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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感念党恩
- 在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里，周恩来热情地握住了卫立煌的手说道：“哎呀，卫立煌先生啊，我昐你好久了啊！”
- 卫立煌出席朱德副主席为他设的晚宴，陪席的还有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粟裕。谈起抗战时期的往事，大家兴致勃勃。
- 1956年下半年，卫立煌第一个报名参加全国政协举办的社会主义学院，并选修《政治经济学》课程。
周恩来与卫立煌谈话
4月6日17时，在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里，周恩来一边工作，一边不时地看向窗外，好像在焦急地等待什么人。
过了一会儿，门响了，只见周恩来大步地走了过去，把房门打开。这时，秘书第一个走了进来，卫立煌紧随其后。
“总理，我把您盼的人请来了。”秘书说道。
“哎呀，卫立煌先生啊，我昐你好久了啊！”周恩来热情地握住了卫立煌的手说到。
“恩来总理客气了，我也早想来拜访你了，怕你公务繁忙，不敢打搅啊！”卫立煌被周恩来的热情深深地打动了。
两人边说边坐了下来，这时，秘书端了两杯水过来。
谈话间周恩来又派人接来了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
周恩来说道：“我明天啊，就要动身南下，准备参加亚非会议，这一去就得好几天，所以啊，我就安排今天晚上和小超在家设晚宴，就算是为你们夫妇回国接风吧，哈哈！”说完，周恩来爽朗地笑了起来。
听到周恩来这么说，卫立煌夫妇真是受宠若惊啊！他们知道周恩来的工作很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想着他们，真是不意思！
晚宴准备好了，席间，卫立煌再次感谢总理，“年前您嘱咐在邓大姐身边工作的韩权华侄女韩德庄执笔告我，在太原晤过面的那位朋友，请姑父和姑母回来！我一看就知道是您在召唤我，抗战之初，我们在太原有过竟夜长谈，那时您就在搞统一战线了！”
于是满座皆笑。
谈话间，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他们夫妇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并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之间的旧谊。
邓颖超热情地和韩权华谈起往事。
韩权华拉着邓大姐的手说：“回到祖国真好，我们感觉很温暖。感谢祖国人民对我们的热情招待。”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热情和真挚，使得卫立煌夫妇毫不拘束，感觉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周恩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卫立煌夫妇感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是那样诚挚和健谈。想到周恩来第二天还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他们更是激动不已。在周恩来总理出国前夕，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做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精力充沛。但当时他们却不知道，周恩来刚做了手术还不到一个星期呢！
当卫立煌夫妇在杭州西湖上泛舟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呢！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颖超又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事项。
周恩来从万隆会议胜利归来后，又和陈毅宴请卫立煌，在席间谈到有关解放台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卫立煌茅塞顿开。
陈毅副总理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的原故。
自1955年4月6日起，卫立煌一家到达北京后，就暂时住在北京饭店，到6月份，他们一家人迁至东单麻线胡同新居。
他们的新居是什么样子呢？据后来香港《文汇报》上所刊登的《中国新闻社》记者杨木所写的报道中写道：
那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煤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鱼池，有树有亭……当大地春深、绿满枝头的时候，红亭一角，实具庭园幽趣。
周恩来与邓大姐的热切关怀，更加使他们感觉到祖国的温暖，党的关怀。
这个时期卫立煌的心情极为欢畅。1955年8月中旬，香港《大公报》连续数日发表该报记者潘际炯写的专栏文章：《卫立煌在北京》，其中写到：
卫立煌在北京畅游多日，足迹踏遍了城内外许多名胜区，并参观了很多工厂，深感北京在近五年多来的变化太大了。
下面摘要抄录潘际炯文中一些记述：
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天坛、颐和园这些名胜，当然是离别北京多年的卫立煌的必游之地，就是在市一郊的大觉寺、周家花园、碧云寺、西郊公园、明十三陵、卢沟桥、周口店也有他的足迹。在周家花园盛开的牡丹花旁，卫立煌夫妇和张治中夫妇等旧友谈论这棵一人高的牡丹上究竟开了多少朵花，卫立煌又在卢沟桥上看到从前敌人留下的弹痕。
卫立煌带着微笑说：“要谈历史，石景山钢铁厂还是北洋时代段棋瑞政府创办起来的，厂长是卖国贼陆宗舆。可是自从建厂以来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在将近三十年间并没有生产出什么。开始生产是敌伪时期的事，然而目前它的生产量是敌伪时期的五倍。”
卫立煌写信给海外朋友说：“弟目睹新中国朝气蓬勃，秩序井然，在工业、农业各方面的建设无不突飞猛进。短短五年期间。将破烂不堪、陈腐垂亡之中国，变而为富强兴盛之国家，成就之惊人，若非目睹，实难想象。六日弟达北京，首都建设宏伟，发展迅速，尤令人激动兴奋。市郊工厂林立，学府毗连，景象之新，已非旧游者所能相识。”
在后来的国庆二十五周年前夕，周恩来在审定参加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时，把韩权华、郭翼清、洪希厚、刘芸生列为“起义将领四夫人”，指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这样，卫立煌也就和程潜、张治中、傅作义一样，是“起义将领”了。
刘少奇会见卫立煌
4月21日，刘少奇委员长会见卫立煌。
刘少奇诚恳地征询卫立煌对新中国建设方面的意见，卫立煌深受感动。
卫立煌与刘少奇的相识是通过赵荣生认识的。
1938年春节过后，经中共党组织的安排，赵荣声来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的司令部，当了一名少校秘书，从事统战工作。不久，奉卫立煌命令，赵荣声等人前往西安组建第二战区工作团。后来工作团随卫立煌来到中条山垣曲县辛庄村，在村内张贴标语，组织演出，营造了浓郁的抗日氛围。工作团内还成立了秘密的共产党支部。
在与卫立煌的日常接触中，赵荣声注意经常做卫立煌的思想工作，讲述中共的一些抗日主张，鼓励他作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卫立煌觉得赵荣声是了解他的人，对赵荣声说的知心话更多了。
有一天，卫立煌突然提出一个问题：“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
赵荣声不知如何回答，就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问林伯渠。林伯渠指示：“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之后，卫立煌又向邓小平、杨尚昆等人说出了自己想入党的想法。
一天，刘少奇约赵荣声到渑池县去晤谈。
在谈到卫立煌想入党的事时，刘少奇批评赵荣声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
刘少奇最后指示：“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身边呆下去就是成绩。”
1938年底，第二战区工作团的工作情况被蒋介石知晓，迫于蒋的压力，卫立煌只得解散工作团。
这时，卫立煌也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荣声跟随卫立煌来到洛阳。此时在洛阳的刘少奇指示赵继续交好卫立煌这个朋友。
