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斗赛游艺

斗牛

斗牛是一种惊心动魄的游戏，中国的斗牛游艺，约从秦朝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年了。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斗牛游艺最早是和神话传说相联系的。宋代李防《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引《成都记》说：“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水戮蛟。已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岁吼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李冰化牛与江神斗显然是后世附会的神话传说，但我们从这则神话传说中可知，斗牛游艺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

根据考古资料的显示，早在原始社会后期，我们的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牛的驯化和饲养。后来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出现了牛耕，先民们对牛就更重视了。为了选择健壮的公牛(古文献中的“特牛”)繁衍后代，便可能采取斗牛的方式来优中选优。如这一推论符合事实，斗牛游艺活动当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出现了。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周代以前民间交配牛马之时为春秋两季。那么据斗牛画像石此推论，当时举行斗牛以选择健壮公牛之举应在冬末春初和夏季至初秋。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后世各族开展斗牛游艺活动之时。

古代先民为选择健壮的公牛来繁衍后代的斗牛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发展演变成为一种斗赛游艺活动。它以不同的形式流行在我国许多民族中，深受人们的喜爱。古代斗牛游戏分为两类，一为人与牛斗，一为牛与牛斗，两种斗牛都可以从出土文物中得到验证。双人斗牛鎏金铜扣饰在汉代画像石中，人与牛斗是常见的题材，现存于南阳汉画馆的一块画像石上，有一幅象人斗牛图，画中一人赤裸上身，头戴假面，作下蹲状，左手执物力斗一牛。牛惊恐回视，狂奔而逃。斗牛者头戴假面斗牛，显然已揉表演于其中了。这种象人斗牛游艺，在汉代画像石中较为常见。也有不带假面的人与牛斗，这样的内容就更常见些。199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一件双人斗牛鎏金扣饰，反映的就是双人与牛相斗的形象。

斗牛游艺可以锻炼人的勇敢无畏，机敏果断，又能增强体魄，因而一度作为兵家练兵的形式与内容。据说三国时，诸葛亮曾在将士中开展斗牛活动，以游戏方式达到练兵目的。今天，人与牛斗的游戏仍在某些少数民族中流传。佚名《斗牛图》

另一种是牛与牛斗。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的一幅明人绘制的《斗牛图》，就较为形象描绘了当时牛与牛斗这一游艺活动的盛况。图中描绘的是男女老幼60余人，在平坦的山坡上举行斗牛歌舞活动的盛况，在人们斗牛图载歌载舞之中，两牛正在角斗，难解难分，围观的人们呐喊助威。从人物的服饰看，应是古代苗族群人为庆丰收而进行的斗牛游艺活动。这类斗牛游戏在古代一直延续着，明末清初浙江金华一带俗好斗牛且最负盛名。清初顺治间，谈迁著《北游录》谈到此事时说：“金华近例，正月，乡人买健牛，各赴场相角决胜负。至群殴，不能禁。”金华一带斗牛的特点是斗牛活动隆重而且时间长。其斗牛活动从每年插秧结束后的“开角”(系一年中第一次斗牛活动的俗称)始，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年春耕前的“封角”(指最后一次斗牛活动)止，除了农事大忙期间稍有间断外，几乎是一月一大斗，半月一小斗。斗牛时，乡里之人纷纷前往观看，盛况空前。清代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婺州斗牛俗》中是这样记载的：金华一带，“每逢春秋佳日，乡氓祈报祭赛之时，辄有斗牛之会。……此日(指当地举行斗牛游戏活动的日子)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文字虽简，但斗牛盛况仍可得知。

金华一带斗牛游艺大多选择在约四、五亩地大小的开阔场地。场地四周打上木桩，用绳索加以围栏。许多条件好的斗牛场地四周常常搭有看台，放着椅凳一类的坐具，以招待四乡亲朋们。到了斗牛的日子，附近邻县的乡民们便赶着前来观看。此时，做各种买卖的小贩、摊户也都赶来做生意，杂耍班和戏班也常常赶来演出。此时的斗牛赛场周围人山人海，煞是热闹。每次开斗，少则四、五十对，多则百余对。斗牛多选黄牯牛，其性凶猛，体健壮，腿粗毛光，角粗而短，平日有专人护理饲养。上等斗牛不承担犁耕之役，其饲料优于耕牛。待到临角斗前夕，牛主人也赏以陈年老酒等，以激发牛劲。

