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文

科举及第效力清廷

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先祖原居江苏常熟，后九世祖徐良举家迁到昆山，因而徐家成了昆山望族。曾祖父为明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祖父、父亲均为明朝的贡生；母亲是昆山顾家的名门闺秀．舅父就是明末清初赫赫有名的爱国硕儒顾炎武。

徐元文从小沉静向学。他专攻六经，旁涉百家。做学问力求明理致用，对“诸子百家之言”能通晓故实，刻意探索本原。其作文赋诗，清雅明达，从不粉辞饰章。他书写工整端正，从无一字潦草，体现了他笃实笃（ｄǔ）实：实在。的性格。当时，江浙继承东林、复社遗风，文人们喜欢结社，徐元文喜爱儒家理学，对才子雅士们的浓艳情词厌恶至极，不愿与他们为伍，于是和兄徐乾学、弟徐秉义也组织了文社，取名“慎交”，一时之间，博得了一些文人的赞赏。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但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因明福王政权的败灭而消歇，反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清统治者为了稳定江南地区这半壁江山，在武力镇压反清力量的同时，又从“文治”方面箝制箝（ｑｉáｎ）制：用强力限制，使不能自由行动。反清思想，利用“开科取士”这一科举制度笼络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消弭他们的“反抗”之心。就在这年，清廷正式实行科举制度。

顺治五年，14岁的徐元文获补诸生后，跟随兄长徐乾学赴南京参加省试，落榜后发奋读书。顺治十一年，徐元文再次参加省试，榜上有名，顺治十六年，徐元文参加殿试，殿试后，顺治皇帝认为徐元文才华出众，名字吉祥，仪表堂堂，特赐状元及第。于是徐元文便成为徐家第一位新科状元。其后，他的两位兄弟也先后高中探花，声名遐迩的“昆山三徐”从此踏入仕途。

清初对科举及第、愿意为新政权效力的汉族士大夫是恩宠有加的。徐元文的传胪（ｌú）典礼异常隆重，通常在太和殿举行的传胪典礼，这次特意改在御殿——乾清门举行；新科状元原是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朝冠进殿受封的，此次则恩赐冠带蟒服裘靴晋见。顺治皇帝召见徐元文后，对他非常欣赏，他得意洋洋地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徐元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深得顺治帝的恩宠，多次被召见，还曾被留膳宫内。有一次徐元文随顺治帝游南苑，顺治帝破例厚待他，让他骑御马。

徐元文在翰林院任职期间，更加专心向学，他治学严谨，且多有独立见解，对儒家经籍从不循章守句、沿袭成说，即是对先儒的定论，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去力求“举其要，畅其旨”。他治学态度又十分谦逊，不懂绝不装懂。有一次。他随顺治帝造访方丈，顺治帝向他询问佛家经籍，他坦诚地回答说，自己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学问。顺治帝也没有瞧不起他，反而说：“此人大有见解。”顺治帝对徐元文的学问非常赏识，曾让他为自己的书房《孚斋》写篇文章，阐述读书之道。徐元文受命执笔，写了一篇《孚斋说》，顺治帝阅后点头称善，特命工匠刻印刊行。一时之间，诸生学子把这篇文章奉为读书之“知要”，纷纷抄录，挂于书房。

清除弊端整顿学政

清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除开科取士外，为重点培养人才，还明令地方学校向清廷最高学府——国子监贡献生员，这些生员，称之为“贡生”。当时向国子监选送的贡生有五种，五种贡生都是经过考试选上的，是入仕的正途。贡生们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也可以经过铨选出任职官。及后，清王朝为了弥补因连年用兵而造成的国库不足，又推行了一系列捐纳或其他形式的政策。先是允许生员捐资纳粟，换取贡生出身，称为“例贡”。进而又允许那些尚未“进学”的童生也可以捐资，获得监生资格，称为“例监”；后来又允许八旗官子弟和文官四品、武官二品以上的子弟免试入学国子监，分别称为“恩监”和“荫监”。

