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 1934 年 10 月，到 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红军战士无比顽强的意志，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1936 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胜利会师陕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时期。1931 年11 且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 年 10 月的宁都会议，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到 1933 年初，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限，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1933 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 1933 年 10 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1934 年 1 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危机已到新的尖锐的阶段”。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陈兵敌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 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凋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红军主力与敌人在广昌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完全处于被动，穷于应付，以致军队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

但是，即使在这样危急关头，他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

1936 年 10 月，突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前，1934 年 7 月，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剿”、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队，11 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 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1935 年 1 月，红军在和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余部在粟裕等率领下突围到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8 月，任弼时奉中共中央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8 月 12 日，活动于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并入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0 月 20 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西征。

］0 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一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 3 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

主力突围。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等共 86 万余人，于 16

日至 21 日从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开始长征的时候，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湖边境向西转移。全军 8 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行动迟缓，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任命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何健为追剿总司令，调集大批兵力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前仆后继，艰苦奋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路，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在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面直顶的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

得以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 12 月占领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 3 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向贵州进军的正确方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此红军改向遵义进发，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争取了主动，12 月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现为草塘）。 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

的决议，决定打过乌江去，并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会后，红军分三路强渡乌江，于 1 月 7 日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红军进入黔北后，敌人继续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围攻。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一些犯过“左” 倾错误的领导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说服和耐心帮助，也开始觉悟，转变立场，同意召开会议重新确立党和红军正确领导。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编后，立即出发，1935 年 1 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 12 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博古（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人）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开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会上，其他同志多数作了发言，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经过 3 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指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这一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中共党支部中去讨论，统一全党的思想。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基本原则。根据新的情况，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

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把党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迷雾，重见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进行了整编，并乘敌人合围之前，于 1 月 19 日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计划由沪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或从宜宾上游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在川西创造新苏区的计划。20 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急取四川赤化”。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中央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军，指示其向西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发展很快，但是因为敌人阻断了交通，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四川军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一个师的兵力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军放弃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全被我军歼灭。这一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征。

我军在遵义一带主动找敌人作战。敌人却小心防守。3 月，我军便自遵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

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围剿。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泽东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 120 里。途中，连克定番、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4 月下旬，分三路进军云南：一路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 5 个团的围追，另两路是红军主力，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云南后方空虚，我军入滇，吓得龙云胆战心惊，忙将各地民团集中昆明守城，我军却虚晃一枪，即向西北方向金沙江边挺进。

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这时，蒋介石已经发觉了我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来侦察。我军三路连夜向金沙江急进：一军团抢龙街渡，三军团抢洪门渡，干部团抢绞平渡，五军团仍旧殿后掩护。

干部团偷渡金沙江袭击并消灭了川军一排守敌，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绞平渡两岸渡口，前后搜获 7 只小船。而团主力则由北岸的深谷，急进至几十里处的高原，击溃了川军援兵。这时，洪门渡因江流太急，无法渡过；龙街渡又因江面太宽，敌机可以低飞骚扰不便渡江；因此，一、三军团都集中到绞平渡渡江，而仍以五军团的一个师担任掩护。

3 天后，敌人的敢死队十三师约五六个团的兵力，向绞平渡追来，被我五军团打了个措手不及，沿河溃退下去。蒋介石在贵阳召开会议，研究我军近来的作战特点，规定了“长追稳打”的战术方针。以免被我军歼灭。现在敌人十三师见脱离主力太远，被我一追，不知虚实，不敢轻举妄动，就在团街固守起来。我军就依靠绞平渡 7 只小船，经过 9 天 9 夜全部渡过江去。第

2 天，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而这时候，船只已经烧毁，红军早已远走高飞了。

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会理休息了 5 天，继续北上。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革命民族政策，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对受蒋介石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安顺场原名紫打地，濒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最后失败之处。这里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是四五十里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人伏击消灭。因此，四川军阀曾扬言红军将重蹈石达开覆辙。河南岸安顺场驻着四川军阀的一个营，仅留一只交通用的小船，其余船只都被他们拉到河北岸去了。我们在河南岸包围安顺场川军时，找到了那一只小船，便组织突击队渡河。17 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

打垮，占领了渡口，接着，我第一师陆续渡过河去，扫清北岸沿河之敌，并在化林坪击溃了川军刘文辉的北岸预备队刘元堂旅。随即与南岸二师夹河而上，向沪定桥前进。第二师先到，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沪定桥，我军便攀缘铁索冲过了大渡河与第一师会合。

1935 年 6 月，红军飞渡大渡河后，在汉源打了一仗，击溃四川军阀 4 个团，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占领懋功等地，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 6 路围攻的胜利。可是，这时张国焘却继续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带着全部人马，向西退却逃跑。这支部队在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后，到懋功一带，与一方面军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 10 万余人。这时，川西北的敌军兵力薄弱，故红军在战略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使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民族革命高潮正在到来。鉴于这种有利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为此，6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如“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可是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而提出了西进青海和南下川康的退却逃跑的错误主张。

