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绝食相争

现在，甘地要集中精力着手处理阿赫梅达巴纺织厂的劳资纠纷了。

纠纷的起因是由于厂主要削减工人的工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争执异常激烈。工厂老板不肯作出任何让步，工人们只有采取罢工的办法进行抗争。甘地一接触这里的情况，感到有些微妙。老板曾经与他是关系非常好的

朋友。而且他也曾经资助过真理学院。但是甘地又感到工人们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又想采用私下里运用法律形式仲裁的方法解决这起纠纷。但是老板不同意仲裁的原则。

于是甘地主张工人们继续罢工。不过甘地在表明这个观点之前向工人的领导者提出了四个先决条件。一是绝不用暴力；二是绝不进行破坏；三是绝不依靠施舍；四是不管罢工多久，必须坚定不移，罢工期间，应当用其他正当的劳动维持生活。甘地的要求被工人所接受。甘地表示坚决支持他们要求生存权利的行动。

参加罢工的工人成千上万，他们几乎天天举着写有“埃克（保证）”“埃克”和“遵守誓言”的旗帜，在阿赫梅达巴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和平游行。甘地本人则每天在沙巴玛河边一棵大树下与工人领导人开会商量罢工事宜。情况开始变得严重起来。要求纺织工人不要靠施舍维持生活而降低身

价，这个容易办到。但是给几千工人解决工作，让他们能够养家糊口可不容易。头两个星期，工人显示出了巨大勇气的自制，每天举行大规模的集会。但是过了两个星期，他们终于表现出了气馁的迹象，他们的热情开始减退， 士气逐步低落。开始，甘地经常提醒工人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誓言，而工人们总是高声回答说：“宁死而不食言。”

但是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罢工工人被饥饿的威胁逼上绝境，脾气也越来越坏。参加集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那些到会的人脸上也显然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神色。20 天过去了，用甘地的话说，饥饿和厂主的奸细都在制造恶果，魔鬼在偷偷地对人们说，世界上根本没有愿意帮助他们的神，而且，誓言只是弱者的托辞。纺织工人开始出现怨言，说甘地叫我们斗争到死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却必须挨饿。甘地深深感到不安。

一天早晨，在罢工工人的集会上，甘地大胆地宣布了他的决定：“除非罢工工人重新集合起来，继续罢工直到获得最后胜利，或者直到他们全部离开纺织厂，我决不接触任何食物。”

工人们大为震惊。他们齐声叫道：“你不要绝食，我们绝食。绝食的不应该是你，而是我们。我们松懈了，请你宽恕吧。现在我们要重振士气，忠于我们的誓言，坚持到底。”

甘地坚定地说：“你们不必绝食，只要你们遵守自己的誓言就足够了。你们明白，我们没有基金，不能救济你们，因此，你们还应该想办法找点什么工作来维持生活，不管罢工继续多久，你们都能免于忧愁。至于我的绝食， 不到问题得到解决，决不停止。”

甘地枯柴般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挥动着，他的威望和感召力已经全部书写在他那消瘦的面颊上，他的瘦小并且稍稍有点弯曲的身躯这时在工人们眼里也突然显得高大起来。

在这之前甘地曾与罢工领袖一起到市政府联系为罢工工人寻找活干。但是没有希望。后来根据摩干拉尔·甘地的建议，真理学院正在建一个织布室。

可以考虑用一批工人前来工作。工人们听说这事，纷纷前来干活，大家从河边杠来一筐筐沙土，帮助学院用于奠基。这是一支壮观的运土队伍。几十年以后，这个感人的情景还时常浮现在甘地的眼前。但是学院经费毕竟有限， 不可能容纳众多的工人。