卫立煌谈及当年他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会见中共代表“胡服”的事时，事后才知道是刘少奇。
此番当面核实，果然是同一人！两人都笑了。
胡服是刘少奇的化名。刘少奇因工作之需常用化名，据载有40多个。所以，大家只知“胡服”而鲜有知道“刘少奇”的。
刘少奇在会见他时，也像老朋友一样问长问短，对他十分关心。
卫立煌的心再次被一股暖流融入，并且充实的满满的。
卫立煌在京与老友重逢
4月14日，卫立煌出席朱德副主席为他设的晚宴，陪席的还有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和粟裕。
谈起抗战往事，大家兴致勃勃。
卫立煌对共产党的良好印象首先应归因于朱德。朱总司令亲切、诚恳的长谈，给卫立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是除了周恩来之外，引导卫立煌和八路军接近，引导卫立煌对共产党看法转变的第二人。
早在1938年，卫立煌在没有见到朱总司令前，对于这个曾经担任红军总司令、名闻全国的当代英雄是个什么样子是很难猜想的。卫立煌身在军旅多年，见过各式各样的“总司令”。有的排场豪华，艳妾成群；有的任意杀人，穷凶恶极；有的勋章满胸，胸无点墨；有的好弄权术，阴险毒辣。
卫立煌相信朱总司令一定与他们不同，但是他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实在无从想象。真正见了面以后，朱总司令平易近人，谦虚朴素，出乎了卫立煌的意料。
朱总司令穿着一套灰色棉布军服，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腰间扎了一根士兵用的小皮带，脚上穿了一双旧布鞋，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他眉毛浓黑，眼睛炯炯有神，年纪在50岁上下，和蔼可亲，朴朴实实，有如一个田舍翁。他带领了彭副总司令和贺龙、刘伯承等3个师长以及左权副参谋长同到临汾。卫立煌亲自招待他们，陪同他们乘坐同蒲铁路上的专车开到风陵渡，然后渡过黄河，循陇海路同去洛阳开会。
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就是打下去就要亡国灭种的谬论。这种谬论一出，阎锡山表示可以接受，立刻遭到薄一波等人的驳斥。阎锡山心情烦乱。只好勉强走自己所不希望走的一着棋，扩大山西新军，发展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势力。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他看见朱总司令等人来了，没有精神多谈，只是备了两桌丰盛的鱼翅席，让杨爱源、赵戴文等人出席作陪。
阎锡山此时已经把军事方面的责任完全推给了卫立煌。卫立煌看到这个担子不轻。太原的日军正在积极准备南下，国民党溃散的军队还在集结补充之中，几个月来事实作了结论，只有八路军是一支最坚强的劲旅。他认识到，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八路军的战斗精神，八路军的群众关系，无一样不比自己的军队好。在大敌当前，晋南在及及可危的形势下，如果得不到八路军的合作，将来第二战区的仗就不好打；如果和八路军合作得好，许多困难就能减轻，自己的功劳才能建立。因之他明明知道蒋介石内心不喜欢八路军，要求他防范八路军，限制、削弱八路军，但他都置诸脑后。
在卫立煌和朱总司令初见面的时候，卫立煌本来准备赞扬八路军在平型关、雁门关、阳明堡和正太路等地的战绩，没想到话未出口，倒先听到朱总司令对于忻口战役的好评。这个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也算不了什么，出自朱总司令这样的英雄人物之口，其分量大不相同。
卫立煌觉得受到很大的鼓励，高兴得不得了。
在赴洛阳的途中，卫立煌和朱总司令两个人同乘一节车厢，朝夕相对。
闲谈一开始，卫立煌就询问起了朱总司令过去的历史。在10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当局曾经捏造过很多荒诞的谣言，把朱总司令描绘成一个青面獠牙的人。现在，国共合作抗战，卫立煌在临汾又听到民间传说的许多生动的小故事：有的说朱总司令博古通今，从前考过科举，后来到外国，懂得四国文字；有的说朱总司令在红区和战士同甘共苦，和战士一样挑柴担米，自己的扁担上还刻了“朱德的扁担”几个字，晚上还替战士打草鞋；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敌人把这个衣衫破烂风尘满面的老汉认作伙夫……这些故事引起卫立煌很大的兴趣，他想知道这些传说是否是真的。卫立煌还非常好奇地想从这位红军总司令口中听到，他们从前是怎样打退国民党的历次围剿，怎么长征过来的。
按朱总司令生平性格，他向来不喜欢多谈自己的过去，现在见卫立煌这么殷勤询问，就以他自己的经历为线索，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实际，讲了许多故事，实际上是向卫立煌讲了一堂中国近代史的课。
朱总司令说他家境贫寒，幼年趴在母亲的纺车旁边借着桐油灯光读书。后来为了探求救中国的真理，从孔孟圣贤之道到《天演论》，从康、梁、谭嗣同到孙中山，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他抛弃“教育救国”的思想，进入云南讲武堂习武，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参加云南起义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斗争，参加“护法战争”反对段祺瑞政府。后来他看见军阀混战，连年不休，人民一直陷在水深火热之中，滇军旅长、川军师长他都不愿意干，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追求共产党，见到了敬仰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又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不接受他参加共产党的申请，他在1922年9月漂洋过海到法国，又从法国到德国柏林找到了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他入党。
卫立煌听到朱总司令说到出身贫寒，为追求真理找到孙中山这一段，感到和他自己青年时期颇有相似之处，发生了共鸣；后来听到朱总司令视功名富贵如粪土，牺牲个人的一切以解救中国人民的苦难，不惧艰难，从事革命工作，又使他感到朱总司令胸怀远大，思想境界高，确实可敬可佩。这次谈话虽是一次随便的旅途闲谈，但那不平凡的内容和高深的哲理，却深深地印在卫立煌的心中，使他终生不能忘记。
1938年1月中旬的洛阳会议后，国民党军官中对抗战策略不甚明了。卫立煌除了和大家一起讨论，还数次和朱总司令个别长谈，直到深夜。
自从朱总司令和卫立煌一起参加洛阳军事会议并一起在临汾商讨如何御敌，朱德发现卫立煌接受了他很多意见，思想转变很大，谋求在灵石县韩信岭好好打一仗的意愿甚为坚强。所以朱德继续注意这个统战对象还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好尽力帮助他解决，巩固他坚持华北抗战，不后退过黄河的决心。
例如国民党军队从来没有打过没有后方的战斗，卫立煌在盘算：要是日军一直攻不下风陵渡，他的军队在山西补给不上怎么办？
朱德就说：“我们从前也没有打过没有后方的仗，最初看来，没有后方的仗是不好打的，但是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密切了军队和群众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打没有后方的仗了。山西到处都是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民，他们都拥护抗日的军队，到处都是我们的后方，到处都能通行，我们怕什么呢？”
卫立煌说：“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同。我们的军队必须有领导地行动，一层紧抓一层，要是没有上级督战，一分开一冲散就集结不起来，所以只能在正面打仗，打阵地战，不能像你们那样在敌后分散活动。我倒愿意知道，你们能够以一个团为单位进行游击，你们的军队能够散得开，打不垮，原因到底在哪里？”
