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坚守尊严

甘地动身去南非时，再没有当年准备去英国留学那样的坎坷和离别的痛苦。母亲已经去世。在这里自己的事业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光环。他本来就想寻找一个新的天地、新的契机来从零做起，南非有约，应该去碰碰运气。只是由于甘地与妻子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时又有了两个孩子，他对这个家庭的眷恋之情使他多少有些依依不舍。然而，南非的吸引力却使这种离别之苦变得可以忍受。甘地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南非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困境等待着他， 他天真地认为摆脱了国内的出师不利，到了远方就可以大展鸿图了。

“不到一年，我们又会在一起了”，甘地这样安慰着妻子。妻子不能在公开场合为他送行，只是在家里与甘地吻别。

甘地赶到孟买，经过一番周折，买到了轮船大副房间里空着的一个铺位， 通常这个铺位是不出售的。

经过漫长的海上航行，甘地终于在 1893 年 5 月底到达南非纳塔耳港。船一靠拢码头，等着来接朋友的人都纷纷走上船来。从这些熙熙攘攘的

人群中，甘地无意中发现这里的人对印度人并不怎么尊重。商行的阿布杜拉赛先生也到码头来迎接甘地。应该说，阿布杜拉赛先生称得上是富有的商人， 也是有名望的人。人们同样是用一种藐视的目光和粗暴的态度对待他。这使甘地很难过。阿布杜拉赛先生却似乎已经毫不在乎了。

商行对甘地也还算照顾。把他送到商行的住所，安排了单间，与阿布杜拉赛成为隔壁邻居。

三天之后，阿布杜拉赛把他带去看杜尔班法院。他向甘地介绍了几个人， 并让他坐在法律代理人的身边。庭长望了他几眼，示意他把头巾摘下来。甘地认为庭长的要求侵犯了他的自由，因此断然加以拒绝，并厌恶地瞟了一眼庭长，愤然离庭。

似乎命运不愿意久等，在南非的斗争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南非的生活浓炼了甘地的道德理想，衍化出他理想化的非暴力主张的思想和实践，也改变了甘地的命运。

当时南非也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在这里种族歧视和偏见十分盛行。而早在 30 年前，英国政府就与印度政府达成协议，从印度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来从事种植和采矿业。久而久之，有些印度人开始做些小本生意，慢慢转为商人，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商人也开始赶来定居经商。白人对他们的憎恨比对当地黑人更甚，他们害怕印度人勤劳节俭构成的威胁。由于印侨和劳工们的素质不一，加上信仰和种族关系又特别复杂，劳工们只知做苦工， 商人们只知赚钱，似乎都在忍气吞声地求生存，对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 缺乏有力、有节、有组织的斗争，所以英国人更是趾高气扬，不把印度人放在眼里。今天这里来了一个甘地，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他与别人不一样， 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懂法律，他知道什么叫自由平等，什么是天赋人权。面对目前这样严峻的情况，他不仅要做到自己不任人宰割，而且，他感到更有责任与印侨一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和强加给印度侨胞各种的偏见。

甘地以雄辩的文笔写了一封信，描述了在法庭里发生的这件事，并从自由平等角度阐述了在法庭戴民族头饰的风俗和权利。信中措词对当局对南非法庭多少有些“不敬”。报社发表这封信后，如同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投到

了表面沉静的池水，产生了一层层涟漪，南非社会不免惊骇。

南非当局对此更感头痛，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来客”。印侨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有人支持，有人认为甘地多少有些冒失。但是不管怎么样，头巾风波使甘地名声大振，仿佛被“意外地做了一次广告”。

经过这次斗争，甘地在南非旅居期间，一直戴着印度头巾。不少印侨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效法。

从此，甘地逐步扩大交游范围，结识了许多各界朋友。这个时期，商行准备打官司。阿布杜拉赛决定请甘地代表他到德兰士瓦首府比勒托利亚完成这项任务。阿布杜拉赛为甘地买了头等火车票，让他独自前往。在送别的时候，这位印侨商人提醒甘地说：“小心点，这里不同于印度，随时都可能遇到麻烦。上帝与你同在。”

火车于晚上 9 点左右到达纳塔耳省马利兹堡。这里上来一个大腹便便的乘客，他一看甘地是个有色人种，马上板起脸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官员， 不露声色，一言不发。对甘地说：“你跟我来，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可是我有头等车票呀。”甘地解释说。 “那不算数，”另一个粗暴地说，“我告诉你，你必须到货车厢里去。” 甘地毫无惧色地说：“我也告诉你，我必须坐到目的地！”

