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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三、组建海军兵种
- 1950年8月，海军建军会议郑重作出决定：新中国海军建设“以飞机、潜艇、快艇三项为重点”。由此开始，建立潜艇部队的计划便正式列入人民海军建设的日程。
- 1952年9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成立海军航空兵部。”从此，海军航空兵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
- 1954年12月9日，人民海军合编组成第一个陆战师，海军陆战部队从此登上了新中国的历史舞台。
成立海军第一支炮艇大队
1950年3月2日，新中国海军第一支炮艇大队在南京成立，第三野战军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二二一团副团长陈雪江被任命为第一任大队长。
大队下辖45艘艇，其中，炮艇和巡逻艇22艘、登陆艇23艘。
舰只编成3个中队，相当于陆军的营，每个中队下辖3个分队，相当于陆军的连，每个分队下辖3至4艘艇，舰相当于陆军的排，每艇14个人。
第一中队是炮艇中队。下辖3个分队，有日式25吨炮艇10艘。这些炮艇都是日军侵华时，于1940年在上海江南造船所建造的，装备有一座双联装13毫米机枪和一挺重机枪，使用于江、河、湖泊和水网地区。
第二中队是巡逻艇中队。下辖3个分队，有12艘巡逻艇。这些艇是国民党造的木壳艇，它的上层建筑要比日式炮艇大，因此有点头重脚轻，只能担负在江河湖泊里巡逻任务。
第三中队是登陆艇中队。下辖3个分队，有美式25吨登陆艇23艘，其中有4艘改装为炮艇。这个中队在1950年5月从炮艇大队调出，扩编为登陆艇大队，也是海军的第一支登陆艇部队，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
这些艇，原来都是国民党海军的。国民党政府曾将这些艇编成几支机动艇队，在长江巡逻，妄图阻止解放军渡江。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时，一些艇随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起义，另一些在江阴向陈雪江所在的八兵团投诚。艇队人员起义、投诚后，经过在华东海校第四大队学习，毕业后重新被分配上艇。
大队其他人员来自苏北军区海防纵队和陆军。当时，中队长、分队长都是由陆军调来的同志担任，原海军人员担任副职。艇长则大都由原海军人员担任，陆军来的同志担任副职。陆军来的不少排级干部，都降职使用，分到艇上当航海兵、轮机兵、枪炮兵，向原海军人员学习技术。
组建海军鱼雷快艇部队
1950年8月，成立了快艇学校。
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培训，共培训出学员897人，配备了42艘鱼雷艇，成立了4个鱼雷艇大队。
接下来，海军陆续组建的鱼雷快艇部队、驱逐舰部队、猎潜艇部队和潜艇部队等，都是从海军陆战队中抽调的骨干。
1951年9月17日海军电令华东、中南、华北和青岛基地各组建一个快艇大队。
据此，海军快艇第一大队、快艇第十一大队、快艇第二十一大队、快艇第三十一大队分别在上海、广州、塘沽、青岛组建。配备了从苏联进口的36艘P-4级鱼雷艇。
这些部队后来分别扩编为青岛基地快艇一支队，旅顺基地快艇十六支队，东海舰队快艇六支队，南海舰队快艇十一支队等。
从此，海军鱼雷艇部队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军的主要突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第一批鱼雷快艇部队装备的是P-4级鱼雷。
这种以铝合金为艇体的快艇长19.3米，宽3.7米，吃水1米，B型艇标准排水量20.74吨，K型艇标准排水量21吨，动力为2台M—50型柴油发动机，总功率2400马力，最高航速42节，续航力400海里/13节。
武器配备为2具457毫米鱼雷发射管，鱼雷自重918千克，战斗部装150千克炸药。
B型艇装2挺双联装12.7毫米机枪，K型艇装2挺14.5毫米高射机枪。
两种快艇的其他区别是B型艇无雷达装置，只有一个方向误差很大的磁罗经，需岸上指挥所的引导；而K型艇装备了艇载雷达和方向比较准确的电罗经。
P-4级鱼雷快艇个头虽小，却在海战中屡立战功。
1950年12月26日，海军高射炮兵第一团成立。这个团以海军高射炮兵第一团第一营的番号在青岛驻防。该团第二营和第三营，分别以青岛基地文化训练队和警卫团炮兵连为基础扩编而成。
海军对空监视营于1951年1月组建于青岛，以目力观察手段掌握空情动态，这是海军雷达兵部队的前身。到1954年3月，组建了海军第一个雷达营。
与此同时，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场站保障部队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诞生
1952年9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
成立海军航空兵部。
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增添了一个新的兵种，共和国的海空雄鹰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
关于海军航空兵的建立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1952年1月8日，海军向中央军委上报了《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必须尽快组建海军航空兵领导机构和部队，以形成完整的海军作战体系。
这份报告经粟裕、聂荣臻、朱德、周恩来审批后呈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看着报告，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做出了决断，在周恩来提出的意见报告上写下了：