朱总司令说：“我们常常讲，我们的军队和别的军队不同，就是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都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战斗，他们都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有了这个坚强的信念，至死都不能把他们拉开，只剩下一个人也能继续战斗。不久之前，《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同志和英国记者的谈话，讲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经验，特别提到政治工作问题，说政治工作是八路军一种极其显著的东西。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第一个原则是官兵一致，就是在军队内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一致的。第二是军民一致的原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
卫立煌听着朱总司令谈这些话的时候沉思不语。
朱德继续讲：“在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国共合作之前，革命军队没有成立，那时在广东有滇军、湘军等20多万人，和陈炯明打个不分胜负。后来国共合作，有了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军当中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再度东征的时候只用几千人就把陈炯明彻底消灭了。北伐战争那么顺利，是因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工作提高了战斗力，保证了战争胜利。现在到了抗日时期，你们完全可以好好搞一下政治工作。”
卫立煌接着说：“东征的时候搞政治工作我在那里，北伐的时候搞政治工作我也在那里，政治工作有多大好处我完全知道。但是现在不行了，搞不起来了，不能搞了。这个问题将来再谈吧。”
卫立煌心里对于当前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有说不出的苦衷……
1938年1月31日，日暖风和，卫立煌带了他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十四军军长李默庵和第九军军长郭寄峤，乘坐3辆小汽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给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以及总司令部里的同志们拜年。
朱德的司令部就在马牧村外一所学校中开欢迎会，欢迎面色红润留有一撮黑胡须的卫立煌、短小精悍的李默庵和身材高大的郭寄峤。
在军乐声中，朱德陪伴着3位国民党将军走上主席台，台下大家高呼口号。其中最有意义的几个口号是：
“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拥护国共两党长期亲密合作！”
“抗日救国战争胜利万岁！”
朱德首先致欢迎词，朱德说：
同志们：
我们今天集合直属部队干部，欢迎坚苦卓绝，在忻口战争中建立伟大功劳的民族英雄、抗日领袖卫总司令和李军长、郭军长。这几位长官在五六个月的抗战中间是最坚决的，劳苦地领导着抗日的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在忻口消灭了三四万敌人，打了好多胜仗，都是他们的功劳。今天欢迎卫总司令和两位军长，希望他们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坚决合作抗战到底，把敌人消灭。同时希望卫总司令更多地给我们指示。
接着就由卫立煌讲话。卫立煌说：
同志们：
这一次的抗日战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存亡关头，所以，这一次战争是最有价值的。从前我们国内，自己跟自己打过不少大仗小仗，消耗了物资，也伤亡了人命，可是那些牺牲完全是无意义的。现在为了保卫我们民族生存，牺牲与流血是有意义的！同时，在抗战中可以把旧习惯都消除，创造新的出来，建设一个新中国！
如果我们只抗战一半，企图中途妥协，也是要失败的。
我很久就想来看朱总司令及诸位同志，好多次都是因为临时有事没有能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看见大家精神活泼，非常高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谁都明白，把日本打出去以后，我们才能建设好国家。所以，不管是军是民，大家的目标是把日本打出去，是把日本势力完全消灭了，使世界上没有了侵略人的国家，我们要在中国境内作一个世界上反侵略的模范！
刚才朱总司令提到忻口战争，我觉得非常惭愧的是没有把那一些敌人完全消灭。那时，如果我们能把那一股敌人完全消灭，华北问题可以说解决了一大半，可是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力量。像阳明堡的烧毁敌人的大批飞机，截断平型关、雁门关，使敌人不能得到接济补充，对于忻口战争有极大的帮助，那正是诸位的努力。
同志们，我们不单消灭几万敌人就算满意，今后我们要把敌人消灭完。能得大胜利就是大胜利，能得小胜利就是小胜利，几千几百个小胜利，凑成一个大胜利。直到我们完全胜利，才达到我们最后的希望。将来我们在一个战场上，希望我们能够消灭更多的敌人！
卫立煌的讲话受到八路军的干部们的热烈欢迎，会场上，人们不断地热烈鼓掌，呼口号。
演讲完毕之后，开始表演文艺节目。这个欢迎会上的文艺节目，是以丁玲为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办的。这些文艺节目丰富多彩，生动别致，完全是新近编成，临时排练出来的，反映了当前的抗战实际，反映了国共两党的团结，受到了贵宾和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看节目演出的空隙时间，朱德向卫立煌介绍了一些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
卫立煌看了台上的表演，听了朱德的介绍，兴趣更加浓厚。
朱德继续说：“这些到抗大来学习的青年，原先都是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大学生，到抗大学习了几个月，懂得了抗日救国的道理，革命意志更加坚决。他们工作的非常积极，能够吃苦耐劳，按照我们八路军普通战士的生活标准，大家吃一样的大锅饭，每人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块钱的津贴，没有一个人叫苦。”
卫立煌说：“那好极了。上次你说，八路军打不垮的原因在于政治工作，我想了又想，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我们的政治工作怎么进行。今天看了这些表演，听了你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形，我就这么想：我们也来组织这样一个战地服务团，作为我们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不求他们，我自己找人干，你说好么？”
朱德说：“要得，可以这么做。”
卫立煌表示希望朱德给他介绍一些人，朱总司令答应：“可以。”
后来经卫立煌秘书的推荐，当时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赵荣声便被引进了卫立煌的总部，按卫立煌命令负责筹建战地工作团的工作。
这个团成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也把卫立煌所带领的部队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1939年后，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奉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一些国民党军队向八路军发动了军事进攻，受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
卫立煌所辖战区也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写信给朱德，请求八路军从辖区暂时后撤，以避免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并派代表邀请朱德到晋城商谈。
朱德立刻启程，在晋城经过平等协商，达成了重新划分抗日驻军防区的协议，在团结抗日的原则下八路军作了某些让步，给了卫立煌面子，使其有本钱向蒋介石交待。
在卫立煌和朱德再次见面的时候，双方都很高兴，一场兄弟阋墙的危机已经烟消云散。
卫立煌对朱德一行人等又给予了热情的欢迎，并按照卫立煌访问延安时受到的接待标准进行招待。双方团结抗日的合作关系又巩固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如今两个好朋友又欢聚一堂，彼此心中实在是兴奋不已。
在新的“亲密接触”中，卫立煌又不禁回忆起往昔中共领导人对他的褒奖。
