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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二、刘少奇会晤斯大林
- 刘少奇说：“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
- 朱德关切地对刘少奇说：“欢迎回来！身体好些了吧？”
- 刘少奇说：“苏联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技术方面给了极大的援助。”
刘少奇纠正苏方错误
1952年10月9日，苏联各大报纸都报道了刘少奇在苏共十九大上致贺词的消息，但中国代表团发现，大会秘书处在发稿时将刘少奇的职务错误地写成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此，刘少奇亲自给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刘少奇在信中说：
今天《真理报》发表我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祝词时，注明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现在要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而我只是书记处的书记之一，虽然我对于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中共中央有一个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以前由任弼时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即由我代理。
刘少奇最后在信中指出：
这个职务和各国兄弟党总书记的职务是不同的。也许翻译同志将我担任的职务和总书记的职务混同起来，以致使你们有这个误会。我现在特向你作这个申明，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话，请你转告《真理报》编辑部的同志。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是在与1939年召开的十八大相隔13年之后举行的，这无疑是苏联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这次会上，马林科夫代表苏共中央作了工作总结报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党章的报告，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萨布罗夫作了下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在闭幕式上，斯大林本人作了大约6到7分钟的讲话。这时，人们已经明显看出他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了。
在十九大闭幕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经斯大林提议选出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主席团，在主席团成员中又选出由9个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
这个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布尔加宁。
资深的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等虽然也被选进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但已被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而在9名常委中却出现了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两名经济专家。这种领导班子的结构预示着苏联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把经济工作摆在重要地位。
十九大闭幕后，刘少奇本来准备能很快就与斯大林进行会谈，但由于大会结束后斯大林又要主持召开中央全会，随后又召开主席团会议等事情，使这次见面不得不推迟了一些时间。
苏共十九大结束后，刘少奇按照原计划留在苏联跟亚洲共产党领导人会谈。
刘少奇与斯大林将要讨论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越南、日本、印尼等一些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工作。
当时，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在莫斯科，但苏方通知了印尼共产党负责人艾地来莫斯科，可不知什么原因他迟迟未到。
斯大林要刘少奇等待，等艾地来了再谈。这样，少奇就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休养一下，检查一下身体。
由于刘少奇患有胃病，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为国事操劳，东奔西跑一直没有好好治过，也想乘这个机会请苏联大夫帮助治疗。
中央派王光美去苏联
1952年10月中旬，苏共十九大已经进入会议的尾期，斯大林与刘少奇已经熟识。
当时，斯大林打电话向刘少奇表示问候，并致歉说，最近他忙得不可开交，一时抽不出时间会见中共代表团，希望稍等几天。
从国内出来之前，毛泽东要刘少奇就中国共产党准备实行的几项大政策，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全民选举、制定宪法、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代表大会，当面同斯大林交换意见。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
刘少奇离开北京后几天，他的妻子王光美托人给他带去一封信。原来，因为刘少奇胃不好，吃东西不容易吸收，王光美担心他到苏联后水土不服，吃不惯苏联的饭菜，因此写信提醒他在外面注意身体。
王光美于1921年9月出生于北京。她的父亲王槐青在辛亥革命前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在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参加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及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光美，就是其父亲在华盛顿参加九国会议时得知喜得千金后所起的名字。
1943年，王光美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1945年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获理科硕士学位。1945年任辅仁大学物理系助教。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国共产党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并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1949年，王光美任刘少奇的秘书，曾陪同刘少奇出访亚洲国家。她是刘少奇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10月12日，刘少奇给王光美写来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
