叫‘蔡梅影’的女士，曾找过我两次

“嗨，就是她！”邓颖超恍然大悟他说，“‘蔡梅影’是她的化名，‘梅影’就是没影。国民党特务要想抓她，她就无影无踪啦！那是她为了对付敌人起的假名。她的真名叫施剑翘！”

周叔璜、刘善本听了很受感动。第二天，刘眷本根据邓大姐说的地址， 专为此事给施剑翘写信致谢。这是后话。

坐在对面的蔡梅影又对周叔璜解释说： “是这样的，昨天，我到周先生家，邓大姐对我说，‘有个航空队员为

了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去了，家属还留在上海，他这家人怎么办呢？ 恩来很关心她们，可是，她那里又被军统特务封锁得很严，想救济她们些生活费，送不去，谁敢去一趟！’我说，

‘难道反内战有罪吗？他家属该饿死吗？你不要多说了，我去。邓大姐， 您拿钱来吧！’就这样，刘太太，我今天就成了你的不速之客啦！”

为了不使楼下的特务怀疑，施剑翘在与周叔璜谈话时，还不时大声训斥周叔璜几句，故意让楼下的特务听见。

施剑翘留下钱下楼时，碰到在客厅里正在喝汽水的一位军官，她不慌不忙，以攻为守，用命令和提醒的口气说：

“你，得好好注意呀，当心她跑啦！” “是！”那位军官边答边“啪”地一个立正，行了个军礼.目送她上车走

了。

后来，施剑翘受周恩来的委托，又冒险来过几次，除了给周叔璜送生活费外，还带来了刘善本的亲笔信。看到信上那熟悉的字体，亲切的话语，周叔磺十分激动，这对于她来说，该是多么巨大的安慰和鼓励啊！她打心眼里感激中国共产党，感激眼前的这位“蔡女士”。只见“蔡女士”会心地笑着， 把信要过来，划根火柴付之一炬。开始，周叔磺只是不解地、怔怔地看着， 但马上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地接济刘善本全家。他们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和敌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天，有对青年男女带着孩子，讲着标准的四川话，说是周叔璜的表姐， 听说表妹夫不在家，她坐月子，来看看她。周叔磺一见面觉得很奇怪：自己并没有这位表姐，更未见过这位表姐夫。这对年轻的夫妇到楼上周叔璜的卧室里闲坐了一会，留下钱就走了，有时是清道夫老赵送钱来。甚至在特务控制最严格的时候，还有人送钱来。有一次，一位老邮差，把一封信塞到周叔璜手里，沉甸甸的，周叔璜赶快装进口袋，跑到楼上打开一看，啊！是五条黄灿灿的金条，一条一两。

最使人感到惊讶的是，有一次，周叔璜抱着孩子去菜市场买菜，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提的篮子和她的篮子一模一样。周叔磺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周买什么莱，她也买什么菜；周买多少菜，她也买多少菜。她又爱逗孩子，还主动地帮周叔璜抱孩子。周叔璜开始对她有些戒备，后来，就逐渐地转变了态度。等到周叔璜回到家里，取出菜时，一件惊人的奇迹发生了：她的篮底竟有一包金元券。周叔璜再仔细看看，啊呀，篮子也不是自己家的那个了。也不知道是啥时候篮子被那位妇女给换去了。真不愧是党的地下工作者，真是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像变魔术一样神奇。这一招，连跟踪周叔璜的特务也被蒙骗住了。

国民党蓄谋挑起的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暴露无疑，限令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全体人员于 1947 年 3 月份撤离上海，周恩来被迫撤回延安。可是，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日夜斗争的紧张时刻，周恩来仍在关怀着周叔磺全家，由于不能带周叔璜她们去延安，就托人来转告周叔璜说：

“你最好先离开上海，回四川娘家去。刘善本母亲、弟弟、妹妹们回山东老家。至于今后怎么到解放区去，那时根据情况再想办法。”

周叔璜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此时回四川确是上策。周叔璜就和家里人商量，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办。她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带孩子回到了娘家。

四川解放后，刘善本一家终得团圆。

二、“刘善本是国昆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4 月 23 日晚上，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党中央在这里宴请起义的国民党陆、海、空军起义人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涛（军委作战部长） 等中央和各方面的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周恩来握住杜道时的手，表示热烈欢迎，问了他和郝子仪起义的情况。然后，周恩来又把刘善本拉到自己和朱德中间坐下。宴会开始，大家频频举杯，互相祝酒。杜道时首先举杯敬了周恩来一杯酒，他自己高兴地喝了两杯。刘善本也向周恩来敬酒。俞勃等许多起义人员都围在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身边祝酒，劝他们多干儿杯。周恩来感到盛情难却，但见他把剑眉一扬，大声他说。

“同志们！我军今天解放了南京城，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今天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里，我想多讲几句活。你们说，是要我多喝几杯酒， 还是愿意让我多讲几句话？”

大家一听，都忘记了敬酒的事，立刻放下酒杯，异口同声地高喊： “欢迎周副主席多给我们讲讲大好形势！”

接着，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好！我给大家随便讲讲。”

周恩来今天是即兴演讲，未拿讲稿，也没有麦克风，边讲边用手势辅助讲话，一直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说：

“大家知道，在国民党陆军方面，第一批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破坏团结、发动内战的是我们的朱老总、贺龙、叶挺等同志，后来我们一起发动了南昌起义。”

大家热烈鼓掌。 “在国民党空军方面，第一个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反对内战的就是这位坐

在朱老总身边的刘善本同志！” 会场又爆发出一阵掌声。

刘善本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谢。周恩来接着讲：

“刘善本驾机起义到延安的时候，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强盛、最疯狂的时候，是蒋介石叫嚣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我们的时候，也是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刘善本独具慧眼，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置个人与家庭的生命财产于不顾，毅然决然地冒险驾机起义到延安，是很难得的。他的义举，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们革命军队，对全国热爱和平的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和鞭策。刘善本同志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有政治远见。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

全场再次热烈鼓掌。

刘善本的眼睛湿润了，这是党和人民的评价，是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最高褒奖。

“在刘善本的带动和影响下，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现在，已经有很多起义人员弃暗投明，来到革命大家庭里。”

周恩来把目光转向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人员，指着他们说：“俞勃、谭汉洲、谢派芬、高平、闰磊、刘焕统、邹耀坤、周正、李延森等，还有最近从台湾驾讥起义到来的杜道时、郝子仪等 56 位蒋空军中正直、爱国的青年军

官，以刘善本为榜样，弃暗投明，驾驶 18 架美制蒋机到解放区来，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刘善本为周恩来能够不着名单，就点出这么多蒋空军起义英雄的名字来而敬佩、赞叹！这时，周恩来又挥动着大手说：

“我们还欢迎今后有更多的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爱国人士起义归来。” “起义以后怎么办？就是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全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PGN0311.TXT/PGN>

“保卫中央前委安全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周恩来与汪东兴

汪东兴，1916 年生，江西省弋阳县人。1932 年由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央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7 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伊始，周恩来

亲自点将，要汪东兴跟随前委一起行动，负责保卫前委的安全，从此，汪东兴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恪尽职守，为保卫前委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一、“让汪东兴限我回去，负责保卫中央前委的安全”

