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雄心未灭何惧偷袭
治疗的期限到了。他们不想回诺沃罗西斯克去。因为拉娅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没有征得父亲的同意,打算留在索契,可是住在哪儿呢?他们开始找房子。在城里——他们买不起房子。但也不可能定居在老马采斯塔,因为在那些年代,该地和索契的联系全靠铁路,但疗养季节过去之后,火车很少开, 所以存在着食品匮乏的危险。
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帮了他们的忙。她陪同拉娅一道去索契寻找合适的房子。她掏钱从一个姓波里采金的人那里租来一间租期两个月的小别墅。房子离火车站不远,在“农民大街”(现在这条街叫高尔基大街)。两个月之后,他们盼望从区委会得到房子,这是索契市委书记莫·沃里梅尔答应的。
日格列娃很快回到列宁格勒去了。她向拉娅提出要求,更准确点说—— 她要她把他们的生活和尼古拉的健康状况经常地详尽地写信告诉她。
日常生活开始了。每天早上拉娅跑到市场上去购买食物,然后做午饭。终日忙于家务和照料尼古拉。
她经常阅读报纸、杂志。那时在《真理报》上正在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读报时,她被一些不懂的地方难住了。但是她不愿意轻易打扰尼古拉——他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她朗读。然而,他却想议论读过的内容。他感觉到她并没有弄懂,他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义。
尼古拉描绘的图画,当时对拉娅说来,有如想入非非的童话一般。后来, 甚至使她确信他那丰富的想像力。奥斯特洛夫斯基却没有能够描绘后来很快变成现实的事情⋯⋯
他们的房东有一个近八个月的小女孩。她名叫索尼娅:是一个乖乖的、黑眼睛的小囡。拉娅常把她抱到他们家里,坐在尼古拉的身边。他拥抱着小女孩纤细的身躯,逗着她玩,而索尼娅洋洋得意地抓住他的鼻子。当她瞧着他的脸时,他作了个鬼脸,高兴地笑了起来。尼古拉常给她唱起短小的儿歌。
一些大孩子也常常喜欢到“科里亚叔叔”这儿来。孩子们经常把他团团围住——有的坐在他的膝盖上,有的爬到椅子上,有的把胳膊肘支在尼古拉床头的枕头上;他们悄悄地听着,听着⋯⋯
然而,必须解决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日常生活上的问题。为了得到食物购买券,拉娅必须去工作。但是把尼古拉搁在一边怎么行?靠尼古拉一个人的食物购买券两个人生活就得挨饿。而且尼古拉也跟着“受罪”。在人民供应工会,她被登记为家庭女工。
与此同时,她还要到城市公用事业局去打听房子,但没有任何结果。她把这些情况通知了在列宁格勒的日格列娃,她从那儿写了封信给市委书记沃里梅尔,但是沃里梅尔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乡下——那里正在搞农业集体化。
最后,城市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请拉娅去看房子。他们提出了三处住房。但是这三处都没有供暖设备,是用水泥板砌的地下室。这三处住房都被她拒绝了。工作人员指责她调皮捣乱。他们无处安身,只好把尼古拉搬进韦尔夏金诺区普希金大街九号一层半地下室式的、既潮湿又阴暗的房子里。
他们搬迁的房子位于城郊,晚上回家极不安全。拉娅经常过的那个隘口
(现在在这个隘口上修建了一座高大漂亮的桥——它把过去的韦尔夏金诺区
和市中心联在一起)经常发生一些拦路抢劫和侮辱妇女的事件。尼古拉坚持要她随身携带他的勃朗宁手枪。在尼古拉的指导下,她学会了使用勃朗宁, 经常擦它。她坚决拒绝携带武器:擦枪是一回事,放枪是另一回事。有一次, 她承认自己不敢放枪,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两条腿上。尼古拉嗤笑了她一阵, 最后欣然同意了。
她们住的房子终日不见阳光,没有窗户。嵌了一半玻璃的门通向挂满葡萄藤的走廊。房子因此更显得阴暗、潮湿和清冷。
每逢温暖、晴朗的日子他们就想吸收些阳光。根据尼古拉的建议,拉娅把他的床铺移到门口,分开遮住阳台窗户的葡萄蔓,试验成功了:阳光终于照到床上。兴高采烈的尼古拉鼓励她说:
“喏,再来一点,把蔓分开些,把叶子打掉!”
