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

日本有句名言：“人并不是生来就被打败的。”19 世纪前的日本，依旧痴沉在肇国宏远、圣土神朝的迷梦之中。面对欧美的船坚炮利，太和武士手中的东洋钢刀也只能黯然失色。

在屈辱和困苦面前，日本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奋起直追的道路。明治年间，日本励志图强，维新变法，终于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小邦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亚洲强国。

翻开它的历史，充满着血汗与苦泪。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同时期的亚洲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依然是个闭关自守、自大落后的封建社会。

在当时，掌握国家权力的是由德川家康创立的被称作“武家政权”的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1542～1616 年），原是一个地方诸侯（日本人称作“大名”），在多年的群雄争霸战中势力逐步扩大，并于 1600 年关原之战中击败了与之对立的大名，从而奠定了日后总揽天下的基础。1598 年丰臣秀吉逝世，部将德川家康乘机夺取了政权。1603 年德川家康从日本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并在江户城（今东京）创设了封建军事专政政权，开始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此后，德川一家世袭相承，又经十五代将军，在日本维持了长达 260 余年的幕府统治。

为了加强统治，德川幕府在日本全国实行了“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将军是国家权力的主宰者，还是全国最大的封建主，拥有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他还操纵着铸造金银货币的经济大权。剩余的四分之三土地则由幕府分配给各地 260 余家大名。各地诸侯的领地（“亦称“藩国”）大小不等，参差交错。

德川幕府为了控制各地的大名，不仅极力宣扬所谓的“忠”、“诚”、“孝”等主从道德，还实行了“参觐交代制”。依据这个制度，凡大名都必须在他们的领地和江户城交互居住，当他们回到封地的时候，须将他们的妻子和家属留在京城作为人质。大名家族间的联姻，须经幕府批准；城壕非经幕府的许可不能兴筑；如需修缮，则应将建筑计划送呈江户。

至于天子及其公卿，则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权威，他们不能过问政治大事，禁止和各地大名发生直接的接触；甚至天皇也是在严密的、表面上恭而敬之的监视之下，他的活动和各种仪节都由幕府制订的规章严加限制。

德川幕府沿用并发展了丰臣秀吉时期的等级制度。全国居民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合称“四民”。这些等级是固定的，并规定了权利与义务。低于将军和大名的武士是封建领主的家臣和亲兵，他们靠土地和禄米生活，并享有免纳租税和佩刀等特权。农民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他们没有土地，而是按照租佃制被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手工业者也是无权等级，德川幕府轻视他们，限制他们的活动。商人是四民之末，法定为社会下层，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起着重大作用。他们的财力雄厚，将军和大名不得不向其借债，使最富有的商人入籍武士家族进入统治集团，并能在国家政治、行政和财政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德川幕府中后期，日本的封建统治已经极度腐朽了。

在这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里，广大的贫苦农民自然难以逃脱任人

宰割的命运。德川家康曾说过这样一句尽人皆知的话：“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就是要重到让他们不死不活的地步。”农民不仅要向领主缴纳收成的一半，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名义的苛捐杂税。特别是在收获时节，官僚、衙役到处巡行，并且住宿在农民家。倘使招待欠周，则不是增加税额就是强征这一家的劳役。以至农民畏之如虎，“唯恐蒙受其害”。预征租税也是常有的事，有的预征一二年，有的竟预征到五六年。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被迫丧失了世袭的领种土地，沦为佃农。虽然一年到头拼死累活的劳作，能送到佃农肚子里的却只是米屑、糠麸和稻秆等粗物。那些上有高堂父母，下有成群子女的农户，就更是穷困不堪，即使倾家荡产，典卖仅有的田地和房产，也犹不足以应付村吏的帐目，抵不过欠下地主的债务。农村经济遭到了破坏，人口减少和溺婴、堕胎早已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常事。

广大农民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时，暴动和起义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农民们的唯一出路。从 1590 年至 1867 年的 270 余年间，日本的农民起义多

