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

激情少年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出生在法国里尔市公主街一个世代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

少年戴高乐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他的高个子和异乎寻常的大鼻子。

戴高乐非常爱他的父母，他生性好斗，因此常常受到父亲的责打。和别家男孩一样，他也喜欢玩打仗游戏，只是戴高乐玩得似乎比谁都认真。

一天，小弟弟皮埃尔哭着跑回了家。妈妈追问原委，原来是几个孩子一起玩打仗，皮埃尔装特务，送情报的时候被抓住了，他没有执行司令官戴高乐把情报吞进肚里的指示，却把情报交给了敌人，满腔怒火的戴高乐就给了弟弟狠狠的一顿“爆栗”，这就是戴高乐对“叛变投敌”的最初反映。

了解了这一点，人们对几十年以后戴高乐对维希政府及法奸的态度就不会感到惊讶了。

真正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的，是戴高乐家族“祖传”的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为了使住在拥挤喧闹的巴黎的一家人能够散心，亨利·戴高乐在多尔多涅河畔买下了一处朴素但不失大方的房产，取名为“卢瓦尔河别墅”。全家人常到那里去度假，孩子们可以各选一本书带去，戴高乐第一次带去的就是一本《法国史》。

在戴高乐的整个少年时期，没有任何作品。任何友情对他所起的作用，都不能与历史小说相提并论。戴高乐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他很喜欢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歌德和海涅的作品，不过他最喜欢读的莫过于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诗作。过了一段时间，戴高乐崇拜的对象则是文学家和爱国诗人夏尔·佩居伊，这种崇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佩居伊的诗文笔优美细腻，技法精巧娴熟，内容多以圣女贞德为主，充满追求和活力。在这位爱国诗人的心目中，理想的法国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她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尽忠、效劳。对出身传统天主教徒家庭的夏尔·戴高乐来说，这种观点与其说是影响了他，引起了他的共鸣，还不如说是被他奉为经典，并成为他一生中的做事原则。

佩居伊深受20世纪初实验主义哲学家帕格森的影响，戴高乐也因此常常翻阅帕格森的著作。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伟大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毫无疑问，这一信念同佩居伊的观点一样，成为戴高乐后来终身实践的人生信条。

一战被俘

1907年，戴高乐所在的学校圣母玛利亚学校因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托万中学就读，因为要考圣西尔军事学院，数学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所以他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在安托万中学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一年后，他转学进入巴黎的斯塔尼斯拉斯学校。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不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当中是第110名，但总算考取了。这一年，他19岁。

进入军事学院，是戴高乐一生的转折点。这一选择，决定了戴高乐将来不会成为文学家，也不会成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文史哲方面也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这对他成为一名政治家、军事家是很重要的。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他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欢，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公鸡”、“两米”（形容他奇高的身材）等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支特别显眼的“大鼻子”。有一次开联欢会，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热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的“大鼻子”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13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33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城。这时该团团长是菲利普·贝当上校。

在第33步兵团，贝当很赏识戴高乐的才干。相传，戴高乐曾经受过贝当的处分。一次，贝当视察部队，戴高乐带领的队伍在穿过阿拉斯城返回营地时乱了套，一时间造成了交通堵塞，贝当以为这是戴高乐指挥失当，便罚他坐禁闭，旋即发现并不是戴高乐的过错便收回了处分的命令。

1913年10月1日，戴高乐晋升为陆军中尉。贝当写下的评语是：“异常聪颖，忠于职守……极堪嘉许。”

戴高乐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的第二年，爆发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法国于5月占领摩洛哥首都菲斯，7月德国“豹号”炮舰开进摩洛哥的阿格的尔港，“柏林号”巡洋舰也出现在摩洛哥海面。德法冲突一触即发。英国支持法国，德国被迫与法国谈判，最后，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法国则把法属刚果的一部分割让给德国。

摩洛哥危机尚未结束，意大利和土耳其为争夺的黎波里于1911年又发生战争。意土战争加速了巴尔干危机，诱发了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各帝国主义摩拳擦掌加紧备战。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以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为假想敌，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亲自指挥演习的奥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于6月28日到达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爱国者炸死。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天之内，法国、英国和俄国等协约国集团都卷入了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等同盟国集团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爆发了。对于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从德国手中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失地，取得萨尔煤矿区权益，恢复在欧洲的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第33步兵团受命于8月5日从阿拉斯城启程，开赴比利时。

第33步兵团原属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莫斯河上，第33步兵团奉命守住莫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

8月15日，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中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阿拉斯、里昂和巴黎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他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香巴尼，贝当已经调离33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戴高乐离开战场的3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顶牛。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表现出色。1915年1月20日，戴高乐受到表彰。后来在另一位新团长布多尔上校任期内，他被提升为上尉。

1915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队开始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指挥凡尔登防务的是第33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1916年2月，戴高乐所在部队向凡尔登集结，3月5日与德军在都奥蒙堡一带遭遇。

遭遇战打得十分激烈，德军猛烈炮击法军阵地，第33步兵团的大部分阵地破坏严重。当时传说戴高乐已经阵亡，贝当为此还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戴高乐上尉，连指挥员，以其德智殊勋闻于世；于其所属营以遭敌猛烈炮击而伤亡惨重，且敌人以强兵近逼之际，率部迅猛出击，拼力与敌肉搏——实为完遂其军人荣誉感之惟一抉择。上尉殉难沙场，诚我无双之军士也。”

其实，戴高乐并没有死，而是受了重伤，在昏迷中被德军俘虏了。他曾经设法越狱，没有成功，被送到巴伐利亚的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

戴高乐怀着雄心壮志，却没有能够在战场上充分施展他的才干，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俘虏生活，可算是“壮志未酬”。然而，他并没有虚度在俘虏营的时间，他作了大量的笔记，把对战略方面的心得体会记了下来，为他的第一部政治、军事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积累了基础材料。这些笔记，连同他在狱中写回的家信，成为后人研究戴高乐青年时期的思想、性格和抱负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俘虏营里，戴高乐每天阅读德文报纸，从中了解战争的进程，他在和难友们讨论有关战争问题时候总是表现出胜利的信心，难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王室大元帅”，意思是历代王朝统率陆军的总司令。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戴高乐也从德国的俘虏营获释回国。

虽然戴高乐在俘虏营中度过了4年对德战争，但由于他在都奥蒙堡一役中的出色表现，他获得了一枚最高荣誉骑士勋章。

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五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生了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兹因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贝当并没有忘记给戴高乐许下的诺言。1925年10月，在美因兹窝窝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书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他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十九轻步兵营的营长。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但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贴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象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惟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l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秘书）。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其中包括掌握军政大权的高官们，包括极受他宠幸的情妇德波尔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词，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6月9日，丘吉尔很快在唐宁街10号第一次接见了戴高乐。会见后，戴高乐对丘吉尔的“第一个印象”是好的。但是在涉及问题本身时，丘吉尔并没有满足法国的要求，因为丘吉尔断定法国是输定了，法国本土不可能重建防线，所以他断然拒绝派空军支援，只同意把曾在比利时作战残存下来的部队留在法国。