我们到此后，有几个人伤风，但我至今很好，体重增加约有两公斤，大概是因为此间的饭食较好。现大会很忙，每日开会8小时，不能做别的事，大概明后天大会即可开完。你写来的信收到。允斌已见到，他们很好。余不尽，祝你们平安！
收到刘少奇的回信，王光美心里的石头总算才落了下去。可是没想到，没过几天，刘少奇病了。
苏共十九大闭幕后，苏方为来宾安排了一些参观。有一天苏方安排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大学，看一个新落成的设备先进的教学楼。
那时正是莫斯科的冬天，气候十分寒冷。参观的人登上这个高楼，俯看学校全景。
回到住处后，刘少奇和王稼祥着了凉。苏方派医生来治疗。检查之后，发现刘少奇的血糖等指数不正常。王稼祥在战争年代受过伤，这下也旧病复发了。
王稼祥曾留学苏联，被共产国际称誉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位。他曾被轰炸机炸断肠子，在担架上开始了长征。
早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曾以举足轻重的一票，把毛泽东推荐为最高军事领袖。
1939年，王稼祥与外科医生朱仲丽结婚。10年后，新中国成立，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大使夫人。
朱仲丽是湖南宁乡人，1936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1949年留学于莫斯科医科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立即把情况报告到国内。10月19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报，说：
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
当天，刘少奇的老秘书吴振英拿着毛泽东的电报，通知王光美去苏联。
王光美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准备。这是她第一次去苏联，各种手续都是朱仲丽办的。
王光美和朱仲丽到莫斯科机场后，苏共联络部一位处长级干部接待了她们，并把她们送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王光美进去一看，刘少奇已经退烧，可以出去散散步。王稼祥还没有完全退烧。
后来王光美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同刘少奇作了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
刘少奇和王光美等人从苏联回国后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举行了悼念活动。刘少奇没有参加。当时，得了盲肠炎，要住院动手术。
刘少奇也没有想到，这次在莫斯科与斯大林林见面，竟然是最后一次。
刘少奇致信斯大林
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信，在信中，刘少奇就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谈了一系列设想。
这封信的内容，包括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以及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
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
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国营企业已占67.3%，私人企业只占32.7%。而在1949年国营只占43.8%，私人占56.2%。在商业中，全国商品总值的经营比重，国营和合作社经营现在也占62.9%，私人只占37.1%，但在零售商业中私人还占67%。这是因为全国依靠商业活动维持生活的店员、小贩和店主约有几百万人。如果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扩展太快，就要引起这些人的失业。因此，我们在商业中控制了国营商业与合作社商业的发展步骤，没有让他们大量发展，而如果要使他们发展，那是比较容易办到的。在私人工商业中，那些不适合国计民生需要的企业业已绝大部分被淘汰，保存下来的大部是于国计民生有益的企业。在工业和商业中，国营比重现已超过私营很多。此外，铁路全部国营，银行几乎全部国营，出进口贸易私人经营者也极少，全国主要商品已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生产国营已占82.8%。这是现在的情形。
信中还说：
我们估计：再过5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20%以下。
再过10年，则私人工业会缩小到10%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在10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90%以上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10%，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他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
刘少奇认为，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中央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接着，刘少奇例举了5点，说明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
第一，中国在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并且富于妥协。
第二，我们从现在起就一方面照顾资本家得到不太少的利润。另一方面，我们又动员人民反对资本家各种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行为。今年春季反对资本家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国家机关中、工人中、社会群众中以及资本家内部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揭露了资本家大量的违法行为，因而使资本家的丑态毕露。但在处理时，我们又给他们以宽大的处理，多数只令其退财补税，没有处罚他们，只有少数违法严重恶劣者则给以处罚和判刑。如此，多数资本家和政府的关系没有破裂，但资本家在政治上已经孤立，在社会上的威信大大降低。无疑问，在今后，严重违法的资本家将会陆续地被处罚，而保留下来的，则将是守法的或比较守法的资本家。
第三，今天中国比较大一点的私人工厂差不多都是为国家加工订货，他们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此外，还有工人监督。无疑问，在将来，资本家更是要依赖国家，工人监督也更会有组织。
第四，现在已有少数比较有远见的资本家看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信社会主义的前途已不可避免，他们现在就积极要求将他们的工厂公私合营。不少资本家的子女在大学和专门学校读书，也由国家供给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