甘地一宣布绝食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这次绝食的办法并不是甘地第一次使用，但是运用绝食在激发民众的斗争热情还是首次。在绝食之前， 甘地常常去找纺织厂的老板商量，劝他们公正地对待工人们。可是老板们却说：“我们也有誓言，我们和工人的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我们不能容忍第三者的干涉。哪有什么仲裁的余地？”甘地一绝食，接着又有一些工人也接着宣布绝食。工厂老板们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神情恐慌，开始愿意寻找解决办法，后来终于委派仲裁人实行仲裁。甘地绝食三天后，持续 21 天的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大罢工以胜利而告结束。这一天双方在一片欢笑中参加罢工结束集会。厂主还在会上向工人们散发了糖果以示庆祝。

这场严峻的考验刚刚结束，孟买省中部的凯达县爆发了土地所有制纠纷，出现了严重饥荒。甘地不得不匆匆赶到那个地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几乎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甘地在当地一了解，才知道原来因庄稼大面积歉收，农民正濒临饥饿的边缘，但是当局仍毫无休止地榨取他们。而这时， 农民正在考虑暂停交纳一年的田赋。在甘地尚未提出方案之前，国大党成员安立特拉尔·塔卡尔先生已经在此经过调查提出了报告，而且还亲自与当地的专员进行了讨论和对话。同时还通过一些知名人士在孟买的立法院开展工作，此外还有不止一个团体积极为解决此事正在游说。身为国大党古遮拉特大会主席的甘地，很快向政府递交了请愿书、打了电报。但是当地官员不仅不予让步，而且对甘地进行侮辱和恫吓。

甘地认为，根据田赋税则的规定，如果收成是二分五以下，农民可以要求完全停止那一年的田赋。但是官方一再坚持当年的收成大大超过二分五， 而农民普遍反映收成不足二分五。双方各持己见，谁也不承认对方的数字统计。官方甚至认为，农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要求仲裁，这是“大逆不道” 的行为，因此大为光火。

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官方根本听不进所有的意见和建议。结死的板块一时难以松散。没有别的办法，甘地只好建议农民实行非暴力抵抗。并劝说所有富裕和贫困的农民立誓不交纳税租，直到那些交不起税租的农民得到政府豁免为止。

为了争取这次斗争的彻底胜利，非暴力抵抗者签订了誓言。据甘地自己后来回忆，誓言如下：

“由于我们这几个村子的收成不足二分五，我们要求政府免收田赋，直到下年再收，可是政府并不理会我们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签名的人，在这里郑重宣布：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决不交纳今年所有和余下的田赋。我们要求政府采取它认为恰当的任何合法步骤，并将乐于承受因为我们不交租所应得的后果。我们宁肯让我们的土地被抵押，决不自动交税，从而使我们的要求被认为是错误的，或者使我们自尊心受到损害。然而，如果政府同意停收全县第二批田赋，我们当中有能力的一定交纳应交纳的全部或差额的田赋。有能力交纳而不交纳的人的理由是，如果他们交了，贫苦农民就可能因为混乱而把他们的东西变卖掉，或者向他们借债来交纳税租，这样，就会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为了照顾贫苦农民，甚至

那些有能力交纳田赋的人也有责任不交纳田赋。”

这个誓言写得非常文明，全篇贯穿了甘地非暴力抵抗的愿望，充满斗争策略的智慧。协助甘地参与这次斗争的人员有伐拉白·巴德尔律师，本来他的律师业务很兴旺，但是为了实践非暴力抵抗而不得不放弃他的律师工作，还有在阿赫梅达克组织纺织工人罢工的安娜舒耶朋夫人，以及商卡拉尔·班克，班克后来曾撰写过一部《凯达非暴力抵抗运动史》，很受甘地的青睐。甘地与助手们走遍各村向农民宣传非暴力抵抗的原则，帮助农民积极参

与斗争、消除害怕心理。开始的时候，政府并不打算采取强硬措施。后来看到甘地的活动越来越有力，便打算采用暴力进行镇压。政府在乡村到处张贴了处罚通告，强行卖掉人民的牲口或将农作物作抵押。许多农民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吓得惊慌失措。