对于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始终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师后，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北进。会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于 6 月下旬启程，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这时张国焘并没有放弃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他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业已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由此可见，他的目的是向西北，包括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退却。

毛泽东一面命令部队筹粮，准备过草地；一面耐心地等待，在毛儿盖停留了一个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我国的进攻，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东三省而热河，由热河而华北各省，不到 4 年，差不多占领和侵

袭了我国半壁河山！我党早在 1933 年 1 月，就曾发表宣言，表示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置民族存亡于不顾，一面降日卖国，一面却继续增兵“围剿”和追击红军，妄想将我全部消灭。我党早已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打击了蒋介石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

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并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中央率领，包括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及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左路军由朱总司令、张国焘率领，包括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及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

右路军穿过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带前进，在包座河边的救济寺，消灭了胡宗南 1 个师。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经草地向阿坝、班佑一带前进。但到了阿坝后，张国焘进一步露出了他分裂党的野心，竟打电报给中央，要右路军全部南下。中央虽曾几次去电，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其南下的错误，后来甚至严词责令北上，但张国焘却悍然不顾中央指示，仍坚持其错误路线。

这时，右路军虽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坚定不移。9 月，部队自巴西出发，渡包座河，沿白龙江前进，过栈道，攻克天险腊子口，然后即越岷山，脱离了雪山草地地区，到达甘南之岷县、西固（今宕昌）间的哈达铺。敌人急忙拼凑了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击。红军在哈达铺休息两天，便出动作向天水前进状，诱使敌人将主力集中天水。我军却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顺利渡过渭水封锁线，相继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城。10 月，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及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击败敌 4 个骑兵团的追击，翻越六盘山高峰，抵达陕北根据地之吴旗镇，与陕北十五军团胜利会师。直罗镇一仗，粉碎了蒋介石向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在 1935 年 12 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批判了党内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这些错误，都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才可能系统地阐明政治策略方面的问题。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会后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但规定了当时党的政策，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而且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张国焘公开和中央分裂后，擅自率领左路军及右路军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翻雪山，经毛儿盖、懋功、宝兴等地，向川康边境的天全、芦山一带退却。在卓木碉、他公然进行叛党活动，宣布成立伪中央，自己担任主席。朱总司令在这样的境遇下，坚持了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张国焘要他发表宣言反对中央，他不但严词拒绝、而且耐心地向干部宣传中央的正确主张。

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停留了三个月。这时，敌中央军周浑元部队入川，与刘湘配合，向红军攻击。两军对峙，仗越打越大。部队消耗很大，张国焘却举棋不定，直到部分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甘孜和大金寺一带，仍旧企图向青海西宁方向逃跑。

这时，二方面军由湘鄂川黔边界根据地出发，经贵州、云南，长途转战，历尽艰辛，也来到甘孜。由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坚决维护中央正确路线；加上四方面军广大干部也逐渐认识到南下是错误的道路，纷纷要求北上抗日；因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就完全失败了。他被迫取消了伪中央，并率领队伍北上。

部队由甘孜出发，经东谷、阿坝、包座，再次过雪山草地，8 月到达甘南，占哈达铺、大草滩、临潭。这时，中央已经派聂荣臻、左权同志带领部队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二、四方面军乃兵分两路：四方面军为左路；二方面军为右路。右路军经西和、武山之间东去，连克成县、徽县、康县、两当，拖住胡宗南。聂、左部队已将毛炳文、许克祥包围起来，通知张国著焘来协同聚歼。谁知张国焘竟继续他逃跑主义的错误，以组织岷（县）洮（临洮）西战役为名，擅自带领左路军仍旧向西撤走，准备去青海西宁。后因部队不满，而且渡河困难，张国焘只好将部队又拉回来了。

但张国焘又借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擅自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结果

过去了一部分，渡口即被赶来的胡宗南部控制。已渡过的部队，照他的预定计划，西进至甘州、肃州地带，即被国民党军辗转包围，虽经英勇抗击，但终于遭受失败。

张国焘的错误，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由于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才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能够发生更大的危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6 年 10 月，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会宁会师。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从此，我军就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为争取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迎接抗日高潮而奋斗。

红军从 1934 年 10 月离开南方根据地开始长征，到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后经过了两年的时间。英勇的红军，以无比坚强的毅力，走过了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 11 个省，经过了汉、苗、壮、彝、回、藏等约 2 亿人口以上的不同民族地区，徒步走了二万五千华里，终于摆脱困境，实现了北上抗日的目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光辉一页。正像毛泽东后来说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向人们表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

红军长征结束，中共中央把大本营放在陕北地区，接近了抗日前线。这对于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开始了。

回顾长征的全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征是彻底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领导，才取得胜利的；长征是在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分裂阴谋作了坚决斗争，才取得胜利的。

长征的全过程告诉我们，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它，才能赋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以无比顽强的生命力，赋予革命军队以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也只有它，才能引导红军奇迹般地战胜千苦万难，完成长征，走向新的胜利。

长征，用铁的事实宣布：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