那几个蛮横无理的人见讲不过甘地，便找来了警察。身材高大的警察一来不分青红皂白像抓小鸡一样提起甘地就往下丢，把他的行李也全部扔下车来。火车响起揶揄的汽笛声，在茫茫的夜色中开走了。留下一阵悲风陪伴着孤零零地被无情地抛在站台上的甘地。

候车室内，他静坐一夜。隆冬季节，天气寒冷。外衣放在行李里，甘地本想打开行李取件外衣御寒，又怕遇到了新的麻烦和新的侮辱，只得双手抱胸，龟缩身躯抖抖索索地祈祷。

第二天早晨，甘地打了一个电报给铁路局长，抗议这种野蛮行径，并且通知了阿布杜拉赛。阿布杜拉赛立即去见了局长，但局长认为铁路当局这种做法是正当的，不过他签名通知各路站长保证甘地平安抵达目的地。阿布杜拉赛同时通知了当地的一些商人到车站来帮助甘地。他们找到甘地之后，大家都诉了一通苦。甘地遇到的这件事，在他们看来，小巫见大巫，还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他们在南非多年，遇到的不公平待遇已经数不胜数了。

果然，接下来更多的苦头还在等着远道而来的年轻律师。

坐了一段火车之后，到达查理斯城。从查理斯到约翰内斯堡需改乘马车。麻烦再次突如其来。驿站经纪人把甘地从马车厢里拉出来，说他的票取消了。不管甘地如何辩驳，对方都不听，因为这个经纪人把甘地看成了印度的“苦力”，认为印度苦力与白人坐在一个马车厢里是痴人做梦、不可思议的事。于是甘地被强行安排在马车厢外的一个座位上。甘地明知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侮辱，但是他下决心忍住了。他知道，如果提出抗议，说不定马车都坐不上，这样就会无休止地耽误行程。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

马车慢条斯理地走到了下午。小站稍息。车上的领班这时从马车厢里出来抽烟，又要强占甘地的座位。他从车头那里拿了一块肮脏的麻布铺在脚踏板上，要甘地坐在踏板上。欺人太甚！甘地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态度强硬地说：“你要我坐在你的脚下，办不到！”

手脚粗大的领班二话不说，走过来揪住甘地的衣领，使劲扇了甘地几记耳光。打得甘地眼冒金星，头昏耳鸣。打过之后，他还要把甘地拉下车去。

甘地使劲抓住马车的铜栏杆，才不至于被拉下来。车上所有乘客目睹了这一暴虐行径。其中有几个乘客看不过去了，便劝解道：“算了，别打他了。就让他坐那里吧，如果不让他坐那里，就让他进车厢里来吧！”但是这个领班仍然又拉又打又骂，甚至吓唬道：“到下一站，你看我的厉害！”马车一路颠簸，甘地一路心惊肉跳。不知下一站还会怎样，只有请上帝保佑了。

到了下一站，天已黑实。甘地看到了几个印度人向马车走来，他悬在空中的心才开始踏实一点。这几个人恰恰是奉命前来接送甘地的。甘地把这件事情通知了驿站公司的代理人。不管它有没有用，都应当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能坐守待毙。不争取自己的权利，不为这种权利作斗争，印人的命运是不可能奇迹般发生变化的。甘地感到了出征南非的责任。

到达比勒托利亚后，甘地为办案作准备。这个案子是由商业交易而引起， 问题复杂，涉及到很多法律常识。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聘请了最有才华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的具体任务是为律师准备原告案内和挑选一些有助于案子的事实。甘地对这个案子兴趣非常之浓，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工作做得很卖劲很出色。实际上，原告和被告双方都是亲戚。双方虽然都想通过法庭弄个水落石出，但是双方也的确都希望快点了结这桩事情。案子本身有利于原告达达·阿布杜拉，事实极为有力，法律依据也很充分。甘地又去找了被告铁布赛，劝他找人仲裁。甘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他们二人和解。在仲裁人面前，原告、被告各自申述案子，结果达达·阿布杜拉胜诉。但是甘地又考虑到要铁布赛一次性赔款 37000 英镑似乎不可能。于是他又动员达达·阿布杜拉同意分期付款。双方同意。结果二人重归于好。大家对这个案子的结果非常满意。甘地也为这次成功感到喜出望外。从这个案子中，甘地真切地体会到了按法律办事的力量所在。在他以后 20 年的律师生涯中，他都吸收了这次的经验，以法律为依据，尽可能在私下里解决双方的纠纷和矛盾， 而且尽可能使双方和好如初。