面对这样的情况，甘地采取新的斗争方式。他劝农民们在穆罕拉尔·潘提尔的领导下，把甘地认为被错误地当作抵押的那块地里的洋葱收割起来。甘地认为，政府征封尚未收割的农作物的办法即便是有法律为依据，也是缺乏道德的，这无疑是一种掠夺，因此人民有责任收割洋葱，不管它是否已有征封的命令。而这正合潘提亚先生的心意。他不希望这次运动草草收场、悄悄结束。于是自告奋勇带着几个人便去收割这块被征封之地的洋葱。结果这几个人被捕。法院开庭那天，群众包围了法院。法院只得判他们短时间拘禁。入狱那天，成群结队的人都来为他们送行。

斗争坚持了五个月，才开始出现了新的希望。这一天，甘地接到了税务部门的通知，声称只要有能力的人交纳了田赋，贫苦的人今年可以缓交。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彻底的胜利，但毕竟也是胜利成果，农民们表示对这个结果是满意的。但是甘地却想到了新的问题。贫苦的人可以缓交，那谁是贫苦人呢？这还不是由政府来确定吗？

甘地后来在总结这次斗争时，是这样评价凯达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凯达的非暴力抵抗标志着古遮拉特农民觉悟的开始，他们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开始。”

也还是同一年，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遍及全欧洲。印度副王切姆斯福特勋爵因为担心法国会发动进攻，就在德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以谋求印度领导人的支持而进行招兵。甘地应邀出席会议。甘地总是认为，只要英国需要，每个印度人都有责任给予帮助。于是便以“中士招募官” 的身份，到处为帝国招募新兵。甘地到处游说，走到哪就在哪里举行集会， 鼓励青年应征入伍。人们开始感到很奇怪，怎么一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突然又如此为帝国卖命宣传入伍打仗。有人甚至对他提出了责问。他总是不慌不忙回答说：“借帝国的政治家来证明自治的程度，除了对生死存亡的帝国服务，我想不到考验我自己的更好办法。”很长一段时间，甘地的工作都不见成效。从 1 月到 4 月，整整四个月，费尽了口舌，报名的人才多起来。而这时，甘地自己也把身体累垮了，并且患了痢疾。当时甘地并不在意，回到真理学院在家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同伐拉白先生一起赶往纳提亚。结果病情加重，又被送回真理学院。他试用自己的水疗法治疗，但医生和朋友都劝他喝些肉汤，作为立誓不喝牛奶的变通办法。但是甘地一边呻吟一边却清清楚楚地回答一个“不”字。医生固执地劝他：“如果吃几个鸡蛋，也许恢复得快一些。”然而执拗的甘地却缄口不语。

在甘地病重期间，专员捎来口信，要甘地不要再为招兵操心了，因为德

国已经被打败了。为了早日参加工作，甘地在商卡拉尔·班克的陪同下，请达拉尔医生进行了诊断。但是这位医生劈头就说：“如果你不喝牛奶，我不能使你的身体复原。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注射，我敢担保你体力可以完全康复。”

甘地为难地回答道：“你可以打针，但是我发誓不喝牛奶的。” “那么喝羊奶你该不会嫌弃吧。”嘉斯杜白插嘴说。

聪明的医生赶紧接过话来：“只要你愿意喝羊奶，我想也够了。”

甘地让了步。早日投入非暴力抵抗斗争的热望使他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喝了羊奶之后，他又接受了医生为他的裂疮动手术。后来他对他这次的行为作了如下的解释：

“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但还是同意喝了羊奶，求生欲望要强于对真理的忠诚。希望继续进行非暴力抵抗精神的迫切愿望至少使献身真理的人这一次放弃了他神圣的理想。”