捐纳等政策实行后，大批想参加乡试而又没有乡试资格的童生和想做官而又没有科名出身的生员，纷纷捐钱纳粮，搞上“例监”、“例贡”出身，用金钱去敲开科场和官场的大门。这些人既不必每天在国子监苦读，又免去科考的忧虑，整天呼朋唤友，花天酒地，败坏了地方学校的学风。那些“恩监”和“荫监”、均为富家子弟，他们倚仗父祖的权势，骄惰顽劣，无心向学，搅得国子监师道不立、正常教学难以进行，严重破坏了国子监的学政。面对几近废弛的学校和日薄的学风，徐元文感慨不已。

康熙八年（1669），徐元文充任陕西乡试正考官，主持陕西乡试。他严防考场舞弊，注意选拔人才，那一年中榜者，大多数是出身贫寒，力学向上成绩优异的学子，对此，陕西反响很大，当地人士认为“学子奋厉读书，自此榜始”。

康熙九年，徐元文提升为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执掌国子监全部大权。当时，清廷急于筹饷平藩，滥开捐官纳监之例，每年入学国子监的学生，多数是靠金钱或官荫进来的，那些正途的贡生入监者为数甚少，并且多为年老之人，难于培养成才。针对这种弊端，徐元文进行大力整顿。他首先奏请康熙帝恢复了“优贡”和“副贡”，又力陈捐资纳监四大弊端：一、捐纳造成冗滥。二、官贡各生所谓正途，期满考取。必历三科九年，而捐资入监者，则不计年限，从而形成了对正途者严，对杂途者宽的不公局面。三、捐纳使得国子监生员混杂，而又无革除劣等生之例，造成课程难行，士风益薄。四、捐纳造成仕途积壅，补授无期。他奏请平定三藩后停止捐纳政策，康熙帝同意了他的奏议。徐元文奏销了捐纳政策后，着手大力整肃国子监的学政。首先制订了严格的学规，要求学生尊师守纪，发奋攻读；其次作为人师，勤于教授，严于治学，端正教风。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讲授课业时词达而声宏，一丝不苟，学生们都敬服他。徐元文任国子监祭酒四年，广选优俊，严于教学，使国子监“学政大饬”，得到康熙帝嘉许。

整肃捏报改善包衣

康熙十三年五月，徐元文被擢升擢（ｚｈｕó)升：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第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日讲起居官，专为康熙帝讲学、原先，熊赐履负责经筵讲官，但年轻的康熙皇帝对熊赐履进讲内容感到不能满足，他让徐元文将《通鉴》与《四书》相互进讲，想从《通鉴》记载的历朝得失成败中探寻治国之道。徐元文便精选《通鉴纲目》中与治国有密切关系的有关篇章，撰成讲义，按期进讲。徐元文这个阶段进讲《通鉴》里有关历史兴革内容，对康熙的行政治国有很大影响。因此，康熙帝赐他御书墨宝三幅。通过进讲，康熙对徐元文的政治才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徐元文先后被提升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直到宰辅——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即使后来被降职，还被委任为《明史》监修总裁官、《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三朝国史》总裁官。徐元文从此得以参与朝政大事，施展其振饬纪纲、澄清吏治的政治才能。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期间，正值平三藩战争后期，吴三桂的几十万部众相继投降。降兵降将们要吃要饷，耗费巨大，使本来就吃紧的国库更显得入不敷（ｆū）出，军需更加显得吃紧。如何处理这些降众？有人主张把他们羁留云南；有的主张将他们调移他处；有人主张对他们进行整编；有的主张把他们划归各旗管束。徐元文认为这些主张皆不可取。他认为几十万降众羁留云南，绝非长久之计，弄不好会激起事变；调移他处，千里调动，耗资更大；换将整编，降众会疑心，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降者人多势众，旗官如何管束？他上疏康熙帝，提出了独立有效的处理意见：第一，对胁从之众要恩许自新，以利瓦解三藩的军队。第二，安置恩许自新的胁从之众要区别对待，凡可留用者，应与绿旗将弁（ｂｉàｎ）一例录用；不宜留用者一概分遣为民，由各道安插。这样一来，既可减少俸饷开支，又可充实军需。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官，更应该解散。康熙帝采纳了徐元文的建议，利索地解决了这件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徐元文还疏请革除三藩在粤、闽、滇、黔诸省的虐政，如盐埠（ｂù）、渡税、鱼课、船捐、牙行、勋庄、圈田等，康熙帝一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荡除了旧日三藩辖地的横征暴敛。