同意，照周批办。
4月2日，在海军航空学校校长赵汇川主持下，海军航空部就在北京正式成立。但这时只是一个机关组织，并没有军事实力。
其实早在1950年下半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就主持在青岛创建了两所海军航空学校，但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的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
不赞成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人大都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军种，可以同时担负起海空的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航空兵了。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
肖劲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专门召开临时党委会统一认识。
肖劲光说：
国外大量军事实践证明，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海权。舰艇在海上活动如果没有自己飞机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靠空军协同、支援可不可以？可以。但我们要知道，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当然，平常的训练、管理也大不一样。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
正因为国民党海军没有航空兵，所以才没有战斗力，只在江河里活动，保卫不了海防。而目前世界海军强国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多数国家，海军都是设有航空兵的。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肖劲光的观点。
于是，肖劲光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共同签署了海军司令部《关于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1952年1月8日，报告报送总参谋部、中央军委。
周恩来、毛泽东很快签署意见，批准了这一报告。
4月2日，成立了海军航空部。
6月27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成立了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一师。
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是以陆军第十师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为基础组成该师师部机关。
航空兵第一师下辖两个团：以陆军第三十师九十团机关和海军航校第一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水鱼雷轰炸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一团”；以空军第九师二十五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成驱逐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四团”。
航空兵第一师配备了苏制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4架，乌拉-2型教练机2架，乌拉-9型驱逐机19架、乌拉-9型教练机2架。
这个航空师的建立，标志着人民海军航空兵部队正式宣告诞生，为整个海空突击力量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1953年2月，我国又组建了海军航空第二、第三师。
1954年、1955年又相继组建了海军航空第四、第五、第六师，组建了水上飞机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
自此，海军航空兵已初具规模。
海军航空兵的主要任务包括：打击敌海上力量，掩护和支援己方舰艇的作战行动，保护己方海上交通线，破坏敌方海上交通线，摧毁敌方沿海机场、基地和港口，以及执行海上侦察、巡逻、反潜、预警、布扫雷、通信、导航、救护和运输等。
海航初建时期的航空装备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向苏联购买装备，第二个来源是从空军调入，第三个来源是旅顺口交接时接收的。
通过3年多的努力，到1955年底，海军航空兵已有包括侦察机、歼击机、水鱼雷轰炸机、运输机、侦察机、反潜机、各种专业飞机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师6个，各型飞机515架，装备了海军航空兵5个师。
至此，海军航空兵已组成6个航空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支海空战斗力量。
海军陆战部队的诞生
1953年4月20日，人民海军第一支海军陆战队部队海军陆战队第一团，以陆军1个步兵团和2个步兵营为基础在华东军区海军组建。
1954年12月9日，以陆战队第一团和原有的一个水陆坦克教导团为基础，抽调华东军区水兵师师部及所属水兵第二团，合编组成人民海军第一个陆战师。
至此，我国第一支海军陆战部队登上了新中国的历史舞台。