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欢迎卫立煌的晚会上，称其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
抗战时期，邓小平等先后与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进行会谈，共商抗日大事。
1939年9月初，邓小平对深入战地采访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说：
恩来同志指示你一路上访问几个抗日名将，把他们的谈话发表出来，这是很有意义的。张自忠和卫立煌将军都是在抗日战场上打过硬仗的人，他们至今坚持抗战，决心很大，难能可贵。我们就要表扬他们，加强团结，团结坚持抗战的人越多越好。
彭德怀说卫立煌是：
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不搞摩擦。
联想到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或参加起义的张治中、傅作义等现在已在新的重要岗位上为国为民愉快地工作着，卫立煌深有“方悔迟”之感。毕竟，他在香港迟疑、观望了5年……
但是，亡羊补牢，尤为未晚。卫立煌暗暗下定决心，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要努力学习党的政策方针，要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新的环境，要像张治中、傅作义等一样，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一份热，发一份光。
从此，卫立煌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争取早日赶上像张治中和傅作义等。可是，当时因为考虑到卫立煌的年龄也不小了，而且夫人身体又不好，就没给他们分配工作，让他们颐养天年了。
与毛泽东第二次握手
4月25日这天，阳光和煦，春风习人，透过窗子向外望去，在北京饭店外边，到外都是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象。
卫立煌不禁感慨，北京的春天太美了，他赶上了北京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季节了：草木萌动，百草新生，大地草绿如茵，繁花似锦，万物都充满了生命力，正如他此时的心情一样，明朗而又清新。
这天下午，卫立煌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并派车来接他。
17时，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来回地踱着步子，等待着卫立煌的到来。想起卫立煌，主席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谈及他们俩的友情，那还得从1938年说起。
1938年4月17日清晨，由20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车队从延水关出发，浩浩荡荡地经延川县，直奔延安。
车上载满了指挥部人员及一个特务营和战地工作团，卫立煌和他的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乘坐在车队最前面的黑色小汽车里。
延安给予卫立煌最高规格的礼遇。
在离城二三十里地就打出了标语：
欢迎卫立煌将军！
加强国共合作！
欢迎卫立煌司令长官！
团结抗日！
欢迎的人群几乎是倾城而出，敲锣打鼓，高呼口号，一直排到城外。这样热烈的欢迎情景，令见惯大场面的卫立煌也非常感动。
来城外迎接卫立煌的有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
卫立煌驱车前往八路军接待处。
等走过贴满欢迎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毛泽东已在接待处客厅门口等候着他了。一见卫立煌，他就伸出手来表示欢迎。
“卫立煌将军，欢迎欢迎啊。路上辛苦了！”毛泽东很客气。
“八路军对日军作战打得非常好，俊如（卫立煌字俊如）深感敬佩。”
毛泽东哈哈大笑：“卫立煌将军这么说，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你也非常厉害啊，‘支那虎将’可是名副其实呢。”
接着，毛泽东又说：“你坚决抗日，和我们八路军友好，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希望你能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啊。”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道：“你们委员长在后方批评我们游而不击，你怎么和他唱反调啊？”
“我是看到什么说什么。”卫立煌并不为蒋介石进行辩护。
毛泽东一时兴致高涨，继续说：“在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的情况下，要想中华不亡，大家只有精诚合作才有出路啊。你说是不是？”
“毛先生分析得很对！”卫立煌赞同道。
接下来毛泽东说：“但是我们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只会亡国！”
然后，毛泽东缓和了语气，分析了一下日军目前的动向。
他说：“现在，你领导的山西抗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拖住了日军的‘尾巴’，使他们行动就没那么利索了，八路军在后方也就能放得开手脚了。”
说罢大家都笑了起来，卫立煌对毛泽东的精确分析也很敬佩。
“八路军现在深入敌后，困难也是很多的。首先这弹药的消耗就很大啊，没有子弹怎么能打敌人呢？还有，医药卫生器材也非常缺乏。再加上快到夏天了，同志们的夏服也还没个影子。这些都拜托卫总司令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啊。”毛泽东对卫立煌说。
“这个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卫立煌当即表示。
卫立煌接过递上来的茗茶，揭开碗盖，一股熟悉的清香透过脑门，沁人肺腑。
“六安瓜片！”卫立煌一面品着茶香，一面暗自惊讶：“毛泽东连我的爱好都打听得如此清楚，可见此人心思精细，待人诚恳。”
卫立煌想：一个雄才大略的人，再如此注意细微处，日后没有大成功、大成就，那才是咄咄怪事！
卫立煌日后向家人说出了心中的感慨。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宴席非常丰盛。
客人除了卫立煌，还有两个参谋长和一个参谋，一个秘书，一共5人。
主人方面除了毛泽东，作陪的还有滕代远参谋长，肖劲光主任，一桌共坐8个人。
宴席非常丰盛。延安方面向来有一个好客的风俗，自奉极其清苦，有最美好的食品都拿出来飨客。
毛泽东酒量大，谈笑风生，宴会历时甚长。
卫立煌他们前些日子在山西受日寇追击，给养补充不上，有什么吃什么，体重都减轻了，现在对于每一道菜都感到满意，饱饱地吃了一顿。
毛泽东一面饮酒，一面与卫立煌谈笑风生，十分畅快。
卫立煌对蒋介石搞磨擦、打内战很反感，因此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训斥。但他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抗日精神深为感动，所以，坚持与延安保持电报联系。
毛泽东说：
八路军深入敌后，存在着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没有子弹怎么能打日本鬼子？这些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疗卫生器材，很缺乏，还希望卫总司令多多催促。
卫立煌豪爽地回答：
俊如回到西安后就尽量帮助解决。
延安之行，彻底改变了卫立煌对共产党的看法。毛泽东的博学多才，领袖风范，共产党艰苦抗战的光辉事迹，延安军民欣欣向荣、团结抗战的精神面貌，令他感慨不已。卫立煌决心要全力帮助八路军和支持抗日友军。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他就直奔西安北大街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签发了一道手谕：
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发。
卫立煌当面把手谕交给第十四兵站分监杲海澜。杲海澜当时任少将军衔，一直跟随卫立煌，帮他办后勤军需，是卫立煌身边的红人。但是当他看到手谕后，脸上立即出现了难色，表示很困难。