达 2809 次。而且，更有扩大的趋势。

1732 年，日本发生了大饥荒后，第二年正月江户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市民暴动。饥民们袭击了平日里苛刻吝啬的米商、酒店老板和高利贷者。1785 年大阪爆发的市民起义使幕府将军的脚下也有了颤动的悚觉。特别是 1837 年，学者兼地方警官大盐平八郎愤于当局腐败，领导发动了大阪市民暴动，这次事件虽仅经一天便被镇压下去，但是幕府的地方官吏率民众“骚乱”，并试图联合大阪近郊的农民，共同铲除为非作歹的官吏之举，则是前所未有的。幕府的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幕府统治末期，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也有较大发展。这些富商高利贷者是在为封建领主出售年贡物资，经营专卖物资或在经营高利贷中发家的。大阪、江户、京都等城市有一批组成为“株仲间”的商业垄断组织，他们以缴纳营业税和特许费为代价，从封建领主手中取得了某些商品的专卖权，因而得以任意抬高物价，获得巨额利润。大阪等许多大城市有一种被称为“两替商”的钱庄，经营存款和贷款、兑换和买卖金银、票据和汇兑等项业务。19 世纪初，仅大阪富商高利贷者借给大名的债款就达 6000 万两（黄金），每年

利息相当于大米 300 万石。有些大富商、高利贷者乘机挟制大名，取得了包税、专卖、甚至参与藩政等特权。

幕府统治末期的大商业和高利贷资本，虽然寄生在封建生产方式之上，与封建领主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但它又通过购销手工业品和贷款等途径，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联系，有些大商业、高利贷资本后来转化为近代日本工业资本。

幕府统治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不仅使封建经济基础遭到破坏，而且使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导致了封建关系和幕府制度的解体。

19 世纪中期正是国际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迅速发展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在欧洲确立了统治地位，进而大举东进，以建立世界性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亚细亚自然倍受长着金黄色头发的西洋人的“青睐”。

俄罗斯人虽有“北极熊”之称，扩张的行动却不迟缓。在 18 世纪末叶，帝俄便已远下萨哈林并威胁虾夷岛（今北海道），还三次派使出访日本，要

求开商通航，遭到了日本的拒绝。

这一年的 7 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柏利率领由四艘军舰组成的舰队冲入浦贺（今横须贺港），携带着美国总统致日本政府的信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日本开放沿海港口。

美国舰队的来临使平日里高枕无忧的日本统治者们震惊不已，一片混乱。幕府将军只好征询各地大名的意见，并把冷落多时的天皇搬了出来，企图让天皇应付局面。可是面对美国佬黑洞洞的炮口，日本又确实不敢挺起腰杆。在民族尊严与丧权苟生之间，懦弱无能的幕府选择了后者。第二年 3 月，日本人被迫同美国缔结了所谓《日美和亲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条约规定：开辟下田、函馆两港口为美国舰船的停泊地，供给美国船只所需要的淡水、食品和燃料，允许美国在上述两地设置领事，今后日本给予外国的一切权益，也应同样无条件地给予美国行使等。

日美条约的缔结如同决堤之水，英国、法国、俄国、荷兰也相继而入，迫使日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的“友好条约”。

众多屈辱条约的签订，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迷惘之中的日本人蓦然回首，悲哀地发现他们已失去了太多：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成了使西洋人竞相大饱食肠；领事裁判权使得在日本的欧美侨民凌驾于日本法律之上。国家的关税也失去了自主，关税率被迫大大降低，而且还得由日洋协议规定； “租界”的设立，使在日本又形成了“国中之国”，洋人不仅可以租借土地，后来又发展为拥有永久租借权，甚至可以自行买卖和转让⋯⋯

但是更为致命的是，由于准允外国人的商品进入日本，迫使日本在事实上已经变成了西洋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仅 1860～1868 年，横滨港的进口贷物总额便增长了 15 倍，出口额也大约增长了 5 倍。其后果首先打击了日本的织布业和丝织业，素以丝织业闻名的桐生、西阵只得持续歇业，处境艰难。对于这些织业老板来说，面前也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转业，要么破产。洋大人的兴趣十分广泛，日本人的生丝、茶叶自难以逃过他们的眼睛。于是，许多日本农民便将精力转到桑蚕、植茶方面。可这样一来，日本岛上的粮食产量便大为锐减，物价飞涨的速度也和东洋人咕咕作响的腹内鸣声的频率差不了许多。如果说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腐朽是社会浑浊的泉源的话，那么无节制的物价上涨则成了社会动乱的根由，以致民不聊生，贫苦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反抗斗争更为频繁。

