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创办东亚科孝史图书馆

随着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及生物化学方面的研究屡出硕果，他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50 年后，他先后担任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里昂大学、巴黎法兰西学院、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和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会员。1968 年在巴黎第 12 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获得萨顿奖章，1966 年—1976 年任基兹学院院长，以后又担任名誉院长。1974 年被选为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会长。1976 年起任东西科学技术史图书馆馆长。

在李约瑟的工作室里，每一部书和每一篇论文都立有一张卡片，还有人名和术语卡片，后者为了使《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人名和术语做到统一。还有一套卡片李约瑟称为“影子卡片”，他经常翻阅它们，有时补充新资料，有时作出修改，甚至加以取消。这些卡片在书出版时又可发挥作用，只要把它们稍加整理，就可以收在参考书目和索引两部份内。李约瑟或他的助手每次翻阅图书时，必定将有关的资料记在纸上，写明书名、页数，并尽可能将中文译成英文，然后分类收入文件夹，和同类其它文件的资料放在一起，学报的抽印本又另外分类放进箱子。

李约瑟有过人的记忆力，他知道每一本书和每一件资料的存放处。偶尔他会为着找不到一件资料而发脾气，这时鲁桂珍就说：“约瑟心情不好。”同时她也会帮他找。李约瑟解释说，他的生气是为了自己的记忆力不好或者他所采用的系统出了问题。李约瑟写文章或讲演必定先把要点写在纸上，然后用一条条线将各个要点串连起来。由于李约瑟喜欢坐火车，鲁桂珍就说这是李约瑟的“火车轨道”。李约瑟善于把一大堆不同的资料串成为一篇有条理的文章，他称这个方法为“编织法”。这也符合他写作的特点，他写文章又快又好。鲁桂珍说，李约瑟文思敏捷，又富文采。他在实验室做研究工作时，为了获得新资料，往往要等一段时期，这使他感到不耐烦；而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却使他十分开心。他写文章先用打字机打出草稿，修改后再交打字员打成定稿，有时他直接用录音机，一面看搜集来的资料，一面口述，这样作成的文章有时竟十分完美，都不需要修饰，就送到出版社去发表了。有人曾试着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大学建立同样的研

究系统，由于财力、人力、环境（包括国家、大学及个人的环境）等因素，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一部类似《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需要一个宠大的资料室和高效率的系统来配合。李约瑟已被他自己的系统所控制，他不能带着这个系统到处跑，离开这个系统，他就不能继续撰写他的巨著或有关中国科技史的文章。1972 年，澳洲国立大学请他去逗留数月，希望他答应在堪培拉从事研究，结果他不得不婉言拒绝，无疑是怕自己如游鱼离开湖海，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境地吧！他哪里知道大学方面不但要请他去作研究，而且还有人建议他在研究期间，授予他一个荣誉博士学位呢！也许，当事人早已将内情告诉他，但仍没有引起他的兴趣。

李约瑟写文章的时候，必先选择一张最大的长桌子，将常用的书和参考资料放置在桌上。他工作时翻书检图，十分忙碌，不一会儿桌子上的书和资料就弄得乱七八糟了。写作期间，他自己从不收抬桌子，更不让别人替他收拾，以免弄乱他的书籍和文件，待他的文章大告成功后，才将桌子加以整理，把所有书籍资料和物件放回原处。在这一点上，他的作风和现代行政、商业管理人员有些不同，很多高级管理人员的桌子是一尘不染的，更不让太多文件堆在桌子上，免得影响自己的工作效率和声誉。但李约瑟有很强的记忆力，

他翻阅参考书时，脑中就有了印象，知道每本用过的书的位置，如将桌子收拾一番，找起来反而浪费时间。

每次李约瑟完成自己认为精彩的一篇文章，他就在午餐和下午茶时很高兴地念给李大斐听，他说他找到了一小块蓝色的土。李大斐在她的研究上如有新的发现，也照样念给李约瑟听。两人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欣赏。李约瑟在打字机前工作时，总是全神贯注，从不让别人打扰他，免得扰

乱他的思路。甚至连他自己的上司、生物化学系主任杨格教授找他时，也同样对待，累他站着等了好几分钟。杨格教授并非平凡之辈，他也是皇家学会会士，而且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幸亏他秉性温善，又能了解李约瑟的性格，以后总是预先约好时间才和李约瑟见面，难怪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的导言中这样说：“我很高兴向我的（理）学院和学系同事致谢意，在此可以代表他们的是皇家学会会士杨格教授，我感谢他们对我表现的永恒不变的同情和谅解，没有他们的同情和谅解，这项工作是不能进行的。”