戴高乐从英国回来后不久，政府已不能在首都视事了，先迁往图尔，然后又迁往波尔多，然而波尔多也绝非偏安之地。

时局进一步恶化，投降派更加紧锣密鼓地活动。巴黎失陷的前一天，丘吉尔来到图尔，他只能作一番道义上支持的姿态，雷诺神情颓然，魏刚当着丘吉尔的面向雷诺报告：法军已经精疲力尽，全线崩溃，陷于极度混乱之中，因此除请求停战之外别无它途。

当丘吉尔离开会议厅、穿过通向庭院的过厅时，看见戴高乐冷峻地、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口。在相互致意后，丘吉尔用法语低声地念叨了一声“honundedestin”（应运而生的人），匆匆而去。

戴高乐决定在这降与搏的最后关头尽最大努力把部队转移到北非去。为此，首先要挫败投降派的阴谋，只有这样，法国政府才可以堂堂正正地主动撤离，继续坚持抗战。

然而投降派的势力太大，雷诺能坚持多久呢？戴高乐深知阻力极大，但仍然于6月12日带着移师北非的计划来见雷诺。此时，德国军队已经渡过塞纳河，巴黎的失陷在旦夕之间，雷诺决定把政府迁往波尔多。

贝当、魏刚等包围了雷诺，反对一切移师北非的抗德方案。海军上将达尔朗曾经表示要打到底，但是当戴高乐敦促他无论如何不能使法国舰队落在德国人手里的时候，达尔朗却转了180度的大弯子，听从了魏刚的命令。国务部长让·伊巴尔内加莱也曾经是少数主战派当中的一个，但事到临头却说：“作为一个老军人来讲，除服从我的上司贝当、魏刚元帅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决定我的看法了。”

丘吉尔正是看到法国局势垂危，所以匆忙赶到法国，向雷诺提出不能将舰队落入敌手。如果英国连对法国舰队也不能指望，那么法国对英国还有多大用处呢？

不出所料，巴黎终于在1940年6月14日被德军占领。这期间，戴高乐奔走于英法之间，他想通过借助英法联盟的力量，对雷诺起一些精神上的刺激作用和鼓励作用，也可以多少牵制一下投降派的阴谋。

戴高乐决心下定，要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到底，但在法国本土已根本无法立足了。6月17日上午9时，戴高乐携妻子女儿，飞往伦敦。

戴高乐抵达伦敦后，专门向法国国防部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大致说：“我已达伦敦。昨日曾根据雷诺先生的指示，与英国国防部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一切由美国政府向盟国提供的军备物资均将储存在英国领土，这不影响已经协议的或即将协议的分配方案；第二，目前在法国的德国战俘将在波尔多移交给英国军事当局。关于英方就德国和北非间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提供援助问题，我已向英方要求从6月19日起，在3周内援助50万吨位的轮船。我现在处于无权地位，我应否继续磋商？”

可是，贝当政府已经做出了投降的决定了，戴高尔所请示的有关抗战的事情也就无关紧要了。戴高乐接到的复电是召他回国的“命令”。戴高乐立即给魏刚复信说，只要不投降，我愿意参加可能组织起来的任何法国抵抗力量。

6月30日，贝当又发了一道命令，叫戴高乐到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去“自首”，听任“战争委员会”的审判。委员会先是判处戴高乐4年徒刑，后来根据当了伪政权国防部长魏刚的指示，改判戴高乐“死刑”。

戴高乐在伦敦与丘吉尔会晤时指出：只要贝当一公开宣布投降，他就通过英国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宣布：自由的法兰西将继续战斗。于是他于1940年6月18日下午6时，坐在英国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向全世界、也向沦亡的法国，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六一八”演说。戴高乐郑重宣告：“法国并非孤军作战。它有一个庞大的帝国作后盾。它可以与控制着海洋并在继续作战的不列颠帝国结成同盟，也可以像英国一样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工业资源。”他号召：“我，戴高乐将军，现在在伦敦。我向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火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他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就这样，戴高乐在海峡彼岸的伦敦，树起了第一面法国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旗帜。

戴高乐的事业，在开始时得到的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英国。6月23日英国政府就发表了公告，不再承认贝当“政府”是法国的政府。6月28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告：英国认为戴高乐将军是世界各地的自由法国人的领袖，为前来投奔戴高乐的人提供方便。

6月30日，海军中将爱米尔·米塞利埃来到伦敦，表示支持戴高乐。同时，在利物浦附近驻扎的法国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师内服役的军官，如柯尼希上尉和安德烈·德瓦弗兰上尉及梯也里·达尔让利尼海军上将也投奔了戴高乐。

募兵工作虽然不如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但到7月14日法国国庆日那天，第一支“自由法国”的队伍终于组织起来了。这一天，戴高乐在白厅广场上检阅了他的战士。检阅完毕，他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盟军司令、法国的福煦元帅雕像献了红、白、蓝三色花束。同时，确定“洛林十字”为自由法国武装的标记。一个星期以后，第一批戴高乐的空军部队对鲁尔区进行了轰炸。到7月底，戴高乐已经动员了7000之众。

8月，戴高乐在泰晤士河畔的圣史蒂文大厦安置了自己的办公室，自由法兰西政府初具规模。

8月7日，《丘吉尔—戴高乐协议》向全世界发表，协议载明戴高乐是自由法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但协议中写明戴高乐也要听取英国统帅部的一般指示，而且协议也没有按照戴高乐的要求，明确英国要对恢复法兰西帝国的疆界作出保证。戴高乐由此感到他不能完全依靠英国，必须到非洲殖民地去寻找更广阔，更坚实的基地。戴高乐决心为他所首创的自由法兰西选择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一个更坚实可靠的基础。

10月24日，戴高乐到达布拉柴维尔。这时，“自由法国防务委员会”的人选已经就绪了。10月27日，是继6月18日后另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戴高乐发表了有名的《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设在维希的贝当政府已经沦为敌人的御用工具。因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承当领导法国投入战争的重担。”宣言最后说：“我们将为了法国去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竭诚为它服务，确信取得胜利。”

防务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能，自由法国从此有了它的政权机构。1941年9月21日，戴高乐所领导的第一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像一个政府那样堂而皇之地组织起来。委员会不仅健全了经济、财政、外交、军事、司法、教育等政府机构，而且任命了部门官员。戴高乐自然成为委员会主席，即当然的政府首脑。

至此，戴高乐完成了3件在法国现代史上有转折意义的大事：第一，从法国沦陷的第一天起，他还只是孤身一人的时候，就以大无畏精神高擎起抗战的旗帜，向法国人民发出了救亡的战斗号召；第二，由于他代表了民族利益，所以很快赢得了一批军政人员的支持，在广漠的西非各地树起了“六一八”的旗号；第三，在不长的时间里有了一支为自由法国所用的武装力量，不仅有陆军，还有空军和海军。这一切都给年过半百的戴高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自从丘吉尔与戴高尔初次会晤以来已经几个月了，彼此都互相钦佩，但是他们之间也有摩擦。戴高乐发现这位强大的朋友时常不按照自由法国的意愿办事，有时竟不顾损害戴高乐的利益。戴高乐身在伦敦，但绝不想长期寄人篱下。