斗牛游艺开始时，火铳铜锣齐鸣，各村参赛的斗牛头簪金花，身披红绸和白绫，由四个身著彩衣，头扎汗巾、腰系彩带的壮汉拥呼入场。四个壮汉手中都执有写着斗牛名字的绸旗。斗牛的名字多根据牛的特点而起，如“乌龙”、“下山虎”、“老黄忠”等，别有一番情趣。斗牛汇集后，由拈阄决定次序。在震耳的鞭炮声中，先赛的斗牛(牛少时，每对依次入场相斗牛多时则数对同时入场开斗)由护牛壮汉送到赛场中央，使其互相对视。过了一会儿，牛的斗性发作，蠢蠢欲斗，护牛壮汉便走开，让两牛角斗。此时，斗牛低头翘尾，四角交叉，来回冲撞。斗到三、四回合时，鞭炮鸣放，由护牛壮汉入场将斗牛分开，稍事休息，然后再令其相斗。数次之后，斗牛皆两眼圆睁发红，斗性大发，越斗越紧张惊险。斗牛赛场四周的乡民们不约而同地呐喊助威，此时斗牛仗人威势，越发勇猛，奋力角逐。勇者横冲直撞，所向无敌弱者节节败退，东躲西窜。此时胜负已定，参赛的斗牛分别被各自的主人牵出场外。获胜一方的主人及其亲友簇拥斗牛凯旋而归，设宴庆贺。

此外，清康熙年间的《贵州通志》以及清人徐家干《苗疆闻见录》都记述了少数民族中的斗牛游艺习俗。在贵州、云南的苗族、侗族、布依族等民族中，斗牛游戏的程序、方法等基本一致。尊雄性善斗的牛为“牛王”，各村寨都有自己的“牛王”，并冠之以“震天王”、“胜霸王”等美名。牛王享受着很高的待遇，有专人饲养，多以男性长者为之。这个人沾着牛王的光，也受到尊敬，被称为“牛王公公”。斗牛是一件大事，因而有一系列活动相伴随。侗家村寨在斗牛前，往往举行占卜。即在盛水的木盆中，放入两只田螺和二只银耳环，田螺分别代表敌对双方的“牛王”，人们围着木盆，唱《卜螺歌》。须臾，田螺蠕动起来，互相追逐，以追者为胜。天亮时，随着三声铁炮的轰响，人们便牵着“牛王”，奔赴斗牛场，少不得又是一系列的繁文缛节，不可细述。经双方约定，同意相斗的“牛王”被牵入场中，两边各有十余人的“邀约队”，各持火把。随着开斗的火炮打响，双方放开“牛王”，两只健牛，如下山之虎，似出水蛟龙。铁角相撞处，火星飞溅八蹄踏地时，尘土飞扬。围观的人们擂鼓助威，喊声震天介响。一旦决出胜负，像状元游街一样，披红挂绿、大放鞭炮，以示庆贺。有时二牛相遇，斗得难解难分，长时间不分胜负。这时，人们用大绳套住“牛王”的一只后脚，像拔河一样向后拉，强行拖开。

在古代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化，除了在汉人地区，即使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被珍贵地保留着，斗牛游艺就是这样，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游艺形式，直到今天还在许多地区盛行着。

斗虎

中国原来是个多虎的国家。《山海经》中记述“多虎”、“有虎”的山，约有十余处。虎的凶猛，既使人感到畏惧而“谈虎色变”，又让人心向往之以至于“狐假虎威”。据考，斗虎画像石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虎和其他猛兽一样，成为某一集团、部族的图腾。如《列子·黄帝篇》中有这样的描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以雕、鹃、鹰、鸢为旗帜。”这里说的，就是黄帝联合以这斗虎纹肖形印些走兽飞禽为图腾的部族进行征战的情况。

当虎成了一种图腾的时候，人就对它有了几分亲近感。于是在民间，人化为虎的故事几乎不断地产生和流传。《淮南子》里说：“昔公牛哀转病也，七日化为虎。”这是较早的人化为虎故事。后来，在《博物志》、《齐谐记》、《述异记》、《广异记》以至《聊斋志异》等书中，都谈到过人化为虎的故事。虎虽然依旧是凶猛的兽中之王，但它和人之间多了一些交往。

