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巡抚台湾

抗法保台使刘铭传的英名在台湾近代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以后的岁月里，刘铭传的名字与台湾结下了永久的联系。刘铭传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以及巩固祖国的领土完整、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以至台湾的近代化开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抗法保台战争之后，刘铭传继续留在台湾，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历时 6 年。抚台生涯是刘铭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台湾的近代化历史上，写下了他个人官宦生涯中爱国主义的历史篇章。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早在公元 230 年，吴国孙权就派遣

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到达台湾。隋朝时，隋炀帝又在 607 年至 610 年期间，

3 次派军经略台湾。1171 年，南宋王朝派水军长期屯戍澎湖，这是大陆封建王朝第一次在台、澎地区正式驻军。1290 年，元朝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台湾和澎湖的民政，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自此，台湾和澎湖已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分。

台湾位于祖国的东南方，四面环海，不仅地腴物博，资源丰富，而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东临太平洋，南接巴士海峡，与菲律宾诸岛国为毗邻； 东北临琉球群岛，和日本国相望；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闽粤两省沿岸互成犄角之势。台湾全区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中国与太平洋地区各国联系的交通枢纽。正因为台湾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中国历代的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称它是祖国的南洋门户，7 省藩篱，东南锁钥。也因为如此， 台湾成为外国侵略者所觊觎的地方，并成为中国爱国军民埋葬外国侵略者的沙场。

早在 16 世纪中叶，中国尚处在明王朝隆庆皇帝统治时期，由日本浪人组成的倭寇在骚扰中国大陆的同时，曾窜入澎湖和台湾，在附近的海面上拦劫商船，杀人越货。后来，由于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部的歼灭性打击，倭寇在大陆难以立足，其中一部分逃至澎湖、台湾，并据为继续进犯闽粤沿海的剿穴。1601 年，倭船 7 艘又在闽粤沿海流动，被明朝官军击溃，逃入台湾。福建都司沈有容于公元 1602 年春节前夕，率战船 16 艘，冒风渡

海追击，进逼倭寇盘踞的台湾西海岸，击沉倭船 6 艘，斩首 15 级，救回被虏

男女 370 余人。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从侵略者手中收复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公元 1604 年，当时亚洲最大的殖民帝国荷兰派舰首次侵入澎湖，同年被沈有

容率军驱逐出境。公元 1622 年，荷兰人卷土重来再次侵入澎湖，并筑城据守， 又被明朝官兵驱走。于是，荷兰侵略者转而侵占台南一带，并修筑城堡。

西班牙殖民者则于 1626 年 5 月，用武力占据了台湾北部基隆、淡水一带。

1642 年，荷兰殖民者以武力攻占了西班牙在台湾北部的据点。至此，台湾沦

为荷兰殖民地。1661 年 4 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大军 2 万多人，分乘 200 余艘舰船，从金门料罗湾经澎湖向台湾进发。他们在台湾西路海岸与荷兰殖民者展开水陆两路作战，大获全胜。1662 年 2 月 1 日，荷军被迫在投降书上签

字，狼狈地撤出台湾。沦陷 38 年之久的宝岛台湾，重归祖国怀抱。自 19 世纪中叶起，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列强国家掠夺殖民地高潮时期。英、美、德、日、法等国又以武力频繁地入侵中国台湾。从 1840 年到 1885 年短短的 40 多年里，外国侵略者进犯台湾达十数次，结果都被中国军民击退。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仅仅限于掠夺台湾当地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想以台湾为侵略基

地和跳板，进而窥伺与它只有一水之隔的中国大陆。

但长期以来，清政府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却认识不足，它错误地以为“台湾乃海外孤悬之地，易为奸宄逋逃之薮”，“台湾之患率为内生”，故对台湾的海防一直持消极态度，执行的是“为防台而治台”的方针。正因为如此， 台湾军事防御设施十分简陋，驻军兵骄将惰，军律废驰，为害乡民。

在法军撤退以后，担任处理台湾善后事务的刘铭传，在给清廷所上的奏折中，总结了近 40 余年的历史经验教训，得出了“台湾为东南七省门户，

各国无不垂涎，一有衅端，辄欲攘为根据”的结论。在 1885 年 7 月 16 日的奏折中，他诚恳地向清廷请求免去他的福建巡抚的职务，好让他专心筹划台湾海防及建设事务。他的这一请求，反映出他这一时期强烈的事业心和“舍安就危、舍逸就劳”的品质。

刘铭传在他几十年的军事戎马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功成名就，按说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他的官，平平静静地尽享天伦之乐。但是在抗法保台战争中，台湾防务的薄弱给刘铭传留下了沉痛的教训。他曾明确指出：台湾大局虽然粗定，而“前车可鉴，后患方殷，一切设防、练兵、抚番、清赋诸大端，均须次第筹办”，其中筹设海防尤为台湾最重最急之需，不办好海防， 难以抵御隔日之外侮。

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争中，刘铭传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促使他放弃高官厚禄，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加强台湾近代化建设，以抵御时刻准备侵略我国台湾的外国殖民者。清廷于 1885 年 10 月 20 日颁旨，指出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自此与福建分开，建立省置，正式成为祖国的一个省份。刘铭传则被委以第一任台湾巡抚。

刘铭传抚台 6 年期间，在台湾设防、练兵、抚番、清赋，积极改革，施实产业开发计划，使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刘铭传在台湾的这段抚台生涯是他爱国主义思想闪光的一页。刘铭传是保卫台湾的封疆大吏，是中华民族祖国统一的促进派，是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位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刘铭传在“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克服经费匮乏等多种困难， 以较快的速度兴办、整顿了几个较大的军事设施，使台湾的海防、陆防初见规模。具体措施有：

兴办军器局和军械所。1885 年 7 月，刘铭传在台北府城北门外大稻埕处建造军械机器局一座，以记名提督刘朝干为总办，并聘请德国人彼德兰为工程师。同时，他还在台北府城偏西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军械所。工程均于 1886

年 3 月前后完工。自此，台湾的军械有了储存的地方。到 1888 年 8 月，台湾大机器厂建成，台湾可独立制造和修理军械及枪炮子弹，解决了因敌封锁而造成的军备困难。此外，他还在大隆同设立火药局，以淡水所产的硫磺为原料，制造火药；又在基隆和沪尾两处，设置水雷局和水雷营，以管理和布设水雷。

兴筑新式炮台。在中法战争中，刘铭传痛感昔日台湾炮台脆弱，难以抵御外国军队的坚炮。于是在法军撤退后的 1885 年 8 月下令台湾各主要海口以铁水泥砌筑坚固的新式炮台，安置新式大炮。1886 年 2 月，在基建材料运到后，各主要海口兴工砌筑，到 1888 年 7 月，共筑炮台 10 座，其中澎湖 4 座，

