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

残疾的竞选者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海德公园中。命运赐给他的是英俊的容貌、善良的性格和聪敏的天赋。年近六旬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老来得子，自然无比欣喜，他希望这孩子能继承祖业，成为巨富绅士。而年轻的母亲萨拉·德拉诺则从孩子活泼好动的性格中看到了她家族的遗传，肯定他将热爱航船和大海。

得天独厚的家庭条件使富兰克林从小就与上层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从而对政治有着特殊的敏感。

1904年6月，罗斯福从哈佛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法学院学习法律。

1905年3月，罗斯福与西奥多·罗斯福的侄女安娜·埃莉诺结为伉俪。

罗斯福1907年从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后，进入华尔街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1910年，罗斯福如愿以偿当选纽约州参议员。

1912年，罗斯福助威尔逊竞选成功，威尔逊登上了总统宝座。

1913年3月17日，刚好是罗斯福与埃莉诺结婚8周年纪念日，他进入了海军部，开始了新的历程。与此同时，为他竞选立了大功的新闻记者路易斯·豪，也成了他通向白宫的永不分离的忠实助手和顾问。

第一次大战时的海军助理部长生涯，显露了罗斯福的政治才华，也锻炼了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为他日后入主白宫，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当三军总司令的重任积累了经验。

1921年8月10日，罗斯福一家乘坐“维力奥”号小帆船去郊游。当他们经过坎波贝洛旁边的一个小岛时，忽然发现一处野火。罗斯福立即同家人一起向熊熊燃烧的火源奔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搏斗，林火扑灭了。罗斯福把上衣一脱，扑通一声跳进水湾里。谁知芬迪湾的水冰凉刺骨，不等罗斯福活动开手脚，寒气就直往他的心肝里钻，身子被冻得发颤，手脚也开始麻木了。罗斯福勉强划了几圈，便赶紧上岸。

回到家里，罗斯福就开始发高烧了。两腿的肌肉酸痛，牙齿不停地打颤，体温升到华氏102度。尽管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请来了乡村医生，但病情仍迅速发展，剧烈的疼痛渐渐扩散到背和双腿。很快，罗斯福胸部以下的肌肉不听使唤了，僵硬的双腿成了从未有过的沉重的负担。

第三天，疼痛和麻木感扩展到罗斯福的肩、手臂和手指，两腿完全失去知觉了。

瘫痪症状逐渐向上身蔓延。罗斯福的脖子开始僵直，双臂不便活动了。最痛苦的是膀胱失去了控制，一天导尿数次。在罗斯福身上，医学失去了往常的魔力，他背和腿的疼痛加剧，全身的肌肉就像剥去了皮，轻轻一碰，就痛得忍受不了。

一个年轻力壮的硬汉子一下子变成卧床不起、什么事都要别人照顾的残废人，还有什么比这种折磨更痛苦的呢？罗斯福几乎绝望了，以为“上帝把他抛弃了”。

但是他奋力向上的精神不允许他放弃希望，他理智地控制着自己，绝不把痛苦忧愁传染给妻儿。为了不想自己，他拼命地思考问题，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逐一分析哪里成功了，哪里失误了。他一幕又一幕地回忆他所认识的政治家，思考着从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大展宏图，他躺在病床上系统阅读了有关美国的历史和政治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名人传记，以充实自己善于思维的脑海……痛苦的回忆，系统的思考，爆出了希望的火花，心灵深处那种奋发向上的力量使罗斯福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成功的希望。

罗斯福以顽强的毅力开始同疾病作斗争。为了使两条腿能够伸直，他每天都像踏上中世纪的酷刑架一样，把两腿关节处的楔子往里打进去一点，以便使肌肉放松。为了重新站立和走路，他让人在草坪上架起两根横杠，每天数个小时，不停地在这两条高低不一的横杠上来回挪动身体。渐渐地，他开始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他忍着剧痛，不顾医生的要求，每天都要比前一天多走几步路。

这种艰苦的锻炼整整持续了一年。医生为罗斯福特制了一副用皮革和钢制作的从臂部一直到脚腕的架子。这以后，罗斯福带着这副重7磅的架子，凭着身体和手臂的运动来“走路”。带着这副架子，罗斯福挣脱死神的召唤，能够站立着讲话了。

