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1840 年，帝国主义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政府，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广大的中国人民，被抛进了水深火热之中。“几番回首中华望，亡国悲歌涕泪多”，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1901 年，八国联军的炮声未息，耻辱的《辛丑条约》便在北京签定了，腐败的清政府全然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华民族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然而“号角一声，中华崛起”，一场席卷全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人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1905 年 8 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创立。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民主革命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的领导核心，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以后，一方面和保皇派展开激烈论战，对保皇派进行有力的思想批判；另一方面，又坚持把武装斗争放在革命的首位，对腐败的清王朝展开了武器的批判，革命派以“杀身求共和，流血购自由”的英雄气慨，先后在各地组织和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但是，这些起义由于计划不周，力量单薄，都以失败而告终。

1910 年 11 月，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骨干开会，会上总结了以往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定集中全力充分准备，在广州发动一次新的大起义。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筹备，集中了同盟会主要的人力、财力，于 1911 年 4 月 27 日爆发。

起义开始后，黄兴率敢死队 120 多人直捣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仓皇而逃，在捣毁和焚烧了总督衙门后，起义军与反扑的大队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起义军歼灭了大量清军。然而，由于双方势力相差悬殊，起义军寡不敌众，终于失败。事后，革命烈士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收殓烈士遗骸 72 具，合葬于广州郊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可是它唤醒了全国民众，也震撼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成为武昌起义的先声。革命党人的悲壮斗争，鼓舞激励着人们继续前进，清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在革命党人接连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愈来愈高涨。尤其是辛亥革命前一年，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抢米等形式的反抗事件达二三百次之多，遍及全国各地，“山雨欲来风满楼”，它预示着民主革命高潮的临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改良派为了抵制革命的发展，大声疾呼恳请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清政府为了顺应舆论，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并借“立宪”来加强中央集权，同时以避开革命风暴的冲击，于 1905 年派刚毅等五位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开始导演一幕“预备立宪”的丑剧。

然而，清政府压根儿没有立宪的诚意，它始终只是把立宪作为幌子欺骗人民而已。随着一桩桩所谓“宪政”的举办，清政府立宪的丑剧也就一幕幕地败露，最后以 1911 年皇族内阁的设立而宣告彻底破产。广大民众也彻底看清了清政府的本质。

清朝“预备立宪”的骗局揭开以后，各界人士都十分愤慨。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反清斗争的烈火也越烧越旺，就在这时，爆发了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命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帝国主义采取种种手段掠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修筑一条铁路就意味着控制了这条铁路以及控制了沿线地区，因此，随着铁路利权的不断丧失，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内地。这一切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深恶痛绝和强烈不安。一些爱国绅商纷纷起来倡议自筹股份修筑铁路，以保利权而救国家危亡。清政府为了笼络资产阶级，对商办铁路运动开了绿灯。此后，各省商办铁路公司陆续成立。

商办铁路的兴起，起到了维护国家主权、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这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惶惶不安。各列强先后采取种种手段，向清政府施加压力，逼着清廷取缔商办铁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之下，清政府开始改变对各省商办铁路的态度。

1911 年 5 月，清政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铁道干路国有”，实质上就是把已经批准各省自办铁路的权利强行收回，以“国有”为名，将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以换取它们的支持，以此来保住自己的统治。清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人民爱国保路同清廷卖国卖路的矛盾迅速激化。首先被清政府拍卖出去的是川汉、粤汉两条干线，而这两条干线在收归商办以后，已先后筹集资金 4000 多万两，不仅地主、富商成为股东，连农民也拥有股本。清政府出卖路权，不但丧失国家民族主权，还直接损害四省广大人民切身利益，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是，湘、鄂、粤、川等省的保路风潮迅速爆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5 月 14 日，长沙各界群众举行万人大集会，进行抗议活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也举行会议，一致反对“铁路国有”。

四川省保路运动声势浩大，斗争最为激烈，因为在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本中，有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股本，所以川汉铁路的权利问题，与四川人民密切相关。1911 年 6 月 17 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 4000 多人在成都开会，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表示要据死力争。各州县也相继成立分会，不到半个月，会员发展到十万多人，参加“保路同志会”的阶层非常广泛，有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甚至还有和尚与道士。