基隆和沪尾两海口各 2 座。台南旗后原有炮台 1 座，又在大坪山添筑 1 座。

安平的炮台也经过重新砌筑加固。1886 年 4 月，刘铭传派人向英商议购 31 尊阿马士顿后膛炮，1889 年，大炮运到台湾开始安置，其中澎湖 4 座炮台安置了 17 尊阿马士顿后膛炮以及若干加侬炮。每个炮台还配置了各种型号的碰雷、沉雷，火力因此大大增强。

重视澎湖防卫、添置兵轮。在设防的过程中，刘铭传对澎湖十分重视， 认为它不仅仅是整个台湾岛的门户，也是南北洋的关键地带。要守卫台湾， 必须首先守卫住澎湖，欲保卫南北洋，亦必须先保护住澎湖。因此，为了保护澎湖，必须建立一支海军。刘铭传曾向清廷发出这一极其有远见的建议， 却被清政府以南北洋已设海军和经费困难为由不予采纳，不得已，刘铭传只好采取 4 个措施予以弥补。

一是上述澎湖各炮台配备 17 尊阿马士顿新式大炮，以增加澎湖的御侮能力。

二是派吴宏洛的训练有素的水师宏字 3 营驻扎澎湖，并将驻军的衔级由原来的副将级提升为总兵级，嘱令吴宏洛加紧训练水师。吴宏洛是刘铭传最信任而且具有相当军事才能的海口将领，刘铭传特意将吴宏洛授予澎湖镇总兵就是考虑到澎湖的重要作用。

三是将台湾当时唯一的一艘“海镜”号兵舰专供澎湖驻军差遣。

四是嘱令吴宏洛督厂在澎湖妈宫地方凭海依山建筑城堰，联络炮台，以助防御。城堰于 1889 年 7 月建成。此外，他还从有限的军费中抽出相当多的一部分，先后添购了“威利”、“威定”、“飞捷”、“架时”、“斯美”、“南通”“北达”、“前美”“如川”等兵舰商轮，以满足台澎防务和运输的需要。

整顿军制，严密陆防。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刘铭传还对台湾的陆防部队大力整顿，以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在练兵上，他仿照欧式的训练方式练兵，在台北设立营务总处，台中、台南两路设营务处，掌握军队的整顿和训练事务。首先汰弱留强，将无用的绿营冗兵撤裁下来，让他们担任盐务、厘金、邮政、地方保甲局和开山凿路事务，然后将留下来的兵士编成 35 营，由高级官员带领驻守各重要地方口岸。部队全部改用洋枪，聘请教习，加强训练，并严格考核制度。刘铭传规定：1 年内对带兵的统领考查两次，以枪法的精粗和军纪的好坏为赏罚准则。凡操练不利或染有不良嗜好者，不论军职高低，一律予以革职。

为使台湾将士安心守台，刘铭传还致力于部队的后勤改革，实行 3 种制度：

一是免费医疗制度。他曾于 1886 年创设官医局、官药局和养兵院，聘请外国人汉生等为医生，免费为官兵治病，定期给官兵疗养。

二是抚血制。凡老死、病死在台湾的官兵依照军职的级别给予抚血费。三是“存饷”制。凡各营官兵每月发饷，依例扣除 5 天的薪水，等满 3

年后，发还各官兵，作为假期、探亲的费用。

以上各项措施，对于促进台湾守军军心安定、士气振作，起了良好的作用。

此外，刘铭传还委派林维源为团练大臣，在台北设团练总局，各府、县、厅设分局，各乡设团，规定团练平时维持治安，战时辅佐官军御战。经过刘铭传上述改革和整顿，台湾海防初见规模和实力。

刘铭传在筹设海防时，把重点设在台北地区，尤其是沪尾、基隆和台北

府城 3 个地区。正如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里斯在其《台湾岛史》一书指出的那样：刘铭传经营台湾的思想和方法是要用最新式的工业迅速提高台湾北部的地位。由于法国选择基隆、沪尾两地进攻台湾，刘铭传智师台湾，主要精力用于防守台北并就地建了一些军事设施如水雷局、火药局等。法军撤退后，刘铭传抚台，理所当然要继续这些在战时未竟的事业。另外，台北基隆一带盛产煤矿，淡水火山汇地区素产硫磺。这些能源都是军事设施不可缺少的原料，就地兴办近代化工业很方便。

台北、台中一带与台南相比，开发时间相对迟缓。各种问题，特别是高山族土著居民问题很严重。为了使土著居民早日跟上较为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杜绝外国传教士利用民族问题大搞分裂祖国的阴谋，必须把建设重点放在台北。

更为重要的是，刘铭传独具慧眼，他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毗邻台北的日本 国 早 有 侵 略 台 湾 岛 的 野 心 。 经 过 明 治 维 新 的 19 日本，它的经济建设步伐正以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速度飞速发展。日本是个小国，国内各种资源十分贫乏，而经济的突飞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为了解决这一日益增长的矛盾，必须寻找能源，扩充势力，于是日本的扩张野心急剧澎胀。由于它毗邻台湾，吞并这个宝岛进而凭据它作为进犯中国大陆的跳板，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国策。刘铭传从大量的报刊上及赴台经商人士的口中深悉此点。因此，在给同僚、亲朋的信中，曾多次表示“日本为台湾之患”的忧虑。鉴于此，刘铭传一面加强在台北的防御，一面聘请一位日本名士作他的顾问，时常与其闲谈、对弈，从中了解日本的政治、经济及风俗方面的情报，然后对症下药，作好防备。

1888 年，当刘铭传得知，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而中断了中国海军建设时大为感慨：日本国正在加紧建设并日夜图谋我国，而清廷却放弃海军建设，建园享乐，这是清廷自己戳穿自己的屏障啊！这些军事上的预言和措施正是刘铭传爱国主义思想的体现。

其次，在经济领域中，刘铭传深感外国殖民者通过不平等条约，运进鸦片、棉织货等，而将台湾的硫磺、樟脑、茶叶、蔗糖等土特产运出，并推行买办制度，控制台湾的各种土特产的生产和贸易大权。于是，大量的财物就以巨大的商业利润形式，从台湾流向海外。台湾与祖国大陆一样，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冲击着自给自足的中国经济结构。经济领域里残酷的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一部分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出“商战”的呼声。这呼声在封疆大吏刘铭传身上也激起了回响。刘铭传认为，中国人要自强必须要先致富，要致富就得经商，把商务作为一项政治策略，跟外国殖民者争夺经济利益；有了经济上的保证，才能取得政治上的权益。基于这种认识，刘铭传在抚台期间大力兴办和整顿各种实业，以谋求商战，与敌争利。

