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教授生活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先后几十年中间，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季米里亚捷夫的姓名是莫斯科大学生最敬爱的几个姓名之一。在我们看来，这个姓名乃是几十年间俄国高等学校所产生和发展的一切最好的事物之象征。

季米里亚捷夫在彼特罗夫农学院（1923 年改名为“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和莫斯科大学两个地方当了四十多年的教授。在这期间内，他将他丰富的知识的一部分传授给几千几万的大学生。这是很重要的事实，但绝不能据此概括季米里亚捷夫的成就。在俄国教育史上，他的大学教授工作有更多更重要的意义。

季米里亚捷夫初到彼特罗夫农学院时，是植物学讲师。那时是 1870 年秋季，他刚从外国回来以后。次年，他被选为本学院“非常任教授”。即比正式教授稍低一级的。1875 年，他的博士论文《论植物吸取光》发表出来，使他更加驰名于科学界了。1877 年，他被选为本学院正式教授，以及莫斯科大学教授。彼特罗夫学院特为他设立一个“植物生理解剖学讲座”，这是俄国第一次设立的讲座。

这位青年教授一开始工作，便迅速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同情。这点从彼特罗夫学院一个高才生的有趣的回忆看得出来。这个高才生就是柯罗伦科，后来成了有名的作家。

柯罗伦科在他的《当代名人传》书中，如此形容他的先生季米里亚捷夫的仪表及与学生的关系：

他瘦而长，头发是金黄色，有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年纪还轻，举动活泼而刚强，各方面都有一种特殊的优雅情态。⋯⋯他说话时，起初是不很流畅的，有时结结巴巴说不出来，可是到了兴奋起来时候，尤其当他讲解植物生理学时，说话技巧上的一切缺点便完全消失，他完全能吸引听众。⋯⋯季米里亚捷夫身上有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学生同他亲近，虽然他课余同学生谈话时，常常为了“非常专门”的问题而与学生发生争论。我们觉得，我们关心的问题，他也关心。此外，从他的刚强的言辞中也可听出来他对于科学和文化的热烈的忠诚。他保卫科学与文化以抵御当时在我们中间流行的所谓“返朴归真”浪潮。这个忠诚含有崇高的真意，引起青年人敬重。同时，我们也确信，督学的警察行经引起他气愤，不减于我们。

柯罗伦科终身敬爱季米里亚捷夫。在他的美丽而有力的短篇小说《两方面》中非常生动而光耀地写出的伊志波尔斯基教授，就是以季米里亚捷夫为原型的。那篇小说说起伊志波尔斯基的优雅而富有表情的面貌，说起他的眼睛，——“哲人和婴孩的眼睛”，“从中不断地射出他特有的生动而闪烁的

光辉”，其中“除了思想，还含蓄着迷人的差不多小孩子一般的天真情态”。那篇小说又特别指出：“当伊志波尔斯基说到他特别关心的问题时，他的言辞变成美丽的而且流畅的，他找到一些表现形式，用二三句话便把这个专门问题同广泛的一般的思想领域联结起来”。那篇小说写的已经不是季米里亚捷夫的仪表了，它还写他的内心生活。柯罗伦科非常生动地描写先生和学生之间的一次争论。为了更加显出这位科学家的可爱姿态起见，我们再摘录柯罗伦科小说中的一段话：

“是的，⋯⋯教授，我们也是重视科学的”，克勒士托夫对准伊志波尔斯基用他的有点粗暴的真诚的声音说。“但我们没有忘记，当知识分子在上面晒太阳的时候，某处黑暗深坑底下有人类痛苦挣扎着。⋯⋯所以，涅克拉索夫说得好：在此情形下，我们才能致力于艺术、科学，⋯⋯”

伊志波尔斯基教授做了一个急剧的动作，好像反驳，但他忽然镇定下来，看了一下表，说道：“⋯⋯先生们，⋯⋯时间到了，我们上课吧！”