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但仍不可能把蔓再往旁多挪动一些:她没有那么大的劲儿。
拉娅想他已经忘记了这一情景,但过了几年之后,她读了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一书:
“塔泰,瞧,阳光终于照进来啦!”莫依舍用双手捧着射到肮脏的地板上的金色的光华,“塔泰,我给你一点儿阳光吧。”
当时,天气寒冷多雨。有时,为了烘暖屋子,拉娅把一些杂草、落花、树叶收捡起来。但这些只能供给有限的热能。尼古拉终于感冒了,肺部开始发炎。她不得不又去城市公用事业局申请房子。他们的一位新认识的邻居萨佐诺夫老人帮了她的大忙:很快,他对尼古拉依依不舍,寸步不离;她不在家时,他给尼古拉读报。现在他又为生病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张罗住房。他们总算是走运气。沃里梅尔指示:把这栋房子原女房东在二楼的一间
私人牙科诊室整理出来给奥斯特洛夫斯基住。
尼古拉为了尽早让五金工人舒拉契卡高兴,于 1928 年 10 月 29 日写信给她:
“我们已经过了三天资产阶级的生活啦!这儿房子宽敞,阳光充足,有三个窗户,有电灯,甚至⋯⋯还有自来水⋯⋯我在这儿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 还见到了阳光。我已经 26 天没有见到阳光。我曾经住过的那间地下室,无论从肉体上和精神上竟如此摧残了我。”
是的,现在他们总算有了一间豁亮的、干燥的、比起地下室总算宽敞的、十平方米的房子。但有一点不方便:他们的壁炉烧火口在隔壁的房子里,那里住着女房东的亲戚——一个矿主。他现在是工人,在一个疗养院赶马车。
他们的下边住着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这就是那间可怕的地下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所有的房间里都有泄水池,但却禁止使用,因为下水道尚未修复。不知为什么,了解这种情况之后,拉娅的邻居把家里的污水倒在泄水池里,这些龌龊的东西便流到工人住的地下室的泄水池里。这样一来,尼古拉的屋子里也臭气熏天。此外,这个邻居还从房子的窗口把污水泼出去——恰好泼到这个工人住房的窗下,应当说是一个结核病人住房的窗下。这个工人的妻子常常抱着孩子含着眼泪跑到他们这里来。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帮帮我们的忙!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又把脏水泼到泄水池里⋯⋯”
人们常常来奥斯特洛夫斯基这里寻求袒护。尼古拉在家里召集居民委员
活跃分子,力争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对矿主进行谴责,并以驱逐出宿舍来威胁他⋯⋯邻居知道后,破口大骂尼古拉。一般说来,他有骂共产党员的“瘾”。这个人要做什么?他不准拉娅进他那间房子里去生公用的壁炉。壁炉冷
冰冰地在那里。旧房主却在自己的房子里安装了一个小铁火炉。她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尼古拉受不了烟气:头痛病一直在折磨他。当她向邻居请求点燃公用壁炉时,旧房主凶狠狠地回答说:
“要想进我的屋子,只能等我死了以后!”