罗斯福把治好病看作从困境中崛起的一个基本条件。为此，他可以舍得一切。“是水把我害成这个样子的，还得让水来恢复我的健康。”他对自己说。他开始以特有的方式锻炼游泳，以恢复腿部的功能。他听说佐治亚西部有一处温泉，能治好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下肢瘫痪的人。因此，他专程前往此处并用自己继承下来的那笔不大的遗产买下了一块地，并且建立了“佐治亚温泉基金会”，以帮助脊髓灰质炎的患者。

当他的健康稍稍好转，他就满怀信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他每周只能工作两天。但他很快强迫自己每周必须坚持工作4～5天。只要一走进办公室，他的身心就被国内外的政治活动占据了。他不但没有被病魔俘虏，反而让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在美洲大陆传扬开来。罗斯福的府第挤满了进进出出的人群，有许多人是远道登门求教。

1942年，罗斯福拄着双拐走进民主党代表大会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声，镁光灯闪耀不定。罗斯福及强有力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富有节奏感的演讲完全把代表们吸引住了。欢呼声整整持续了73分钟。代表们看到，在经过与疾病作斗争后，罗斯福变得比过去更加坚毅老练了。事业上的进取心成了良好的精神治疗，它使罗斯福振作精神，挣脱病魔的折磨，步入了成功的殿堂。

在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下，罗斯福不顾严重残瘫的身体，不顾从政的风险，毅然加入了竞选纽约州州长的行列。在激烈的角逐中，罗斯福面带笑容，依靠一副夹板，一根手杖，一只抓东西有力的胳膊，一步一步地为自己铺设成功之路。

竞选后，罗斯福赢得了25000张选票，拄着双拐坐上了纽约州州长的交椅。

入主白宫

罗斯福取得1930年的州长选举胜利后，就立即开始了争取民主党候选人的提名活动。

1932年，在这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总统大选又再度开始。共和党推不出新的候选人，仍由刚任职期满的总统胡佛竞选。民主党在角逐提名的几个人中，罗斯福年资最浅，但他从1930年连任州长后，顺应民心，政绩卓著，无人能与之相比。

因此，罗斯福顺利地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按照传统的做法，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要等待几个星期，听候党的委员会给他送来得到提名的正式通知书。但罗斯福决心打破这虚伪而愚蠢的传统，他一得到消息，便立即从奥尔巴尼出发前往芝加哥，发表他的接受提名演讲。

这篇演讲的主旨是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致敬，并指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进步政党在历史上应起的作用。接着他回顾了美国的经济繁荣和随后的危机，以及共和党政府在应付危机方面的无能，他简要地告诉人们他准备为度过危机做些什么。这不是通常那种有意引得代表们拍手叫好的鼓动性演说，而是对形势的分析和将要采取的解决方案的概述。

然而他在演说中所讲的这样一句话，却给美国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了希望——“我向你们起誓，也为自己立下誓言，我保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最后，罗斯福宣布：“竞选于今晚10时开始！”

在美国，总统竞选不仅仅是政治实力的较量，也是政治技巧的表演。候选人不仅要提出能够吸引选民的施政纲领，而且要通过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塑造良好的政治家的形象。罗斯福为此作了精心的准备，他组织了两套竞选班子：一个是设在巴尔的摩的政治班子，专门负责经费的筹措，演讲的安排，由路易斯·豪和吉姆·法利领导；另一个是紧随罗斯福左右的顾问班子，其任务是起草演讲稿和制定具体计划，他们是出谋划策者。

随着竞选的逐步展开，顾问班子也越来越庞大。除了早就成为罗斯福私人顾问的哥伦比亚经济学教授雷蒙德·莫利、雷克斯福特·特格威尔、阿道夫·伯利以及司法专家萨姆·罗森曼等人外，又增添了一批新的专家，其中有农场问题专家亨利·A·华莱士、烈性子军人休·S·约翰逊将军、银行家威廉·伍丁、铁路专家约瑟夫·B·伊斯景、劳工问题专家唐纳德·里奇伯格、关税专家詹姆斯·F·贝尔纳斯，另外还有参议员基皮特曼、众议员科德尔·赫尔等。