戴高乐与丘吉尔之间，慢慢地产生了一些看不见的裂痕。有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差点儿使戴高乐同英国政府反目。那是1940年底，戴高乐从非洲回到伦敦，非洲之行虽然谈不上一切顺利，但无论如何也为1941年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很不错的基础。然而就在元旦那天，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要求戴高乐火速到伦敦会面。艾登见到戴高乐时告诉他，自由法国驻英最高司令爱米尔·米塞利埃海军中将与贝当伪政府勾搭，并企图将英法联军的军事情报透露给贝当驻北非的司令官达尔朗。但这个军事情报被英国情报机关截留。艾登说，丘吉尔认为此事很严重，他在报请内阁批准后，下令逮捕了米塞利埃。

戴高乐听完以后，满心狐疑，他对艾登说，英方手里的情报是否确实很值得怀疑，并没有足够证据，而且英国竟然事前不打招呼就强行逮捕了一名法国的海军中将，起码是粗暴无礼的。戴高乐要求立即释放米塞利埃，他亲自到伦敦警察厅看望了被囚禁者并确信英国情报机关截留的所谓“情报”纯系捏造。

l月8日，戴高乐召见斯皮尔斯将军，强烈要求在24小时内释放米塞利埃，并给他赔礼道歉。否则，自由法国就和英国“断绝关系”。据说，斯皮尔斯承认确实搞错了，“情报”也的确是假的。第二天，丘吉尔和艾登在唐宁街10号会见戴高乐时，正式表示歉意，并且保证立即释放米塞利埃。

1941年5月19日，戴高乐委派勒内·普利文作为自由法国的全权代表到达华盛顿，争取同美国建立经常性联系，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时向喀麦隆、乍得和刚果派驻空军，自由法国控制下的太平洋属地也可以为美国提供便利。因为美国一旦参战，它必须以非洲为基地，才能向欧洲进攻。但是，普利文6月到达华盛顿后，却受到冷遇。罗斯福认为，贝当出任法国总理无非是政府领导人的更迭，这无碍于对希特勒的斗争。相反，对于流亡国外坚持抵抗斗争的戴高乐，却认为不可信任。在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等人的眼里，戴高乐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自由法国是一个没有代表性的“非法团体”，在涉及法国利益的问题上就不能同它打交道。

经过斗争，美国终于作了一些让步。9月，赫尔宣布美国和自由法国之间有共同的利益。10月，罗斯福也不得不转变对自由法国的态度，他致函斯退丁纽斯，决定把租借法案的受惠范围扩大到自由法国。

至此，美国和自由法国总算建立了某种关系，戴高乐终于可以在租借法案范围内得到一些美国提供的作战物资。

1942年5月21日，美国新任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拜会了戴高乐。事后，艾登向戴高乐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对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的态度。7月9日，美国果然发表公报，承认自由法国是法国抗战力量的象征，美英两国政府认为，法国政治前途将在自由和没有强制的条件下决定。公报虽然措辞含糊，但也能表明罗斯福不能再完全忽视戴高乐的存在了。

7月中旬，戴高乐决定把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这时法国国内的抵抗运动已开始承认戴高乐，愿意接受他的领导。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罗斯福一直在玩着排斥戴高乐的把戏，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背着戴高乐攻入北非，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于是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驻军被击溃。11月11日，正在阿尔及尔的维希政府外交部长弗朗索瓦·达尔朗与美国的克拉克将军签署了停战协定。

令人不解的是，罗斯福居然让达尔朗留下来继续担任在北非的法国代表，原来维希政府派驻的总督诺盖斯等军政人员也一概留任。同时，把来到阿尔及尔的法国五星上将吉罗安排为达尔朗的第二把手。显然，罗斯福根本不想让准备到阿尔及尔来的戴高乐插手。

圣诞节前夜，达尔朗突然被暗杀。吉罗立即接任。在罗斯福支持下，吉罗准备成为法国海外抵抗运动的总代表。

本来，罗斯福在阿尔及尔亲自导演的事件就是对戴高乐的极大冒犯，现在又想让吉罗出来取代戴高乐，这对戴高乐来说，将是更大的挑战。

戴高乐认为，战斗法国的力量已经布满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要打回欧洲，解放法国，就必须进入北非，而且这是他1940年6月出走伦敦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为此目的，他可以和吉罗合作。吉罗到达阿尔及尔后，戴高乐多次主动写信给他，建议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抗德运动进行磋商，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战斗法国湮没在吉罗领导的运动里。

1943年1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讨论战局，决定盟军究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还是先在西西里岛登陆。

根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安排，吉罗先到了卡萨布兰卡。丘吉尔和艾登出面邀请戴高乐也到摩洛哥来与吉罗会面。开始时，戴高乐严辞拒绝，表示他同吉罗会晤与否和在哪里会晤，是法国人之间的事，用不着“盟国高级法庭”来安排。经丘吉尔一再劝说，戴高乐于1943年1月22日来到卡萨布兰卡。他第一次见到了罗斯福，也同吉罗进行了谈判，但丝毫未改变原先的立场，不愿同吉罗平分领导权。罗斯福则固执地认为，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权既不能交给吉罗，也不能交给戴高乐，而是要用吉罗来平衡戴高乐。比较而言，罗斯福更喜欢吉罗一些，因为他认为戴高乐傲慢偏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他甚至认为，想不出另外一个人比戴高乐更加靠不住的。罗斯福几乎是强制性地让两个政敌握了手。两个人握了手，也照了相，但是问题却一点儿也没有解决。

1943年4月10日，吉罗向戴高乐提出一项奇特的建议：在阿尔及尔建立法国“海外领地委员会”，吉罗和戴高乐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委员会不具有实际的政治权力。对于这个毫无意义的建议，戴高乐决定不予理睬。

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护戴高乐提出的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执行委员会的主张，由戴高乐出任主席，以吉罗为总司令的那部分法国军队置于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全国委员会宣布，戴高乐将以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前往阿尔及尔视事。这就是说，戴高乐的总指挥部将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

经过几年的奋斗，戴高乐的实力和影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和旗帜。北非各地都通电支持战斗法国。战斗法国在国内的影响也迅速扩大，戴高乐派往国内的抵抗运动的代表让·穆兰到5月中旬，已组成了包括各种派别的全国性抗战运动委员会，委员会表示拥护戴高乐，要求迅速在阿尔及尔成立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

相形之下，吉罗显然势单力孤，在这种情况下，吉罗于5月17日邀请戴高乐前来阿尔及尔，共商成立中央权力机构的大事。5月27日，让·穆兰主持召开了全国抗战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正式声明的形式宣告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将在北非成立。英国和美国的广播电台转播了这项声明。