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地或配合陆军部队实施登陆作战，夺取登陆点和登陆地段，保障后续梯队登陆。此外，海军还陆续组建了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包括侦察、观察、通信、工程、航海保障、水文气象、防险救生、防化、后勤供应和装备修理等部队，其任务是支援保障海军各兵种顺利进行战斗活动。
后因任务变化，这个陆战师于1957年6月撤销，编为上海警备区守备部队。
在后来的1979年，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海军陆战部队。12月20日，人民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在海南岛组建。新组建的海军陆战队突出机动性和快速反应等特点，具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
关于海军部队的建设，其实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开始了。
1949年11月8日，华东军区海军以海军学校第五、第六大队为基础，用渡江战役后接收、征用的舰艇，在南京组建了第一、第二舰艇大队，拥有舰艇20艘。
尽管舰型不一，装备简陋，而且人员的三分之二是来自华东军区海军学校培训的学员，但这却是新中国人民的第一支海军陆战部队，也是海军的“种子”部队。
海军潜艇部队的诞生
1954年6月，中央军委颁发命令，将拟接收的从苏联购买的2艘“斯大林”型潜艇C-36号、C-49号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并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
从此，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早在1950年8月，海军建军会议郑重作出决定：新中国海军建设“以飞机、潜艇、快艇三项为重点”。由此开始，建立潜艇部队的计划便正式列入人民海军建设的日程。
潜艇是一种高度机动，隐蔽性强，具有强大攻击力的作战舰艇。在海军装备大家族中，地位举足轻重、不可替代。自17世纪初叶潜艇问世以来，世界各海军强国均倾全力研制、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大显威力。其惊人战绩令世界军事家扼腕长叹：没有潜艇就没有海军！
1950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购买潜艇及帮助培训潜艇技术人员的要求。经双方协商，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4艘潜艇，并由苏联驻旅顺海军部队帮助中国海军培训艇员和指挥、保障人员。
这一消息是鼓舞人心的。随着军委关于组建潜艇学习队命令的下达，海军党委便雷厉风行地展开工作。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亲自主持学员选调。在首次召开的学员选调会上，肖劲光激情满怀地向在座的同志讲述了有关潜艇的知识和建设潜艇部队的重大意义。
他说：“现在苏联愿意帮助我们建设潜艇部队，机会太难得了！我们一定要把人员选好，把各方面工作做好。”讲到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如需要，宁可叫几条军舰开不动、解散几个学习单位，也要满足这次选调学员的需要。”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海军部队和院校为主要方向，以全军院校和兄弟部队为补充，按照政治素质好、年纪比较轻、体质符合艇员标准的条件，很快选定了275名学员，组建了中国海军潜艇学习队。
潜艇学习队设在当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支队的老虎尾基地。作为一个特殊的单位，潜艇学习队直接归军委海军领导，教学由苏联海军提供的实习潜艇艇长马斯罗夫中校，后为格洛瓦乔夫上校具体负责。中苏双方原议定培训时间为两年，即自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来根据情况延长一年，于1954年6月结业，实际学习时间为3年。
从海军到军委直至中央领导，对潜艇学习队都十分关心。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肖华等，先后到学习队视察。肖劲光司令员有计划地到学习队听取汇报，与苏方人员一起研究训练和教学。
苏军方面对此次培训也异常重视。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孙中山海军顾问的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潘齐列夫海军上将，也亲临学习队视察，检查指导培训工作。
1954年6月中旬，潜艇学习队如期结业。
6月24日，旅顺口晴空万里，水碧天蓝，西港码头彩旗飘扬。14时，中苏潜艇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出席仪式的，苏方为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负责人及驻旅大区苏军最高指挥官斯维尔佐夫上将，苏驻大连领事馆代办克瓦列夫斯基；中方除周希汉率领的海军机关代表团、大连海校负责人外，还邀请了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等地方党政领导。
6月28日，新中国的两艘潜艇在学员们的操纵下昂首驶离旅顺港，在茫茫大海上画出了第一条航迹，劈波斩浪向筹建已毕的青岛潜艇基地驶去。
7月23日，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视察了潜艇基地，参观了新接收入列的“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潜艇。
潜艇大队大队长傅继泽请陈毅题词，陈毅略加思索，便激情如涌，当场赋诗一首：
人口六万万，立国太平洋。
面对侵略者，必须有海防。
水上多舰艇，空中能飞航。