1918 年 12 月，国大党在德里召开会议。大会没有按照惯例通过“效忠议案”，而是通过自决议案，声称“为保障未来世界和平，民族自治原则应适用于所有进步的民族。本会议认为英国国会和巴黎和会应承认印度为进步民族，应适用民族自治原则”。大会请求英国政府同意印度像其他自治国家一样派出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并选出提拉克、甘地、伊玛为国大党代表。就在这之前，甘地曾给英国副王写信表示：“我们希望有美好的未来，为此我们愿意作出奉献。”可是刚一进入新的一年，甘地却从英国人那里得到了

《罗拉特法案》这份“厚礼”。

甘地挣扎着从病床上爬起来。夫人嘉斯杜白问他要什么，甘地告诉夫人， 赶紧把帕泰尔、奈都夫人等叫来，我要开一个紧急会议。当天参加会议的共有 20 多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请到会代表签名发表。

所谓《罗拉特法案》，实际上是残忍地剥夺了印度人的公民自由，规定政府官员有权不经审讯即可任意逮捕监禁他们。

甘地来到了德里，参加了立法议会辩论会。他倾听着印度领导人情绪激昂的发言，要求政府取消法案。当时总督也在屏息谛听，目不转睛，但总是不发一语。甘地以为他被说动了心。结果是什么效果也没有。甘地曾就此感叹说：“只有一个人真正睡着的时候，你才能叫醒他；如果他只是假寐，你怎么叫也不会有结果。”

印度一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正是《罗拉特法案》将甘地卷进了如火如荼的印度政治风暴之中。从 1919 年到 1948 年他去世时为止，他一直站在印度斗争舞台的中心，是一位以他的国家独立而告终的伟大历史戏剧中心的主角。他彻底改变了印度政治舞台的整个性质。”

甘地趁法院尚未公布其为法律，抓紧时间一连给总督写了几封信，呼吁他撤销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下文。1919 年 3 月 18 日，法案公布，从而成为法律，甘地当即又给总督去信，表示政府的行为除了使他采取非暴力抵抗外， 别无选择。

这次游说甘地选择了南方。拉贾戈帕拉查里与他结伴而行。他与尼赫鲁、普拉萨德、伐拉白被称为甘地的四大金刚。

第二天一起床，甘地兴奋地告诉拉贾戈帕拉查里，他昨晚在梦里得到一个主意，那就是号召全国总罢市。让印度的全体人民在同一天停止工作，把那一天当作绝食和祈祷的日子。“到那时，全印度从东到西，从城市到农村，

在同一天进行总罢市，该是多么惊人和壮观的一幕”。甘地不无激动地说， 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似乎已经看到了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拉贾戈帕拉查里接受了甘地意见。于是甘地很快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子开始定于 3 月 30 日进行，后又改为 4 月 6 日。这一改动使甘地希望出现的壮观场面露出了缺陷。德里和其他一些地方接到改动时间的通知迟了，那里仍于3 月 30 日进行了总罢市。但是罢市非常成功，群众情绪高昂，步调前所未有的一致。消息传到甘地那里，他感到十分惊讶。他再不是过去那个优柔寡断的甘地了，今天他已经成为圣雄，他的号召力在印度再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政府原来也对甘地的作用估计不足，以为又是那种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吵吵闹闹，并没有什么多大用处，没有想到前不久的这位“中士招募官”一下子使他们变得害怕起来。

4 月 6 日那天，甘地赶到孟买。他要亲自在那里组织实施他的计划。清晨，甘地率数千群众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甘地当天发表几次演讲，宣传德里罢市成就，鼓舞大家士气。甘地还在那里无视禁令地出售了两本书，一本是《印度自治》，一本是《献给后来者》。甘地在售书过程中一再向买书的人说明，这是禁书，买书有可能坐牢，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些，“那时候他们对于坐牢的恐惧全然消失了”。政府这次没有干预，他们说，原版书为禁书，这次出版的是新版，新版不在禁令之列。

第二天，甘地又召集了关于使用国货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的宣誓大会。当晚甘地前往德里。