拉娅要求批评他,让他遵守秩序,并帮助他们解决生炉子的问题。而市执行委员会回答她说:“当然啰,若是别人也到那里去生火,这是很不方便的。”
寒冷继续威胁着他们。尼古拉躺在床上。拉娅用能保温的东西把他的身子包得紧紧的。
同时,他们也寻找出路摆脱这种困境。他们坚决要弄一只电炉。但是, 索契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又火速给五金工人舒拉契卡写信。信是 1928 年 11 月份写的:
有一件紧急事要麻烦您,请到电料行去打听一下,他们那儿有没有电炉买⋯⋯极需使用,因天气就要冷了⋯⋯
今天我就电炉一事给你打电报——要电压 110 伏特的。这种电炉虽然耗电量大,但能较快地取暖⋯⋯我那家邻居不准别人点燃公用壁炉,他自己也不用公用壁炉⋯⋯
关于这个邻居:尼古拉还有这样一段描绘:“我们这所住宅里只有一个敌人,即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分子——我的邻居。由于对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不让我们生壁炉,我们只好生活在冰冷的屋子里;我的幸福就是希望有晴朗的天气,不然,我会冻死的。这群土匪中有一个人朝我的窗子里投石块,瞄准我的脑袋,但技术不到家,只碎了玻璃,这已经不是第一枚炸弹了。当拉娅外出时,他们在我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用石头袭击我。用这种徒劳的尝试达到某种目的。让这种荒谬绝伦的举动见鬼去吧!我们疲倦得不行了。对为工人迁入较好的住宅同当地资产阶级分子进行的斗争,作了与众不同的反应。我遭到了两次攻击,但我一一进行了还击——这一切以通信的形式告终了。在这里,右的危险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里在斗争和工作中遇到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这些都是我力所不能及的。写一封让人们轻蔑地冷笑和暴跳如雷的信是不值得的。我无能为力和这些老官僚主义者作斗争,也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因而,只好心安理得。你要知道,在信中是无法一一叙述的。信不是一个好的秘密活动者。等我们见面后,我会把一切告诉你的,我相信你会承认我的政治路线。目前我已耗尽全部精力,我应该安静一下了⋯⋯”
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来说,在他住的地方,为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斗争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而且是社会上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
“当然,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或某个房间,或公用壁炉等等诸如此类的琐事。”尼古拉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不,问题是关于右的危险,这种危险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你读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党中央最近的一次全会上的报告吧!报告中说,在黑海区的机关中对我们怀有敌意的分子占
百分之三十。毫无疑问,雅罗斯拉夫斯基并没有夸大其词。我不会说拍马屁的话,也不说痔疮似的官僚主义者的话,更不说有损‘上级关系和令人不愉快’之类的话。”
是的,一个病患者,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人,他却不甘落后于自己国家的生活之后,关心国家的利益,他熟悉一切成就和胜利, 并积极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斗争。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自己小小的战线上进行着斗争。 “总之,我在这里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投入阶级斗争的。”1928 年 11
月 21 日,他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我们周围还有白卫军和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我们的房管局还在敌人手中——一个神甫的儿子,过去的别墅所有者。我和拉娅熟悉了这里的人们之后,把住在这里的工人和自己的同志们组织起来,我们要求改造房屋管理机关。所有的异己分子勃然大怒,竭尽其反对之能事——两度破坏会议。真可谓怒不可遏。但是,最后,第三次所有的工人和共产党议员在我住的房子里聚会,而且我们大多数一致选举了房管委员会代表——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工⋯⋯然后开始为争取解决下一间房子而斗争⋯⋯经过‘战斗’之后,这间房子也被我们征服了⋯⋯事情并非只关系到我个人,不是的,这是阶级斗争——为把异己分子和敌人从私邸中逐出去⋯⋯”
“舒拉,虽然我在此重病在身,但我忘了一切,虽然要担许多风险,但生活对我变得更有意义了,因为有一批工人和我站在一起,把我当作亲人。他们在斗争,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与“没有彻底清除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耗费了他不少的心血。但是,如他所期待的那样,苏维埃机关清理委员会果然来到他们家,承认他的行动是正确的!