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甘地接触了本案的律师阿·伍·贝克。贝克先生在当地享有盛名，且对宗教事业十分热心，是个虔诚的而且很有学问的基督教徒。甘地在英国留学时就对宗教有极大的兴趣，因此，两人一见如故， 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事业、共同关心的话题，使他们成为要好朋友。贝克还为甘地介绍了许多宗教界的朋友，经常与他们一起参加宗教活动，交换读书心得。浓厚的宗教气氛和朋友之间的真诚相待，使甘地感到了群体感情的珍贵。他还阅读了许多宗教经典，尤其是《圣经》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 耶稣的品格令他迷恋。他对贝克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基督的高贵形象， 是如此坚韧、和睦、可爱而又充满宽恕。他教导信徒当受到侮辱和打骂时， 不能回击。当别人打左脸时，最好伸出右脸供打。我认为这是一个完人所树立的最好榜样。”甘地还通过对自己信仰的印度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比较研究，得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宗教观点：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没有好坏与善恶的差别。

铁布赛在比勒托利亚与达达·阿布杜拉齐名，都是南非印侨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公众中而且很具号召力。甘地在与他的接触中发现了这个优势， 因此，甘地提议，在铁布赛家里召开一个由当地所有印度人参加的集会。甘地在会上作了题为《商业上的诚实》的演讲。面对公众演讲，这是第一次。这次演讲获得意外的成功。演讲主要就侨民在任何地方都致力于培养个人的道德，即生意上的诚实，清洁的个人习性，相互支持的勇气，团结一致，谈

了自己的看法，告诉大家这种自觉和无懈可击的修养对居住在异国土地上的印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往往代表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不是慷慨激昂，而是娓娓道来。从此之后，每一段时间，印侨们就要召开一次会议，成为惯例。这次会议为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夜之间， 腼腆胆怯的甘地在印侨之中确立了新的地位。

案子顺利了结，甘地不想再留在南非，便开始作回国的准备。作为达达·阿布杜拉公司股东的阿布杜拉赛坚持要为甘地饯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任务又向甘地招手了。

原来纳塔耳立法议会正在讨论法案，企图剥夺印度人的选举纳塔耳立法议会议员的权利。

阿布杜拉赛告诉甘地：“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了而成为法律，那就会使我们的处境极为困难。这是钉入我们的棺材的第一支钉子，它打中了我们自尊心的根蒂。”

于是参加饯别会的印侨都纷纷挽留甘地留下来。盛情难却，甘地同意再住一个月。不久，便由甘地召集，在阿布杜拉赛家里召开了一个会议，主要是决定对选举法提出反对意见。参加会议的志愿者很踊跃，印侨学生、商人几乎都到了。甘地在会上作了情况说明，并提出要电告议会议长和总理约翰·鲁宾逊。大会决定请甘地代笔草拟一个请愿书，并经印侨四处奔走征求到一万多人的签名，当地几家报纸刊登了这个请愿书，并刊发了评论。但是这个法案还是获得了通过。

印侨们更是气愤不已。他们通过这次斗争，懂得了更加团结、坚持斗争的道理。请愿书被印了一千多份，在当地广为散发。《印度时报》发了社论， 表示支持请愿书提出的要求，伦敦的《泰晤士报》也表示坚决支持这一行动。在舆论的奋力支持下，印侨们建立了新的信心。

甘地原想再留一个月的打算看来是不行了。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印度朋友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起来，要求我长期住下来。”为了解决甘地的收入和开销，当地 20 多个商人自愿聘请他为法律顾问，为期一年。达达·阿布杜拉把准备为甘地送行的经费拿来为甘地买了家具，办起了甘地律师事务所。这样，甘地就不得不决定暂时定居南非纳塔耳了。

甘地向纳塔耳高等法院申请律师资格。来南非之前，他曾向孟买高等法院申请获得了注册资格。但是这里的律师协会全是欧洲人，他们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种族观念的影响，一致反对同意甘地的申请。律师协会还请了当地一名最著名的律师支持他们。但是这名律师却又与阿布杜拉公司关系甚密。他悄悄约见甘地，告诉甘地只要阿布杜拉能出具品行证明，也许有指望。果然如此，最高法院的干涉没有成功，还是通过了他的申请。