德里。3 月 30 日的总罢市和示威活动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示威者与行人遭枪杀。在去德里的路上，甘地被逮捕并被押回孟买。甘地被捕的消息一下子传开，很多城市的群众极为愤慨，偶然出现暴力行动。11 日警察当局告诉甘地：“你现在恢复自由。”甘地当即前往白敦尼。他一下车，群众簇拥而上，高呼“祖国万岁”、“上帝至上”的口号进行游行。接着游行群众被警察驱赶，混乱一团，有死有伤。过后甘地驱车赶往警察局质问局长， 并以严辞相告：“人民都爱好和平，并没有过激的天性。”可是也就在当日， 阿赫梅达巴纺织工人听说甘地被捕，群起罢工，杀死一名警察，还准备拔掉铁轨，暗杀政府人员。警察大肆镇压，人民惊恐万状。甘地立即前往该地重申非暴力抵抗的意义。14 日该地停止暴力行动。甘地对参加斗争的群众高昂的斗志感到高兴，对他们遭到的伤亡感到痛心，对群众在斗争中的不冷静却也感到遗憾。他在纳提亚一次演讲中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式的判断错误”。他认为，在群众还不具备参与非暴力抵抗素质的时候，自己异想天开发动了这场规模宏大的斗争。他决定从这一天起惩罚自己，三天绝食苦行。

在甘地绝食三天期满的当天，也就是 1919 年 4 月 13 日，在旁遮普更大的惨案发生了。甘地称之为“黑暗的事件”。

这要从头说起。

4 月 10 日清晨，英国当局未加任何审讯就无理将两名政治家驱逐出阿姆利则，三万群众拥上政府门口进行抗议。当队伍开始游行时，宪警开枪，数人伤亡，这无疑是火上浇油，群众奋起反抗，引起暴动。当场打死六名英国人，放火烧了银行，砸坏了政府办公楼，割断了市区电话线。当天政府宣布戒严。次日戴尔将军指挥驻扎在阿姆利则的英国军队开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当时还有二万多群众在嘉里安瓦拉广场集会。英国军队封住

仅有的一个出口，占据四周高墙，向数万群众开枪扫射。并有几架飞机在上空投掷炸弹。广场内顿时成为一片血海。据政府官方统计，这次惨案死亡人数达四百多人，致伤二千多人。甘地赶到当地进行详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被杀一千二百多人，伤残三千六百多人。屠杀过后，警察当局又大肆逮捕， 对示威者进行恐怖审讯，公然鞭打脚踢。同时还发布一道惨绝人寰的命令， 要求凡经过某条街道的所有印度人都应该像肉虫一样，肚子着地爬过去，否则后果自负。

据后来宣布，英方这次大屠杀的目的是从军事观点出发的，意图不仅对在场人，而且对旁遮普全省，造成精神上的威胁。由于英方当局实行戒严和封锁新闻，以致连国大党领袖也在惨案发生后好多天才知道这个消息。

一位印度作家这样写道，这次“黑暗的事件”，“标志着印度与英国关系史上的转折点，使英国统治大厦产生了致命的裂痕”。的确，英国军队的暴行激起印度人民的极大愤慨，从而把整个印度大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接着全国有 50 多个城市乡村开展了武装暴动。

甘地的心情非常沉痛。他组织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到处继续宣传他的主张，但是现在人们正处在激愤时期，他的声音也变得微弱起来。

4 月 18 日，甘地宣布停止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向总督要求前往旁遮普，未被批准。这时甘地接受了《青年印度》主编的职务，一位朋友也把

《新生活》月刊交给他管理。甘地便利用这两个阵地进一步宣传他的非暴力抵抗的主张。

与此同时，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听到“阿姆利则”惨案后，于 5 月 30 日致信总督，提出严正抗议，并将政府颁发的勋章退回。6 月 8 日，国大党对政府加以谴责，提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制造惨案的暴行。