一是实行樟脑专卖和硫磺官办开禁。樟脑——向为台湾驰名特产，主要产在台北地区。1826 年，清廷在台北艋舺设军工厂，并设军工料馆，兼办樟脑收购事务。1860 年，台湾开港，外商纷纷来台。外商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自行入出自行采买樟脑的特权，逐渐控制了台湾的樟脑业。1863 年，台湾道陈方伯见外商每年在此项上获利甚丰，就设立脑馆实行统购统销。外商购樟脑必须通过官府“脑馆”，所获利润锐减。英、美、德等国商人见此项利润锐减都不死心，于是互相勾结，以走私的办法破坏这种制度。此后纠纷迭

起，终于导致了樟脑战争。

1868 年，英军挑起事件，炮轰安平，强迫台湾政府鉴定樟脑条约 5 条。条约规定废除台湾官府统购统销制度，外商可以自行入内地采脑，并可用预先付款的办法，在当地雇人制脑。从此，台湾樟脑的生产和购销大权均被外商控制。由于樟脑条约取消了官府的“脑馆”，派往产脑区起保护作用的军队也被迫撤走，致使产脑区因土匪横行而停止生产。台湾的樟脑输出量也由原来的 1.1 万余担降到 3 担。

刘铭传为了重振樟脑业，于 1886 年设立官办樟脑总局，下设分局或转运站。山地所制樟脑全部由官办脑务局收购。在这期间，刘铭传也曾经将台北部分地区樟脑收购权包给中国商人蔡南生，而退还昔日德商公泰洋行的保证金，取消他们的包揽权利。把台湾中部彰化一带的樟脑收购权利包给林朝栋， 以充实防务和抚番经费。

随着樟脑用途的增广，樟脑市价增至 2 倍以上。外商见利润丰厚，就又采取走私的办法破坏台湾樟脑专卖制度。德国兴瑞洋行曾多次勾结买办运售樟脑，刘铭传对此采取了严厉措施。他一面派人缉拿人犯，一面将私脑起出充公。这一严厉举措大大激怒了德兴洋行老板，他们与英国驻台领事联合起来照会台湾道陈鸣志，声称不发还原物，誓不罢休。刘铭传对英德两国的嚣张气势毫不手软，决不通融。刘铭传以瑞兴洋行勾结办违背樟脑条约为由， 拒绝德国的条件，并以私熬樟脑、勾结外商的罪名击毙了买办彭牛、张云亮等。刘铭传严打外商走私的举措，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瑞兴洋行自此退出台湾的樟脑业。

1890 年 6 月，英国怡和洋行仗着本国在华雄厚的实力，公然蔑视台湾地

方官禁令，走私樟脑 700 余担，偷运到海上，10 月又私运 540 担，均被刘铭传饬令没收充公。英国驻台湾安平领事对此咆哮如雷，照会刘铭传立即归还， 被他驳斥回去。但由于英国公使联合各国公使到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撤消台湾的樟脑专卖制度。腐朽的清王朝立刻妥协，指责刘铭传的过激作法，并诏令立即撤消官办，刘铭传迫不得已于 1891 年 1 月 25 日宣布自 2 月起，撤消台湾樟脑官办机构。这个台湾有史以来最具规模的樟脑官办机构，就这样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共同压制下被取消了。在它存在的 4 年多时间里，台湾的樟脑产量逐年上升，4 年多来所得利润异常丰厚，有力地支持了抚番，设防事业。

刘铭传在重振樟脑业的同时，也在硫磺业上与日本争夺市场。台湾自古以来就以出产硫磺著称，主要产地在台北平原的大屯火山汇地区。由于硫磺的主要用途是制造火药，因此长期以来被清政府禁止开采。清同治（1862— 1874 年）及光绪（1875—1908 年）两朝年间虽有开禁之议，但均归官府使用， 不准贩运，造成大量硫磺积压。日本商人抓住这个机会，将本国的劣质硫磺运至香港，然后转运到中国江南、天津一带供民间使用，年销售量极大，利润可观。刘铭传从振兴实业、谋求商战的思想出发，上奏请求开禁，指出： 台湾硫磺与日本相比，质量高出很多，因此不能听任日本在我国推销它的劣等硫磺，并认为只要加强管理，就不仅不会出事，而且能以硫磺的利润补充抚番、设防等经费之急需。清廷批准了刘铭传的开禁请求。获准后，他就在1886 年 10 月在台北设立磺务总局，并在其它地方设分局。为使硫磺能畅销祖国大陆各地，并在市场上与日本争利，刘铭传命令在沪尾设立一个硫磺厂， 将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以提高质量；同时还于 1887 年 1 月在上海设立驴沪台

磺局，专门经理与祖国大陆各地的业务接洽事宜。自此，台湾的优质硫磺经过上海被分送到祖国各地。从此，日本硫碘一统大陆的局面被打破了。从 1886

年 12 月到 1890 年 1 月，台湾共采硫磺 1223900 斤，扣除成本及局用经费外， 每年尚赢利三四千两，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商业侵夺行为，而且为设防， 抚番事业增添了一笔费用。

此外，刘铭传还在茶业、盐业和蔗糖业方面与敌争利。以茶业为例，为了打破外商一统台茶的局面，刘铭传抚台以后采取两手整顿茶业。一方面发动本国茶商组织一个名叫“永和兴”的团体在台北大稻埕（Chéng）设立茶行， 通过订立章程，认真较验，统一经营等措施，迅速提高台湾茶叶质量，大稻埕也成为本国茶商的集散市场，形成了与洋商对抗的一股力量。刘铭传还特别鼓励大陆赴台的茶商经营茶业。另一方面，刘铭传命令当时经营抚番垦务的林朝栋率兵辟田林木，在乾溪万斗六山建立茶田，加入本国茶商同洋商对抗的行列之中。他还从印度请来师傅，引进先进的种植和制作技术，以提高台茶商战的能力。

为振兴实业，谋求商战，刘铭传对台湾的商务也做了很大努力。台湾自开港以后，外国商轮就接踵而至，其中英国的邓特公司的猛浪号，怡和洋行的文达斯克号常往来于安平、淡水、厦门、汕头、香港之间。以后英商开办德意利士公司，吸收怡和、嘉士、德记洋行的投资，成为集资百万的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轮船四、五艘，经常往来于香港、汕头、厦门、安平之间经营航运，垄断海上业务，而台湾本地商人依旧以木船航运，根本无法与外商的先进轮船竞争。很明显，外商独揽了台湾海上业务。

