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天下

从五代十国至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的近古时期。五代十国时用间谍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具体战役或政治军事斗争的成败。

宋朝因外敌频繁，外交使节在履行使命的同时，也努力获得诸国信息，以此作为朝廷制订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

元代从蒙古人远征开始，就把外交足迹带到了远方世界，在地域上呈现出连通欧亚、衔接大洋的前所未有的态势，使中西方交流在空间和内容上变得更为广泛。

吴越国与海外诸国的外交

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当时数个政权中政局最稳定、结局最完美的一个。

吴越国历任君主以“保境”方针为指导，积极主张与海外诸国进行友好往来。

吴越国依靠其发达的海上交通，与朝鲜半岛诸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建立起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改善了外部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

钱镠从建立吴越国一开始，就采取“保境安民”的战略方针，发展与海外诸国的交往。“保境安民”，实际上包括外交和内政两个方面。如果单从外交上讲就是为所谓“保境”，即通过与各国修好，为自身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为了“保境”，吴越国积极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官方往来，并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吴越国与朝鲜半岛诸国的官方往来，见于史籍记载的有不少。后百济的建立者甄萱遣使吴越，不仅带有“进马”之类贸易上的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对付弓裔、王建与新罗王室，甄萱迫切需要在此之外寻找政治上的支持。

当时后三国的战争主要在新兴军阀后高句丽与后百济之间展开，后百济与新罗之间也是小战不断，而高丽与新罗之间一直保持着友好同盟关系。

吴越国还曾为百济、高丽两国进行调停。这一年甄萱攻陷了新罗的首都，导致王建兴兵讨伐，甄萱在战争中处于劣势，被迫求和。

从钱镠把颁给高丽、百济的文书称为诏书，在诏书中称甄萱为卿，以及甄萱、王建在提及吴越国时极其恭顺的语气来看，在双方的外交地位上，吴越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当时中国陷于分裂，在与“外夷”的交往中各行其是，缺少一个公认的中央政权；占据中原的五代王朝最有力量担当起这个角色，但它内部纷乱不已，与外邦的交往相对减少，甚至中断了。

作为海洋之国的吴越国，地处于他们进行来往的前沿，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便代表中国大陆在“外夷”面前扮演起宗主国的角色。吴越国君主钱镠调停高丽、百济两国这件事就是证明。

吴越国与日本的外交，在五代十国时出现高峰，既有官方的遣唐使，又有民间的僧人、学者和商人。

当时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情非常高涨，在政治与文化的交往中绝大多数都是他们采取主动。而在经济交流中采取主动的常常是中国人。

在五代十国时期，中日交往绝大部分是日本与吴越国的交往；同时，双方的交往大部分是纯商业往来，即使政府间的往来也是通过商人进行的。

在吴越国的5位国主中，钱弘俶在位期间，与日本的交往进入高潮。有许多人以使者身份多次赴日，两地人来物往，飞鸿传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除了国与国政府间的交往，最能体现外交成就的当属贸易往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吴越国为保一方平安和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应运而生。吴越国濒临东海，造船和航海技术均比较发达，因此在五代十国时与海外诸国交往最为频繁。

往来于中日间的吴越商人，可见于文献的有蒋承勋、季盈张、蒋兖、俞仁秀、张文过、盛德言等，他们都拥有自己的船舶。

吴越国在航海中常常利用季风，夏季从杭州湾出发，横越东中国海，顺风驶达日本，秋后再乘东北风返航回杭州。

吴越国商船大多从明州港，即今宁波出发，东渡至肥博多津，即今日本福冈市博多港登岸入日，开展经营贸易。吴越国商船为此间的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与此同时，来吴越国的外国船只也纷纷涌入杭州湾，带来了琳琅满目的洋货。可见，杭州商贸已经扩大到跨国海外贸易。

当时的杭商与日本的贸易比较频繁。那时的日本处于醍醐天皇和村上天皇统治时期，实行“锁国政策”，禁止日本船只出海，因此两国之间的官方往来很少，以民间贸易为主。

仅从日本的史书中所见，前后算来，商船往来有14次，而实际上恐怕次数要更多。这些往来的船只，全是中国船，日本船一只也没有。而中国船中，几乎又都是吴越的船只。当时贩去的货物以香料和锦绮等织物为主，而日本方面用来做交易的则以砂金等物为主。

除此之外，因为文化交流的需要，名家诗文、经卷、历书等印刷品和佛画、佛像等也大量输入日本，这些文化产品很受海外市场的欢迎。吴越与朝鲜半岛上的后高丽、新罗、后百济诸国也互有商务往来和文化方面的交流。