6月1日，戴高乐向法国记者公布了一项声明，宣布将尽早成立一个法国中央政权，以领导全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政权将享有真正的主权。第二天，他本人、卡特鲁将军、马西格利和菲利浦就将同吉罗将军举行会谈，讨论成立法国中央政权的问题。

尽管还有许多困难，但胜利已经不远了。

戴高乐把他的指挥部搬到阿尔及尔，是为了准备解放法国。为了解放法国，就必须把反抗法西斯的组织和力量统一在他的领导之下，而为了统一，首先必须战胜吉罗。

戴高乐5月30日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吉罗已经等在那里了，前来欢迎戴高乐的还有英国和美国驻北非的代表。戴高乐和吉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从机场到官邸的汽车上进行的。气氛有些尴尬。戴高乐告诉吉罗，他准备派哪些人参加会谈，然后问吉罗这方有些什么人出席。戴高乐以十分坚定的口气对吉罗说，无论如何，到现在还留在吉罗身边的那些维希分子一个也不能留在未来的中央权力机构中。戴高乐指的是维希政府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卢东、驻摩洛哥总督诺盖斯和驻西非总督布瓦松。

下午4时，戴高乐到邮政广场向死难者纪念碑献“洛林十字”，聚集在那里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热情地向他欢呼。此时，戴高乐的心情是乐观而自信的，他的事业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吉罗能有何为？他坚信，把那些维希政府派的“总督”赶走，迫使吉罗接受他的领导，是天经地义的，能够办得到的。只是吉罗背后站着罗斯福，不会轻易就范，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

戴高乐决心对罗斯福的干预不予理睬。31日上午，戴高乐和吉罗如约来到弗罗兰坦中学举行会谈。戴高乐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军队必须服从政府，如果在作战中由于与外国军队共同行动而需要受外国将军的指挥，也必须由法国最高当局的命令来决定。第二，不承认维希政权，所以必须解除几位“总督”的职务。吉罗则坚持军队有独立于政府的领导权，表示绝不能解除维希分子的职务。但是，会谈的优势不在吉罗一边，让·莫内想从中调解，戴高乐一方的代表态度一致，附会吉罗的只剩下乔治一个人了。戴高乐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6月3日再次开会，吉罗接受了戴高乐的主张，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它享有最高权力，军事力量置于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在委员会向将来组成的正式的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前，负责制定国家法律，确立国家政体。会议还决定，3位维希政权的总督都将去职。

但是，这个机构美中不足的是戴高乐和吉罗都是委员会的主席，是一种“双头领导”的怪现象。戴高乐断定，英国和美国还会给他制造麻烦，还没有取得全胜。

丘吉尔突然在阿尔及尔露面了，艾登也来了。6月6日，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吉罗和委员会其他委员出席“乡村”宴会。丘吉尔警告戴高乐说，如果吉罗被“吞并”，英美就要采取“一些措施”。有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撑腰，吉罗还不想交出军权。

罗斯福也露面了。10日，罗斯福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电报，说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戴高乐把西北非洲都控制起来，美国甚至不惜派特别部队去牵制戴高乐。一星期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艾森豪威尔，指示他一定要设法阻止戴高乐控制法国军队。6月19日，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吉罗一起谈谈法国军队的“指挥和组织问题”。

戴高乐首先发言，开门见山说他是作为法国政府主席来参加会晤的，按照惯例，国家元首或政府主席有权亲自到他们授予指挥权的总司令部去。艾森豪威尔是盟军总司令，他应该从这番话里懂得，他手中的指挥权，是由有戴高乐在内的盟国元首授予的，戴高乐绝不会屈尊于与他本人意愿相反的盟军司令的任何要求。

艾森豪威尔和蔼但又语带胁迫地说，盟军很快将在西西里登陆，戴高乐必须保证后方的安全，因此，法国军队的统帅和组织应该维持原状，吉罗应该保持现有的权力和职位，并且只有吉罗一个人才有权同艾森豪威尔讨论北非的军事问题。艾森豪威尔以英美两国政府的名义通知戴高乐，如果不按照他刚才所说的去做，英美就要停止向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戴高乐坚决驳回了美国的威胁。他指出，法国统帅的组织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他反问道：“一切作战的国家，譬如美国，都是把作战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将军，而有关建军的事项则由部长负责。难道你硬要法国不这样做么？你是个军人，你认为一个领袖依靠某个外国的恩赐，就能维持他的权威吗？”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戴高乐决定不理睬英美的“警告”，把最高军事统帅权紧紧地掌握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手中。

在这期间，拥护戴高乐的队伍更加扩大，许多后来曾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重大作用的政治家，如爱德加·富尔等，都来投奔戴高乐。这大大增加了民族委员会中戴高乐派的力量，戴高乐得以在委员会内组织了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吉罗虽然仍负责北非的军事问题，但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越来越少了。

7月31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由“双头领导”正式变为戴高乐的单独领导。吉罗仍然当他的总司令，但在他的上头有一个由戴高乐任主席的国防委员会，它的前身就是不久前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吉罗已经无能为力了。

1943年7月31日，对于戴高乐说来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它标志着戴高乐最后战胜了吉罗。吉罗虽然还是总司令，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文件里还有副签的资格，但是，他必须服从戴高乐的领导。7月初，法属西印度诸岛也归附了戴高乐，法属海外殖民地都在“洛林十字”的标记下成为战斗法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广泛基地。

戴高乐对吉罗的胜利，也可以说是对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示威。罗斯福执拗地企图把戴高乐排除在法国抗战队伍之外，使尽了招数。丘吉尔开始时想把戴高乐拴在伦敦，成为大英帝国的囊中物，但是这位“应运而生”的法国将军，身在伦敦，想的却是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整体利益，最终作为凯旋者回到法国。戴高乐需要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但是绝不因此而仰人鼻息。他顶住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种种压力和干预。

丘吉尔与罗斯福不同，他不像罗斯福那样对维希政权抱有幻想。当看到戴高乐不可能就范，战斗法国已经坚实地站立起来时，他不能不想到，日后他还必须和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打交道。丘吉尔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起向罗斯福陈词盟国必须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战斗法国仍然不能与盟国平起平坐。

反法西斯盟军在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欧洲战场的面貌，盟军由防御变为反攻。7月26日，墨索里尼垮台，德意法西斯联盟宣告破裂。从各方面的态势来看，1944年将是一个决胜之年，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将是从德国法西斯侵略魔爪下光复的一年。

戴高乐决心让由他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解放法国的战役中，发挥最大的威力。9月18日，戴高乐和吉罗签发了一项备忘录，分送给美、英、苏三大国，坚持法国军队一定要参加在地中海沿岸以及未来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另一份备忘录则提出，盟军解放法国时应该与战斗法国建立的行政机构合作。戴高乐担心会被盟国关在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之外，从而沦为盟国的附庸。

