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时代

青年季米里亚捷夫的精神基础如何坚固，他对于“社会责任”抱着什么见解，可以从他在圣彼得堡大学读书的最初几年的生活中看得出来。

他是 1861 年进大学的，选的是数理学院的自然科学系。自然科学的研究完全适合这个少年的基本倾向，他是怀着最快乐的心境踏进大学之门的，他后来写道：

“我们那时爱大学，也许比现在的人更加爱些，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我个人说来，科学就是一切，没有丝毫升官发财观念夹杂在这个感情里面。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处境特别顺利——不是的，我的教育费用是靠自己工作挣来的，——我的脑子里从没有想到我的事业和我的前途——因为关于现在的问题已经占满了我的头脑。”

他的大学生活好像会一帆风顺地过去。但不久，他就遭遇一场严重的精神考验了。那时，国内革命运动又以新的力量成大起来，时常发生农民起义，政府以最残酷的手段镇压这些起义者。革命在知识分子中间酝酿，甚至波及于青年学生，以罢课形式爆发。

教育部官吏和反动教授，竭力劝说学生，要他们相信：科学和政治没有关系。但并非一切学生都能相信这话，所以政府采取更粗暴的手段。教育大

臣普提亚丁命令各大学实行所谓“保证书”制度，即每个学生都须签署保证书，保证自己决不参加社会非法活动。这是把粗暴的警察方法输入高等教育机关之内。

圣彼得堡大学大多数学生拒绝签署保证书。同在 1861 年进入大学的、他的弟弟华西里·阿加狄也维奇也同样这般。这个弟弟后来成了文学家，做《祖国之子》杂志的一个撰稿人。

由于拒绝签署原故，这俩兄弟被传到警察分局去。分局长用尽种种可能方法，要使这俩个固执分子“觉悟”，要他们签署保证书。但无论劝说、利诱、威吓，都不能动摇这俩兄弟。到 1862 年两人都被大学开除了。

不难想象，季米里亚捷夫是怎样经历这场考验的。“好多人，非常多的人，写文章议论罢课的学生，但有人解释过罢课学生的心理吗？我就经历了这种心理。⋯⋯”以上是他在《新大学门前》论文中写的一段话。经过四十多年，又得到经验教训之后，他活生生地记起了久违的事实。他用鲜明的颜色描绘出当年的画面，即当年摆在他面前的两条道路，二者必走其一。

当时情形是：不服从这个警察新制，便须离开大学，也许永远抛弃科学。⋯⋯自然，事情并不是简单到为了拒签保证书，而是为了确信：投降于这个反动政府面前是可耻的事情。但那精神时的负担并不是很轻松的。我还记得，每逢门德列也夫授课（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的日子来到时，我总会忽然害怕起来，仿佛魔鬼默飞士托费列斯此时会拿着保证书偷偷摸摸走进来，叫我签字，——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签字。⋯⋯那时，我特别想起那位从不断课的同学，波罗的海区域的一个贵族子弟，此时正坐在课堂里，听门德列也夫授课。为什么呢？只因为他，除了化学以外，并不了解我所了解的，并不感觉我所感觉的。

季米里亚捷夫明白：再不能不关心本国政治生活了。他做了罢课学生，就是以此表示他对于“社会不平”的第一次激烈的抗议。在全部制度中，这种不平是到处可以感觉到的，从残暴镇压农民起义者起，至普提亚丁的“丑恶的保证书”为止。

季米里亚捷夫将这次精神斗争坚持到底。虽然，对于他，“科学是一切”，但他仍旧毫不迟疑地选取了应走的道路，而走出了大学之门。他在上引的论文中又说：

现在，我已过了六十岁，对于少年时代的情况，可以用不动感情的‘旁观者’来回忆了。我当时那样做是对的，我应当感谢命运，或宁可说感谢周围环境，它使我那样做。科学并未离开我，——科学决不会离开那些不讲利害而诚心待它的人。至于我的精神品格，倘若我通不过第一次考验，倘若第一次精神斗争以妥协结束了，那还有什么？说呢？我可以这般安慰自己：我继续上化学课也是“为人民服务”么！不，我不能这样做。⋯

是的，科学并未离开，也不会离开季米里亚捷夫。他没有再做大学生，但因此他有什么损失么？毫无损失！一年之后，他以旁听生身份回到大学，权利虽受限制，对于科学的热情仍旧没有降低。他仍然刻苦耐劳，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大学旁听生季米里亚捷夫仍能于 1866 年完全成功地修毕学业，而且因为有了他的论文“论菰皮”，获得学士学位和金质奖章。

季米里亚捷夫的大学时代在官方便是这般结束了。但无论奖章或学位，都还不能告诉我们他在那几年大学生活中学得了什么。这两样东西固然是与学得大学课程规定内的知识有关联的，但他还是学得其他的不在官方课程规