罗斯福对自己的竞选班子十分信任，因为他早就受惠于他的顾问，在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讲中所使用的新词汇如“新政”，“处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遗忘的人们”等等，就是他们的杰作。这些词汇的使用，使罗斯福在下层社会中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但是罗斯福一开始没有给这个顾问班子找到适合的名称，他一再戏谑地称它为他的“枢密院”，这使顾问班子的头头莫利感到非常害怕。莫利担心，这个带有帝王色彩的字眼一旦被反对派抓住，就会大做文章。直到路易斯·豪用他的歪才起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智囊团”，莫利才松了一口气。

在竞选中，智囊团为罗斯福起草了每一篇讲演稿，弥补了罗斯福专业知识的不足，也大大减轻了罗斯福的体力和脑力的负担，使得本来令人疲惫的竞选跋涉，成了轻松愉快的长途旅行。更重要的是，智囊团的成员以后都成了罗斯福新政的实际制订者和积极推行者。新政的具体措施，都是他们根据罗斯福总的哲学思想提出来的。

罗斯福也十分擅长进行政治宣传。他能在每天演讲20次，每24小时结交1000个朋友。每当竞选列车停下，哪怕是停在沙漠中的贮水箱旁，他也要绑起他的支架，走到后月台上和欢呼的少数群众说句话或开个玩笑，这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娱乐。

通过一次次的演讲，一次次地和选民握手寒暄，他把他的思想、目标、施政方针明确无误地昭示给公众，他的演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新政的经典性宪章，没有一个听过演讲的人会对以后事态的发展感到意外。

同罗斯福生气勃勃的竞选活动相比，胡佛的竞选黯然失色。他4年的总统履历已让选民看清了他的“富人代表”的面目，现在他也拿不出什么新货色，只能拿罗斯福的残疾做文章。共和党人散布谣言说，小儿麻痹症会损伤大脑，影响正常思维，而且据罗斯福的医生乔治·德雷珀讲，“罗斯福已发了疯，6个月内就将死去”。然而这个弥天大谎只需德雷珀医生一个小小的声明就被彻底揭穿。公众认为：“遭受经济危机打击的美国就像一个双肢瘫痪的人，只有战胜了这种疾病的罗斯福才能挽救危机。”

这场竞选戏剧没有给它的结局留下任何悬念，它事先就作出了罗斯福将获胜的结论。选举的结果是：罗斯福得票2280万张，胡佛1575万张。在48个州的选举人中，罗斯福赢得42个州，共472张，而胡佛只得到6个州的59张选举人票。这是1860年林肯以212票对21票之比击败麦克莱伦以来，美国竞选史上第二个悬殊的比率。罗斯福终于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入主白宫。

推行新政

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时向人民宣誓要“实行新政”。“新政”这个词打动了选民的心，使他们燃烧起摆脱危机的希望。但是，他本人思想中并没有一幅“新政”的清晰蓝图，也没有什么理论根据。能够肯定的就是要改变胡佛的“自然调节”的放任政策，进行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进行过的某种经济实验。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次危机能比胡佛政府卸任与当选总统罗斯福就职之间这四个月的“政府过渡”时期的危机更加引人注目，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对美国人民来说，这四个月真是最难熬的漫长时期，正逢银行破产和濒临恐慌的混乱局面。

自1861年亚伯拉罕·林肯在不平静的托马克河彼岸出现一支叛军之际出任国家领袖以来，还没有一个新任总统面临着如此严重的危机：世界上这个头号金元帝国的金融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1700万失业者绝望地从一家工厂的大门被踢到另一家工厂的大门前；惊恐的储户包围着银行，徒劳地试图在银行关闭前提取一生的储蓄；在边远的高原上，一群群脸色忧郁的人，手持枪械保护着自己的农场和家园，生怕被受押人没收或被地方司法长官卖掉；失业的匹兹堡钢铁工人打发自己的孩子到面包店里去乞讨陈面包；衣阿华的农场主把卖不出去的牛奶倾倒在公路上，把玉米和小麦当燃料烧掉，而芝加哥的饥民却在垃圾堆里觅食；人们在客厅里低声谈论革命，或者在大街上高呼革命。“革命”成了时髦的字眼……