1947 年 4 月 1 日，周恩来冒着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从陕北中共中央前委来到晋西北临县三交镇，组建中央后委。此时的党中央一分三摊，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全局。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央工委、叶剑英等组成中央后委，完成中央赋予的工作。周恩来在中央后委成立大会上问中央社会部负责人李克农：“社会部为

什么没留人在前委？” 李克农回答：

“当时报告了师哲同志，他说社会部可暂不留人。”周恩来似乎早已思考好了这个问题，立即指示：

“那不行，还是要留人，让汪东兴同志跟我一起回去，负责保卫中央前委的安全。”

李克农当即表示： “汪东兴也来开会了，我这就通知他跟你一起回去。”

李克农当即找到汪东兴，俩人一起走出会场时，李克农说： “今晚和我们一起住一夜，明天一早你同周副主席一起回陕北。”

汪东兴听说是周恩来亲自点名让他回陕北，知道今后将要和毛泽东、周恩来经常在一起，心里当然十分高兴。

晚上，汪东兴与李克农睡在一处，就要分离了，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李克农反复交代说：

“你回陕北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和中央前委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对于适应新情况，与那里的同志团结共事，我对你还是很放心的。”

汪东兴深感责任重大，决心把保卫工作做得万无一失。

1947 年 4 月 2 日，周恩来吃过早饭，与刘少奇、朱德在窑洞门口依依话别，准备上路。叶剑英、杨尚昆专门派了两辆小吉普车送周恩来。周恩来、汪东兴和警卫员王鹤寿坐在前面一辆车上，警卫员小关押送行李乘第二辆车。

汪东兴保护着周恩来行至柳林镇，在一个学校里吃午饭，刚刚端起饭碗， 就见一架敌人的侦察机嗡嗡着飞来，并对地面盘旋扫射，周恩来镇定自若， 一面注视着敌机的动向，一面向汪东兴交代下步行动计划：

“把汽车伪装好。你去借校长办公室，咱们休息三个小时，下午 5 时让汽车把我们送到黄河边上，然后让汽车返回三交镇，我们步行上船。不知河边能否有船？”汪东兴回答：

“船的问题，李克农已电话通知晋西北公安局的谭政文同志，请他们负责办理，到时我去找他们就行。”

周恩来进一步交代： “船要由军渡直接开到宋家川渡口，因为那里有汽车等我们。”汽车一

到黄河边，汪东兴即去找公安局的同志。突然，警卫员王鹤寿来叫汪东兴快回去，说：

“首长、小关和行李已上了一条船，就要离岸。”

汪东兴一听，说声“不好！”不敢怠慢，马上跑步返回他们上船的地方， 还好，船尚未驶离。汪东兴来不及喘口气，即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周恩来说：

“这条船不直接开宋家川渡口，船上人和骡马混杂，安全没有保障。” 周恩来看着汪东兴那着急的样子，对于他这种忠于职守的精神深表赞

赏，当即下船，笑着说： “那好，听你的。”

接着，汪东兴护卫着周恩来走上另一条船，安全渡过黄河，来到宋家川渡口。但渡口并没有汽车等候。直到 4 月 3 日凌晨 2 时，接周恩来、汪东兴等人的汽车才赶到渡口。周恩来指示：“天亮以前一定要过绥德。”

汽车经过吴堡县境时，正与中直机关运送物资的骡马队相遇。“你去看看这里住的是哪个单位的人。”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汪东兴去后，了解到是中央特会室的问志住在这里。周恩来又告诉汪东兴：

“你请他们给我们找些现洋带上。”

汪东兴下车去找了好大一会儿未找到，一位同志得知是周副主席的指示，就帮汪东兴找到一个很重的小箱子，说：“这箱子里装的是金子，带上用得着。”

汪东兴一听，十分高兴，心想，这下周副主席的活动经费有保障了，当即把小箱子搬上汽车。

周恩来见汪东兴回来，问： “万一到了绥德没有马匹驮行李怎么办？”

汪东兴又去找了两个同志上车同行，以便找当地的同志办事时方便。 汽车行至义合镇，离绥德还有五公里时，周恩来要汪东兴带上一个同志

去村子里找邓洁准备好的马。汪东兴他们在全村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一匹马，只找到一位姓韩的老汉。老汉告诉他们：村里的人和骡马都进山隐蔽了。汪东兴赶快追赶汽车报告情况。

周恩来看到汪东兴他们跑得气喘吁吁，十分关心他说：“我以为你们会骑马来的，没想到人跑了十里，真对不起，把你们累坏了吧？”

当听说没有找到马时，周恩来活动了一下腿脚，说： “我们只好在此下车步行了。也好，我们就算是锻炼一下身体，为下一

步的艰苦转战做做身体上的准备。”

说着，周恩来走下车来，大步向前走去。没走几步，就见从绥德方向过来一匹白花马和一头毛驴。他们是绥德最后一部电台联络站在撤退。这几个同志看到是周副主席走来，忙迎上前来，对周恩来说：

“敌人已到了清涧县，今天可能到达九里山向绥德进攻。”周恩来当即命令：

“敌情很紧，我们要赶着去前线。我写个条子给你们领导，告诉他马和毛驴让给我用，你们把电台机器搬上我们的汽车，撤到黄河对面去。”

二、“那人像个大官，应该给他吃点面， 你们喝小米粥吧”

周恩来、汪东兴等人骑上白花马和毛驴，沿着绥德街往前走，来到二十里铺的半山腰一位老妈妈家，稍做休息。

想到周恩来一直饿着肚子，汪东兴向老妈妈请求说： “大妈，能不能给我们找些吃的东西？”

老妈妈看着他，由于不明汪东兴的身份，就说： “没有什么东西吃了。”

汪东兴笑着对她说： “我们是去前线的解放军，我们给您钱买点粮食好不好？”老妈妈听说

是解放军，开始松口了，但却为难他说： “粮食埋在地窖里，儿子和媳妇都进山去了，我一人拿不出来。” 一听有粮食，汪东兴高兴极了，马上说：

“我帮您去拿。”

汪东兴陪老妈妈到埋有粮食的地方，但见老妈妈面有难色，和汪东兴商量说：

“你们一共几个人？” “六个人。”

“我们家粮食不多。”老妈妈用手指指周恩来，“那个人像个大官，应该给他吃点面，你们喝小米粥吧？”

汪东兴大笑着说： “大妈，您真有眼力！您肯给我们首长吃面，我们太谢谢您了！我们吃

什么都行。”

就在汪东兴和老妈妈说话的工夫，十分疲惫的周恩来和其他的同志都已经睡着了，王鹤寿在门外站岗放哨，汪东兴就陪老妈妈到另一间房子里做饭。老妈妈用白面给周恩来做了四个烙饼，给汪东兴等人煮了一锅小米稀饭。饭一做好，汪东兴把大家叫起来吃饭。

周恩来吃了两个饼子，发现其他人只喝稀饭，就奇怪地问： “你们为什么不吃饼子？”

汪东兴对周恩来说： “老妈妈看出你是首长，特地为你做的饼子，我们只给吃小米粥了。” 周恩来听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 “老妈妈对我们的招待很真实，但你们就太过分了。来，大家都尝尝这

饼子。”