当时有一个叫王大世的朝鲜人，选用了1000斤非常贵重的沉木，把它制作成了一座“旖旎山”，吴越王愿意拿出500两黄金向他购买，王大世竟然不肯出售。但吴越王没有强行索取。这说明了吴越国对外贸易往来也是平等交易，买卖自由的。

印度古称为天竺。据《西湖游览志》卷二记载，吴越国时，曾经有一个叫转智的印度僧人，经海路乘船从杭州回到西天竺。

据《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十八期的有关报道，印度的勃拉名纳巴特，在唐、五代时是个繁华的城市，后来才衰微颓败。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曾在该城的废墟中发现有越州上林湖烧制的青瓷器，应该都是这些僧人从海船中带回他们本土的。这也表明吴越国时期，两国之间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

吴越国与阿拉伯地区也有经济交流。五代时，阿拉伯帝国处于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首都巴格达，国势最强盛时，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

吴越国从大食国输入的火油，究竟是吴越商人直接贸易输入还是间接得来，缺乏考证，不得而知。火油即石油，吴越的舟师水军把火油用于军事。吴越国派出的使者，东到日本，北往高丽、契丹，南迄林邑、婆利，西至大食、波斯。使节的往来，促进了文化、商贸、宗教等方面的交流。

宋朝政治外交与经济贸易

宋朝的政治外交对象主要是辽、夏和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宋朝在政治外交上采取议和苟安的传统国策，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宋王朝还在京城设置了大型的外交接待的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重要地方，每个外交馆驿都有比较严格的管理条例作为其制度化管理的依据。宋朝的对外文化和经济贸易往来非常频繁，其活动以华夏文化为轴心，遍及整个亚洲乃至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朝时前后出现了契丹族建立的辽、党项族建立的夏和女真族建立的金3个少数民族政权。

辽与金国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

其他如西夏及高丽和交趾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外交称为“册封”。

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当时辽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国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国，挫败辽国割地要求。

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资源与人力而至，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

沈括曾为宋辽边界问题出使辽朝。1075年，辽朝派大臣萧禧到东京，要求划定边界。宋神宗派大臣跟萧禧谈判，双方争论了几天，没有结果。当时宋神宗派去谈判的大臣不了解那里的地形，明知萧禧提出的是无理要求，又没法反驳他。宋神宗就另派沈括去谈判。

沈括先到枢密院，从档案资料中把过去议定边界的文件都查清楚了，证明那块土地应该是属于宋朝的。他向宋神宗报告，宋神宗听了很高兴，就要沈括画成地图送给萧禧看，萧禧才没话说。

宋神宗又派沈括出使辽都上京。沈括首先收集了许多地理资料，并且叫随从的官员都背熟。到了上京，辽朝派宰相杨益戒跟沈括谈判边界，辽方提出的问题，沈括和官员们对答如流，有凭有据。最后，辽朝官员只好放弃了他们的无理要求。

沈括带着随员从辽朝回来，一路上，每经过一个地方，把那里的大山河流，险要关口，画成地图，还把当地的风俗人情，调查得清清楚楚。回到东京以后，他把这些资料整理起来，献给宋神宗。宋神宗认为沈括立了功，拜他为翰林学士。

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国，被拘15年，但仍不愿投降金国。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胜似当年出使匈奴的苏武。

在宋朝，使节的主要任务是履行外交使命，但同时都兼负信息搜集之责。宋朝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诸国方位、风土物产等一般信息和军情政情，极大地丰富了宋朝对境外世界的认识。

宋朝的对外文化和经济贸易遍及整个亚洲并远至非洲。在交往活动中，宋代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

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名窑如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运往海外各地。

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寓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

当时由海外来宋朝的使臣商人以大食和高丽人为最多。这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所赐的大量银两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王室贵族或本国所需之物，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满载而归。大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明州、真州等地都是他们聚集交易之所。

宋朝政府也鼓励各地商人到使臣驻地进行交易，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掌管与外国通商之事的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

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利润。

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入汴京市场出售。

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双方贡赐数额巨大，不可胜数。这种对外交往中的贡赐，在古代社会里，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行为。

高丽人善于舟楫，宋代运河与海路相连，为宋与高丽的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高丽将良马、金银、铜器运入中国，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漆器。由于双方贸易频繁，宋朝政府在浙东运河沿岸的明州设立“来运司”专门负责与高丽的往来贸易业务，并配备巨舰两艘、小船百余只供高丽商人使用。又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为高丽商人提供食宿之便。

高丽政府每次遣使到宋朝都要搜求大量书籍，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赠予大量的经卷典籍。这些书籍由开封借助运河运往明州出海。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许多书籍流入高丽，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

宋太宗时日僧成算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觐见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