清初曾多次下令清查隐占田亩，以实国库，并订出奖励性的规定：“凡查出者分别甄（ｚｈēｎ）录”。那些知州知县为了升官提职，凭空捏造。一些州县一夜之间竟多出几十万亩“田地”。这些“田地”的税赋自然摊到所在地农民的头上：三亩之家缴五亩税，五亩之户纳十亩粮。强摊硬派的作法，弄得许多交不出税赋的人家，有的被逼得卖田典地，倾家荡产；有的被迫卖儿鬻（ｙù）女，家破人亡；更多的是携老扶幼，逃亡他乡。清政府的清查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以实国库”的目的，相反，却更加破坏了农业生产，为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埋下祸患。

徐元文对这种清查政策的危害是深有感受的。当年的江南粮案徐元文也名列欠赋册中。他历经四年申诉、辩解，才得以申冤复职。江南有万余名因欠赋而被宦、降职的文武官员，更有那些平头百姓，因官吏捏报田亩而陷入欠粮案中，身陷冤狱。旧冤未申，岂能让新冤又起？徐元文决心谏止捏报之风，严处贪污之吏。

徐元文知道，要严处贪官污吏，杜绝伪报之风，最重要的是掌握证据。徐元文上奏，力陈清查弊端。他还揭发一些督抚对属官捏报田亩之事，他力请申严对捏报田亩的处罚条例。康熙帝对他的奏议非常重视，转批给吏部讨论通过。从此以后，督抚和州县官吏心惊胆战，虚报田亩、损农害民之风才得以平息。

满清建国时期，在镇压农民起义、消灭南明政权及地方抗清武装的战争中，满清贵族掠夺大批百姓，把他们充为旗下奴仆，通过圈占田地，强迫失地农民投靠为奴。这些被称为“包衣”的家奴，被其主子强迫为他们耕田种地，放牛牧马，捕食猎兽。包衣不仅要从事繁重劳动，缴纳高额地租，而且身份极为卑贱，经常遭受主子凌辱、鞭挞和转卖，每年被毒打致死和受辱自尽者数不胜数。广大包衣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野蛮的、落后的家奴制剥削和压迫，纷纷逃亡。

清统治者为了维护这种家奴制，虽施用严刑峻法，比如严惩窝主，重挞逃人等，但还是未能杜绝包衣逃亡。杭州将军马哈达认为地方缉捕逃人不力，疏请让八旗官兵自行缉拿，不必移交地方衙门处理。徐元文不同意马哈达的建议，他认为光靠严峻的“逃人法”是不行的。不禁止家主凌辱虐待，不废除奸人拐骗掠卖，包衣逃亡就不会杜绝。治病要治本，他上疏条陈对策，康熙帝赞同他的对策，马哈达的奏议作罢。此后，包衣的景况有所改善，掠卖平民为奴的案件也相应减少。

忠言切谏无所畏惧

徐元文在朝为官30年，谦虚谨慎，忠厚待人。与同僚相处，十分平和。但他遇事刚正不阿，无所顾忌，无论是任左都御史，还是贬领史局，他都以敢于直言争谏、敢于坚持正确意见著称。

有一次，九卿会推江西按察使一职，有人推举道员张仲举担任，御史唐朝彝反对。唐的意见是：张仲举既无才学，又无政绩，不宜担任。但是多数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并且起草弹劾他的奏章。当时，副都御史李仙根、给事中李宗孔不愿在奏章上署名，于是被一并弹劾。康熙帝批转部议，结果二李被降五级调用，唐朝彝被革职。徐元文得知此事，马上上本奏道：九卿会推官员的目的，就是要求众人各抒己见，意见不一有什么可怕的？如此处分意见相左者，抑或所举不当，谁敢驳正？今科道公疏，不许一人不列名，若一二强有力者操纵廷议，众人只能随声附和，其后果不堪设想。康熙帝认为有理，答应免去诸人处分。