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变化现已开始发生，在今后还会继续发展。
第五，中国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到那时，少数资本家可能完全处在社会主义的包围中，全部工业，手工业除外，国有化的步骤，已经不能抵抗。
刘少奇在信中指出，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
接着，刘少奇在信中谈到农业问题，他指出：
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40%，在老解放区则有70%到80%，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中国的富农在农村经济中原来就不占重要的比重。在老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已将旧富农消灭，新富农近年已开始发展。最近我们已禁止党员进行雇工、放债等富农式的剥削行为，在以后还将采取一些其他的限制富农发展的办法，估计新富农的发展不会很多。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中，我们在宣传上和法令上都说要保存富农经济。但在农民斗争中富农经济实际上已受到很大的削弱，估计在今后也不会有大发展。因此，互助合作运动是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
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但我们在小手工业者中的情形和在农民中的情形不一样，我们在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中建立了或即将建立党的组织，而我们在手工业者则一般没有党的组织。因此，我们在改造手工业和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运动中将会有更多的困难，而时间也可能需要更多。
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早以文字形式表述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这些内容，实际上是中央在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谈话的进一步具体化。
尽管刘少奇在长信的开头和结尾都声明，信是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写的，信中所谈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但信中所谈设想，实际上表达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初步设想。
斯大林收到了刘少奇的信后非常重视，他决定于10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刘少奇和代表团其他成员。
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
10月24日，刘少奇、陈毅、王稼祥等人，同斯大林、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等人会谈。
双方稍作寒暄之后，谈话进入正题。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基本上是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提出的内容。
刘少奇说：
到“一五计划”完成时，国营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占90%以上，逐步实行公私合营。到那时可以劝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并给他们分配工作；在农业、手工业领域实行合作化。
同时，刘少奇强调说：
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
很显然，刘少奇强调此点，就是说，这一设想还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是一个轮廓和大体的框架，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和路线，不是完整的东西。
斯大林非常赞同中共中央关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他饶有兴趣地听着刘少奇的介绍，刘少奇讲话结束后，斯大林说：
我看了你写的信，认为你们的这些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同时，斯大林又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诫说：
消灭富农要分步骤来进行。我们过去对富农采取了急剧的办法，把300万富农迁到西伯利亚。他们现在参加了集体农场。东欧各国现在还未消灭富农。苏联十月革命后，经过12年才消灭了富农。
实际上，斯大林强调这一点，就是认为对富农经济要采取谨慎的方式方法，不要采取过激的方法，因为苏联是在十月革命后经过了12年才消灭了富农。
斯大林还谈了对中国土地国有化、对待富农的政策以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的意见。
会见中，斯大林就刘少奇信中的几个问题—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土地国有化问题。斯大林说：
现在中国还不宜和苏联一样实行土地国有化。如果实行的话，农民会产生误解，他们会认为土地刚刚分给他们又被拿回去了。东欧各国也没有实行土地国有化，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开始禁止土地买卖，这一点农民还可以接受，这就深入了一大步，但就是这种做法，实行时也要谨慎。也有的东欧国家征购了富农的土地交给农民使用，价格由国家规定并支付，今后这部分土地当然应当看作是属于国家的。这个办法农民也可以接受。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斯大林说：
假若还没有准备好，可以先开政协，但政协不是人民选举的，这是个缺点。
刘少奇告诉斯大林说：
中国拟于1953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没有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斯大林说：
人代会和党代会都是反映人民呼声的，所以是以人民选举出来的为好，否则人家会说你们搞了一个政协就不再选举了。
关于制定宪法的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暂时可用共同纲领替代。但他仍旧强调制定宪法是非常重要的。
在会谈中，斯大林说：
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尽快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
斯大林再次建议中国应当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如果现在没有准备好，可以召开政协，总之还是全民选举为好。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问题。