数年后，日僧寂昭、元灯等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女真人占据，南宋政权控制下的运河仅剩下淮河以南河段。临安段运河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维系着首都与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藩五市。

南宋政府亦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疏浚运河河道，维护堤岸，使这段河道保持畅通。当时由于运河通航条件良好，南方相对稳定，外商入南宋人数逐年增加，运河沿线市井繁荣、交易活跃。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

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和非洲也有交流。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那里遗存下来的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交往的历史见证。

元代广阔区域的外交往来

蒙古建立连通欧亚两大陆、衔接三大洋的超级帝国，使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出现了地域广阔的发达景象。元代在地域上与亚洲、非洲、欧洲各国建立了多种联系，交流范围空前扩大。商人、教士与使节往来更为频繁。元代的对外交流，使我国先进科技成果广泛外传，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外交活动风格，在这一时期时进入到一种空前的“崇尚胡人胡风”的境况中。

在元代，我国和高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进一步发展。元代曾在高丽王京派驻达鲁花赤，但不直接干预政务，只负监视之责。还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丽王为行省丞相，原有机构不变。因此，在元代高丽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

元初，高丽博士柳衍从江南购得经籍1.08万卷回国。两国商人、僧侣将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元仁宗赠给高丽宋秘阁旧藏善本3400多册。

“程朱理学”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带回国去，在太学讲授。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接着，朱熹《四书集注》由秘书省书籍所刊行，这是权溥建议的结果。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使得李谷、李齐贤、李先穑等理学大师脱颖而出。

当时的高丽语言传入中国，元代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

元代，很多高丽人来到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就侨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数。许多学者和僧人，由于他们精通汉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来，有些是私人前来游学。在中国，他们广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1261年，高丽王来到上都，即今北京，随同的国相李藏用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曾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高丽著名诗人李齐贤的诗集《益斋乱稿》，被认为是朝鲜文学史上的优秀古典作品。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元代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仍很密切。自1305年至1350年，有33年都有日本商船来元代。元代和日本两国僧人互相访问极为频繁，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名者即达220余人。1326年，元代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40人回国。

元代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影响不小。日本的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得到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

当时有许多僧人到日本传授禅宗学说。1299年，妙慈弘济大师奉元成宗之命出使日本，先后住持建长、圆觉等寺。妙慈弘济大师居日本19年，传授禅宗学说，日本称其为“一山派”。

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他培养的弟子虎关师炼是日本理学先驱。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期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思想武器。他圆寂后，日本天皇特赠国师封号。

当时的中南半岛诸国如安南、占城、真腊、缅国，与元代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安南也叫交趾。安南国主陈圣宗也遣使报聘，元世祖封他为安南国王。安南在陈朝时，多以儒臣充任使者，派往元代，因而他们得以结识元代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安南国王还遣使入元，请赠佛经。元代流行的杂剧对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颇具影响。

1324年，元代使臣文子方出使安南，回国后著《安南行记》，载其国山川土俗。留居我国的安南人黎景高著有《安南志略》一书。

1357年，占城国主遣使元代。次年，元代封之为占城国王。后来元代与占城国的关系一度恶化，进兵侵掠占城。元成宗即位后，下令停罢征南之兵。从此元与占城使节往来不绝。

真腊自称甘孛智，即柬埔寨，很早就与中国交通往来。元成宗初年，元代遣使真腊，随行人员中有周必观，他到达真腊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的当时真腊人民所用的生活日用品，都购自于元代。元时，有许多中国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今柬埔寨人民保存了可贵的历史资料。

暹国又称“泰国”。1282年，元代遣使暹国，因航路受阻，未至其国。至1292年，暹王遣使携国书至大都。次年，元代遣使者去暹国通好。

1294年，暹国王兰甘亨遣使至中国，元成宗遣使臣回访。此后，暹国与元代的关系更为密切。1300年，暹国的兰甘亨第二次来中国，带走不少的陶瓷工匠回国，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

缅甸古名蒲甘或缅国。1271年，元代遣使奇德托因去缅国通好，缅国遣价博出使元代。1289年左右，缅王的遣使贡纳方物。1296年，缅王又遣其子朝见元成宗。次年，元成宗遣使送缅王之子归国，封其父为缅国王，并赏赐其权臣。

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友好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和位于印度东海岸的马八儿等俱奉表入贡。1279年，马八儿国遣使元代。

南海诸国如马八儿、马兰丹、苏木都剌等，皆遣使元代。元代商人在南海的贸易十分活跃，其中不少人迁居于南海诸岛。

元代时非洲北部最强大的国家是埃及的曼麦流克王朝，元代人称埃及为密昔儿。

曼麦流克王朝大臣乌马里，著有《眼历诸国行记》一书，书中除了记载自成吉思汗的祖先阿兰果火直到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简要历史外，阔台后王、察合台后王、术赤后王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元代的关系等也均有记录。这部书是研究蒙古史和元史的宝贵史料。