人把虎豢养起来，并加以调教，这在《庄子·内篇·人间世》中已有记载：“汝不知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逆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不知道那些养虎的人吗？他们从不把活生生的动物给它吃，因为他们懂得虎扑杀动物时产生的兽性。他们也从不把整个儿的动物给它吃，因为他们懂得虎撕裂动物时产生的兽性。养虎的人总是仔细观察虎的饥饱，及时疏导虎的习性。虎与人不是同类，而虎却驯服于养它的人，是因为养虎的人能顺其天性来调教它。因此，虎有时伤人，完全是由于人触犯了虎的天性的缘故。从庄子的话看来，那时人们对于虎的驯养，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海黄公画像石用虎来取乐的历史，可能很早。相传残暴的夏桀，在宫中养了许多女乐。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当女乐们毫无防备时，忽然将栏中老虎放出，桀就观赏女乐们的惊骇之态以取乐。中国的历代皇族中都有与虎有关的游艺活动。汉代的上林苑，实际上是皇家的动物园和斗兽场。在这里，禽兽被分门别类地设圈饲养，其中就有“虎圈”、“彘圈”等等。兽圈之上建有楼阁，以便观赏。《汉书》卷九十七(下)有《孝元冯昭仪传》，说到汉元帝观看斗兽的事：“建昭(前38~前34)中，上幸虎圈斗兽，后宫皆坐。”指的就是在虎圈的楼阁上观赏斗兽。

从考古所获图像资料与文献记载来看，汉代的虎戏可以分为人与虎相斗和虎与虎相斗两种，河南南阳、山东济宁、四川汉阙都发现过人虎相斗(或相戏)的画像。相传为四川汉阙上的一幅斗虎图，画像中，一力士正徒手与虎相搏，虎竖尾咆哮而来，力士握拳相向。画像中，虎的矫健，人的剽悍，刻画得栩栩如生。而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肖形，印上，更有一幅被刻画得较为形象的斗虎图。这些都是对汉代虎戏活动的真实反映。汉代有一出非常流行的百戏，叫《东海黄公》，其内容表现的就是一个叫黄公的人同虎相斗的故事，这应当是当时的虎戏在舞台上的折射。而据《水经·谷水注》载，魏明帝曾经“使力士袒锡”与虎相搏，“虎乘间薄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扑”。亦可想见当年虎戏的惊险与激烈。

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许多以伏虎闻名的传奇人物，冯妇搏虎、李广射虎、武松打虎，永远是千古美谈。而曹操的儿子曹彰，也是这样一个人物。《三国志·魏书》曾称曹彰“少善射御，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比险阻”。看来这并非夸张之谈，因为他真的伏过虎。题为晋人王嘉所撰的《拾遗记》卷七写道：“任城王(曹)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刚毅。……善左右射，学击剑，百步中髭发。时乐浪献虎，文如锦斑，以铁为槛。枭殷之徒，莫敢轻视。彰曳虎尾以绕臂，虎弭耳无声。莫不服其神勇。”曹彰曾封为“任城王”，他与虎格斗，是一种在众人面前的表演，因此众人才“莫不服其神勇”。

斗虎游艺到明清时代继续流行着。明人王稚登著有《虎苑》一书，收集了关于虎的丰富的轶闻，其中也有关于斗虎游艺的。例如，卷下记载，占城国的使者将虎进贡到京师去，虎在笼中，毛色炳焕，令人生畏。“一夷人能驯虎，开圈弄虎，手探口中，略无所损。戏其足，辄退缩，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占城在今越南，他们斗戏的方式仿佛不像中国那么激烈。张岱《陶庵梦忆》有“合采牌”一条，说：“余作文武牌，以纸易骨，便于角斗。而燕客复刻一牌，集天下之‘斗虎’、‘斗鹰’、‘斗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采牌’。”这里的“斗虎”，正是根据中国传统斗虎游艺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纸上游戏内容。

在《虎苑》卷下，还记载了明代宫廷里的一件轶事：“宣德(1426~1435)间，程云南为尚书。一日，被召至虎城傍，门启，虎突出，程惊呼不已。上大笑。盖虎去从牙，上特用戏之耳。”