10月26日，刘少奇将第一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刘少奇询问制宪问题
1952年10月28日，斯大林与刘少奇继续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刘少奇和斯大林主要谈了制定宪法的问题。
刘少奇首先问：“共同纲领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斯大林肯定地说不是。他说：
如果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能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人家就可以说你们的政权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我同意你们把共同纲领改变成宪法的意见。因为有一部宪法比没有要好。宪法中你们可以规定这样的条文：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租借权，但这种权利如果政府不愿意给外国人，可以在实行时不给或者少给，这些事实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我认为这样做对你们是有利的。
斯大林还谈到在中国组织一党政府的问题。他说：
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因而政府不能只对一党负责，而应向各党派负责。这样，国家机密就很难保障。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例如，你们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苏联，美、英就说要谈旅顺口问题。是联合政府，国家重要的问题就不能不和其他党派商量。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与美、英有关系的，他们知道了，等于美、英也知道了。你们的计划如事先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不利的。
斯大林还说：
如果人民选举的结果当选者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其他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但你们在组织政府时，可给其他党派发出邀请，对你们更好。各党派的落选不应当破坏你们的统一战线，你们应该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
斯大林与刘少奇的这次会谈，直接推动了中国第一步宪法的诞生。
刘少奇到了苏联以后，先后3次打电报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在此之后，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先是在第一时间内由中共中央做出了尽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宪的决定，并由主持政协的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公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
在1953年1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决议，决定当年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会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选举法就被制定出来并获得通过。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制宪进程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顿，直到1953年的下半年才又重新启动。
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从1953年的下半年到1954年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范围的异常繁难的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基层选举全部完成。
相对而言，宪法的起草工作起步则要晚些，1953年底毛泽东率一些秀才组成的起草小组到杭州，算是启动工作，1954年1月才真正开始动手。
宪法的起草虽然起步迟，但进度却惊人地快。按毛泽东的计划，1月9日开始起草工作，1月31日就完成初稿，中间经过几次复议之后，到5月1日就可以将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了。
实际进度差不多也是这样，只是宪法草案的大讨论被分成了两步，3月底先由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6月上旬才交由全国人民讨论。
在3个月的人民宪法大讨论中，有将近1.5亿人参加。
1954年9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了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直主持选举工作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至此，新中国的首次制宪过程全部完成。
刘少奇前往黑海养病
1952年10月26日和28日，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与斯大林举行会谈。
斯大林这两次与刘少奇的会谈，是他在不久于人世时对中国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后的建议，这些建议吸取了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中肯、坦诚，也是对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作大有稗益的。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的赞同，使中共中央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从1953年上半年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更深入更实际地走入基层，一起寻找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避免和减少社会震动的过渡途径。
刘少奇在电报中讲了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的态度时说：
斯大林对我党中央领导人的上述设想表示赞同，并且提出：“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
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毛泽东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思考，已经比较成熟。但他感到还需要下去做些调查，听听地方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同时也向下面一定范围的干部通通气，做些宣传。
1953年11月下旬，刘少奇、王稼祥在莫斯科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5周年的活动后，由王光美、朱仲丽陪同，前往苏联南方著名的疗养胜地，黑海之滨的索契休养。