短篇小说这般说出了争论的题目。但如此记下学生克勒士托夫对伊志波尔斯基那句话以后，作者好像把争论忘记了。他接着写道：

伊志波尔斯基教授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叶绿素在植物生命中的作用。现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架不很大的仪器，一些管子从中心点伸了出来，他则拿叶子的解剖了的部分安放在这个中心点上。⋯⋯叶子的呼吸器官、毛孔和叶绿素颗粒——植物的绿血——都显然可见。这架仪器及其施行的实验，造成了伊志波尔斯基在科学界的名望。日光能在叶绿素的绿色颗粒中的秘密工作，显露于显微镜下了。⋯⋯

在这一天，伊志波尔斯基教授教得特别卖力。他一步进一步地、明显地、清晰地、切实地说明了动植物相互作用的那种世界过程的一切阶段。⋯⋯忽然，他完全自然地、简单地转到不久之前学生们和他争论的那个题目来了。叶绿素颗粒做了很重要的工作。⋯⋯这颗粒长在叶子里面，叶子晒着太阳，在日光照射的空气中颤动着，而此时植物的根则挣扎于地下黑暗的深处。但叶子的作用并不在装饰植物使之美观。动植物世界的全部经济是在叶子之中开始的。叶子吸取阳光能，并将吸引来的日光分配于植物的各部分，上至花蕊，下至根须。当它向着太阳时，当它在微风中颤动时，它是在宇宙大工场内做工作，为了转变日光能为初级生命能的。⋯⋯

最后，他一面用他的兴奋而天真的眼睛照耀着全课堂，一面引证克雷洛夫寓言《叶和根》中的比喻。是的，科学家能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个比喻。如果科学家是人民的叶子，那么我们可看见这种叶子究竟发生了什么真实的作用。社会形式是向前发展的，总有一天教育不会成为特权。但无论新的社会形式如何，知识、科学、艺术、知识分子的基本任务，仍旧是个人和全民族生命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

他说完以后，全课堂沉寂了一个时候，然后忽然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学生们热烈祝贺他们的论敌的胜利。

以上那段生动描写出的场面，说明季米里亚捷夫开始教育工作时，就已在学生中获得了何等重大权威。可是，无论你有什么学问，无论你使用的教授方法如何成功，你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仍是没有对应的地位的。教育者的地位，并非凭靠实际教育成绩来决定，而是其他的条件，与真正学问毫无关系的条件来决定的。

季米里亚捷夫当时虽得学生敬爱，虽有深刻的学识和良好的教授法，仍

旧不受学院当局所欢迎。他的独立的思想方式违反了教授中流行的服从上级和尊敬政权的精神，有犯上作乱的嫌疑。

那时，彼特罗夫学院学生开始闹学潮，而季米里亚捷夫自己很快地与学院同事直接冲突起来。

1867 年，为了抗议在学院中实施的严厉规则，学生们写了一封信给院长，其中除了反对这些规则以外，还表示出这样的“反叛”思想，即说：“学院当局”成了莫斯科宪兵司令部一个支部，其代表人成了司令部密探。这封长信，约有一百名学生签字，信稿是柯罗伦科起草的，发起人除他以外，还有两个学生。签名的学生公推这三个人呈上长信。

院长读了信，气得几乎昏厥了。农业部次官李文公爵亲自出马解决这件事情。三位领袖被捕，由学院教授会议决议开除学籍。

在此次李文公爵亲自出席的会议上，季米里亚捷夫独持异议，反对这个决议。

后来，回忆这件事时，柯罗伦科写了如下的信给季米里亚捷夫：敬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

当我回忆在彼特罗夫学院的生活时，回忆命运促成我们师生相聚那几年时，⋯⋯我总要想起您，把您当作我少年时代最可贵的最明朗的模范之一。要对亲爱的人说的话，并非随时都能说出来的。我的一生有好几次都想对您说：当我们，您的学生们，同您争论的时候，当您教我们把理性视为神圣的时候，我们是怎样地爱您，怎样尊敬您，——尤其是最后一次，当您走来看我们三个被捕的学生的时候，以及以后您的响亮的独立的高贵的声音从那有李文在场的会议厅传到我们耳朵的时候。我们当时听不出您说些什么，但知道您一定是以另一种更成熟的形式说出了您的灵魂中当时模糊地吸引着我们的最好的思想。⋯⋯