海底深千尺，潜水亦所长。
件件皆掌握，样样是内行。
严整陆海空，捍卫我边疆。
和平可确保，建设日辉煌。
战贩如伸手，必定遭灭亡。
大哉新中国，指日富且强。
陈毅在落款署名后，又取题曰《潜艇上留题》。
在此后的一年内，又陆续接收了从苏联购买的6艘潜艇。
1955年9月，潜水艇独立大队遂改编为“潜水艇第一支队”。当年底，潜艇第一支队便参加了总参谋部在辽东半岛举行的抗登陆战役演习，并以4枚鱼雷全部命中目标的好成绩初显威力。
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
1954年10月25日，人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成立大会在青岛永安大戏院隆重举行。
青岛基地政委卢仁灿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大队”成立的命令，同时宣布任命苏军人员为驱逐舰大队大队长、刘成章为政委，苏军人员、刘成章并分别兼任“鞍山”舰舰长、政委，马俊、王刚任“抚顺”舰舰长、政委。
翌日，中苏双方在军港码头上正式举行驱逐舰交接签字和命名授旗仪式。彼得洛夫代表苏方、卢仁灿代表中方分别在交接证书上签字。时任海军参谋长的周希汉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将“列什切里内依”号驱逐舰命名为“鞍山”号，“列齐威”号驱逐舰命名为“抚顺”号。两舰舷号分别为“101”、“102”号。从即日起，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驱逐舰部队。
早在1951年，海军分3批选调了100余名优秀军事干部到苏联海军学院培训，主要学习驱逐舰、护卫舰的操纵管理和装备技术。“六四”协定签订时，这些干部多数已结业回国，成为接收驱逐舰筹备工作的骨干。
接收舰艇，舰员选调是第一个大问题。当时的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护卫舰部队，其装备的舰只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建造的护卫舰。这些军舰多数使用的是蒸汽透平机，配备100毫米或130毫米口径的主炮，与驱逐舰很接近。据此，海军党委研究决定，以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官兵为主，组成两艘驱逐舰全套接舰人员。
1954年4月，舰员选调工作全面展开。
是时，东南沿海部分岛屿尚未解放，国民党军舰不时窜入大陆沿海骚扰，作为海军主力作战部队的第六舰队，战斗值班任务异常繁重。但第六舰队党委从海军建设全局出发，坚决执行海军党委的决定。为了确保调员的质量，舰队成立了以副司令员冯尚贤为组长、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韩玉樽为副组长的选调小组，严格按照“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经过实践锻炼，思想好、业务精、身体健康”等条件，逐个筛选，层层把关。第一批抽调官兵350人。由于把关严格，入选人员素质普遍较好。舰部门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赴苏学习过的骨干，近一半的水兵经历过战斗考验。
5月1日，由第六舰队、华东海军第五舰队、淞沪基地和几个海军学校选调的官兵组成的接舰部队计500余人抵达青岛。遵照海军的电令，为保密起见，接舰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大队”。
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准备，正式接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0月13日9时，由2艘驱逐舰、2艘扫雷舰、2艘潜艇组成的舰艇编队，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海军少将彼得洛夫率领下，从海参崴启航，穿过对马海峡，徐徐驶进青岛港。自14日起，中国舰员便在苏联舰员的陪同下登上驱逐舰，航海、观通、轮机、鱼水雷等各专业，开始官对官、兵对兵的对口学习。同时，中苏双方进行码头停泊交接验收，展开试航、试炮等工作。
在接收第一批两艘驱逐舰的同时，海军即部署了接收第二批驱逐舰的准备工作。
组建第二批接舰人员时，又一次从第六舰队选调了300人。两次选调，几乎调走了当时第六舰队总人数的一半。
1955年6月28日，第二批两艘驱逐舰依约按时驶抵青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将新接收的苏联驱逐舰“列兹基”号命名为“长春”号，“列考耳特内依”号命名为“太原”号。同时任命高基隆为“长春”舰舰长、尹万卿为政委，杨健为“太原”舰舰长、陆达为政委。
至此，驱逐舰大队的舰只由2艘增至4艘，舰员也增至1000余人。
在苏联海军官兵的帮助指导下，通过短短半年多的训练，各舰官兵就初步掌握了操舰的基本技能。此后，驱逐舰大队遵循“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精神，开始遂行战备值勤任务。
在20世纪50年代，驱逐舰大队是新中国海军中最现代化的部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组建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3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登舰视察，有的还题了词。驱逐舰大队也不负众望。1955年11月，入列刚满1年的“鞍山”号、“抚顺”号，参加了在辽东半岛举行的海陆空联合大演习，充当“蓝军”主力，“机动灵活、及时准确”，圆满地完成了演习任务。