说着，周恩来把饼子撕成几份，一人一份，硬要大家吃下。接着，周恩来对汪东兴说：

“你去把那个装金子的小箱子拿来，给老妈妈一块光洋，好好谢谢她。” 汪东兴忙把小箱子拿来，打开一看，顿时怔着了：哪里有什么光洋，箱

子里面装的全是手表。于是，汪东兴只好找了一些纸币交给老妈妈。

周恩来、汪东兴他们一行告别了老妈妈，从二十里铺出发，又匆匆上路了。

一路上，周恩来骑着白花马走在前面，汪东兴骑着毛驴走在后面。这毛驴驮着鞍架，很不好骑。因是生人，它不好好走，后面还要有人赶着，下坡时，还把汪东兴给摔了下来。周恩来看到汪东兴从毛驴上摔下来，笑着说：

“你在陕北呆了这么多年，怎么连个毛驴子也不会骑？有一句顺口溜听说过没有？叫做：上山骡子下山马，平路毛驴不用打。”

汪东兴不好意思地从地上爬起来，牵着毛驴下了山。

周恩来、汪东兴等人沿着无定河北岸，经过三十多里路的行军，来到子洲县境内一个叫薛村子的地方宿营。村长给他们找了一孔里外套间的窑洞， 周恩来和汪东兴住在里窑，小王、小关和另外两个同志住在外窑。为了确保周恩来的安全，汪东兴布置王鹤寿他们四人轮流值班，又在村外围布置了八个民兵担任警戒。

三、看到周恩来如此关心战士， 汪东兴不禁感慨万端

4 月 4 日，汪东兴保护着周恩来一路行走，来到麒麟沟地区。一路上， 看到不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周恩来十分关心伤病员，指示汪东兴他们帮助伤病员拿东西，把伤病员组织起来互助，大家一起走。

周恩来一边和大家一起招呼伤病员，一边对汪东兴说： “战士们为革命流血负伤，一定要为他们很好地医治。我写信给陕甘宁

边区林伯渠同志，请他组织力量帮助伤病员同志到指定医院治疗。”

到达横山县石湾，但见街上不少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坐着或躺着，却看不到医护人员。周恩来十分着急，立即把汪东兴叫到身边，交代道：

“你过去召集他们开个会，了解一下他们的伤情，选出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

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沿街散落的伤病员召集起来开会。在他们中间找到一位姓谢的排长，指定他将伤病员领导组织起来，由他担任伤病员们的临时指挥员。

周恩来见汪东兴回来，马上就问： “这些伤病员共有多少人？”

“昨天下来 9 人，今天下来 18 人，现在一共 27 人。” “这里离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远了。我给林伯渠同志写封信让他们带上，

请林伯渠同志妥善安置他们。”

汪东兴带上周恩来给林伯渠的信，在石湾的街上找到了谢排长，把信交给他，并告诉他周恩来的指示。

听到是周副主席在关心他们，伤病员们一个个无不十分感动。谢排长带领 27 名伤病员，由横山县委派人带路，很快向边区政府所在地出发了。

看到一路上周恩来是那样的关心伤病员，汪东兴感慨颇多：这就是我们的领袖，他们对群众如此关心，又怎能不赢得群众的拥护，这也正是人民领袖巨大的凝聚力所在。

4 月 8 日下午 5 时，周恩来、汪东兴等人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与中央前委会合。

四、汪东兴为缺粮发愁，周恩来帮出主意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由于条件困难，粮食一时成了大问题。1947 年 9 月 1 日下午，汪东兴向周恩来汇报了前委粮食供应紧缺的情况。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考虑了一会儿说：“粮食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吃饭问题，还有一个营养问题。吃不饱，营养不足，是要影响战斗力的。你们考虑一下是否花点钱买些羊肉或活羊改善一下生活，因为缺少油水，粮食就吃得很多。现在是整个黑豆子煮着吃，嚼不动，不好消化，营养也太单调。你们看是不是搞些羊肉与黑豆一起煮，这样饭菜都有了， 营养好一点，还可能把粮食节省一点。”

汪东兴听了周恩来的建议，觉得是个好办法。从周恩来那里回来，马上布置各单位设法买羊。

9 月 2 日，各直属单位的食堂不约而同都摆起架势：宰活羊。大家按周恩来出的主意，把羊肉和黑豆一起煮，整个前委驻地一阵肉香飘过，真是馋死人了！

开饭了！大家兴高采烈地拿着碗筷去领饭，好家伙，好久不见肉腥，今日一吃，分外香甜。饭吃完一算账，平日每顿吃的黑豆子的分量，再加一只二十多斤重的肥羊，一起煮出来的饭给吃得精光，不但没有省下粮食，还赔了一只羊。司务长的眼睛都瞪大了：明天还给羊吃吗？

羊还有，第二天，决定再试一天。

上午一顿黑豆量还保持不变，再加一只羊一起煮来吃，结果吃得香喷喷的又是精光。

晚上一顿仍然照旧，这下吃不动了，饭剩下了三分之一。

吃肉能省粮，证明周恩来的建议是有效的。汪东兴等人即与行政处的同志商量，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可根据前委财力，适当增加肉食，一来节约粮食，二来增加营养。

五、周恩来：这次大的战略行动， 就拜托结你了

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前委，完成了在陕北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的预定任务，准备东渡黄河。1948 年 3 月 9 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把汪东兴和和叶子龙找去研究东渡黄河的问题。确定由汪东兴到黄河岸边，提前做渡河准备工作。

在毛泽东做了一系列指示之后，周恩来对汪东兴说： “主席的指示很明确，考虑也很周到。东兴同志，你明天召集有关同志

开会布置任务，争取 3 月 11 日出发。” 周恩来顿了顿，又说：

“中央前委东渡黄河是一次大的战略行动，任务很艰巨，就拜托给你了。”

周恩来这后一句话，使汪东兴明显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也体会到了周恩来的极大信任，他满怀信心地回答：

“担子很重，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有中央前委的直接领导，有当地政府、人民的大力支援，还有警卫团战士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我想这个重要任务我们一定能完成好，请各位首长放心吧！”

接着，汪东兴带人到吴堡县螅蜊峪准备渡河事项。

1948 年 3 月 22 日，天气虽然有风，但晴得很好。在明媚的春光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叶子龙、廖志高、黄树则、范长江、崔林、胡备文等人迎着和煦的东风，和前委各直属单位先后抵达黄河边的螅蜊峪宿营。

汪东兴以螅蜊峪主人的身份迎接他们，大家见了面，感到十分亲热。 各直属单位住宿安排好了以后，汪东兴向周恩来、叶子龙汇报了东渡黄

河的各项准备工作。

周恩来细心听完汪东兴的汇报，表扬道： “你发给前委的两份电报均已收悉。今晚又听了你的汇报，我感觉你们

对整个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做得很细，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得很周到，防范措施也很得力，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很密切，配合得很好，对你们的工作， 前委是很满意的。你和同志们辛苦了，我代表前委向你们表示感谢。”

接着，汪东兴又和周恩来一起研究了毛泽东过黄河的细节安排。

由于准备充分，3 月 23 日，汪东兴护卫着毛泽东、周恩来一起顺利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黄河，到了山西境地，结束了一年来转战陕北的战斗生活。

“你向主席汇报得好，对老干部保护得好”

