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生的转折点

1937 年可以说是李约瑟一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有三名中国学生来到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们是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他们给李

约瑟以极大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鲁桂珍。他们使李约瑟获得了寻求已久的思想解放，即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绝对价值中解放出来，认识到世界上存在着其他同样微妙复杂、同样迷人、同样值得探讨研究的思想体系和社会生活。李约瑟对中国的悠久灿烂的传统历史文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首先对中国汉字产生兴趣。中国语言的方块结构、一字一义、蕴义深刻，与他熟练掌握的英文、法文截然不同。于是他开始学习中文。他把一本中文词典当作天下第一奇书，认真而又极感兴趣地阅读。他从某部汉英字典中抄录了每一个汉字，这是一种艰难的学习。几乎所有学习中文的外国人都感到吃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中文本身结构复杂，难以掌握，一方面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底蕴的差别。但李约瑟不畏艰难，饶有兴趣地练习学习每一个汉字。他的这些中国学生此时成了帮他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老师。当时剑桥汉语教授捷克学者古斯塔夫·哈隆看到李约瑟年近 40 岁，决心要学汉语，认为一定得有一种特殊的教学方法，才能速成，于是结合自己的译文《管子》给李约瑟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字。

李约瑟自己也发明了几种学汉语的方法，一种是把各韵母分开，按四声横排，再把声母依次竖排，编成一张张原字表；一种是把所有的字归为竖、撇、捺、方框四类，另附一其他类，编成小字典。另外，他还按英语字母顺序，收集各种语法结构，仔细研究汉语有关词的词性。这样学习的结果，终于使他在 1942 年到达中国时，在昆明一下飞机就能够直接同中国人会话，使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总领事也感到惊奇。

李约瑟后来记述这些中国青年研究人员的到来给他的影响时说：“他们施给我两个主要影响——第一，他们鼓励我学习他们的语文；第二，他们提出问题来，为什么现代科学独独发生于欧洲。关于语言的事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颇有些欧洲人被眩目难解所击倒，正如圣保罗走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感觉到的那样，要不惜任何代价用这等奇异的形意符号来学会这种语言， 至于精神智力，我看到，越和这些年青科学家接近了解，越明确认识到他们的智慧能量与我并驾齐驱。这就使问题显得尖锐突出了。为什么现代科学， 伽利略时代‘这个新的实验的哲学’与早期的皇家学会，只发生于欧洲文明而不产生于中国或印度？好多年后，我学到了好些有关这类事情以后，我才认识到在第一个问题后面隐蔽着第二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文明对自然界的探究远比欧洲的更有效果，而且利用自然知识谋求人类福利也更有影响。时间在科学革命前 14 个世纪左右以前，而寻得其所以致此之故。”

李约瑟常说：“天下自有对本国文明之外，对另一种文明‘一见倾心’ 的事”，并相信，这总会有好结果的，因为人类在走向团结一致的过程中， 最需要相互尊重和了解。但这种心理状态是无法强使产生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一旦形成，则语言的隔阂就不成其为障碍，而自然领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