新中国驱逐舰大队的组建，给不时骚扰东南沿海的台湾蒋军和闯入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以巨大震慑，官兵们倍感骄傲和自豪。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苏联的海军已装备反舰导弹，有了导弹驱逐舰。“鞍山”号、“抚顺”号等4艘驱逐舰主要武备仍是鱼雷和火炮。鉴于此，1955年11月，中央军委颁布命令，将驱逐舰大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雷击舰第五十一大队”，及时进行了驱逐舰武备改装。
在人民海军舰艇的行列中，驱逐舰是个头最大，作战威力最强的舰种。多年来，中国驱逐舰部队在保卫祖国万里海疆，维护世界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参加各项科学试验、考察及增进国家和军队的对外友好关系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驱逐舰部队参加完成了多次远洋航行训练、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出访南亚三国及在中国南沙建立海洋观测站等任务，捍卫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建立海军后勤保障体系
1950年，中央军委电令正在湘粤、湘桂线支援两广作战的第四野战军后勤二分部调归海军建制，作为组建海军后勤部的基础。
海军后勤部成立时，由张汉丞任部长，刘义任政治委员，许培仁任副政治委员。随后，人民海军的各级后勤领导机关初步组建，后勤保障设施建设、卫生医疗保障建设等全面展开。
海军后勤的一项重大任务是组织好物资保障，使之在筹措、储备、运输、供应等环节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保证部队随时得到足够的所需物资。
海军所需物资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陆、海、空三军共同需要的通用物资；另一部分是海军需要而其他军种不需要或需要量不大的专用物资。比如，各类舰艇油料、水中兵器、舰艇配件、帆缆器材、舰艇部队特种服装和特种食品等。
建国初期，我国多数海军专用物资还不能自行生产，主要靠从苏联进口。
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两党出现政治分歧，两党关系的恶化很快就扩大到国家的关系上。随之而来的是，苏联政府以种种借口限制提供军事方面的援助。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他们决定自12天后的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
苏联单方面全部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援助中国的协定和合同，短短1个多月时间，撤走了1390名专家，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还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同时，设备材料的供应也随即停止。
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正在发展的海军建设。
面对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我国科技工作者发扬自力更生、发奋图强的探索精神，挺直着脊梁，勒紧腰带，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用中国人的智慧去解决海军所遇到的困难。
在国家有关工业部门和工厂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大部分海军专用物资器材试制成功，改变了主要依靠进口维持供应的状况。
海军专用军械装备的研制工作在50年代后期就已开始，70年代得到迅速发展。到1975年，我国自产的海军专用枪炮已有9种，水中兵器水雷、鱼雷、深水炸弹和反水雷武器等18种，弹药10种，光学仪器10种。库存量也相应增加。与1959年相比，专用火炮增长1.4倍，鱼雷增长46%，水雷增长2.4倍，深水炸弹增长10.4倍，炮弹增长5倍，导弹增长45倍。
海军工程建设也是海军后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海军建设中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战场建设的重要内容，海军工程建设与整个海军发展规划和设防部署密切相关。
建国初，海军工程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修复原有设施，以便为陆续组建的海军部队提供必要的保障。
1952年，在战争年代长期领导我军后勤工作的周恩来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了海军后勤保障体系的战略构想：
探索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
联勤就是在统一领导下，按统一的制度和标准，诸军种间组织部分或全部的后勤保障，以节约保障资源，提高保障效益。
周恩来战略构想的确立，具有重大的意义。拉近了我军后勤保障理论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历史证明，在战争年代依靠传统海军和简单后勤战胜了诸军兵种合成的、实施联勤保障的国民党军队之后，我军并没有拘泥取得的成就，开始随着时代的发展开始适应军队及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1955年1月，一江山岛登陆战役的胜利，就是周恩来联勤构想的第一次实践，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尽管这次战役规模并不大，但却在战时联勤保障上走开了路子，积累了经验。摸索了三军统供的经验，促进了对联勤问题的研究，成为联勤理论产生、形成的土壤和条件。