米价的剧烈波动连同物价的腾贵对于幕府将军、大名及其家臣、武士等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作为收入的石米本是固定的，但是当换成贷币应付高涨的物价时却觉得捉襟见肘。至于那些下级武士，更因囊中羞涩而被抛入真正贫困不堪的境地，原来就已松驰的主从关系已经十分紧张，武士们甚至产生了“恨主如仇”的情绪。

日本既已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幕府自然便成了众矢之的。出现在德川将军面前的，将会是什么呢？西方列强的入侵，幕府统治的腐败，经济、文化的落后，激发了日本有识之士对幕府制度的反省和批判，人心开始思变起来。

1825 年，会泽正志斋著作了《新论》一书，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指出，日本所面临的局势已经到了“如不变彼、则为彼之所变，势不相容”的地步，必须要实行“船舰之制”、“水操之法。”民族主义者也四处游说，认为幕府对外缔结条约，是“不思国患，不顾国耻，不奉天敕”，“将军之罪，天

地不容，神人俱怒。须据大义讨灭之、诛戳之。”而“幕府诸侯，皆为醉人，挟之无术”，“唯赖草莽崛起之人”，“辅佐天朝中兴。”日本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有了逐步的觉醒。

内忧、外患和切身利益的受损，使以往不能过问幕府政治的宫廷势力和一般没有参政权的诸侯大名开始互相接触，共谋倒幕。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早就不满于幕府的昏聩统治，要求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开国后幕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又使下级武士蒙受损失，对幕府更加不满。在不平等条约签订后，他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在人民群众运动推动下，积极开展倒幕活动。先天不足的日本资产阶级，追随其后，从经济上支援倒幕斗争。

长州、萨摩、土佐等强藩地处西南，受欧洲资本主义影响较大。这些藩里的下级武士改革派的实力较强，他们曾利用藩主同幕府的矛盾插手藩政并实行某些近代化改革。1858 年，当幕府奏请天皇批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时，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武士倒幕派会集京都，串联部分反对幕府独裁的皇族公卿，挟持天皇驳回了幕府的奏请，并谋划推翻幕府。主持幕政的大老（将军任命的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为维护幕府的权威，彻底肃清倒幕派势力，于 1858－1859 年对倒幕派实行血腥镇压。吉田松阴等七人被处死，西乡隆盛被驱逐（后被流放到大岛），下狱数十人，一些与倒幕派武士联盟的大名也遭株连。1860 年，水户和萨摩两藩武士在江户城樱田门外刺死井伊直弼。樱田门事件后斗争日趋激烈。以萨摩、长州、土佐下级武士倒幕派为核心，同部分公卿、商人结成联盟，利用人民力量加强倒幕斗争。倒幕派利用大量传单向群众宣传：今天的生活困难是由夷狄（外国侵略者）造成的，而幕府是引进夷狄的罪魁，以此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

1866 年初，在土佐藩商人、乡绅出身的坂本龙马和中冈填大郎等人策划下，建立了萨摩和长州两藩倒幕派同盟。1867 年后，安艺、土佐、肥前等藩倒幕派也秘密加入了这一同盟。

德川幕府自不会善罢甘休。1866 年 5 月，幕府借口长州藩蓄谋叛乱，派遣大军讨伐长州。本以为胜券在握的幕府军对于他们的敌手的详情是所知不多的，只晓得高杉普作的部队唤作奇兵队，是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洋玩意装备起来的，但是等到了战斗打响时，幕府军终于发现他们的敌手是可怕的。那是支由贫穷武士、浪人、农民和町人所组成的军队，所有官兵都作战勇敢，所有服装、武器和训练方式都取法于欧洲。几番冲杀和突击，幕府军终于撑不住，败下阵来。这时，幕府的后院又开始起火，各地不约而同地爆发了 40 多起暴动。7 月间，将军家茂在大阪于绝望中病死。无奈之余，幕府军只得在沮丧中撤回老巢。