在学生中间，季米里亚捷夫的朋友和崇拜者人数，一天天增加了。但他和学院当局的关系则一天天更加恶劣。在学院 21 以外，他也有仇敌和反对者。

季米里亚捷夫一方面尽力履行他的教授职务，认为教育是科学家的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并不放松他在植物方面的研究，同时继续写作，介绍达尔文学说。

当时迅速传播的达尔文学说，是自然学上的一种革命。可是外国以及俄国，在某几部分科学家中间，尤其是一知半解的人中间，有好多反对达尔文主义的人。在八十年代的俄国，特别激烈反对达尔文主义的，是反动政论家丹尼列夫斯基和玄谈批评家史特拉霍夫，他们获得科学院院长华明青的支持，竟梦想驳倒达尔文主义。

有一篇攻击季米里亚捷夫的著作写道：

彼特罗夫学院教授季米里亚捷夫用国家公费，要驱逐上帝于自然界之外。

季米里亚捷夫在他的书《达尔文及其学说》第七版序言中写道：

有权威的政论家写出这样的书评，得到了公开敌视我的科学院方面（以华明青为代表）和文学界方面（以知识分子尊崇的史特拉霍夫为代表）的支持，其目的乃在于教唆那位宠爱丹尼列夫斯基的教育大臣，让他放手采取一些措施，使得我这有害人物不会继续传染彼特罗夫学院。

同一序言中又指出：那篇文章的攻击是“完全说谎的”，因为在帝制时

代的俄国，季米里亚捷夫的著作没有一个字是支用国家公费印刷出来的。九十年代初期，彼特罗夫学院成了反对政府的中心之一，明白表示对现

状的不满。学院学生被人视为传播“叛乱”的分子。1893 年，“最高当局命令”封闭彼特罗夫学院，遣散教授和讲师。次年，这学院固然改名为莫斯科农业专门学校而恢复大学，但“桀骜不驯的”学生的朋友、真正科学的最好的代表人物之一——季米里亚捷夫教授，则“另候任用”。他从此被人永远驱出了这所高校。

此后不久，季米里亚捷夫转入莫斯科大学，那年是 1877 年，直到 1911

年有 34 年长久的时间在莫斯科大学授课。

季米里亚捷夫的大学课程特别受人欢迎。上他课的不仅有选修的学生，数理学院自然学系学生以外，还有其他学院学生也来上课，课堂有时挤得满满的。据一个学生说：往往“需要坐在添设的板登上或站在过道中间”。

季米里亚捷夫教课时，从听课学生的回忆看来，其特点首先在于他的功课始终有明确的方向，始终有一定的指导思想。为此原故，这些功课才有罕见的统一性、和谐性、完整性，同时又表现材料的新鲜，他虽然担任了许多的课程，但仍能随时知悉他选定的科学部门中的种种进步，仍然在专门问题上将最新的知识告诉给他的听众。

季米里亚捷夫的功课有一种重要特性和重大优点，即他善于征引例证，善于用直接的方法（如进行实验、开映幻灯等）教学生认识所研究的现象。季米里亚捷夫上课时决不限于单调地干燥地叙述这些或那些科学事实。

他有一种艺术，能汇通这些事实，能使这种不同部门的知识互相接近起来。他的讲义，内容是深刻的，方式是光耀的，各种细节又都是深思熟虑过的，所以好像文学美术作品，影响于听众的理智和感情，唤起青年人对于知识力的热烈的信心。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知道大学生为什么爱听季米里亚捷夫的讲课了。但不仅如此，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同彼特罗夫学院学生一样，不仅视他为杰出的教授，而且视他为可尊敬的公民，有常人所缺少的独立不倚的主张，不能容忍各种强暴行为。每逢提出科学的社会责任问题时，每逢教授有从精神上帮助学生之必要时，他总是凭自己的良心去行动。他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反对人们企图防止自由思想的发展。当青年人需要解决如何做一个好公民的问题时，需要保卫学习权力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榜样。

九十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学生决定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逝世纪念那一天有所表示。他们预先告之季米里亚捷夫，说那一天他们不来大学上课，到了那一天，他也不到大学来。第二天，大学当局知道了他和学生之间的这种默契，便准备一个书状来申斥他，说他不该参加示威。这个申斥书，按照当局决议，须由数理学院院长布加也夫立即拿到课堂去，当着学生面前宣读。