李约瑟的合作者是采用别的方式协助他写他的巨著的，或替他搜集资料，或与他进行讨论，或替他撰写初稿，或在剑桥与他一起工作，或在别处各自行动，依各人的条件而有所不同。最理想的当然是撰写每一篇稿都能和合作者在一起，但这并不是每一次都可以做到的。合作者有不同的个性，有些执拗，难以容人。幸亏李约瑟处理有方，合作者又都尊重他，一切事情可以说进行的颇为顺利。

李约瑟将其父亲遗下的一幢楼房捐出，作为图书馆，收藏他所拥有的一切有关科学史的资料。1968 年，剑桥成立了一个信托会，建立起一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李约瑟遂将其收藏的书和那幢楼房移交给这个信托会。

后来，李约瑟的藏书越来越多，他捐出的楼房只可作藏书之用，而没有地方让学者工作了。李约瑟在基兹学院任院长时，院长宿舍尚有充裕的房间， 1976 年任满后，剑桥大学出版社先替信托会在出版社附近租了一座预制件房屋，供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使用，1978 年又买了一座比较宽敞的房屋，租给信托会。它就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现址。李约瑟担任义务主任，鲁桂珍是义务第二主任。这里也是李约瑟从事研究工作的地方，这座灰色的三层砖楼虽然看起来有点古老，但环境优雅，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第一室（即主任室）为公用，内藏综合性工具书、书目、资料和图书卡片。第八室为非洲、美国、考古学等资料研究室。为了有助于了解该馆藏书范围，所有图书资料都由李约瑟亲自标出其所在藏书室和排架位置。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是一个专供专家们使用的研究图书馆。藏书是按李约瑟拟定的、便于使用的独特方法分类排架的。藏书有中文和日文的古代线装书、写本、平精装书刊，以及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和拉丁文等西方书刊，写本和稿本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外文籍的缩微胶卷、照片、负片和幻灯片等。藏书范围相当广泛而齐全，基本可以满足从事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需要。

第五室（即藏刊抽印本的研究室）内容最为精彩。这是世界各国学者亲笔签名赠送给李约瑟的有关中国科学文化的论文抽印本，近 2 万件。每件按其类别装在大纸盒内。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不同时期各国学者用不同文字发表在各种刊物中的有关中国科学史的大量原始论文。这是其他图书馆内很难看到的特殊收藏品。

图书馆每年都有来自亚洲、欧洲各国的学者来这里作短期的客座研究。从来客留名薄中可以看到，该馆每年接待数以百计的各国来访者，其中包括我国科学界人士。

每个工作室和楼道都是挂中国书画，多半是李约瑟的友人赠送给他的；其中有郭沫若写的行草条幅，王星拱博士的小篆，还有著名书画家齐白石、徐悲鸿和吴作人等人的艺术作品原件。室内装饰充满中国气氛。中国人在这里感到特别亲切。

馆长李约瑟除从事写作、照顾馆务外，每周要答复大量国内外来信，接待来访者，工作是紧张的。实践证明，人少，只要效率高照样可以多办事，而且作得井井有条。

1976 年，有人提出一项和剑桥大学新成立的罗宾逊学院建立关系的建议，打算在学院内建造一座建筑物，作为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永久馆址。以下是信托会的基金会关于这项计划的说明：“李约瑟博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士，英国学术院院士，曾任基兹学院院长，自 1942 年以后的几十年来，广为收藏中国和西方的文献资料，这就是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发端。收藏这些文献资料，主要是为了编撰有关中国文化区的科技、医学和科学思想史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李约瑟开创的，并一直持续至今；他的合作者有20 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罗宾逊学院院士鲁桂珍博士。他们所写的这部巨著，

自 1954 年起，陆续由剑桥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书名叫《中国科学技术史》，

出齐后预计将分 7 卷，共约 20 余册，大部分已经出版，其余的正在不同的积极准备阶段中。这项工作的一个总的效果是，它出乎意料地揭示出在漫长的年代里，东西方各族人民为获得对人类藉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可靠而全面的认识所共同经过的历程。”

“但在这段时间内，人们也感到有必要把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永久保存下来。《中国科学技术史》完成之后，这个图书馆作为一个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对许多学者的用处，不会因此而终了。这部巨著，虽然卷帙浩繁，实际上只采用了所搜集到的资料中极少的一部分；图书馆中的中文典籍，事实上大部分没有触及。在西方，类似这样的书库还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北京中国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有各欧亚文种，尤其是中文和日文的书籍、刊物、小册子和手写本；此外，还有大量的图片和档案，如笔记、照片、地图、微型胶卷等，对今后这个领域内的研究工作特别有用。必须指出，这个图书馆收藏图书以精选为原则，它主要是为研究科学史的学者服务；需要参考这个领域以外的文献，必须求诸于国立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的非专门性的收藏书。”