1866 年 12 月，德川庆喜继任将军。不久，孝明天皇突然暴毙，年仅 15 岁的明治天皇继位。

第二年 5 月，萨摩、长州、广岛三藩共同建立了倒幕攻守同盟。10 月，在接到天皇“讨幕密敕”后，三藩大军合力东征，讨伐幕府，进军极为顺利。

面对如此内外交困的情势，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天皇请求“奉还大政”，但却只字未提交还兵马大权和所属领地之事。

以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为代表（高杉普作此时已因肺病而亡）的倒幕派自然知道这是幕府的韬晦之策，便将计就计，召开有朝廷公卿、各藩领主等参加的“小御所会议”，确定新政，颁布了要求德川庆喜“辞官纳地” 和国家“王政复古”的公告。

然而，片纸文告所宣布的新政权并不意味着它已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权力。德川庆喜虽然“奉还大政”，但仍拥有相当的军事、经济实力，并未把新政权放在眼里。许多忠于幕府将军的旧幕臣们，也是耿耿于怀，伺机而动。有些大名还上表于朝廷，要求“将大政再次委任给德川氏。”

1868 年 1 月 27 日，德川庆喜借口“清君侧”，以会津、桑名两藩的兵力为先锋从大阪起兵进攻京都，拉开了日本戊辰战争（这一年为戊辰年）的序幕。在京都郊外的鸟羽、伏见两地，幕府军马与以萨摩、长州兵力为主的新政府军展开激战。德川庆喜这回可打错了算盘，政府军的宝剑之锋利，决心之果敢，战斗之顽强，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想。此次战役仅经 3 日，幕府军便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德川庆喜也被迫逃回江户。尾随而至的政府军乘幕府上下一片混乱之际，攻占了江户。德川庆喜被迫投降。

于是，政府军乘胜肃清了盘踞在上野的旧幕残余，消灭了各地的佐幕派势力，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乱终于结束了。

日本 1868～1869 年戊辰战争是在“天皇亲政”、征讨德川庆喜“大逆无道”的名义下进行的新旧两种政权势力的内战。这场战争推翻了长达 265 年之久的德川幕府的封建军事统治，维护和巩固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权，为日后的改革奠定了权力基础。

1866 年 12 月，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逝世，年仅 15 岁的明治天皇即位。宫廷形势向有利于倒幕派方面发展。倒幕派力图利用明治天皇的名义，实行武装倒幕。1867 年 10 月，萨摩、长州、安艺三藩倒幕派武士代表在京都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讨幕联军，同时与三井、鸿池等富商联系了作战经费。10 月 14 日清晨，经过倒幕派在宫廷的串联，终于以天皇名义向长州、萨摩两藩发出了“讨幕密诏”。

将军德川庆喜得知对方的准备后，鉴于形势极其不利，乃接受前士佐藩主山内容堂的劝告，在宫廷发出“讨幕密诏”的当天，声明“辞去将军职务”，将“大政”“奉还”于天皇。至此，统治日本 260 多年的德川幕府名义上宣告结束。

1868 年 4 月 6 日，日本天皇首次向臣民世人宣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上下一心，盛行经纶；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怠倦；破除旧来之陋习，本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振皇国之基础。”《五条誓文》以含糊的语句表达了地主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要求，表明了倾向近代化的意向。 1868 年 4 月，明治政府颁布了《政体书》，确立了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

组织法。确定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为“太政官”（国务机构），“天下权力一切归太政官”，加强权力集中。“太政官之权力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标榜近代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地方政府受中央政府统一领导。自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逐步加强，西南各藩倒幕派领导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兄等人，成为明治政府实力派的官僚阶层。

在军事方面，明治政府建立起常备军和警察体制。

1869 年和 1871 年，明治政府先后实行“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这两项措施是明治维新过程中的深刻变革。它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度，为建设中央集权国家和进行其他方面的资本主义改革奠定了基础。

新政权虽然得到了巩固，但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新国家对于日本人来说却还是个未知数。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求知识于世界”。

1871 年 12 月，日本政府决定对外派遣欧美使节团。由岩仓具视、木户

孝允、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率领的“欧美使节团”于同年 12 月 23 日离开横滨前往美国。半年以后，转向欧洲，途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瑞士等，总计走访了 12 个国家，历时近二年。