但是在注册宣誓仪式上又起风波。首席法官非要甘地摘下印度头巾才能宣誓。甘地犹豫一下还是照办了。对此一些印侨很是不理解，包括达达·阿布杜拉等有名望的人都想不通。可是，甘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为别的，只为保存自己的力量应付更大的斗争。我不应该因为坚持戴头巾把一个战士的技能消耗殆尽。为了更大的事业，这是值得的。”

后来甘地多次谈到这件事，他颇为欣赏这次“妥协的美妙”。他认为这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这种精神是他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甘地之所以同意继续住在纳塔耳，从事律师业务其实只是他的次要目的，主要目的他还是想要把在南非的印侨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因此，他经

常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斗争需要一个经常性的组织，这个组织要有号召力、战斗力。经过反复思考，他建议将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做“纳塔耳印度人大会”。

1894 年 5 月 22 日，纳塔耳印度人大会正式成立。

大会在阿布杜拉家成立。这天这里挤满了人，大家热情很高，情绪激昂。会章规定，每月交五先令的人，才能入会。达达·阿布杜拉月交二英镑，甘地自愿月交一英镑，还有不少人都愿意月交 10 个先令。加上一些捐款，会费已不成问题。但是原来规定会费每月收一次，难度很大。甘地又是大会秘书，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他的头上。后来甘地经与大家商量，把会费改由一年交一次，免除了许多麻烦，而且交起来也踊跃。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吸取了当地印侨学生或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参加，由此印度人教育协会也宣告成立。协会成为一个辩论场所，会员定期前来宣读各种问题的论文。

在这期间，甘地先后写过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向南非的每个英国人呼吁》；另一本是《印度人的选举权——一个呼吁》。这两本小册子当时在南非广为流传，影响很大，为组织赢得了很多支持者和同情者，争取到了许多朋友，并且得到了印度各党派的支持，也为大会提出了行动路线。

纳塔耳印度人大会虽然只吸收了华侨学生和知识阶层的人员入会，但是大会明确提出了要为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工人服务。

一天一个衣衫褴褛的泰米尔人，手持头巾，张着两个门牙被打落的嘴， 直流鲜血，站在年轻的律师甘地面前。甘地看到这种惨像后，极为同情，劝他缠起头巾，像平等地位的人一样挺直腰杆。这个受到侮辱的访问者名叫巴拉桑达拉姆。他在德班一个欧洲人家中当契约工人。他的主人无端痛打了这名无依无靠的苦工。甘地请来了医生开了受伤证明书，然后领着这个受伤的人去见县长。在县长的支持下，使这名工人离开了他的雇主，转到另一个雇主手中。甘地解救了一名契约工人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苦工都把甘地视为朋友，他们从这件事情上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认为甘地是他们的靠山，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就在巴拉桑达拉姆事件之后，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当时纳塔耳政府推出一项对印度契约工人征收年税 25 英镑的决议。甘地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做出反映。他把这件事提到大会讨论，大会当即决定要组织必要的反抗。当地政府为了取得英国政府的同意，还派员前往印度交涉。正当甘地领导纳塔耳印度人大会组织反抗之时，印度总督额尔金勋爵却表示不同意征收 25

英镑但却同意征收 3 英镑人头税。这个态度使甘地以及印度侨民很失望。甘地认为，纳塔耳政府这样做，是对印度侨民的一种新的欺压办法。总督接受3 英镑的人头税，完全没有顾及到印度人的利益。试想，如果一家四口，夫

妻二人加上两个孩子，每年得交 12 英镑，而做父亲的在那里每月只有 14 个

先令的收入，就是 3 英镑的人头税也同样是非常残酷的。因此，尽管印度总督与纳塔耳政府达成协议，甘地仍然没有放弃斗争。他决定直到人头税取消为止。这场斗争后来成了流血事件，当局向契约工人们开了枪，一些人因此丧了命，一万多人还受到监禁。就是这样，斗争实际上还是没有停止。20 年后，3 英镑的人头税终被迫取消。应该说，这是广大印侨共同斗争所取得的最后胜利。

斗转星移，甘地已在南非侨居三年。他与这里的印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的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里印侨离不开他、需要他。在遥远陌生而又不友善的土地上，甘地经历了苦难，在恐惧中得到了磨练。他心灵中闭合的花