美国和英国依然忽视戴高乐。关于意大利的停战谈判，戴高乐几乎一无所知。墨索里尼倒台后，继任的巴多里奥政府要求停战，9月3日，美英同意大利签署了停战协定，直至盟军在南意大利登陆（9月8日），戴高乐才得知此事。9日，戴高乐发表声明，指出法国必须参加一切对意条约的制定，并且对于没有被邀请参加对意停战协议表示不满。10日，法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吉罗所属的部队在科西嘉登陆。戴高乐于24日发表声明，说科西嘉战役表明法国有能力在解放欧洲的共同战斗中作出贡献。11月底，战斗法国终于成为意大利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9月17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布成立协商会议，它相当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议会，由100名委员组成，其半数来自国内的抵抗运动。10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签署命令，宣告：今后委员会将只有一个主席。同一天的另一项法令宣布将根据指挥与政权分立的原则，组织法国的武装力量。

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1月3日在阿尔及尔开幕。戴高乐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战斗法国从一开始就是法国的合法代表，协商会议的召开是完善法国各种合法权力机构的重要步骤。同一天，戴高乐改组民族解放委员会，增加了国内代表，排斥了吉罗和吉罗的支持者乔治。

1944年1月12日，丘吉尔和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见面。当时英国和美国报纸都透露，罗斯福有意在战后法国成立一个由英美控制的军政府。在谈话中，戴高乐向丘吉尔表示，他强烈反对罗斯福的计划，他指出，战斗法国既然已经在北非站住了脚跟，也必定会胜利地返回法国。谈话后的第二天，戴高乐邀请丘吉尔检阅了他统率的军队。

戴高乐蔑视罗斯福的“法国不能再拥有原来的殖民地”的说法，1月30日，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非洲领地会议上，戴高乐发表讲话，指出法国的事务只能由法国自己来决定，法国将独自行使自己的主权。戴高乐还规划了未来包括法属殖民地在内的所谓“法兰西联盟”。

3月21日，戴高乐发布命令，宣告：一旦法国本土有足够的领土获得解放，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立即迁回法国，行使其职权。

3月27日，戴高乐明确表示：民族解放委员会将成为法国的临时政府，在恢复民主的进程中，临时政府“绝对地”只听取“民族意愿”的意见，凡“不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任何教训”，一概不予理睬。4月8日，戴高乐自任法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吉罗被委以总监。吉罗拒绝了这个荣誉职务，宁愿退休。这一切都使罗斯福非常恼火，但毫无办法。

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战役即将开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到英国来。6月4日，戴高乐乘坐丘吉尔派来的专机，从阿尔及尔飞往伦敦。比起一年以前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阿尔及尔时，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军队正厉兵秣马，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

英国完全浸沉在大战前紧张的气氛中。丘吉尔在指挥部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谈话有使戴高乐感兴趣的地方，这就是解放欧洲的战役即将开始，虽然美国和英国在制订诺曼底登陆的方案时，完全把戴高乐撇在一边，但是戴高乐重返祖国的日子毕竟越来越近了。

在伦敦，戴高乐还会晤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向他介绍了渡海作战的准备情况。

同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两次谈话，气氛都十分紧张。但是，当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还是通过伦敦广播公司发表简短的讲话：“最崇高的战斗开始了！法国的战役打响了。在全国、在帝国、在军队里，只有一个共同的意志，一个共同的期望。”

诺曼底登陆后，戴高乐从伦敦又回到阿尔及尔。在这期间，戴高乐于7月6日访问了华盛顿，同罗斯福进行了3次礼貌的，但极不愉快的谈话。戴高乐得知，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石将是美、英、苏和中国四大国，而法国则自从1940年6月崩溃以后，就永远失去了大国的地位。戴高乐离开华盛顿以后，美国国务院于12日发表一项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确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有资格在解放后的法国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利。

7月底，解放法国的战斗进入了新阶段。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法西斯军队迅速溃退，通向巴黎的大门打开了。8月15日，法美联军进行了另一次两栖作战，在马赛和尼斯之间的普罗旺斯登陆成功。勒克莱尔将军率领的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于8月初在诺曼底登陆，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在法国本土坚持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纷起响应，有力地打击了溃退中的敌人。

解放巴黎的时机成熟了，18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经直布罗陀回国，这时，解放巴黎的战斗正在展开，24日夜晚，勒克莱尔部队的前锋深入巴黎心脏，巴黎市区此时已经结束了战斗，德国侵略军已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成停火协议。第二天，战斗法国第二装甲师举行了入城式，美国第四师的一部分也随法军进入巴黎。德军驻巴黎卫戍司令冯·柯尔梯茨将军签署了停火协议，命令城内德军放下武器。

25日下午，戴高乐从巴黎的奥尔良门进入市区，随后，立即来到圣多明尼克大街国防部旧址。4年前，戴高乐就是从这里撤离巴黎的，现在又回来了。景物一切依旧，一切都非常熟悉，但是，巴黎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二天下午，戴高乐来到凯旋门，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向他欢呼。戴高乐在军队的将领们和抵抗运动的领袖们的簇拥下，从凯旋门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步行前往协和广场。

戴高乐从1904年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到现在掌握整个法国，可以说达到了荣誉的顶峰。但他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意识到法国前面的路不会很平坦。

法国的政局动荡不安，开始胜利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戴高乐提出了辞职，虽然不是自愿的，却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的辞职没有引起多大的波动。

在科龙贝，戴高乐完成的一件大事，就是写完了《战争回忆录》，一共用了十多年时间，最后一卷《拯救》是当他12年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时候才完稿的。

在此期间，戴高乐也并不是完全关起门来写书，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经常引起他的密切关注。他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法国“政党体制”的抨击。在他辞职以后，3个主要政党——人民共和党、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主持了几个月临时政府的政务，共产党虽是第一大党，但是总理一职却由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轮流担任。在这几个月中，临时政府所作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起草新宪法。新宪法通过之日，也就是法国进入第四共和国的开始。新宪法草案反复修改，终于把总统的职权限制到几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制宪权握在议会手里，各个政党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能在议会获得应有的多数，就可以成为付诸实施的政策、法律或法令。

1946年6月16日，戴高乐在沉默近半年后，就法国的政局发言。他选择第一个从希特勒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贝叶——作为他发表这一重要演说的地点，是别有寓意的。后来一提到“贝叶演说”，人们就立刻想到戴高乐辞职后的第一次公开声明。他认为党派之争是法国政局动荡的根源，指出“行政权应该由超越各党派的国家元首授予政府”，国家元首由包括全体议员在内的范围更广泛的选举团选出，他“既是法兰西联邦的总统，又是共和国的总统”，国家元首的职责是负责任免人员、颁布法律和公布法令，主持政府会议，裁决意外的政治事件，在国家处于危急时期保证国家的独立和批准法国签订的条约。戴高乐在“贝叶演说”中勾勒出了他将来主持第五共和国时的政体。但是，没有人理会他的主张。