卫立煌马上有所察觉，但他依然吩咐道：“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杲海澜回去以后，越想越感到此事太棘手了，因为蒋介石对十八集团军的供给早有规定，最多发给十万八万发子弹，意思一下就行了。卫立煌居然一下子要发给100万发。发吧，直接有悖蒋介石的规定；不发吧，老长官执法无情的脾气他是清楚的。这怎么办？杲海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去找后勤部副部长卢佐商量，同时急电汉口，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勤部请示。
几天过去了，汉口军委会尚未回电，而卫立煌却亲自上门来了：“办好了没有？”
卫立煌黑着脸问道。杲海澜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卫立煌见状，伸手取回手谕，又在手谕下面加了一行字：
另发十八集团军180箱牛肉罐头。
写罢丢下一句话：“谁不马上执行，照违抗军纪论处！”
事已至此，杲海澜亦无任何回旋余地了，只好马上通知十八集团军派人来取军火和罐头。一星期以后，汉口军委会来了回电，不同意发给十八集团军这100万发子弹。但已经迟了！除此之外，卫立煌还给八路军的3个师发了夏装和一批医药用品，还发了50部电话机，一部10门电话总机和一部20门的电话总机。
此后卫立煌与毛泽东通电，电文先由卫告诉秘书吴君惠，再由吴在卫卧室拟稿，经卫修改，再打电话给袁晓轩在夜间来取，然后由袁转发到延安毛泽东手里。此事只有他们3人知道。
毛泽东在与卫立煌的通电中，了解了卫在抗日中的表现。
在一次复电中，称赞了卫立煌的抗日精神和作战部署，并说卫立煌的电报内容令国人兴奋，有历史意义。
下午，卫立煌一行到抗大去参观。
罗瑞卿副校长亲自接待，并邀请卫立煌给抗大的学生讲演。
卫立煌刚站到讲演台上，台下就响起了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
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和卫立煌长官一齐打到鸭绿江！
卫立煌被学员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他非常激动，竟然把预先背好的演讲词忘得干干净净，他于是来了个即兴演讲，用其亲身对日作战的经历，说明只有同八路军亲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
最后，他坚定地说：
我们要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我反对投降妥协，反对张皇失措退却逃跑，要坚决恢复一切失地。
卫立煌的讲演博得了学员们的阵阵热烈掌声。
当天晚上，有关部门举办了文艺晚会，欢迎卫立煌一行。
毛泽东和卫立煌并排坐在一起观看，宾主谈笑风生，相处甚为融洽。
尽管晚会开得很晚，但两人谈得十分投机，散会以后毛泽东又与卫立煌一起步行到下榻的耶稣教堂。这是几十年前外国传教士住的地方，是延安城内唯一的“洋房”。
招待人员准备了夜餐，雪白的馒头，大米稀饭，还有红色的广东香肠，这在当时战争期间是很难得的。
卫立煌对毛泽东说：“这次到延安，所受的礼遇太过，内心有愧。”
“为什么呢？”毛泽东含笑反问。
“因为抗战以来，我打了几仗，都没有全歼日军，不值得表扬。”
“不能这样讲。”毛泽东摇着手说：
事实上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值得赞扬，何况还打得很勇敢哩！你是坚持华北抗日的领导者。
这天晚上，他们两人在卫立煌的房间里一直畅谈到深夜。
延安之行卫立煌可谓收获颇多。毛泽东的博学多才，领袖风范，共产党艰苦抗战的光辉事迹，延安军民欣欣向荣、团结抗战的精神面貌，令他感慨不已。
卫立煌决心要全力帮助八路军和支持抗日友军。
自此，卫立煌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主席，您看谁来了。”秘书的话语，惊醒了沉浸在往事中的毛泽东。
“啊，卫立煌先生，你不知道，我昐你好久了啊！”毛泽东热情地说道。
“主席，您在日理万机，百事缠身的情况下，还抽出时间接见我，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了啊。”
想到毛泽东对自己的恩情，卫立煌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还记得在1949年初，蒋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下台以后，卫立煌逃出南京，开始隐居香港。
这时，卫立煌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国民党特务在香港的活动非常猖狂，经常暗杀与蒋介石相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大陆解放后，他惦念着在家乡85岁的老母亲及其家人，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得到家属被照顾的消息。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发表的头等战犯名单中，有他的名字，但卫立煌将军并未因此失去对我党统战政策的信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也不顾自己是新中国钦命的“战争要犯”，在香港向北京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
自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访问延安，毛泽东在欢迎晚会上称赞其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卫立煌则颂扬“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模范。”
此后，他们已有17年未见面了。
毛泽东说：“时间过得真快啊，想不到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人间正道是沧桑！”
他们为老友重逢而高兴。
卫立煌向毛泽东表达了衷心感谢和向往新中国建设的心情。
毛泽东询问了他的近况和在港生活情形，介绍了建国后的变化和远景。
陪同毛泽东接见的杨尚昆随后邀来李济深、章士钊、陈叔通、黄炎培等，大家共进晚餐。
饭后放电影，开映前邓小平匆匆赶到，与卫立煌亲切叙旧。
中共主要领导人对卫立煌亲如兄弟的情谊，使他如临旭日，如沐春风，他感到大陆的亲切，感到祖国母亲的温暖，感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关怀，他觉得这才是家，才是归宿。他觉得他应该努力地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来报答新中国，报答领袖们对他的关爱。
从此以后，他更加努力学习了。
卫立煌为《人民画报》撰文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回到了祖国大陆。
新中国给予卫立煌极大的信任和荣誉，他先后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又接替龙云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讨论国家军政建设问题，到南北各地视察访问。受到重视和信任，他的积极性更高了。
卫立煌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尽心尽力。
卫立煌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断提高了思想认识。他结合自己的思想及所见所闻，在1956年第九期《人民画报》上撰文《回到祖国大陆以后》。
他写道：
我于去年三月回返祖国大陆。一年来接触了多件事物，处处感到新鲜。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特别有此感：首先我感觉到的是祖国的温暖。我一到北京，毛主席即亲予接见，刘少奇委员长曾亲自介绍国家近况并征求我对国家建设的意见，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连设宴招待了我们夫妇。许多旧友如李济深、张治中、何香凝、傅作义、龙云、黄琦翔等，都纷纷来访，并邀我等游宴。我的旧部赵寿山（现任陕西省省长）、邓宝珊（现任甘肃省省长）、陈明仁（现任人民解放军某部军长）、郑洞国（现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也都前来探望。此外，我在各地参观、视察，亦备受热烈欢迎。我曾长期误入歧途，今日得到祖国人民如是款待和信任，感愧之情，实难言喻。