蕾已经完全绽开了。他干脆做了决定，把家搬到南非，准备久住此地了。

1896年， 甘地告假回国。第五章 重返南非

甘地按照计划，只在国内待上半年，乃携带妻儿一起重返南非。

在南非，他广泛接触了基督教徒。为了更加有效地与穆斯林保持密切联系，他决心利用 24 天的航程在船上抓紧学习乌尔都文和泰米尔文。他在船上找到了一位会乌尔都文的老师，虚心地学了起来。船上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他的学习成绩他自己较为满意。回到印度，他没有在孟买住几天，就直接回到拉奇科特。他要在家里着手写一本有关南非形势的小册子。后来这本被称为绿皮书的小册子从写作到出版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总算完成。这本书客观地勾画了一幅南非印度人被压抑被歧视的悲惨景象。书一出版，印度《先驱报》首先发表了社论，加以评介。接着路透社摘要播发并由总社播发到南非纳塔耳。

在家中，他了解到孟买一带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瘟疫流行。这种疾病的流行，使得广大人民感到终日惶惶不安，如果发展下去， 流传开来，还会影响到拉奇科特，甚至全国。甘地很快就向当局提出申请， 自愿参加防疫工作。他与防疫委员会成员一起，走巷串户，检查卫生，尤其是检查厕所。在需要检查不可接触者①的地区时，只有甘地一人敢于前往，其余的人总是以各种理由躲得远远的。

这段时间，甘地到处宣传他在南非所见所闻，他要把所见到的南非对印度人的偏见和歧视告诉所有的人。为了获得社会的支持，唤起民众对南非印度人的声援，他专程赶往孟买，拜见那些名门望族。费罗泽夏·梅赫达当时在孟买声名赫赫，有“孟买之狮”、“本省无冕之王”之称。他热情地接待了甘地，并特意为甘地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甘地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讲。费罗泽夏·梅赫达很喜欢甘地的这次演讲，甘地觉得无上快乐。甘地趁这个机会动员一些名士到南非工作，但是没有成功。很多人反倒劝甘地再也不要去南非那个鬼地方了，以免再次遇到暴力灾变和弥天暴戾。

“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但是我决不鼓励任何像你这样的人去和你一起牺牲。”很多人都这么回答他。

但是甘地觉得，一个爱国者无论如何都不会看轻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劝别人不动，但是甘地本人也不会被别人轻易劝动。他一直把《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当作座右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

随后甘地又到马德拉斯进行了一次演讲，受到狂热般的欢迎。这是因为巴拉桑达拉姆事件激发了听众的情感。他带去的那本名叫《绿皮书》的小册子第二版，在这里抢购一空。这种场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在这里，甘地还接触了《马德拉晚报》、《印度教徒报》的负责人，他们都对甘地的行为深表同情和支持。

在国内期间，甘地还拜会了国大党激进派领袖罗卡罗尼亚·提拉克。这

① 不可接触者：按照《摩奴法典》划分的最低贱的阶层，被称之为“不可接触者”或“残民”。

位甘地倾慕已久的领袖人物对甘地说了很多鼓励的话。与提拉克会晤之后， 甘地又去拜见了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克利。两人一见如故。

正当甘地在国内积极为南非斗争呼吁的时候，南非发来电报，催甘地“速归”。那里的印度侨民急切地盼着他去继续领导他们。这年 12 月，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及寡姐的儿子乘船再次向南非进发。

这次乘的船是直达纳塔耳的，整个航程只要 18 天。谁都没有想到，在离纳塔耳只有四天航程的海上，他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船仍在行进，爆裂声和巨浪声响个不停，使人毛骨悚然，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船在杜尔班港口抛了锚。

也许真是上帝的安排。这一锚抛下水去，麻烦立即就从天而降。船被勒令隔离五天，理由是孟买还在闹瘟疫，而瘟疫病菌最长生存期为 23 天。这还不算。杜尔班的白人听说甘地也在船上，每天都在港口举行大会，用一些威胁的言辞吓唬甘地，企图要把这条船打回印度去。达达·阿布杜拉公司并没有被港口的骚动吓倒。他们仍然派人到港口迎接甘地一行；甚至有人答应以赔偿公司的损失为条件阻止船靠岸，但公司不听这一套，下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让船靠码头、乘客登岸。公司人员在岸上与船上的甘地保持着密切联系。23 天期满，船获准入港，乘客准许上岸。船长艾斯坎比先生告诉甘地，最好是黄昏时候上岸，因为岸上的白种人对他发表《绿皮书》非常恼火，白天上岸恐有危险。但是不到半小时，公司的律师劳顿先生上了船，他希望带甘地一家现在就走。甘地同意。为了保证安全，劳顿先生安排甘地夫人及孩子先坐车上罗斯敦济先生家去，他与甘地徒步跟在后面。