这时，戴高乐感到，他非常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否则他就没有参与政权角逐的力量，尽管他在抗战中受到各抗敌运动的拥护，但是现在他却连一根可以倚靠的支柱也没有。为了最后消灭“政党体制”，他需要建立一个旨在消灭这种体制的政党。2月2日，他对私人秘书克罗德·莫里亚克透露了这番心意，并授意说，这个组织可以叫“法国人民联盟”，有了这样一个组织，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者就可以有组织地参加竞选了。

戴高乐要组织政党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巴黎。事实上，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勒内·加比唐、雅克·苏斯戴尔等已经在积极活动了。一时传说纷纷：戴高乐很可能在酝酿一次推翻现政府的政变。拉马迪埃总理于4月1日晚亲自到科龙贝对戴高乐进行了一次秘密拜会，他们交谈了2个小时，戴高乐对拉马迪埃说，他绝不支持第四共和国，他将是现政府的反对派，因为它的宪法保证不了法国的荣誉，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干出法律所不容许的事。这意思是叫拉马迪埃放心，他不会搞政变，他想做的无非是通过选举重返政治舞台，虽然他原则上是反对搞政党体治的。

过了几天，法国人民联盟征集成员的消息不胫而走，联盟在巴黎的办公室整日应接不暇，不到1个月，就收到了约100万份申请书。

50年代以后，法国的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可是政局却始终困顿不堪，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的背上压着两个殖民侵略战争的包袱。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已经把法国拖得精疲力尽。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促使法国政府加紧了议和的步伐，孟戴斯·弗朗斯接替拉尼埃尔出任总理，他向议会发誓，如果到7月20日战争还停不下来，他甘愿辞职以谢国人。形势是紧迫的，孟戴斯·弗朗斯终于在7月20日即将过去的深夜宣布达成了停火协议。印度支那战争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两年后，法国又发起了另一场殖民战争。这一回是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在战争正酣之际，法国社会党人居伊·摩勒主持的政府于1956年10月还和英国政府一起发动了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侵略战争使国库枯竭。摩勒决定增加税收来为阿尔及利亚战争筹款，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摩勒政府便于1957年5月倒台。接替摩勒出任总理的是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新政府也只有10个星期的寿命，还是因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了。

国内人心浮动：进步力量要求尽快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极右派殖民主义者则嫌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镇压不力。此时无论哪个政党出面组织政府都将面对各种压力，阿尔及利亚问题使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站稳脚跟。

7月30日布尔热·莫努里政府倒台后，法国陷入了长达35天的内阁危机。几经周折，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被推出来组阁。这时国库已经告急，加亚尔一方面从法兰西银行借款2000亿法郎，另一方面争取到大量美元贷款。这些应急措施无非是饮鸩止渴，无底洞是填不满的。加亚尔政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面前依然束手无策，被迫于1958年4月15日下台。病入膏肓的第四共和国，根本无指望看到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

这样，法国政坛上除了共产党，没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无法稳住局面。法国总统勒内·科蒂物色下届内阁总理成了难题，到5月9日才找到了人民共和党的皮埃尔·弗林姆兰。在风雨飘摇中受命组阁的弗林姆兰，未卜先知地感到，他的运气肯定不妙。果然，代表极端殖民主义利益的右翼军人抵制他，因为他在一篇发表在《阿尔萨斯消息》的文章中吞吞吐吐地谈到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极右派连弗林姆兰那样含糊其辞的态度也不能容忍。

东山再起

从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以来，很明显地有两种政治力量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政体。第一种政治力量主要是在阿尔及利亚有直接殖民利益的殖民者及其政治代表，殖民军队的头子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政治力量就是以法国人民联盟为代表的戴高乐主义者。这两种政治力量的共同点是：第四共和国没有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需要有一个铁腕人物扭转并掌握法国的政局。第一种政治力量的声势很大，但是没有有威望的领导人。于是，反第四共和国政体的力量便都属意于戴高乐。大多短命内阁曾多次请戴高乐出山，都被他拒绝，因为他认为时机未到。

5月13日，阿尔及尔发生了骚乱。殖民者中极右团体借口3名法国士兵被杀，指责法国政府无能，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包围了总督府，秩序一片混乱。

5月15日，戴高乐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打破沉默。下午5时，记者们在戴高乐的巴黎的办公室里，听到了一个来自科龙贝的只有7行行文的简短声明，说国运的衰微是民族灾难的根源。政党应该对这种局面负责为救亡图存，他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戴高乐决定出山时，时局确有悬卵之危。极右派殖民主义军人不停地鼓噪骚动，他们声称拥护戴高乐主持国事，其实是希望借戴高乐之手实行极端殖民主义政策。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法西斯暴徒，为了在法国推行军人专政政体，还策划“复兴行动”，准备把暴乱引向法国本土。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局势是不明朗的。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塞纳河两岸布满究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动。

戴高乐来到会场，跟随他的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名司机以外，别无他人。当他看到政府如临大敌，竟动用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他带领一支突击队要袭击公共建筑物一样。他暗自确信，使共和国恢复平衡，已经是时候了。于是，戴高乐以“时代的主人”的姿态向记者们说，他用不着谴责5月13日事件，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何况暴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已做好准备会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这就是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最后，戴高乐说：“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科龙贝。

戴高乐并没有只是等待。5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龙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5月27日在巴黎动手。

5月26日，戴高乐秘密约见弗林姆兰总理。弗林姆兰承认他完全控制不了阿尔及尔的局势，希望戴高乐约束殖民军队的将军。戴高乐表示同意，同时明确提出，既然弗林姆兰自己也承认无能为力，那就应该辞职。第二天，戴高乐发表声明说：他已经开始了“为建立一个能确保国家的团结和独立的共和国政府而采取必要的正常程序”，因此，他不赞成任何危害公共秩序的行动。戴高乐在声明中还说：“我期望驻在阿尔及利亚的陆、海、空部队模范地服从他们的首长——萨朗将军、奥伯瓦努海军上校和儒奥将军的命令。”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龙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取得了联系，戴高乐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之类的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同一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出面组阁。29日，科蒂把请戴高乐主持组阁一事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

戴高乐政府还是第四共和国宪法范围内的政府，所以从法律上讲，这才是真正的第四共和国最后一届政府，虽然戴高乐决意要彻底埋葬第四共和国，并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6月1日，戴高乐在向议会提出施政纲领时，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并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讨论的新宪法。戴高乐获得了329张赞成票，另有224票反对，32票弃权。

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特别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

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抓了3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1958年11月，举行新宪法通过后的议会选举，戴高乐的新共和联盟在536席中赢得了206席。戴高乐对选举结果非常满意，因为新共和联盟当选的议员可以在“右派”、“各色各样的‘中间派’”以及“大为削弱的‘左派’”之间形成“一个相当结实而坚定的核心”，成为戴高乐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12月1日，由参众两院议员、省市议员、市长等组成的总统选举团选举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以多数票当选。