然而新任总统却表现出压倒一切的自信，竟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下肢瘫痪的人。在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休斯宣读总统誓词之后，罗斯福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的富有战斗性的演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讲真话，勇敢坦率地说出全部真话。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这个伟大的国家将和过去一样坚韧不拔，将会获得新生，繁荣昌盛起来。因此，首先让我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惟一应该感到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浅显的道理，简明的语言，严密的逻辑，加上乐观的态度，是罗斯福就职演说的鲜明特点，它“点燃了举国同心同德的新精神之火”。

罗斯福宣誓就职后，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旋风式”的“新政”运动。大危机是由疯狂的股票投机活动引起的金融危机而触发的，罗斯福新政的处方也首先从整顿金融入手。

就职后的第三天，也就是3月6日，罗斯福下令全国所有银行一律停业，从而制止了存款者的挤兑风潮，同时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解决银行危机的立法问题。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决定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颁发许可证制度，凡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允许尽快复业，其余的一律改组。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淘汰部分经营不善和基础薄弱的银行，另一个目的是为了使政府赢得时间，筹集应付储户提存所必需的资金。根据这一法令，总统得到管制信贷、通货、黄金、白银和外汇交易的紧急权力。

从3月13日到18日，全国14771家银行经过财政部审查后领到执照，分批陆续开业，其余10797家则被淘汰。

在银行开业的前一天，罗斯福发表了他上台后的第一次“炉边谈话”——以在炉火旁同朋友和家人聊天的形式对全国的广播讲话——表示政府将尽快改变金融状况，但人民必须要有信心，他号召全国“团结起来消灭恐惧”。这就向全国预示了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决心，对收拾局面，稳定人心起了不小的作用。

为了使存款户对储蓄安全放心，在罗斯福的倡议下，国会又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规定设立联邦储备局和联邦储蓄保证公司，对5000美元以下存款（后增加到2万美元）由政府保证其安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全国信贷体系由联邦储备局控制，并监督私人银行。由于采取这些措施，银行信用很快恢复，在不到一年内增加了10多亿美元。

在解决银行问题的同时，罗斯福还促使议会先后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

在“新政”中，救济是一个主要方面。

1933年5月，政府敦促国会通过了《联邦紧急法令》，成立了以社会学家哈里·霍浦金斯为局长的联邦紧急救济管理局。到1936年该局工作结束时共发放了30亿美元的救济金。在进行直接救济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实行以工代赈，即举办各种公共工程，以吸收失业者。

新政期间兴办的最大公共工程项目是田纳西水电工程，这是一个由政府投资举办的大型水电和灌溉工程，它的完成不仅使流域的平均收入增长了4倍，而且由于获得了充足的电力，因而使得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成为可能。

更多的则是民间工程和社会福利设施项目，如护林保土，兴办学校、体育场、图书馆，建造立体交叉公路。整个新政期间，总计实施的各类工程项目达18万多个，先后吸收了500多万人参加工作，开发了740多万英亩的国有林区，近20万英亩的国有公园，为社会留下了为数众多的公共财产。

从1933年到1936年的这几年，是新政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被称为“百日新政”（1933年3月6日～6月16日）的最初阶段，更是雷厉风行。但是随着危机的逐步缓和，它所遇到的阻力也越来越大。

新政的最大阻力来自最高法院。从1933～1936年最高法院审理了16件控告新政立法的案件，有11件判决不利于新政。根据联邦宪法，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职务，他们虽由总统任命，但一经任命，总统就奈何不得。

1936年，罗斯福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决心摧毁这个反动堡垒。他首先提出警告说，法院应正确对宪法作出解释，使它成为进步手段，而不是作为阻挠进步行动的工具。随后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个司法改革方案，要求年满70岁的联邦法院法官如在6个月内不自动退休，则由总统另外增派一名新法官进入法院。当时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大多年逾古稀，被称为“九老院”。

罗斯福的计划是，如该法获得通过，他将有权向法院增派6名法官，再加上原来法院中支持新政的3名法官，就可基本上扭转最高法院唱反调的局面。

接着，罗斯福又于1937年3月9日通过“炉边谈话”，直接向全国表达了他对最高法院的强烈不满，指责最高法院“不是以一个司法机构行事，而是以一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行事”，“不适当地把自己变成国会第三院——超立法机构”。