刘铭传抚台以后，针对这种情况，决定振兴台湾海上防务。于 1886 年 6 月 14 日在台北创办商务局。10 月又在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并派专人负责。他们一面考察南洋各地的商务，一面向华侨招募商股。华侨积极投资，献计献策，并派代表以所募 36 万银两到英国认购了“驾时”、“斯美”两艘商船。这两艘商船都是质量好、载量重、速度快的船只。于是，刘铭传又在台湾商务局下设了一个“轮船公司”，并先后从德国和香港定制了 6 艘轮船。这 8 艘汽轮，航行于台湾、澎湖、上海、香港之间，还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从此，台湾轮船公司成为可与外商轮船公司相抗衡的力量。由于加强了海上装备力量，台湾商务大振。自 1886 年至 1890 年，在祖国各地贸易出

现每年约 2600 海关两的入超逆势下，台湾却一直独保出超地位。与 1885 年相比，台湾贸易出超额以每年30％的比例增长，到1890 年出超额已达3633497 海关两。这个数字，在台湾近代史上是罕见的，与祖国大陆内地相比，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正如台湾史学家连横所说：刘铭传抚台后，台湾贸易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假使长此以往，台湾之富不可估量。显然，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与刘铭传的“与敌争利”的各项措施密不可分。

刘铭传抚台期间，曾积极致力于加强台湾与祖国大陆各方面的联系。重点放在招抚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高山族。其目的除维持清王朝对他们的统治，还在于打破外国侵略者利用民族矛盾搞分裂祖国的阴谋，巩固祖国的统一。刘铭传是巩固祖国统一的促进派。

台湾是祖国的东南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一向为各国列强所觊觎。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各外国列强对台湾的野心除表现在频繁的武装侵略，企图使它成为殖民地外，更阴险的是企图在政治上使台湾脱离中

国的版图，建立独立政府，制造分裂中国的阴谋。例如：美国的拉毕雷就曾建议美国先派兵夺取台湾，然后扶植一个受“美国保护”的独立政府。为实现这种阴谋，各外国列强就派遣传教士作为先锋，在台湾各地，尤其吸引山内少数民族部落中的“社棍”以社番为同宗，引诱他们入教。而这些社棍， 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精通“番语”的汉族败类，不少人是受通缉的土匪、奸民、鸦片走私者等罪犯。

台湾长期以来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少数民族可分为泰雅、夏赛、布农、阿美、雅美等 9 族。其中大多数人都深居山内，与汉族人不相往来，也不通汉语，被称为“生番”。与此相反的“熟番”，则是指少数居住在平地者，他们与汉人交往较多，也服从当时地方官统一治理并纳税服役。但是，不管是“生番”还是“熟番”，统称为“高山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后裔，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同为中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清政府实行一种“省事为为政之要，诿事为便己之方”的消极政策， 对在深山内结社而居的“生番”部落以“世隶化外，罔知法度”为由，采取简单的“弃”、“剿”的政策，即不许归附，放弃治理；若有反抗，痛加征剿。而对“熟番”则施以大汉族主义政策，百般压榨、欺凌，迫使他们逃至深山，揭竿而起，反抗清廷。外国传教士及社棍们正是利用这些清政府的消极政策大搞分裂阴谋，或引诱他们入教，或煽动民族之间的相互仇杀。显然， 这对于祖国的统一事业是不利的。刘铭传抚台后，深感清政府对台湾高山民族的消极政策的危害，开始积极认真地进行高山族居民的招抚工作。

首先是抚番。针对清廷昔日消极政策的两个方面：“弃”和“剿”，刘铭传制定了“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新方针。刘铭传在 1885 年法军撤退后， 就上《条陈台澎善后事宜折》，其中关于高山族居民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真知灼见：一是台湾番族，以前多在外山，由于官府怂恿垦民侵占番地，迫使他们挤归内山。一些土匪、奸民常常侵占番民的土地、钱财，使得争斗不止。二是由于清政府歧视番民，所以土匪、奸民与番民争斗后，获利的多是土匪、奸民，而番族常受冤枉而无处伸诉，不免心怀仇恨。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外国传教士所利用，煽动民族仇恨，分裂国家。三是台湾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外国列强随时有可能侵占台湾，如果不思谋招抚番族的政策，有可能由内患引起外患，从而导致祖国的分裂。为此，刘铭传认为必须对高山族部落采取以抚为主、攻心为上的新政策。

刘铭传首先建立了严密的垦抚组织。在确定抚番政策以后，刘铭传就于1886 年创办全台抚垦总局，自任抚垦大臣，以台湾本地人林维源为帮办大臣。各府、县、厅设置抚垦局、抚垦支局，并将全台划分为三个区域，若干小片，实行专职分工，组成一个严密的抚垦网。同时，慎选抚垦官吏。所有抚垦委员及通事均由政府慎选，并加以严格约束。刘铭传鼓励他们学习“番语”，熟悉“番俗”，通晓“番情”，关心“番民”疾苦，为番民排忧解难。而对于欺凌高山族番民的抚垦官吏、通事，一经发现，刘铭传毫不留情，立即给予革职处罚。自此，台湾出现一个较为严密的抚垦系统。

此外，刘铭传还实行“优抚番民，善待番目”的积极政策。刘铭传下令： 凡高山族居民下山到局联系接洽事务时，抚垦局都要设宴招待。对于出山的高山族居民，不论是否就抚，都要给一定的银两作盘缠。对“番社”头目， 更加予以优待，凡归抚者，每季都发给衣服、粮食。其中一年不滋事者，还给予六、七品功牌，以资鼓励。对于未抚的番社头目，刘铭传则采取一种既

往不咎，奖励日后的政策。比如：白阿歪社头目马来诗昧曾在昔日的仇杀中， 一月杀死 19 个制作樟脑的汉族工人。后来他表示就抚，“誓不复叛”。刘铭传从大局考虑，不顾幕僚的反对，坚持赦免并设宴款待了他。马来诗昧对刘铭传的宽容大度作法感激不已，果然，他不负厚望，不久就说服了数十社番民前来“就抚”。

刘铭传还明令禁止对高山族“番社”采取报复行动，对执行不利的官员给予严惩，以缓和长期形成的民族结怨。与此同时，刘铭传在“抚番”期间还大办“番学堂”，吸收高山族番社头目的子弟入学，普及文化知识，学成以后回部落作为头目的接替者，以更好地沟通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汉族和高山族之间的团结，以利统一大业。