战后对后勤工作总结和人们对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研究的情况表明，这次联合保障，初步探讨了组织联勤的几条带普遍性的规律：一是联勤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指挥机构；二是实行联勤统供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宜统则统，不宜统则分；三是联勤在战时能形成战斗力和保障力，在平时能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实行联勤平时战时都是必要的。此后，我军联勤理论破土而出，从而拉开了我军50年联勤改革的序幕。
1955年到1965年，以周恩来“探索统供联勤之路，实行三军联勤体制”的战略构想为指导，我军在辽宁省旅大地区，组织了第一次联勤保障体制改革试点。首先由旅大警备区对陆军部队进行统一供应，然后扩大到三军油料联供，汽车船艇划区修理，驻岛海、空军通用物资统一保障和三军部队油料联供等问题。
我军50年的联勤改革，在经历艰苦探索和几起几落的曲折历程之后，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从传统后勤到大联勤的历史性跨越。
随着后勤体系的建全和联勤战略的实施，给战时海军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供应和技术保障，使得这支年轻的队伍茁壮成长并立下了汗马功劳。
通信兵首次完成潜艇联络
1965年11月，海军党委第三届二次全体会议在进行中。29日上午，会议一开始，肖劲光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经过20多天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证明，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大功率超长波发射台建造成功了！
大家情不自禁地使劲鼓起掌来。超长波发射台对海军舰艇部队，特别是潜艇部队来说，太重要了！
舰艇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远离祖国海岸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无线电短波、中波、长波，都无力穿透海水，把信息传给潜艇。只有超长电磁波传播距离远、能量消耗少，能够穿透深深的海水，使指挥机关与潜艇联系畅通无阻，实现远距离作战指挥。正是基于此，肖劲光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现今条件下，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就没有真正的海军。所以，从第一支潜艇部队组建开始，肖劲光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建设，并于1955年前后建起了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
随着舰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1957年秋，肖劲光在党委会上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问题。在经过讨论，确定纳入计划后，肖劲光又对台址选择提出了遵循原则：
不要离城市太远，也不要太近，不要占用大量农田。
1958年1月6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发给肖劲光大将一份函件。写道：“为了苏联海军和中国海军设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长波台更加就序，和提高双方利用这些电台的效率，苏联海军首长认为，最好组织两国海军对设在海参崴、青岛、宁波等地之TAPAH超长波电台的共同使用……”，同时附有“协议草案”。
很显然，苏联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将中国已有的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讯网络中，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的指挥。
接着，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又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
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6月12日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中国愿意自建，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
彭德怀的信，没有引起苏联政府足够的注意。6月28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6人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首长给彭德怀的信和协议草案，其内容与彭信的观点相差甚远。
草案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70％，即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即土建。并且毫不含糊地规定，超长波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台建成后，主要由苏联管理、使用。
听了肖劲光和国防部的汇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