“⋯⋯于是,苏维埃机关清理委员会在这里展开了工作⋯⋯”1928 年 12
月 12 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阿·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前天和今天我这里客人很多。苏维埃机关清理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来了,沃里梅尔和区委员会的常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同志和其他同志也都来了。”
“由于一些坏蛋的捣乱,从事清理我们机关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向我猛烈抨击⋯⋯”
“我从这儿写给莫斯科、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一切信件,当我出席全体委员会时,作了分析和补充。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查清,其余均已被揭露和处理⋯⋯”
舒拉契卡劝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己多保重。他回答她说:“⋯⋯我读了你指示我摆脱神经衰弱和与疟疾作斗争的信。这也是同志们对我提出的建议⋯⋯当然,亲爱的舒拉契卡,我不应该天真得像个孩子一样,想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就会好起来。有很多娓娓动听之词,但没有出现什么值得庆幸的东西;我这儿有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我看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头上的箍并没有压迫我,只有现在我才感到我消耗了多少毅力,我是怎样成为一个盲人的。”
是的,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了⋯⋯
拉娅需要找一个工作。但自从尼古拉被别人拿石头砸了以后,事情已很清楚,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是不行的。他们给在舍彼托夫卡的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去了信,请她动身来这里。
她终于来了,他们感到轻松多了。拉娅安心去上班,一切必须做的事有人做了,按时让尼古拉吃饭。他们三个人相处得很和睦。
一个半月之后,给了他们一套住宅,在市中心沃依柯夫街 39 号。
没有群众,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不可能生活下去的。通过市委书记沃里梅尔介绍,他终于接受了像宣传员那样的任务。共青团员们又出现在他们的房子里。他们与尼古拉关系极为密切,连自己的事情和家庭生活问题都和他商量。
正在这个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结识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别尔谢涅夫。后来此人被写进了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 从第一次见面起就用“你”来称呼。似乎他们很早就认识,只是昨天才分别了,两个人像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问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比尼古拉大 9 岁,他还有过这样一段光辉历程:1917 年的党员,察里津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成员,骑兵军团司令部直属革命军事法庭庭长。在索契因身体状况而被调动工作,做法庭的公证人。
他们相互在交谈着什么。他们俩都是过去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现在一谈起来就是好几个钟头,还在一起读报,别尔谢涅夫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留在党的新闻训练班,以熟悉城市生活和城市的未来远景。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也是个着了迷的无线电爱好者。他把广播接通到尼古拉的房子里,现在他们一起听广播竟坐到夜阑人静的时分。别尔谢涅夫还喜欢摄影。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照相机,经常给尼古拉和我们大家拍照。
别尔谢涅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是第一批残废军人,他们彼此开玩笑说——是属于“零范畴”之内的人。别尔谢涅夫动过一次大手术(肺部切除了四分之三),但是没有退却。用他自己的话讲是“以最大限度的容量” 生活着。他是个愉快的、热爱生活的、精力充沛和机灵的人,他随时随地求学,并以自己的乐观精神感染周围的人。
有一次,拉娅对尼古拉描写乌什卡①的外貌:他是个身材匀称挺秀、中等以上的个头儿,蔚蓝色的眼睛、淡黄色头发的美男子——尼古拉开玩笑地说: “瞧,别爱上了他。”
而他却真的爱上了他。
1936 年 3 月,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把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以下赠书的签字送给了别尔谢涅夫:
“赠给我的好兄弟、朋友、亲爱的列乌什卡·别尔谢涅夫,以彻底粉碎‘零范畴’。翻开书后,你就可以触到我紧紧的拥抱。”①
1929 年夏天,尼古拉和拉娅的住宅变成了休假者的真正集会点。尼古拉的老朋友日格列娃、诺维柯夫、霍鲁仁科、卡拉斯(尼古拉和莫依谢依·叶菲莫维奇·卡拉斯是 1924 年在哈尔科夫市彼得·诺维柯夫家里认识的。他在第二卷烟厂主持经济部门的工作)都聚会在一起了。
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罗扎·莉娅霍维奇——她到索契来是治疗肾炎的。她租的房子离他们的住宅不远,她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是和尼古拉在一起度过的,并受尼古拉的请求代写书信。有时整天给他朗读当时刚问世的小说《静静的顿河》。
① 列夫的爱称。
① 见索契奥斯特洛夫斯基陈列馆档案室。
尼古拉和罗扎结为朋友,他们彼此通信,直到她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罗扎·莉娅霍维奇在给彼得·诺维柯夫的第一封信中,谈到了她自己和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次见面的印象: “彼得鲁斯!我无限地感激你,我亲爱的,你使我有机会结识这样一个