为了加强高山族部落与外界的联系，打破长期闭塞、不相往来的沉默局面，刘铭传积极组织辟路垦荒。由于台湾山地居 3/5，山高谷深，溪流直下， 乱石泻谷，致使道路不畅，对番族与外界的联系极为不利。刘铭传抚台时， 下决心开辟山地道路，两三年的时间里，共开辟十几条山路，东西海岸连成一片，距离大为缩短。长期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高山族部落开始走出山内， 与外界互相联系，从而加速了他们接受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步伐。随着山路开辟工作的迅速发展，刘铭传一面饬令各地抚垦局加紧教授高山族居民垦荒耕种的农业知识，一面以免船票、助垦费的优惠待遇，从福建沿海地区招来大批贫苦农民到台湾深山老林里辟荒，以加快高山族的经济开发。在刘铭传抚台的几年里，汉族和高山族两族人民在朝夕相处的岁月里，加深了解， 互通婚姻，传播先进的汉族经济文化。

由于以上新的政策和措施，台湾的抚番事业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气象。到 1887 年，后山各路共招抚“番社”部落 218 社，“番丁”5 万余人。

前山各路 260 余社，“番丁”近 4 万人，垦荒达 10 万亩。到 1889 年元月， 全台湾高山族部落“番社”全部就抚。刘铭传的抚番新政策和新措施，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高山族居民接受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外国侵略者的阴谋也是一个积极的抵御。

此外，刘铭传还积极架设海陆电报电线，创设邮政事业，以加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1874 年，福建船政大臣沈保祯鉴于日本侵台事件的发生，从军事角度上认识到电讯的积极作用，曾准备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架设水陆电线。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1877 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又旧事重提，并获清廷批准，在台南架设了两条陆路电线，这是台湾最早的电报线路，但只限于台南一隅，既不能畅通台湾各地信息，更不能沟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刘铭传抚台后，深感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等方面来看，都亟需加强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而架设水路电报线正是这种联系的最好方法， 此事刻不容缓。基于这种认识，他于 1886 年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任命张维卿为总办，并指示台北的通商委员李彤恩与外国有关公司交涉架设的事宜。同年 6 月和 9 月，李彤恩分别与德国泰来洋行和英国怡和洋行签订了架设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海底电报线路和制造巡船的合同。刘铭传十分重视海底电报线的架设工作，虽然这一合同签订的时间稍迟，但刘铭传发出指示，必须早日完工。结果，海底电报线路先铺设成功，两条海底电缆横穿台湾海峡； 把台湾与澎湖，台湾与祖国大陆联系起来。一条自台北沪尾海口至福州川石山（即闽江口的芭蕉岛），长 217 公里；另一条自台南安平海口至澎湖的妈

宫，全长 196 里。自此，台湾水陆电线衔接，不仅省内便捷，而且与祖国大陆息息相通。

接着，刘铭传于 1887 年底将台湾旧式驿站全部撤掉，于 1888 年 1 月在台北创设邮政总局，仿照欧洲邮政章程办理台湾邮政事务。全台南共设邮政分局 43 个。于 2 月 22 日正式对外营业。邮政总局自行印制邮票，以国产薄纸制成。图案是绘一条龙，表示大清帝国国徽，下绘一匹马，象征邮政，合起来表示中国邮政。新的邮政局与原来的驿站根本不同的是为私人收寄信件和包裹。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往来邮件，主要由台湾邮政总局与上海、福州、厦门等地海关内邮政组织取得联系，专备“飞捷”、“南通”两轮船定期运送。当时祖国大陆内的邮政，还在海关内试办未获正式批准。而刘铭传却在台湾创设了较为完备的邮政体系，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不仅开创了台湾民用公共事业的先例，而且促进了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刘铭传抚台期间积极进行台湾地方行政区划改革。1885 年 10 月 12 日，

清廷颁布台湾建省。刘铭传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奏准将全台划分为 3 府 1

直隶州。它们是中路新添设的台湾府，下辖台湾、彰化、云林、苗栗 4 县和

埔里社 1 厅；南路台南府，下辖安平、嘉义、凤山、恒春 4 县和澎湖 1 厅；

北路台北府，下辖淡水、新竹、宜兰 3 县和基隆 1 厅；新设 1 台东直隶州，

下辖卑南、花莲港 2 厅。全台共设 3 府 1 州 6 厅 11 县。从此，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初步确立，奠定了台湾作为一个辖省的布局。

刘铭传的一生，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做出巨大贡献，为维护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大业写下了他人生值得赞誉的历史篇章。而在台湾向资本主义迈进的近代化产业开发中，刘铭传也以其辉煌的成绩载入台湾近代化史册。刘铭传不愧为台湾近代化的先驱。

刘铭传抚台之初，就制订了一个“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其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清赋，二是兴办各种新式民用企业。这两项内容的实施，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从而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

刘铭传对台湾的近代化开发，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深入，劳动力变为商品，货币变为资本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进行的。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入，面临崩溃的台湾封建社会经济受到了打击。其重要标志是大批贫苦农民及依靠帆船航运为生的水手破产失业，变为劳动力的出卖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南部大陆侵略的深入，大批闽粤籍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航运水手为谋生计而涌到台湾岛。

到刘铭传抚台时，台湾的人口已由原来的 200 余万增加到 320 万，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在台湾已经形成了。另一方面，大量的货币财富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条件也已经具备。首先是官僚地主，据最低估计，自 1861 年到 1885

年这 25 年中，他们依靠地租剥削的货币达 7400 余万两，还不包括他们隐瞒

的土地剥削收入。其次是买办资本，据估算，大约有 200 万到 300 万海关两的货币积累在台湾少数买办商人手里。再次是商业资本，台湾盛产樟脑、茶叶、蔗糖，经营这些贸易的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积聚了大量的货币财富， 以后又有发展，有些人发展为巨商。台湾多为闽粤籍人，他们中有很多生活在南洋的亲戚在异国也以经营各种产业而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因此，在刘铭传抚台前，台湾近代化产业开发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但由于清政府对台湾地位不重视，加上外国列强对台湾的频繁的军事侵略，致使刘铭传抚台前的几个官员如沈保祯，丁日昌等都没有能实现他们的

开发台湾的计划。于是，大量的货币财富被这些拥有者们，或用之于奢侈淫逸的生活，或用之于购买土地，或用之于发放高利贷等封建剥削活动，成为积累个人财富的资本。

刘铭传抚台之际，正是中法战争刚刚结束，这时，各列强在政治上觊觎台湾主权的野心不死，在经济上又企图凭借商业资本进行资本输出，以此来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祖国大陆的洋务运动已由“自强”进入“求富”的高潮阶段，台湾又奉旨建省，而当时财政十分匮乏。这种情况促使思想较为开明，并且“欲办极大极难之事，必须有愈久愈坚之心”的刘铭传，迅速制定并实施了他的“近代台湾产业开发计划”。他的产业开发计划可分为以下几步：