元代著名旅行家汪大渊附商船出海，往来于中国、非洲，至数十国，回国后著《岛夷志略》一书，记其所见所闻。其中记载了位于非洲东海岸附近的层拔罗国，即今之桑给巴尔。

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是元代著名旅行家。1341年，元顺帝遣使至印度，君主德里算端派伊本·拔图塔到中国报聘，他于1342年离德里赴中国。1354年伊本·拔图塔自泉州启程回国，口述其旅行经历，由算端派书记官术札伊记录成书。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元代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情况，其中有中国的瓷器运销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并转销到摩洛哥的记述。

在有回族人聚居的城市中，如大都、太原等地，都建有清真寺。元代设立管理伊斯兰教徒刑名事务的机构。在元代，伊斯兰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赋役的权利。他们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文学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我国。

与此同时，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火枪手。

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多人。其中一人名包蛮子最为著名，中国的天文推步之术，是由他传授给伊朗的著名天文学家纳速剌丁的。汉人学者李达时、倪克孙参与了伊利汗国丞相拉施特所编纂的世界历史名著《史集》一书。

旭烈兀西征时，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拉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元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这种情况直至成宗以后才有所改变。

回族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传入中国后，受到元代人民的欢迎。著名的回族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1267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颁行。札马鲁丁又创造了7件西域仪象，用来观测天文，元代为此专设有回族司天台。

札马鲁丁创造的7件天文仪器，一是混天仪，是一种多环相套的仪器，用青铜制造；二是测验周天星曜之器即方位仪；三是春秋分晷影堂，可以往来窥运，侧望漏屋晷影，验度数，以定春秋二分；四是冬夏至晷影堂，以定冬夏二至；五是浑天图即天象仪或天球仪；六是地球仪；七是昼夜时刻之器，是综合日晷、星晷的计时器。

当时一直有许多天文工作者在回族司天台从事天文和历法工作。在这里，天文学家郭守敬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自己的日历《授时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朝被广泛使用。

回族司天台历经上百年，它书写了天文研究史上的辉煌篇章，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光亮的一页。

回族医学颇负盛名。元代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族药物及和剂，以疗治诸宿卫及在京孤寒者。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是广惠司的创建人。回族药物与验方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秘书监中保存有《忒毕医经》13部。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等同行工部事，管领修筑宫城。

尼泊尔著名的绘画雕塑家阿尼哥，受元代帝师八思巴之招，率领匠师80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八思巴入京，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数由他塑造。

制炮家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派遣来元代的，他们所造的巨炮即一种投石机，具有强大的摧毁力。元军攻破宋朝的襄阳与常州时，多借此种武器。

蒙古的几次大规模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使中国与欧洲交往空前发展。欧洲的贡使、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络绎东来。其中，马可·波罗以他的游记著称于世。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说他曾奉使云南、江南及占城、印度诸地，在扬州做官3年。1291年，忽必烈应伊利汗国的请求，把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汗。马可·波罗随同阿鲁浑使臣护送公主，由海道西行。于1292年左右抵达伊利汗国，完成了护送任务。

1295年，根据马可·波罗口述在旅途和在元代定居期间的见闻，整理出版的《马可·波罗行纪》，传播甚广，加强了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

鄂多立克是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他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来到中国的著名旅行者。鄂多立克著有《鄂多立克东游录》，在欧洲广为流传，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元代也派遣使者去欧洲。中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道士、大都人列班·扫马与东胜州人麻古思，决意去耶路撒冷朝圣。他们得到忽必烈的准许，于1278年带圣旨文字随商队西行。抵巴格达后，因战争稽留在伊利汗国境内。

1280年，麻古思被任命为契丹与汪古部的大主教，改名为马儿亚伯剌罕。1281年，因马儿亚伯剌罕是蒙古人，而被选推为驻巴格达的聂思脱里的总主教，并得到阿八哈汗的核准。

列班·扫马的西行，促使罗马教皇尼古拉派遣传教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前来东方联系并进行传教活动。1293年左右，约翰·孟德科维诺渡海来到大都，元成宗接见他，并允许在大都自由传教。

约翰·孟德科维诺在大都皇宫附近兴建了一座教堂，到1305年，先后洗礼人数达6000人。天主教在大都的传播，与约翰·孟德科维诺密切相关。

欧洲诸国通过海路和陆路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多次派使臣、传教士和商人东来；中国也派使臣去欧洲诸国，规模之大，地域之广，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