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下，保路风潮迅速发展，这使得清政府十分恐慌。8 月，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被任命为四川总督，赵尔丰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采取了高压政策。9 月 7 日，赵尔丰逮捕了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人，企图使保路风潮因群龙无首而自动解散，消息一传出，成都立刻沸腾起来。数万名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柱，潮水般涌向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被捕诸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一时间枪声大作，请愿群众死伤无数，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并没有把四川人民吓倒，反而促使他们迅速觉醒，保路运动迅速演变成武装起义，这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

早在 8 月份，同盟会员龙鸣剑等人召集各路哥老会首领举行会议，决定发动起义，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在成都血案发生的当天，龙鸣剑把 800 块写有“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等字样的木板投入江中，传到沿江各地，各地群众闻讯纷纷揭竿而起，各方向成都汇集的起义军

有 20 万人，把成都团团围住，赵尔丰和清军吓得紧闭城门，龟缩城内。

清政府被四川的革命形势吓得惊慌失措，急忙调川粤汉铁路暂办大臣端云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这就造成武汉守备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入川镇压的新军尚未到达，武昌城头便已响起了起义的枪声。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华中地区的咽喉。它既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据点，又是清王朝统治的一个重镇，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一向非常尖锐，一直是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地区。早在 1904 年 7 月，武汉就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了“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汉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首先把新军作为联络的主要对象。他们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发展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到武汉起义前夕，湖北新军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同时倾向革命的人与日俱增。湖北革命党人还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量的革命者和同情革命的力量。

四川保路风潮发生以后，清军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武汉守军立即锐减，起义的时机已经迅速成熟。9 月 24 日，湖北革命党人召开文学社和共进社联席会议，成立了起义的统一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任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并制定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准备随时发动起义。

10 月 9 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来，逮捕了几名没来得及逃走的革命党人，还搜走了革命党人的名册和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信，转交给清政府。

在接到俄国巡捕送来的起义旗帜和革命党人的名册之后，湖广总督瑞徵立即下令紧闭四城城门，按名册在全城搜捕革命党人，顿时，武昌陷入一派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

在这危急时刻，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迅速自动秘密联络，准备发动起义。10 月 10 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革命党人熊秉坤率领下，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紧接着，步兵、炮兵和军事学校中的革命党人和爱国者纷纷响应，武昌城内一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军终于攻下督署。湖广总督瑞徵走投无路，只好从后花园凿墙而逃。革命军的大旗飘扬在黄鹤楼上空的晨曦中，武昌起义胜利了！11 日晚和 12 日晨，汉阳和汉口又被攻克，武汉三镇胜利光复。革命军的旗帜在武汉三镇迎风飘扬，宣告了武昌起义的胜利。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叫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建立革命政权，以便统率各路力量，乘胜前进，把革命的火焰迅速扩展到其他省区去。于是，10 月12 日，革命党人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性质的湖北军政府，公布了《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和受封建旧思想的影响，革命党人不懂得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当时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实在出乎人们的意料，孙中山正在国外，黄兴在香港，发动武昌起义的总指挥部的领导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被捕了、有

的外逃了，而在武汉地区的革命党人，觉得自己身份太低，不足以号召四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拥戴川军军官黎元洪担任军政府都督。

黎元洪原来是湖北新军二十八混成旅的协统。平时对下级比较温和，在新军之中，有一定的威望，但是，他一向是个反对革命的旧官僚。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他逃到一个下属家里躲避，革命党人把他从床底下搜出来，用枪逼着他当上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黎元洪身不由己地被逼到都督的职位上。起初，他对军政府的工作不问不闻，不与任何人交谈，甚至不进饮食，就像一个泥菩萨一般。于是，革命党人又组织了一个谋略处，以负责日常工作。当革命党人强迫他剪掉辫子时，他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然而，坐等几天之后，看到武汉三镇起义都成功了，胜利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于是，黎元洪便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开始争夺军政府的大权。

武昌起义的消息震动了全国。武昌城头的枪声，就像在火药库里点燃了导火线。顿时，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纷纷响应，革命风暴迅速席卷了神州大地。到 11 月初，全国 24 个省区中，已有 13 个省和上海宣布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而独立，许多州县还相继建立了革命政权，清王朝的统治，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已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武昌起义后，全国纷纷响应，但当时的形势又是极其复杂的。