1959年1月8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前任总统科蒂在总统府迎候他，庄重而激动地说：“法国人中的头号人物现在成为法国的头号人物了。”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由此诞生了。

五月风暴

1968年5月，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已经成立10年了，它显得那么平静。

但是平静的表面下潜伏着一股暗流，1968年春天从北美到西欧此伏彼起的学生运动蔓延到了法国，这场学生运动引发了震撼整个法国，从根本上动摇了戴高乐政治统治的“五月风暴”。

农泰尔文学院本来是平静的，后来由于新生增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学生们首先提出了改造传统教育体制的要求。他们认为：法国传统的教育制度限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生活的自由，主张取消严格的考试制度，学生应该参与学校的管理。1967年12月以来，学生们开始了抵制考试的运动。运动迅速带有政治色彩：从反对校规到反对越南战争，从要求绝对自由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运动的口号五花八门，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以“新左派”自诩的群众组织，有的以托洛茨基为招牌，有的打出格瓦拉主义的旗号，有的号称“毛泽东共产主义小组”……学生中出现一批颇具号召力的领头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科恩·邦迪。他于1968年3月22日领导成立了“3月22日运动”小组，并于当天发动了“3月22日运动”。由于警察的干预，矛盾陡然激化。

运动很快传播到了巴黎大学所在的著名的拉丁区，传播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学。警察逮捕科恩·邦迪以后，对立情绪一下子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被激怒了的学生同荷枪实弹的警察发生了直接冲突。在蓬皮杜总理的过问下，关了12个小时后，科恩·邦迪被释放。但是局势并没有丝毫平息，示威行动继续发展，持各种倾向的学生组织、社团，多如牛毛，就政治、经济、社会、制度、革命等各种问题，展开了空前狂热的大辩论。5月2日，巴黎大学当局宣布停课。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内政部长伏歇束手无策。

也正是5月2日这一天，总理蓬皮杜和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动身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国事访问。蓬皮杜在离开巴黎前曾经表示过，对于学生运动，既要坚定，也要灵活，否则则难于收拾。他把问题留给了总统。戴高乐则十分自信，也十分镇定。在他看来，对示威活动只能采取坚决镇压一途。

他指示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伏歇和教育部长佩雷菲特绝对不对学生让步。5月3日，巴黎大学驻进了武装警察，学生则用石块和街垒占领了拉丁区。10日夜晚，棍棒、防毒面具、催泪弹、铺路石块……拉丁区成了警察和学生的战场。至5月6日，被捕的学生达400余人，几百名警察和学生在冲突中受伤。学生们决定在13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行动。这时，法国总工会和民主工人联合会决定打破沉寂，也宣布将于13日举行总罢工，学生将和工人汇合在一起了。戴高乐一直处在愤怒之中，他固执地决定：决不让步，被捕的学生不能释放，警察不能离开巴黎大学。

11日晚，蓬皮杜回到了乱作一团的巴黎，他决定采取与戴高乐不同的办法来收拾局面。在他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警察从巴黎大学撤走，让学生复课，缓和矛盾，使学生们的狂热情绪逐渐地平息下来，蓬皮杜请求戴高乐放手让他去处理，建议戴高乐按原计划于14日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事实上，戴高乐已经把话说绝了，很难回心转意，看来让蓬皮杜全权解决这个难题，对戴高乐说来不失为一个回旋之计。戴高乐决定照旧出访，听任蓬皮杜自行处理。这次是总统把问题留给了总理。

学生和工人们选择5月13日作为联合行动的日子，是别有用意的。5月13日是象征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的日子，所以这个决定本身就带有反戴高乐的含义。这一天，几十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学生大批地涌上街头。他们打着旗子，标语牌上写着：“十年太长了！”、“把戴高乐送进档案中去！把戴高乐送进修道院去！”运动很快扩展到其他大中城市，100个工厂被工人占领，火车车次减少，邮电不能正常运行，飞机无法正点起飞……法国瘫痪了。第五共和国诞生10年了，第一次出现了要求戴高乐辞职的口号。

14日，工人们占领了南特的飞机工厂，许多别的工厂的工人也起而效仿。蓬皮杜对议员们说，法国面临的是一种文明的危机，而不是政府的危机，青年们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的权利和责任，他们的道德平衡问题。戴高乐在辞去总统职务以后也曾同当过政府文化部长、戴府座上客的安德烈·马尔罗谈论过所谓“文明的危机”。戴高乐和蓬皮杜都不认为第五共和国会被学生们推翻，但是他们都隐约而又分明地感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新因素，就像戴高乐说的“技术文明”（即今天我们所说的新技术革命）必将带来新的社会问题一样。

14日，巴黎的事态继续恶化，学生们进驻奥代翁大剧院，巴黎大学的墙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标语，学生们到处发表演讲，唇枪舌剑，抨击时政。

18日晚10时，戴高乐返回跟5天以前一样混乱不堪的巴黎。午夜，戴高乐召见蓬皮杜等政府要员，局势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戴高乐除了大叫“改革可以，胡闹不行”之外，拿不出任何可以突破僵局的办法。学校和工厂继续处于被占领状态。

23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他说，社会需要改造，为了缓和工人和学生们的对立情绪，惟一的办法是推行劳资合作，借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措施缓和一下激化的矛盾。他透露可以就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但这时谁也说不清楚戴高乐的合作计划的具体内容，而公民投票只能是孤注一掷的办法——像押赌注一样，如果戴高乐得到多数，风潮也就失去了依托，否则，戴高乐就只好下台，戴高乐在濒临山穷水尽的时候，想再次求助于公民投票这个杀手锏。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想试一试自己的权威还有多大作用。

24日，戴高乐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出访罗马尼亚之前就已决定了的。他向全国透露，他打算对国家实行一次较大的改革，让大家更广泛地参加同他们直接有关的活动。他打算就此提出一项法案，在6月份举行公民投票。他最后说，如果法案遭到多数人反对，他只好辞去总统职务。

就在戴高乐发表演讲的24日，罢工人数增加到800万人，电视台也参加了罢工。演讲引不起人们的任何热情。戴高乐气急败坏，无可奈何。25～26日两天，他独自一人在爱丽舍宫度过了惴惴不安的周末。27日下午戴高乐主持内阁会议，他和部长们依然束手无策。这时，全国学生联合会正在拉丁区南部的夏勒蒂体育场召开群众大会，接着举行游行示威。

下次内阁会议预定在29日上午10时举行。9时15分，蓬皮杜突然接到电话说，戴高乐将军很疲倦，要回科龙贝休息24小时，内阁会议改在30日下午3时。上午11时，戴高乐亲自给蓬皮杜打来电话，说他只是想静静地休息一下，第二天下午3时一定回来。

几小时后，总统府秘书长贝尔纳·特里科匆忙来到马蒂尼翁大厦，向蓬皮杜和部长们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富有戏剧性的新闻，说：戴高乐并没有回到科龙贝，“将军失踪了！”消息传来，举座愕然。