布加也夫走进季米里亚捷夫上课的课堂以后，看到听讲的学生那么多、那么热情，便徬徨无措，不敢宣读这申斥书。他无可奈何，最后只好请季米里亚捷夫自己帮助他，低声告诉季米里亚捷夫他是为什么事情而来的。季米里亚捷夫果真帮助他解决困难，即从他手中接过那张“可怕的”纸头，而且自己高声宣读。学生听了，大闹起来。布加也夫不得不溜出课堂去。季米里亚捷夫勉强压下自己的气愤，不愿扩大这个事件，于是告诉愤怒的学生说： “不要再提这件事了，现在有更重要的事待做！”中断了的功课又继续下去。

这个申斥书开始了季米里亚捷夫与大学当局的冲突。从此以后发生的一

切事情都表明他在这所大学是不会得意的。

大学当局对季米里亚捷夫的仇视，发展得很快。到了另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受人严重攻击以后，这仇视就完全公开出来了。这位科学家是有名的物理学教授史托列托夫，他在大学内部工作上是季米里亚捷夫的同志和战友，季米里亚捷夫不能不出来保卫他。

史托列托夫被迫害的原因之一，是他和大学校长博戈列波夫的冲突。这种冲突发生于 1892 年，那时史托列托夫看到大学下层人员穷苦不堪，主张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这委员会成立了，他被推举为主席，博戈列波夫不喜欢这位主席如此努力做委员会工作，千方百计陷害他，甚至诬蔑他偷盗文书。他看到这位大学校长竟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来，于是不再隐瞒他对于校长的鄙视。校长方面就说史托列托夫是“叛乱者”，不服从长官，而且煽动教授和学生反对长官。

另外，1893 年，助教戈里青公爵写了硕士论文《算学的物理学之研究》，本学院当局拿给史托列托夫审查。史托列托夫在这论文中发现了几处错误。但为了不让人家说他对此论文有偏见，便请求本学院当局再拿此论文交给索可洛夫教授审查。索可洛夫完全同意史托列托夫的批评。两人于是请戈里青修正这篇论文，并且预先告诉他，若不修正，他们二人就要做出否定的结论来。戈里青公爵“自命不凡”不理会这二位教授的要求。

本学院当局站在这位贵族助教方面，派尼克拉索夫教授替他做辩护人。尼克拉索夫过分热心于奉派的工作了，竟至于本学院召开的讨论戈里青论文的会议上提议宣布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人的结论“荒谬”。那天，违反惯例，当会议主席的，并不是本院院长，而是教育监督官加卜尼期特公爵。这是为了帮助尼克拉索夫的。监督官参加本学院会议，是预定的计划，为了好好教训这些自由思想的教授，为了尽可能沉重地打击史托列托夫。

可是史托列托夫和季米里亚捷夫毫不妥协。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了这件事有小集团互相援引的内幕，十分气愤。他站出来用他的一切力量公开替史托列托夫辩护。在这次辩论会中，他说：

“自从我有幸参加本学院会议以来，本学院尚未曾这般受人侮辱过。” 这封信的内容正包含着那些无理的荒诞的侮辱，为本学院所必须拒绝

的。一个人，一面请学院审查他的论文，一面竟敢审判他的审判官，判决他们的罪状，并指示本学院以后应当怎样做。

审查报告，本学院尚未知道，写这封信的人获悉报告内容，就宣布这报告是浅薄的，就大胆而无礼地断定本院委托审查他的论文的两位专家教授不够资格。⋯⋯写这封信的人末了又要求本院抛弃本部门专家写的对他不利的审查报告，并将他的论文交付其他部门专家再审查。⋯⋯一个依法无权的人，这般骇人地干涉本学院措施，这般放肆批评本学院行为，一旦容忍下来，就非明显损毁本学院威望不可。

硕士候补人戈里青公爵的这种行为是大学生活中未曾有过的。如果就此放任，就将被人引为恶例。其最切近的后果就是每一自爱的教授从此都不愿意审查科学论文了。因为预先知道他做了这困难而负责的工作以后，他在本学院会议上并不可避免那种可能的侮辱，他所以为不满意的论文，其著作人都能侮辱他。