首先是在宣布独立的各省中，普遍出现立宪派和旧官僚、旧军阀相互勾结，篡夺革命领导权的严重局面；而革命内部却涣散无力，莫衷一是，并开始分化。

各省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旧军官相勾结，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进行夺权活动，有相当一些省份同湖北的情形一样，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利用革命派的软弱和幼稚而窃取了政权，如陕西、江西、山西、浙江、江苏等省就是如此。有些省份则在所谓“和平光复”的名义下，进行了夺取政权的活动。还有些省，立宪派和旧官僚则采用了武力手段从革命派手中夺权，湖南便是这一类的突出例子。湖南的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最早，而反革命的反扑也最迅速、最激烈。1911 年 11 月 1 日，湖南立宪派的头子、独立后的参议院议长谭延竌，勾结新军的一个营长，突然发动兵变，杀死正副都督焦作达、陈作新，然后，他自己出任湖南都督，革命党人的新政权，仅仅维持了 10 天，便被消灭在血泊之中。几个月后，由革命派掌权的贵州新政权，也同样被夺取。上述一切说明，辛亥革命从一开始就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全国革命高潮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以作为革命的领导核心。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党人内部发生了矛盾。同盟会总部所在地上海和首义地区武汉形成两大对立的地方集团，都想争夺临时政府的最高权力。11 月，两地分别向各省发出通电，要求派代表商定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后来经反复协商，才决定各省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然而就在此时，反动军队加强了对武汉的进攻，革命军作战连连失利。因此，当江浙革命联军攻下南京后，会议便只好又改在南京举行。会议因对临时大总统的人选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致使临时政府陷于难产之中。就在这时，深得国内人望的孙中山从海外回国，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正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之后，立即经欧洲返回祖国，于 12 月 25 日抵上海，受到黄兴等人热烈欢迎。由于他的崇高威

望，29 日，各省代表以 16 对 1 票的绝对多数，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1912 年 1 月 1 日，孙中山由上海前往南京，在上海车站受到一万多群众

的热烈欢送。车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各站都受到了上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到达南京时，各街店户张灯结彩，城内百姓，拥满街道，欢迎孙中山的到来。

当晚，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就职，宣告了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新纪元的开始。临时政府决定，以 1912 年为中华民国元年。不久，各省代表又增选黎元洪为临时政府副总统，接着，又成立了临时参议院。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长期进行的民主革命的产物，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在这个政权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占了统治地位。在它存在的 3 个月内，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政策、法令。其中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措施：1.提倡民主，保障人权；2.保护工商，振兴实业；3.简从节政，革除弊习；4.改革学制，鼎新教育等各项措施。

所有这些政策法令，都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原则、利益和愿望。由于临时政府大力提倡兴办实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临时政府采取了各项改革教育的措施，使新式学校有很大发展；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闻出版事业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南京临时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方面是不坚决的。它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企图以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它放弃了“平均地权”这个具有很大号召力的口号，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使革命失去了农民阶级这个最有力的依靠和支持。这样，南京临时政府的许多法令措施就形同虚文，得不到彻底执行。

袁世凯是个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又是个两面三刀的阴谋家。在 1908 年光绪和西太后相继病死后，他被当时的摄政王载沣罢官，回到河南老家“养病”。但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并不就此罢休，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待机而起。

武昌起义后，惊慌失措的清政府急忙派北洋军队赶赴武昌镇压革命。北洋军队是袁世凯一手培植的，将领多是他的心腹，由于袁世凯在背后的操纵，他们并不听从清王朝的指挥，致使前线作战屡屡失利。

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清政府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最初，任命他为湖广总督，要他带领北洋军队，扑灭革命烈火。诡计多端的袁世凯感到夺取权力、建立独裁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乘机向清王朝索取军政大权，他觉得湖广总督权势太小，便借口“足疾未愈”，不肯出山。清王朝只好再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水陆各军，但是，袁世凯仍不满意，进一步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授与他军事全权，保证供应充足军饷等条件。这时，宣布独立的省份越来越多，清政府的统治已危在旦夕，清王朝只好被迫屈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清的军政大权已落入袁的手中。这时，他才肯走马上任，准备镇压革命。