1. 清赋。这是开发的第一步。其目的既是为兴办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开辟经济来源，也是为了确立土地关系，以利台湾内外资本对台湾岛土地的投资和经营。清赋前，台湾土地有两大弊端，严重影响着上述意图的实现。其一是隐田太多，赋额不一。台湾自 1683 年被清廷收复以后，土地从未认真清丈过。因此，台湾土豪隐田超过报册数倍。又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各颁布三种不同的赋额，因此，台湾土地赋税额不一，大致是南重北轻。二是存在着大租与小租，土地权利关系混乱。由于台湾大部分地区原先是荒野不治之地，清初官府实行奖励开垦政策，于是大陆内地不少豪强趁机赴台包揽土地，他们先向官府出资申报所包土地的区域，然后招集移民开垦和耕作，并将垦民武装起来，以备械斗仇杀之需，大庄园制也随之产生。前者被称为垦首，后者被称为力垦者。力垦者向垦首缴纳 1/10 的租额，垦首则负责向国家缴纳正供。土地经营管理权由力垦者拥有。这种“永佃制”的发展，使垦首逐渐失去对土地的控制。后来力垦者也可将土地转租给佃农耕种，征收4/10、5/10 的租额。于是同一块土地上出现两种租额，首者称为大租，后者称为小租，垦首、力垦者和佃人也就成为大租户、小租户和现耕佃人。由于没有明文规定，大租权和小租权均可抵让出卖，大小租户也互相推御缴纳国家正供的责任，致使台湾土地权利关系十分紊乱。

刘铭传在勘察的基础上，于 1886 年 5 月 21 日上折清廷，请求在台湾丈

田清赋。获准后，他就在 7 月 9 日通告全台，阐明清赋的意义，颁布清丈章程。次年初，刘铭传在台北、台南两府设立清赋总局，各县厅设分局。清赋分 4 个步骤进行。首先是编制保甲制度。刘铭传饬令在两个月内将所辖户口编查报告。并清查各户的粮赋，作为清赋的基础。其次是清丈。各县厅清赋局内设有会办委员、文案、稿书、清书等办事人员，刘铭传还从大陆内地调选分丈委员、弓丈手、算书、绘书等 30 多人分拔给南北各县厅，从事清丈工作。再次是改赋。1887 年在清丈告竣以后，即着手改赋。根据清丈土地，把土地分成等级，仿照江南一条鞭法，一律征收银两作为赋税。最后是发给丈单，以确定土地权利关系。

清赋的结果，全台田地入册数增到 477 万余亩，比旧额增加 400 万亩。

同时，地赋银额也由过去的 40 余万元增加到 97 万余元。清赋后，小租户被确立为负担缴纳国家正税的义务，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对于激烈反对的大租户，刘铭传初意是一刀两断，禁止大租，后作了一些妥协，保留了他们六成大租，减去四成归小租户所有。田赋的收入加上硫磺、海关税收等收入，使台湾省岁收入由过去的 90 余万两增加到 300 多万两，最高时达 450 万两。从此，兴办新式民用企业的经济来源有了保证。更重要的是，清赋确定了台湾

的土地权利关系，调动了小租户经营农副业的积极性，各种茶叶、樟脑、甘蔗专业区也随之形成，农业商品化日益提高，资本主义经营形式也开始在农业上出现。大租户由于被废止了土地的业主权，也迫使他们将多年积累的货币财富投向工商业，促成了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

1. 兴办民用工业企业。刘铭传深感兴办各种民用工业企业是台湾产业开发的关键，也是台湾能否步入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为此，他曾在 1886

年至 1890 年 5 年时间内掀起了兴办民用工业企业的高潮。努力把西方近代化的先进技术，移植到中国东方的孤岛上，是刘铭传多年的愿望。

首先，他致力于创设台湾的交通运输工业。刘铭传除了在海上建设交通运输、通讯事业外，于 1887 年 7 月兴建铁路。早在 1880 年，他就倡议在中国兴筑铁路，成为清政府官员中倡议在大陆设办铁路的第一人，由于清廷顽固派的反对，未能实现。刘铭传决定将此抱负在台湾实现。由于担心经费无着落，清廷不批准，刘铭传就在 1886 年 10 月派李彤思和张鸿禄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向南洋各国华侨招募商股。美国旗昌洋行听说刘铭传准备修筑铁路，急忙派士蔑德于这年 10 月前往台湾，表示旗昌洋行愿意承担台湾铁路的修筑，并愿意贷款给刘铭传。但刘铭传深知，铁路是国家“血脉”，外人承办并非仅仅为图谋利润而已，诸如参与管理，享有用人权等各种要求将随之而来，国家的“血脉”有可能控制在外国洋人手中。因此，刘铭传一口回绝了旗昌洋行的承办要求，避免了外国人要控制中国铁路权的企图。他命令李彤思等加速在南洋的筹款工作，尽早创办一条由中国自行投资、自行主办、自行控制全部权益的台湾铁路。

李彤思、张鸿禄到南洋宣布台湾兴办铁路的消息后，引起了当地华侨的热情响应。一些资金富裕的华侨表示愿意回台湾投资铁路，合办商务。有数字表明，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他们在南洋一带招股 70 万金，得现金 30 余万两银子，刘铭传将这些款项用于购买轮船，发展海外交通事业，并成立了一个轮船公司。同时用船运所得，补铁路的经费之不足。无疑，华侨投资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起了积极的作用。刘铭传堪称为近代组织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参加建设的发韧者。他开了一个头。

有了资金，就可以修铁路了，刘铭传议订了《台湾商办铁路章程》8 条。主要内容是：拟定修筑从基隆到台湾府域的铁路 600 余里，所有的铁路及火

车客车、货车、桥梁，全部由商人承办。议定工本银 100 万两，分 7 年归还，

利息每年 6 厘。所过地方之地价，由官方出面代商人发放。修筑工作由商人自给，修路时，由官府派勇丁帮同工作，所用枕木，由官方代运。铁路建成后由官督办，由商经营。刘铭传一面上折奏请，一面在台设立铁路总局，并聘请德籍工程师毕克尔担任铁路设计工作。

清廷于 1887 年 7 月 10 日批准了刘铭传的报告后，台湾铁路就开始在台

北大稻埕破土动工。先筑台北至基隆段，全长 32 公里。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 刘铭传亲临指挥，他命令台北军器局负责铁路器材的割制及枕木的供应工作，命令余德昌带领昌字四营的勇丁担任台北至基隆各种段的铺路工作。起初工程进展顺利，后筑至狮球岭时，由于山高岭陡，路险石坚，开凿隧道屡次失利，路工、勇丁们疲惫不堪，工程面临搁浅的危险。刘铭传闻讯立即赶到工程现场，研究困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时人心大振，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终于使长达 573.8 米的基隆狮球岭隧道开凿成功。1891 年台北至基隆段的铁路竣工。