原来，戴高乐乘坐的直升飞机没有直飞科龙贝，而是转道联邦德国的巴登一巴登。在那里，戴高乐同法国驻德部队总司令马絮将军进行了1小时的密谈，然后又重新起飞，返抵科龙贝。戴高乐的行踪十分保密，据说除马絮外，只有国防部长梅斯梅尔和联邦德国总理知道。戴高乐同蓬皮杜总理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蓬皮杜感到，戴高乐的举止有失常态。

戴高乐在巴登一巴登和“五一三”时期的老伙伴谈了些什么，众说纷纭。但是可以猜得出，戴高乐在处境艰难之际，希望得到武装部队的支持。

在这期间，巴黎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积极活动。最引人注目的是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和弗朗索瓦·密特朗，他们分别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受命主持法国政务。

戴高乐的拥护者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准备对工人和学生运动进行一次声势浩大的反示威，以协助戴高乐稳定局势。问题很明白：如果第五共和国真的出现危机，戴高乐在危机中被赶下了台，对于整个戴高乐派都是致命的打击。戴高乐派开展了声势极大的宣传攻势，他们说，如果局势继续恶化，各派力量继续尖锐对立，法国将难免发生内战，那时就有可能出现独裁政权。他们还说，在局势失控的条件下，法国共产党将有可能掌握政权。戴高乐主义者集结起来了，他们决定5月30日在协和广场进行支持戴高乐的反示威活动。

30日，戴高乐从科龙贝回到巴黎。离开爱丽舍宫24小时之后，戴高乐恢复了镇静，似乎是胸有成竹。

30日下午2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与蓬皮杜见面，根本没有提到他同马絮谈了些什么，好像全然没有那回事。戴高乐只是对蓬皮杜说，他决定现在不进行公民投票，准备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戴高乐打算通过重新选举国民议会的办法来检验政权的稳定性。简短的内阁会议开过之后，戴高乐便在4时30分宣布：“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接着，戴高乐大谈了一阵所谓共产主义对法国政局的威胁，号召所有的戴高乐主义者走上街头。

议会改选于6月23日开始，两次投票先后在6月23日和7月1日举行。选举结果，戴高乐派得346席，其他各党派共得117席。戴高乐在一段一筹莫展的痛苦时刻之后又取得了胜利。

然而，蓬皮杜总理却不为胜利感到兴奋。他感到问题没有解决，戴高乐也不信任他，戴高乐的巴登一巴登闪电旅行就是证明。蓬皮杜决心辞去总理职务，戴高乐曾挽留了一二次。大选后，戴高乐终于在7月10日在答复蓬皮杜辞呈的信中确认，不再任命蓬皮杜为内阁总理，接任的是原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

蓬皮杜至此当了6年多的总理。戴高乐和蓬皮杜之间芥蒂越来越深了。当戴高乐日益进入老境的时候，盛年的蓬皮杜在承当繁重的政府事务中愈来愈引人注目了。特别是在“五月风暴”期间，戴高乐几乎无能为力，蓬皮杜却十分活跃。据说蓬皮杜还几次流露出接替戴高乐出任共和国总统的想法。

风暴过去了，戴高乐却不能安静下来，因为法国似乎大病了一场，显得虚弱无力。他打算向全国提出一个大规模区域改革方案，借此使政权更加巩固。

最后的政治斗争

戴高乐为收拾风暴过后的残局，他解散了国民议会。他要把改革深入下去，作最后一搏。

7月3日，在内阁会议前，总统和总理进行例行谈话。戴高乐突然问蓬皮杜，是否已决定与他一同推行“参与制”。参与制是戴高乐提出的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提供劳资合作，工人可以分享企业利润，参与企业管理。蓬皮杜感到很意外，并有些担心，因为戴高乐明知他对“参与制”是有保留的。这次谈话的结果自然不妙。

事后，蓬皮杜向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申明，他已经厌倦了，他真的很想辞去总理职务。而戴高乐认为五月风暴已基本平息，撤换蓬皮杜的时机已到，也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蓬皮杜的请求。消息传开后，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劝蓬皮杜留任，他们认为，大选甫告成功，组织者却挂冠而去，岂不是太可惜。蓬皮杜又改变了主意，可特里科告诉他，戴高乐已任命了原外交部长顾夫·德姆维尔担任新总理。

平息危机，大选完毕和政府改组之后，戴高乐着手准备他承诺过的公民投票，投票的内容有两项：地区改革和参议院改革。主要原则就是前述“参与制”的设想。戴高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法国人对他的信任程度，虽然他已不抱过高期望，但是他以为通过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按戴高乐的想法，各个方面都要按“合作”和“参与”的原则进行改革。1968年11月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就废除了传统的大学校长负责制，改由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共同指导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

这个提案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注定要失败。对反对派来说，戴高乐等于把自己的“软肋”送到他们面前，任由他们处置。关于改革提案的公民投票正好使他们内部暂时休战，联合起来一致反戴，提案内容反倒是次要问题了。

戴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只有少数几个部长支持戴高乐。不过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几经推迟，投票日期最后确定在1969年4月27日。

4月27日的投票结果显示，赞成票仅占47％，一直残留在戴高乐心头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他指示特里科，把原定于星期一（28日）中午发布的公告，改在午夜立即发表。

1969年4月28日零点10分，法新社发布了只有两句话的国家元首公告：

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此决定自今日中午起生效。

戴高乐又一次戏剧性地退出政治舞台，不过，对79岁高龄的他来说，这一次是彻底退出了。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落得如此悲怆的结局，对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如他的儿子菲利普·戴高乐所说：“这是莫大的悲哀，这是莫大的忧伤。”

戴高乐宁折不弯的性格也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战争年代，戴高乐凭借他的坚定和毫不退让，为维护法兰西民族的利益作过不小的贡献。而作为近代民主观念的法国，戴高乐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的作风，不免有些越出常轨，在他的威望如日中天，法国社会动荡之时，人们对这种作风不仅不会感到反感，反而会激动不已，因为这种作风正是他的威严的一种体现，也是解决棘手问题必不可少的。一旦社会秩序归于平静，戴高乐的作为就不免成为把柄，为反对派制造了攻击他的口实。在面临矛盾和问题时，戴高乐的回答历来都是“要么就是，要么就不是”，当风暴来临，这种毫不退让的做法既缺乏灵活性，也使法国民众丧失了信心，最终戴高乐失去了魅力，不可避免地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

1970年11月9日傍晚，一颗红得耀眼的太阳向大海那边缓缓落下。正在科隆贝的一座小阁楼里写回忆录的戴高乐伏案睡着了，永远睡着了。11月20日，冬雨涝廉，北风瑟瑟。遵照戴高乐的遗嘱，葬礼在没放哀乐，没有吹奏，也没有法国政府代表参加的情况下默默进行。那天，从法国各地赶来的几十万人聚集在凯旋门下，为戴高乐送行。巴黎城哭声一片，人们为这位法国伟人的离去而悲哀，而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