清初为用兵筹饷，实行捐纳授官政策，规定凡捐纳做官的，任满三年后，称职的予以升转，不称职的罢黜。但在实行中罢黜一项等于是虚悬。后又规定三年期满再捐纳的，一律升转，因而造成仕途壅（ｙōｎɡ）塞，官吏冗滥，吏治腐败。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时，各部、寺、院有3000多笔帖式要求按照前例捐升官职，他坚决认为不能办。有些人害怕会酿成事变，主张让步。满族大臣也劝他不要触犯众怒。徐元文当然深知这些笔帖式不是好惹的，他们都是满族权贵子弟，都是负责翻译汉文书、整理簿籍的低级官吏，实际上是皇上委派的谍报人员，负有监督、考察各部军政大吏的特殊使命。得罪他们，等于是惹祸上身。但他还是坚决不让步，与同僚们争论了三天。后来，他对同僚们说：“这件事当‘独为一议’，由我一人上奏，责任也由我一人承担，决不连累大家。”最后，康熙帝认为徐元文的意见有利于精简官员、澄清吏治，同意采纳。

平定三藩之乱后，群臣纷纷上疏康熙，请他登封泰山，荣受尊号。徐元文反对大臣们的建议。他认为三藩战争已使国家创痍（ｙí）累累，生民涂炭，现在还未到歌功颂德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厉廉耻”。他建议，乘此武定功成之时，要严谕大小官员“崇大体”、“课吏材”、“定国是”、“正人心”，使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奏稿写成后，同僚们认为疏上言辞太直太切，会使皇上扫兴，劝他不要上奏。徐元文婉拒劝阻，毅然上奏。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章后，十分赞同他的建议，登封泰山的大典终于停止。

康熙二十二年冬，徐元文因推举官员失当而受牵连，被降调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五年，修史工作进展缓慢。徐元文到任后，无暇旁顾，埋头修史。他取来史局诸人所写的纪传稿，参照百家之说，逐条考订史实。他治史态度严谨，每遇疑问，或写信，或送钱、送礼敬请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解难释疑。在他的统领下，修史进度很快，一年之内，完成纪传十之六七，缮写本纪七卷、列传十五卷进呈康熙帝。

修史名义上是学术性工作，但在清代，却包含着极强的政治敏感性。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大臣史事如何撰写，是《明史》编纂体例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处理不好，会触怒皇上。历史上，由于秉笔直书而触犯皇上、遭致被革杀的史官，也不在少数。一些人出于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三月明朝覆亡为断，南朝诸帝不必写入。徐元文不同意，他认为南明诸王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不写入他们，《明史》何以为史书。争论不决之后，他毅然上疏，提出了关于编纂南明诸王史事的意见。他认为：《明史》的编写，本纪可以崇祯帝终止，但南明福、唐、桂三王史迹，不可以不著，如何写入？能援用《宋史》益、卫二王和《辽史》耶律大石之例，将三王著入附传。至于明末诸臣尽忠前所事者，凡考之有据者．都应当采摭（ｚｈí）。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本，一时也难以处置，他召见徐元文，详细询问原由。康熙帝沉思很久，点首同意徐元文的编纂意见。南明诸王及为其尽忠的大臣们的史事，由于徐元文的力谏，在《明史》中得以再现。

徐元文为人外和内刚，直言无忌。他为政不畏权贵、尊礼守法。然而由于家门子侄不贤，巧取豪夺，为恶乡里，给政敌提供不少口实，使得徐元文一再遭劾。先是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他入阁拜相后，收受贺银五千两。康熙帝置之不究。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纠劾他及其子侄家人“公然受贿，扰害地方”。此次是满族封疆大臣的弹劾，康熙帝不能不问，追查结果，所讦各条虽多为徐元文子侄和家人所为，但他未能辞其咎。康熙帝法外加恩，让他致仕回籍，徐元文回乡后，昔日煊（ｘｕāｎ）赫热闹的门庭变得门可罗雀门可罗雀：在门前可以张起网来埔捉麻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稀少。。他感慨人情万端，官场险恶，终于抑愤成疾，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在康熙三十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这位清代名臣便郁郁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