清人还多以斗虎谱为诗词，曹寅《栋亭集》中即有《圈虎》诗，又有《西平乐·圈虎》词。徐珂《清稗类钞》中有“黄仲则观虎戏”条，说：“以虎为戏，乾隆时已有之，不仅西人有此技也。黄仲则尝观之，而作诗曰《圈虎行》。”所谓“圈虎”，也即笼中之虎，是指表演给人看的虎。

黄仲则的《圈虎行》诗很长，但它生动地描绘了清代斗虎游艺的详细情形。诗中这样写道：

都门岁首陈百技，鱼龙怪兽罕不备。

何物市上游手儿，役使山君作儿戏。

初舁虎圈来广场，倾城观者如堵墙。

四围立栅牵虎出，毛拳耳戢气不扬。

先撩虎须虎犹帖，以卓地虎人立。

人呼虎吼声如雷，牙爪丛中奋身入。

虎口呀开大如斗，人转从容探以手。

更脱头颅抵虎口，以头饲虎虎不受。

虎舌舔人如舔彀，忽按虎脊叱使行。

虎便逡巡绕栏走，翻身踞地蹴冻尘。

浑身抖开花锦茵，盘回舞势学胡旋。

似张虎威实媚人，少焉仰卧若佯死。

投之以肉霍然起，观者一笑争醵钱。

人既得钱虎摇尾，仍驱入圈负以趋。

另一位清代人李声振，在其《百戏竹枝词》中也写有《跳大虫》一首，序日：“俗名虎为大虫，生致而驯柙之。有健儿韩姓，能以棒触，使跳舞。且鸣金助威焉。”诗写道：

虎视耽耽啸怒风，爪牙磨项势还雄。

老兵不少韩擒虎，白挺鸣金跳大虫。

反映出直到明清时期，斗虎还是一项较具特色的斗赛游艺形式。

斗狗

狗是人类最早和最忠实的朋友。狗能帮助人守家、打猎，甚至破案。除此之外，狗还有特殊的表演才能，这就是狗游艺，也就是古代斗赛游艺中的斗狗。

晋人干宝在其《搜神记》卷七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永嘉五年(311)，吴郡嘉兴张林家，有狗忽作人言云：‘天下人俱饿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这一记载有着浓厚“谶语”式的迷信色彩，但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古代中国人曾尝试过驯狗“说话”这样的斗狗游艺。

唐人张鹭《朝野佥载》卷六说：“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所言未免荒诞，但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古人当有斗狗“说话”之举。

清人沈起凤《谐铎》卷六有《识字犬》一篇，其中记载了他自己的一段经历，说他“孩时畜一小犬，名进宝。继入书塾，必提抱与俱。偶置案头，见予读书，辄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戏书‘进宝不许人塾’六字，粘诸座隅。犬审视良久，垂首丧气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又说：“犬自识字后，颇敦品格，食必择器，寝必择地。偶出游街市，夷然不屑与凡犬伍。残羹剩炙，蹴而与之，怒目不顾去。里中周孝廉闻而异之，配以牝犬，终岁不与同食宿。”此文颇似寓言，若有所指。不过犬能“识字”，在清代尚有他书记载。

徐珂《清稗类钞·戏剧类》中，就有“犬能读书”一条，说：“光绪时，台州人某畜一犬，能读书。初教以人语，渐能了解。乃授以书。始亦甚艰苦，阅十余年，诲之弗倦，自琅琅上口矣。于是携之四方，令献技为活。犬居于笼，至演技时则出。犬乃拜手者再，如拱鼠然。已而启筐，取《礼记》一册，读《檀弓篇》，能不爽一字。既又取《周易》出，读《系辞传》，亦其熟。读毕，仍人笼。某饲以面包，食已即睡。有人尝亲见之，谓此犬为黑色，为状殊不异常犬。其读书声极嘹亮，惟发音时，稍强硬，不能如人语之便捷。然《檀弓篇》与《系辞传》皆聱牙佶屈，不易上口，而此犬竟能成诵也。”此文又见《古今怪异集成》中编卷下《戏剧类》。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的犬不但能识字，会读书，而且犬的主人是“携之四方，令献技为活”的，也即是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斗狗戏”。当然，作为斗狗游艺节目之一的“犬能读书”，确是一种罕见的动物表演项目。通常来说，“犬不识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清人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二有“犬不识字”条，就搜罗了好些材料，来说明犬一般是“不识字”的。