在修筑铁路的过程中，刘铭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由于铁路经费匮乏，抚垦事业繁重，使勇丁无暇代修，官府在基隆港口铁路问题上同商人意见不一，特别是洋务里手及在商人中威望很高的李彤恩病故等原因，商人们提出退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修筑铁路的事业继续下去，刘铭传不得已上折清廷，请求官办铁路，并尽快拨银两，但是清廷却以政府财政困难无款可拨为由，要求刘铭传“以台之财，供台之用”，自己解决财政问题。但刘铭传并未因经费匮乏而停止铁路工程的进展，经过东挪西借，终于使台北至基隆段和台北至新竹段的铁路修筑成功。

台湾铁路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 1876 年英国商人采取欺骗清廷的方法擅自在上海兴筑的吴淞铁路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条铁路的话，如果说 1881 年修筑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长约 11 公里的单铁路是中国政府批准的第一条铁路的话，那么，在刘铭传抚台期间，在台湾修筑的铁路就是中国自行集资、自行修筑、自行控制全部权益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大地上的铁路基本上是由外国烈强强行或贷款兴筑的，他们投入大量资金在中国建铁路，是本着强烈的政治野心和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由于外商的投资，因而他们取得了经营、管理、用人或续借贷款等项权利。如中国政府批准兴建的第一条唐胥铁路的展拓——津沽铁路， 也是大借洋债修成的。而台湾铁路则开创了抵制外国资本输出，维护民族经济主权的先河。

刘铭传对台湾的近代化开发除了修筑铁路之外，还创设了机械制造工业。

在台湾产业开发的高潮中，刘铭传于 1888 年前后，指示军器局从外国进

口创木床机器 1 台，笋木头机器 1 台，锤床并锯 5 把及各种机器钻刀全套，

运动飞轮汽机和锅炉全副及各种翻砂铁箱机器 48 对。在此基础上，在台湾创立了一个大机器厂。除生产枪炮子弹等军需品外，还生产代木机。在铁路工程进展期间，军器局还承担和修理铁路客车、货车车辆事务。由此可知， 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作用已开始明显地转向民用服务方面来，初步地开创了台湾的机械制造工业。它虽然简陋孤微，却不失为机械业的雏形。

刘铭传还兴办台湾的能源采伐工业。先后设立或整顿了伐木局、煤油局和煤务局。随着台湾铁路的修筑，需要大量的木材，伐木局应运而生。1886 年底创立了伐木局，归军器局管。由于台湾伐木局的建立，修铁路所需枕木全部由台湾本地供应，不再像中国大陆那样需要从外洋进口，工业自主体系逐渐形成。伐木局除了供应台湾本土修铁路之需外，还大量地将多余木材成品运往祖国大陆，充分发挥了台湾巨大丰富的林木资源。

随着台湾近代化开发，煤的用量越来越大，造船、修铁路及各种机器制造厂都需要大量的煤，台湾基隆一带盛产煤碳，长期以来靠手工开采。1866 年创办后的福州船政局，就是依靠台湾煤碳的供应而维持生产的。1875 年福建船政大臣沈保祯奏清设立台湾煤矿局，并于 1877 年提请英国人台扎为矿师，购进新式机器开采煤矿，于是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在台湾出现。基隆煤矿原为官办，由于管理不善，产量很低，1884 年，由于法军侵略台湾，基隆煤矿转为衰落。这一年 8 月，为绝敌人窥伺之心，刘铭传下令拆移机器， 浸没矿井，焚毁厂房，于是，经营近十年的基隆煤矿遭到彻底的毁坏。

刘铭传抚台以后，起初因经费拮据，政务繁忙，无暇顾及煤矿，但随着各项近代企业的兴办，用煤问题明显暴露出来。1886 年，商人张学熙见市场

急需用煤，就请求承办，刘铭传欣然同意了张学熙的请求，基隆煤矿由原来的官办变为商办；但由于煤矿经破坏后积水很深，张学熙本人资金有限，无力经营，要求退办。由此，商办煤矿也失败了。1887 年初，刘铭传决定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对基隆煤矿着手恢复。于是，1887 年 2 月台湾煤务局重建，共集资 12 万两，用于添购机器，聘用外国矿师，基隆煤矿于是恢复了生产。这

一年生产能力达到了日产 100 吨，全年产量 1.7 万吨。1888 年 1 月，由于商人对修建从煤矿到基隆码头铁路一事持消极态度而纷纷要求退股，基隆煤矿又改为官办，但是官办以后，亏损更加严重。刘铭传为此发出：“积习太深， 用人为难，漏厄无以底止，非设法变通补救，不负此无穷之累”的慨叹。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1889 年刘铭传大胆提出订立合同交给英商范嘉士承办的建议。

刘铭传通过管理基隆煤矿的实践，认识到当时中国无论是自办，也无论是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几种形式都有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弱点。还有一个难以克服的毛病就是腐败的封建性的经营方法相抗衡，如果交由外商承办，以 20 年为期限，期满即收回，则在 20 年中外商虽然获得一定的利润， 中国也避免了亏损，而且有煤可用。20 年后又可以接受一个具有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管理方法的煤矿，对于开发台湾丰富的煤矿资源，建设台湾是有利的。刘铭传草拟的《英商范嘉士承办煤矿拟立合同》是在开发台湾建设中急需用煤，而基隆煤矿的经营无法正常供应用煤的之需的情况下拟定的，因此，订立合同交由外商承办，是当时刘铭传唯一可取的办法，别无善策。另外，在这个草拟的合同中刘铭传规定了合同期限为 20 年，20 年期满，英商应即撤退，运煤铁路由中国官方修筑，英商运煤照付运费，煤矿用人，除技术人员外，一律雇佣中国工人，不准雇佣外国人，台湾派地方官派学生进矿学习技术，英商应加优待，如果发生战争，煤矿应归中国管理。合同最后并加说明，中国洋商开矿之事从未办过，此次奏准，固台湾同该商均有利益。刘铭传草拟的这个合同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它体现了主权和互利原则，外商经营这个煤矿，只不过是在 20 年中赚了一笔钱而已，而且所受的限制大，不可能为所欲为，中国方面也因此使基隆煤矿恢复生产，保证供应轮船和工厂的用煤，而且继续开辟新矿，开发富源，发展运输业，增加税收， 增加就业机会，培养煤矿技术人员，合同期满后，我们有了自己的煤矿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而且可以获得一个完整新式企业，签订这样一个合同，对中国开发台湾是有利的。