——周恩来与傅崇碧

傅崇碧，1916 年生，四川省通江县。1932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四川通江县区少先队长、青年团区委书记，中共通江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治委员，川陕省工作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指导员，四大队组织股长，校政治部干部科科长，第二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分校二大队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第四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十旅政治委员， 华北军区第十旅旅长，第十九兵团四十六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十九兵团军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竭尽

全力保护老帅，保护在京的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机智灵活的斗争，既有斗得江青一伙窘态百出痛快淋漓时的高兴，也有受到无端迫害时的痛苦，但傅崇碧始终无怨无悔。

一、“总理做得对，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恩来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

1966 年 12 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周恩来得知后焦虑不安。他知道， 此先例一开，后果将不堪设想。

江青却得意洋洋，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 “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

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 周恩来则立即指出：

“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接着，周恩来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

傅崇碧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立即派人寻找，很快找到了被抓的人， 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傅崇碧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制订好方案，报周恩来批准，把人送到周恩来指定的安全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哪里会听从周恩来的严肃劝告！他们煽动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减。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要把重病在院的罗瑞卿抓走。周恩来知道后，让傅崇碧告诉这些人：“绝不能乱抓人！”

陈伯达、江青一伙知道直接和周恩来对抗不行，就先拿傅崇碧开刀，向傅崇碧施加压力，质问傅崇碧为什么不让抓？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话是对着傅崇碧讲的，实际上矛头直指周恩来。

傅崇碧回答他们： “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部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

任务了！”

1967 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卫戍区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后，周恩来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傅崇碧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同时，还让傅崇碧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傅崇碧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周恩来的面声色俱厉地责问傅崇碧：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

傅崇碧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傅崇碧就说了句： “上面知道。”

后来，傅崇碧见到了毛泽东，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毛泽东赞同他说：“总理做得对！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

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傅崇碧理直气壮他说： “你们去问主席吧！”

他们一听，哪里敢再追问，只怪傅崇碧为什么不早说。傅崇碧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事后，傅崇碧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周恩来不禁爽朗地大笑起来，称赞道：

“你向主席汇报得好，对老干部保护得好。”

那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周恩来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周恩来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可说是“全国最忙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傅崇碧多次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就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他总是说：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 周恩来在要求傅崇碧他们做好保护老干部的工作时，不仅交任务，还教

方法。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傅崇碧他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有一次，他亲自指示傅崇碧要准备好一架直升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用直升机运走。

二、夜深入静，周恩来带着傅崇碧一处处巡视老帅住地

老帅们是对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元勋，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带着傅崇碧等人来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住地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做指示。要求绝对保证安全， 一定要做到万元一失。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傅崇碧他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即把他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他们一起研究万一老帅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傅崇碧他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1967 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周恩来告诉傅崇碧，徐向前同志去参加招待会， 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卫戍区派人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傅崇碧，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傅崇碧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徐向前的车，并兜个大圈子，终把徐向前安全地送回了家。

三、傅崇碧惨遭毒手，周恩来多方保护

傅崇碧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保护大批老干部、老同志，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要把这位兵权在握、又坚决执行周恩来指示的卫戍区司令彻底打倒，所以对傅崇碧也下了毒手。傅崇碧个人也亲身领受了周恩来那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1968 年 3 月 22 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傅崇碧遭到政治迫害， 并被逐出北京，临离开北京的那天，周恩来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傅崇碧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周恩来紧握着傅崇碧的手说：

“要把身体搞好，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 同时，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傅崇碧的生活。

1974 年，毛泽东亲自批准为傅崇碧平反冤案，傅崇碧回到了

北京，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傅崇碧的手，激动他说： “见到你太高兴了！”

傅崇碧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后来傅崇碧才知道，为了昭雪他的冤案，那几年，周恩来不知花了多少

心血，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深情啊！

“香港秘密大营救，你们是立了大功的”

——周恩来与曾生

曾生，1910 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前在地方工作，后参加游击队转入部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山大学杭日救国会主席团主席， 广州抗日联合会主席团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海员工会组织部部长、书记，中共惠（阳）宝（安）工委书记，惠宝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两广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珠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州市委第三书记，广东省副省长， 广州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副部长、部长，国务院顾问。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放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说起 1942 年的香港秘密大营救，现在已鲜为人知，然而，它却为中华民

族拯救出了一批精英和瑰宝，使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胡绳、戈宝权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得以脱离日寇虎口，安全回到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一营救，是在周恩来领导下，曾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创造的一件杰作。其后，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以至“文革”期间，曾生部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

一、香港秘密大营救，周恩来厚望寄曾生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越过深圳河，向香港猖狂进攻，至 12 月 25 日攻占香港，香港总督杨慕琪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面前有两项重大任务：一是迅速抢救困留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二是抽调部队挺进香港九龙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

1941 年 12 月 7 日，即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前一天，党中央从延安发来电报，在重庆的周恩来也发来电报，指示地下党驻香港的负责人廖承志，迅速做好应变准备，将遭到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当机立断，决定立即派人和曾生等人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联系，要他们尽快派出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这是游击队当前最紧急的一项任务。

“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日本侵略军到哪里我军就深入到哪里去打击它，这是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方针。日军在广九铁路沿线集结兵力时，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根据上级指示，已部署好应变准备。一旦日军进攻和占领香港，即抽调部队挺进“港九”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

抢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挺进港九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两项任务是一致的，我军的工作部署是同时展开的。而要完成上述任务，首先是要建立和加强从东江游击区到“港九”的交通线。

东江游击队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香港党组织的支持下，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在香港设立了后方办事处，并建有交通联系站、被服厂和药房。部队从香港取得了源源不断的后勤支援，部队的被服以及许多军需品都是从香港采办的。同时，建立了由东江游击队通往“港九”的交通线。为了巩固这条重要的交通线，确保它的安全，部队做了很多工作。派出民运干部潜入深圳河北岸日军封锁区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统战对象，设立交通站、情报站； 在赤尾、叶屋、皇岗、沙头、福田、白石洲等村庄都设立了我抗日部队的据点，巧妙地在伪政权“维持会”里面安插了“白皮红心”的情报人员，开辟了偷越敌人封锁线的许多通道。在九龙新界，我军也派有精干的民运干部去做群众工作。

日本侵略军于 12 月 8 日越过深圳河后，我军立即派出几支队伍进入九龙

新界开展对敌斗争。我军部队从惠宝边派出抗日自卫队尾随日军之后，于 12

月 11 日进入西贡半岛的赤径、企岭下、深涌湾一带活动。接着，我军又陆续派出了几支部队进入九龙，很快，我军进入九龙新界地区的队伍已达到近百人。

这些工作，为我军执行抢救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挺进“港九” 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12 月 7 日接到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急电后，立即布置应变工作。8 日，正当日军进攻九龙的上午，廖承志在香港召集紧急会议，请文化界、新闻界的一些同志和朋友参加。大家分析了形势， 认为英军不可能长期坚守，必须立即组织疏散。决定住在九龙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立即转移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候下一步布置撤退。

12 月 9 日，周恩来又急电廖承志，对有关人员撤离香港的路线做了明确

的指示：除了去广州湾、东江外，马来西亚亦可去一些；如去琼崖与东江游击区则更好。到游击区的人员，即转入内地，可先到桂林。

接着，周恩来又来电急切地询问：在香港的文化界朋友如何处置？住九龙的朋友已否撤出？与曾生部及海南岛能否联系？周恩来对援救身陷危境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心情是多么迫切，考虑是多么周到啊！