在另一段中，季米里亚捷夫也是这样严厉打击尼克拉索夫的，他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出来抗议尼克拉索夫教授说明书的结论，他在这结论中

建议本学院宣布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教授的审查报告为“荒谬的”。学院只能接受或拒绝向他提出的审查报告的结论。宣布审查报告为荒谬

的，那就等于宣布这报告内容为无知的或恶意的。但对于受学院完全尊敬的两位教授做的这件事情，学院在道义上没有权利宣布这样的败坏名誉的判辞。

我主张接受史托列托夫和索可洛夫两教授的审查报告。我认为他们要求发表这报告，是很好的。因为如此，本学院其他的教授，凡不够资格，不能直接判断这件事情的，就可以免除责任，学院自然可以当教授不在的时候，委派一个人当众辩护这篇论文，但我并不认为采取这个办法是合乎科学利益的。⋯⋯他方面，我们也不可能期待这二位专家，于仔细审查过论文并做出否定的报告后，还认为能够以反对者资格出场参加辩论，因为辩论的结果是已经预定了的。人们预定将此次的辩论，从当众辩护硕士论文的意义转变为当局责罚反对者的意义。

季米里亚捷夫这般坚决出来反对大学中小集团互相援引的行为，自然不会没有后果的。人们报复他，用种种方法妨碍他的科学工作和教育工作，使他的工作陷入非常不利的条件之下。例如，他的学生用显微镜做实验的房间，被人家夺去了，人家换给他用木栅从课堂分隔出来的一个小角，没有窗子，光线是从课堂透过木栅照射过来的。据著作者克·阿·季米里亚捷夫传记的诺维可夫教授说，要在这个角度做工作，“必须待下了课以后，因此只能点着灯做工作。因为没有房间的原故，季米里亚捷夫只好拒绝要跟他做生理学工作的学生。他成了流动的教授，没有自己的课堂，只能借别人的课堂上课”。

1893 年末，季米里亚捷夫连“流动”借课堂的权利也失去了，他只能在一个很特别的课堂上课，其中设备很坏，甚至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育要求和卫生要求：为了令人难信的拥挤之故，一切听课学生都喘不过气来，一半学生什么也看不见。

莫斯科大学这样“容忍”着季米里亚捷夫，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内被“容忍”着。

但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季米里亚捷夫仍继续他的科研工作。他始终是活泼而愉快，从未失去达观的信心。1893 年末和 1894 年初，全俄第九次自然学家和医生大会在莫斯科开会，他当选为主席。在兴奋致辞欢迎济济一堂的科学思想代表者的时候，他说这次大会是俄国科学的佳节。

季米里亚捷夫知道，他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大学以内的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大学以外则有他的读者群众。但他还有一些特殊的朋友和帮助者，他们的忠诚是他特别看重的。教育部高级官吏和大学高级人员，虽然不明白像季米里亚捷夫和史托列托夫那样的科学家是当时的大学及一般俄国科学的光荣和珍宝，但普通人民之中却有一些人，以其对于杰出的教授之帮助和忠诚，表明他们是了解和重视前进的科学家的工作的。

诺维可夫介绍这样的一个人给我们：

在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受人迫害的时期中，差不多连最后一件仪器也被人拿去了，连最后一个房间也被人占用了。此时却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忠诚的人帮助他，这个帮助对于他特别重要。这个人就是管实验室的工友亚历山得洛夫。他和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共同工作差不多四十年，共同遭遇好几次的患难。他未曾受过教育，但有特别的理解能力，能了解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所指示的一切，即使指示的话未曾说得明白，也能了解。克里孟

特·阿加狄也维奇所构造的一切，他都当作宝贝保存下来，所以实验时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做得出来，即使没有必要的材料和手段，亦然。这个人的工作如何重要，只有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心里明白。这位“流动”教授，人家“指定”他在哪个课堂上课，他就需携带他和一套容易破碎的仪器到哪个课堂去。亚历山德洛夫替他办理一切。⋯⋯学校当局方面几次迫害都不能完全使季米里亚捷夫丧失实验设备，丧失他有名的仪器，这点应当感谢亚历山得洛夫。