这次出访几乎出动了新政权的主要成员达 51 人，相当于“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而此时的日本正值处在何去何从的路口上，是退回保守、落后的封建时代，还是迈向文明、进步的资本主义，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这次考察的结果。真所谓“内治外交、前途大业之成败，在此一举。”

岩仓一行的出访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知识，作了一次有效的“洗脑”，并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岩仓一行对英国的考察更是足足花了 4 个月

时间，走遍了伦敦、朴茨茅斯、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 25 个城市，经过如此紧张的调查了解，终于使岩仓一行认识到：“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人民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在于是否勉励人民之工业”，而英国“其君臣一致，以其国家天然之利为基，扩大财用，以致巩固国家根基之伟业，是我国⋯⋯当为规范者”。

德国的立宪君主制也为岩仓一行所瞩目。当时的德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装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的军事专制国家。” 这同当时的日本极为相似，也正是日本“王政复古”所要实现的目标。日本“可取法者以德国为首”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其中，德国首相俾斯麦所宣扬的“方今世界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的“良言”，更深深地打入岩仓一行的心坎。因此，岩仓一行回国后，在移植资本主义工业的同时，便准备按照德国的政体来制定“政典规则”，并把“富国强兵”作为重大的任务之一。

除此而外，欧美国家的教育、法律、福利、产业、财会等制度也都给岩仓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欧美使节团”的出访是极其成功的，它不仅使新政府中的主要决策官员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而且也找到了适合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

对欧美诸国的出访，使日本的决策者们认识到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富强国家。而此时，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还很幼弱，封建的高利贷资本还没有完成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已有的一些产业又主要是军事工业。于是，日本政府便决定利用国家权力，通过“官办企业”，来移植和助成近代工业社会的产业基础。

1870 年，日本政府成立了工部省，以“劝奖百工，开明工学，管理矿山；铺设与维修铁路、通讯、灯塔，制作船舰、机械，测量海陆”，经营重点集中在矿山和铁路两个方面。

对外战争也是日本人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有效手段之一。早在 1874 年，日本便通过“征台之役”，从中国强行索取了 50 万两白银。1876 年，又迫使朝鲜与之缔结了《日朝修好条约》，开始堂而皇之地掠取朝鲜的黄金、粮食和工业原料。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日本竟于 1894 年挑起了中日甲午战

争，从腐败的清王朝手中夺取了 2.3 亿两白银，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

通过血与火掠夺而来的资本，犹如一剂强心针，使日本近代产业兴盛起来。但是，由于产业基本上是官办企业，对于私人资本的成长便不免成为一

种障碍。而且，官办企业一时还无法适应市场自由竞争。鉴于此，1880 年，日本政府终于发布了《工场处理概则》，规定：除去军事、造币、炼矿、冶金、通讯、印刷部门外，将纺织、机械制造等工厂卖给民间，以后又进一步扩大拍卖范围。而且，这些官办企业的处理均为折价出售和分期偿金，甚至无偿让给的方式，这便壮大了私人资本的实力，促进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并为日后垄断财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 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此时的日本已变成了一个具有浓重军事封建色彩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日本在短时期内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功于教育的勃兴。早在“欧美使节团”出访之际，西方的教育制度便是日本官员考察的重

点。木户孝允在考察时曾在给国内文部省官员的信中写道：“我国今日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国今日的开化不是真正的开化”，“如果对后人子弟的行为，不予以格外的重视，那么日本国家的保安是没有指望的”，“为了防范 10 年以后的弊病，唯有兴办学校。”

据此，1872 年 8 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学制》规定，全国教育行政统归文部省管辖；设大学 8 所，中学 256 所，小学 5.376 万所；1904 年以后，日本适龄儿童的就学率已近于 100％，切实体现了政府所要求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经过数年的努力，一个强大的日本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以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明治政府历时近 30 年，修改以前同欧美国家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国家主权，并跃居为亚细亚的首雄。

明治维新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转折点，也是日本避免沦为欧美殖民地的转折点。的确，这场变革在日本历史上委实意义重大，它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性质，使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日本在大约 30 年的时间里，便走完了西方诸国需一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进程，这不能不说是明治维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