狗之所以能表演，是因为狗本身是一种十分聪明的动物。南朝梁人任防《述异记》载，陆机在洛阳做官时，有犬名“黄耳”，陆机曾让黄耳为他传递家书。黄庭坚《次韵寅庵四首》诗云：“白云行处应垂泪，黄犬归时早寄书。”即用此典。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载，有孙氏困于围城中，家中养的狗能从水道出入，从城外负米入城，城被围数月，而孙家几十口人赖此以活命。为纪念这些聪明的狗，陆机在狗死后为之造墓，称“黄耳冢”孙家在狗死后为之树碑，称“灵犬志”。

关于斗狗游艺，王士稹在《池北偶谈》卷二十三“波斯犬”条中还有这样的描述：“尝于慈仁寺市见一波斯犬，高不盈足，毛质如紫貂，耸耳尖喙短胫，以哆哕尼覆其背，云通晓百戏，索价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属也。”

李声振《百戏竹枝词》中《哈巴狗》诗序说：“哈巴狗，狗之小者也，教其拱双蹄作拜状，或呜呜如唱，或设圈十余，令其往来循行，名狗钻圈”。

从上面这类清代资料的描述看，斗狗游艺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至清代还十分盛行。

斗鸡

斗鸡，是人们利用公鸡好斗的性格，挑唆其互相争斗，借以取乐的一种游艺。斗鸡画像砖斗鸡游艺在我国古代曾盛行一时，成为上至帝王、下至平民，无不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直至今日，斗鸡之举仍在我国广大地区流行。

在古代中国，早在西周时就有了斗鸡活动。《列子》就载有纪渻子为周宣王养斗鸡的事。到春秋战国时，斗鸡游戏开始流行。《战国策·齐策》载：齐都临淄人“无不吹竿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说明这时的斗鸡已成为民间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汉代以后，由于统治者的鼓励倡导，斗鸡之风愈烈。汉高祖刘邦之父便是其中一个。他当上“太上皇”，从乡下徙居长安后，抑郁寡欢。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酿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乐。今皆无此，故以不乐”。汉高祖为了博得他的欢心，便“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这些故人便包括斗鸡徒。汉宣帝也有斗鸡的嗜好，汉王室许多成员和一般世家子弟也都醉心于斗鸡走狗、弋猎博戏。《史记·货殖列传》说：“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这说明争强斗胜是刺激斗鸡成风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盎为官，曾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斗鸡纹肖形印走狗。”河南郑州曾出土一块《斗鸡》画像砖，画像中间，有两只雄鸡在交颈相斗，似正处难分难解之际。两边各有一戴高冠、着长服之人，在指挥各自的雄鸡向对方进攻。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汉代肖形印上，也有一对公鸡正在相斗的纹面。说明当时斗鸡之风是较为盛行的。《汉书·张汤传》说：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自为之“处置其里，居家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又日：张放“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可见，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间和闾里巷间，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

汉代以后，斗鸡的文字记述、诗词歌咏，不绝于书。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引曹植《斗鸡篇》，前有小序云：“《邺都故事》曰：‘魏明帝大和中，筑斗鸡台。赵王石虎亦以芥羽漆砂，斗鸡于此。’故曹植诗云：‘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是也。”曹植《斗鸡篇》记贵族们“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百无聊赖中，有人再进游戏之法“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尔后，梁简文帝、刘孝威、宗檩、后周的王褒等，都有斗鸡的诗文或杂记。

到了唐代，斗鸡之风较前代更盛。唐玄宗、唐文宗、唐穆宗等帝王皆酷爱斗鸡之戏。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一些王公贵戚甚至闹到“倾帑破产市鸡”的地步。都中民众也纷纷以斗鸡为时髦之举，贫穷者无钱买斗鸡，便玩木鸡自娱。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专门饲养斗鸡的“鸡坊”，搜集长安城中的雄鸡千余只，挑选六军小儿五百人驯养。于是，一些以斗鸡为业并因此走红的人物应运而生。’据《东城老父传》所言，本是贫苦儿童的贾昌，因善于驯养斗鸡，深受唐玄宗喜爱，被封为“五百小儿长”，时人称之为“神鸡童”。故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之说。由此可见，当时斗鸡之风的盛行。