1. 月 17

   日甘地的申请终于被批准，他便很快赶到旁遮普省对惨案进行彻底调查。甘地广泛地接触当地民众，了解他们的疾痛，掌握戒严期间无数怵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期间，甘地应穆斯林领袖罕与萧克·阿里邀请前往德里主持 11 月 24 日召开的哈里发印度教徒与穆斯林联席会议。在会上甘地第一次提出了“不合作”这个新的概念。

德里会议，主要是讨论基拉法问题。基拉法是土耳其伊斯兰教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君主神权与主权不稳，这在印度穆斯林中引起强烈反应，于是他们发起“基拉法运动”，要求战胜国之一的英国，保护基拉法的权利。甘地支持这一运动。基拉法运动的开展，实际上给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纲领带来了新的力量。当时很多同事不理解甘地。甘地 1920 年 3 月 10 日发表谈话说：“如果能够使人人都相信战争始终是一种坏事，我们就可能尽快地获得一切权利。一个能够断然放弃暴力的个人或民族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但是甘地也不强行要求他们接受他的非暴力主张，他又说：“穆斯林教徒承担着特殊的古兰经义务，印度教徒可以分担也可以不分担这些义务。因此，为了防止不合作和非暴力方法万一遭到失败起见，穆斯林须保留采用古兰经所允许的一切方法的权利来伸张正义。”

1919 年 12 月，国大党有意将年会安排在阿姆利则召开。甘地出席这次会议，提拉克是最后一次出席这次会议。他虽然对甘地组织这次非暴力抵抗运动有意见，当甘地在会上提出旁遮普暴行谴责议案，倡导以德报怨、谴责“暴民”时，他也没有做声。但是，当甘地就改革法案决议发言时，他却坐不住了。

改革法案，即英国政府前不久通过的孟达古—蔡姆斯福德改革法。主张国务会议，省立法会议、各省省长、各行政机构分别由总督指挥和选举产生两种代表机构。提拉克认为该法案不切实际，主张通过决议加以反对，而甘地则主张以合作的态度接受法案。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最后经过讨论，通过了一个妥协性决议。虽然在改革方案问题上甘地与国大党元老发生分歧，但是这些元老包括提拉克、老尼赫鲁等对甘地对旁遮普的调查、特别是对他在南非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年会决定，甘地继续就旁遮普事件进行调查，并担任党章修改和为旁遮普遇难家属募捐等任务。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

自从有了阿姆利则年会的分歧，这次国大党会议能不能通过甘地提出的“不合作运动方案”已经没有把握。国大党这次特别大会于 1920 年 9 月 4

日至 9 日在加尔各答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 5800 多人，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元老都到会。在前一个月，元老提拉克已经去世，正如甘地所说：“他无疑是人民的偶像，他的话是千万人的法律，我们中间的巨人已经长眠不起，再也听不到他狮子般的吼声。”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甘地的方案，而甘地知道，国大党政治家中的一股强大的势力，正准备联合反对甘地的不合作方案。在这之前的 5 月 28 日，哈里发委员会在孟买通过了甘

地计划之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当即在 5 月 30 日召开了会议却并没有通过他的方案，理由是与阿姆利则决议不符，当前不宜开展不合作运动。所以才决定召开这次特别大会。

甘地不合作方案的由来是这样的。

今年初，英国抛出土耳其和平条款，提议剥夺土耳其苏丹兼哈里发（伊斯兰教皇）的权利，遭到整个穆斯林的反对。甘地多次与哈里发运动领导人进行讨论，甘地认为“不合作仍是我们惟一可循的途径”。

穆斯林的请愿要求被拒绝后，他们决定 3 月 19 日定为国耻日。甘地就在这天正式提出了他的不合作运动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如下：一是抗议英国对哈里发问题采取的暴力与不负责任的态度，希望能够使问题“求得光荣的解决”；二是假如解决结果不令人满意，则印度可能全部撤回对政府的合作；三是希望国人不作任何煽动暴力的演讲和行为；四是如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为了正义，穆斯林将采取符合伊斯兰教义的一切手段。