刚一上岸，甘地就被几个白人青年认出来。他们一边恶毒地喊着甘地的名字，一边一窝蜂似地围追过来。劳顿先生怕甘地吃亏，赶紧叫了一辆人力车。未等上车，那些青年掀开劳顿，疯狂地用石头、砖头、臭蛋向甘地投掷， 还有人抢走了甘地头上的头巾，并打的打，踢的踢。甘地被打昏过去。这时人越来越多，死活都不肯放过甘地。他刚醒过来抓住一根栏杆想站起来，又被一阵粗暴的乱打打倒在地。这时恰好有个认得甘地的警官妻子路过此地， 见到这种情景，打开手中的雨伞，站在人群与接近死亡的甘地之间，加以阻挡，暴行才算停止。这时警察也赶到了。甘地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警察立即把他送到罗斯敦济家里。然而暴徒们仍不肯罢休，很快又把罗家围了起来，高喊要吊死甘地。警察只好让甘地穿上警察制服悄悄离开此地。

事情过后，很多人都动员甘地向法院控告那些歹徒。一些报馆也纷纷派记者采访。甘地总是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不泄私愤，因此不打算控告任何人。他认为控告那些青年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是轻信了别人的挑唆，以为甘地这次回印度发表了许多对南非白人不恭的话，伤害了纳塔耳白人的名誉，但是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到了那时，这些人会自惭形秽。甘地把自己的这个态度写成了书面声明，交报馆发表。三四天之后，甘地安顿好家，开始投入工作。甘地的宽宏大量显示为一种仁义和刚强，提高了甘地的地位和印侨组织的声誉。那些暴徒同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谴责。

甘地本来已有两个儿子，到了南非又增加两个。他实在不想再有孩子了。按照印度教规所定，男女之情只能为生儿育女而起，否则就是亵渎神灵。这时他产生“禁欲”的想法。但是青年律师也承认，在下定决心禁欲之后，也还多次出现过反复，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还有过几次失败”，尽管与妻子是分床而卧。甘地认为这大概与自己的意志薄弱相关，缺乏信心。一直到 1906

年甘地才正式立下誓言。向妻子通报了自己的誓言后，妻子表示理解并完全赞成。从此，甘地要么绝食，要么节食，要么只吃一点新鲜水果和坚果，以保证禁欲誓言的彻底奉行。

但是誓言为誓言，困难为困难。人都是有感情的，讲感情时难免有冲动。其实这也是圣贤常情。甘地后来认识到单靠人力自身的控制难以达到真正禁欲境界，只有以上帝的名义和他的恩赐才是立志禁欲者最后的源泉。《薄伽梵歌》的谆谆训教，实际上成了甘地超越苦难的方舟。他很相信《薄伽梵歌》这么几句话：

色之于味，如影随形；

色离绝欲之人，味绝深道之士。

甘地在一封著名的《致在印度的每一位英国人》的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为了帝国的事业，我冒了四次生命危险，一次是波尔战争，当时我领

导野战救护队，该队的工作，布勒将的电报曾提到。一次是纳塔耳的朱鲁人反抗，当时我又领导同样的一支救护队，由于努力进行训练工作，结果患了严重的肋膜炎。最后，为了履行我在德里军事会议上对蔡姆斯福爵士的诺言， 我在赫达地区积极投入募兵工作，作了漫长而艰苦的行军，结果患了几乎不治的痢疾。当我从事这一切工作时，我是相信这样的行动必然使我的国家在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

现在是 1899 年。10 月 10 日，波尔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从 1899 年打到 1902 年。这是一场由英国的南非殖民当局与荷兰垦殖者之间发生的战争。荷兰垦殖者在南非组织特兰瓦奥伦治自由邦，但英国当局拒绝承认他们的独立自主，经过长期血腥的战争后，荷兰人的土地被并入南非联邦。实际上，这场战争是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但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却声称是荷兰人的后裔布尔人虐待歧视南非境内的印度人。

