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早在 1645 年，在清朝刚建立以后，编纂明朝正史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

这件工作拖延了几十年。直到 1723 年《明史稿》（2.1.8）才完成，直到 1739 年定本《明史》（2.1.9）才刊印。在二十四史中，《明史》被列为编纂得最仔细因而也是最可靠的史书之一。正史编纂者可以得到的许多资料如今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很明显，正史对明朝历史所作的解释，是根据清朝政府官方的新儒学正统观念。在这方面某种偏见是可以预料的。凡是涉及晚明时期明帝国与满洲和蒙古的关系的题目，其论述必然是偏颇的。不过，作为一种资料，这部官修史书最严重的不利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它的明代原始资料尽管有所遗失，许多仍然存在。就此而论，值得在这里指出，清代文字狱中禁止的大多数作品一直被保存下来，而大多数遗失的作品不在被禁之列。①这可能是直到今天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现象的又一种说明。一本被列入禁书名单的书，被认为有特殊价值，从而被小心地保存下来。禁令实际上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不过，18 世纪的文字狱的确阻抑了对明史的兴趣。学者不敢发表任何有关明史的著述。只是到了 19 世纪晚期政府的控制松弛下来时，有关明史的书才再度出现。这时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至今仍然有用的编年体著作：夏燮

（1799—1875？年）的《明通鉴》（约 1870 年，1.3.11）②和陈鹤（1757—

1811 年）的《明纪》（1871 年，1.3.12）。随后在 1887 年，龙文彬（1821

—1893 年）的《明会要》出版。③它仿照 961 年的《唐会要》，收入有关明

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选自正史和 200 多种其他资料，分 15 门，近 500 子目。

一般来说，明史研究在清代遭受的挫折，其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中叶。只是在最近数十年，明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才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引起应有的注意。

①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谢交敏（音）：《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214]，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48（1958 年）， 第 73—82 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980—984 页；沃尔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国的“蒙古地图”和〈广舆图〉》

[184]（北京，194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