索契位于俄罗斯的黑海沿岸，宽40至60公里，东西长145公里，是俄罗斯最狭长的城市。其道路和楼房均依山势而建，在这里乘车观光，最能体会峰回路转的视觉愉悦。
得益于依山傍海的独特地理条件，索契成为地球最北端唯一的亚热带气候区。
大高加索山脉阻挡了北方的冷空气，黑海又像巨大的“暖水袋”一样散发热量，使索契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如春，半年时间都可以下海游泳。
索契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艳阳高照，很多疗养院都设有日光浴室、冬季花园和被太阳晒得暖洋洋的冬季海水泳池。索契80%的面积是自然保护区，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
当地居民骄傲地说，在这样的天然氧吧里，没有什么比深呼吸更令人惬意。
索契是俄罗斯最大的疗养地。这里的主要疗养资源是接近40℃的硫化氢温泉，具有调节神经系统，促进新陈代谢，治疗心血管病、皮肤病等疾病的奇效。
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这里写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根据苏联方面的安排，王光美陪同刘少奇于11月下旬去苏联南部黑海边的索契休养。在索契，他们住的是一所别墅，据说是伏罗希洛夫或是加里宁住的。
别墅的设备和布置挺朴素的，不像克里姆林宫是金碧辉煌。别墅的门窗上都挂着垂到地的亚麻布帘子，这给刘少奇夫妇留下深刻的印象。
刘少奇在那里，每天就是看看书，散散步，有时到附近的地方参观参观。
有一天，王光美陪刘少奇去参观附近一个热带植物园，要爬山上去。刘少奇上山后看到一些生长特别快的植物品种，就念叨说这个我们可以引进种植。
王光美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地说：他人在国外，心里总是想着国内的事。
苏方还安排刘少奇夫妇坐船在黑海转了一圈，在船上可以望见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
苏联大夫给刘少奇做了体检，结果弄清楚了，他多年的老胃病主要就是胃下垂。大夫建议改吃西餐，以便容易消化、增加营养。于是刘少奇在索契就开始吃西餐。休养所每天晚上给一杯奶油加樱桃。
过了一段，刘少奇的身体有所好转。
12月下旬的一天，中方人员忽然给刘少奇送来一份很机密的信件。打开一看，说是客人已到，速回莫斯科。
刘少奇知道是印尼共产党负责人艾地到了。于是，他们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
这样，少奇在莫斯科又和斯大林、艾地等谈了一次。
接着，刘少奇收到毛泽东打来的电报，电报说：
中央决定明年2月5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请你于12月下旬或1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
1953年1月7日，刘少奇和斯大林、艾地等谈完后，离开莫斯科回国。
刘少奇率团飞抵北京
1953年1月7日，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飞离莫斯科，于11日下午返抵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林伯渠、董必武、邓小平、彭真、陈毅、曾山、叶剑英、聂荣臻、吴玉章、滕代远、薄一波、廖承志、黄克诚、邓颖超、乌兰夫、罗瑞卿、张宗逊、陈赓、习仲勋、刘澜涛、以及中共中央所属各部委、军委所属各部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李克农、李维汉、安子文、胡乔木、李初梨、周士第、陈锡联、李涛、刘道生、章汉夫、赖若愚、胡耀邦等。
刘少奇在回国途中，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所幸有惊无险。
这次刘少奇回国所乘的飞机是苏方派的专机，当时从莫斯科到北京的航线还没有开通，飞机又比较小，无法直飞北京，只能从苏联远东绕。
在第一站伊尔库茨克时，驾驶员发觉发动机声音不正常，怕出事故，不肯开。刘少奇一行只好下机等候，结果耽误了一天。
伊尔库茨克的警卫很严。当地接待很热情，在中国代表团住的地方摆了很多各种各样吃的东西。
就因为在路上耽误的这一天，将国内领导人安排的行程给打乱了，于是，原定来接机的毛泽东没有出现。迎接的人不顾严寒，在机场等候代表团的归来。
当时，苏联对中国有很多援助，政治、经济政策上也需要斯大林的建议，所以，每次派团访苏都是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的外交活动。
刘少奇等人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机场后，他与夫人王光美走下飞机。刘少奇穿了一件深色大衣，戴着厚厚的棉帽子，脖子上围着格子围巾，高兴地朝着来迎接的周恩来等人走来。
周恩来率先迎上去，与他一阵寒暄。随后，朱德热情地走过来与他握手，关切地说：
欢迎回来！身体好些了吧？
刘少奇一手伸过去与朱德握手，一手拿着摘下来的手套，笑着说：“你看，全好了！”
这次访苏，刘少奇劳苦功高，又在异国带病坚持工作，所以朱德、周恩来等人才会如此关切，怕他累坏了身体，于是就有了机场握手的这一幕。
当天，毛泽东虽然没有去机场迎接，但两人晚上谈了很长时间，直到4个小时后，刘少奇才回到家里。
回国后不久，刘少奇再次病倒，住进了医院。为此，周恩来还专门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治疗方案。
中央如此兴师动众，是因为受到了苏联“医生暗害事件”的影响。
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时，斯大林曾和他说：“有一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医学专家，这个人有问题，和反革命暗害分子案件有牵连，苏方已电令这个人回国。”
其实，“暗害”纯属子虚乌有，这件事牵连很广，是苏联很大的一件冤假错案。
刘少奇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的中国领导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
刘少奇访苏归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过渡设想的赞同和支持，给了毛泽东以很大的鼓舞。
刘少奇总结中苏关系
1953年1月11日，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团长刘少奇，乘坐飞机回到北京。
刘少奇这次访苏，就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为中苏友谊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月13日19时，北京各界隆重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周年大会。
到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副会长吴玉章、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及该会在京理事、干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秘书长林伯渠，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及中央人民政府各院、委、部、会、署、行首长，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西藏致敬团人员，文化界人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共1000多人。