唐代朝野疯狂的斗鸡游戏，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遣唐的日本僧人、留唐生及外交使官。中国的斗鸡游戏，就在这个时候随同上述日本人东渡扶桑，并很快在日本宫廷盛行起来。日本平安期(794～1192)成书的《荣华物语》有对宫中斗鸡的描绘，反映了斗鸡传人日本后在宫中游戏的状况。尔后，斗鸡游戏流入民间，在民众中大盛起来。在许多传世的日本传统浮世绘中，斗鸡是较为常见的题材。

斗鸡之风到了明代仍然很盛。《涌幢小品》中有这样的记载：“博鸡者……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明代臧懋循《咏寒食斗鸡诗》云：

寒食东郊散晓晴，笼鸡竞出斗纵横。

飘花照日冠相映，细草寒风翼共轻。

各自争能判百战，还谁顾敌定先鸣。

归来验取黄金距，应笑周家养未成。

斗鸡之风的盛行，使明代出现了专门从事斗鸡的民间组织——斗鸡社。《陶庵梦忆》卷三：“天启壬戌间好斗鸡，设斗鸡社于龙山下。”斗鸡图清代，斗鸡游艺继续盛行，人们还培育出一种叫“九斤黄”的斗鸡。这种斗鸡体壮、力足、凶猛、耐斗，在斗鸡场上冠压群雄。清代人李声振在其《百戏竹枝词·斗鸡》诗中云：

红冠空解斗千场，金距谁堪冠五坊？

怪道木鸡都不识，近人只爱九斤黄。

诗中充满了对这种优质斗鸡的赞誉与欣赏。清代民间斗鸡活动在全国许多地区皆能见到，由于各地风俗不同，举行斗鸡的时间和形式也不相同。在我国北方一些地区的斗鸡活动多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后举行。斗鸡时间约好后，参加斗鸡的鸡主各抱自己的鸡来到斗鸡场，由主持斗鸡的权威人士根据参赛鸡的强弱，撮合协议，代为配对，商订赌注，一切皆妥后，便放鸡在场内决斗。但见鸡毛振翼，破吻磨距，紧接着一场难分难解的争斗开始了。观斗鸡的人们纷纷呐喊助威，气氛极为紧张热烈。

斗鸡之戏在我国流行了两千多年。在斗鸡过程中，人们找出了多种取胜的办法。一是选择良种鸡二是训练培养斗鸡勇猛好斗的精神与慑服对手的气质三是给鸡配上金属制作的假距(即“鸡爪”)。《左传》记载，鲁国的季氏曾“为之金距(给斗鸡装上金属制的爪子)”与郈氏之鸡决一雌雄。这种做法在唐代也颇盛行四是将芥茉子的粉末涂在鸡翅上。斗鸡时，有强辛辣味的芥粉扑撒出，使之刺激对方而借以取胜五是将狸(狐狸)膏涂在鸡头上。因鸡最怕狐狸，故涂狸膏的鸡可以借此而制服对方，大获全胜。后周庚信《斗鸡诗》中“狸膏熏外敌，芥粉漫春场”句，即反映了芥粉与狸膏合用的情况。

古代的斗鸡游艺，大体说来有两种形式：一是群斗(即多只鸡同场斗赛)，二是两鸡相搏斗。群斗在我国古代多见于宫廷内的斗鸡活动，民间罕见。而两鸡相搏斗的形式，则流行于民间斗鸡活动中。

斗鸡游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曾用于赌博，斗鸡场上，随着雄鸡羽飞头烂，场下早已千金易主，有为此倾家荡产的，因此中外都有禁止斗鸡的记载。我国的这类斗鸡游戏，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逐渐消失了。