刘铭传从开发台湾的需要出发，大胆提出建议，愿意承担风险，足以证明他的爱国热情。可是，腐败的清政府对于《南京条约》以及以后一系列的外国侵略者强行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都能含辱接受，偏偏对于这个双方互利并不损害国家主权的由外商承办煤矿的平等条约却不愿接受。刘铭传的奏折呈送了 1 个多月以后，清廷的户部复议，断然反对，这个合同便成了一张废纸， 刘铭传振兴基隆煤矿的一腔爱国之情被腐朽的清政府扼杀了。在这个过程中，基隆煤矿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年产量十分有限，1891 年，只有 7000 吨。这期间，手工煤窖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它们与基隆矿务局一起，以所产之煤维系着福建船政局和台湾建设的需要。

在恢复基隆煤矿的同时，刘铭传还在 1887 年设立煤油局，委派栋军林朝栋兼办。刘铭传创办煤油局，首先是想以台物用于台事。台湾山内产有较为丰富的煤油，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开发。刘铭传抚台以后，认为台湾既然有

油矿，就应该开发利用，与敌争利。早在刘铭传抚台前，外国煤油就大量充斥台湾市场，其中以美国慧星牌煤油最多，俄国、澳国次之，每年销售额达数十万元。为了打破洋油统领台岛的局面，开发台岛油矿，与洋油争夺市场， 刘铭传就委派林朝栋办理煤油开采事务。规模虽然不大，但每年所出油计值也能达到 1 万两，结束了洋油统霸台湾岛的历史。

除此之外，刘铭传抚台期间，还开发了台湾的电力事业。他曾筹设了一座龟山水力发电所，计划用淡水河支流南势溪的落差发电，预计发电量可达790 千瓦。这件事在近代中国史上是堪称第一的事情，由于刘铭传的被迫离

职而没有实现。所积累的资料及创建的基础，被 1895 年霸占台湾岛的日本人所利用。但是开发台湾岛的电力事业是刘铭传的心愿，虽然没有实现，但他开发台湾、抵御外强的爱国主义热忱并没有因此而泯灭，台湾岛人民将继续刘铭传未竟的事业，沿着台湾近代的先驱者——刘铭传的足迹，继续前进。在短短的几年里，刘铭传的产业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兴办的军用

企业有军器局、军装局、火药局、硝药局、水雷局、转运局等，经营形式全为官办，民用企业有伐木局、电报局、招商局（设在新加坡）、通商局、煤务局、台北通商局、铁路局、煤油局、桑蚕局等。民用公共事业有官医局、官药局、邮政局等。经营方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马克思曾指出：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开发有两个标志：第一是把产品当做商品来生产， 第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动机。毫无疑问，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具备马克思所讲的这两个特性。即使是官办的军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刘铭传命令它们转到民用服务方向来。如军器局兼办伐木局，生产枕木，兼造铁路客、货车辆。其资本主义开发的性质也非常明显。由于这些近代工业企业的创办，使台湾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中民用工业企业每年收入达 1004840 海关两，约占台湾岁收入的 25.4％，同其它项目相比，居领先地位。这既表明台湾国民经济收入中，资本主义成份已居重要地位。台湾已步入近代化的进程。它还表明，作为产业开发的领导者—— 刘铭传，不愧是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

刘铭传在台湾进行的近代化开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奠定了台湾现代化的基础。但是经济的开发离不开人们的开发，人是第一生产力。刘铭传在台湾进行近代化开发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人才开发。为了从事近代化事业，刘铭传希望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

刘铭传生长在乡间僻壤，但他少年有志，勤奋自学，经常钻研天文、地理、兵家等经世致用的书籍。在他前半生戎马生涯中，他深感“世道大变， 中国处于政弦易辙，发愤为雄”之际，因而他特别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 经常阅读西方报刊，接触洋务里手、有名之士、外国商人，注意掌握各先进国家军事经济的发展情况。早在 1874 年，闲赋在家的刘铭传就说：中国若不

学习西方科技、废除科举、速开西校、翻译西书以激励人才，不出 10 年，中国将面临危险。其观察时政的敏锐、深刻，的确发人深省。10 多年后，俄国占领中国旅大，势力波及东北三省。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占领宝岛台湾。刘铭传的预言确实具有真知灼见。

刘铭传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敢侵略中国，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锐枪坚炮，而我国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都以四书五经、八股为选人才的标准，在新的形势下，这种人才不能发挥作用，基本上是废物，难以适应近代化的需要。因此，官府必须重新造就和选择具有近代科学文化知识

的人。在这种“经世治用”，倡导“西学”的思想指导下，刘铭传采取以下几种开发人才的措施：

第一，重金聘延教习，为台湾培养新式人才。这是刘铭传人才开发的重点。1887 年 3 月，他在台北大稻埕六馆街设立一座西学堂，聘请的教师中有中国留学生、外籍教师以及从中国大陆来的科技人员。西学堂设有英文、法文、地理、历史、算术、测绘、理化、汉文等。自学堂建立起到刘铭传离台止，其培养“俊才”64 人。

第二，人才选择不计门户。刘铭传由于贫寒且多接触洋务人士及外商， 故在选择人才时能够不拘一格，只要能为近代化服务，则尽为我用。

第三，借才异国，为台湾树人。由于近代化的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需要的人才是方方面面的，而台湾及大陆的近代人才有限，所以必须引入异国人才，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工程师都曾受聘于刘铭传的企业里，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由于刘铭传的人才开发方针目的较为明确，措施也较为得当，所以台湾不仅“教育为之一新”，而且“人才之盛，勃勃蓬蓬”。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台湾近代化产业的开发，而且标志着这一经济开发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刘铭传进行的近代化改革中，曾经草拟了一份将基隆煤矿交由洋商承办的奏折，遭到清廷的反对。后来他又决定交由本国商人承办。清廷获悉此事，责问他“天下有事政体乎？”并以“违制律私罪”，将他革职留任。一班反对新政的守旧官吏和土豪劣绅在庆贺胜利的同时，掀起了反对新政的风潮。刘铭传见大势已去，不得不辞职离台。

1891 年 6 月 4 日，刘铭传怀着对改革未竟事业的遗憾，怀着对台湾的无限眷恋，乘船离台返回大陆。抚台生涯结束。

纵观刘铭传抚台 6 载，正是中国人民处于民族危亡而奋力拼搏的时代， 也是台湾人民保卫和建设祖国宝岛台湾的重要时期。台湾海峡两岸同为炎黄子孙，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统一洒下了汗水和鲜血。刘铭传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光辉典范。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怀着一颗对祖国的赤诚之心，与台湾人民一道，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为建设台湾呕心沥血。他为台湾的政治管理、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政绩十分卓著。著名学者连横曾指出：台湾 300 年间，吏才不少，而能立长治之事者，只有两人，一是陈参军永华， 一是刘巡抚铭传，是皆有大勋劳于国家者。

刘铭传开发和建设台湾的业绩，他对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