此后，甘地又致函总督，重申自己的观点，希望英国能纠正在哈里发问题上的错误决议。遭拒绝。甘地于是于 8 月 1 日写信给总督，退还英王授予的勋章，并表明不再敬爱一个无耻的政府。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对甘地的行为也很动气，指责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是“设计恶劣”的幻想。

现在甘地只指望国大党的支持了。但是这有多难。自从他的方案提出， 贝桑特夫人等就始终公开持反对意见。会议经过一番审议争议最后只有以投票方式来决定。完全是意料之外，方案竟被通过。甘地受到极大鼓舞。他没有想到他的支持者竟还有那么多。按照章程，特别会议的决议还需提请年会审议。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们也都准备在年会上再就甘地方案提出反对意见。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年 12 月国大党在那普尔年会却又获得一致通过， 当时除孟加拉省以外，几乎所有省份都支持甘地。国大党在决议有关行动的部分指出：

“本届大会进一步认为，印度人民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只有承认和采纳渐进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直到上述行为得到改正，自治得以确立为止。”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甘地修改的新党章，以及由甘地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工作建议，如加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推广土布等。

那普尔年会为甘地带来了重大胜利。随之便有报纸把这次重要会议称之为“甘地的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地位的确立，在国大党内“甘地时代”开始。

大会之后，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律师停业、学生退学，政府官员放弃高官厚禄回到人民中间，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兴起。与此同时，许多地方开始创办民族学院、国立大学，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进一步加强。举国上下人民群众面貌焕然一新。正如老尼赫鲁先生说：“一个精神萎靡不振、落后的、四分五裂的民族忽然昂首挺胸参加全国有纪律的行动，这种行动本身就使群众产生了不可抵抗的力量。”随着不合作运动的开展，政府威信急剧下降，多次下令限制，无丝毫作用。

1921 年，全国性不合作运动进一步发展，罢工的面越来越大，参加罢工的人数越来越多。在运动如火如荼深入开展之际，甘地担心又会出现上次非暴力抵抗运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于是决定暂缓群众性运动，把主要精力转到禁止洋布、推广手纺手织的土布运动上来。1921 年 7 月 18 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决定中心工作仅限于此。31 日，甘地在伯利哥举行焚烧洋布集会，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并将收集到的洋布付之一炬。这期间，甘地自己每天都抽出半天坐在纺车前，吱吱吱地纺线织布。在真理学院，摩干拉尔·甘地对纺车进行了许多改进，织起布来又快又好，甘地曾乐意向社会推销。

也就是在这个月，阿里兄弟并没有暂缓不合作运动，他们主持在卡拉奇召开会议，并且通过了一项决议，声称，“如果哈里发的要求在圣诞节前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则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9 月 14 日，阿里兄弟被捕，并被判苦刑。

为了声援阿里兄弟，甘地决定先缓土布运动，重新开展群众性不合作运动。9 月 21 日，甘地削发抗议。并组织起草集体签名发表一个宣言，指出： 无保留地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与政府断绝关系，另谋出路是印度士兵和每一民政官员的义务。宣言号召人民，准备抵制军队和抗税。

正在这时，泰戈尔与甘地出现分歧。泰戈尔撰文指责甘地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希望人们不要盲从。于是两人开展了一场辩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描述这场论战时说，“大诗人激怒了甘地这位空想家。论战达到高不可及的地步，表现出只有当代印度两位伟人才能驾驭，而他们的崇拜者则不知所云”。

阿里兄弟仍被判刑二年。斗争更加激烈。在孟买，一些市民缺乏冷静。正在甘地演讲的时候，有些人就将那些穿洋布衣的人的衣服撕烂焚烧，同时砸烂酒店、焚烧警察局和电车，打伤打死警察。次日警察施以报复，局面不堪收拾。甘地为了不使这次暴力行动打乱自己不合作运动的全盘计划，再一次宣布绝食。他并表示，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他将把自己的儿子送至乱区， 让暴民杀死。