步步紧逼，罗斯福的攻势令法官们恐惧，他们惟恐罗斯福的提案被国会通过，就一面向参议院表白自己虽然年老，但却能恪尽职守，一面让一名77岁的法官退休，表示让步。但罗斯福的目标是要全部换掉这些林肯时代的遗老，并未就此罢休，尽管参院决定暂时搁置司法改革，未满足罗斯福的要求，但法官们面对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得不变得灵活起来。他们先是裁决瓦格纳法合乎宪法，接着又推翻了过去关于最低工资的裁决，承认最低工资条例合法，社会保险法也合法。

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斗争，实际上是涉及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更大范围的斗争。

30年代以后，美国总统权力日渐扩大，罗斯福首开其端。新政使行政长官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更是大权独揽，进一步奠定了战后总统权力扩大的基础。

30年代罗斯福推行的新政，使美国摆脱了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千百万生活贫困的工农群众免于饥寒的威胁，同时也使濒于瓦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得以保全，为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充当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做了思想和物质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新政大大加强了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美国由此脱离了“古典资本主义”而进入所谓“现代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时期。

与英苏联盟

在国内对新政的赞誉参半中，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又到了。罗斯福大选获胜，他获得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两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罗斯福成了门罗总统以来（114年）接连两届由本党控制国会两院的第一个总统。

1939年9月1日，德国悍然进攻波兰。3日，英、法对德国宣战，酝酿已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5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实施《中立法》。

1940年，又是美国总统选举年。针对纳粹希特勒的疯狂进攻，罗斯福急流勇进，第三次连任总统。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正式颁布《租借法》，它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结束，使美国由中立转变为事实上的反法西斯国家。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准备不足，损失惨重。次日上午，罗斯福发表演讲，正式对日宣战。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展开了。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万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夸大其辞地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

希特勒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一些短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幸灾乐祸，他们狂叫：“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厮杀吧！我们可以坐山观虎斗。”但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希特勒进攻苏联，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了根本性的转折，只有紧密地和苏联联合，才能取得这次战争的彻底胜利。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1941年6月24日，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全力援助苏联。”然而苏军在战争初期连连失利，这在美国决策层中引起对援苏是否明智的争论。

军事专家们普遍很悲观，认为“俄国军队将土崩瓦解”，“希特勒将在6个星期之内拿下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共产党政府将要垮台”。他们预言，如果把军火运往俄国，只能白白浪费掉。只有前驻苏大使乔·戴维斯是乐观的，他告诉罗斯福：“俄国人手里的货色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要多，他们是了不起的战士，不是轻而易举就能被战胜的。”

战争前途未卜，罗斯福进退两难。他决定派霍普金斯去苏联摸摸底。哈里·霍普金斯身材修长而瘦削，一副不修边幅的仪容，但举止洒脱，思想敏锐，当时负责《租借法案》的实施，并无明确的官职。自1940年德国进攻西欧时住进白宫，和罗斯福亲密无间，深受罗斯福的信任。

此时苏联正处在艰难时期，急切渴望得到外界援助，因此他们对这位总统特使的到来，自然格外重视。

7月27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当即受到苏联最高统帅的接见。斯大林坦率地向霍普金斯亮了家底，把苏联的兵员、坦克、枪炮和飞机的数字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这些数字远远超出了西方人士的估计。斯大林表示，苏联完全能够守住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但苏军急需高射机枪、高射炮、重机枪、步枪以及铝，尤其需要飞机、坦克和高射炮。

访苏期间，霍普金斯还亲自到前线进行了考察，苏联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念，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致后来每当驻莫斯科的军事观察员发回悲观的报告时，霍普金斯便表现出极端的愤怒，认为他们依据的只能是受偏见影响而歪曲了的猜想。

霍普金斯访苏，是战时美国对苏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建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罗斯福由此获得了有关苏联实力和前途的大量可靠情报，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从而坚定了他援助苏联的信心。9月底，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签订了10亿美元的援苏议定书，据此，美、英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火。