甘地起先本来是完全同情波尔人的。但是由于听信了英国人的宣传，加上他对于不列颠统治的忠心却又驱使自己在战争中偏向英国人一边。

甘地发动招募了 1100 多人，成立了战时救护队。经过紧张的医护训练， 所有参加的人都取得了医务工作的证件。参加救护队的成员全都是南非印度人，将近 300 人是印度自由人，其他均为契约工人。当甘地正式申请上前线时，政府并不在乎。直到战争打到最艰苦阶段，英国人感到了波尔人的压力， 才接受了甘地的请求。救护队始终在前线工作，在战地救护伤员，每天行军都在 20 到 25 英里以上，而且还要抬着担架。在他们救护的伤兵中还包括英军的伍盖特将军。救护队在前线工作六个星期便宣告解散。他们在前线的出色表现和英勇行为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当地报纸发表了赞扬他们的诗歌， 称“我们终究是帝国的儿女”。布勒将军还为救护队 40 名队长颁发了作战勋章。

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南非印侨团结更紧，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泰米尔人、古遮拉特人、信德人之间兄弟般感情进一步加深，觉悟也有一定提高，由此侨团组织更加成熟完善，为他们后来领导群众斗争创造和积累了新的经验。这是甘地感到很欣慰的一件事。

救护队解散之后，甘地应国内朋友的邀请，于 1901 年 12 月告别了旅居六年的南非，携眷返回印度，并赴加尔各答参加了第十七届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会议。会上他提出的有关南非印侨的议案获得通过。

在印度期间，甘地的二儿子曼尼拉尔患了严重的伤寒病，并导致肺炎。全家都为这个孩子的生命着急。医生请来了，治疗无多大效果。医生劝道， 孩子不能坚持素食了。但是甘地认为，如果让孩子改吃肉食，这是对自己信仰的挑战。对也好，错也好，甘地的儿子不管怎样都不能因一时有病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当时孩子体温升至摄氏 40 度。甘地曾从南非一位德国人开的素食馆里学到一种水疗法，建议试一试。经过医生允许后，他便开始按照土办法将曼尼拉尔进行坐浴。每次让他坐在水盆里三分钟，接连三天只给他掺水的桔子汁喝。晚上，孩子的烧并未退下来。甘地又将一条被单用水泡湿，然后紧紧地裹着儿子，再加两床干毛毯，严严实实盖在上面，头上也用一条湿毛巾蒙着。孩子的生命之线现在操在上帝手中了。甘地这么想。

因为太疲劳，甘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守护，自己便到室外透透空气，祈祷苍天。回来时孩子居然清醒了，出了一身汗，烧也退了下来。据说，这孩子后来是几个孩子中身体最好的。这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水疗法的作用，甘地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信仰去推测。

若干年后，他自己患有头痛和便秘的毛病，投医问药不见效果，他又一次尝试着用水疗法为自己治病。可是这次上帝没有关照他，效果同样不明显。于是他又使用了一种土方子：土疗法。所谓土疗法，就是用水掺和一些干净的泥土铺在一块细布上，然后扎在肚皮上，睡觉时系，醒来时收。果然还灵验。加上他又曾读过一本《重归自然》的书，从此对水疗和土疗治病法深信不疑。这两种方法成了甘地一家治病的最常用的方法。

甘地回印度刚刚一年，才安居下来，突然有一天又意外收到了来自南非的邀请书。他离开南非时曾说过，只要南非侨团用得着，他可以随喊随到。安顿好妻儿，34 岁的甘地再次启程前往南非。

这次去南非，一些印度青年要求同甘地一同前往。他们在国内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想到南非谋求一番事业，而甘地恰恰也需要助手。其中包括了后来成为著名的非暴力抵抗运动成员、甘地侄儿摩干拉尔·甘地。

甘地再次离开妻儿，一去就是 12 个年头。

出发前，甘地的长兄神态失常，一提起甘地要走，就泪流满面，像有一种诀别预兆笼罩在心头，他实在不想再让甘地远离故乡了。于是他劝甘地现在应该到了多为家庭负责任的时候了。甘地说服不了兄长。为此其兄几个月都不愿与甘地通信。甘地深感不安。然而这并不影响甘地对兄长的敬爱，相反他认为这种敬爱是纯洁伟大的。几个月后，兄长还是谅解了甘地。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