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救国运动的旗手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三省后，1932 年 3 月，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州国”，实际上是日本的殖民地。此后，日军又进一步在华北挑起事端。1933 年占领热河省，随后控制冀东，威胁平津。5 月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在协定中，腐败到极点的国民党政府默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占领的合法性，同时把华北的大门向豺狼打开。1935 年日本又借口中国方面破坏协定，向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等无理要求，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就在眼前。当政的国民党政府、仍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并于 7 月又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何梅协定》。国民党的妥协退让非但没有使日军有所收敛，反而助长其侵略野心。日本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使华北危机达到到极点。北平的大中学校学生大声疾呼“华北之大已经要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紧要关头，1935 年 7、8 月间，中国共产党中央于 8 月 1 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 月中共中央

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1 月 28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 1935 年 12 月 9 日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此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注视着时局变化，寻找救国的方法。特别是在看到中共八·一宣言后，使他们从中获得启示看到希望。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沈钧儒和其他几个救国会成员立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支持学生行动。为扩张影响，沈钧儒又倡导展开签名运动。于是上海各界人士纷纷签字。为收集签名沈钧儒不辞辛苦地奔波。有一天，沈接到一名妇女电话。约他在一个餐厅见面，商谈签字的事。而这里宣言并未正式发表，沈钧儒的活动也是秘密的，在这时白色恐怖非常严重，会不会是敌人设下的陷阱呢？大家为沈的安全捏着把汗。而他早将个人安危置于脑后，准时赴约。当从这位妇女手中得到满是签名的油印宣言时，沈钧儒被群众的热情所感动。而这位妇女也被沈钧儒这么一位老者，社会著名人士，敢于冒如此大危险，仍在干革命的精神深深打动，并从此在沈钧儒的指引下，投入救国运动。

1935 年 12 月 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沈钧儒、

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 300 人。由于沈钧儒善于团结人，又能很好处理各种矛盾，及高尚的爱国热情，被大家推为主席。在此前面，上海各界纷纷成立救国会。有史良、陈波儿、沈兹九发起成立的上海妇女界救会国。沈钧儒、周新民等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及上海职业救国会等等，而文化界救国会是上海救国运动的领导核心。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1936 年上海各界民众在“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上一致通过建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 年 6 月 1 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主席。沈钧儒由于长期从事救国运动，有着丰富的

斗争经验，光明磊落，品德高尚，是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他自然就成为救国运动的领袖。此后沈钧儒领导救国会及各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

1936 年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在沈钧儒的倡导和组织下召开了有 800 人参加的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大家公推沈钧儒、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十九人为主席团，沈钧儒为执行主席。散会后，与会 800 人排成队在沈钧儒率领下，步行到庙行镇祭祀一·二八无名英雄墓。会上会下沈钧儒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游行开始时，当他从主席台向下跃时，不慎跌了一跤，旁边的人赶忙上前搀扶，而他早已站起走到队前了。从会场到无名墓大约有四五十里路，而沈钧儒这时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可他在游行中一直走在队伍最前列，精神饱满步伐稳健，使当时的年青人都大受鼓舞。 5 月 30 日救国会又组织各界民众召开大会热烈纪念“五卅”，目的是进

一步激发起全国人民的强烈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群情激奋，参加者达 60000 人。作为会议主席的沈钧儒做了

《今年纪念五卅运动意义和救国联合阵线重要性》的报告，讲话时时被群众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所打断。会后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道带领群众前往江湾公祭“五卅烈士墓”。他们四人一排，手拉着手、一路上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继续五卅反帝精神！”等口号。在此之后，上海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中人们都能从队伍前面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胸前飘洒长胡子的老人，那就是沈钧儒。

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救国。1936 年 10 月 19 日伟大的文学家、爱国主义战士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便出面主持鲁迅的悼念活动，于是委托救国会主持。鲁迅的丧事在沈钧儒的主持下进行。上海各界人士成千上万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前来吊唁。葬礼那天参加者有五六千人，沈钧儒、蔡元培、宋庆龄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一路上群众唱着挽歌，同时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走狗”、“民族解放斗争万岁”口号。在万国公墓下葬仪式上，沈钧儒在墓前怀着沉痛心情致悼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精神，也就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优良的传统。”有沈钧儒亲笔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素轴覆盖在鲁迅灵柩上。缓缓下入墓坑。鲁迅的葬礼实际上成为救国会成立以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此外救国会还领导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这许许多多的活动使救国会犹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战旗，把各界抗日救国力量聚集起来，而沈钩儒则是名副其实的旗手。在救国会里沈钧儒几乎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常常是夜里十二点才回家。沈夫人早已去世，子女不住身边，由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所以过得很充实，并不感到孤独。在救亡工作中沈钧儒结识了许多青年朋友。年青人的热情使他生活得更有活力，而沈钧儒又成为年青人的领路人、恩师，给予他们最大帮助的人。救国运动初期，内地青年来到上海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刚到上海很多人没有地方住，吃饭没有钱，沈钧儒向他们伸出援助的手，为他们吃住奔走安排，竭尽全力，为抗日救国运动充实了队伍。1936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派陆璀前往出席。可是“学联”很穷，一时拿不出一笔旅费，出国成了问题。沈钧儒得知此事后，马上从自己律师收入中拿出 400 元钱送

给“学联”。沈钧儒此时生活并不富裕。但为了救亡运动，他毫不吝啬。很多年以后，当陆璀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她说：“中国的全国学联第一次派出它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她的出国路费就是从沈老那儿来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在大会上讲了话，使中国学生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到了世界青年的耳朵里，并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中国的进步学生运动就和世界青年的进步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就有着沈老的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的确，在救亡运动中沈钧儒的贡献是卓越的，是救亡的先锋。爱国主义者陶行知曾写下一组诗，歌颂沈钧儒爱国主义的精神。诗题名《留别沈钧儒先生》，原诗如下：

一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头；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忘记了自己的头，要爱护别人的头。唯一念头，

大家出头。二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战士的领头。冒着敌人的炮火，

冲洗四十年的冤仇。拼命争取，

民族自由。三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大众的领头，他为百姓努力，劳苦功高像老牛。

谁害老头，大众报仇四

老头，老头！他是少年的领头。老年常与少年游。老年没有少年愁。

虽是老头，不像老头。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沈钧儒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曾对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时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刚刚结束，人数不到万人。蒋介石及很多人都

认为“剿共”必胜，在这种形势下他对共产党寄于如此大的希望，可见他的远见。基于这种认识他领导的救国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密切联系。国共第二次合作前，由于国民党的剿共政策，共产党的上层组织被破坏，于是许多共产党人参加到救国会中继续战斗。沈钧儒知道他们的共产党身份，仍与之密切合作，而共产党人也深深敬仰爱戴这位爱国的老人，并给予他真诚的支持。1936 年 7 月 15 日沈钧儒和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一文，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投降卖国政策。这个文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特地给四人答复信，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的这封信被印成油印本，在救国会内部流传。在救亡运动中沈钧儒与共产党靠得更紧密了。