1899 年，沙俄当局颁布“临时规则”。此后，各大学“闹学潮”此伏彼

起。1901 年 2 月 24 日，季米里亚捷夫在莫斯科大学会议上公开要求教育部废除“临时规则”。

大学教授们不敢附和季米里亚捷夫这个提议。他们宁愿在大学当局起草的告学生书上签字，劝告学生停止“捣乱”。签字的有 70 多个教授，但季米里亚捷夫用示威的方式拒绝签字。

他的勇敢的抗议，给校长洪米罗夫和教育部不少麻烦，他们开始详细调查这个“事件”。互相查询，互相通信。可是，当季米里亚捷夫拒绝在告学生书签字的情况和细节已经完全确定了的时候，这个“事件”好像平息了。此外，根据若干材料也可以设想一切都是很好的。

此时，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正在准备庆祝创立 450 周年纪念，莫斯科大学当局派季米里亚捷夫作代表到英国参加庆祝，英国人欢迎他，授予他格拉斯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可是他还未回到莫斯科来，那个“事件”已死灰复燃了。

季米里亚捷夫在家中得到教育监督官的通知，说了一套客气话以后，请“阁下于会客日驾临面谈”。

当时的监督官，不是别人，正是尼克拉索夫，正是这个人，以前有一次，为了讨论戈里青公爵硕士论文时，季米里亚捷夫曾经迫得他后退，即收回他原来提出的主张。现在季米里亚捷夫又需要同他办理更冗长的交涉了。

关于这个死灰复燃的“事件”，季米里亚捷夫会见监察官以后，在日记中写道：

9 月 5 日，教育大臣，根据 1899 年 5 月 25 日最高命令和政府公告，以

及 1899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 17287 号通告，委派监督官申斥我，说我“不该逃避责任，不为平息学潮去影响学生”。他是奉命口头转述申斥书的，并未曾抄一份给我，而且叫我勿把这事情传扬出去。

这日记自然是季米里亚捷夫和尼克拉索夫见面谈话之后写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的儿子，阿加狄·克里孟托维奇，从父亲口中知道了这次谈话的详细情形，曾写出来：

尼克拉索夫不能单刀直入提出问题。他尽说些不相干的事情，好长时间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最后，他下了决心，把申斥书说了出来。季米里亚捷夫要他把申斥书原文拿出来时，他起初坚决拒绝，后来同意朗诵一遍。当季米里亚捷夫宣布要辞职以回答这个申斥书时，尼克拉索夫便慌张失措，反过来劝告季米里亚捷夫，说：“这件事情是很小的，不值得注意，更加不要谈起辞职。”

9 月 11 日，季米里亚捷夫交给本学院院长一封辞职书，以此惹得大学当局，尼克拉索夫，甚至教育大臣万诺夫斯基，都大大着急起来，教育大臣绝未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月 13 日晚上，马尔可夫尼可夫教授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邀他同路去参加大学会议。季米里亚捷夫自然拒绝这个邀请。这位同事非常惊讶，追问他，一定要说出为什么不去开会，他只好把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学会议，并未报告季米里亚捷夫辞职事件，马尔可夫尼可夫忍耐不住，便高喊道：“⋯⋯我们的最好的同事，被人逼得辞职了。你们难道不晓得季米里亚捷夫教授提出辞职书了吗？”

接着，校务会的人就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请求他收回辞职书。

第二天，尼克拉索夫，为了同一目的，又到季米里亚捷夫家来，又说了许多话，说话时非常兴奋。

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季米里亚捷夫坚持他的决定，以后接到了尼克拉索夫写来的一封长信，也不改变他的决定，——虽然在这封长信内，尼克拉索夫用尽一切力量奉承他，拿各种各式论据说服他。

教育监督官的长信中声明，他奉大臣委派同季米里亚捷夫谈话时，不过是把准备要做的事情预先关照季米里亚捷夫而已，他很惋惜，这次谈话的内容被传扬出去，而且在如此不谨慎，如此尖锐的形式之下张扬出去；他看到季米里亚捷夫为此事“过于兴奋”，觉得很惊讶；“这兴奋，没有拿更坚强的镇定功夫来防止”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里有自尊心的作用。接着，监督官便来拍马屁，恭维地说：“⋯⋯教育大臣无疑知悉您的优良品格，您的功绩，他不能不重视您的正直的真诚的忠实的教授工作，您的言行一致”。监督官又用下面的话来劝诱他：“⋯⋯只要您愿意，这件事情可以完全作罢，因为大臣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如此重视”。