经过国防部、海军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7月21日，彭德怀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超长波电台的原则立场。
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坚定。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仍然不甘心。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秘密访华，抵达北京。
会谈中虽然例行地讨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但双方都清楚，真正的议题是关于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问题。这次会谈是不愉快、无成果的。
赫鲁晓夫晚年的回忆录中曾半含半露地记述了这次会谈：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海军潜艇保持联络……结果，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慨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至于无线电台的事，最终也是毫无结果。中国人背弃了协议，没有建立无线电台。
赫鲁晓夫这里的话不全是实话，而所谓“共同建设”只是一句空话、假话。
不过这次谈判并非“最终毫无结果”，而是于8月3日，由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问题的协定”，即“八三协定”。
同年11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超长波台建设正式启动了。
1960年春天，人民群众的生活已相当困难，工农业生产也受到了影响。然而，超长波台建设除外，全台的总体构想和框图设计在紧张地进行，发信机零部件等材料开始陆续进口，土建施工已破土动工，钢材、木料、水泥等各种建筑材料，火车连着汽车，源源不断地送上高原，运入工地……相关单位，各个环节，一派追日赶月、热火朝天的局面。
但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突然逆转。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单方撕毁同中国签订的600多个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同年8月，来华协助建设超长波台的苏联专家组奉命回国。
通讯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土建工程刚刚开始，许多关键性的设备待从苏联进口……事到如今，怎么办？就此下马还是接着干？建委一时难下决断。
肖劲光会同周希汉进行了认真研究。肖劲光说，“事已至此，下一步怎么办，你们拿出意见。当下首先要准备一下，向主管国防工程的罗瑞卿同志做一次汇报。我的意见，争取自己干，行不行？你们研究。最后由罗瑞卿同志定夺。”
几天后，罗瑞卿接见了建委全体成员。罗瑞卿拍板支持建委的意见：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继续干下去。
按照“八三协定”，整套设备由苏联提供。中苏关系破裂后，没到的，停止了供货。已到的，也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无法使用。另有一部分，组织人到发达国家购买，有些重要设备，国外也买不到。
肖劲光将这些情况如实向周恩来做了汇报。一向处事练达、不为情感所囿的周恩来也气得脸色铁青。
周恩来当即指示：“请邮电局、广播事业局、三机部等单位协助海军攻克难关，组织国内力量研制配套所需设备器材。”
国务院各部委所属工厂接受任务后，都集中技术骨干夜以继日地研制，提前把设备送到施工现场。
有几种设备，技术知识含量很高，研制非常困难，而需要量却很少，对工厂来说，明显是“亏本买卖”。相关工厂接到任务，毫不犹豫地立即停下原定产品生产，抽出最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给予无私地援助。
施工高潮时，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承担着繁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海军官兵们，吃不饱饭，每餐只能定量供应两个玉米窝头或黑面馒头，一碗青菜汤。不少人身体浮肿。但大家没有一人叫苦。
按照苏方计划，安装一座铁塔需一两个月，而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不到10天就完成了。
经过4年多的艰苦拼搏，1965年9月顺利竣工，完成整机调试。1965年国庆节后，超长波台全体建设者和海军官兵们，迎来了一个企盼已久的日子：超长波台进行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
数千里之外，海军潜艇已抵达预定海域，下潜、上浮、破浪前进……参试的海司通信部技师陈万余与艇员们一起热切等待这个难忘时刻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联络时间到了！
“超长波台在呼叫！超长波台在呼叫！”通信兵一边激动地喊着，一边摘下耳机递给身边的通信技师陈万余。
陈万余马上感到电键声声，清脆有力。
一次成功！狭小的舱室里充满了掌声、欢笑声。
11月28日，新中国第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投入使用。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潜艇真正姓“潜”，完全可以昂首挺胸、乘风破浪畅游大海远洋，带着祖国的嘱托，从浅蓝走向深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