11月7日，罗斯福宣布苏联为《租借法》受援国，美将向苏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在援助和支持苏联抗击德国的同时，罗斯福也注意了美英两国战略合作关系的加强。自租借法案实施以来，美国实际上已同英国站在一起了。罗斯福出于对反法西斯事业正义性所抱有的信念，独自承担了援助英国的全部责任。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金钱、武器源源不断地出借给英国，甚至还命令年轻的士兵们驾着飞机投入战斗，或许还要牺牲生命。但是，他一直没有就这一事业的原则和目标发表过宣言。而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就立即在广播演说中明确宣布，他们所从事的卫国战争，“不仅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

罗斯福深感自己在政治宣传方面落后了，他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曾试图在一篇关于四大自由的演说中公开表明美国政府对这场战争的原则立场，但又觉得那仅是单方面承担义务，就像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那样，只对美国有约束力，而对盟国却没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由美英两国作出一个关于战争目的与理想的联合声明，借以向全世界宣告自己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

在罗斯福于7月底的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息之后。8月初，在一支舰队的护航下，总统率领有关军政人员乘坐“奥古斯塔号”，秘密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西洋海面上，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了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史称“大西洋会谈”。在以后的几天里，两位政治家纵谈世界局势，商讨共同的战略方针。在最后一天，8月12日，他们在“奥古斯塔号”的方形大舱内起草了有关战争目的联合声明——《大西洋宪章》。

宪章提出了8点主张，包括不进行扩张，反对违背人民意愿的领土变更，各国人民拥有主权和自治权，在获得原料和贸易方面机会均等，消除人类的恐惧和匮乏，公海航行自由，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体制，解除侵略者武装等。

其中第四点和第八点有关国际贸易和维护战后和平的声明曾有很大争议。美国希望消除世界贸易中的人为限制，英国则不愿放弃帝国特惠制，于是在自由贸易之前，加上了“适当考虑各国目前义务”一语。在第八条中，罗斯福则删去了丘吉尔提出的“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代之以“普遍安全体制”，以免英国公众联想起国际联盟。

《大西洋宪章》虽与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如出一辙，但此时此地却是一篇反法西斯侵略的宣言。它体现出一种抽象的道义力量，拥有广泛的宣传价值，从中既可以看出美国传统外交的影子，如自由贸易和航海自由，也能找到罗斯福新政的印记，如免于恐惧和反匮的自由，公平的社会保障等。

几乎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立刻接受了它。到9月15日，已有14个国家附议了宪章，它的基本原则成为反法西斯国家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为后来的《联合国宪章》所采纳。

在大西洋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要美国参战的请求，但他的言行使丘吉尔相信，美国将为介入战争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这正是罗斯福从威尔逊那里学来的“历史观念”。

9月4日，德国潜艇在冰岛海面袭击了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罗斯福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告诉美国人民说，这一事件“不是北大西洋上的局部军事行动”，而是“为了在武力、恐怖和屠杀的基础上制造一种永久性世界体制的既定步骤”。接着罗斯福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比喻才能，称德国的潜艇是“大西洋上的响尾蛇”，必须“见了就打”。这被认为是“不宣而战”的声明，赢得了美国很多公众的支持。

10月份，又有两艘美国军舰被德国潜艇击伤和击沉。罗斯福宣布，“射击已经开始，历史将记住是谁放的第一枪”。罗斯福的这些慷慨陈词，没能创造出一种适宜的宣战条件，只是促使国会在11月再次修改了《中立法》，允许武装商船，恢复美国船只开赴战区进行贸易的权利。然而1个月后，太平洋珍珠港的隆隆炮声终于帮助罗斯福实现了参战的愿望。

美国参战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摆在了罗斯福的眼前。现在已经有26个国家对轴心国作战，但是他们既未结成同盟，目标也互不一致。人们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或为了自身的自由而战，这是不够的。要证明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就需要确立一个庄严的道德观念。

他清楚地记得，威尔逊的理想是如何鼓舞了上次大战中的盟国，也记得威尔逊由于未能使其他国家对他的原则承担义务而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建议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都把《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为从事这场战争的目标和未来世界的基础，发表一个共同的原则宣言，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各国的赞同。惟一的实际困难是给这个大同盟起个什么名字才好。他觉得“同盟”这一名称太容易使人回想起过去的失败，而“联盟”会使人对美国人产生偏见，对丘吉尔提出的“合作国家”他也不中意。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十分满意的名称——“联合国家”。