短短几年中，祖国在工农交通等方面的建设中突飞猛进，气魄之宏伟，诚为有史以来所未有。我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曾见新工厂和新市镇比比皆是，景色已通然不同于往日。即以今年5月我曾前往视察的内蒙古自治区而言，去年已新建、扩建和改建了几十个工厂，今年的基本建设工作量又将比去年增加两倍。不久前我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及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从各种建设计划中看到祖国远大的未来，更觉振奋不已。
当此祖国轰轰烈烈建设之时，我深感无论何人都有为国效力的机会。我的故旧同僚之在大陆上者，甚多身居军政要职，担负领导重任。我本人也能和全国人民在一起参加建设事业，实属万幸。反观台湾，曾与我相处数十年的故旧，现仍在美国控制下随人俯仰、苟延残喘，已入绝境。我实在不忍他们沉沦灭亡。中国人民之将解放台湾，绝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挡。周恩来总理已再次郑重宣告：愿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决台湾的具体步骤与条件。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同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重新携手团结。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事实证明，只要愿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即可不咎既往，按其立功大小给以奖励和适当职位。我热望他们匆失最后良机，为和平解放台湾作出贡献，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
我虽年逾六旬，但自觉较过去更为年青。今后我当致力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负祖国人民的关切和厚望。
卫立煌选修《政治经济学》
1956年下半年，全国政协举办一个社会主义学院。周恩来兼政协主席在政协会上讲到成立这个学院的目的，在于帮助各党各派和各方面人士提高认识，接受新的知识，改造世界观，共同进步。
卫立煌当场表示赞成，并叙说自己对于学习革命理论的渴望，接着第一个报名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当时的社会主义学院，借政协礼堂三层楼的一些大会议室上课，设有3门课程，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一时间，参加者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省市政协副主席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160多人。
卫立煌选修《政治经济学》一门课程，有课的时候就来到社会主义学院听课，平时则在家中自己看书。
上海《文汇报》1956年12月24日刊登了一幅《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卫立煌在家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照片，并刊出新华社记者于民生所写的一篇通讯：《一所新型的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文中有一段写道：
我来到卫立煌先生的家里，请这位回到大陆还不到两年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谈谈他在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情况。
在那宽大的铺着地毯的会客室里，两排整洁的沙发分放在两边。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谈起来。
用卫立煌先生的话来说，我们是“随便谈谈的”。他一会儿谈到漫长的过去，一会儿又谈到充满着希望的未来。他谈到他的工作，也谈到他的生活和学习。
他告诉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现实的生活对他的教育意义太大了。他说，当他看到六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时，他兴奋，他感佩。他抑制不住他的感情说：“我不能站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外，社会主义也有我一份。”他说他下决心要对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但是”，卫立煌先生说，“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点贡献，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行吗？闭着眼睛是走不到社会主义的。”
谈到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的时候，卫立煌先生说他在香港和由香港回到北京以后，都读过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但那时学得既不深刻，也不系统。他说，他因为得到进社会主义学院这个学习机会感到非常高兴。
若干年后，韩权华回忆这一时期的事情时，对新闻记者这样说过：
卫先生在北戴河休养的时候，每天起床总得先看一个小时的书，然后才吃早点。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回来时，总是和我谈到许多新知识，有许多是我当时还不懂的政治经济学的名词。
卫立煌注重看书学习，注意与新社会新思想相适应。周恩来表扬他后来居上，学习得很好。
他频繁外出视察，煤城大同、钢城包头、近代玻璃工业发祥地秦皇岛、塞外重镇张家口，还有锡林格勒大草原……都曾留下过他的足迹。他在各地参观考察，流连忘返。
自然，他忘不了他的家乡，计划回合肥，看看皖西的佛子岭水库。庐剧进京演出，他陪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还热情向他们介绍庐剧前身“倒七戏”的源流。
他还一直致力于为促进祖国统一多做工作，稍有空闲，他则为海内外报刊撰写文稿，宣传我党对于台湾的政策。认为海峡两岸都是炎黄子孙，任何外国势力的干涉都是徒劳的，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多大的误解在历史和时间面前也会消除。
卫立煌引以为荣的两件事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第七个问题，讲的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
毛泽东写道：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卫立煌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文件中这么被提到，可以算上是十分光荣的了。
文中这句话是毛泽东议论社会上有热爱共产党和谩骂共产党两类不同的人时，把卫立煌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提了出来，并不偶然。这不啻是对于卫立煌这时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愿意进行自我改造，作了很高的评价，也是对于一个有名的“剿共”将领逐步改变其原先的立场，走到人民这方面来表示欢迎。
毛泽东的话使卫立煌深受鼓舞，他恨自己觉醒的太迟了，为国效力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决心抓紧时间，尽力工作，回报国家对他的期望，回报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回报人民给他的荣誉。
卫立煌另外还有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就是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么一句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的话，是当着卫立煌的面提出来的。
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16日讯，讲的是周恩来总理16日晚间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情形。
其中有这么几句对话：
伏罗希洛夫见到了卫立煌，周恩来总理作了介绍。
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人民日报》编辑还在这一条欢迎酒会的新闻上面，加了一条“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标题。