甘地的行为震慑了那些丧失理智的人。混乱的局面渐渐被控制，三天后恢复正常，甘地开始进食。从此以后，甘地每逢周一，便绝食 24 小时，直到印度自治为止。

这次绝食历时四天，始于 1921 年 11 月 19 日。

可是事隔不久，即 1922 年 2 月 5 日，印度北方的乔里乔亚村村民游行，

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后退回警所，狂暴的民众纵火烧毁了这个警察所， 几名警察被困在室内烧死。甘地闻讯，惊愕不已。

1. 日，甘地要求国大党撤销集体民事反抗计划，并决定从 12 日起再次

绝食 5 天以自谴。国大党迫于甘地的压力，正式宣布取消群众性不合作运动。不合作运动的突然中止，甘地因此遭到许多非议，而且也给当局以镇压的可乘机会。但是甘地决心已定，不肯更改，他解释说：“将整个积极的活动彻底颠倒过来，在政治上可能不稳定、不明智，但是毫无疑问，这是谨慎而又正确的行动。我向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保证，我的屈辱和悔过对国家一定有益处。”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需要的惟一美德就是真理与非暴力。我们需要超人力量。我什么也不要。我和我虚弱的同胞们有一样的血肉之躯， 因而我和任何人一样，也很容易犯错误。”

但是的确，甘地的失常，让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923 年 3 月 10 日，不合作运动刚好中止一个月，甘地便在阿赫梅达巴突遭逮捕。甘地在受审时，对指控他煽动闹事供认不讳。但是他又说：“这在法律上是蓄意犯罪，但对我来说，这将是一个公民最崇高的职责。”

他被判处六年徒刑。他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平静的时刻。”

甘地在监狱里坚持每天纺纱和读书。他把坐牢看成是卧床疗养和潜心修炼的日子，而不是惩罚。

1924 年 1 月，甘地因患阑尾炎被送至浦那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因需恢复健康而获释。这期间，国大党内部分歧严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也趋于紧张，到处是混乱不堪的景象和沮丧悲观、愤世嫉俗的情绪。甘地针对这种情况，8 月 31 日在孟买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当前致力于建设性工作，提倡手纺手织、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和睦、解救贱民三大工作，这才是最要紧的团结方法。他的想法得到众多人的支持，连一向反对他的贝桑特夫人也在《印度青年》上发表文章，表示同意接受甘地的主张。她声明，如果国大党负责人接受甘地的主张，她答应重新入党。甘地在党内重新建立了威望。

然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矛盾越来越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时教派仇杀开始，而且很快在全国泛滥开去。甘地眼看呼吁已无多大作用，又一次决定从 9 月 18 日开始在阿里寓所绝食 21 天。绝食期间只喝清水和盐水。他说：“上帝似乎已被废黜，让他回到我们心中吧。”

绝食如同前几次一样果然产生了效果。它导致了很多人内心自省。两个教派的领袖一再向甘地表示立志从大局出发，和睦相处，不要冲突。他们还在德里召开了一次联欢大会，通过一系列亲善决议。

绝食的最后一天黎明，甘地披着黑毯出现在孟买的祷告人群中。上午， 所有的领袖都来了。甘地要冲突双方的领袖各自在神的面前发誓，握手言和， 从此团结一致，不再搞分裂。得到满意的态度后，开始举行停止绝食仪式， 医生拿来一瓶桔子汁，甘地喝下，绝食结束。

但是甘地也十分清楚，用这种方法维系的亲善不可能牢固。果然不久这种维系又出现了新的裂痕。

他沉思良久，轻轻地叹息道：“我辛辛苦苦为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团结奋斗了三十余年，却终于不成功，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