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开国门

明清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世时期。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逐步落后，西方殖民者开始对中国殖民扩张和掠夺。

面对西方殖民者的扩张和掠夺，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由开放交往趋向闭关保守。但这一时期也不乏友好的中外经济文化往来，如郑和下西洋。

大批华侨南下后对南洋的开发和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先进科技，同时又把中国的儒学等思想成果介绍给了西方。

明初万国来朝的外交盛景

元末明初，出身寒微的朱元璋在历史洪流中拔地而起，建立了明王朝。称帝以后，面对经济凋敝、民心浮动的社会现实，朱元璋及时地提出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制定了一系列以睦邻友好为核心的外交政策。由于明成祖积极开展睦邻友好的外交活动，使数十个国家与明朝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明朝前期对外交往活跃，郑和七下南洋，加强了明朝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郑和相得益彰的是先后5次远赴西域的外交家陈诚。他与郑和一海一陆，共同开创了“万国来朝”的盛景。

在明朝的对外交流中，郑和七下西洋，为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405年，明成祖朱棣命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率士兵2.8万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宽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扬帆，先到占城，即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6月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随后到三佛齐旧港、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1407年回国。

从1407年至1430年，郑和又前后6次下西洋。在最后一次出航的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回到南京。

郑和七下西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此举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

与郑和七下西洋相比，另一个杰出外交家陈诚，以其坚韧的决心，无畏的斗志，先后5次西出阳关，远赴西域，与郑和共创“万国来朝”的外交盛景。

在当时，建国于今天新疆的“东察合台汗国”可汗黑的儿火者遣使入南京朝见朱元璋，从此正式确立了对明朝的藩属关系。然而东察合台汗国在奏章里对其西部邻国“帖木儿帝国”的描述，却引起了朱元璋的重视。

早在1387年，明朝在扫清北元残余势力获得捕鱼儿海大捷后，帖木儿即遣使至南京，尊奉大明王朝为“上国”，但是，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布里哇的《帖木儿帝国》一书中的记录，“他的终身梦想就是解除对中国的臣服”。鉴于以上情况，朱元璋准备派使节出镇西域，意图加强西北防务，而陈诚则承担了这个任务。

1396年冬，陈诚抵达柴达木盆地，招抚当地部落，并在柴达木盆地建立“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3个军事要地，并请朝廷派遣熟悉农务的官吏，在当地推广中原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生产。此举令当地游牧部落从此转为定居生活。

1413年9月，陈诚第二次出使帖木儿帝国。此次，陈诚走访当地知名宗族，商会，结好驻帖木儿国的各国使臣，更逐一驳斥许多逃到当地的故元遗臣对明朝的歪曲描述。中国使团带来的瓷器、丝绸等精美礼品，更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

陈诚一行人返归南京后，向朱棣献上记录他出使心得以及中亚各地风貌的著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1416年，陈诚率使团三赴西域，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同西方各国议定每年互派商队的数量，达成贸易协定。陈诚抵达帖木儿帝国，在与帖木儿帝国愉快达成商贸协议的同时，更赠予沙哈鲁一件他精心准备的礼物，即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

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坦言两国已“相隔虽远，而亲爱愈密，心心相印，如镜对照”。并希望从此后“两国臣民，共享太平安乐之福也。”两位当时东西方最强大帝国君主的通信，诚为“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

1418年，陈诚第四次被派往西域出使。这次出使给帖木儿国带来了朱棣特命翻译的中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两部典籍，陈诚更主动与帖木儿国主管农业的官员接洽，详解书中的疑难之处。沙哈鲁还在其王宫里开辟了“试验田”，中国先进的农业灌溉技术从此在中亚地区广为传播。

陈诚归国时携中亚各国回访使团500人返归北京，朝见正筹谋北征蒙古的朱棣。朱棣特意派6000精锐骑兵从肃州开始一路护送。

此时北京周边重兵云集，旌旗招展，朱棣允准帖木儿使臣可在当地自由参观，各路部队不可妄加阻拦。更在明军“三千营”、“五军营”、“神机营”中挑选精兵，为使臣们表演马术骑射、步兵突击、火器操练等“军事科目”。

在历时半年的参观后，临归国前再次觐见，却齐行跪拜礼，叩首触地。帖木儿使团首领阿尔都沙更对朱棣坦诚相告：此次帖木儿国进献的“名马”，乃是沙哈鲁父亲帖木儿南征北战时的“御用坐骑”，素来是帖木儿国的“国宝”，这次进献给朱棣，正是“欲表示最敬之意也”。一番话令朱棣龙颜大悦，下令厚赐。

帖木儿使臣归国后，对此次出使的详情记录颇细，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对明朝军事实力的研究，大多以此为依据。这次出使无疑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1424年1月，陈诚开始筹划他的第五次西域之行。使团于4月出发，5月到达甘肃时，忽传来朱棣病逝的消息，即位的明仁宗朱高帜下诏停止这次出使。陈诚在安抚了哈密、柴达木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后，于11月返回北京。