第三次国共合作是全国人民众望所归的事情，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共同期望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这让卫立煌发自内心地高兴。
中央关怀卫立煌的疾病
1958年5月，卫立煌患咽道神经麻痹症，咽不下东西，身体一天天瘦下去。周恩来得知后，立即关照北京著名的医生为他诊治，通过一段时间的中西医会诊治疗，逐渐恢复了正常。
可是过了不久，卫立煌由于冠状动脉硬化，突然发生心肌梗塞，马上被送进了医院。在医院里，他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很好的照顾。
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卫立煌第二天知道后，立即让家人代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昨天承邓大姐亲自到我家来，实不敢当。知道主席同您对我的关怀尤为感谢。我一定好好疗养，决心战胜疾病，以求早日恢复，好为社会主义建设和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现在我虽卧病，但对我力所能及的事，愿尽力来做。
谨布谢忱并致敬礼主席前请代致敬。
由于他抗日战争时期从马上摔下来造成的脑震荡，以及长期所患的糖尿病也同时发作，病情不能很快被控制，本来十分健壮的身体也逐渐衰弱。虽然多种疾病并发，体力不支，但他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听收音机，为祖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感到高兴。
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卫立煌病重的消息后，十分关心这位老朋友的病情。周恩来、朱德多次到医院去看望他。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鼓励他坚定信心，同疾病作斗争，他感动得流下热泪。特别是朱德，隔几天就要去看望他一次，每次到了医院后，总是长时间坐在床边，久久不忍离去。
卫立煌看着这位比自己年长12岁的挚友，已是76岁高龄了，还时常来医院探视，内心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喜欢朱德和自己待在一起，每当朱德来时，他都十分高兴，他们一起谈论很多问题，也一起回忆过去那难忘的往事。
从抗日战争初期，朱德开始和卫立煌交往，发现这个人爽直、实在。自那时起，朱德多次和他长谈，使他了解了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明白了一些真理之后，他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感情，认为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做了一些有利于八路军抗日的事情，是共产党的一个真挚的朋友。卫立煌回大陆后，朱德虽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位，但对卫立煌仍然如挚友一般。
病房里，朱德与卫立煌推心置腹，恳切交谈，他们回顾以往，也憧憬未来，都希望能尽早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1959年的冬天是一个多雪、多风、多冰冻的严寒季节，在这风雪交加的天气里，卫立煌所患的老病不见减轻，又偶感风寒，患了感冒，由感冒又转成肺炎，病势日见危重。在周恩来、朱德等的关怀下，北京中、西医界著名的医生共同会诊，精心治疗，始终无效，不见好转。
新年来到了，但寒冷的冬天还没离去，1月15日，北京又降大雪，卫立煌禁不住严寒，病情恶化，很快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状态。
16日，朱德副主席不顾年事已高，寒气逼人，冒着大雪又来到病房。
这时，卫立煌已不能讲话，神志完全不清。朱德望着这位共产党的真诚朋友，自己相交几十年的知己，内心充满难舍难分的感情。
朱德沉默无语，坐在病房，久久不忍离去。
如此深情，如此厚意，使卫立煌的家属感动得热泪盈眶。
各科医生都来了，他们对卫立煌进行了紧急抢救，用尽种种药物与医疗手段，都不能奏效。
抢救到第二天，卫立煌溘然长逝，终年64岁。
为卫立煌举行公祭大会
1958年“五一”观礼，卫立煌在天安门上突觉心里难受，被扶到休息室休息一会儿，便提前回家，但睡不着，喝水也咽不下去，似食道不通，怀疑“中风”，当天即送北京医院。以后他一直住院，身体时好时坏。
《人民日报》1960年1月18日一版报道：
卫立煌“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脏病，最近又患肺炎，经医治无效，于1月17日0时40分在北京逝世。卫立煌是安徽省合肥市人，今年64岁。
1月20日，北京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卫立煌先生的公祭大会，灵堂前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来的花圈。
各界人士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好友参加了公祭大会。
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公祭卫立煌先生，是有很大意义的。
明清两个朝代，这个地方是社稷坛，是皇帝祭祖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旧时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代称，对这个地方看得十分神圣。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就停灵在这个皇帝叩头膜拜的地方，受到人民的公祭。从此以后，社稷坛后的殿堂遂更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堂。
今天，共产党又在孙中山先生停灵的地方隆重公祭卫立煌，卫先生若地下有知，亦会含笑九泉。
周恩来临时中断了正在上海的公务，乘夜车赶回北京主祭。
陪祭的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黄炎培、李维汉、陈叔通，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习仲勋，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傅作义，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刘文辉、蒋光鼐。
参加公祭大会的，有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和部分在京人民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部分常务委员和部分在京委员，政府各部门的部分负责人。国防委员会部分委员，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以及卫立煌先生的亲属和生前友好。
公祭大会开始，乐队奏哀乐。主祭人周恩来向卫立煌先生的灵位献花圈。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张治中在数千言的悼词中回顾了卫立煌一生的历史。
最后，张治中说：
卫立煌同志青年时期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队伍，可谓善始；中间走了一段漫长黑暗的反动道路；最后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从而得到了善终。总的说来，卫立煌同志不愧一个爱国军人，为至今还徘徊歧途的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这是对卫立煌一生最公正、客观的评价。公祭大会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大厦的中央，位于林伯渠、陈赓、黄敬、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和这些革命前辈共垂千秋。
卫立煌于1917年10日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任警卫团的排长。卫立煌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又因功擢升为团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重登“永丰”舰，与讨陈有功人员合影留念，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此盛典，并受到孙中山的备加勉慰。