听到周恩来在电报中专门提到自己，曾生深感责任重大，也深为领袖的信任所鼓舞，决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遵照党中央和周恩来关于要不借任何代价，尽快把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抢救出来的指示，我党在香港的各个组织和曾生等人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展开了一场秘密大营救斗争。

当时聚居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大多是 1941 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到香港去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办报著文集会，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和抨击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帮助下，撤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进步的报刊和社团，如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以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为编委的《大众生活》；茅盾主办的《笔谈》； 以俞颂华为总编辑的《光明日报》；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月报》；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还有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等主办的“国际新闻社”； 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以及夏衍、于伶、金山等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进步文化团体。他们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当国民党反共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时，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联名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公开信，表示抗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邹韬奋、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九人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这些抗日讨顽的檄文，震动中外。所以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把这些爱国人士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12 月 18 日下午，在敌机猛烈轰炸之后，廖承志在香港告罗士打大酒店分批会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文化界人士。此时，曾生等人派出的游击队已进入九龙，撤退的方案和途径已经制订。廖承志征求了大家的意见后，决定了撤退时各小组的负责人和联系地点，并分发了隐蔽和撤退时的必需经费。

1942 年元旦，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拂晓之前，廖承志、连贯和乔冠华乘上小艇，在李健行的护送下，避开日军的巡逻艇到达九龙。

第二天早晨，化了装的廖承志、连贯、乔冠华每人买了一些香烛、供品， 扮成香客混出九龙，通过启德飞机场附近几个检查岗哨，出了封锁线，到达牛池湾。这时东江游击队的八个短枪队员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分成三个小组，一个组在前面侦察开路，一个组在后面警戒，一个组居中掩护。翻过九龙坳后，于夜幕降临时来到企岭下海湾，登上了由东江抗日游击队组成的护航队的武装船，偷渡大鹏湾。他们既要避开日军海上巡逻队，又要提防海匪的抢劫。在配有机枪的前卫领航船的掩护下，悄悄地升帆出海，于凌晨 3 时到达沙鱼涌。然后由护航队护送到田心交给我惠阳短枪队。

1942 年元旦前后，曾生率一支游击队住在坪山东南的石桥坑。这里是一条偏僻的山沟，只有几间已没有人居住的、砖石结构的房子。曾生准备在这

里迎接廖承志等人的到来。好几天前，惠阳短枪队执行任务去了，曾生焦急地等待着。1 月 3 日中午，短枪队带回来一批人，为首的胖胖的身材，头戴鸭舌帽；一个长得矮小；另一个高高瘦瘦戴了一副眼镜。

“啊，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同志，他们脱险回来了！”曾生高兴地喊起来，悬了好几天的心终于放下来。

这是曾生从香港接回来的第一批领导人，接着，张文彬也从香港回来了。大家在这个小山沟的砖石房子里欢快地叙谈。廖承志和大家开了个会，

研究布置了下一段的营救和接待工作。他说，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很快要到宝安根据地来。廖承志要曾生到宝安东江抗日游击队的领导机关去负责接待工作。

惠阳短枪队送走了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人后，曾生即赶到宝安自石龙村去，这时总部机关住在村南一座两层的小楼房里。

为了做好接待和护送营救出来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林平召集曾生等人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电报指示，研究并做出了周密的接待部署。在惠阳县前线工委和短枪队队部所在地的田心村，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中心接待站，由高健负责。这个接待站担负接待由东线护送来的，和由西线护送到宝安后再转送来的人士，然后由惠阳短枪队护送到淡水西边的茶园村。“虎门队”和惠阳长枪队担负外围警戒。在茶园，惠阳县委建立了一个秘密接待站，他们的任务是把惠阳短枪队送来的人士转送惠州。在惠州，惠阳县委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卢伟如，以“香港业昌公司”大老板的身份，包了“东湖酒家”的二楼建立了接待站，而三楼则是顽军第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包做吃喝玩乐的场所。他们认为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接待站反而更为安全。

正当营救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的时候，在香港的日本侵略军贴出布告， 限令“抗日分子”立即到“大日本报导部”或到“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事务所”在报上登出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议”。一个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的电影院打出幻灯：“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显然是企图诱捕，要下毒手了。

就在这个时候，1 月 9 日夜，东江游击队派出的三只小艇载着邹韬奋、茅盾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香港偷渡过九龙，来到了秘密接待站，踏上了脱险的旅途。为了把营救出的人士安排好，曾生亲自布置接待的准备工作。抽调了一批工作人员，由敌后文委黄日东负责，建立起临时接待机构。同时，多方筹集钱粮，开拓税源，增加税款收入，号召部队紧缩开支，开源节流。解决被营救出人士的经费问题。1 月 13 日傍晚，交通员带到的第一批脱险的文化界人士来到白石龙教堂里，他们就是邹韬奋、茅盾等，同一天到达的共有五六十人，把那间小教堂都挤满了。曾生他们把邹韬奋、茅盾夫妇、沈志远、胡绳、戈宝权等十多人请到总部来住宿。

掌灯时分，勤务员点了煤油灯。开饭了，曾生招呼大家说：“真抱歉， 山沟里搞不到好菜，只有狗肉和青菜，不知道诸位吃不吃狗肉？”

多数客人叫好，也有的笑而不言。勤务员把几大盆红烧狗肉端上桌，他们尝过之后，这才一致叫好。茅盾说：

“这顿饭吃得真痛快，虽然只有一荤一素，我党比什么八大八小山珍海味更好，永远也忘记不了。”

被营救出的人士连日劳顿，饭后，曾生就招呼他们休息。扫净了的楼板，

铺了稻草，再铺上几层日本军毡，打好地铺，大家安然入睡了。曾生仍不放心，专门到村边巡视一圈，见加派了岗哨，警戒十分严密，这才放心离去。第二天，林平、曾生等人在白石龙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庆贺邹韬奋、茅

盾等脱险归来，向他们表示慰问，并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关于这次抢救工作的指示。文化界的同志和朋友们谈了他们在香港历险的情况，无不衷心地表示感谢党和部队对他们的营救。韬奋说：

“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卫护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

茅盾称赞这次的营救工作“是抗战以来（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

他深有所感他说： “这次回来感受根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直接同抗战的实践结合，创造

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

接着，又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营救出来。

在党中央、周恩来指挥下，这场秘密大营救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观，体现了党和部队与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内外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部队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曾生根据周恩来的电报指示精神，率领部队积极参与营救行动，做出了贡献。

二、介绍曾生会见毛泽东

1949 年 3 月，已任两广纵队司令员的曾生在商丘稍做准备后，即应召乘汽车前往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领受任务。到达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接见曾生，听取曾生的汇报后，周恩来和蔼他说：

“你在这里休息几天，准备和中央首长一同进北平，去见四野领导同志， 完成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后，带回河南与你们原有的三个团整编为两个师， 然后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两广的作战。”

此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已决定迁往北平，周恩来通知曾生，和中央首长一同乘坐专列进北平，曾生感到非常荣幸。离开西柏坡后，周恩来要曾生和他一起坐自己专用的吉普车前往。

一路上，周恩来佩侃而谈，谈自己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工作的情况，谈黄埔军校，谈东征作战，也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前景，使曾生深受教益。