1942年1月1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的代表齐集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布：各国政府完全赞同《大西洋宪章》各项原则，“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和经济的资源”，打败法西斯主义，“并不与敌人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

这一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起来。就罗斯福个人而言，这一同盟的形成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是他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的独特贡献。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44年，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第四次蝉联美国总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筹划一个更加符合美国利益的战后世界是罗斯福一直在思考的工作，同时他也谨记着威尔逊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随着美国的参战，原先一直充斥于美国政坛的孤立主义一扫而光，连比较保守的共和党也一致主张“美国有责任参加主权国家间的战后合作组织来防止军事侵略，在一个自由世界里用有组织的公平原则来维持永久的和平”。美国参议院也以85票对5票公开表示赞成美国和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有力量防止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权力机构”，而且丘吉尔和斯大林也多次表示，希望建立维持战后和平的国际组织。

在此情况下，罗斯福于1942年提出了他最初的“四警察”设想，打算采取“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办法，由美、英、苏、中四大国分管美洲、西欧、东欧和亚洲的地区安全，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区域组织的国际联合。但国务院等机构经过深入研究以后认为，此设想未能体现美国理应承担的“世界领导”责任。

1943年，美国实力空前壮大，不仅拥有与苏联不相上下的武装力量，而且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很自然地成为“联合国家”的核心。

罗斯福感到，此时正是实现他的伟大抱负的良机，他不仅具备过去多年担任总统的丰富经验以及头脑里有着对世界和平问题毕生研究所获得的思想精华，而且还赢得了行将与之合作的许多外国政治家的友谊和信任。此外，他在世界各国享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威望，有世界舆论的广泛支持。他深信，他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定能为美国和世界和平创造一项千秋功业。罗斯福重新设计了他的未来世界的蓝图，这就是把原来的“四警察”设想和国际安全组织揉合起来，在已有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安全组织——联合国。

考虑到眼前美、英、苏三家鼎立局面，为保证美国在未来的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罗斯福认为有必要预做安排，即为美国寻找一个可靠的支持者。他选中了中国，因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向来奉行亲美政策。虽然中国现在还不具有大国地位，但罗斯福相信，美国可以帮助它取得这一地位。

当1943年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普遍安全宣言》时，美国国务卿赫尔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我的政府认为，中国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作为四大国之一进行战争。对中国来说，现在如果俄国、大不列颠和美国在宣言中把它抛在一边，那在太平洋地区很可能要造成可怕的政治和军事反响。”

莫洛托夫承认赫尔言之有理，于是通过外交途径商定，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了字。一个多月后，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又作为大国首脑与罗斯福、丘吉尔举行了开罗会议。这样，中国在名义上就成为“四大盟国”之一。

罗斯福关于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很快取得了英、苏两国的赞同，并且出现了最初的联合国组织，这就是1943年11月由美牵头建立的“联合国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它的任务是“向受战争破坏地区的人民提供衣、食、住、行、医疗”等方面的援助和服务，以创建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联总的成立及其活动，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提供了经验。美国很快就控制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总，显露出世界霸主之相。罗斯福甚至未与各成员国商量，就任命美国人赫伯特·莱曼为联总首脑，各国只好接受即成事实。

实际上，尽管英、苏赞成建立联合国但在这个国际组织的某些细节上并不取得完全一致。罗斯福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1943年12月，三巨头在德黑兰聚会，主要商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罗斯福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先争取三大国在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而把具体分歧留待以后去解决。他知道，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都不好对付，但如果他能诱劝他们表态支持某些基本的原则，那么一旦签订和约，现在他们所作的那些笼统含糊的承诺，到时候就会发挥某种杠杆作用。

这些基本原则是：新的国际组织以各国人民自由平等为基础，将比过去的国际联盟更具备强制性的有效手段，它要像警察部队那样，迅猛地扑灭战争的星星之火。

斯大林和丘吉尔热烈赞同这样一个联合组织，大家一致同意罗斯福竭力坚持的基本原则。于是在《德黑兰宣言》中有了下述文字：

“我们充分认识到我们以及所有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无上责任，这种和平将获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拥护，并在未来的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祸患和恐怖。”

“我们将寻求所有致力于消灭暴政的人民的国家之合作和积极参加……我们随时欢迎它们自愿加入到这个民主国家的世界大家庭中来。”