抗日战争爆发后，引起了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一次会议上，卫立煌说：
我们是军人，保国卫民是我们的天职。目前举国人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日，我非常同情。我们要作走上抗日前线的准备。
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部配合卫立煌部，组织忻口会战。其拼搏激烈的程度，是抗战以来所仅见的。日军后方受到八路军的牵制，正面又无法突破，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终于败退。我军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忻口大捷，这一胜利捷报，传遍全国，振奋人心。
公祭仪式后，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卫立煌得到光荣圆满的归宿。
邓颖超探望卫立煌夫人
邓颖超同志一直把做好统战工作作为自己从政的信念之一，并把它融合在平时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她多次探望已故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就是其中事例之一。
卫立煌与韩权华算是一对幸福夫妻。
1945年6月，经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介绍，他与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的韩权华女士在昆明金碧路锡安圣教堂，举行结婚典礼。何应钦为主婚人，龙云为证婚人。
韩权华是一个爱国心很强、音乐造诣和文化素养都很高的女子。她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曾留学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她笃信基督教，为人忠厚。她对卫立煌坚决抗日、追求民主的思想非常倾慕，婚后两人和美幸福。
1946年11月，卫立煌一行4人，由上海启程，经日本到美国。1947年春，卫立煌离美赴欧。始到英国，夫人韩权华便致信在法国的姨侄婿汪德昭。汪是中国留法进步学生领袖，与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到巴黎后，卫密约汪德昭，一见面便开门见山，请其尽快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卫、汪相见恨晚。
卫立煌执笔写下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不久，汪德昭转告卫立煌，电报已转到“有关方面”，对方希望卫立煌选择时机，做有利于革命之事。
1947年10月间，卫立煌奉蒋介石电召，和韩权华一道，回到南京，住上海路五号私人寓所。不久，卫立煌刊出《考察欧美军事报告》一文。
卫立煌回国之初，人民政府每月拨500元，定行政级别四级。国家为其配一司机、一厨子、一警卫、一服务员，另有随员柴春生等，生活费用由卫立煌供给。他们回国之初，暂住北京饭店。1955年6月迁入修葺一新的麻线胡同2号。
1960年1月卫立煌病逝后，韩权华和卫立煌的子女提出这个四合院太大，要求换个小四合院，他们遂搬至棉花胡同2号。
卫立煌将军去世，她难免感到失落。为了让韩权华精神上多些快乐，邓颖超同志有空就去找韩权华聊天，韩权华由此感到十分欣慰。
这年初秋，邓颖超带着一盒烟台梨和一束鲜花去探望韩权华。她一走进位于东城的卫立煌家四合院，就握住韩权华的手，又是拥抱，又是问候。邓颖超转身对韩的儿媳周仪方说：“快找个花瓶，把花插起来。”接着，她俩亲亲热热地叙谈起来。
原来，邓颖超和韩权华还有更深一层的关系。
韩权华是天津人，其父是位进步知识分子。邓颖超由广西来天津读小学时，和韩权华是同学。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发起组织的觉悟社，曾在韩家秘密开过两次会。
谈及这些，饱经风霜的两位老人都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谈得特别高兴时，邓颖超的话音还不时露出天津味儿。两位老人在一起回忆着学校老师和同学的情况，由于人老了，记忆力衰退了，谈起往事也有时对不上号，你记着的，我忘了，我想起来的，你又记不起来了。于是，两人互相启发，当费尽脑汁共同打开记忆闸门的时候，二老竟像小孩子般哈哈地笑起来，笑得非常开心。
一次，邓颖超去探望韩权华。邓颖超进屋脱下外衣后顿时觉得有股凉气袭来，禁不住说道：“这屋太冷了，怎么受得了！”
韩权华接上去说：“这是座老房子，一入秋就阴凉阴凉的，白天还容易过，冷了，到室外晒晒太阳，活动活动也就过去了，但早晚和阴天难熬。再冷也得熬至11月15号才给暖气呀！”
邓颖超说：“老人最怕冷了。”并问：“你脚冷吗？”
韩权华脱口答道：“冷啊，每年进入10月中旬，脚就开始冷起来，平时，脚总是凉的。为睡一个好觉，晚上临睡前，先用暖水袋将脚焐热再睡。”
邓颖超说：“人老了，耐寒力差。我年轻时不知什么叫冷，长征时冰天雪地里都睡过，现在不行了，一入冬也首先从脚冷起来。晚上入睡前，我用打点滴用过的瓶子灌上热水焐脚。用玻璃瓶，传热快，还节省开支。”
韩权华一听，这招儿挺管用，欣然说：“噢，明天我也试试。”
聊聊天，精神松弛一下，两人都感到快活极了。
轻松、快活对邓颖超同志来说，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她是通过聊天了解爱国民主人士的生活和存在的困难，以便及时帮助解决。
邓颖超回到中南海后，立刻给有关部门打招呼：“对韩权华一家供暖时间，提早烧，拖晚几天撤暖，看具体天气嘛！”
在邓颖超同志的直接关照下，韩权华在深秋早春不再觉得冷了。
北京的春天经常刮大风。一天，邓颖超又在百忙中抽空来到卫立煌家。这天，正巧刮着少有的大风。不知为什么她偏偏要看看卫立煌家四合院内所有的房间。
当走到韩权华的孙子的房间时，他正生着病，躺在床上，屋里较乱，空气也不好，大家都劝邓颖超不要进去了。邓颖超说：“孩子有病，更应该去看一下。”
于是，她脚步轻轻地走进屋，亲昵地抚慰孩子一番，然后奔向厨房。
卫立煌家的人忙上前劝阻：“今天风大，风一吹，油烟乱串呛人，灰尘也会飞得满头满身。”
邓颖超顺口说了句：“不要紧！”
她的秘书一看阻止不住，立即临时找了一顶军帽追着戴在邓大姐的头上……
这次，邓颖超同志把卫立煌家四合院的每个房间都走了一遍，了解他们的居住情况。
邓颖超同志如此体贴入微的关怀，使韩权华从心底感到安慰和温暖。
邓颖超同志每次探望韩权华，事先都不打招呼，本意是不让卫立煌家兴师动众，把她当作什么领导来接待，而希望把她视为朋友。因而也免不了有碰锁头的时候。
6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邓颖超同志带着两个大西瓜和一包水果糖来了。敲了半天门也不见有人出来。没办法，邓颖超同志只好驱车到住在北兵马司的钱昌照家，把东西放在那里，并嘱咐他们转交给卫立煌家。后来韩权华总觉得十分遗憾，错过了见面的机会。
卫立煌将军去世后，中央安排韩权华为国务院参事，此后又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
1974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建国25周年招待会。韩权华是被邀请的代表之一，但她因病未能出席。次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看《人民日报》出席会议的名单，未见韩权华名字，邓大姐立即打电话到韩家，才知道韩正在生病。
10月2日，邓颖超同志驱车前往探望，带去总理对她的问候。韩权华知道总理身体状况不好，在操劳国事的百忙中，还关照着她，对此深表感激。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的逝世，给邓颖超同志带来莫大的悲痛。
邓颖超在自己悲痛难忍的情况下，仍时刻惦念着韩权华。后来，她因身体虚弱，出来不方便了，就委托身边的工作人员或让国务院管理局派人给韩权华送点东西，或一包茶叶，或一些水果，有时也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下。
韩权华病故前，经常与儿女谈起与邓颖超同志的友谊。
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卫立煌和韩权华一家的关怀，卫立煌将军之子卫道然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感激不尽，永世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