出席这一盛会的还有苏联驻我国特命全权大使潘友新和大使馆全体外交官员，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茹克福，以及在京的苏联专家多人。
应邀参加大会的外宾有蒙古大使贾尔卡赛汗、匈牙利大使夏法朗柯、朝鲜大使权五稷、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康萨拉、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罗马尼亚大使郭佐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柯尼希、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亮、保加利亚大使馆参赞察尔伏拉诺夫和各国驻我国大使馆外交官员。
大会开始，乐队奏中苏两国国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宣布开会后，由刘少奇会长讲话。
刘少奇健步走上讲台，开始演讲：
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庆祝伟大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3周年。这是全中国人民和全苏联人民一致庆祝的日子，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庆祝的日子。
3年前，毛泽东同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离苏临别演说中说：“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刘少奇接着说：
苏联对于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技术方面给了极大的援助。现在已有许多有经验的苏联设计专家和技术专家，在我国各经济机关和企业中工作着。他们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热诚地、毫无保留地帮助了中国人民的建设工作，在技术上解决了我国生产事业中很多重要的问题。我国很多重要工厂的新建、改建和扩建以及其他建筑工程，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这样，就加快了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在这3年中，中国派到苏联去的代表团有22个，他们在苏联进行了各种参观和学习。由苏联派到中国的代表团，有18个，他们和中国广大的人民进行了接触。
在1952年11月至12月中苏友好月中，有4个苏联代表团共300人来中国，他们在中国的26个城市进行了活动与演出。
在那一个月中，苏联影片曾在中国67个城市中放映，观众在1亿人次以上。
不仅如此，中国翻译和出版了几千种苏联书籍。在苏联用十六种文字翻译了中国书籍100多种，出版了关于中国的书籍500万册。苏联的电影已有120部译成了中国语言，这些影片受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的热烈的欢迎。
当时，中国已经派了几百名学生到苏联学习，并将在以后还要派大批的学生到苏联去学习。不少的苏联教授已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教课。中国学校的课程也将采用苏联的先进经验逐步地加以改革。
刘少奇在演讲中说：
由于进行这些文化联系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学习俄文的高潮，而在苏联，学习中文的人数，也有了增加。这就将为两国人民在今后更加广泛的接触造成更有利的条件。
我们两国之间，在“发展和巩固……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的过程中，是完全按照条约所规定的精神和原则进行的，即“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进行的。在这种精神与原则之下进行的彼此之间的经济援助与经济合作以及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发展，也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对于中苏两大国的繁荣以及对于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是有了巨大的影响的。
以上这一切的事实都证明：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3年来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而且还要继续不断地发展下去。这种友谊和团结是永久的、牢不可破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刘少奇还指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和相互关系是与过去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不同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是属于人民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一般的互相帮助的关系，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
刘少奇说：
同志们，苏联是我们的模范，是我们的先生，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就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要走的道路。我们今天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继续加强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提出向苏联学习的任务。
从今年起，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的计划建设的时期。为了把我们国家的建设工作做好，我们必须努力向苏联学习，必须把虚心学习和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看作是推进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首要条件之一。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刘少奇最后提高声调说：
在苏联的援助和苏联先进思想先进经验的照耀下，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依靠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亲密合作，我们是一定能够彻底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的。
庆祝大会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表演了音乐、舞蹈、杂技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