在谈到把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从日本统治的香港，秘密营救出来的经过时，周恩来高度赞扬曾生及广东的地下党组织：

“香港秘密大营救，你们是立了大功的。”

在涿县候火车去北平时，周恩来又介绍曾生见了毛泽东主席。

到达北平后，3 月 25 日，曾生被安排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到西郊机场参加阅兵式，检阅胜利地进行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第四野战军以及华北军区的部队。场面十分壮观。曾生看到了已装备了坦克和大口径榴弹炮的胜利之师，军容强大，军威雄壮，心里无限感动。联想到第四野战军不久即挥师南下，向中南和华南进军，接收独立第二十四师的工作和整编部队的工作必须加快进行，争取早日加入向华南进军的战斗行列。

三、为整周公，逮捕曾生

1967 年春节前夕，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的曾生在越秀宾馆主持市委会议，正在发言的时候，广州军区司令员、后来成为林彪死党的黄永胜，突然派广州军区保卫部一位科长到会场来找曾生，说周恩来要他去北京汇报工作。曾生想：总理要我去北京，为什么不直接通知市委呢？感到疑惑， 所以没有理睬他，继续发言。但来人又在催促，并强调说：

“这是军区首长要我来接市长去的，不去是不行的。”

曾生只好结束发言，跟着来人下楼。这时，大门口已有一辆小车在等着。曾生想，要去北京见总理，应该穿得整齐些，就站在大门口，没有上车，招手叫警卫员回家去取衣服。在这一刻间，就听那位科长说了声：“不用了！” 随即把曾生推上了车，并不准警卫员上车。曾生一上车，就完全由黄永胜派来的人控制了。小车快速地向白云山方向驶去“在半路上那位科长又要曾生下车，换乘一辆吉普车，将曾生送到了白云山庄广州军区司令部一个机关， 在那里已有一群人在等着。他们把曾生带进一间预先准备好的房子看管起来，不准与外面联系，也没有人与他谈话。曾生问看管自己的排长。

“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排长答： “不知道。”

在白云山庄住了几天，黄永胜又派了一位科长和四名警卫人员把曾生押上专门为秘密押送他去北京而准备的，从广州至北京列车上的一个软卧车厢。全车厢就只有曾生等六人。途中，曾生问他们去北京有什么事？他们都说不知道。此时，曾生已经非常明白：这是假冒周恩来的名义，把自己秘密逮捕、秘密押送的。

列车到北京后出了车站，他们要曾生坐上一辆吉普车，两边坐着警卫把曾生夹在中间，直接送到通县北京卫戊区的一个团部，把曾生关押了起来。此时，昌正操、张学思等人也已被关押在这里。每个人一间房，但见面时互相都不敢讲话。在这里，团政委、正副团长和团部的干部对曾生的态度还比较好，让他看报纸，可以出房外散步，到团首长洗澡的浴室去洗澡。团长碰到曾生时还同他讲话。有一次，团长对曾生说：

“你不要怕，你是周总理请来的，和吕正操、张学思他们不一曾生心想：这位团长心肠是好的，但未免太天真了。

林彪、江青一伙把曾生关押之后，由于事前没有掌握到曾生的任何材料， 所以拖延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开始正式对曾生进行审讯。这种“先抓人，后立案调查”的做法，显然是违反党纪国法的。因为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抛出了“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这顶大黑帽子，当然想在曾主的身上打主意。但是曾生的革命历史是清楚的，林彪、江青一伙抓不到什么辫子， 就只好乞求于造谣诬蔑。为了欺骗群众，他们竟无中生有地伪造出所谓《曾生——日本大特务》的黑材料，编造了曾生 1966 年 5 月率领“中国广东访月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因玩日本妓女，中了日本特务的圈套而出卖中国海军情报、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特务的可耻谎言。这件事，专案人员从未提问过曾生。曾生在监狱中也一无所知。但林彪、江青一伙将这个黑材料以小报的形式大量印刷，在广东、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广为散发。更可耻的是，在这小报上，他们采用换头木的手法伪造所谓曾生“罪证”的照片。真是险恶无耻之极！原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是赴日访问代表团的

秘书长，当他看到这份栽赃陷害曾生的黑材料之后，非常愤慨。到北京时即向廖承志汇报了这一情况，并写报告给廖承志转叶剑英交周恩来，用铁的事实证明“中国广东访日友好代表团”在日本访问期间，曾生和代表团的成员根本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

对于被关押审查，曾生慢慢地领悟到了其中的症结所在。在抗日战争中， 东江纵队是受党中央领导的，而对部队一些具体问题的领导，党中央常常是通过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来实施的。关于东江纵队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合作，建立情报站的问题，就是这样。曾生在 1944 年 10 月 9 日电报党中央

请示，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审阅后，由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于 13 日电复曾生， 说和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派来的欧乐义博士会谈，“可表示欢迎合作。关于建立电台、搜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可以答应，如有其他要求，可先电延安请示”。曾生是完全遵照这个电报指示的精神进行工作的。在秦城监狱时，曾生一直在反复思索，专案人员对这个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进行的工作， 究竟想追查什么？出狱后，曾生了解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要立案审查自己的时候，已经派人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了有关东江纵队的所有材料，包括上述周恩来复电的原件，他们也已经看过。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审问曾生以前，已了解了东江纵队和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全部情况，但为什么仍然把它作为一个重点问题，对曾生进行几十次、上百次的提审？而且还把当时和这项工作有过联系的原东江纵队的成员几乎全都抓了起来，追问是谁布置向“美帝国主义出卖情报”的呢？更使曾生疑惑的是反革命阴谋家康生也直接插手了这个案子。他在 1968 年 3 月 28 日亲笔批示要将当年负责和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情报站进行工作联系的、原东江纵队司令部联络处处长袁庚逮捕，批称：“此人问题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可见他们对这个问题何等重视。明明知道这是党中央领导同志同意，由周恩来具体负责指示进行，并已经由历史证明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作，竟然作为重点的要案来审查处理，难道仅仅是为了把曾生和袁庚等几个执行这项任务的人“搞臭”、“打倒”吗？联系到当时正在刮起的所谓“揪叛徒集团”，而明里暗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妖风，曾生慢慢地领悟到，林彪、江青一伙原来是以审查自己和盟军合作、设立情报站的问题作为借口，来达到他们更大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巧妙为曾主恢复名誊

自 1967 年 2 月被关押审查以后，曾生便和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曾生的命运如何？被关在什么地方，家人及他的同事一概不知。同样，曾生也无从知道他们的情况。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由于江青一伙仍然非常猖獗，他们还要利用曾生的问题大做文章，借以整他们通往权力顶峰道路上的周恩来，所以在许多老干部纷纷出来工作之际，曾生仍被关押。1973 年 3 月，思父心切的曾生的女儿克南，再也无法忍耐对父亲的思念，她直接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写信，倾诉曾生被秘密逮捕的情况，要求周恩来告知曾生被关在什么地方，并允许家属去探监。