德黑兰会议后，美国加紧为联合国的成立做具体准备。此时，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交了一份意义深远的计划，建议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促进美国外贸，避免1929年经济大危机重演。罗斯福看到该计划使他的战后世界蓝图更加完善，欣然接受。

在美国的积极倡导下，1944年7月1日至22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举行“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会议通过的《最后决议书》规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即各国货币直接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汇率，可按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比价，随时在美国兑换黄金。为此，会议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由于美国认购了世界银行91亿美元资本中的31．75亿，并拥有基金组织中1／3的表决权，因而从一开始，美国人就从人事和资金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机构。

接下来，四大国的外交代表于1994年8月至10月在华盛顿的敦巴顿橡树园召开会议，讨论建立联合国的具体组织事宜。美国国会两院也已分别通过了康纳利决议案和富布莱特决议案，保证支持美国参加战后国际组织。

为了营造四大国亲密和谐的会议气氛，罗斯福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这种会议常使我想起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的先生的老话。此人当过纽约州长。他对解决劳资之间的问题是非常得心应手的……他说，如果你能把各方请进摆着一张大桌子的房间，让他们脱去上装，把脚翘到桌子上，再给他们每人一支上等雪茄，那么你总能使他们谈到一块去的……你对熟悉的人怎么恨得起来？……我知道你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工作的。”他希望四大国成为朋友，“把脚翘到桌子上”。

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四国就联合国组织的总形式和许多具体细节都达成了一致。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规定了联合国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以及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处等重要机构的组织权限。但在安理会的否决权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严重分歧。苏联坚持要求保证常任理事国的绝对否决权，美国则认为，作为当事一方的常任理事国不能否决有关讨论和行动。苏联还担心联合国大会中会形成以美国为首的美洲集团和英联邦集团，因而提出接纳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同时成为联合国成员国，对此，美国以自己有50个州亦应有50个席位予以反驳。这两个问题最后未能达成协议。

1945年2月，美英联军和苏联红军开始从东西两翼向德国腹地进攻，德国法西斯的寿命危在旦夕。随着军事胜利的到来，三大国尽快达成战后安排显得格外重要。

作为联合国组织的总设计师，罗斯福的心情更为迫切。然而现实的问题是他必须找到排除最后障碍的办法。他仔细分析了他的两个对手，觉得他们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民族利益。由此他意识到，绝不可能把旧世界的一切推倒重来，用全新的材料去建筑国际大厦。相反，只能在一个被毁坏的文明世界的废墟上动工，清除那些无用而碍事的瓦砾，利用留存下来的完好结构，这里补上一些砖瓦，那里安上一个新拱门。想通了这个道理，他决定作出必要的妥协。

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三巨头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再次聚首。这次会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在下述问题上达成一致：关于大国否决权问题，三国同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论是否当事国，对实质性问题均有否决权；关于代表席位问题，苏联撤回在联大拥有16个席位的要求，美英则同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拥有联大的正式代表权；关于托管地问题，美国同意，联合国托管范围仅限于战败国的殖民地，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和自愿交由联合国托管的地区，不再坚持原来的所有殖民地都交联合国托管的主张，从而满足了英国的要求。

会议还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至此，有关联合国组织的问题终于得以妥善解决。

然而就在旧金山会议召开前夕，1945年4月12月下午3时35分，罗斯福停止了痛苦的呼吸。一代伟人罗斯福却因心血耗尽而猛然长逝，他终于未能亲眼看到他精心设计的联合国组织的诞生。

罗斯福总统的遗体运回华盛顿后，并没有像以前的林肯总统和后来的肯尼迪总统的遗体那样，放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供人瞻仰。他生前不希望那样做，他的遗愿得到了尊重。

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斯大林、丘吉尔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表彰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富兰克林·罗斯福虽然没有看到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虽然没有让画家完成他所希望的水彩画像，但是，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在他逝世25天后，作恶多端的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他逝世3个多月后，日本法西斯也投降了。他的画像虽然没有完成，但是在世界人民心中却树起了一座丰碑。人民，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在这一伟大战争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勇敢顽强、不向任何困难挫折低头的品质和独立自主、维护和平的正义绩业，使他进入了世界名人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