“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和日文书籍达 6000 种。如果把专题文章也包括在内，比这个数字还要更大得多。但这类文章，因为篇幅小，往往同单行本放在一起。他们包括小册子、册页、复印本等。分装在 500 个文件匣，

共计 25000 种，所订期刊共 50 种，装成合订本的达 3000 本。在各类图书刊物中都有一些珍贵的资料；必须强调，今天即使经费不受限制，并得到中国当局和学者的慷慨帮助，也不可能再搜集到这么多图书了。所以这些图书都已分类，大量的书目资料存放在文件柜，按《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科分类编排。馆内也有微型胶卷的阅读和复制设备，但这些藏书不得借出馆外，即使是合作者也不例外。”

“除了馆内所有图书的中英文目录外，还应该提一下其他有价值的资

料。《中国科学技术史》已出版各卷和其后部分卷册的参考文献，不论它们属于哪种文字，都可以很快地在参考卡片上查到。我们希望，这些参考文献将综合起来，附在该书的最后一册，这会给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此外，还有记载在参考卡片上的人物资料，收录了中国历史上科技和医学方面共 4 万人的小传。同时，另有数千计的卡片，记录并解释了中国古代文献中所使用的专门名词。”

1978 年 1 月 15 日，一块约合半英亩的土地已正式转让。建筑物包括一个主楼和两个侧翼，有回廊相通，造型简朴，是参照东亚的标准建筑物设计的。

一所学院附设一个专业性的图书馆，是不乏先例的，例如丘吉尔学院就有一个丘吉尔档案馆。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而论，其研究对象在大学任何一个主要科系之外，既非东方人文学，又非西方科学史。虽然学院以往附设的专业性图书馆因为使用效率低，也很少为人所知，终于纳入大学或科系图书馆的体制中，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将成为研究和著述活动中心，它突出地增加了学院建筑物的多样性，像磁石一样吸引来自亚洲的那些关心该地区现代化的访问者；同时它又是一个日益重要的研究项目的学府，这对于与它有联系的学院，也增加了光彩。

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是世界上三个重要的中国科技史资料中心之一，其他两个是北京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它们各有特点，彼此间亦可以取长补短。李约瑟在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不朽著作之外，又创办这座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并为筹馆而到处奔波，以一位年逾 8 旬的高龄老人来说，可谓用心良苦。到 1983 年，李约瑟已在剑桥大

学图书馆附近的赫谢尔路和西尔威斯特路转角处购置了一块地，出价 10 万英镑，由英国人士捐出。图书馆蓝图已经绘制，剑桥市政局正在考虑是否批准此项计划。建筑费用约为 100 万英镑，但募得款项只有 40 万英镑。其中，25 万英镑来自克劳齐基金会、可口可乐公司、日本学术振兴会和新加坡李氏基金会。他自己的著作版权费等，则作为图书馆的一切日常费用。

后来，李约瑟从香港直往美国，希望能够筹措一笔建筑经费。1983 年，剑桥成立了“李约瑟研究所”作为今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和研究亚洲科学史的机构，由李约瑟任义务所长，鲁桂珍任义务副所长。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附属于这个研究所，由图书馆主任负责管理。

李约瑟这位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大师，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于 1996 年初去世。他曾经对自己进行这样的剖析表白。他说：“一生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自然会引起对同是学者和科学家的其他人们作比较，衡量自己的才能。我一直深切感觉到，在纯粹智性的洞察力方面，我总是及不上好些我引以为荣的朋友。”

“我始终寻求的是某个领域有一个角落，我能悄悄地在那里进行研究，没有太多同伙的干扰，也没有多大的竞争；或许那就是‘独创性’的真谛—

—化学胚胎学就是那样的一个领域，中国科学史又是一个。搭建桥梁仅是同一回事的某个方面而已，因为对河流两岸都熟悉的人并不怎么多，而在这少数熟悉的人之中，又不是每人都有非干不可的紧迫感。若说某一因素最是有助于我能这样工作，我看那是我占了同时惯于见林又见树的便宜；换言之，就是对错综复杂的细节着了迷，准备追根究底找出其最细微的真相。”

李约瑟先生就是以这种“搭桥”的精神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为东西方

文化“搭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中国人民的挚友，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