不久，周恩来通知克南，允许到秦城监狱来探视。在监狱，曾生第一次和亲人见面，真是悲喜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当曾生听说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父女才得以见面时，顿时激动得热泪长流。克南写信回广州，叫她妈妈来北京看望爸爸。经过六年多沓无音信的隔别，现在和妻子相见，自然非常高兴。但一想起横祸飞来，七年多遭到非法监禁，又极为痛楚。当曾生听说林彪叛国外逃摔死，他篡党夺权的阴谋彻底败露，其党羽被一网成擒以后，内心说不尽的欢快。他想，自己的问题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曾生终于 1974 年 7 月 16 日获得自由。1974 年 9 月

30 日，曾生出席了周恩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5 周年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周恩来的这一巧妙安排，使曾生得以公开露面，实际上是为曾生恢复名誉，是不平反的平反。

“你们打下黎平，为中央开会 解决战略方向问题赢得了时间”

——周恩来与萧锋

萧锋，原名萧忠渭，1916 年生，江西省泰和县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万安农民暴动。1928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由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江西万太县游击队分队长。万太独立困团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政治委员，第五团团长， 军分区副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警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军区第七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一师师长，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特种纵队副司令员，装甲兵副司令员，解放军装甲兵第一坦克训练基地司令员，第三坦克学校校长，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1961 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长征，是中国革命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萧锋作为红三团党总支书

记，三次在周恩来的亲自带领下攻城略地，周恩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大无畏精神，都给萧锋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革” 期间，萧锋记了数十年的日记险遭厄运，周恩来闻讯即予保护，指出记日记是宪法给予公民的自由，不得随意查抄，使日记得以完整保存。日记在“文革”结束后得以出版，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在周恩来带领下攻白召渡

1934 年 11 月 19 日，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九峰圩，红一军军团令一师三团

为先头部队，在 11 日前抢占白石渡镇，掩护全军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粤汉铁路，向湘西行动。

清晨，冒着濛濛细雨和呼呼的寒风，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一师，亲自带领三团行动。周恩来身穿灰布军装，披件旧黄布雨衣，穿着草鞋，瘦削的脸庞上胡子虽然很长，但两只大眼还是那么炯炯有神。在行军队列里，周恩来一边行军，一边向三团党总支书记萧锋详细询问了部队的行军、思想情况，如各连多少人，掉队多少，战士们有些什么想法，生活怎样，粮食好不好解决等等问题。

萧锋看到周副主席和刘总参谋长亲自到来，知道此次行动关系重大，将情况都一一做了详细汇报。

当周恩来知道干部、战士对目前的行军有许多问题想不通时，便耐心地做了解释。周恩来和蔼地对萧锋说：

“要教育干部战士一切为着革命，敢于流血牺牲，排除一切困难。同时， 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和前途，要提高信心和勇气，不要被困难吓倒。”

周恩来还以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说： “蒋介石围攻苏区，构筑了千沟万垒，妄图置红军于死地，但英勇的红

军不是打出来了吗？大王山看上去高不可攀，但我们不是也闯过来了吗？革命本身就是在不断地同机会主义和各种艰难险阻进行斗争中得到发展和胜利的。”

周恩来还告诉萧锋，蒋介石在粤汉铁路沿线布置了 20 万兵力，企图将我军消灭在粤汉铁路以东，赣江以西，我们要赶在敌人布防之前，攻占白石渡， 掩护红军主力通过粤汉铁路，向湘西挺进。

听了周恩来一席话，萧锋觉得心中豁然开朗，既感到责任重大，又觉得踏实了许多。

刘伯承年纪较大，身体较弱，视力又不好，走路困难，仍和三团一块儿行军，爬山过河，给全团干部战士以极大鼓舞。

上午 8 时，萧锋等几位团领导决定，马上边行军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 把周恩来的指示迅速传达给全团指战员。战士们响亮地喊着“一切为了革命” 的口号，感到浑身是劲，行军速度加快了许多。

11 月 10 日，连绵小雨仍下个不停，但挡不住红军战士前进的脚步。早

晨 7 时出发，到达罗家渡宿营，在 90 里行程中，周恩来、刘伯承和部队一起艰苦行军。急行军中，周恩来发现有个伤病员将要掉队，立即翻身下马，将他那匹黄马给伤病员骑，自己却步行，同时还利用行军小憩或防空的机会， 不断找战士谈心。从这些点滴小事中，萧锋感受到了周恩来热爱战士的那种伟大品格，觉得为自己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每到一处，周恩来和刘伯承总是指示萧锋他们几位团干部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布置警戒，规定紧急集合地点，调查下一步行军路线，为继续行军做好准备。

1. 日晨 7 时，三团又早早地出发了，赶往白石渡。在周恩来、刘伯承亲

自指挥下，三团经 110 里急行军，并奋勇杀敌，消灭了敌人两个连，胜利攻占了白石渡。周恩来站在镇南的一个小土坎上，微笑着说：

“你们别看这是个小镇，可它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重要支撑点，占领

了它，对南挡广东军阀陈济棠，保证全军通过粤汉铁路有重要作用。这一带是大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地方，尽管白色恐怖严重，但不少同志仍在坚持地下工作，革命总是有希望的。”

粤汉铁路筑路工人很多，配合红军打了几家土豪，故士们将得来的猪、鸡热情地送到团部，萧锋他们立即叫人做好，招待数天来十分劳累、但营养很差的周恩来和刘伯承，周、刘首长招呼大家一起来吃，共同改善生活。

晚饭后，在伺堂里点了几盏猪油灯，挂上地图，萧锋和林龙发、彭明治等团领导围坐在周恩来、刘伯承周围，请他们讲形势、全军野战行动及部队必须注意的事项。周恩来一再告诫说：

“要关心贫苦工农生活，要同工农站在一起闹革命，要依靠贫苦工农打倒土豪劣绅，组织抗日反蒋苏维埃政府。还要注意加强连队政治思想工作， 要提高士气，巩固部队。”

1. 日早饭后，周恩来和刘伯承要离开三团了，萧锋和林龙发、彭明治一直恋恋不舍地把周、刘首长送到白石渡镇外，握手告别。周恩来亲切地拍着萧锋的肩膀说：

“忠渭同志（此时萧锋叫萧忠渭），你们到白区作战，困难很多，你是总支书记，要把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 搞好宣传工作，使红军走过的地方，都播下革命的火种。”

“一定按周副主席的指示做。”萧锋坚决地回答。

这时，周恩来指着哨位上战士背上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 微笑着称赞说：

“这个办法好，既打仗行军，又识字，战斗不忘学习。我们工农现在打仗需要文化，将来建设新中国更需要文化。一定要把干部战士的文化学习抓好。”

“是！”萧锋激动地回答着，牢牢记住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点点头，翻身上马，两腿一夹，高兴地走了。

萧锋久久地望着周恩来远去的身影，直至渐渐远会。他反复地回味几天来周恩来的亲切教导，对前途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上级布置三团在白石渡镇休整几天，要求扩红 300 名。萧锋担负扩红和筹款工作，他牢记周恩来关于要紧紧依靠工农的指示，深入到各连去了解情况，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催促做好工作。

仅仅两天时间，部队扩红和地方工作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团扩红三百余人，筹款二万多元。

根据周恩来关于要在沿途播撒革命火种的指示精神，萧锋在师政治部的领导下，组织成立了白石渡三个区苏维埃政府，发展党员 42 人，建立了三个秘密支部，成立了六十多人的红色游击队，一百多人的武装赤卫队。红军战士做到见群众就宣传共产党抗日反蒋，建立苏维埃的政策。