首先，袁世凯指挥北洋军队攻占了汉口、汉阳，威胁武昌。然后，他便开始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他一面借革命势力来恐吓清统治者，逼迫清帝退位；一面又用清朝军队来威胁革命党人，要革命党人把新政权交给他，狡猾的袁世凯，企图以左右逢源，两面开弓的作法，来坐收渔人之利。

这时候，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朝不保夕，便开始物色和扶植新的走狗，来扑灭革命，他们的兴趣逐渐转到握有巨大军事实力而又对帝国

主义十分忠顺的袁世凯身上；混在革命阵营内部的立宪派，也乘机与袁北呼南应，内外勾结，极力把南方引向妥协拥袁的道路上去。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立宪派的唱和下，革命派中的主要领导人态度逐渐软化。12 月 18 日，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和南方独立各省推定的代表伍廷芳，由帝国主义牵线，在上海正式开始谈判。

南北和谈的开始，就是革命势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开始。不久，南北和谈即达成默契，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并承认共和，南

方革命党人便表示愿意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留给袁世凯。对此，袁世凯表示非常满意，他准备爬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并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打乱了袁的如意算盘，眼看将要落入自己手中的总统权柄被转授到革命领袖孙中山手中，对此，袁恼羞成怒，逼着唐绍仪辞去和谈代表职务，致使和谈公开破裂，同时对南方进行武力恫吓。

帝国主义公然出面支持袁世凯，声称只有由袁“统一”南北，才承认中华民国。他们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在军事上、经济上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在列强和袁世凯的要挟下，南方立宪派、旧官僚和失节革命党人加紧拥袁排孙的活动，他们联合起来，要求孙承认和接受南北秘密达成的“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的协议，甚至有人诘问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谈，难道是舍不得大总统的职位吗？”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对袁世凯妥协。1 月 22 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赞成共和，就让袁当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保证后，如同吃了定心丸，马上在北京演出一幕“逼宫”的活剧。袁一面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将领，发表一个要求共和政体的通电；一面又大造革命党人潜伏京师、要发生暴动的谣言，以威吓朝廷。正在这时，革命党人彭家珍暗杀了坚持反对退位的顽固王公良弼，这一刺杀行动，使皇族心胆俱裂，对袁的谣言深信不疑。2 月 12 日，隆裕太后宣布清帝溥仪退位，中国 2000 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根据前约，于 2 月 13 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同时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接着，孙中山提出三个附加条件：1.临时政府设在南京。2.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任。3.新总统必须遵守一切法制章程。孙中山提出三个条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是想让袁世凯离开他的老巢

到革命势力强盛的南方来，并想用一部《临时约法》来约束他，防止和阻制他独裁。

袁世凯的势力和地盘都在北方，他当然不愿意离开他苦心经营并赖以发迹的根据地。于是，他一方面表示北方秩序急需维持；另一方面，又串通各国驻华公使，取得他们的公开支持。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一致表示，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否则，不予承认。

然而，孙中山并不因此而退却，他坚持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到北京迎袁世凯南下。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表面上热烈欢迎专使团，表示极愿早日南下，暗地里却指使他手下将领于当夜发动“兵变”，北京城内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接着，保定、天津、通州等地也发生类似“兵变”。帝国主义者也与袁世凯积极配合，借口“保护侨民”，调兵遣将。

被“兵变”吓坏了的专使们，听信了袁世凯要留在北方维持秩序的谎言，

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建议迁就袁世凯，临时参议院不顾不久前刚通过的三项条件，于 3 月 6 日通过决议，允许袁世凯留在北京就职。革命派又一次妥协，袁世凯又一次取得了胜利，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标志着孙中山调虎离山计的失败。但是，孙中山仍坚持用第三项条件来约束袁世凯。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有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另外，还规定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

然而，袁世凯一旦大权在握，一纸空文的《临时约法》是束缚不了他的手脚的。他一面假装诚恳地表示坚决拥护并执行《临时约法》，一方面又说它尚不完善，将来还要修改。

4 月 1 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仅仅历时三个月就夭折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

辛亥革命的功绩，在于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同时，辛亥革命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民主自由之花一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开放。在失败的沉痛中，人们继续进行革命的探索，终于在度过八年的黑暗之后，迎来了新民主主义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