洁白无瑕的好人。我成天坐在他的床边。我们叨叨絮絮说个没完。我们之间的语言和思想源远流长。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似乎很早就了解他,很久很久以前,我和他一出生在精神上就联系在一起了。
“他用一双睁得大大的,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打量着我。他激动得发抖,握着我的手说:‘罗扎契卡②,要知道,我以前不认识你,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昨天,我们和他谈了很长时间,他简直打动了我的心,使我泪水涟涟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不,彼得鲁斯,我感觉到由于这次会见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给我整个一生留下了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拉娅。不管怎么说她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姑娘,是一个把眼前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最美好的年华贡献出来的姑娘。你是最了解尼古拉的。我感到,我也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样的人的。”①
⋯⋯就这样,在那个夏天,她们家里聚集了许多好朋友,他苦恼的是, 朋友们不是来休息的,而是设法给他弄去疗养院的许可证。他每天请求他们不要去给他办许可证。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一个人飞跑进房间,挥动着一张淡紫色的纸嚷道:
“搞到许可证了!这就是,随时都可以去——到马采斯塔去,科里卡, 动身吧!⋯⋯”
晚上,房子里剩下尼古拉和拉娅时,尼古拉对她说: “你知道吗?拉娅,我很想坐敞篷小汽车去疗养院。我意识到自己坐在
汽车里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我们怎么安排都可以。我们可以请求司机开慢一点。可能我还会看到群山和大海⋯⋯听说到马采斯塔去的沿途风景很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市党委派来一部敞篷汽车。好不容
易才把尼古拉半躺着安放在车上。拉娅找了个地方挨着他坐下,一路上倍加小心,不让他从座位上滑下来,并使他能够看到周围的景色。他戴上了茶色眼镜,没有戴帽子;一路上,清风拂动着他那漂亮的、波浪式的头发。他的视力已经很不好了,一切都是蒙蒙糊糊的,但还能看到一点东西⋯⋯这已是他在还能看到一丁点儿东西时最后一次短途旅行了。
在老马采斯塔第五疗养院,尼古拉认识了莫斯科人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马雷舍夫,他是 1903 年入党的党员,尼日戈罗德交易会会长。
他并不年轻了,但是个精力十分充沛的人,蓄着“贵族”式的大胡子。他是个老是两脚不停的大忙人。可以看到他经常穿着带条纹的便服,不穿衬衫,把毛巾搭在肩膀上,头上戴着宽边帽——似乎要到海滨浴场去,看起来, 没有什么人他不熟悉的,没有什么人他没有见识过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感觉。但实际上,马雷舍夫是个能了解休养者心情的人。使拉娅惊讶的是,他来到奥斯特洛夫斯基跟前,像老朋友似的和他攀谈起来。他知道尼古拉正在
② 罗扎契卡——罗扎的爱称。
① 见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档案室。
害着眼病。他将有破灭性地失去视力的危险。因此,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建议尼古拉去莫斯科,答应给他找医术高明的眼科医生阿维尔巴赫教授治疗。
“治疗结束后,”马雷舍夫说,“拍一个电报到莫斯科找我,有人接你。我们可一言为定。”
尼古拉眼前又浮现了一线希望。他希望可能重见光明⋯⋯
他们还希望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尼古拉不止一次提出过,而拉娅总是避而不答。这就是关于办理结婚登记的事。
在那个年代,人们认为结婚登记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他们面临着莫斯科之行。尼古拉,拉娅的母亲和朋友们这时正在他们家作客——大家都主张他们还是用一个姓。
“你要明白,”妈妈对拉娅说,“这关系到科里亚的任何问题。登记后, 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如果有证明,你是他的妻子的话。你应该听长辈的忠言!”
拉娅终于拒绝了。现实情况使她感到窘迫,给她设置了障碍:这怎样能实现呢?尼古拉不可能走到民事登记处。这意味着要请民事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登门?不行,她不想这样做。
这时,亚历山德拉·阿列克谢耶芙娜·日格列娃来到了“红色莫斯科疗养院”,她是他们善良的领导者。
科里亚对她请求说: “舒拉契卡,安排我和拉娅到民事登记处去办手续吧!” 她感到惊讶: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尼古拉回答说: “拉娅对这个更需要。应该使我们的关系具有法律依据。”
舒拉契卡到了民事登记处。她开始和对方进行结婚登记的谈判。他们答复她说:“让男女双方来办理结婚登记吧!”
她说,一半能来,另一半不能来。同志们无不惊奇莫名: “苏维埃政权已经 12 年了,我们这儿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第二天,她领来了民事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结婚登记终于办妥了。
经过马采斯塔硫磺矿泉水治疗后,尼古拉感觉轻松多了:剧烈的疼痛停止了,经常发炎红肿的关节在消肿——虽然没有很明显的好转,但活动功能开始逐渐恢复。
尼古拉焦急地催她收拾行装。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莫斯科之行。
这是拉娅第一次和尼古拉远行。她感到深深不安。把他怎样安置在车厢里才合适呢?沿途怎样喂东西给他吃?莫斯科会怎样迎接他们?他们住在哪里?
1929 年 10 月 4 日,他们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