14 日，红一团已向宜章进攻。三团仍在原地休整待命。萧锋不由得想起，

三团从江西兴国县乱石圩出征时，共有 2724 人，一路上由于战斗伤亡减员， 只剩下约一千七百人了。这几天，由于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在白石渡一带吸收了许多积极要求参军的粤汉铁路修路工人，又扩红三百多人，又有二千多人了。还发动当地群众，组织了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和发展了地下党组织， 秘密建立了游击队，把地方工作也开展起来了。此时，萧锋心中十分高兴，

也十分佩服周恩来的英明和远见。

就在这时，接前卫团战报，在周恩来、刘伯承的亲临指挥下，红一团已占领宜章城，蒋介石动用了 20 万大军在宜章、宁远间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又被红军粉碎了。

师部令红三团为先遣队，乘胜袭占蓝山城。三团立即准备，补充衣、鞋， 备足粮食，分配新兵，尔后出发。

二、在周恩来带领下攻蓝山

18 日上午，周恩来、刘伯承第二次来到三团，他们要亲自率领三团抢占

蓝山县城。因为占领蓝山便可掩护红军主力向西通过。午后 4 时，经冠守村达黄危镇，这里离蓝山城不远了。一路下雨，道路泥泞，行军十分困难，但由于有周、刘首长同三团一道行军，干部战士备受鼓舞，情绪一直十分高涨。

据报告，蓝山城内有一千八百五十多户人家，八千五百多人口，三百余家商店。城墙很高，且有保安团千余人防守。看来，将要面临一场恶仗。

部队 19 日晚 7 时出发，周恩来、刘伯承亲率三团连夜经生田桥奔袭蓝山

县城。沿途道路泥泞，十分难走，经 30 里强行军，出敌不意，接近城下。周恩来命令我军发起猛攻，听到周恩来的命令，萧锋身先士卒，在一阵炮火以后，率一营冲进南门。经过一小时激战，消灭守敌保安团一个营，何键军阀一个营慑于我军威力，狼狈逃窜。接着，部队打开伪县府库房，没收了大量银元，并缴获军装、被服数百件。三团团部驻扎在伪县府，通知全团注意政策，保护工商业，一切缴获要归公。

周恩来、刘伯承率三团打下了蓝山城，于 20 日晨便离开三团回中央纵队，萧锋等人一直送到在蓝山城外。

萧锋心想，周副主席真是哪里任务最重、最艰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三、在周恩来带领下攻黎平

1934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8 时，萧锋所在的红三团又出发了。午后 1 时左右，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萧锋又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没顾上喝一口，就召集三团几个领导开会，亲自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

周恩来高兴地告诉萧锋等人： “插向黔东的行动计划，是毛主席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认为，

在现有的条件下，要放弃在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创建黔滇川苏区，扭转红军出征来的被动局面。”

听了周恩来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大家劲头顿时上来了。萧锋感到精神十分振奋。

1. 日 8 时，在周恩来率领下，三团为师的前卫，像利剑一样直插向黔东。周恩来不辞劳累，深入到战士中了解情况，干部和战士看到周恩来副主席亲自率领大家前进，听了他的动员，一扫湘江战役失败后的沉闷空气，精神比前几天好多了。

下午 2 时继续西走，到陈家庄宿营。一到宿营地，周恩来马上就带领萧锋他们去看地形，布置警戒，调查行军路线。晚上又到二营看望指战员。

回团后，周恩来精神十足，毫无睡意，给萧锋等人详细传达了“通道会议”精神，说：

“通道会议只开了半天，是由我、朱老总和王稼祥发起的，会上博古主持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主要议题是：全州恶战，红军损失惨重，今后红军究竟向何处去，若向南，蒋介石、何应钦已派了二十多万兵力，在湘、黔、桂的新晃、辰溪、降回等地布置了个大口袋，桂系军阀李宗仁、自崇禧的兵力从南向北压来，因此，只有向西走，西边有王家烈、侯三但的黔军阻击， 这些军阀不堪一击。毛主席提出停止向北同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目前红军只能向黔北出发，以遵义为中心，钻到敌人腹部去，在那里集中力量打几个好仗，争取时间扭转长征后被动挨打的局面，以创造一个新的苏维埃根据地，把伤病员好好安置一下。”

听了周恩来的传达，大家积极赞成这一会议精神。接着，周恩来又目光炯炯地望着大家说：

“你们三团西去抢占黎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奋斗。” 萧锋和三团的干部都为领受这一光荣任务而自豪。

1. 日 7 时，东方尚未露出鱼肚白来，浓雾笼罩着远山近岗，周恩来又精神抖擞地率领三团出发了。团首长亲自打着红旗，部队借助崇山峻岭为屏障， 向黎平疾进。萧锋带领政治处的干部深入连队，动员全体指战员坚决拿下黎平，为全军向黔东前进打开一个缺口。

这一天，部队在周恩来的率领下，连续行军 120 里，到达黎平附近宿营。萧锋他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四处调查黎平城敌情，有的群众讲：有个保安团五六百人；也有的说：有王家烈一个团把守。看来敌人兵力不大，决定明天午前袭占黎平，周恩来和大家一起制订作战方案，直到半夜才睡。

1. 日晨 4 时出发，按一营、团直、二、三营和后勤队形，经山脚、吴公形，到烟灯脑天已明，远远看到雷公山下的黎平城。7 时展开战斗。一营打西面，二营迂回到黎平河西北面。当一营接近东门时，敌闻风而逃，二营正

赶到西关时，将逃敌全歼，活捉五百多人，这些人大多是农民子弟，经做工作抽出二百多人，补充各连。三营和团直正午进城，确定四个主要土豪，没收了资财，除留一部分供部队生活所需外，大部分留给中央纵队和贫苦农民。

在原国民党县党部吃了午饭，下午 4 时，周恩来要萧锋带三营留在黎平等中央纵队，将缴获的五六万斤大米交中央纵队用；三营主力向施秉前进， 控制湘黔公路上的这一重镇，以保护黎平。周恩来兴奋地对萧锋他们说：

“你们打下黎平，为中央开会解决战略方向问题赢得了时间，不久你们就会了解会议情况。”

不久，黎平会议精神传来，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确定了人黔北创造根据地的方针。萧锋为在周恩来的率领下打下黎平，为党中央召开会议解决问题赢得了时间而深感自豪。四、“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记日记的

自由，不得随便查抄”

在革命战争十分艰苦的岁月里，为了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下来，萧锋克服种种困难，一直坚持记日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详细记录下来。这些经过战火洗礼的日记，在萧锋的精心保护下，终于保留到解放后。但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萧锋的日记也险遭厄运。少数不明真相的人，在个别人的煽动下，借口日记里记有贺龙的事迹，对萧锋进行围攻、并扣上了“黑日记”的帽子，扬言要查封、销毁。

就在这时，周恩来听了当时北京军区郑维山司令员的汇报，当即指出： “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记日记的自由，不得随便查抄。涉及到某

些人的问题，可由组织封存。”

周恩来的指示，及时挽救了面临厄运的日记，像寒冬中的太阳，温暖着萧锋的心，也更加鼓舞了萧锋坚持写日记，抓紧整理出版自己日记的愿望。这些日记，在打倒“四人帮”后，终于得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