斗鸭

在各类斗戏中，斗鸭也是较具特色的一类游艺形式。

斗鸭相传始于汉代，当时多为富贵之家所为。晋·葛洪在《西京杂记》卷二中就记载了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好斗鸡、鸭之事，“鲁恭王好斗鸡、鸭及鹅、雁，养孔雀、交鸟鹊，俸谷一年费二千石”。皇家为了玩耍而用去的粮食，不知能解救多少疾苦的百姓。三国时吴国的健昌侯孙虑亦有此好，他在堂前修造的斗鸭栏，颇为小巧。上大将军陆逊看不惯，正颜厉色地对他说：“身为军侯，当日览经书，以自新益，怎能终日以此为乐！”孙虑身为下僚，岂敢违抗，只得拆去鸭栏。晋代的蔡洪，曾作《斗凫赋》，其赋有云：

性浮捷以轻躁，声清响而好鸣

感秋商之肃烈，从金气以出征

招爽敌于戏门，交武势于川庭

尔乃振劲羽、竦六翮，抗严趾、望雄敌童子斗鸭纹陶枕忽雷起电发，赴洪波以奋击。

斗凫即斗鸭。斗鸭的方法，鲜见记述，究竟如何斗，不能详述。蔡氏此赋透露了一些消息。所谓“秋商”即秋天，也作“商秋”。五音中有“商”，阴阳五行家说商属金，配合四时为秋，因此把秋天叫“商秋”。鸭需感受到秋天肃杀之气以后，才好出征角斗，表明古时斗鸭也许多在秋天进行。

关于斗鸭的情景，我们从唐代李邕的《斗鸭赋》中可见一斑。该文写一群东吴王孙宴饮游乐时斗鸭的情景：那一只只羽毛斑斓的斗鸭在水中“或离披以折冲，或奋振以前却”。“集如异国之同盟，散若诸侯之背约。迭为擒纵，更为触搏……始戮力兮决胜，终追飞兮袭弱”。此赋极尽铺排，把群鸭相斗的场面描绘得有声有色，令人目不暇接。

中国古代的斗鸭最初可能是吴中习俗，那里的鸭善斗，为他处出产的鸭所不及。因此，魏文帝曹丕曾遣使向东吴求斗鸭。唐人陆龟蒙居震泽时，畜养斗鸭一栏。南朝·宋·陆探微有《斗鸭图》、顾宝光有《高丽斗鸭图》，唐人张说还作《巴陵早春》诗一首，诗曰：

江上春光早可观，巧将春物女石余寒。

水苔共绕留莺石，花鸟争开斗鸭栏。

宋元之时，斗鸭之戏还在民间流行着，但进入明清之后，斗鸭游艺的记述已成凤毛麟角，斗鸭游戏也就渐渐销声匿迹了。

斗鹌鹑

鹌鹑，简称“鹑”，俗名“罗鹑”，《诗经·国风》中已有“鹑之奔奔”的句子。旧说鹌毛色黑，为鼠所化鹑毛有斑，为黄鱼、虾蟆所化。这虽不足信，也表明先民很早就注意到这种其貌不扬但英勇善斗的鸟了。

唐代是我国游艺文化比较发达的时代。斗鹌鹑大约就是从那时开始兴盛起来的。《清稗类钞·赌博类》说：“斗鹌鹑之戏，始于唐，西凉厩者进鹑于玄宗，能随鼓节奏争斗，宫中人成养之。”说明唐代宫中有斗鹌鹑游艺，西凉进贡的鹌鹑能随音乐而角抵，勘称一绝。

后蜀花蕊夫人在《宫词》中，写有：

安排竹栅与笆篱，养得新生鹑鸽儿。清人绘《吴三桂斗鹌鹑图》

宣受内家专喂饲，花毛闲着怎皆知。的句子。在后蜀宫中，有专人饲养鹌鹑。鹌鹑的毛色一无可观，饲养它一定是为了使之相斗了。

至迟到宋代，养斗鹌鹑已成为民间普遍流行的娱乐游艺项目。《都城纪胜》记云：“有专为棚头，又谓之习闲，凡擎鹰、架鹞、调鹁鸽、养鹌鹑、斗鸡、赌博、落生之类。”《西湖老人繁胜录》记云：“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卖等身门神、金漆桃符板、钟馗财门。”此时养斗鹌鹑不仅是一项自娱的游戏，同时也成为百戏艺人借以谋生的一种技艺了。

宋元时期斗鹌鹑广泛流行民间的一个旁证，是当时的曲艺家们根据斗鹌鹑的激烈场面，创作了名为［斗鹌鹑］的音乐曲牌。如果斗鹌鹑的技艺不高超、不精彩，怎么会激起艺术家的灵感呢？