季米里亚捷夫为此也回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一）将申斥书通知我时采取的形式，即经过第三者口头通知，而不将申斥书送达被申斥人的那种形式，我不能不认为是侮辱的形式。

（二）我可以不理会形式，但申斥书内容本身也是深刻侮辱的。一个人，做了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教育工作，至少表面上受人尊敬，现在竟有人申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应负什么基本的正义责任。

（三）本大学生活业已多事，我已将一生最好的时间为它服务，我不愿以我个人的事情增加它的麻烦，——为了这个原故，我也可以勉强容忍这次不应有的侮辱。但从这次申斥，我看出一种比简单侮辱还更进一层的意义。我看出，其中明白表示：我的上级长官有权利支配我的良心。

现行的 1884 年章程，虽然剥夺了教授以前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未曾侵犯最神圣的人权，那种似乎无论何时何处都不会被侵犯的人权，即缄默权。现在，人家申斥我，要我抛弃这个权利，说我必须去发挥影响，即必须高声说话，而且显然必须说着人们可以指示我的话。

⋯⋯但要能发挥影响，只有这种人，他们是全凭自己良心说话的。依照他人指示来发挥影响，就是丧失了自己的精神品格。青年人只要稍微怀疑说话的人不是自由说话，而是依照他人指示说话，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影响就是永远没有效力了。

我认为在他人能够指示我的影响形式和方向之下，我根本上是不能对学生发挥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不能接受这次申斥，因之也不能遵照这个申斥协调我的往后的行动。

⋯⋯虽然非常可惜，我仍坚持我 9 月 11 日致本学院的信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认为这是我不能不走的出路，也是在已成局势下唯一可能的出路。

临了，我大胆说几句话，关于您信内所称此事“传扬出去之尖锐形式” 问题。

自然，那些不认识我的人会认为 9 月 13 日没有我出席的会议上发生的那件事情，是我暗中挑拨起来的。但您在您的信中承认我有自尊心，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决不会躲在他的同事背后，不肯叫喊：“我受人欺侮了，你们来怜悯我吧！”您无疑知道我在大学的生活的某几件事情，当时我不仅不害怕站在微弱的少数人方面，反对压倒的多数人，而且不害怕以自己一个人反对其余的人。

事情的最终结果是，季米里亚捷夫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到大学。返校的那天，《俄罗斯言语报》记载着：

月 18 日莫斯科大学欢迎克·阿·季米里亚捷夫教授时的盛况是很少看见的。⋯⋯大课堂内挤拥着如此之多的学生，不仅一个位置坐着好几个人，不仅走路的地方都被人占据了，而且拍手时非双手高举头上不可。第三班和第五班的医科学生，第一班和第三班的自然科学生，都有代表宣读欢迎辞，欢迎受人敬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重来上课，向他真诚表示他们的敬爱，他们的喜悦，因为由此可以证明过去流传很广的，关于这位亲爱的教授即将退休的消息，是子虚乌有的。欢迎辞宣读了以后，被人抛掷鲜花的克里孟特·阿加狄也维奇，含着眼泪走去拥抱那些宣读欢迎词的学生，而且用非常激动的声音说出了如下的话：“先生们，我是来此教植物生理学的，但我觉得现在非越出范围说几句较宽泛的话不可。我早已知道你们同情我，但我万想不到今天这般的情形会发生出来。⋯⋯我认为，我应当向你们表白我的信念。我表白三个信念，即：“信仰”、“希望”、“爱”。“我爱科学，因为科学能达到真理；我信进步，我寄托希望于你们”。这几句话被掌声打断了。⋯⋯接着，他又说：“我的感情非常激动，今天不能上课了。”无数青年用响亮的掌声送了他们的敬爱的教授出来。

就这样，季米里亚捷夫以科学的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直到1911 年离开莫斯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