定之内的好多知识。

大学毕业并不怎样希罕。好多青年人修毕了大学学业，其中也有不少的人获得奖章和学位，但以后能在科学中留下显著痕迹的人则很少！好多姓名没有人认识，好多姓名当时虽有人认识，但后世便忘记了。季米里亚捷夫为什么会成为俄国最多人认识的最受人敬爱的姓名之一呢？

这有许多的原因。是什么环境促成了季米里亚捷夫，这位科学家、思想家、战士，发展其刚强的和明朗的才干，——此点留待以后再说。但现在既然说到了他的大学生活，就必须指出那帮助他精神成长的几个重要条件。这里不可忘记：无论什么人，他的功业和成绩，都不是专靠这些或那些有利条件的，而是兼靠自己努力的。好多事情依赖于本人的意志，他的魄力，他的专心，他对于这件事的爱好，他为这件事耗费的精力。一切伟大人物的成功都可以列为佐证。

季米里亚捷夫既然准备从事于科学研究，便不能以学得大学讲坛上的知识为限。大学课程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幸而有可能求得其他更多的知识，他广泛地利用了这些可能。那时有许多研究科学的学生小团体，他非常热烈地在其中做工作，特别引起他的兴趣的小团体中，有一个是他的先生，植物学教授柏克托夫所组织的。

在学生小团体中做工作，对于季米里亚捷夫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他的社会性的科学工作。他在这些小团体中做报告，演讲，他的惊人的科学历程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所以，后来他提到柏克托夫总带有很大的热情和敬意。整代“圣彼得堡大学生”都很敬爱柏克托夫，正因为“他身边集合了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生，轮流宣读论文，进行科学辩论，等等”。

但季米里亚捷夫并不以在这些小团体做报告为满足，他在大学读书那几年还找到了另一种“听众”，人数更多些，成分更复杂些。这就是《祖国杂志》的读者。这位天才的青年人通过《祖国杂志》第一次现身于广大群众面前。

那时季米里亚捷夫写些什么文章呢？ 1862 年，即当他只有十九岁时，他发表了论文《加里波的在卡普勒拉岛上》，以后又发表了《兰开夏的饥饿》。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季米里亚捷夫初期文字工作的性质。在那篇关于意大利著名的民主派革命派约瑟·加里波的论文中，他非常兴奋地说起这位受人民拥戴的、在意大利进行民族解放和建立共和运动的传奇式英雄，说起他的勇敢的爱自由的战争生活。那个时候，季米里亚捷夫就完全知道了加里波的是为了改善意大利人民的生活，为了从外国枷锁下求得意大利独立和解放，为了建立那种“能给人民以最大幸福的政府”而斗争的。

他的《兰开夏的饥饿》一文则反映了 1862 年开展起来的兰开夏纺织工业中可怕的失业现象。这种失业是纺织业危机所造成的，纺织业危机又是这种经济危机之一，根本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分离的，是将一切重担都转嫁到工人群众身上的。他在这论文中说：“投机分子还在努力扩大灾祸：好多资本家厂主藏有不少原料，不肯拿出来生产；宁愿高价出卖，输出外国。到处看到生产渐渐萎缩，最后 627 个工厂一个跟着一个完全停止了工作。” 由此可见，季米里亚捷夫不仅在科学研究上有热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有很高的参与愿望。

季米里亚捷夫早期崇拜两个人物，一是加里波的，一是达尔文，他都为此写过论文。在他看来，军人的武功和科学家的发明，是没有什么深刻差异

的。这二人，在其各自的活动范围内根本上都是受同一思想所鼓舞的，即都是帮助人类解除教会主义锁链。对于他，这二人都是具有高尚道德、毫不顾惜一己利益的规范人物。他自己在其《达尔文及其学说》的再版序言中写道：

19 世纪，时常有人谴责什么道德堕落，理论沦亡，——现在，好像为了回答这种无理的谴责，欧洲东西两端各有一人在相隔不多的日子，先后进入坟墓去了，——两个属于极端相反的人类活动范围的人：行动家和思想家，英雄和圣哲，加里波的和达尔文，这两个崇高而质朴象古代英雄一般的人物，就其活动范围说是如此差异的，就其内心思想说又是如此相同的：二者都是战士，都为同一思想服务，即都要解除人类身上的锁链；二者又都以身作则，传播崇高的教训，即是说：惟有高尚道德，惟有不顾私利为那个思想服务，才能保证最后的成功。

好久以后，到他晚年时候，他又将加里波的和达尔文二人姓名并排起来，再说道：

当达尔文和加里波的两人逝世的时候，我会从两人逝世日子相隔很近这一点，将两人相提并论，以致引起好多惊讶。当时我是以两人的这个共同点为根据的，即二者都是为自由而斗争，一个为了思想自由，一个为了生活自由；二者又都是反对同一敌人，立足在人民无知之上的教会主义。

罢课学生，加里波的的热烈崇拜者，达尔文主义的诚心拥护者，——这便是季米里亚捷夫在大学读书那几年充分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