明人也喜欢斗鹌鹑。明末吴三桂不但酷爱此戏，还让人把他斗鹌鹑的情景绘成图画。此画至清代犹存于世，并为内库收藏。何刚德《春明梦录》说：“南薰殿茶库，所藏字画尤多可观……又有吴三桂斗鹌鹑小像，皆特色也。”何刚德又在《话梦集》卷上咏此像：

窄帽将军奕有神，闲携小卒玩鹌鹑。

风流毕竟输秋壑，斗蝉堂前拥美人。

斗鹌鹑图注云：“《吴三桂斗鹌鹑小像》。”诗中将吴三桂斗鹌鹑与贾似道斗蟋蟀相比，颇堪玩味。

清代是斗鹌鹑游戏大发展的时期，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市井小民，甚至儿童，都喜好养斗。稗官野史对于斗鹌鹑参加者的记述和描写，大都选择最典型的例证，不是倾家，就是荡产，起码也是荒废学业，从而为斗鹌鹑游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阴影，似乎凡有此好者，必定是胸无大志之徒，无所事事之辈。其实未必，人各有所好，不能强求一致，玩物丧志者有之，胸有鸿鹄之志，而又心怀童子嬉戏之心者也大有人在。

鹌鹑的品种很多，清人程石邻著《鹌鹑谱》一书，曾罗列有丹山凤、五色鸾、赤绒豹、玉麒麟、锦毛虎、无敌将军等，总计四十四种。斗鹌鹑既以搏斗较胜负，因而选择品种至为重要，如同选将一样。程石邻说：“必日虎头、胼胁、熊臂、伟驱，方能临阵摧敌，百战不疲。”以上不过总其大概而已，至于细部，则头、嘴、腿、毛、颌、眉、眼、叉、面、鼻、骨、胸各有分辨之法。《鹌鹑谱》记述得很详尽，比如：

头头如蟹壳阔还平，突似彪豺凹似鹰。

若得坚固如弹子，定然临阵作将军。

嘴直紧如钳确似锥，三棱似玉世间稀。

千嘴不如三嘴巧，披毛带血始为奇。

腿长劲粗圆骨法全，要如葱白两条悬。

玉指干筋须忌扁，胫雄掌大必争先。

骨骨重筋多最是强，一条腹骨硬还长。

鸢有龟背棱撑样，鹤立如山压四方。

大凡选善斗的鹌鹑，以头、嘴、腿、骨四部分最为重要，因为头、嘴是武器，而腿、骨则是力量所蓄之处。鹌鹑到手后，经过一系列的饲、洗、把的调养功夫，才能上场搏斗。鹌鹑最宜洗，新得的鹌鹑比较肥，洗而去其浮膘，然后再把，所谓把就是在手中把玩，把的目的一在驯，二在去其浮膘。把后的鹌鹑，筋骨皮肉都变得坚顽了，上场之后，虽然遭受别的鹌鹑狠咬，也不怕、不伤，这样才有取胜的希望。肉肥皮嫩的鹌鹑最怕疼痛，一战即败。养鹌鹑的有句行话，所谓“耐得老拳成好汉，咬死不走是将军”。说的正是这一层意思。

过去的习惯，斗鹌鹑多在霜降之后。由于天寒，主人们各以锦袋装着自己的“勇士”，兴冲冲光临斗场，或二人，或多人参赛。斗时有局，围成一个小小的圆形斗圈，每斗一次，叫作“一圈”。这种场面，我们在清人李绿园著《歧路灯》中也曾读到。

鹌鹑好斗，胆子却不大，因此斗时有种种规矩。清·徐珂《清稗类钞·赌博类》云：“鹑胆最小，斗时所最忌者，旁有物影摇动，则必疑为鹰隼，惊惧而匿，不独临场即输，且日后亦费多方调养，始能振其雄气。”因此，斗场中最忌乱走乱动。斗败的俗称为“桶子”。获胜的鹌鹑若有轻伤，不可再斗，需洗养几日，然后上阵。

由于古人对鹌鹑的训练方法总结得十分相熟，因而直到今天，斗鹌鹑仍是在民间流行的一种游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