此时的明仁宗不务远略，大规模的出使行动遂中止，属于陈诚的舞台也就此结束了。

1428年，帖木儿国再派使节出使大明，并热情邀请大明派使节回访，其中坦言帖木儿国王沙哈鲁对陈诚挂念不已，希望大明再派陈诚出使。但最终被明宣宗婉拒。

陈诚五出西域，通好外邦，宣示大明国威，确为中世纪中国外交史的重要人物。而在中亚乃至西方，陈诚也声名远播，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都保留了不少陈诚使团当年出使的遗迹。

明朝与葡萄牙也有往来。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后，葡萄牙人就持续开拓前往印度、中国的航路，1511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后，就意图在中国建立贸易据点。1513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为与明朝通商，派出使节团前往中国。

葡萄牙使节团本来想在广州登陆，但被拒绝入境。他们改以武力占据屯门，与明朝爆发屯门海战、西草湾之战，结果葡萄牙战败。最后明世宗嘉靖皇帝同意入境，并且让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

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的登陆中国。在此之后，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派使团东来，使得不少西洋事物传入中国。

在与欧洲的交往中，与明朝有深厚关系的是被派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利玛窦奉命前往中国教区工作。利玛窦在中国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

后来，利玛窦被举荐到北京，颇得明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堪舆万国全图、自鸣钟、日晷、西洋大炮、望远镜、火枪、西药、圣母玛利亚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

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

由于明初实施朝贡体制，朝贡贸易薄来厚往，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来赚取好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就是明初的倭寇。倭寇逐渐势大，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严重威胁。

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贡兼贸易，否则不予，这就是所谓的“朝贡贸易”，兼具有怀柔拉拢周围国家的用途。后来到明世宗时期，彻底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

清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清朝在鸦片战争前200年间，执行禁海闭关的政策，并将这一宗旨贯彻始终。但从形式上看，清王朝禁海闭关的时间并不很长，严格的禁闭只有从顺治至康熙年间的30年时间，其他都是部分或临时的。

除此之外，对外交流基本上是开放的。因此，清代对外继续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通过陆路和海陆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上进行交流。

闭关这一政策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限制了猖獗的海上走私以及海盗行为。对沿海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清王朝统治初期实行禁海时，英国、荷兰就不断入侵广州和福建沿海，公开或秘密进行贸易。1684年开放海禁以后，清王朝正式设置江（上海）、浙（宁波）、闽（厦门）、粤（广州）四海关，开放对外贸易。

但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扩大和丝、茶产区邻近的厦门和宁波的贸易，甚至企图深入丝、茶产区，建立贸易据点。这不能不引起乾隆帝的警惕，因此清王朝便下令关闭广州以外各口，只许西方商人在广州贸易。

清王朝对出口商品的限禁，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火炮、军器是绝对禁止出口的，甚至包括铁锅在内。显然，从军火到铁锅的限禁，都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是着眼于国防的安全，防止外国的侵略。在“尺铁不许出洋”的禁令下，清王朝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均有所发展和提高。

我国西部和中亚细亚接壤。清朝统治时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侧的两条主要商道上，北路的吉昌，店铺栉比，繁华富庶。南路的莎车，货物堆积，人流很大，成为当时对外贸的大城市。

我国和西南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也有长久的历史。在西藏，以札什伦布为枢纽，有一条南向的传统国际商道，经不丹以达孟加拉。

在这条商道上，除了尼泊尔、不丹和西藏的直接贸易以外，还有从孟加拉输入的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以及剪刀、眼镜一类日用品。由西藏输出的，则以岩盐、金砂、硼砂、麝香为大宗。

远离海洋的西藏人，把珍珠、珊瑚看成是“最宝贵的珍饰”，而西藏出产的金砂，经由尼泊尔流入印度，也使尼泊尔享有“黄金之国”的盛名。

在我国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与缅甸诸邻国的陆路贸易中，缅甸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从云南的大理到缅甸的八莫，是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商道。尽管在八莫和大理之间横着怒江和澜沧江，道路艰险，但是沿着这条商道的贸易却没有中断过。

到18世纪中叶，中缅发生冲突止，两国之间维持了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贸易也得到相应的发展。这时运载生丝和其他货物到缅甸的商队，常常需用三四百头公牛，有时使用的马达2000匹之多。

清王朝由于中缅战争而封闭了边境贸易，但民间贸易往来并未完全停止。战争经历3年，边境尚有市肆。两国恢复通商后，中缅两国的贸易关系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我国商人在原有的商道以外，又沿着阿瓦河用大船满载丝线、纸张、茶叶、果品以及各项什货，从云南境内运到缅甸京城，回程则载运棉花、食盐、羽毛和黑漆。黑漆运回我国，经过掺和香料加工以后，便成为驰名的商品，这就是“中国油漆”。19世纪初，中缅陆路贸易又有进一步的扩大。

中越之间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商业联系。清朝初期，闽粤一带人民曾经大量移入越南。当时自北部谅山至中部广义的14省中，都有他们的足迹。18世纪中叶后，广西与越南之间的陆路贸易更加频繁。当时内地赴越南贸易的商民，多从广西平而、水口两关出口。

平而、水口两关商人，在越南之高凭镇牧马庯立市；由村隘来商，在谅山镇之驱驴庯立市。其中驱驴庯地方，为各处货物聚散之所。越南方面，还另在谅山镇属之花山添设店铺，招徕商人。

清代和东方邻国朝鲜的贸易，一向以陆路为主。清朝入关以后，维持定期市易的办法。乾隆时期，会宁、庆源每逢开市，商人云集，我国商人前往会宁市易者，一次可达200余名。市上交易的货物，从药材、纸张、毛皮、麻布到牲畜、农具、食盐、渔产，极一时之盛。

在清代时海上邻国的贸易，包括日本、朝鲜、琉球以及印度以东伊里安岛、菲律宾群岛以西的大片地区。其中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以东的南洋地区，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有些地方则出现相对的衰落。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民间在很早就有贸易往来。清王朝建立之初，中日之间的贸易，有了进一步的增进。当时清王朝为了铸钱币的需要，每年都从日本进口大量黄铜，我国输至日本的货物，则以绸缎、丝巾、食糖、药材为大宗。为经营这些贸易而开赴日本的商船迅速增加。

清代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海上贸易，有比较显著的发展。我国商人在17世纪的后半期，纷纷从马六甲转向荷兰殖民势力尚未到达的柔佛、槟榔等地，开辟新的活动场所。

柔佛在马来半岛的南端。17世纪60年代，这里已成为南洋贸易的一个中心。我国商人从国内运来茶叶、烟草和陶瓷器皿，参加贸易的马来亚人不怕荷兰殖民主义者的报复，也纷纷把当地的产品卖给我国商人。

到了18世纪中期，参加贸易的商人已由广东扩大到福建、浙江等省；参加贸易的商品，也由茶叶、陶器扩大到蚕丝。在柔佛以外，整个半岛东岸的丁机奴、彭亨和吉兰单，通市不绝。

槟榔是马来半岛西岸，马六甲以北的一个小岛。大约是在18世纪80年代，我国侨民和当地的马来亚人开垦了400英亩以上的土地。这些勤苦而安稳的中国人，从事着几乎所有的手工业和零售商业的绝大部分。

18世纪终了之时，这里的华侨增加到了3000多人，他们中间，有木工、石工、铁工，还有从事种植的工人。他们为开发这个地方，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华侨开发南洋，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性影响。

进入19世纪以后，新加坡在马来半岛的商业地位急速上升，取代了马六甲、柔佛、槟榔，而成为南洋贸易的中心。

新加坡是我国南海通印度洋必经之地。1824年以后，开往新加坡的我国帆船迅速增加，最多一年达到250多艘。往来于我国和新加坡之间的货物，其价值每次都在200万元以上。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

清代和暹罗的海上贸易甚为密切。18世纪以至19世纪初，中暹两国民间海上贸易继续得到发展。18世纪初叶，暹罗大米开始输入我国。这适应了清王朝的需要，受到清政府的鼓励。

到了19世纪初，每年开往暹罗的我国商船，达到18艘左右。从暹罗运来我国的货物，有大米、食糖、苏木、槟榔等，我国运往暹罗的，则有生丝、铜器以及各项杂品，甚至剃头刀，也从广东进口。

清代和越南的民间海上贸易，主要是居住在这里的华侨进行的。他们经营从宁波、厦门等地运来的茶叶、生丝、药材、纸张、布匹、瓷器和铜器等，有时还从日本运来货物，在这里行销。同时又把越南的货物，如象牙、槟榔、胡椒、燕窝、藤黄、牛角以及黄金等，运回我国。

进入19世纪以后，两国民间贸易，发展迅速。19世纪30年代，开往越南的清代商船，每年都在百艘以上，共达2万多吨。一直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占越南之前，中越贸易维持着顺利的发展。

在苏门答腊和伊里安岛之间的南洋群岛，是我国商人海外贸易活动的主要地区。在这一片广大的海域中，几乎每一个岛上都有过我国商人的踪迹。其中苏门答腊、爪哇和加里曼丹，是3个贸易集中地。

我国和菲律宾的民间贸易往来，长期维持友好的关系。菲律宾的华侨经济，也不顾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阻禁，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

我国丝绸不仅为菲律宾人所喜爱，而且通过菲律宾，远航到墨西哥，受到广泛的欢迎。18世纪40年代，菲律宾的华侨已经达到4万人。在马尼拉的华侨区“巴里安”里，几条街上都有我国商人贩卖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的大商店。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随着清代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清代的对外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

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我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

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喻户晓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我国的同名小说。大批华侨把我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在欧洲，启蒙运动者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都感到有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

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

欧洲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政府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启蒙思想家魏源等突破传统观念，开始萌发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及至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为西学的传入提供了更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